日期：1958-1-4 作者：(陈沂)
(陈沂)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期间，在工作、思想、品质、作风等方面都表现了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总政首长对此曾不断地给以批评教育，但他不检讨、不改正，有时表面作些检讨，但检讨之后依然如故。一九五三年总政根据军委指示检查文化部工作，一九五六年底又对他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铺张浪费等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他对此均采取了恶劣的抗拒态度。一九五七年春季，军委决定文化部并入宣传部，他对此十分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一九五七年五月初，他和社会上右派利用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样，在天津师范学院和总后第四预备学校放火(后者有录音)，在讲话中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攻击中央军委及解放军各总部。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抓住马寒冰自杀事件，挑拨是非，攻击总政领导。在整风中，他对一切批评过他的人进行打击，并企图将这些人说成右派；而对右派或有严重右派言行但未冒犯过他的人，则一律加以支持保护并设法为之开脱。陈沂的这些表现，总政领导和机关干部早有察觉，在整风中，有不少干部对他提出批评。因此，机关党委根据机关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提议和总政首长的指示，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批判教育。会议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起，先后举行过二十五次，在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七十七人，揭发了大量的材料，证实陈沂有如下的罪恶活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八两日，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讲话中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他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他歪曲毛主席在浙江省委的讲话，他说：“毛主席讲……反革命只有十万分之一，浙江省二千三百万人中只有二百三十个反革命，其中还有些是地主坏分子受管制的”。他说：“今天什么家庭出身的都不成问题，因为他都改造了么，他爸爸过去是资本家，现在也是自由劳动的人嘛!”他又说：“今天同志们也好，外边人也好，他对我们没有说非反对共产党不可。……他对你没有什么杀父之仇，为什么非反对你不可呢?”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对待这些善良的百姓，还是采取专政的办法，那就是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办法，……那就是自挖坟墓。”
他诬蔑我们党过去对人民实行专政，并竭力说明党中央、毛主席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被迫的，她号召人们以暴风雨的方式争取对人民的民主。他说：“阶级敌人打倒之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剩下的问题就是人民自己之间的问题，我们还是要专政，对人民实行专政，采取压服的办法，……还是采取蒋介石的办法，那就是说我们也为我们挖坟墓。”他说毛主席、党中央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摆在党的面前，很重要的问题，不这样办就不行了”。“问题不解决，就会发生斯大林的悲剧，就会发生象匈牙利这样的事变！”他很惋惜地说：“根据毛主席自己讲，他提得晚了一些。这事情本来就应该比现在早一点提出来，但是提晚了一点”。他又说：“现在提出来也很好，再不提这个问题就多了。”他说问题所以严重，是党内绝大多数人现在还不愿这样做。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讲我们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同人民现在是隔了一道墙”。“这个墙如果不拆开，关系就搞不好”。“我们现在整风就是为了拆这个墙”!如何推倒这个墙呢？他说“不要强调和风细雨。”他认为强调和风细雨“那就是不让人家来”，他说“和风细雨中间总要打打雷吧!总要有几个闪电吧!那有一来就是和风细雨，没有这个事情!”“谁喜欢暴风雨，那就来吧!”“你就敞开门放就是!你爱怎么进就怎么进，窗子都打开，你们……随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不准附加任何条件!”他说“搞民主就要带点强迫，你说一点强迫没有，他民主不下来!”
关于匈牙利事件，他作了与党完全相反的分析。他认为匈牙(87)利事件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内部反革命长期阴谋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他说：“如果那时匈牙利人民已经在街上示威的时候，如果那时匈牙利的党看到这个问题只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采取措施，也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工人的口号就是这样的，‘示威生产两不误’，证明他还是要搞生产……就是因为那时党的领导还是采取压服的办法，所以激起群众的义愤，这时反革命在利用，当然也就发生了匈牙利的问题。”他的论点同纳吉等同出一辙。
他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号召要改朝换代。他说“我们国家社会制度有很多还要研究，这也是要鸣的。”他说：“匈牙利事件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夭亡。”他又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好的，而上层建筑太坏了，就要改朝换代，不然，为什么同是封建主义经济基础，而换了那么多朝代呢？”他留恋私有财产制度，仇视农业合作化，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军人的命运是悲惨的，他说：“咱们这些当兵的，解甲归田，无田可归，告老还乡，无乡可还……。他回了家以后，成了高级合作社，他啥也没有，房子没有他的，什么也没有他的，……这就是矛盾。”
他诬蔑社会主义民主，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并提出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他说“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因为也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我们的民主生活锻炼也是差一些。当然资本主义是那一套，可是他有些，也值得我们来学的，你比方说他互相可以骂么，比如在这里开会，我对你有意见，我就不同意，我就可以站起来质问你，我就可以写文章公开批评你，这也是一个培养哩!我们就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常常是讲人家，我们总是正确，我们就是领导人家的！”他主张无条件的言论自由，他说：“知识分子揭穿了，他就要求言论自由……他不要求别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满足他，但是你不让他说，……就会发生对立!”
他公开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视为这是个人积极性的来源，认为谁批评个人主义谁就是教条主义，就应该加以反对。他说我们党和军队总是强调为人民服务，为部队服务；但“对人家的特点，根本不考虑，尤其对人家的前途不考虑。”他说：“他现在当医助，当卫生员，当护士，当司药，难道他能当一辈子？他是要想到我将来会当个医生，甚至会当个大医生。他当然要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有什么错呢？”“人没有理想怎么活呢？”他说：“老实说，那个没有点个人打算呢？……说一点个人打算都没有，那是骗人的，是不老实。”
根据会议上的揭发，陈沂在总政文化部工作期间，反党反领导的错误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一九五七年则更有了恶性的发展。
他看不起领导，一贯地破坏领导威信，他认为领导上不懂文艺，不关心文艺，不爱护文艺干部。他在文艺干部中广为散布：“彭总只爱看斩马谡，根本不懂新文艺！”“彭总说，文化工作少搞点，亡不了国!”借以煽动文艺干部对军委的不满。他十分蔑视总政的几位主任，他经常说：“主任不懂文艺特性”，“主任不懂装懂!”“你不懂就放手让别人干嘛!”为破坏几位主任的威信，他不惜制造谣言，把主任们描写得十分无知。他骂谭主任“主观、片面、狭隘，从不重视文艺工作。”骂傅副主任“老糊涂了”，骂肖副主任“胆小怕事，他懂得什么文艺？”骂甘副主任是“山沟里出来的，无知!我连尿也不尿他！”他对中央宣传部、国家体委的一些负责同志也是看不起的，他说周扬同志“摇摇摆摆，对贯彻中央的文艺方针不坚定!”骂蔡树潘同志是“恶霸”荣高棠同志是“流氓”等等。
他骄傲自大，个人突出，争名夺利，玩弄权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和党的领导直接对抗不能相容的地步。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门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只能向党向上级要支持，要人要钱，不准党和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总政几次检查文化部的工作，他都采取抗拒的态度。他经常对自己的部属讲：“对上只有抗、顶才能解决问题!”总政领导上说文工团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一剧用款近两万元，有浪费，他不但不作检查，反而奖他们一千元。总政领导上说文化部工作中有缺点，他就布置文化部各处把成绩都摆出来给领导上看看，趁机大作宣传。总政领导上说他决定解放军代表队不参加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是个严重的错误，他就说“虽有缺点，但体委也不对！”总政领导上说用人要经过组织手续，不要随便从外部吸收人，要照顾下面的困难，不要随便从下面调人借人；但他可以不经组织批准，就自行任命文工团十几个校官的职务，从社会上招收人，并经常从下面调人，调不到就借，而且往往有借无还。总政领导上说经费开支要遵守制度，但他却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就随便批条子、乱花钱，一而再、再而三。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很不尊重我驻外使节的领导，他对我驻苏使馆关于不唱“斯大林颂”及不以“东方红”作礼仪性首唱歌曲的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他自己想延长在捷克的时间，不经国内及我驻捷使馆的同意，即向捷方提出要延长在捷时间，而向我使馆报告时，则又说是捷国防部长提出的要求……。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上级和党组织的。
他为打击领导威信，抬高自己，总是标榜自己如何关心大家，他常常对下级这样讲：“你们大家好好干，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顶着，为了你们，我已向主任不知作过多少检讨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我能办得了的就给你们办，我办不了的就给你们往上转，我上边还有主任啊！那我就决定不了啦！”为了拉拢群众，他对下面提出的要求，不论合理与否，都随便许愿；但当领导上不批准时，他就把责任推到领导身上，表示他是关心下面，就是领导上不关心。他特别强调文艺的特殊性，认为各级政治机关的负责人不懂文艺，领导不好，因此就强调部门领(90)有人要！”“部队文化工作的路是越走越窄了，部队文化工作算是叫谭主任踢蹬光了!”“有些成就的人都要离开部队了，今后部队还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我们一走，文化干部就散了。”他在散布了这一些散伙情绪之后，便积极进行分裂活动，具体地安排从部队中拉一批人随他到地方上去。他不经总政同意，便派陈亚丁、鲁勒、马寒冰三人去中央文化部谈关于部队文艺干部的安置问题。对文化部的一些主要干部，他分别对象，用有拉有打的办法，鼓励他们离开部队。他对陈其通同志说：“你是搞戏的，可以到戏剧学院去么”当陈其通同志表示愿留部队工作时，则又讽刺地说：“人家当然不走啦!宣传部副部长么!主任喜欢长征干部么!”他对李伟同志说：“你可以到音乐学院去当剧院长。”当李表示不愿离开部队时，他就对人说：“李伟他是不愿丢军衔的，军队薪金高，他是很计较这些的!”他一再鼓励董小吾同志到地方上去，并表示董可以到实验话剧院当副院长，当董到总政话剧团工作后他就对董说：“到话剧团当副团长？小吾啊！你真窝囊！”他造谣说：“总政在安排干部时，已决定把陈亚丁调出来转业”，“谭主任对陈亚丁印象不好，”借以煽动陈亚丁同志离开部队。当陈决心留军队工作时，他就说“陈亚丁骄傲了”此外，他还对不少的人进行过这类活动。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部队文艺工作拆垮!以证明军队离开他，文艺工作就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证明军队领导上有问题，他一离开，所有文艺干部都团结不住了。这个时期，陈沂为了说明他是“吃得开”的干部，曾到处吹嘘自己，说中央及军委先后为他安排过十多个重要职位。一是上海市委书记分工管文教，并说“我看比夏公(夏衍)可能管得好些！”二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他说：“人家都说我陈沂有火力，去后，象中央歌舞团等，不多久就可以整好!”又说：“到中央文化部当副部长，我可不当刘芝明那样的副部长!”三是中央对外文化联络部副部长(或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说：“周总理已同意，韦明同志已经打电话(92)通知我了!”四是空军副政委，他说：“我不想干，没意思！”五是炮兵副政委，他说：“主要是考虑我和邱创成的摆法问题。”六是军事科学研究部政委；七是解放军报的总编，并把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战士、解放军三十年编辑部都带过去；八是把总政所有报刊合并成为出版部，他当部长；九是总政宣传部长；十是贵州省省长、他说：“你看滑稽不？叫我当贵州省长，一定是周林搞的鬼!”
在宣文合并前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陈沂除自己进行反党活动外，还拉拢一部分人帮他反党。据宁干、陈亚丁两同志揭发，在当时的文化部存在着一个以陈沂为首的小圈子，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积极维护陈沂，到处为他说好话，替他隐瞒错误，甚至支持他的反党活动。这个小圈子的核心是陈沂、马寒冰、鲁勒等。他们讲朋友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汇集并散布流言蜚语，维护陈沂，谩骂领导。有人说这个小圈子很象个“裴多斐俱乐部”。
1957年5月8日他在天津总后第四预备学校的讲话，除系统地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外，还集中力量攻击了军委和解放军各总部。这是他反党反领导又一次集中的表现。
他诬蔑军队不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他说：“我们军队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不放手、不敢、怕!……就是怕提反对意见。”因此，他号召大家“要求争、要求鸣。”
他诬蔑我们军队已经完全脱离了群众。他说：“我们军队进城以后，……知识分子不来往，农民不来往，工人不来往，作生意的人更不来往，要来往就是搞点东西。这个东西就很危险啊!这是脱离群众!”
他诬蔑我们军队毫无民主气息。他说：“这些年来强调正规化，强调军官、士兵、将军、校官、尉官，强调这些东西，强调‘奉命来到’，这样确实把我们的关系弄得相当疏远。有时候是假的。”又说：“本来我们部队官兵关系是最亲密的，现在弄得是有点格格不入。”又说：“尤其是我们军队，又是首长制，命令，前一时期还在强调‘单一首长制’，就叫作‘首长是神圣不可侵犯’!这当然就没有法子容易听人家反面的话了!”
他诬蔑我军到处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已统治一切。他说：“我们关在营房里边训练，关在学校里学习……这样关起门来搞的结果，同人民不接触，同国家社会不接触，那我们只有搞教条主义，除了教条主义还搞什么!”就连批评个人主义、批判富农、富裕中农思想他也称之为教条主义。
他用尽心机，不惜制造谣言来丑化军委及各总部的领导。在他的描绘下，军委及各总部的官僚主义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造谣说：1957年军委确定所有尉官不发衣服，甚至连战士、班长都不发；只是遭到全军反对才又发了；1957年规定尉官都不晋级，1956年是行不行都往上提，1957年就一律不动；1957年规定所有复员军人都要处理完，就给海空军造成了麻烦……等。他在制造了这一系列的谣言之后，就给军委和各总部加了许多罪名，他用责备的口气说：“这不是自找矛盾？本来这些事情就不合理，你非要这样主观主义的规定！”“这矛盾不是制造和更大吗？”“都不对头么!”“你们安排这些事情就是太随便了一点!”“还了得!”“你不考虑得周到一点，一下子硬往下推，下边真受不了!”“我们军队象这类事情简直相当多哩！这怎么不会有矛盾呢？”为什么军队会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呢？陈沂的回答是：“这是彭总讲的，首先是军委嘛，军委有责任，军委要考虑这些问题，领导机关有责任，所有这些都是要经过批准的么!”
1957年6月底陈沂又利用马寒冰自杀事件进行了一次大的反党反领导活动。
从会议上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来看，马寒冰是一个政治品质、思想作风很不好的人，和陈沂气味相投，所以陈对马十分器重，使马一身兼三职。马的许多错误他是知道的，但都包庇下来，并且怂恿他。马对党内斗争的看法也和陈一样，认为党内斗争就是个人恩怨，就是宗派斗争。例如：1955年马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看法，就认为是宗派打击。因之当总政决定马不带青年艺术团出国留下整风时，马即认为党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黑暗势力要想把他整倒，对党极度不满，因而走上了叛党自杀的道路。马在自杀之夜，曾在陈沂家中说了许多对总政领导不满的话，当时陈沂对他不但不予教育批评，反而火上加油，和马寒冰、鲁勒共同发泄对总政领导的不满。根据鲁勒、李伟同志揭发，陈沂当时没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所有的话都是攻击总政领导，目的是为了抵抗总政的决定，争取改变这一决定。如，他曾说：给马提意见的人是小人，是人身攻击，是报复；秘书处印发材料是破坏人家的名誉；主任们主观，偏听偏信，……等。马自杀后，他就利用当时文化部一些同志因不了解情况所产生的一些不满情绪，在文化部掀起一个反领导的风浪。他在马寒冰的尸体面前宣誓似地说：“我要控告!”他向许多人讲：“总政首长偏听偏信是官僚主义逼死人!”还说什么“总政首长到该接受些教训的时候了”他赞扬马寒冰是“诗人气质”，并说：“士可杀不可辱”“老马早就说过，不定什么时候来他个尸谏，”将叛党者比为屈原，把领导比为暴君楚怀王。当总政召开干部会讨论马寒冰自杀问题时，他曾暗中对人说：“这是谭主任心虚，想把事情压下去!”会议上很多人发言说马的自杀是叛党、叛变革命，他就说：“这真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而对于个别在会议上因马的自杀公开攻击总政领导的人，则倍加赞扬；当会议上有人批评陈沂是别有用心时，他暴跳如雷，扬言：“再这样，矛盾的性质就要变了!”陈沂上述这些话不仅向军内外的一些干部讲了，而且也向马寒冰的妻子张玉兰讲了，并造谣说：“告马寒冰的韩淮是右派”，使她在痛苦之余，又加上对总政首长的不满，要向军委、中央和周总理告状。
陈沂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后的第一次鸣放时期，企图把斗争锋芒引向总政领导，他曾说：“我们的教条主义算什么!”我们又决定不了问题，主任那一关打不通，鸣放半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次鸣放如再冲不动官僚主义，部队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希望了！？当解放军报社召集文工团干部开座谈会时，他很兴奋。在会议上有不少人对总政、军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法进行了攻击，他兴高采烈地对别人说：“看主任怎么处理！”并向原他的秘书张仲彬等同志说，你们可以写信给毛主席，请主席用几分钟的时间听一下这个录音，那怕几段重要的也好!他的“文艺杂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主席批评了他，但他不检讨，反而写文章把责任推向总政领导上去，此文肖副主任未让发表，他对此不满，认为一到主任那里就批评不得了。解放军文艺社召开座谈会，会上对他的文艺思想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批评，他暴跳如雷，说“我这个部长还没有撤职！”说座谈会是“缺席审判”，并到编辑部大吵大闹。当会议纪要发表后，他就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总政宣传部、解放军文艺社、人民日报社提出质问。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曾以“冬今”的化名写了一篇“胡可的疙瘩可以解开了”的文章，在“解放军文艺”七月号上发表，假借第三者的身分来抬高自己，讨好胡可，打击领导；并动员宁干同志按照他这篇文章的方向来写文章，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总政领导上去。当别人发觉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以后，他便打电话骂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说编辑泄露了他的底是违背了编辑人员的道德。
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他对向党进攻的人表示同情、支持，并为之开脱。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右派分子写了一篇．“狂人日记”，最露骨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沂在该院讲话时，非但不加批评，反而称赞它，说写这篇文章的人有才，应该支持；认为学院批评这个人是大惊小怪，是教条主义。该学院的右派分子要办同人报，他表示同意，并要学院拿几千块钱给以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底，他在锦州对三个文工团讲话，挑动文工团员不满。当时文工团员李国权说：“亲爱的陈部长，你是伟大的太阳，我们是在太阳底下把冤伸！”他听了这些话洋洋自得，加以默认。他自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曾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十几篇反右派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是表白自己是左派，二是借反右派之名，将触犯过他的人一律按右派打。最明显的是他曾散布谣言说“魏巍有问题”，“杜烽、胡可同徐光耀是小集团”，“虞棘肃反中有问题”，“韩淮是右派”等，并经常督促别人去整这些人。但他对有严重右派言行的人，只要没有触犯过他的，则予以同情，并帮助他们开脱，认为这些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于个人恩怨打击报复。说“文化部的一些人所以有了问题，还不是宣传部为整我们召开了那么多座谈会才冒出来的！”并曾感叹地说：“唉！都成了右派了！”当文工团里、胡果刚、史行的反党言行受到批判时，他就说这是由于陈其通同志的打击报复。他给丁里打电话说：“丁里！你在家里干什么？无事改改你的剧本吧！你的错误就是不积极嘛！”和胡果刚本人及其他一些人讲“胡果刚反陈其通就反陈其通嘛！为什么老谈领导领导的！”他又说“史行是忠心耿耿的”。宣传部的黎明创作室的白桦错误严重，但他偏说：“黎明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老按着他斗呢？”并阻止白桦回云南整风。
陈沂经常对他亲近的人讲：“你们年轻，在党内生活的时间短，不懂得党内斗争是怎么回事，这一套我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党内生活是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人事关系，党内斗争就是个人恩怨。因此，他就很注意机巧权术。他惯于制造言，挑拨是非，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并用一切办法给反对他的人以报复打击。
他惯于造谣说谎。他经常向别人讲，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这个元帅、那个元帅曾对他说过什么，指示过什么，借以证明他自己正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支持他。因中央、军委首长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他以传播的话，下边也无法核对，自然信以为真，但事实证明很多是他在造谣。例如许多人批评他提出的部队文工团以歌舞为主的方针不妥当时，他就造谣说：“罗主任说了，以歌舞为主的方针是正确的”，又如，总政几次部务会议决定，罗主任当时也指示他将京剧团交地方，但他拒不执行，反而造谣说：“罗主任是不同意京剧团交地方的!”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他向国内请示要求将外国发的零用钱汇回国内解决个人困难，总政及外交部复电不同意，他就带来一个说谎的电报，说“剩余的款项留交了使馆”，但实际上将大批的钱分光并汇到国内来了。他为了攻击某一个领导人，他什么谣言都可以制造。例如他说：“我和谭主任在东北时期就有争论，我是拥护正确路线的！”肖副主任因他下令解放军代表队拒不出席全国奥林匹克选拔赛，在体委会议上严格地批评了他，他就造谣说：“肖主任冷酷无情，临走时连个车也不让搭！”傅副主任因他在“同志间”剧本演出问题上表现了两面三刀的态度，批评了他，他就对李伟同志说：“傅主任对你非常不满意，你为什么在邀主任上台祝贺演员时，不让他第一个上台呢？人家可注意这些哩!”
他惯于挑拨离间，播弄是非，制造矛盾，利用矛盾。例如他经常给他的下级讲：“我是关心你们的，能办都办了。但我上面还有主任啊！”一九五三年军委决定由甘副主任检查文化部的工作，他就趁机造谣挑拨肖、甘两位副主任的关系。他对主持检查的刘其人同志讲：“老刘呵!肖主任对这次检查很不满意，他给我说，叫他们检查去，反正杀不了头!”他对其他一些同志讲：“什么检查文化部工作，还不是甘主任为了整肖主任，是我陈沂替他挨了!”当检查结束，肖副主任在会议上批评了他的骄傲自大、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之后，他在会后对许多人讲：“你们不了解，肖主任批评我们还不是为了给甘主任下台阶!”他为了挑拨傅副主任与其他几个主任的关系，他对人甚至在会议上说：“傅主任很博学，也关心文化工作，就是说话不顶事?”“他批了的东西也不算数，秘书处还得拿到别的主任那里批！”他为了攻击谭主任，就散布说“谭主任把总政老部长都排挤走了，都提了他的一些人!老部长们对此都很有意见!”他对不少人说“谭主任周围有一批小人，专门找别人的缺点，你们可小心呵！”内蒙军区文工团编制三十人，本系根据文化部的意见确定的，后来内蒙军区要求将三十人扩编为六十人，他不经总政同意就私自答应了，也从未向领导上报告过。但当内蒙请示总政，总政不批准，内蒙军区有个干部给罗主任来信表示不满时，他就在信上批上这样挑拨性的字句送给罗主任，“这个问题不是一般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我多次提出，但领导上总不考虑，我觉得象这样的事，不让你知道也不好。”他对彭总不满，就在文工团军衔问题上进行挑动。他对文工团讲话说：“不知怎么文工团的军衔就没有了，这事连彭部长都不知道，我曾把这事反映给彭部长，彭部长说‘为什么文工团没有军衔，这是谁下的命令？’我说还不是你国防部长下的命令？”他对他的下级也是如此，总是两面态度，逢甲说乙，逢乙说甲，造谣挑拨。例如：丁毅同志由中南调来总政时，他就对陈其通同志说：“丁毅在中南不知说了你多少坏话!他得了斯大林奖金后骄傲了!”“但他搞歌剧，谭主任是喜欢的！”而对丁毅同志则又说：“陈其通这个人难搞，我介绍你去当歌舞团长，他不要!”，“你斗陈其通是斗不过的”，“你搞你的，让他搞他的吧!”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善于伪装自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是一套，实际又是一套，对上是一套，对下又一套。他在一些文艺论文和讲话中，表面是讲要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强调战斗性、群众性；但实际上却到处鼓励与支持文艺干部的一些错误思想，鼓励他们当名作家、名演员，鼓励文工团专业提高，忽视普及工作，重技术，轻政治，并认为如果不让文工团搞专业提高就是误人子弟。他在表面上是强调文艺要写正面人物歌颂新英雄人物的，但却又鼓励“解放军战士”的编辑们多写讽刺小品，扩大批评和讽刺的范围，去批评和讽刺军官。他表面写文章提倡民族形式，但对文工团研究民间歌舞则不支持。他敌我不分，包庇反革命，私人安插了那么多政治上不清楚的亲属在部队工作，但却在肃反时一篇又一篇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不行的!”“带枪的人应该学会怎样对待不带枪的反革命”，并且号召大家以大义灭亲的精神来正确对待自己反革命的亲属。写了文章还不算，还要再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整风中，他到处煽风点火，与右派一起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发表反右派的文章，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左派。他犯了错误，在抵赖不过时就作假检讨；但检讨一过，则又故态复萌。他经常在检讨过向别人讲：“反正我就是那一套，叫什么时候检讨，我就检讨，到什么时候你们不听了，我就不说了！”他为了攻击别人，表彰自己，常常用化名写文章。为避免别人识破他的笔迹竟叫自己的小女孩为他抄稿，易地投邮。
他善于钻领导上的空子。他的手法是：凡是他的直接领导上级总政主任不同意办的事情，他就到更高的上级去钻，钻成了，就以此炫耀自己如何能干。凡是这个主任不同意的，他就到那个主任那里去钻，但绝不谈前一位主任的意见，如果第二个主任同意了，他就马上办，说主任已经同意了。如果第二位主任也同意，他就到第三位主任那里去钻，也绝不谈以前两位主在的意见。如果第三位主任同意了，他就办，说是主任已经同意了。他把干部看成是若干不同的宗派，经常讲某某人是那里来的，是那个老总的，谁喜欢他……等。当总政检查他的工作或他遇到什么批评，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就把真象有意隐蔽起来，到处向高级首长进行活动。企图钻领导上的空子。一九五三年军委检查文化部工作时，他曾先后动员过董小吾找贺总，丁里找聂总，李伟找罗主任，陈其通找周总理为他说好话。至于动员一些文艺干部给军委、中央写信支持他陈沂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他对干部是拉拉扯拉，吹吹拍拍极不正派的。平时对干部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要人就给，要钱就批，干部犯了错误，他为了袒护，想成名帮助成名，想出国帮助出国，因之有若干的人受他蒙蔽。他强调朋友关系，讲感情义气，提倡“士为知己者死”。在他领导下的文化部，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谩骂领导是合法的；但这只能对其他部门对总政领导，而对他则是绝对批评不得的，对他的错误则更不能揭发，谁要是冒犯了他，他就可以抓住把柄加以打击报复。如董小吾在男女关系上有错误，平时他都知道，但不追究不处理，因当时董竭力维护他；但当董随文工团出国，向主任写信揭发了他在国外的一些缺点错误后，他就不顾总政“待回国后再处理董的错误”的指示，急忙在国外组织对董的斗争，并声称董是反党反领导，是小高饶，力主开除董的党籍。
他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对公家的钱是“挥金如土”的，借以笼络干部收买人心。如八一队比赛得胜，他不是从政治上鼓励他们警惕他们不要骄傲，而是常常以大批的物质给以奖励。文工团员教蕴瑜患病住协和医院时，他就专门为教另雇两个特别护士，每人每日工资12元；共用去特别护士费1123元，据协和医院谈，除美国石油大王的儿子住院时雇过特别护土外，还不记得中国人有这样办过的。自一九五二年“三反”之后，他不经总政领导同意，或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在供应处业务经费中先后批用了五十余万元，其中有很多是不应该用的。他的文章往往一稿几投，同时拿稿费，就连由别人代笔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稿费也据为已有。有时他的文章在报上刚刚登出，他就打电话要稿费。前面提到过的他出的一本“把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的书，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在一些会议上的报告。这些报告大部分是文化部的一些同志起草后经过他修改，讲过后又由其他人整理的。这些文章先在八一杂志、文化工作手册和解放军文艺上登了，拿一次、两份稿费，然后再汇集成册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拿版税，并用公家的钱印二万余份向部队分发。文化部长审稿本是自己分内的工作，但他一九五七年审阅了解放军画报社的十一份图片即收审稿费二百四十元。他公私不分，将公家的收音机、照象机据为己有，不仅一个，而是若干个，不仅自己用，而且当作私人礼物送人，甚至将两个汽车轮胎、一架美式军用收音机也想法出卖变钱。一九五四年他带文工团出国，在他的主张下，违犯国家规定，浮报冒领了国内零用补助费五万余元，并将不该分给个人的一些演出收入也分了。他出国一趟夫妇二人除在国外买了电气冰箱、家庭洗衣机、吸尘器、小孩车、衣料等以外，回国后还落得现金三千九百元。
除上述四个问题外，会议上还对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陈沂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在整风中态度却极不老实。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整风，当他的问题开始在文工团及机关党代表大会上被揭发，肖副主任通知他参加机关整风后，他就进行了一连串的非组织活动，他找了许多原文化部的人谈话，在谈话中，使用了不少威胁、拉拢、挑拨、离间的手法。他用威胁的口吻和别人说：“反对我的可多半是右派啊!”在整风会议进行过程中，陈沂的态度也极为恶劣。开始时对别人的发言听不进，有时发脾气。十二月七日他作了检讨发言，他虽承认自己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对重要事实却不敢正视，或推卸责任。特别是一些大大是大非的问题，他都说成小是小非，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他说他在天津两个学校的讲话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虽然有些地方不够妥当，但这只是由于他讲话时不注意，是“信口开河”、“祸从口出”。
根据以上事实，机关党委一致认为陈沂是一个极端的屡教不改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分子，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抱有强烈的个人名利野心，因而他就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当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他获取名利的工具。他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抗拒党为他的领导和监督，打击任何妨碍着他的名利发展的人。所以，一九五七年，当军委决定将文化部并入宣传部，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进攻的时期，他就很自然地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反党、反领导、反社会主义，变成为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
为了教育干部，肃清他在部队文艺干部中所散布的毒素，和他在社会上的恶劣影响；为了巩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机关党委决定将陈沂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此决定已经总政治部、军委、中央批准)
原载《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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