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16 作者：(曾彦修)
(曾彦修)曾彦修，现年38岁，家庭出身钱庄高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至四八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工作。一九四九至五四年在南方日报、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作领导工作。一九五四年调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曾彦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即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配合社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因而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异己分子面目。
曾彦修身为当时人民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曾及时听到上级党委有关指示和传达报告，知道党中央对于整风运动的方针；但是他不去努力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却利用自己的领导身份，不顾上级党委的批评和建议，仍然让四月中旬本社动员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件时，由他倡议成立的一个成份复杂的(其中，除曾本人外，还有四个人后来都是右派分子)学委会来领导整风，使整风领导小组一度实际上陷于完全被动地位，失却党的领导作用；他又支持右派分子篡夺黑板报的领导权，使黑板报一度成为右派分子进攻党的重要工具。正当社内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曾彦修接二连三的在座谈会和党支部会议上，发表诬蔑党的谬论，并且散布悲观失败情绪。他诬蔑共产党为“把持政权”的宗派集团；他声言不但人民出版社党支部，就是全党都已经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入城七、八年已有类似国民党的迹象”，党与群众的距离已是“十万八千里”，他居然说许多人“对共产党已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共产党员已变成“依靠党的政权”吃饭的“特权人物”，曾彦修的反党谬论集中表现在六月二日对右派分子盘据下的黑板报发表的“答记者问”上。这篇恶毒的反党谬论，等于给社内右派分子打响战鼓，掀起了右派“端党内宗派”的反党高潮。在这个反党高潮当中，虽然与曾彦修的企图相违背，党的队伍并没有因此涣散，党员的斗志也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但是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曾彦修的这些谬论曾经使相当数量的群众暂时迷失了政治方向，有些甚至陷入右派思想中。
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完全清楚中央和文化部对出版工作是有方针、有领导的。但是在整风前夜(三月、四月)和整风中(五月)的一系列会议和座谈会上(例如宣传会议、人民日报座谈会、文化部的座谈会)，曾彦修却大肆攻击党和政府在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以前对出版工作既“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曾彦修同时恶毒诬蔑苏联出版机构和制度都是一套“落后的”“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他居然咒骂我们学习苏联的结果“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妨碍“思想自由”和“科学发展”。他把社会主义出版计划化攻击为“大一统”，建议“砍掉出版局”，提倡各出版社分别去找“后台老板”，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由此可见，曾彦修所追求的是一套资本主义的出版方针。
在整风运动中，曾彦修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他的反党的出版路线。例如他五月十七日在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办公会议上就提出聘请有潘光旦、费孝通、钱端升、李景汉这些右派分子参加的编委会领导人民出版社的政治书籍的选题和出版；曾彦修这一反党行动由于其他同志的反对而没有得逞。
曾彦修在政治上具有十分强烈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右派反党言行的思想基础。这次反右派斗争所揭露出来的材料，以及曾彦修本人在运动中陆续向组织交代的事实，证明曾彦修的修正主义思想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这些反动的思想只是在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国际修正主义风暴的诱导才逐渐暴露，而到了整风运动才突出地爆发。
曾彦修所攻击的(以及他自己交代，虽然未曾突行攻击，而心中已在怀疑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把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一律诬蔑为“教条主义小册子”；他反对把人定为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说这是“宗派主义的作法”；他衡量出版事业有没有成绩是从出版了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来作标准的；他公开反对哲学要从党性讲起；他怀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经(23)济危机的理论，以及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学说；他错误地理解我们党提出的学术上“百家争鸣”政策，首先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且认为政策也可以争鸣。曾彦修的修正主义思想，已经逐渐形成有系统的一套，集中表现在他在整风运动前夜所写的“教给人们聪明的科学”这部读书笔记(因为反右派斗争已展开，没有出版)中。
曾彦修一年多以来所写的一部分杂文，十分明白地表露出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例如他所写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这篇杂文，就流露出否定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情调，他用“满城多空屋，来客宿街头”的“诗”句来恶毒地歪曲现实。他写的一篇“便宴及其他”十分强烈地表现他对党的领导，对监察机关、工会、审干等机关和措施的反感。
从他在运动中交代的思想看来，他是不同意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正如我们党八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有些人从右的方面离开了党的总路线，曾彦修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太猛烈了”，使农民的“积极性”降低了；他认为工业化“太快了”，因而对农民照顾少了。他甚至认为党中央这样做“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强烈地反对苏联，站在右派的立场来找苏联的缺点和错误。在他心目中，苏联的内政外交彷彿都一无是处，特别是苏联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他还是对苏联心怀不满。他对斯大林所采取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和我们党中央的看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的这种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特别是对肃反扩大化的深恶痛绝，在一年多以来的编辑工作中是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影响的，而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修正主义。因此他自己交代，他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没有信心，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对革命和共产党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的必然表现。
所以曾彦修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是偶然的，这有着阶级的和历史的根源。曾彦修虽然很年轻就参加革命，很早就加入共产党，但是入党以后一直没有彻底抛弃他原来的剥削阶级立场。他是带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加入共产党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和党当时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他入党以后不但没有跟自己的反动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而且让它日益发展，形成了有系统的一套修正主义思想。可以说，曾彦修入党十九年，思想的主流却是和党背道而行的。
曾彦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后，和党的关系就“若即若离”，如他自己所说的“象油花浮在水面上”一样；他入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成名和兴趣，因此，入党不久即对党的生活厌弃。一直到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期，还是不大愿意过党的组织生活，连交党费也成了负担，对上级党组织的劝告和批评也往往是抱着抗拒态度的。
在历史上大转折的时期，即在关键时期，以修正主义这种资产阶级观点为主流的曾彦修，就发生了问题，这是丝毫不奇怪的，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前后，解放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联合进攻，处境十分艰苦，曾彦修在这样的关头就站不稳了，他在晋西北写过反党的杂文“殉葬”，诬蔑革命烈士，又写过信夸大解放区的个别缺点，诬蔑根据地没有革命味道；当时曾彦修曾强调团结中农和利用富农生产力，而不强调贫雇农路线。党在当时着重的批评教育了他，因此，他才没有公开发展这些十分错误的思想，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这些思想。
到了全国解放后，当阶级斗争激烈化起来，作为南方日报社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曾彦修对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是抱着不同看法的，总觉得“人杀得多”了，会引起社会震动；对当时党要建立宣传网和在报纸上加强宣传马列主义问题也是抱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的。他不是坚决的贯彻党的方针决议，而是多方设法取消实现这些方针决议的具体措施。
难怪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党提出“百家争鸣”口号以后。曾彦修就认为有机可乘了，以为他的修正主义毒药可以拿出来大行其道了。到了整风前后，他也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立即由动摇怀疑转到猖狂向党进攻。
十九年来每到紧要关头，曾彦修原封不动的反动立场和思想就暴露出来了。党不断地跟他进行斗争，三番几次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教育，但是他的思想主流并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与日俱增地站到与党相敌对的立场，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这样，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丑恶面目，就完全赤裸裸地暴露。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大会在讨论了运动中所揭发的曾彦修的全部反党言行后，一致认为曾彦修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为了粉碎资产阶级右派从党内向党进攻，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曾彦修出党。
中共人民出版社支部相信：我们全体同志必能从曾彦修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取得深刻的教训，应该认识修正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并且跟它作不疲倦的斗争；必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提高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忠诚地为实现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曾彦修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党员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它清楚地证明，必须在生产劳动和实际斗争中将自己加以彻底的锻炼，才能够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正战士。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通过
来源：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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