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21 作者：张雨林
张雨林编者按：张雨林在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后，又交代了肮脏思想和堕落过程，这是好的。但是还很不够，必须深刻地挖掘，尖锐地批判，才能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我完全接受反右派专刊对我所用的标题和所加的按语。决心抛弃躲躲闪闪的外衣，把思想深处最反动、最肮脏的东西挖出来，把它放在阳光底下。
我是个伪装老实实际大不老实的人，原来是个不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一条浓重的个人主义的黑线贯穿着我的堕落过程。我向党向人民交代。
我为个人的历史问题背了包袱，因为个人主义严重，包袱很重。它使我思想上离开党，它是我得不到改造终于掉进右派泥坑的重要原因。
我有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情节并不很重，但由于对党不忠诚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却作为沉重的包袱背起来了。思想上许多肮脏、消沉、阴暗的东西是由此而来的。我详细交代我背包袱的过程。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我交代了自己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事。党没有处分我，反而对我主动交代的态度加以鼓励。这时，我是愉快的。但渐渐地我把它看成阻碍我“向上爬”的根子，思想就生“病”了。四七年后，我参加热辽地委的土地会议，会中有人提出：怎么来历不清的人也提拔了，结果半途让我回去了，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个人出发，思想就生了“病”。但这时病还不重，影响不多，更严重地是我个人主义很狭窄，非常“小心眼”。我没参加五一年的審干，自己却经常回溯自己的历史，而当发现某些问题感到回去交代不详细时，又不找党谈，只想在以后写自传来“偷偷摸摸”地补上，有的又找理由“原谅”。这样一来，思想就经常沉甸甸地，包袱就重了。这是由个人主义发展到对党不忠诚。是我“不可告人”的心事。
我在四三年参加过一个已经失去关系的地下党支部，四七年初步审查我这段历史时组织上曾怀疑介绍我参加的许崇信是不是“红旗”(伪装进步的特务)，我知道这是严重的问题，我想：如果真是那样，我的问题简直就无法弄清了。四九年夏天，我在汉口时和黄华同志一起住，黄说起当时在汉口的万迁同志曾是我读书的那个学校的地下党员，我立刻托黄去问万迁是否认识许崇信，黄没问，我就不敢去问，(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问出如真是“红旗”如何得了，也没有向党报告。(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后来万迁也在湖南，我在一次写材料时才写进去的)我思想上认为不是“红旗”，但无法证明。这包袱在肃反开始时的编委会上说过，直到肃反中找到了许崇信这个人时才丢掉了。
历史是过去的既成事实，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什么“委曲”不“委曲”的。但是，我从个人主义出发，感到“委曲”；我想：我参加国民党是经过介绍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地下党的许崇信同意的，许又找不见，不知何时(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以为它妨碍了自己“往上爬”，因此感到这多“冤”。这个思想我也不向党谈，好像自己思想上没有什么问题。
五一年以后，我渐渐背上新的包袱：自己觉悟渐渐(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高，开始感到自己过去在一些民主运动中有过软弱(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理和语言。这些，自己痛苦，但又不向党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而是为自己找“理由”去谅解它。有的也是在以(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材料中补交进去的，一件事常常要想好久，我五一年在十五区工作时，就为这类问题想过不少时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我也不向党谈。
五四年，又背了个包袱。这年在长沙县写比较详细(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传，边写边想，写到自己十三年前在国民党军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读书一段时，忽然记起一个教官曾经说过：军医(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学生应为国民党的话，很吃惊。十三年来确无此(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但又极不放心，又不找党谈，心里反复想，这(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自传中含糊地说：有个教官讲过学生应为国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人这一类话。但是在这以后仍然反复想，直接记(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找很多记忆中的旁证去分析，越想是越觉得清(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但又不敢十分肯定，怕万一想错了。直到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特别是自己写检查时还用不少时间想(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个问题。
我在这方面是有了“心病”，也许别人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而我迟迟不能解决。关键在于不老实，不向党敞开思想。这些东西严重地妨碍了我和党的关系，我很少向党谈思想情况。事情我想不是太大的事，但我把它包得紧紧的，不对党说，自己心神不安，就成为对党不忠诚的大事了。我心理上，思想上在这个问题上和党远离了。
这种思想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消沉。表面是积极的，内心是消沉的。五四年我在长沙县工作时，听小广播说要提拔我，我是要地位的，因此很重视，但后来又听说因为历史无结论而未提。选举县委委员时，地委曾考虑是否介绍县委委员的历史情况，就我所知，当时县委候选人中历史有问题没有做结论的只我一个人，地委决定不介绍，但当选举之后有位代表却因此而向中央(或省委)告状，说是选举不民主。我心里想：如果要介绍历史情况，我的结论未做以前恐怕连县委委员也当不上了，何时能搞清做结论呢？自己感到毫无把握。后来省委派刘正同志到长沙县当副书记，我心里有波动，想着他入党比我迟，又没在下边搞过实际负责的工作，能当副书记，而我就不能！自己以为就是因为历史做不了结论。这时，我工作表面上是积极的，而以内是消沉的，和刘正同志工作和个人关系上都没出什么问题，但心里忌妒；这时我看了全部红楼梦，是在这种消沉情绪下看的，看到有一首词，原句记不清了，我心里按照这首词的样子自做了一首，描绘当时十分阴暗、满怀消沉、“自叹命苦”的心情，我说：“反对革命，我本无缘(指历史上)；情节复杂，卿何薄命！”我最近三、二年来爱看古小说，在新湖南报时也爱看香港大公报上的连环画，都和我这种消沉、腐化的思想有关。
自己对历史问题背包袱，不责备自己对党不老实，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却反而怪有关的人事部门没有及时审查，有意见。
我就是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回到报社来的。
思想离开党，就非常自然地容易参加邓、苏反党集团，接受邓、苏领导。这是一回事。
我从长沙县回到报社时思想情况是很坏的。我虽然搞过几年报纸，可是心里并不愿意做报纸工作。和报纸工作比较起来，自己还愿意做农村工作些。组织上调我回报社时，长沙县委书记王三明、刘正等同志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动员”我提意见，我没有提，表面上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心里是感到在党委工作没有前途，情绪消沉，想回报社“好好读两年书”；在报社地位看来比在县委高些，报社生活安定，家又在报社，舒适些，这些都对我有吸引力；此外，当时我以为像我这样有点历史问题没有结论的人，在党委机关特别是党委委员中就很突出，如果在报社，按有些“编委”来算，就还算是较好的了。怀着这样卑劣的个人目的回到报社来，当时为右派把持的报社的气氛，邓、苏等人的腐朽透顶的思想，编委间互相吹捧、包庇的空气等，我就决不讨厌而是很喜欢接受、很容易合流了。
回报社不久就听说要以副总编辑的名义送傅白芦去学习；第一个印象是感到奇怪，为什么傅白芦那样的人还能提得这样快？可是一转念：傅白芦都能提，我在这里就不会遇到像在长沙县委那样的事了。我在农民报曾比较强调干部的政治质量，可是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因为自己有污秽肮脏的东西，提傅白芦反而成了我所喜欢的事情。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对傅白芦还那能有厌恶的心情呢？对苏辛涛，我老早就以为他“有点理论”，听说报社业务在官健平同志来以前实际上是他负责，就感到他“能干”，“进步快”；对柏原，我老早就欣赏他“有思想”，有“独立思考”，就是欣赏他对党委“独立”的反党的思想能力。对蔡克诚，原来本感到他疯狂，敬而远之，是从共同反党之后才接近起来的。
在办报问题上，我相信邓、苏而不相信省委。我相信苏辛涛这样的人是办报专家，认为“省委不了解报纸特点”。我这个人的特点是不直截了当，说话不直接了当，思想也不直接了当，特别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不敢尖锐明确地提出来，怕提错了，患得患失。但我的反动立场却很顽固，转几个弯子还是把问题提出来了，还是那么回子事。我有个想法：省委不真正了解我们的意见，如果了解就不会反对；还一再认为省委不了解报社情况，对于其他右派分子在抵抗省委时常说的：我们是报纸呀！我也赞成。过去在报社部分人中传流过的话；“报纸的事，省委还不是要听报社意见。”我也赞成，也同意邓钧洪假“具体贯彻”之名行抗拒省委领导之实的作法，这些归结起来，还是一个老主意在支配自己：省委不了解报纸特点，办报还得请教苏辛涛等专家。这个反动的“老主意”在我心里是固执的，不过表现形式绕几个弯，不明朗，站在党的立场一看，这事情就明朗了。我是时常在转弯抹角的表现形式下掩盖着自己顽固的反动立场的，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形而上学从抽象出发的思想方法又和邓、苏一致，这样，我就更加相信邓、苏而不相信省委了。
因为自己有个烂疮疤，自己背着包袱，又不向党敞开来，对党不忠诚老实，把自己的恶劣思想品质包得紧紧地。因此，我在严重的政治思想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中，心灵是软弱的，我的心理状态是这样：不要挺起身来，免得人家抓住你的狐狸尾巴！
在以上这些立场、观点和思想状况下，我在“三月争论”中跟着邓、苏等人一起掉进反党泥坑是十分自然的。在开始争论的时候，我搞工商部的工作，根本没有看多少三月份经验技术的报道，更没有研究，可是从抽象出发的那些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一出来，我就立刻感到“有理”了。我心理软弱如前所述，苏辛涛和所谓多数对我有“威胁”，有压力，它促使我向右转；同时，我还佩服柏原等人的“有思想”，自己还嫌思想离开党不够，还想进一步学习柏原的离开党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一套思想观点和明确的资产阶级立场下面，我自然就不但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掉进了右派反党集团，充当了一个卑污可耻的角色。我现在看清了，在正式组成反党集团时，和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时，不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起着思想上的组织作用，同时还有其他个人的、卑污肮脏的东西在起着作用。
反党集团一经形成，目的在于打击官、孟二同志的宗派主义理论便应运而生了。我完全同意所谓“编委正派”、“老官猜疑”、“老官连老朋友的话也不听”的造谣诬蔑的话，以后我还完全同意和同情苏辛涛的所谓“委曲”的处境，为苏辛涛奔走、叫曲。除上次交代的以外，还以为老官“改社论是不行”等。对孟树德同志原来在新湖南报就有宗派情绪，反党活动一开始，一点火就暴发了。
三月会议作出反党决议之后，我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是以胜利者自居的；我反对官健平同志所说的“我现在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的坚持斗争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说服不了我们，那你就应该听我们的！”因为自己满怀胜利的把握，就乐得在这时表示自己向党进攻的“骨气”，于是七月会议中就以“不能省委来了就不说话”为“理由”，自动地跑去参加了。冬天周惠同志批评之后的会议也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骨气”而去参加的。
在这中间发表了八大文件，我和所有右派分子一样，是站在右的立场曲解八大文件的。我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对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人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这类的话，这本是党一贯的政策，我这时从右面歪曲它，是为了替自己向党进攻壮胆。还有，我自己有对党不忠诚的思想行为，党对错误宽大，对我有利，我本是胆小怕错的，这样一歪曲，就以为反正错了也不要紧，个人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胆子就壮了。但这还只是“壮胆”，正式找到理论“根据”，是从中央宣传会议的传达中找(应读作歪曲)到的。我听了苏辛涛的传达之后，特别感兴趣的是“反对教条主义”(被我歪曲后应读作反对党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报纸要的领导，但不要教条主义领导”(被我歪曲后应读作不要党的领导)，我心目中想的是：老官，你就是肯定一切呀，你就是自认为100％的马克思呀，因此你是教条主义，省委处理报社问题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捞到了“理由”，更加满怀信心地向省委和官健平同志进攻了。我除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之外，还带有浓厚的为个人争“有理”的个人主义情绪。想着：“这回还是我‘有理’了！”我还特别欣赏和接受了苏辛涛对我的暗示，意思是说：是的，有些“下边”的人是有修正主义，但官、孟却是教条主义，至于苏辛涛和我，那才是不左不右，马克思主义。我特别想到的是自己，那种右派立场，又装得“全面”的样子，我就把这个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的东西叫成了“马克思主义”，借以攻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于百家争鸣、民主、阶级斗争也是从右面理解的，这点，我在后边交代。
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虽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坚定地站在右派立场，满怀“胜利”的信心；但是，我是胆小怕事的，特别是明知对手是省委和官、孟，我更加胆小怕事。正因为这样，我选择了一付“调和”的面孔。至于“调和”在阶级斗争中如何为害，如何要不得，如何不可能，我现在从道理上有了初步认识，经过同志们揭发批判再去进一步认识它。现在在这里交代的是调和的主观动机。往心灵深处一看，这个动机是十分肮脏的。首先，我坚持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派立场，我自己以为用调和的办法可以按照我的右派主张取得胜利，我并没有在立场上放弃过我和右派集团的主张，这是资产阶级认为好、无产阶级认为坏的动机；其次，在我进行“调和”时，我把自己的右派主张用巧妙的形式伪装了一下，把它的尖锐的反动锋芒隐藏起来，这样就使人难以发觉了，就使人容易受骗而上当了。我在三月争论之后提出的“取长补短、互相尊重”，看来多么冠冕堂皇，有什么反动的东西呢？可是如果按照这句话实行起来，就是像苏辛涛的一语道破的那样，“老官业务上要听我们的！”这种看来不明朗的东西，正如有毒的糖水一样，对党和人民的为害实在是更大，与其这样，倒不如像蔡克诚那样，直接了当，为党和人民很快识破，为害实在更小一些。第三，在我进行调和时，我的组织路线是反党宗派的组织路线。我说“取长补短”那次，就是先和傅白芦、柏原商量好了的，其他时候也是这样。第四，我为甚么在斗争中不挺身而出，而在“调和”中却常常“挺身而出”呢？因为我害怕斗争，因为自己心里有包袱，对党不忠诚，见不得阳光，因此畏惧严重的斗争；而“调和”却使我感到没有这种畏惧了，我不但可以“无所畏惧”，自认为可以不必负严重的责任，而且还可以打着“从团结出发”的多么美丽的幌子，看来是多么“好心”和“爱护党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去“调和”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也不是在我选择“调和”这副面孔时已经想好了这样完整的一套，这是我的阶级本质和我各方面的肮脏特点决定的，往心灵深处一挖，我主观上的实际情况确实就是这样。
我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我进行“调和”活动时，还暴露自己恶劣地两面作风。有的事情我在健平同志那里谈谈，表面同意了，但是和苏、傅、蔡等一谈，又不同意了。我真正同意的是苏、傅、蔡的，因为它的资产阶级观点、个人主义等和自己一致，假同意的是健平同志的。例如在讨论三月份报道基本好、基本坏时，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在健平同志那里谈起，我说：还是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是随便说的，我也没经过什么考虑，以为平常都是如此，这事也差不多；可是刚从健平同志房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碰到苏辛涛，他也说这件事，他说：“我就是认为基本不好！”我没作声，可是随后我就改变了说法，以后在“争论”中我不说不必说主、次，内容抓得对，方法不好；话又绕了个弯子，实质还是同意苏辛涛的，和三月份报道基本不好这句话所说的内容完全一致。我的立场，我的畏惧斗争，我的严重的个人主义使我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立场反动，词令狡猾，作风恶劣！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一些。
在严重的斗争中，我曾经几次想“摆开”，但现在事实证明：我不但没有摆开，反而正是在这时候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犯了更加严重的反党的罪行。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我实在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摆干净，特别是当有的同志好心地为我惋惜地说：你为何不摆开？你本是可以摆开的呀！这时，我更加后悔。现在我想通了，我该千悔万悔地不在这里，而在于为何过去不自觉改造，为何反党，为何给党和人民造成如此损害？至于没有“摆开”却是很自然的，因为要真的摆开就唯有一条路：站到党的立场上去。我不这样，仍然是反党的和严重个人主义的立场，结果自然是“摆不开”和越摆越严重了。
整风运动中我确实想过也说过：今后的事我再也不负责任了；我不是不反党，更不是放弃右派主张，而是“个人”怕负责任。我怀着极大兴趣打听反党的情况，经常找傅、蔡打听打听。当我知道傅、蔡的一些行动，在我看来是“不妥当”时，我就去找苏辛涛；我完全同意苏辛涛“委曲”、“受猜疑”、“处境困难”，他说他不好和傅、蔡谈，问我能否去谈，我就挺身而出，说可以去谈；苏辛涛要我用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我欣然接受，我对他们的立场本是同情和一致的，现在又可以用同情的态度表示关心，可以得到他们的好感，我怎么不接受呢？我当时确实想了一下：用同情的态度对待对不对呢？(我还是就他们采取的方法想，立场虽然是不止同情而且完全一致)随后想：不管如何，是你让我做的！我本高兴如此做，心里又想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以为“得计”，现在想来实在是万分卑鄙！我这样去奉苏辛涛“之命”和傅、蔡等谈了“心平气和”一类的话，还陆续献了其他策略，还自以为“得计”，说新湖南报的事“我也在内也不在内”，其实，不但在“内”，而且严重，因为狡猾就更加恶劣。
反右派前后，我还是想“摆开”，想“脱身”，结果却是越陷越深，直到今日。这点我下边交代。
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资产阶级立场迟迟不能转变，因此继续犯了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我发觉了蔡克诚露骨的反党言论和傅、蔡、袁三人在傅家密谈的事，但迟迟不去检举。此外，在其他事情上，思想上也还在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打转转，也是继续犯错误。
个人主义的患得患失，严重的宗派感情和顽固的资产阶级观点，使我不能很快地认识问题，愈加严重的是，个人主义和宗派感情妨碍我向党靠拢。
五月中旬，我就听到了蔡克诚的露骨反党的话，一天中午，蔡克诚、袁家式和我在蔡家门口谈论农民报和新湖南报整风，蔡克诚一边吃饭一边说：“说我发动群众反对省委我就发动群众反对省委”，说：“我要退党啊！”凭常识，我也知道这话十分严重的，但我竟然毫不介意了，包庇他。
五月二十七八号早晨我去上班，刚出宿舍就碰到蔡克诚，他喊我到傅白芦那里“商量个重要事情”，我说我不去。六月一号，我向张式军谈论报社的事，是受苏辛涛之命企图通过他包围省委。张式军劝我不要多管新湖南报的事，还说：“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后一句话我没领会，但从此以后我和反党集团的来往是真的很少了。这时我又自以为“得计”，觉得从此自己可以“脱身”了。六月十号以前二、三天，我和周孟瑜同志说这些天不大和傅、蔡接近，周说：“前几天在家写稿，听到傅、蔡、袁三个在隔壁谈了二个来钟头，边谈边笑，谈完了才去上班”！我当时就说：这不好！可是我根本没有考虑向党报告。蔡克诚前几天向我说：他们三个意见一致；我未问如何一致，也未问那些一致的内容，蔡问我对周惠同志在高山乡批评的意见，又说向省委反映情况。我当时只管自己脱身，又有宗派感情，根本不深想，如果深想是可以把这些联系起来，从内容到行动一起想清的。我的态度是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一起，马马虎虎，不去检举。
我注意到新闻观点是从人民日报发表对于文汇报的编者按语开始，我在床上看到按语，马上想起我在农民报讲的“报纸今后是什么工具”的右倾言论。我想：“糟了，讲错了；但我非常患得患失，不去认错，反而给自己找一些不成借口的借口。我想：我在这句话后边也讲到了还有阶级斗争啊！”也在别的地方讲过党性，阶级性啊！用这些来抵赖，但毕竟错误明显，还是放心不下，还为此去找“新闻与出版”的言论，想从里边为自己找到辩解的“理由”。十多天为这事心神不安，就是不爽快地说：自己错了。我每天清早翻开报纸首先看北京新闻座谈会的消息，看到新华社导语，提“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时，心里紧张一下，但又自以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相当普遍的事，想在农民报划一段时间普遍检查一次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我是想绕路走，不愿意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当做右倾言论，当右派斗争。新湖南报编委中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点我在六月中旬就逐步感到了，当时感到“强调兴趣多了”，感到傅白芦是有一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但对于“争论”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经验技术问题，则迟迟不愿认识，直到看了不少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报道以后，我还说：“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都批判了，还没看到那里批判经验技术问题”。
关于反党，也是这样，我知道右派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反对党的领导，就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和宗派集团找寻借口，当我在七月初看到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件时，我闪过脑子的一个念头是：不要搞成反党集团啊！不是从此去查究是否已是反党集团，而是“不要搞成反党集团”，这就反映了当时思想和心理状况。看到参考消息上意团结报记者关于莫洛托夫案件的报导，我注意了“非组织活动”这一条。联想到蔡、傅、袁的密谈。但宗派感情驱使我给他们找“借口”，说：二、三个人一起谈谈也是常有的，算不了什么！不去想这正是在反党活动中间和谈什么事情，如果是别人、别事，我确实不会这样，以后我就更加把借口找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上边去了，我和傅白芦一样，强调了“组织上仍然服从”，把那假的不得不服从的事当成本质，从此借口说只是对省委态度有问题，不够尊重，但不肯定这就是反党！
如果我的思想不是这样，不是给自己的宗派成员找借口，我就可以早些认识问题。
我的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和党的关系，不管我怎么想，如果我去找党商量，敞开思想，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可是我不这样做，不但不敞开思想，连情况都不反映，坏事都不检举。自从我说“下边乱”这么一句话，健平同志说让他们“乱去”之后，我不靠拢党去解决，也不管即使健平同志想大力挽救(不但健平同志讲过多次，省委在整风中都是亲自来挽救的)，我们这些疯狂抗拒的右派分子如何挽救得了；而我好像找到了借口，“你不管我就去找苏辛涛”！我向健平同志反映“下边乱”，目的是要他接受我的“温和”的策略，是用“调和调和”，不是别的，后来我又说“有益的工作我还想做一些”，就是说的去调和，这句话就露了我反映“乱”的目的的马脚。健平同志不上我的“温和”策略的当，我就诬蔑他“是不是硬是看着这些人犯了‘错误’再来整！”我要党按照我的右派的“温和”策略办，不如此，我就和党距离更远，对健平同志更加怀有“戒心”。我向苏辛涛详细反映情况，而和健平同志只简单一句话，谈话中健平同志问我一句：下边如何乱？我都没有细说，连当时我知道的张慎恒在下边搞签名的事我都没说；七月初李世晞同志和我谈话时问蔡克诚和我讲过什么话？我闪了一下前边交代的那两句话，最严重的话想起官健平同志，心里一紧张，没有说就走了。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是：不要官健平同志抓住这两句话去“整”他！七月初我考虑傅、蔡、袁三人的秘密会，想着该找人谈，又不去谈，又找借口，正在这样矛盾的时候，苏辛涛在夜班找到了我，他问我知道傅白芦有什么问题不，我就把这秘密会的事对他说了，心里还很卑劣地想：反正我和你说了！想借此推掉自己的责任，六月初我和中夫同志谈了一次话，中夫同志建议我去找省委，我当时想去，后来又想“我自己还没想好”，就不去了。按我当时的思想情况，如果我去的话，我会想好自己的话，站在反党宗派立场，同时又用“中间”的面孔去迷惑省委，这样来向省委进攻。我和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从这里就可看出了。我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就这一点就可以完全看清。
杨大治等同志快来时，我听到消息说省委农村部有一副部长传来，我当时没想起杨大治同志，以为是陈洪新同志，我当时想：如果陈洪新同志来，陈也是省委候补委员，可能是陈来，官走，我幻想着：如果陈来“处理”一下，那就“好”了。可见我心内深处多么希望官健平同志走，越到后来越加厉害。也可见我的右派思想感情多么深厚，对坚持党的原则正确开展斗争的人多么厌恶。
七月以后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傅白芦和党外右派关系密切，我知道这有问题，谈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可是牵连到我自己和整个宗派的新湖南报问题，我就抵触。杨大治等同志将来时，苏辛涛说他要检讨，我也想检讨，领导小组名单公布后，更知道有问题了，但抵触也越重，我想：难道这些人都是坏人？听说会“开一系列编委会来谈”，想着不是开大会，我心里就松快些，听说官健平同志连续找人谈话，后来又听说袁家式在写“检讨”，我又紧张起来，就是这样反复矛盾、犹豫，我口头上对罗光裳说：老官当然代表党，应该有什么谈什么；而我的心里却是宗派感情割不断，个人严重患得患失，矛盾犹豫，正因为口头知道，因此更加严重，直到斗争会前几天才深夜去找官健平同志，就是这次找时，还只说蔡克诚等人疯狂，谈话中我还是犹豫，没有谈什么情况，只约定另谈，官健平同志两天没找我，我急了，才在斗争会开始前三天找李世晞同志反映二件重要的情况。我根本不是真正认识了问题，转变过来，而是火烧自己眉毛时才这样做的。
反右派的正式斗争开始后，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我知道错了，但我的整个立场特别是严重的个人主义立场根本未变，反而因为“情况严重”而立刻被个人的恐惧情绪包围住。斗争会前两天我和健平同志谈话后，因为从健平同志谈话中，我以为“把我划开了”，我轻松了一下；我也写了五千字的检举材料，当时是把认识到的问题都写了；但斗争一开始，我就想到问题和我关系这么多，怕牵涉到我。开始的斗争会我是不想参加的，我怕会上立刻把我牵进去；我是想个人逃避，不是勇敢地投入斗争。在斗争傅白芦的会上听到袁家式的发言后，我紧张了，感到“自己有份”，当时未找，回到家里就松了劲，犹豫起来，不去找了。第二天，我和中夫同志谈话后，中夫同志正式向我提出“考虑自己是否陷进去了”的问题，从此我就紧张万分，连斗争会的发言都无法准备。我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曾对周孟瑜同志说：这次问题严重，我只争取保留党籍！我是从自己的党籍来考虑问题的，我知道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这样我就越加恐惧和紧张。这时我更加可耻地想到自己在历史问题上背的包袱，前边交代的在国民党军医学校的那个问题，自认为大体想清了，又怕万一错了如何得了！怕两件事情加在一起问题就更严重了。这种可耻的个人主义和对党不忠诚的思想使我陷于严重混乱，简直站不起来了。我和健平同志谈话后紧张地准备对苏辛涛的斗争，但那是从个人“表现转变”出发的，在斗争会上发言之后我立刻打听对我发言的“反映”，问周孟瑜，又找健平同志，意思是问：你看我转变了没有？这时中夫同志又跟我谈了话，我紧张地交代了一些问题，这段交代时多是从自己“被人影响”、“附合”的角度写的；是首先从自己不是右派这个角度写的，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交代一些之后又停止了，不再去挖，想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作“文章”；直到健平同志声色俱厉地找我谈话后，我才真正决心投进运动中去，几天时间紧张地交代、检举，也表示自己的问题和傅、蔡等的界线越划越不清，感到严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饭后稍稍休息一下时，还会谈起党籍，还有时想起、谈起今后和爱人的关系。个人利害得失直像恶鬼一样，在我身上时刻不离。这是我迟迟不转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紧张的反右派斗争初期，曾经完全从个人的消极情绪出发，感到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可完了；想着：今后唯有我一个人去搞了；搞甚么呢？还是想去搞自然科学、农业。又是一个人，又是搞农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脱离政治的消沉情绪；想买来丘林的书，又不敢买，怕别人说我消沉，其实，正是有这种消沉的思想。
我参加斗争会时也发了言，在具体问题上，我知道邓、苏、傅、蔡等人错了，也知道我错了，我认识到了以后并不怀疑它，也并不怀疑以前斗争过的人是右派分子；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丑恶灵魂没有挖，因为自己被严重的个人主义紧紧缠住，我完全不能取得人民的愉快斗争的感情。行动上十分拘谨小心，在资料室和颜质文同志谈了一句话，回到家里都紧张了半天，因为她是傅白芦的爱人，而我和傅白芦的关系那么多，怕讲了话引起怀疑！我对周孟瑜同志说：我思想上像个拉得过紧的琴弦一样，落上一颗沙子都要振动半天！我的心里的这个琴弦是被我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拉得非常之紧的。对别人好一些，对于苏辛涛，我斗争了他，知道他很多肮脏的东西，但我感情上很难想像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斗争的材料倒是尽力想，怕漏掉，但因为不是人民的感情，结果是斗争不大胆，不泼辣(当然不能)，为了对邓钧洪讲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就不知如何好，还找梁中夫同志去商量。思想感情上我和他们划不清界线。
报社的党内右派分子揪出愈多，我心里越紧张，不知哪天轮到自己头上，开始一段，我真是以为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不知明天是否通知我被斗争，有人送开会通知来我就紧张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非常注意领导小组同志的脸色，理不理我，和我讲话不讲话都会在我思想上引起猜疑，我又想找党谈话，又怕找党谈话，谈过之后又猜疑半天；有些思想上想不通的问题又不敢畅谈，怕说我抵触；后来我知道这样不对，但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而是从形式上注意：我根本不和领导小组同志讲话、不打招呼，也很少去找他们，免得我猜疑，免得我专门注意脸色！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斗争和自己的检查反省，而对个人得失考虑到如此紧张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省委做报告的消息，听到老孟要传达唐部长从北京开会带来的精神，我都想：斗争面是继续扩大呢还是会控制一下？斗争会不会缓和一下？
以后我连续进行了两次检查，第一次检查时很紧张，有些事情思想本未通，听孟树德同志启发了一下，知道自己无理，就写上了，写了交过之后又想，我是不是把问题提得过份了；有些甚至感到在某个具体问题上自己“栽诬”了自己；第二次检查时间充分些，这次自己下决心“实事求是”，怕“过火”，实际还是怕成右派；这种心情当然大大妨碍了自己检查和深挖，这两次检查在重要思想情况和卑污肮脏的念头上，都是十分躲躲闪闪，为自己找理由，更不去深掘，这样的检查当然不可能彻底和深刻了。第二次检查之后，还想：我的检查只能到此止步了，是抗拒进一步检查，美其名曰“实事求是”！
我长期在自己是否为右派的问题上动荡不安，有时想着大概还是右派，这是个别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是为自己找理由，认为自己不是右派。还说：要是定我为右派，那我可得说一说。组织上要我多做点事，就高兴些，但又不敢大胆去抓，能看到个文件也高兴，少做事，农民报张辉等同志少找我商量工作，看不到文件，自己就非常苦闷、动荡，情绪老是为这些问题纠缠，极不正常；这时讲话格外小心，讲过之后还要想想：我这话是否讲错了，是否有右派言论。在我宣布为右派后，我自己还是挖得不深，不彻底的，但我也确实感到，如果这次不好好把思想问题解决，今后是简直不能做任何事情甚至讲话都不敢了。
党让我参加了党代会，对于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很；但是个人思想问题未解决还是不行的。党代会上本想写张关于农民报发行问题的大字报，反复想内容是否正确，顾虑多端，最后还是拖过去了，没写成；党代会中和党代会后，看到组织上还是不给我多少工作，就产生了埋怨情绪：党代会都让我参加了，工作却不给我多少作，党代会文件都给我发了，其他文件却不给我看！这次我在乡下接到电话，说是孟树德同志让我就回来，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多少觉，但还埋怨说：一个人可不能犯错误，犯了错误，说叫回来马上得来，连个理由都不告诉。这时候由于对自己的罪行缺乏认识，实际还是内心不服的：具体错误承认了，但完全没有向人民低头。
这次宣布我为右派后，自己感到真正到了生和死的最后边沿上，头脑比过去冷静些，下了决心不抵触，虽然做得很不够，不彻底，不深刻，但还想解决思想问题，以便重新为人。但是，就在这时，还想到自己今后如何，家庭如何，周孟瑜同志回到家里时，我时常不能控制地想到家庭。我把这点也向党和人民报告，从这次检查之后，到最后处理以前，我决心不再想个人问题。
我就是在这样严重的个人主义下走向堕落，越来越深，直到现在。
我的严重右派罪行有我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源。
我的家庭是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没有钱，但却是封建、士大夫气味十足，父亲早死了，母亲还好些，亲友中就多是士大夫、绅士、地主。我是长子，父亲死后大家“指望”我，非常明确地把我按“士大夫”的模样去“培养”，教育我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自尊心，好面子；教育我“高人一等”。我记得一件十分突出的事情：一次我和街上孩子们一起玩，被我一个叔伯姑母看见了，她竟当着我母亲面对我说：你是甚么人家出来的，你能和他们一起玩？这是多么的“高人一等”啊！我感到必须“高人一等”，可是我父亲死了，我是无父孤儿，我的家里又没有钱，这些不能给我“争面子”，怎么办呢？办法是自己表面上更加装面子，“死要面子”。我不愿意暴露缺点、错误，装得道貌岸然，伪君子，根源在这里。
家里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希望“温柔敦厚！”我的家庭是用这样的思想来教育子弟的，我从很小起就受到这种教育，并要我这样实践，家里和亲友们都鼓励我向自“小大人”的方向发展，在人前有礼貌，会说话，不露锋芒，不得罪人；这样，就把我的儿童本性淹没了，处事小心谨慎，生怕露了锋芒！我是虚伪的，虚伪的老根子在这里。
我为甚么经过在长沙县的锻炼，经过党十年的教育仍然不能改造，竟然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除了我自己的思想包袱以外(这关系很大)，是我的根子太深了，特别是我的家庭在这些地方给我的影响太深太厚了。不敢暴露自己的错误，而把错误藏起来，就是到什么地方也得不到改造的；我曾经和刘春圃说过：我看在报社和在县里同样可以改造；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感到了它，却又不去改变它！我在群众中工作过，为何又得不到群众的感情呢？因为我是当成群众的“上司”而到群众中间去的，是“高人一等”的，我在乡里转了很久，除了工作上的接触之外，没有生活上的接触，没有知心的朋友；我也参加过一、两次劳动，次数很少，同时自己是当玩笑一样，群众笑我不会干，我自己也笑！我是“士大夫”骨子里轻视体力劳动。
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都是强调“个人奋斗”，我自己工作多数时候还肯干，但就是不依靠群众，不依靠集体。这和我的“家教”和学校教育都有关系。
我受的学校教育，特别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专家观点。我小时很少幻想过做大官，但非常幻想当专家、学者；我在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埋头数理化、不问政治的人，到大学，有了点民主觉悟，在想参加民主运动时，思想上还是想：搞实际活动的还是搞学问(当资产阶级专家)？矛盾。我参加了一些民主运动，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我又搞我的生物学去了(我是学生物学的)；到解放区前，我的思想是候当个“人民的科学家”，到解放区去时，我还带着生物学的书，想：去当个“人民的科学工作者”，“人民的”是概念，具体的想法是当“专家”。因为当时没有这种工作，才分配我到了报社。我的这种资产阶级专家思想非常之顽强，在解放区和解放后前后工作十一年，每到自己工作“不如意”时，甚至有时在“如意”时也有如此想法，想去当个科学专家！我说“不愿搞行政工作”，就是说不愿搞政治斗争，愿搞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周恩来总理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我的专家思想更有了抬头，我非常主张在报社培养“专家”，在讨论周总理的报告时，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蔡克诚提出“党员业务不熟”非党员业务熟是报社的矛盾时，非常符合我的思想，我竟说这是“主要矛盾”。我是要把党员的立场锻炼和思想改造降低和取消，把党员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这次整风运动中，下面对我提了许多意见，我心里也波动，对李世晞同志说：“我还是搞科学工作去!”我心里真是想搞了整风后自己请求去搞科学算了。这种思想的根源，一个是专家，还有一个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消沉情绪。我所谓在办报路线的斗争中那样欣赏苏辛涛，那样愿意接受这个“专家”的领导，和我这种欣赏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资产阶级学校当然培养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点。我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进入解放区来的。我一到解放区，就有两件事引起感受，一是对自我批评，我对一位负责同志说：有了错能知道改就行，何必一定要谈出来呢？这个思想我一直没有挖掉，我曾经是按照这个公式去生活的，而实际生活的规律是有了错不谈出来，成了包袱，不但改不掉，反而把自己拖进万丈深渊，我就是这样。刚到解放区时另一个感受，是感到人民、干部对毛主席如此信赖，我也是带着对毛主席的信赖到解放区去的，这是事实，决不是反对，但我要资产阶级自由，看到此情况后，感到主席一讲大家都听，那样，如果发表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这就是苏辛涛的“毛主席也可以批评”的思想。对毛主席还是懂得爱戴的，只是用右的观点歪曲主席著作，没有过抵触。但是，这种“发表不同意见”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子却没有挖掉，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我曾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去理解过，我特别重视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关系，我的思想就是“发展自由思想”，“美其名曰创造性”。波匈事件后，我感到苏联不一定样样正确，还在听到某人说：“铁托在国内如此有威信，怕也有他的道理”这句话时表示同意。这说明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想要发展自由主义！完全是从右面去理解这些东西。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后，我就更加从右面理解了，感到讲话可以“随便”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错了不要紧，还以此为“思想解放”，说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思想解放。我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根本否定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是强调“吸取有益的成份”。我容易接受这些东西，还和我个人有思想包袱有关，个人有包袱，对思想改造的东西就不易接受，而对自由的东西就容易接受了。
我有阶级调和的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我知道三大敌人要打倒，要阶级斗争，要战争，要土改；阶级调和的思想在那里还没有抬头的土壤。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改造阶段，我也还知道要搞，也不反对，这方面对自己只有利益没有坏处，我个人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甚至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也没有任何联系，当然容易接受，而到了政治思想革命阶段，我本有的阶级调和的思想就抬头了。家庭中的温柔敦厚让我产生这种思想，而我自己思想上有问题，也不愿意解开包袱，我当然就愿意在政治思想革命中接受阶级调和而不愿接受阶级斗争了。于是，我就从右边去“理解”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看到“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句话时，就只强调“结束”，不去强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还没结束”这一面了，正因为如此，我歪曲、修正报纸的性质，讲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报纸是什么工具？……”的右派言论。在报上登了中央提出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时，我就对张式军说：提法有改变。对于整风，我说：因势利导，意思是调和调和，否则“现在伤害领导，将来伤害干部”，这也就是这种阶级调和思想。对于三反，我说：现在看，三反中接受的主要教训，要不要去“刺”，(我指的是朱九思同志找傅白芦责骂他，结果他在支部大会上掀了出来，有些党员更加激动了)。要“因势利导”，这就是取消尖锐的思想斗争。对于反右派，我心里是希望缓和些，而不希望激烈些。
我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包袱根源，资产阶级观点的根源互相起作用，使我走上反党道路。此外，苏辛涛等人对我也有影响。苏辛涛在理论上打成即反左又反右的招牌对我有影响；我想，苏辛涛又反左，又反右，当然是对的。苏辛涛对我特别严重恶劣的影响，是对于党的观念的腐蚀。
我这次挖掘的东西一定还是不够的。我在接受同志们揭发、批判之后，决心继续深挖。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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