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5-0 作者：(张文藻)
(张文藻)张文藻，原名张景惠，男，五十岁，湖北黄冈人，家庭出身小工商业者，本人成份小学教员，一九三一年担任汉口赤色互济会会长时被捕，后转入反省院，于一九三五年在反共宣言上签名，不久被释放，一九三六年二月在上海入党，同年再次被捕，一九三八年出狱，一九四七年重新入党。曾任科长、副处长、副局长，一九五五年冬调来我院任副院长，后又兼院党委副书记。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期间，张文藻反党罪行主要事实如下：
张文藻和前院长李守宪同志长期闹不团结。鸣放初期，由于李守宪同志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当时成为群众鸣放批评的主要对象。这时李守宪同志因公去北京未回。张文藻即利用这一机会，一面以“照顾”李守宪同志身体为藉口，向省委文教部建议不让李回院；另一方面却积极支持对李守宪同志的攻击的言行，甚至直接鼓动党委办公室的几个秘书说：“李院长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是品质问题，你们知道的问题多，应该坚持原则。”又在党委会上说：“我不怕上级党委和同志们误会我，我是副院长，他是院长，想把他搞走”，“我不怕别人说篡夺领导权，我对学校工作不大想搞。”其实，当时并无人怀疑他。当领导上同意了他的意见，并通知李守宪同志可暂不返院后，他很快告诉了右派分子岑家梧，这时右派分子们在群众中煽动说：“李院长不回来是有意逃避运动。”他却又不向群众解释说明原因。
在鸣放中反党分子放出许多毒草，如“要李院长下台，岑家梧上台”，“反对党委制”，以及煽动学生讨论“西藏该不该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该不该收归中国”等等。右派分子气焰十分嚣张，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积极分子不敢发表正面意见。大字报撕去也不敢追问，形势如此紧张，党员和党委委员会曾要求张文藻召开党委会研究，而张文藻不仅不采纳大家意见，反而给大家扣上“沉不住气”和“一贯左乎乎”的帽子，群众认为这种形势不对头，他却认为“很正常”。并说：“现在已到火候，党内外的问题都要解决。”不仅如此，五月下旬当李守宪同志由北京返院后，当时右派分子反党活动已到极其猖狂的程度，但张文藻反而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领导，在李守宪同志返院的第二天，张文藻就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要考虑重新改组党委，改选团委和工会组织，(右派曾提出罢免团委中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并说：“院行政组织也可以考虑一下，党内民主要解决，不发挥民主，积极性发挥不起来。”在当日下午和次日早上接着连续发生两次反对党委，要求设立专门机构领导整风的签名运动，而张文藻在第二天晚上的党委会议上却以这两次签名为理由，再次要求改组党委。
在大鸣大放期间，张文藻惟恐天下不乱，还从党内制造混乱，如在鸣放内容上抗拒上级指示。关于党内机密不能拿到群众中去放，省委文教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就作了指示，但他否认党内有机密，强调党员和党委委员带头放，什么都可以放，并在群众动员会上煽动说：“要注意国内外的政治问题。”有的党委委员提出：“带机密性的问题要慎重”，他立即反对说：“党内机密交代下去，不放是不合适的，若向下面交代，顾虑多了放不开，故不采作机密规定。”并说：“肃反中对党委提的意见也可以放，这些问题不必限制，我们不要为官僚主义辩护，肃反没有什么机密，什么都可以放。”他的意见传达后，党员思想不通，反对这种作法，而张文藻却说：“你们不放别人也知道。”尤其是当时党委副书记黄明家同志五月十八日在党委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机密问题不能放的具体规定后，他马上反对说：“不明确什么是党的决议，中央省的决议不放，支部、基层的决议是否可以放，省里开的一些会并不算决议。”并且说：“党内什么都可以放、党员和群众一起放，不能脱离群众。”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要党员同志向反党分子告密，以便更恶毒的攻击党。所以当右派分子诬蔑攻击肃反运动，党员戚务华同志据理和右派分子展开争论时。但张文藻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批评戚务华同志“你不了解肃反情况，你乱说什么”。不仅如此，张文藻还歪曲事实在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给右派分子制造反党的机会。如在学院经费开支上，按规定每月直接和间接用于每个学生的各种经费有三十四元，但右派分子在鸣放时捏造说：“上级规定每个学生费用是三十九元，现在只用了二十一元，还有十八元学校集体贪污了。”鼓动学生起来“清还血债”，并要“烧房子”。为此，党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责成张文藻向学生解释，说明真象，以揭穿右派分子的阴谋，开会前会计科还将各项开支数目列表交给他，但他在会上讲时，却不按会计科所列数字说明实际情况，而仍说：“是三十九元，怎样用的我不清楚”，致使学生闹得更加厉害。
鸣放期间李守宪同志去了北京，整风运动由张文藻亲自领导，当时暴露出来的右派言行，他都了解，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张文藻不但不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组织批判，相反的他极力叫嚣，不解决所谓肃反遗留问题，不能进行反右，为肃反对象翻案，向党进攻，致使反右斗争迟迟不能开展。此外他还束缚群众的手足，限制群众揭发批判右派言行，他在布置学生战线反右派斗争会上说：“右派应该是煽动罢课的，专科右派面不会宽，预科主要是划清思想界限，少数民族学生尽量少搞。”并且说：“右派怎么搞出来，应依靠群众决定，我们事先布置搜集谁的材料，不妥当，因为在运动中要整谁为右派，是很容易的。”对干训部支部书记凡斌同志说：“反右派斗争，象在战场上一样，班长看排长的脸，排长看连长的脸。”还说：“崔苏(干训部右派分子)要不是在民院，不会变成这样。”这些，实际上是在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歪曲上级指示，模糊群众认识，替右派分子开脱罪责。他对专科副主任尤甫盛同志说：“其它单位的右派是群众说出来的，我们领导上去搞不应该。”但是当干训部的群众正在揭发和批判崔苏的右派言行时，他却把正在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凡斌同志喊去，严厉指责说：“你们无组织无纪律，乱搞，内外问题不分。”在群众揭发批判杨天林，(干训部右派分子)的罪行时，张文藻不止一次的给群众泼冷水，说：“杨天林的问·题是思想问题，自由主义问题。”
张文藻除了阻挠制止群众对右派分子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外，并支持、鼓励右派分子继续向党进攻。如右派分子崔苏在群众揭发和批判他以后，几次找张文藻谈话，张文藻不是责其低头认罪，而是鼓励崔苏说：“应实事求是，你以为对的不要犹犹豫豫，要坚持原则，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思想通了就是通了，不通就是不通，问题弄通也要有个过程。”崔苏经过几次批判后又去找张，并将批判的问题告诉了张，张说：“如知识分子政策，李院长存在不少的问题，你不一定是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时反对个人不一定是反对党。”崔苏知道党委决定划他为右派后，他又去找张，张对崔说：“争取真理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好好总结经验，使自己在争取真理的斗争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在争取真理中，可能有误会，有时甚至很多年才能弄清楚。”经过张文藻这样的几次谈话后，使崔苏长时间不肯低头认罪，并公开说：“要划我为右派比上天还难。”
又如群众在揭发批判右派分子李健衡时。李思想不通去找张文藻，张也对李说：“你这个人主要是脆弱，不要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否则也是不老实，民院历史上的问题错综复杂，即使一时弄不清，将来还是可以弄清。”右派名单定案后，党委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通知李健衡参加，他思想不通。又去找张文藻，张却说：“当前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有些看来是内部矛盾，则是外部矛盾，有些看来是外部矛盾，则是内部矛盾，参加会的不一定都是右派，不参加的不一定不是。”并说：“自己的看法就是自己的看法，不要说受了别人的影响。”张文藻还对李健衡说：“你的问题还未研究，不要有个人想法，什么思想负担啊!那有什么关系，该工作就工作，该学习就学习，该玩就玩，最多不过劳动改造，我们过去在白区坐牢，还不是平常的事!”李健衡说：“过去在白区是对敌人，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张说“这也可以说是对敌人，因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向自己认为坏的东西作斗争。”
张文藻不仅如此暗地里鼓励和支持右派分子，而且还多次在会上公开的为右派分子辩护，如右派分子潘世昌以少数民族教师身分，在课堂上无中生有地煽动说“不尊重我们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肃反时硬要回民吃猪肉”(根本无此事)。并提出：“西藏该不该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该不该收归中国？”等问题，要学生讨论。当党委讨论潘的问题时，一致认为潘世昌的做法是煽动少数民族学生闹事，而张文藻却说：“是事实可以讲，违犯民族政策可以讲，有缺点不能不叫讲，潘世昌并没有提出罢课罢教，今后还要扩大民主生活，什么都可以讲，我们没有限制这些问题不可在学生中讲。”会后张文藻还曾对整理潘世昌材料的干部说：“潘的材料你们要很好查对一下，据说潘的教案中没有这个问题(指讨论西藏和蒙古问题)。”这些反党言行怎样会写在教案上?!他是企图替潘世昌打掩护。
党委要研究右派分子黄亦青(张文藻的爱人)的问题，张也是百般的庇护，原党委书记李守宪同志在党委会上提出讨论黄的右派言论，张文藻马上顶回去，说：“黄放的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对你个人的问题，好吧!要讨论，任何人都可以讨论，还有人检举你有右派言行呢!”
肃反运动中，团武汉市委根据肃反对象×××交代：过去曾有反动证件放在张文藻的爱人黄亦青娘家，黄亦青母亲死后，有部分东西转来黄亦青处。在肃反中团市委派人前来索取证件，黄亦青拒绝检查，后经高校党委批准进行了搜查。为此，张文藻极度不满，在肃反问题上长期对党进行攻击、诬蔑。张文藻说：“武汉市的大搜查是不恰当的，波动面大，脱离群众，中央曾批评过武汉市。”并说：“对黄亦青的搜查，高校党委和民院党总支没有坚持原则，是无理非法，不近人情的搜查了我的家庭”，张还说：“我几十年来受的冤枉不少，有些好事往往当成坏事。”
民院在肃反中斗争“广东宗派集团”(后结论为落后宗派集团)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作法上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当时张文藻也亲自参加和领导这一斗争，情况他完全知道，但在鸣放中右派分子攻击时，他有意歪曲事实真象与右派分子站在一起叫嚣“搞错了”，直到反右派开始后，还在叫嚣“不解决肃反遗留问题不能进行反右”。
党委决定，张文藻的爱人黄亦青下放劳动锻炼，张则说“不近人情”，这对干部是“惩罚”。教师朱秀武同志下放劳动锻炼，是党委决定的，张文藻在背后对朱秀武同志爱人韩荣宝同志说：“因朱秀武提了李院长的意见所以李院长要他下放。”以挑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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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藻堕落成为反党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早在一九三八年因党组织审查他被捕后的情况未及时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对党抱有极大不满，当时竟拒绝接受分配工作，以自行开辟工作的理由同党组织断绝关系，对党积怨很深。他曾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写的自传中，对当时的党组织和党的负责人，进行恶毒的攻击，说：“××同志那时盲目执行王明路线，但是那时以王明为首的党内负责同志所号召的‘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近乎对敌人的投降，与象处理我这样的问题，对照起来，使人感到不公平，不明确党为什么这样厚于敌人而薄于同志。”至于对肃反中黄亦青被搜查一事，更是长期不满，怀恨在心，甚至认为是李守宪、徐少岩(前副院长)两同志(291)打击他，因而也成为和李守宪同志搞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张文藻上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自去年四月分以来，先后召开许多次会议进行揭发批判，但他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始终不老实检查交代，低头认罪，一直抱着顽固对抗和无理抵赖的态度。最近党委将对他处理的决定稿给他看后，在他写的意见书中不去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恶毒地攻击院党委说：“党委是在传达李守宪的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口吻，这是由于被李守宪三十年党龄所炫惑，被李守宪那种纵横捭阖的一贯在党内耍手段的狐迷所迷惑”等等。以此诬蔑党委，这种恶劣态度，只能说明他是坚持错误，拒绝改造。张文藻的这种思想，态度和行为不仅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且是坚决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
根据上述事实，党委决定划张文藻为右派分子。开除其党籍，建议行政上撤消其副院长职务，级别由原十级降为十三级。
原载 《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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