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9-6 作者：王造时
王造时回顾反右斗争两年多以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反省，我对党的感情已经起了并且正在起着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随着对认罪服罪问题的深入，对党的正确领导的认识，对党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的体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的钻研，对时事政策的学习和对劳动的体会等等而来的。大概说来，这种变化经过了三个阶段，现还在第四个阶段之中。
第一个阶段是反右斗争开始的阶段，也是狂风暴雨的阶段。我完全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认为党有意要把我毁灭，所以满怀冤抑，对党抱着对抗的情绪。
到了第二个阶段，我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开始觉得党并不是要毁灭我，而是要把我改造，要我认识旧我、痛恨旧我，并抛弃旧我，重新做人。但是觉得党所采取的方法太厉害，有如严父，违反它的意志不得，违反了就要遭到无情的打击。这时期我对党的心理一面是“敬”，一面是“畏”。“敬”是因为我开始认识到党是站在对的方面，自己是站在错的方面。“畏”是因为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脸孔板起来像铁一样，不管你过去的历史怎样、地位怎样，同党的关系怎样，毫不留情地要斗你，要坚决地斗争，非斗争到你完全认输投降不可。
第三个阶段是对党由敬畏的心情转变到敬爱的心情的过渡时期。大致是从党宣布处理起到颛桥学习结束的时候止。去年四月十六日党宣布了对我的宽大处理，其宽大的程度实出我意料之外。同日并听了杨西光副校长讲话，照示党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政策，使我在感到几乎绝望之中，看见了前途的一线曙光。四月二十九日又听了柯老语重心长的报告，指出右派分子改造的途径，并鼓励我们说改造好了仍有光明的前途。接着在四月三十日上海市政协便召集了右派分子三十余人包括我在内，作每星期两次的定期学习，统战部江华处长并经常出席给我们以指导和鼓励。从九月十五日开始，党又在颛桥附近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劳动的机会，并对于我们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凡此种种都使我对党的畏惧心理逐渐减少，直至于接近消逝，代之而生的是对党的感恩心情和亲切感觉。党的严父般的面孔，我觉得逐渐变得像慈母起来了。原来我觉得党有如夏日之可畏，到了去年九月十五日下颛桥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像当时的气候变化一样，有如冬日之可爱了。不说别的，单说我对在颛桥直接领导我们学习的彭云飞、计行根、余国屏、陈宗(267)愆四位同志的印象的变化。当初下去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来监督我们改造的，心里对他们实在戒惧。但经过三个半月的时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对他们就越来越觉得亲切可爱了。我同他们中间原来自以为有一条很深的鸿沟，望而生畏，但到结束的时候，这条鸿沟我好像就看不见了。
第四个阶段是从今年二月下旬到嘉定外岗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直到现在，是对党的敬爱。敬党主要是因为通过反复的学习和思考，认识到党是掌握了客观发展规律，也就是掌握了真理，它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以至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它是代表着时代的精神，它是正义的化身。在它面前，自然是肃然起敬。然而敬之中，我检查出来还不无畏的残余影响存在。至于爱党的情绪则越来越有显著的增加，当然还没有发展到热爱的程度。而且爱之中有不少个人主义的成份(即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感激情绪)。在社会主义学院，党为着有利于我们的改造，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更是无微不至。从生活到学习劳动，右派学员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与中左派学员一样，没有丝毫歧视。我因为年龄较大、体力较衰，在体力劳动方面特别受到小组的照顾。开学的头一个星期，右派同学中有不少的人遇到有添菜的机会就起来添菜，引起了在小组里相互提意见。院方事后得知，便指示我们用不着对此事作什么检讨，有添菜大家仍然可以去买，唯恐我们讨论起来，开口就是检讨，闭口也是检讨，院长特别鼓励我们要跳出右派圈子，去想问题，谈问题，并且到五月十一日，干脆宣布把右派同学组成的第八班取消，把我们三十余人分别插入到其他非右派的七班里去，使我们和中左派同学混做一起。从这些地方，我深深体会到党是如何千方百计要把我们改造好的一片苦心。当然，党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从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着想，从有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着想，而不是为照顾而照顾。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学院结束的前后，有几件事情使我感动很深。七月十四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刘述周部长对全院同学作了一个“服务与改造”的报告，其中有勉励右派同学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例如他说到党对你们(指右派)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否则就不会要你们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又说统战部已经与有关单位联系，免得回去发生困难和不便。他的态度既恳切，又坦率。所以当他讲到你们拥护党，不但党在胜利的时候要拥护，就是党有困难的时候也要拥护，我内心很激动，好像心里有一句话要告诉他，说党有困难的时候，我特别会拥护党。七月十九日，他又来到外岗，参加结业典礼，午饭后偶然在宿舍门口碰到他，他首先伸出手来和我热烈地握手，问我身体可好。我又惭愧，又感激。当天晚上，一直领导我们关心我们的江华处长又召集我们三十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我们谈谈体会，并嘱咐我们回到单位去要好好地工作，好好地继续自我改造，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联系。七月二十日上午统战部王致中副部长和政协屠基远秘书长也下来了，在宿舍楼上走廊里相逢，也和我打招呼握手。我自反右以后和他们很少机会见面，就是偶然看见他们也自觉惭愧，总是设法避开，所以这次的握手，我觉得特别亲切。更难忘的是七月二十日下午，离开外岗的情景。那天正是烈日当空，气候闷热，李文院长和刘燕如处长(政协秘书处兼社会主义学院总务处长)还亲自跑到车站来送行和我们一一握手。在快要开车之前，我从茶棚里出来，在马路中间又遇到了刘处长，他又和我握手，并把我热烈地拥抱起来，我像触了电一般，被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情不自禁地(说出“刘处长，我错了，我对不起党”。他马上安慰我说道“过去的事情算了，现在不是好起来了吗?”我觉得这固然是他个人对我的热情，也是党对我这样一个有黄昏思想问题的人的鼓舞。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从外岗回来，第一次到历史系党支部找余子道同志。余子道同志正在楼上开会，不久就跑下来和我见面，并马上要我上去参加全体教师会议，会后又告诉我说下学期我大概是做科学研究工作，并叫我在家多多休息一下。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统战部孙仲英科长又约我到政协谈了两个多钟头，问我到复旦报到的经过，家里的情形，最近的感想，末了勉励我说“你是有潜力的，应该发挥出来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要有黄昏思想。”七月三十一日晚，党委书记徐常太同志特别向复旦右派分子作了一次讲话，肯定最大多数已经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并指示我们要认清形势，认清自我，巩固进步，继续改造。八月四日晚谢同志又要我谈了一些对徐常太同志的报告的体会。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统战部彭云飞同志又约了我和其他七个右派同学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谈谈各人回到上海以后的情况和感想及对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看法，并且说到以后或许还要继续举行。在复旦，学校的各次大会都叫我参加了，系里的学习会、业务会和教研组会也都叫我参加了。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党对我是如何地关怀和照顾，人非木石，我哪能不感动，不感激党，不想亲近党?因此我觉得我对党越来越有感情，敬爱之中的成分有了显著的增加。
当然我爱党还在开始，还远远谈不到热爱，并且还不稳定，表现得时冷时热，多半被动。例如八月四日晚间与谢同志的谈话，开头我看见他抽他的烟，喝他的茶，态度相当严肃。我心里马上就联想到我是在被当做一个犯了罪的人看待，情绪不免有些被动，谈话也就不知不觉拘束起来了。后来他的态度和蔼得多，我的心胸也随之舒服了，谈话也就比较可以深入下去，事实是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谢同志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把我当做犯了罪的人看待，何况谢同志的态度严肃一点却未必有这种想法，而正是我自己心中有鬼，所以不免疑这疑那。又例如系里的青年教师不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彼此中间至今还有一条鸿沟存在。他们不跑过来，我也就不敢跑过去，而矜持起来。再如，我心里很想和比较熟识的党员同志多谈谈，多请教，但是总怕他们的事情太忙，没有时间，不敢争取。有一天，我在校内看见吴常铭同志，我跑过去和他握手，表示希望和他谈谈，但不敢进一步问他什么时候有工夫。在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他是最诚恳帮助我的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和性格也比较多些，向他请教，得益一定很多。凡此种种，都说明我还跳不出圈子，对自我改造还不够积极，对党的感情虽然有了显著的变化，但还没有进到热爱的阶段。
一九五九．九．六
来源：转引自叶永烈《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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