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5-18 作者：[待确定]
现将九站人民公社整风整社情况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这个调查材料虽然长一点，前后也有一些重复，但反映了不少问题。
一、九站公社位于吉林市近郊，曾经被认为只是“共产风”刮得比较严重的二类守；而其所属的三台子和张久两个生产大队，一向被认为是“先进单位”；三台子大队支部书记付德明，则直到整风整社开始后两三个月还被公社评为“标兵干部”。但是，经过整风不断深入地揭发，才露出了原形：这个公社不是什么二类社，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三类社；三台子、张久两个大队更不是什么“先进单位”，而是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落后大队；付德明也不是什么“标兵干部”，而是个一贯欺上压下、早已变成替地富反坏效劳的蜕化变质分子。象这种表面好而实质坏、使领导机关长期受到蒙蔽的现象，经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揭露出来，使坏事变成了好事；但其中的教训，是值得各级党的组织认真记取的。为了在今后工作中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必须经常地深入地作调查研究，跟贫农、下中农基本群众保持紧密地联系，以便能够及时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切忌只听汇报、看书面材料，而不进行实地调查，以致滋长“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恶劣作风。尤其要注意抓“两头”，即对于先进单位（或先进人物），要查清它的根基实不实，好不好；对于落后单位，要找出它落后的症结所在，彻底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庶几可以避免领导机关长期地被坏人所制造的假象所蒙蔽。
二、鉴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高一阵低一阵的波浪式地发展的规律性，阶级斗争的教育必须加强。而要使这种教育收到较大的效果，则必须密切结合每个时期的斗争实际来进行，即除了在运动中进行必要的教育以外，还必须在运动结束或告一段落以后，选择一些富有教育意义的生动的典型的总结材料，在党员、干部中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在最近一个时期内，要求各地党组织、各级党校将省委批转的大孤山、大屯和九站三个公社整风整社的总结报告作为教材，向农村中广大干部、党员、党校学员进行教育，以利于加强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 使他们在精神上经常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如有不妥之处，请东北局、中央指示。
中共吉林省委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吉林市郊区九站人民公社，整社前只被认为是一个“共产风”比较严重的二类社。境内的国营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就有三十多个，“共产风”不仅从内部刮，而且从外部各单位刮来的也很多。因此社员们纷纷反映，他们是块“唐僧肉”，谁来都想吃几口。平调情况确实也比较复杂。去年十一月间，市委为了取得贯彻中央十二条退赔兑现的经验，从市、县、郊委和公社抽调干部八十多人，在这里进行了试点。当掀起政策兑现的第一个高潮以后，发现这里不仅“共产风”严重，其他“四风”也相当严重。直到作风兑现的第二阶段，才真正发现了问题，把一些原来长期不明真相的假先进和一直落后的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的盖子揭开了，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公社并不是什么二类社，而是一个民主革命不彻底、“五风”都相当严重的三类社。
全公社共有十八个管理区，经过这次整社初步查明，有七个管理区最落后，其中三台子、张久、大红土、小红土、大荒地等五个管理区，是属于地富反坏分子把持领导权的；寇家、下洼子两个管理区是属于富裕中农把持领导权和党的领导过于软弱无能的。此外，新立、四台子、百家、南三道、二台子等五个管理区，问题也相当严重，接近落后的边缘。群众把这些管理区叫做“蒋管区”、“小台湾”、“灯下黑”、“老虎当家没个好”的地方。
问题是逐步明确起来的。市、郊委工作队在进行整风整社中，由于一开始实行了“两手抓”，一方面一手抓干部整风，一手坚决发动贫下中农，另一方面一手抓公社一级的整风，一手抓管理区的整顿工作。并在深入总结一九六○年生产经验教训和揭发干部作风问题的基础上，顺着瓜蔓找瓜蛋，从事到人，从现象到本质，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发现了敌我矛盾，从而由社会主义革命的补课，转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对一些假先进管理区，采取这个做法，盖子就被迅速的揭开了。
三台子管理区，是这个公社经常受到表扬的“选进单位”。一九六○年，郊委和公社党委，曾在这里开过多次传播生产、卫生等“先进经验”的现场会。就是在这次整风整社试点中，在今年一月初郊委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还把该管理区当作“先进单位”登在大会简报上，把支书付德明作为“标兵干部”，印在“大办农业的标兵”小册子上，说他“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主持执行党的政策。从人民公社化后，这个管理区一直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政策”。并特别强调地指出：“付德明同志还经常这样想，党越是关心社员生活，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干劲越足，因此，他经常深入社员家庭进行访问”等等。因此，曾指示那里的工作组要专门总结他们贯彻政策、领导生产和财务管理的经验，藉以树立榜样，推动运动。
但在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却发现：该管理区的账目非常混乱，白条子多，干部借款多；三包并没有落实，各生产队根本不承认管理区下达的生产指标；一九五六年入党的党员到现在还没转正，组织生活会两年来只开过一次，支部有几个支委谁都弄不清，连组织委员孙金也不知道自己是委员，等等。工作组感到问题严重，经验总结不下去，于是深入到贫农、下中农家里去，从事到人挖掘问题。结果发现这个管理区的“印把子”、“笔杆子”、“枪杆子”、“勺把子”、“鞭杆子”，完全被蜕化变质分子和坏分子掌握了。
该管理区副主任常树振就是个混进党内的坏分子。群众给他送了四个外号：一是“八字干部”（吃、喝、嫖、赌、坑、崩、拐、骗），二是“破鞋大王”（指乱搞女人），三是“一条半垅干部”（一九六○年全年常只铲了一条半垅地），四是“大划拉”（意指见钱就贪污，见好的就吃）。他现在承认贪污七百八十元（群众揭发二千多元）。一九五九年以刻假戳的办法，贪污了社员于臣在吉林市砂石场因公负伤的医疗费一百一十多元。一九六○年又将孤店子飞机场汽车连支援农业的两口车珠子攫为己有，并以八十五元的单价转卖给生产队。据他自己交待，用威吓、诱骗等流氓手段奸污了九名妇女（群众检举十三名）。贫农老崔兴（崔庆年）一家两个儿媳妇都被他奸污了。有一次老崔兴当场把常抓住，他竟把老崔头打倒跑掉。老崔头气的没法，一直告到当时乡党委书记李井龙（现永吉县乌拉街公社党委书记）和派出所长苏玉阁处。但李、苏因受了常的拉拢，反而威胁老崔头说：“常树振是跑腿的，一年挣的钱都弄那里去了，你家是不是指着这个吃？这是你儿媳妇，要是你姑娘还得嫁给他呢？这是你家教不严。”并逼老崔头划了押，保证从此不再声张此事。从此更加助长了常树振的气焰。常树振的胡作非为，群众极为愤恨，说他“这个‘党员’把共产党都给弄埋汰了”，是“三台子的一只狼”。
党支部书记付德明是个蜕化变质分子。虽属贫农成份，但一贯好吃懒做。当了党支部书记后，就利用职权和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敲诈勒索，并侵占和贪污公款达一千多元。他曾把反革命分子、一贯道坛主高敬一介绍到孤店子飞机场的军官家当保母。把判过六年徒刑、释放不久的反革命分子白春喜批准为红色社员，公安委员庞洪民对此提出了意见、他就在公布的名单中换上白的儿子。还把漏划地主、国民党军官白君喜（父亲是个恶霸地主，刚解放时被农民打死），先后安排作管理区会计和民校校长等工作。还安排白的老婆和女儿在食堂当炊事员、管理员，介绍白的儿子出去学医。他欺骗上级的假报告大都是由白参加研究或代他起草的。但另一方面，他对贫农、下中农则横加压制，如老崔头就曾向他告发过常树振逼奸其儿媳的事，他不但不处理，连去法院的介绍信都不给开。因此地富分子赞扬他“是会作工作的好干部”，而贫雇农则说他是专替地富办事的。付的小舅子也是个二流子，仗势欺人，不好好劳动，耍钱，经常打社员的小鸡吃，群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平鸡王”，说他根子硬，是“国舅”，三台子的另“一只狼”。
他们这些人勾结在一起，生活上也极其享乐腐化。平时从不到食堂吃饭，那个食堂有好吃的，一个也少不了。群众说他们“见啥吃啥，啥好吃啥，吃了不算，还往家拿”。有一次生产队死了一口猪，他们说有毒，不让社员吃，结果却被他们三个人吃光了。管理区养蜂场是他们经常大吃大喝的地方，去了就随便吃水果、葡萄、香瓜、鱼、鸡蛋、油饼、馒头、饺子，喝水果酒。群众说，养蜂场是干部吃喝的“大本营”、“养老院”。他们不仅吃馒头蘸蜂蜜，吃香瓜、葡萄也蘸蜂蜜，光吃不算，还往家拿和送礼，可是社员有病想用点蜂蜜配药方都不给。
张久管理区也是经常受到表扬的“先进单位”。有五名干部被公社选为模范，党支部在一九六○年得过公社扫盲与牲畜饲养的奖状和片的生产竞赛流动红旗，加之反革命分子、原支部书记张德丰去年六月间已被捕入狱，因此，整社前认为这里问题不大。但经过深入发动群众，采取先背靠背，后面对面，大会兑现，小会划限（指划清阶级界限），集中批判等办法，已经查明，这里不只是张德丰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张德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们长期篡夺了这个管理区的领导大权，对贫、下中农实行了残酷的阶级报复。
集团首脑张德丰，原是张久人，因其父通匪当“花舌子”，曾随父逃亡黑龙江省密山县，在日寇特务分子王希武（已枪决）组织的地方维持会中当过班长，经常抢劫打骂群众，还多次截击我军，并与匪队长亲手杀死会说苏联话的居民吕振善。一九四八年被当地土改工作队扣押，畏罪逃跑，混入我军，旋被敌俘，后在湖北又为我俘获编入我军。一九五○年骗得转业军人证，重返张久，伪装积极，骗取了民兵队长、武装委员、镇反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五三年为漏斗富农孙奎选看重，说他是“狗撵鸭子呱呱叫”的，用胶皮车把他接到孙家大院（群众称为“小台湾”）当“顶门杠”。到孙家大院后，就与孙洪珍（孙奎选之侄）一起，把那屯子全部住户（八户漏划富农和三户贫农）组成假初级社（当时附近只有互助组），以孙洪珍之“洪”与张德丰之“丰”命名为“洪丰社”，孙、张为正副主任。张就以这种假积极的手段，于一九五三年底混入党内。于是多方培植亲信和拉拢干部，搞集团活动。他把支部书记王凤桐告倒之后，又把以后继任的支部书记王勤全家逼走。至一九五七年一月间张终于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当了管理区的支部书记和公社的党委委员。
管理区副主任孙洪珍，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漏划富农，当过伪护路警察，俸士队分队长，国民党长白军，和我军作战数次，劫击过我军后勤车。土改后伪装积极，与张德丰相勾结组织假合作社，一九五六年由张德丰、毛德喜拉入党内，曾任高级社副主任、代理支部书记、公社管委会委员等职。
集团骨干分子、管理区主任毛德喜，是个受张德丰拉拢收买的蜕化变质分子。群众说他是“扔了棍子打花子，忘了本”的。退伍后他在小红土村当支部书记，一九五六年被调来张久，为张德丰争夺党权出了不少力，禀承张的意旨，对贫、下中农实行专政。当反革命分子张德丰被捕后，毛德喜和孙洪珍等人还以“人犯家不犯”为名，把张德丰家的旧房苫成一座新房，以表示对张的忠诚，而许多贫农房子透风漏雨他们全不管。
集团成员、反革命分子、管理区卫生所所长洪延超，曾当过伪雇员、密侦，同国民党一起抢过“会局”（耍钱场），打死一名老太太，踩死一个小孩，并在我枪毙反革命罪犯时陪过梆。一九五七年来张久后，即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利用当时整风机会，逼走前任卫生所长洪伯良，篡夺了卫生所长的职位。在他摆布下，群众反映这个卫生所，有四看四不看：有钱的人看，穷人不看；姑娘花牌子（破鞋）看，老头老婆不看；干部看，社员不看；给吃给喝的看，招待不好的不看。张德丰被捕后，他曾出证明把葡萄糖粉和鱼肝油等送进狱中给张补养身体。
这个集团除以上四人外，还有管理区副主任于学富（漏斗富农，曾纠集地富和国民党兵劫击我军战士三名）、队长刘安（漏斗地主）、梁殿仪（坏分子）等十一人。其中七人已经混入党内，有的还涉及公社一级的干部。他们上下勾结，把持了这里党、政、财、兵、吃饭等大权。现任支部书记周庆忠（被反革命集团打过也拉过）颇为慨叹地说：“这些反坏分子，不仅抓大权，而且连小权也没放过。看病权、妇女权、牲畜饲养和使役权都全被他们夺去了，我们这里所丧失的不只是五权，而是九权十权都够上了。”
这些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之后，庇恶养奸，贪污营私，欺压群众，无所不为。使群众最为痛恨的，是他们歪曲党的政策，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对贫、下中农实行专政。张德丰就是这样公开指挥毛德喜的：“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有时说“专他们一下”；群众在被打骂后，也说是被“专政”）专政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一种是“养病房”，一种是插白旗、游街、非刑吊打。全管理区共有三百零八户，被他们专政的就约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被送入“训练班”的贫农达三十名，进行强制劳动，不给报酬。对自称有病不能参加劳动的社员，不分真假都得送进“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汤只有一个米粒），打樟脑针（特别疼），有时甚至用打猪的注射针相威胁。被非刑吊打的有十余人，多数是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如贫农刘忠海，到永吉县去密告他们，反革命集团知道后，就把他吊在树上毒打，一天没给饭吃。共青团员徐景芳（贫农），因向上级揭发过毛的错误，毛借口徐外出没请假，以“党的助手叛党”等罪名，罚徐在庙台上蹶着屁股站砖头，还开除了团籍。王老太太因提意见，除被罚站外，还罚他用眼睛瞅着三伏天的太阳。贫农王永太因提意见，被绑在窗框上，并在脖子上和腰上，前后插上白旗，连上身和头部都不能转动，他们在炕上吃喝取乐后，又敲锣打鼓将王拉去游街示众。
最恶毒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孙洪珍一连逼死三条人命。当一九五八年快要整社时，孙洪珍怕外号叫“王大咧咧”的贫农王德润给他们提意见，硬逼王出外赶车拉脚。王走时因没棉裤，穿上老婆的裤子，身体还有病，老婆又快临产了，夫妻临别大哭一场；王由于气病交加，不久死在吉林市。接着孙又以搞食堂为名，逼迫王的老婆搬家，王氏因两个小儿正出麻疹恳求缓搬，孙竟气势汹汹地亲将老王家的门窗摘掉，饭锅拔出。母子三人被撵出后，两个孩子即因惊风而死！就这样直把王家逼得家破人亡，孙还当面指着王氏说：“这有甚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王氏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一见了工作组就老泪横流地倾诉说：“穷人那有法治，真是‘寡妇老婆赶集，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处处都得受气。”“我们这里的干部是‘黑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这次算是你们清官到了，毛主席的干部到了”。至于扣工分、扣口粮，不识字的不让吃饭等，更属常事。但是他们对于地富分子，不仅在生活上照顾，而且在政治上还竭力提高他们的地位。该管理区土改时仅划的三户富农全都受过他们的奖励，其中伪保长、恶霸富农姜云祥得过物质奖励，富农姜云兴被评为红色社员，一九五九年又当“选”为生产组长、民工排长等。
在整风整社过程中，由于上下一齐抓，干群一齐动，不仅揭开了假先进管理区的盖子，所谓二类社的盖子也被迅速地揭开了。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这个公社不仅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特别突出，而且在公社领导集团中，组织不纯、阶级路线模糊，死官僚主义等现象也极为惊人。
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三年来更换了四次，有的情况刚熟悉就调走了（有的是犯错误调走的）。领导实权长时期落在第二书记手里。
第二书记杨占章，扶余人，是个坏分子。曾给其姑夫报字“五营”的匪首当“马拉子”达六年之久。后在伪热河省第五军管区调查处当情报员，曾到赤城等地搜集我八路军情报，以后又在前郭旗大力巴训练自卫团。一九四六年混入农会，其后曾任武装委员和区委书记等职。一九五八年调来九站先后任镇委第一书记、九站公社农业部长、第二书记等职。他对成立城市公社一开始就不满。在九站酝酿组织城市人民公社时，通知他到九站糖厂开会，他拒不参加，叫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家”。后来用轿车接了好几次才勉强去了。回来后还发牢骚说：“白扯一宿，没睡觉。”在工作中包庇与任用坏人达十多名。现任二台子管理区支部书记杨青，在小红土工作时（一九五八——五九年），曾把漏划地主刘凤臣拉入党内，还当了主任。杨青到处借地富钱花，贪污和侵占公款达一千三百多元，一贯大吃大喝，曾把三队的小鸡吃光，还吃了一头牛，一口猪。有一次借酒发疯，把马粪蛋当盒糕吃，叫老头蹶着他跳“毛驴”，扯妇女主任上高粱地等。一九五九年整社时，杨占章对群众揭发的这些问题不但不予处理，反而把杨青调到公社党委当了宣传委员。卜景春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一贯道徒，当过伪监狱看守警，劳工小队长，杨占章与之经常在一起吃喝，虽然公安派出所长曾再三向他说明卜的问题，但他仍把卜提升为公社工业总厂副厂长和公社的党委委员。大红土的支书柴元林，是个坏分子，也是杨占章一手提拔赶来的。柴住在产院和外号叫“大瓜子”的接生员（破鞋）公开睡在一起。接产时，柴也跑去“帮忙”。当群众要起来斗争柴时，杨占章又把柴介绍到九站糖厂当工人去了。杨占章在工作中，还常常不执行党委决定和上级指示，个人独断专行，打击第一书记和破坏党的威信。一九六○年秋，郊委指示把一九五九年库存储备粮卖给国家或管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奎芳通知粮食所干部罗光生按上级指示办事。杨知道后，却对罗说：“你别听他的，咱们储备咱们的。”拒不执行。在这次退赔兑现中，公社党委决定，社员园田地粮食每人按三十五斤退赔，他到南三道、三台子等管理区对，就推翻了这个决定，改为二十五斤，叫社员把多的粮往回背，群众不满地说：“党的政策真是个转葫芦，没等贯彻就变了。”他对党委的工作经常是“看笑话，一推二不管。”背后还散布不满。对人是“当面好，背地狠，整人不出面”。他在工作上也一贯弄虚作假，蒙蔽领导。去年公社有一百多垧水稻还未插秧他就向上报捷，他在大荒地管理区工作时，为了迎接郊委检查团，发动社员大战道旁的地头草。公社的瞎指挥生产，很多都是在他主持下干的。
第三书记李广智（贫农），是个死官僚主义分子。曾种过地，当过学徒工，给伪满机关看过仓库，当过国兵。一九五八年在江南公社当社长时，因贪污公款受过党内警告处分，后调九站公社任第三书记，分管农业。群众说他是个“半朝銮驾”的干部（也懂一些农业生产的意思）。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都很严重。一九六○年公社头遍铲趟尚差八百多垧，他就上报二遍铲完了。在他和杨占章的指挥下，公社一道命令，要下面几天报捷。下面干部说时间紧，不行，他就严加申斥。他们回去后只好“先加鞭，后上马”；有的干脆胡弄谎报。三台子管理区仅有劳动力三百多，就虚报出勤人数九百多。那里的群众说：连没出生的都算上也不够。李广智就这样热衷于要进度、看数字，并且根据这些虚报情况，对劳动力进行大调动、大支援、大会战。不仅破坏了生产队的“三包，四固定”，耽误了虚报区，队的生产，而且支援别区的劳动效率也很低。如小红土管理区一九六○年夏锄没完，主任刘凤臣（阶级异己分子）谎报说完成了，公社就把他们的劳动力调去支援大红土，天没亮就放三声高升炮，还吹喇叭。结果是：不但小红土自己的三十多垧大豆地没铲完荒芜了，减产二万七千多斤；而且对大红土的支援，因走路、吃饭等占用时间过多，效率也极低。大红土在李广智和支书柴元林（坏分子）的指挥下，一九六○年入夏以来把全区一百多个男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吃饭、睡觉、干活，家家户户都号上男女宿舍，吃饭一条龙，干活一窝蜂，一顿饭就吃了两个多小时，一百多个劳动力一天只铲三十亩地。
瞎指挥的另一方面，就是统一行动，“一刀齐”。要求水田插秧时旱田不见人，铲旱田时不让下菜田。下洼子、头台子、三台子由于只许铲趟，不许干其他农活，把六百多亩碗豆全烂在地里了。秋收时要割那块庄稼，一律平推，很多未成熟的插花地也都给割倒了。结果打不出粮食来。
特别是一九六○年执行播种计划不因地制宜，对粮食减产的影响特别大（这个责任不完全在公社）。全公社有六千多亩不宜种菜的地种了菜，有三千多亩不适合种谷子、高粱的地种上了谷子、高粱。如地势低洼的下洼子管理区，被分配种洋葱八百四十亩，光种子花了一万零八百元，仅收入七百元。群众说“这样干，连老婆孩子都得赔进去。”甚至为了完成播种计划，不惜种了毁、毁了种，最后误了农时，造成严重减产。有的社员惋惜地说：“明知毁种如休妻，可是非毁不可”。
李在瞎指挥生产的同时，又常以“反省”、“撤职”等手段，对待基层干部和群众。去年一年经他一人之手撤掉了十三名管理区书记、主任和生产队长，至于被他用“反省”处分的干部就更多了。有一次粮食管理所所长下去工作没有完成任务，他不问青红皂白就令其反省。所长走后李回头看见还有一个干部，就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答：“和所长一同来办事的”。李说：“好！你也去反省”。结果这个干部也和所长一同反省了半天。李对有病的干部也是冷酷无情，认为干部有病都是装的，思想病，叫组织委员查档案看历史。对不能参加会的就叫用车拉。因此，李不论到哪，干部和群众都躲着他。一次他到大荒地工作，是从前门进去的，干部都从后门溜走了。他经常穿着黄大衣、黄皮靴，戴上黄边眼镜，群众说：“李记书就缺一把洋刀，如果带上洋刀就和伪满警察一模一样了。”群众给他送个外号叫“大老虎”，又叫他是“眼镜干部”。
死官僚主义分子、团委书记孙国恒，是个地道的“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去年一年，他滥用职权，撤了十五个干部。他在大荒地工作期间，不仅把队长杜芳明的职务撤掉，而且把杜的预备党员资格也取消了。群众称他“小老虎”，并给他编了一套喀：“孙老虎真疯狂，在南山成阎王，张牙舞爪到北荒，三天一瞪眼，五天一发狂，撤职二员三队长，真正把人伤，社员心中怕，干部发了慌，多亏还有共产党，不然干部一扫光。”
全公社共有两个青年队，种高产田六百亩，孙国恒就向上报有八个青年队，种高产田一千八百五十亩。他在小红土发动群众追肥时曾宣布：“凡能甩动鼻涕的，能拿动筷子的，有病没死的，有孩子没生的都得干活”。为了大造声势，他叫各队敲锣鼓，放鞭炮，比赛，看谁放的早，有的半夜就起来放。社员挑粪筐子活还得踩着鼓点。这样他还嫌声势不大，还叫社员把各家凡是能敲响向的锅碗瓢盆都拿出来敲打。他很得意地向社员说：“闹他个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麻雀飞上天。”社员有意见，他就说：“你们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由于这样瞎闹的结果，不仅劳动效率低，而且还出了乱子，第一生产队夜间套出的三副犁杖，因放炸炮把马吓毛了，管理区团支部书记去抓没抓住，把脚碰伤了，还拖坏了两垧高粮苗。因此群众反映说：“真闹的鸡飞狗跳墙”，“这个乱指挥生产的灾，比天灾还厉害，天灾可以抗，人灾真抗不了。”
由于以上的情况，这些地区的贫农、下中农的政治优势一直未能真正树立起来，经济地位的改善也十分缓慢，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农业生产力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有的地方牲畜死亡，车辆减少，生产工具的破坏很严重，土地荒芜（张久在反革命分子掌权期间，耕地面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年减少了三千三百六十亩，占原有耕地百分之三十八），粮食生产逐年下降，社员收入也逐年降低。人为的灾害大大超过自然的灾害（根据这里几个管理区的调查，天灾与人灾约为三与七之比）。一九六○年全公社仅人为的粮食减产经过计算即达二百多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人为的蔬菜减产七百多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单下洼子干部嫌菜价低，不卖，一次就烂掉土豆七万多斤）。据七个落后管理区的统计，一九六○年社员分配总数（包括供给）为五十五万五千多元，而各种人力的损失浪费，就达四十万零五千元，占社员分配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如小红土管理区，仅有二百多户人家，七千五百多亩耕地，一九六○年由于瞎指挥生产，造成粮食减产十万斤，蔬菜减产三十三万斤，一九五九和一九六○两年共死亡大牲畜十四头、生猪三百三十四头、鸡九千八百八十九只。由于大量减产和损失浪费，生产收入减少，一九六○年全公社有大红土、寇家等五个管理区公积金一点没有留，张久等三个管理区仅留了1％的公积金。
九站公社和它所属的三台子、张久等假先进管理区，以及其他早先发现的五个落后管理区的盖子被揭开以后，认识到这些地区之所以长期落后，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从阶级关系上看，解放前，在地富阶级中富农经济占了主要地位。富农户数和耕种的土地都比地主的多，据初步统计，上述七个管理区的二百四十二户地主富农中（包括漏划的在内，下同），地主只有二十五户，而且多是一些中小地主；富农共有二百一十七户，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佃富农，租种着吉林市内的大土地占有者兼工商业资本家的大量土地。这是这里城市郊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张久管理区在十六户地主富农中只有一户地主，其余全是富农。该管理区的第五生产队，共有社员十二户，其中就有九户富农。全姓孙，孙姓家族曾长期是这个地区的当权派。大红土管理区，地主只有四户，占有土地一千二百六十亩，富农三十七户，自有土地一千零六十五亩；富农中除三户为一般富农外，其余三十四户皆为佃富农，他们共租种土地四千五百三十亩，耕种土地总数为五千五百九十五亩，等于地主占有土地总数的四点五倍，约等于中、贫农占有土地的三倍，而且经营集中。由于他们是租佃户，有的不仅同经营地主不好分清，而且和富裕中农的界限也很难分清。因此容易模糊群众的阶级界限，使他们得以鱼目混珠，与贫农、下中农站在一条线上，有的还钻进了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掌握了党政大权。如张久管理区，有二名党员是漏划富农，一名漏斗地主。其中漏划富农孙洪珍就当了管理区副主任和代理过支部书记。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来抵制与破坏党的政策。
从社会政治情况上看，敌伪渣子多。九站公社所属地区由于曾是国民党军盘据的据点和敌我长期拉锯的地方，解放较晚。因此，敌伪残余分子不仅土生土长的多，而且被其他早解放地区土改运动的洪流冲淤到这里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也很多。国民党为了控制这个地区，曾在九站设有国民党的支部，在大红土设有分支部。大红土共有国民党员十二人，当过特务、谍报员、还乡团和蒋兵的有九人，在伪满时代当过村长、保长、屯长、督农家（催“出荷粮”的）、警察和一般伪职员的有十三人。共有敌伪残余分子四十二人（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其中从外地逃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就有十三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点三。这里在解放后（一九四八年）出现的一个以磕大帮头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哥八个”反坏分子集团（实际上是国民党支部的外围组织），其中有六人都是从外地或外村逃来这里隐蔽的地富反坏分子。孟继德就是从小红土潜来的地主反革命分子。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当了训练特务的佐理员，曾打入我吉林市新华社、永吉县公安局，多攻盗窃军政情报。解放后他在大红土骗取了贫农成份，分了好房好地，当了小学教员、村政府委员，利用磕头关系，同从九台县逃来的地主、当过伪警察的反革命分子冯斌紧密地勾结在一起，通过坏分子姜文和（当过公安委员、支书、主任），操纵了这个管理区的党政大权，进行破坏活动达十三年之久。这一带的反动落后会道门也很多，据三台子管理区的调查，全区除有敌伪村长、屯长、国民党谍报员等反革命分子五名外，还有反动道首三名。会道门计有一贯道、老母道、灵山道、天宫道、青宫道、龙花会、大同佛教会等八种，发展道徒达一百六十名，相当于该管理区劳动力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其中天宫道、青宫道，去年夏天还到外地活动。近两年来，市里又下放了二百余名五类分子到该公社的各管理区管制夺动。下放到张久的有伪皇帝溥仪的亲侄、群众称作“小皇上”的肇玉堂，还有日本留学生、警察学校助教、国民党建军头子陈金厚等人。这就更增加了这些地区政治情况的复杂性。下放到张久工业总厂的四名反革命分子中的陈金厚（曾有三条血债），去年在捉住了工厂主任李宝山（党员）偷公社十五斤黄豆的小辫子后，威逼李答应了他们改善待遇和经常报告我党整风情况等五项要求，于是李就和反革命分子一同吃了一袋白面，伙食上增加了豆油，先后杀了四口猪吃，群众说：“党员也缴枪了”，“党员被管制分子管制住了！”新立管理区至今还有暗打信号枪的。飞机场派出所一九五九年丢失的手枪，由于这次整风的威力对敌人的震动，这次才在二台子的道上拣到。
从社会风气看，旧社会的恶习在这些地方也根深蒂固。如吃喝、贪污、盗窃、赌博、乱搞两性关系等，至今都很盛行。大红土管理区，很早就有五多之称。即“耍钱的多，搞女人的多，偷盗的多，贪污的多，干坏事的多（指地富反坏）”。这个管理区犯有贪污行为的三员以上的干部，就占同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赌博之风也极为兴盛。一九六零年夏锄，外地上千人来支援，这个管理区仍然大开赌局聚赌，这次整社中还发现赌局五处。张久管理区前支部书记、反革命分子张德丰和主任、蜕化变质分子毛德喜带头赌博，还派民兵站岗。小红土管理区主任、漏划富农刘凤臣在一九六零年春季，聚集了一个生产队百分之五十的社员在菜窖里“推牌九”。男女关系也极其混乱乱。象“大洋马”“大瓜子”、“小青衣”等等，都是这一带有名的“破鞋”。因此，这些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干部极易受到旧势力的腐蚀和熏染。
从解放初期所进行的土改、镇反等民主革命运动情况上看，都搞得很不彻底。这里基本上是属于和平土改的地区，土改的领导权一开始就落在地痞流氓和改头换面的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手里。他们成立假农会，进行假斗争，包庇地主富农。前述七个落后管理区在这次整社中，经过复查，已经确定漏斗漏划的地富共达七十六户，占原划地富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三台子管理区土改时，农会主任是地主兼资本家谢甫元的大管家谢士英，群众称他是“白毛女”中的“穆仁智”。全区有两户地主，一户逃亡在外没斗，一户（白君喜）被他们包庇，划为贫农。张久管理区土改时，农会主任是国民党新一军班兵赵景顺，武装队长是报字“天照应”的土匪王佐臣，担任文书财政的是从蛟河逃来的地主王洪，在他们的把持下，张久十五户地富只划了三户富农，其余十二户地富全都划为贫农和中农。如富农李发、李德给赵景顺娶了一个老婆，宋长有给农会副主任刘祥送了一头牛，于振江给农会干部徐维润（逃亡地生，外号小和尚）被窝里送过姑娘，于是李发、李德、于振江等都被划为中农。群众在回忆土改斗争中一个场面时说：“地上铺着狗皮，让富农爬在狗皮上，用三、四尺长的大板子，把老土地打得直响，连他们一根汗毛也没有碰着”。加之有许多地富在解放前后乘兵荒马乱之际，连人带财都逃入了吉林市；有的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大家分成小家，漏划了成分，逃避了斗争，以致他们的浮财和车马等重要生产资料也都原封未动。贫雇农除了平分土地之外，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果实。土改斗争后不久又来了一个假纠偏，结果越纠越偏。大红土管理区的土改纠偏工作，是在反革命分子、当时村委员孟继德的操纵下进行的。他对干部说：“地主、富农少划点，敌人也就少了”。对于一些立场不稳的干部曾发生了很大作用。他在帮助村干部算剥削账时，又以畜力顶劳力的办法把富农兼伪满“督农家”的陈明新、富农吴显富、吴显芝（孟的舅父）、李春富四户都改划为中农（这次评查实际够富农）。因此，地主富农在土改中，既没有在政治上被打垮，也没有在经济上被彻底摧毁；有些佃富农在平分土地中反而得到了利益，以致土改后很快地发展起来。如三台子管理区的佃富农曲学梦，土改前自有三百三十七亩五分地，六个大牲畜，被斗以前，他把马拉到吉林市卖了五头，只剩下一头瞎马，土改时，他家共有三十多口人，结果自己的土地、牲畜没动，又分给他一百二十来亩地，土改后不久，便买了一匹马，大皮袄又重新穿起来了。富农的经济基础之被摧毁直到合作化时才真正接触到，因此他们在这对就搅起了一股拉马退社的逆流，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又兴起了杀鸡宰猪的风浪。
一九五二年的镇反运动，主要锋芒是打击有血债有民愤的地富反革命分子。但由于镇反的领导权一开始又操纵在他们手里，因此有不少地富反革命分子受到包庇而隐藏下来。当时张久管理区的镇反委员会主席就是由反革命分子张德丰担任的。不仅他本人漏了网，而且还包庇了漏划富农、一贯与我为敌的孙洪珍和民愤很大的恶霸伪闾长梁殿仪等人。甚至在群众揭发漏划的反动富农孙洪珍、于学富、宋长有（用姑娘换枪支来袭击我军）等人的成分对，他也置之不理。大红土管理区，当时镇反领导权操纵在以反革命分子孟继德为首的反坏联盟手里，虽然杀掉一个反革命分子，关起四个，但却漏掉了反革命分子陈明新、冷春生（曾勾结国民党自卫队抢过我大五家子农会，并绑杀了那里的农会主任）、国民党谍报员吴显华、抢车劫道的于泽树（现仍逍遥法外）和孟本人。
以上情况，就是这些地方坏人当权和长期落后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为什么解放十三年来，这种社会历史条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呢？为什么近年来经过历次的社会政治运动，当权的反动分子，不但未被揭露清除，甚至还在扩展他们的势力呢？这应该说是与我们主观的认识上和工作上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点，有直接关系的。
（一）在我们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由于对于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规律性认识不足。因而长期不懂得或者看不到，在我们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敌人仍然能够在农村中革命力量比较薄弱、地富反坏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以“和平演变”、“和平过渡”的手法来窃取我们的政权，甚至在有些地方从解放那天起就已经窃取了我们的政权。有些同志不大理解，在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很久，社会主义革命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今天，在经济上已被剥夺的地主、富农阶级仍然能够在政治上进行复辟，并且在某些地区已经实行了这种复辟。我们有的同志不甚明白，农村的反动势力为了反对和破坏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采取了公开的斗争形式（如在初级社转高级社时期搞拉马退社，在人民公社建立时煽起反社会主义言行）；而且在人民公社日益巩固的今天，还会以“左”的面目出现，在“五风”的掩护之下进行隐蔽的、更为恶毒的破坏活动。由于我们有些同志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阶级敌人反抗社会主义制度至死不变的顽固性，也没有对阶级敌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在策略上和手法上也在变化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根据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特点及其规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付他们，以致阶级敌人能够穿上了革命的外衣，站在我们的行列里，长期逃避于我们的视线之外。
从九站几个落后管理区的情况来看，地富反坏分子篡夺我们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手法主要有四，即钻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打下去。这四种手法，常常是互相为用，但多以钻进来为其第一步。钻进来的手段一般是隐瞒成份和历史，伪装积极，骗取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反革命分子张德丰，就是用主动帮助政府进行抗美援朝工作、组织假合作社等手段，一步一步地混入干部队伍，钻进党内，篡夺了党政领导权。国民党军官、漏划地主白君喜土改时从吉林市内回村后，又是采取了“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当众大骂他恶霸地主的父亲，说群众打死他父亲完全是正义的，宣布脱离父子关系，献出了自己手枪，骗取了群众的信任，把他划成了贫农，因而得以窃取了小学校长和管理区会计等为一般人不甚重视的职务，终于成为三台子管理区长期操纵党政大权的“后台军师”。
地富阶级并不只是依靠于他们自己钻进来，在解放以前就常常是通过他们的爪牙来操纵农村基层政权的；解放后当他们一旦钻进来以后，他们就取得了腐蚀和拉拢干部的更为有利的阵地。“拉出去”的手法，主要是请吃喝，借钱花，许闺女，拜把子等等，其中尤以请吃请喝最为普遍和最有效力。蜕化变质分子毛德喜就是这样被张德丰一步一步拉过去的。毛德喜调来张久担任主任后，张德丰就主动帮助他娶上了老婆，生活上百般照顾，赊借小猪崽给他养，又从管理区十元八元的借给他化，经常请他吃喝，并不断拉拢毛说“只要有我老张在，不会有你的亏吃”。从此毛即把张当成了“最亲近的人”，以致无不言听计从，帮助他打击支部书记，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三台子富农褚风海在拉支部书记付德明下水的时候，也是从经济引诱入手，一面借给钱，一面进行思想瓦解。一次褚对付说：“社会总是变的，不管归那个国家，多交几个朋友没亏吃。”付听后认为“很对”，此后即按“不得罪人”的原则办事。许闺女结姻亲也很厉害。二台子管理区莲花泡生产队四个共产党员中有三个娶了富农女儿，群众说他们是富农的“三大支柱”。三个共青团员，也全因男女关系问题蜕化变质。党团组织完全烂掉了。
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占据了主要领导岗位之后，就向各个角落安插亲信，扩展势力，结成集团，巩固并扩大其统治地位。除已揭发出张久的反革命集团和大红土的反坏联盟以外，三台子管理区的付德明和常树振，安插亲信也遍及每一个大小部门。管理区团支部书记是常树振的叔伯妹夫，管理区会计是漏划富农。全管理区共有三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正副队长都是付德明的盟兄弟，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一个乱搞男女关系；第二生产队的队长是付德明的妻侄；第三生产队的队长是管理区主任郑喜奎的姑舅姐夫，伪满时当过勤劳俸仕队分队长，有民愤。队会计白德喜是伪满警察、国民党突击队员。食堂管理员白玉春是漏划地主白君喜的女儿。保管员曹玉昆是漏划富农。甚至十一个大车老板也都是富农分子，经常消极怠工，暗地残害牲畜。
对于那些不受拉拢、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干部，地富反坏分子则施展“打下去”的办法。这也是他们夺取和巩固领导权的一个极其恶毒的手段。打击的方法之一是诬告。张久管理区第一任支部书记王风桐，因其哥哥当过伪职员，张德丰就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把王告倒了。大红土管理区在一九五八年有个支部书记叫马海山，家住寇家，是个领导生产的能手，群众至今还留恋说“好容易摊得了这个好书记”，只因秋翻地时因事路过寇家回家住了一宿，坏分子姜文和就指使爪牙给马贴大字报，诬告马“身在大红土心在寇家”，而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占章也竟以这个“罪名”把马当白旗拔掉了。打击干部的另一个手段是拆台、排挤。贫农林万祥在大红土当村长时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工作毫无差错，无隙可乘，当时的支部书记、坏分子姜文和就在林布置预售粮任务时，暗地煽动群众说，“这小子净拿群众送礼”，拉拢落后群众和干部同林对抗，使林连会都召集不起来，林自感势单力孤，只好请求下台。反坏分子为了打击干部，甚至不惜使用美人计来陷害。大红土的另一个村长于松林，由于对地富反坏分子管制较严，被反坏分子视如眼中钉，在诬告于贪污不成之后，反革命分子冷春生就指使他搞的破鞋“小青衣”引于上勾，然后用剪刀猛剪于的小便，姜文和便乘机以强奸罪把于绑送法院。这些事实说明，反动分子在篡夺党政大权的斗争中，是极其阴险和毒辣的。在政治上和生产上所造成的种种惨痛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
（二）这些落后地区的严重问题所以长期未能解决，和近年来整风整社的不彻底也是分不开的。近年来的整风整社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这些假先进和长期落后的地区来说，却未能彻底的揭开盖子，拔掉根子。原因之一，是由于整风整社铺的面过大，要求过急。各级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门虽然全力以赴，并从各个部门抽调了大批人力，但也难以适应需要。而主要领导干部，又因忙于跑面，也难以蹲在一个点上深入下去。在时间上，常常是春耕一到，运动不完也算完了。有的地方为了完成面的计划，春耕未到工作组就被陆续抽走了。加之工作组对于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这些更为细致的工作，则常常重视不够。因此整风整社不能善始善终。群众埋怨说：“我们这里是大年三十没月亮，年年如此”“工作队进村说得挺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我们大胆提意见，结果是‘雪里站的骡子，白蹄（提）’，他们一走，我们又落到后娘手里了。”为了真正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从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看来，年年进行一次整风整社是必要的，但要真正体现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就需要制定一个以几年为期（例如两年或三年）的彻底改造落后地区的计划（而不是每年都普遍整一遍），依(原稿未完)
来源：吉林省某档案馆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