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2-20 作者：[待确定]
前已转发了甘肃省武山县新城、民山两个生产队和白银市武川公社兴安生产队两件材料，现在再把甘肃省通渭县常河人民公社南山生产队的一件材料转发给你们。
通渭县是一个县委犯有严重错误、形势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在那里，也有象南山生产队这样的先进单位。在其它地方，这样的单位就更多了。我们在发动群众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对落后社、队进行革命改造的同时，要善于发现这样的典型，总结先进公社、先进生产队，先进食堂和先进人物的经验，树立旗帜，树立榜样，用活人活事教育干部和群众，给广大干部指出正确的努力方向，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这对当前大鼓革命干劲，战胜困难，争取今年农业生产丰收，有重要意义。
我们转发的武山和通渭三个生产队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几个队的干部都是土改时的老干部，他们成份好，思想好，作风好，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能经得起斗争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顶歪风、抗逆流、坚持真理。这是值得各级党委都注意的。每个社、队都要注意有计划地培养和配备这样的领导核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稳定下来；在改造落后队工作中，要把培养和提拔经过斗争考验的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做为重要任务。这是巩固农村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
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日
(甘肃档案馆91—4—840卷)
李思明同志是通渭县常河人民公社南山生产队的支部书记。他生在一个雇农家里，十岁时就给地主扛活。“民国十八年”大旱，全家四口死的只剩他一个人，旧社会的艰苦生活，使他恨透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一九四九年五月，通渭解放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以后担任过村长、农会主任、乡长、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等职务。十一年来，他紧紧跟着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与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使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提高，人人称他是革命的实干家。
自一九五七年农村大辩论以来，常河公社所属各生产队，在以席道隆(前通渭县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一伙反、坏分子的指使下，混淆了两类矛盾，捆绑吊打，残害群众。以李思明同志为首的南山生产队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对人民内部问题是鸣放辩论，坚持以理服人，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县委工作组忠实执行席道隆路线的梁宏贤，借口他对群众不打不斗，企图划为“白旗”把他拔掉。支委会研究，认为李思明同志一贯工作好，不应该划成白旗，但在工作组的指使下，他们不得已，便把李思明同志划成“灰旗”，说：“划成白旗，就被拔了，划成灰旗还可以染”。
这时该县浮夸风极为盛行，产量少，报的多，有的上报千斤亩，万斤沟；为了说明农具全部改革了，不惜把旧农具都毁坏；为了说明水利化了，用桶把水担到高山顶，洒在地上；征购粮一增再增，而群众口粮寥寥无几。他看到这些有损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及时向公社党委提出了意见。但公社党委在坏分子赵奠京(第一书记)，董守信(第二书记兼社长)的把持下，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还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说他是“老右倾”，是“资本主义思想”，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分子”，并撤销了他的党委委员、生产队支部书记等党内职务。为了整他，赵奠京限他在三天内，办起十二个厂子。尽管受到百般打击，但是李思明同志没有动摇，相反地更加坚定。他想，“这些坏事情，上级总会知道的。不管怎样，人总要吃饭，要吃饭首先要搞好生产；那怕把我法办，只要生产搞的好，全队里一千多人不受饿，就行了”。
在一九五九年完成购粮任务过程中，他也受过许多打击。第一次分配购粮任务是十三万斤，他们完成了；第二次又加到十七万斤，也完成了；第三次又加到十九万斤。将要完成时，全县大搜大查，乱斗乱打开始了。这时公社党委赵奠京等人认为，李思明问题太多，调他到县上的党校去学习，到了党校，也是乱斗一气。十九万斤任务完成后，第四次又加到二十三万斤，第五次又加到二十五万斤；并说：“你们完不成，马上把大队(斗争大队红专打手)给你们开来”。后来硬千方百计地完成了任务。由于购粮过多，家底空薄，到一九六○年二月南山生产队有十几个人饿倒了。这时候，适逢省委整顿通渭工作，给拨了六百斤粮，才没有发生问题。在这时期：他虽曾多次反映，购粮数字太大，但都遭到赵奠京的冷遇和恫吓。就这样他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年，连受打击，连受威吓，但是他不动摇，不惧怕，一九四九年五月入党时，“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的誓言，在鼓舞着他，在督促着他。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初期，许多地方“共产风”一度刮的很厉害：提倡劳动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取消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出现了一平二调三收款，一逼二压三许愿，大大挫伤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南山队领导感到这样做，不符合群众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他们坚决地顶住；并教育干部和社员，要勤俭办社，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坚决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南山队除在食堂化初期乱拉了一些私人灶具外，其它没有什么平调。到一九五九年纠正共产风时，他们的各种账项整整齐齐，再未翻腾，只是更进一步地对社员进行了人民公社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一九五九年党为了进一步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提出干部下楼，纠正共产风。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伙反、坏分子却借机破坏，提出“土地谁种谁收”，“牲口分户喂养”，“解散公共食堂”，想把人民公社拉到单干的道路上去。南山队支部坚决反对了这股歪风邪气，采取鸣放辩论的办法，对干部、社员进行了牲畜集中喂养好还是分散喂养好、土地公有好还是私有好的对比教育。结果，思想辩通了，歪风顶住了，牲口没有分散，土地仍属集体，大大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保卫了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瞎指挥风很严重。本来小麦适宜于种山坡高寒地区，县委农村工作组硬叫种到川地。李思明同志提了意见。他们说：“这是新技术，省委也当不住”。他想，“新技术为了多打粮食，打不下粮食，叫什么新技术？”一亩地一般播种籽十六斤左右较为适宜，工作组为了密植，硬叫种三十斤种子，结果长的象噶草一样，没打粮食。他也提出了意见。
在口粮安排上，全队除去种籽十一万零八十四斤、饲料一万二千七百七十斤、交公购粮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斤以后，虽然也有困难，但并不需要国家补助很多粮食。现在，除口粮外，每人每天吃一斤干菜，可以吃到清明前后，接上新菜。在严重灾荒的威胁下，几年来也只外流了一人(做投机生产的)。
几年来的严重灾情，使通渭县的牲畜大批死亡。有的队一头牲口平均负担一百亩土地，城关公社双堡队则高达二百零九亩，而南山队牲畜不但没减少，还有增加。如马，一九五七年为二头，一九六○年底为八头，增加六头；驴，一九五七年为一百二十头，一九六○年底为一百五十八头，增加三十八头；羊，一九五七年为三百七十只，一九六○年底为八百零五只，增加四百零五只。
在副业生产上，他们组织了熬硝、札樵帚、搓草绳、剪毛线、磨豆腐等等。一九六○年仅熬硝一项，就收入八百多元。
目前，南山生产队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一九六一年春季生产的种籽、农具、牲畜已准备好，一千零四十亩扁豆，已全部运上肥料，现在抓紧给四百五十亩莜麦地里运肥。
一个人能力有强弱，文化程度有高低，但只要对党有一颗赤诚的心，对群众有满腔的热忱和负责到底的精神，他就可以给党作出贡献，受到群众的热爱。李思明同志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样的高贵品质，对党无限地忠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指向那里奔向那里，所以他能够始终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维护群众的利益。
来源：李冰编著《“西兰会议”始末及其影响》，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2009年11月。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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