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3-1 作者：[待确定]
广东中山县坦洲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对一二类社来说，是一个比较更完全更健康的经验。现将这个文件和中南局批语发给各地，作为各地在整风整社运动中的 一个指导文件，望各省、市、区党委印发给各地、县委和整风整社工作组阅读研究，并根据各地的情况斟酌仿照办理。中南局的批语说：整风整社一定要搞深搞透，不要赶时间，要坚决防止走过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已经进入或接近春耕大忙时期，各地整风整社运动应当及时采取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在春耕开始以后，各地应当首先抓紧春耕，并利用农事间隙来进行整风整社。总之，要分期分批、坚决彻底地把整风整社运动进行到底，同时又必须促进而不能妨碍当前的农业生产。
（发至县团级）
中 央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
中山县坦洲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基本经验，是继湖北通海口之后，全中南区对一、二类社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它提供了：从何下手才能把运动很健康地搞起来；如何进行扎根串连，组织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队伍，来搞好纠正“共产风”的清算和赔退；如何既放手发动了群众，又团结了干部和改正了干部作风，以及如何从一开始就很好地结合生产的初步经验。无疑的，上述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整风整社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从始至终以此来指导运动。现在全区五个省区，试点多已结束，第一批铺开的社（包括已搞好民主革命补课也正在进行以整顿“五风”为中心的三类社），运动正在展开，各地应很好研究坦洲公社整风整社的经验，进一步武装工作组和以之作为自己搞好整风整社的依据是很有好处的。第一批铺开的社能否把整风整社搞好，意义十分重大，须知这是决定农业生产能 否迅速搞上去的关键，决不能赶时间，走过场，一定要把它搞深搞透。如时间不够，影响生产，可以只在春耕前搞好第一批铺开的社的整风整社，其余放到春耕后再搞，河南甚至可以考虑以一年时间利用空隙、结合生产分批搞完。各级领导必须足够估计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和一项巨大的思想、组织建设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强的工作组的帮助是不可能搞好的（就是第一、二类社，要彻底整好也非派工作组去不可。目前对面上的社，为安定干部情绪和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以便进行生产， 我们采取了派小型工作组和开群众大会直接向群众交代政策的做法，这只是暂时应付的办法）。现在重要的是彻底搞好第一批铺开的社，真正树立榜样和取得经验， 尔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最后再重复一句：一定要搞深搞透，不要赶时间，要坚决防止走过场。
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
一向被人们称为“金斗湾”的中山县坦洲公社，原是一个富饶的大沙田区。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三年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一，收入下降百分之四十一，人心不 定，外逃增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捱不住，顶不住！”这是农民的回答。捱不住，是因为生产坏，吃粮少；顶不住，是因为干部作风不好，感觉前途渺茫。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刮了两次“共产风”，生产关系动荡，生产上瞎指挥。修筑坦洲联围，原是好事，但因急躁图快，计划不周，工程没有配套，结果防了咸水，增加了内涝积水。挣稿（双季间作）改翻耕（双季连作），过急过快，不因地制宜；乱搞“条播”；强迫北风插秧。本来这个地区就田多人少，但却盲目抽调劳动力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影响了生产。这一切，农民群众都提出过意见。社员说：“领导上主观主义，大、小队干部任务主义，我们就只有消极主义。”干部看 见群众劲头不大，就不分贫农、中农，还是富农、地主，一律乱压、乱整。扣口粮，甚至绑人、打人，干群关系濒于破裂的地步。在组织基层干部工作方面，乱抽调，乱处分，乱提拔，致使组织混乱，上下关系紧张。这是大刮“共产风”以后，“五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九六O年以来，领导上曾经企图解决这个问 题，进行过“三反”，宣传贯彻过省委的“十大政策”，也反过“共产风”，但是局面仍未好转。
如今，坦洲公社的情况大大不同了。白天，天刚亮， 男男女女就吃饭出勤，全公社每天以五万丈的速度，进行锹河入泥。晚上，农村一片欢乐景象，人们心情舒畅，干部、群众有商有量，有说有笑。家家户户在修盖新茅寮，纷买年货准备过个好春节。这是坦洲公社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后的新气象。社员们说：“现在干部都是我们自己写“暗票”（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一切事情 有我们撑腰，过去干部是上面指派的，一切事情由上而下压下来，强迫命令。现在，干部改正了错误，带头生产，和我们有商有量，改变了作风，还是我们的好当家人。”老干部呢？感觉到群众既替自己洗了澡（批评），又替自己穿上衣服（重新选举自己），既支持自己，又积极出勤，于是放下了心头大石，努力工作。新选的干部，获得群众的积极支持，更充满了信心，加上工作团从旁帮助，很快就学会了当家。沉闷了两年多的老农，一反过去，表现得十分活跃，积极为生产出谋献策。 今年的生产，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虽然由于口粮少，抓得晚，可能赶不上最丰收的一九五六年，但肯定要比前三年好。因为大、小队有权，群众有劲头了。
为什么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呢？这是因为这次运动采取了坚定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采取了扎根串连深入发动的方法， 把贫下中农重新组织起来；又正确的对待了原有干部；做到“放而不散”（群众不涣散），“放而不乱”（不混乱），“整而不躺”（干部不躺倒），既纠正了歪风，又端正了方向，政策到底，干群团结。
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反“五风”，让群众自己去执行“十二条”，这就克服了历次整社运动的不 彻底性，避免了政策不能到底的现象，破得彻底，立得牢固。过去几次整风整社运动，大都是自上而下开大会的多，只靠领导上压，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因此一 到基层，往往就走过场，政策不能兑现。群众说得好：“干部自己反自己，怎么反得了呢？”
坦洲公社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所走过的三个步骤，就是一个 充分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这点，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因此，工作团一进村就深入群众进行扎根串连，首先把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作为 整风整社运动的根本依靠。第二步，放手发动群众大破“五风”，首先，依靠串连起来的阶级队伍，联合大、小队干部，先反公社的“五风”，然后广泛发动群众反大、小队干部的“五风”，一级一级的破下去，最后通过选举，由小队到大队，又自下而上地立上来。第三步，依靠群众，进行大立和巩固的工作，进行思想建设和 组织建设，全面复查和彻底贯彻“十二条”，同时回过头来对公社一级再来一次彻底整顿，这样经过几个反复，就基本上实现了运动的目的。正如一个贫农所说的： “这一下可把‘五风’给整死了”，“再也不会工作队来，十二条来，工作队走，十二条也走了，谁再敢胡来，我们就拿十二条整他。”
怎样才能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坦洲的经验证明，必须采取扎根串连的办法，首先组织起一个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这可以说是继土改、合作化以后的第三次 “组织起来”。工作团进村以后，经过短短几天的工作，立刻证明了扎根串连是深入发动群众的唯一办法，不管是三类队，还是一、二类队都必须如此。在坦洲，我们发现“三反”很不彻底，有少数坏干部进行打击报复，许多政策没有兑现；干群关系紧张，党和群众有距离。农民对这次反“五风”起初既不相信会是真反，又顾虑很大，说：干部都是“白灰糊下巴”（白说了不算），讲什么几大政策，都是“毒蛇喷缸瓦”，白费气!还说：“五风”是你们的政策，反“五风”又是你们的政策，到头来还是我们挨整。群众对于历次运动末尾总要拣几个人斗争辩论一通，表示非常恼火，他们说：不搞运动，我们是被“盅盖”盖着；搞了运动，我们就要被大山压着。起初串连发动鸣放时，他们一边在房内鸣放一边悄悄派人到门外放哨，怕的是大小队干部在门外偷听。对于工作队，他们也有了“经验”，认为反正你们和当地干部都是“一笼蛇”。由此可见，如何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把他们发动起来，是进村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当工作团进行了扎根串连以后，形势立刻起了变化。几年来被称为“落后分子”的土改老积极分子出来了。他们说：这批工作队就像土改队，土改使我们翻了身，这一次整风整社用了土改的方法，一定有希望了。 原来群众怀疑工作队和干部是“一笼蛇”，现在在群众心目中工作队成了“我们自己的人”了。因此，进行了扎根串连的多数队，和没有认真进行扎根串连的少数队，就出现了两种局面，两种效果。由于缺乏经验，工作团在开始扎根串连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开始时有百分之十左右根子扎得不好，但很快就发现和纠正了。而凡是采用了扎根串连办法的，根子发动起来以后，就去串连开会，人就来了，经过一带头，大家都能讲出心里话，做到鸣深放透，这就使干部的“五风” 情况，被揭露得很彻底。没有扎根串连的呢？队长叫开会，人不来，来了以后，表面鸣放热闹，但都是放远不放近，放上不放下（自己的顶头上司），放事不放人， 搞了几天，还是飘在半空中，摸不到底。这就证明了，只有用扎根串连的方法，使我们一开始就一脚到底，迅速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整风整社的各项工作和各项政策都到底。有些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怀疑扎根串连的办法，认为现在的干部不是“旧基层”，不同于土改。确实，这是不同的。但是，扎根，对一、二 类队来说，仍然是需要的。它是串连发动的起点，取消了根子，就不可能依靠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去进行串连发动，而且，领导权究竟在谁的手上，也只有深入下去才能摸清楚，而扎根串连，就是深入群众摸清情况的最好办法。
扎根串连，是一种艰苦深入的工作作风，也是最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这样做，就能比较 准确地摸清农村的阶级状况，摸清干部底子，做到不冤枉好人，不漏掉坏人，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使我们能正确地组织队伍，并正确地下决心。从坦洲的事实证明，几年来干部的阶级观点是模糊的，农村的阶级关系相当的混乱。许多老实正派的贫农，被错误地戴上不恰当的帽子，什么“贫农成分，上中农思想”； “老保守，老顽固”；什么“偷渡分子”、“偷渡思想”；以及“落后分子”等等，帽子很多。但是，是不是“保守”，是不是“落后”，为什么“落后”，为什么 偷渡，却没有人去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地主脱了帽子，不少富农、富裕中农在复查时降了成分，有些已成了合法的人民“代表”和“积极分子”；土改以后合 作化以前这一段的阶级变化，如有的贫农已上升为新中农等，也没有很好的注意。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击谁？在农村中重新成为问题，至于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几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和遗留些什么问题，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领导上弄不很清楚。“三反”运动中，坦洲公社正确地处理了一批坏人， 运动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漏掉了或纵容了一些更坏的人。这一次，在坦洲这个二类公社里，十四个大队中，就发现有三个大队的领导权落在敌人手里，这是经过扎根串连，放手发动群众，才揭发出来的。如果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恩赐包办和大轰大嗡的作法，要正确地组织队伍，摸清情况，是不可能的。
要不要组 织起来？要不要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在一、二类队里，不是领导权的问题，不需要有一个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坦洲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一支核心队伍，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结果不是搞不透，就是会搞偏，就算运动取得暂时的胜利，最后也不能巩固。因为，没有组织，就不能形成队伍，就不能形成力量。“五风”是干部的坏作风，不能靠原有干部作为运动的领导核心，也不能由工作团去包办代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工作团），靠群众自己去动手。因此，必须有一个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在坦洲，我们首先在每个小队把占社员总数的百分二十的贫、下中 农优秀分子组成为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再进而串连发动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全部贫农、下中农，形成阶级优势。然后，通过广泛发动，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 动农民都团结起来，去反“五风”。由于有核心，有队伍，我们就能够大胆放手，做到放而不乱。后来坦洲公社之所以能够在退赔“共产风”的时候，做到既彻底， 又符合政策；在批评干部的时候，既尖锐，又能按“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在选举干部的时候，既民主，又准确；就是因为有了队伍。坦洲公社代表会议上退赔“共产风”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代表们反了公社干部的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风，追到“共产风”这一条“五风”的总根以后，学习了中央 “十二条”指示，普遍进行查（帐）、报（帐）、算（算帐和算危害），情绪越来越高。各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的代表们分别组织了大大小小的代表团，一手拿着十 二条，一手拿着帐本，到公社管委会、供销社、食品站、粮管所、银行、公社渔业队等单位进行面对面的说理、算帐，川流不息，日以继夜，无论直接的、间接的， 大宗的、小量的，过去的、现在的……，总之，把一切“共产风”的、或有关“共产风”的，甚至不是“共产风”的帐都端出来。帐，越算越多；危害，越查越深， 干部，越听越惊心动魄。真是一个不丢，一件不漏。不但算帐，还要说理，合胜大队的代表，死死的追问供销社主任为什么把明知没有肥效的肥料卖给农民，是什么思想，是什么作风，现在要国家本钱来赔给农民，究竟心里痛不痛。这位主任当场检讨了三次，又赔了钱，才勉强过了关。在公社管委会，代表们算生产损失帐把党 委书记算得满头大汗。在算渔网的损失的时候，有一位书记态度不好，立即被代表们批评了一顿，在代表会上作了检讨。这一下，可把过去干部乱拿、乱指挥、强买 强卖的那种“神气”，给彻底打掉了。用代表们的话来说，就是“给整垮了”!这样搞，会不会使“共产风”的损失扩大化，会不会造成界线不清，产生混乱呢？事实证明，由于有了队伍，不仅不会乱，而且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做，既可使干部受到深刻教育，又可使政策一下到了底。公社农场向公社退赔回来以后，贫农代表自 动串连推选出九个人，要同干部共同管理这批钱，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把钱存到银行，并对银行说：没有我们代表一起来，谁也不准私自取钱。这就防止了干部贪污多占。至于政策界线呢？我们提倡的是人人按“十二条”办，干部和群众都可以按“十二条”进行说理。因此，放手让群众自己动手去算帐、退赔的过程，就是干部和 群众一起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政策的过程。什么该算，什么不该算；什么该赔，什么不该赔，由群众代表来掌握。在这里，串连组织起来的核心队伍起了决定的作用。代表们退赔胜利回来，就总结胜利，提高思想；失败回来，就查原因，再学习政策，重新区别处理。合胜大队代表开始时提出要公社赔瞎指挥生产的损失，折合每户一万斤谷子。后来大家一讨论，感觉不对味。有的说：“这两三年是减产了，但国家征购粮也减少了，还是不要赔钱好。”有的说：“如果瞎指挥要赔，那么土改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大大的增了产，我们要不要赔给国家呢？”又有的说：“干部虽然瞎指挥，但我们社员积极性不离，和减产也有关系，不能都推到公社身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一致认为：平调的东西才算“共产风”，没平调东西的不能算“共产风”，瞎指挥生产的帐一定要算，使干部心痛一下，也要让上级知道知道，以后不敢再瞎指挥了。但是，这笔帐不应该赔。这样，弯子就转过来了。公社代表会后，大、小队进行退赔工作的时候，也证明了这一点。有核心队伍的，不怕假帐多，都能评议核实，不怕情况复杂，退赔工作也能做到合理，人人满意。其后，在整顿大、小队干部作风的时候，在进行选举的时候，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尖锐的一场反“五风”斗争中，其结果是放而不乱，既经过尖锐批评又能达到干群团结的目的，决不是偶然得来的。
有人会问：成立了贫下中农核心 小组，不是和原有组织、原有干部对立起来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在三类队，应该运用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小队）和贫、下中农委员会（大队）的形式，去夺回为敌 人所篡夺的领导权，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在一、二类队呢？我们自始至终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新队伍、一手抓原有干部。经过扎根串连，把干部情况摸清后， 就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好的干部和串连起来的贫、下中农见面、通气，或者把这些干部串连进来，问题就解决了。此后，工作团仍然用两手抓的办法，帮助原有干部统一安排运动、生产和生活，一直到正式选举了干部为止。
在运动结束之后，我们把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继续保留了下来。这不但是我们工作团的想法，而且是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要求。有的小队长这样说的：“一定要保留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在劳动中，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我们干部才能少犯错误。过去工作没做好，就是忘掉了贫农，没有走群众路线，这一次，非得搞个‘顾问团’不行”；另一些小队队长这样 说：“我们遇到难办的事情，开个贫、下中农核心小组会，一商量，他们再一串连，问题就解决了。所有的小队干部几乎无例外的都感觉到，有了这个贫、下中农核 心小组，干部好当的多了。”贫农呢？他们说：“没有个组织，我们就不算真正当家作主。”申堂大队从结束选举转入发动生产的时候，发觉工效很低，贫农小组成 员就去摸情况，回来反映说是因为定额太高了。于是，队委会马上和贫、下中农核心组商量，修改了定额。第二天很多社员都超过了定额；第三天，许多社员的劳动效率甚至超过了原来偏高了的定额，干部、贫农都从实践中体会这个组织的好处。至于具体的组织形式和各方面的具体关系，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大队代表会议，是全大队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中，贫、下中农占了绝对优势。代表是从各小队民主选举出来的，绝大多数代表，也就是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成员。因此，可以说，贫、下中农核心小组是代表会议的基础，是代表会的核心。在小队方面，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社员大会选举的队委会，负责日常工作。贫下中农核心小组正副组长可以列席队委会议，或兼任不担任任何职务的委员，发挥沟通上下的作用。队委为了发动一件重大工作，可以开扩大会议，把核心小组都请来。贫、下 中农核心小组为了反映群众的重大意见，或者要对干部进行批评，可以召开小组会，请干部来参加。贫、下中农核心小组，既是干部的支持者，又是干部的监督者， 也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纽带。所有这些都是在运动过程中经过摸索，逐步明确起来的。现在工作团的同志一致认为在生产小队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在生产大队 建立以贫下中农为核心的社员代表会议，是从组织上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农村民主制度的一项重大建设。同时，这也就为我们在今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解决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方面，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形式。
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放手地反“五风”，这就带来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原来的干部的问题，这是关系着运动能不能搞好和运动成果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必须从始到终十分重视。
除少数坏人以外，对待多数人，我们采取了“坚决地反，热情地帮”的方针，即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反掉干部的种种坏作风，一方面又从头到尾耐心地帮助干部自觉地端正态度，自觉地提高自己。这个方针的两个方面，必须以前者为基础，但是后者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只有把这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按照“团结―― 批评――团结”的公式，使干部和群众真正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为什么必须首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地反呢？这是因为，虽然在坦洲这个二类公社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人，但是他们的“五风”却是普遍的和严重的，干群关系相当紧张，群众几乎对每一个干部都有很大的意见，对每一个干部都不大信任。因此，如果仅仅由干部自上而下地作一些检讨，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来揭发批评，那就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整顿好，不可能拆掉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墙。但是， 广大基层干部对于这种做法存在着极大的思想抵触。即使在县委和公社党委逐级进行了自我检讨的条件下，许多大、小队干部仍然不愿下水检讨，更怕发动群众揭发批评，他们认为“五风”完全是上级造成的，只要上级检讨改正就行了，无需他们再来检讨。许多干部说：“我们大队、小队干部是磨心，党要整我们，群众也要整我们，我们辛苦了几年，却变成了犯错误的干部，上压下挤，实在吃不消!”因而对党和群众都存在着严重的埋怨情绪。他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工作团进行扎根串连的活动，表示很大的不满和疑虑。许多好干部一方面到处打听和摸工作团的底，深怕工作团扎错根子；另方面又担心工作团把自己当作土改时期的那样的旧基层。有的人甚至公开表示退坡，他们说：“工作团来了，不要我们了!”或者说：“社员一定向工作团乱讲话，加油加醋，我们衰定了!”有的人哪怕是只听到社员反映了自己工作作风方面的一点点意见，就咆哮起来，说这些社员是有意放“毒草”。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图单纯依靠干部自己去反掉自己的坏作风，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同志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干部的方针发生了动摇，认为一旦让群众坚决地反，必然会使干部大批躺倒，引起农村的新的混乱，招致严重的不良后果。认为这样做就是只顾群众，不顾干部，不是同基层干部同命运共呼吸。我们坚决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坚持正确的方针。
现在，坦洲的 实践已经证明，不仅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地反，而且一定要反深反透。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使干部受到伤害，而只是使干部自觉地提高自己。同时，还证明，只有首先站在群众这一头，支持群众的要求，才能最后达到干群团结，顾到两头的目的。这是因为，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愈深透，揭发愈充分，就愈能使那些本质是好人而犯了错误的干部从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以个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样，才可以使干部看清自己的错误的危害性，激发起对受到自己危害的群众的阶级感 情，下足决心，痛改前非。有的干部说：“过去以为克扣口粮、不准请假、强迫苦战，都是为了工作，为了群众，现在才知道仅仅这几条坏作风就可以使社员流离失所，病人死人，一听批评，怎能不出一身冷汗？”许多干部在群众的批评中“出一身冷汗”，有的人甚至当场痛哭流涕以后，不是躺倒下去，而是真正开始认真地检 查自己的错误。有个社员说得好：批评干部和同小孩子剃头一样，要按着头剃，剃的时候他是痛苦的，剃过以后他就高兴了。
在坦洲放手开展对基层干 部批评中，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或公式，这就是：开始的时候干部抵触很大，经过群众的批评，干部开始回头；群众的批评愈充分，干部认识愈提高，态度愈好，检查愈深，干部的检查愈深，愈能得到群众谅解；群众表示原谅之后，反过来更加感动干部。永合大队总支书记陈廉最初向群众检讨时，他想群众是不会原谅他的，但是，当他反复地深刻地作了检讨之后，群众的态度改变了，大家在会议上说：“陈廉是好人，同我们一样贫苦出身，对工作又有劲头，培养像他这样的干部很不容易呀!他有缺点能改正就很好了!”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陈廉的心，他说：“过去我听见要发动群众批评干部，心里很反感，我很担心群众乱提意见，把我的错 误越讲越大，想不到群众不仅没有提错半点意见，反而这样爱护自己，这怎不叫我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呢？”这就是群众性的批评的过程的缩影，在坦洲像这样事例多极了，不胜枚举，而陈廉的思想变化过程，也正是反映了一切好干部的思想变化的规律。许多被群众严格批评了的干部，都深深感到群众对自己的爱护。群众的批评决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提高干部觉悟的决定性的环节，大批干部的深刻检讨，决不会引起什么混乱，而只能导致干部和群众的新的团结，使干部从埋怨党和埋怨群众变成感激党和感激群众，这是完全证明了的。
当然，我们在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地反的同时，还必须从头到尾实行热情的帮，耐心的细致的 对干部进行思想工作，打消干部的抵触，解除干部的顾虑，使他们逐步主动地检查自己，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批评。这是因为，凡属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终究必须依 靠人们自己自觉地去解决；而且干部在群众性的批评开展起来以后，思想斗争是痛苦的，十分需要工作团的帮助。所以，耐心地、热心地、不厌烦地向干部进行工作，是实现“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的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爱护干部的具体表现。坦洲公社一开始就由公社党委向大、小队干部作检讨，发动他们充分地批评公社领导，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发发怨气，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他们开始接触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一开始还应当把工作团扎根串连的一套做法，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告诉干部，以便减少他们的抵触思想和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坦洲公社有些队这样做了，收效极好，多数地方当时没有这样做，是一个 疏忽。最重要的是，必 须反复向干部说明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指出干部的出路，端正干部态度，使他们认识到严格地检查自己，接受批评，就能提高自己的觉悟， 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任，而决不会使自己丧失什么，鼓励他们主动投入运动，引火烧身。经过扎根串连初步摸清干部情况后，对好的和基本上好的 干部要及时交底，先把他们解放出来。在运动进入紧张的阶段以后，要特别注意各个不同的干部的思想动态，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细致的工作。在坦洲及时地召开了大、小队干部谈心会，或找干部个别谈话，或者由觉悟较高的干部去同觉悟较低的干部进行个别谈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划清界线，端正态度，帮助他们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召开干部家属会议，使他们不仅不拉自己亲人的后腿，而且鼓励自己的亲人坚决地接受这次运动的考验。此外，在整个运动中，从头到尾必须 严格遵循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去进行批评，不要提出“诉苦”的口号，不要提倡过火的斗争（批评）形式。除了个别属于敌我问题的以外，一般不要采取大会斗争的办法，而应当采取小会批评、大会检讨的办法。同时，应当引导群众对干部的缺点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坦洲的绝大多数干部最后终于自觉地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同领导上采取了上述种种做法分不开的。
在坦洲，群众批评了干部以后，紧接着各个大队和小队分别进行了干部的选举。 原来的好干部能不能够连选连任？少数应当改换或淘汰的干部由什么人来代替？这是广大干部和社员十分关心的问题，有没有实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的最后的集中的表现，是运动是否收到了组织上的成果的标志，因此，必须认真对待，确保成功。
坚决采取放手发扬民主的方针，选与不选，选什么人，一概由群众自己决定，绝对不要勉强；同时要在群众中认真地进行工作，让群众在选举前有充分的酝酿与选举的时间，绝对不要草率从事，这是做好选举工作的关键。在选举以前一律不由领导上自上而下地提出候选人，而是由贫农核心小组和贫农、下中农队伍自下而上地对干部进行排队，酝酿候选人，这一次广大贫农、下 中农都以极端严肃的精神来享受这个光荣的民主权利，他们奔走相告，互相串连，出现了父子、夫妻漏夜酝酿干部名单的动人景象。与此同时，工作团及时地召开了 有干部和贫农、下中农参加的会议，一方面引导社员大谈干部的九个指头，划清好人有错误和坏人办坏事的界线，使他们看到绝大多数好干部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 本质；一方面又引导干部向社员表示改正错误的决心，进一步取得群众的谅解。然后，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正式进行选举。结果，将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原有 干部连选连任。原有的七百四十七名干部中落选的一百一十六名，占百分之十五点五，其中大队级干部二百八十二人中落选的二十九人，占百分之十。落选的一百一 十六人中，有地富反坏分子十七人，有蜕化变质分子六人，有严重贪污犯二十人，这四十三人是必须清洗的，四十三人占七百四十七人的百分之五点七。另外落选的 七十三人中，有作风太坏，群众一时不能原谅的；有上中农成分，群众不放心他们；有能力太弱，已被下放干部代替了他们的职务的，七十三人占七百四十七人的百分之九点八。选举以后，群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有的说：“这些干部是我们投‘暗票’选出来的，是最合心水的人!”有的说：“这是土改以来第二次真正的民 主!过去上级叫我们在规定的名单上打圈圈，这次才是真正的当家作主!”有的说：“以后每年来一次投‘暗票’就好了!”在当选的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情十分舒畅，老干部们认为群众真是像爹娘一样爱护自己，既使自己提高了觉悟，又使自己有机会继续为人民服务，有的人感动得流泪，有的人当场拍胸膛，保证 今后一切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绝大多数干部在选举后第二天就带头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些新当选的干部对今后的工作缺乏信心，群众便对他说：“你是大家挑选出来的当家人，大家支持你，你怕什么？”这样就使他们立即鼓足了做好工作的勇气。但是，现在检查起来，坦洲的选举还是仓促了一些，因此有极少数的小队选举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如果酝酿时间充分一些，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坦洲公社在选举结束以后，有意识地巩固发展新的干群关系，扩大运动的成果，这样做对于在今后长时期内发扬农村的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公社，是十分必要的。在具体做法上，除了对少数仍然存在着思想问题的干部要进行 思想补课以外，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来说，是提高的问题。就是说，必须使老干部学会新的工作方法，使新干部学会办事本领。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使大队干部学会系统运用代表会议，小队干部懂得依靠贫、下中农核心小组进行工作；同时必须使他们继承工作团在运动中所采用的串连发动的方法，使他们认识这是万古长青必须永远坚持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坦洲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个一切权力归代表会，遇事和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商量，遇事进行串连发 动的空气。坦洲公社在选举以后，进一步出现了干群大团结的局面和生产大高潮，是同这些分不开的。至于对少数落选的干部，也要注意向他们进行工作，鼓励他们在生产中改造自己，以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建立一支有核心的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是保证运动既深入而又健康地发展的中 心关键。现在，连广大基层干部在经过自下而上地整顿作风以后，也已经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许多干部在运动的后期漫谈个人感受的时候，都说这次运动所以能够 做到既放手让群众批评干部，又没有引起什么“副作用”，而且真正使干部和群众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的目的，明显地出现了干群大团结大生产的新气象， 是因为有了党中央的十二条政策作标准，整顿干部作风以后划清了是非界线，找到了新的工作方法，以及由于群众觉悟已经比过去提高的缘故，但是，他们特别指出，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它有了一个贫下中农的核心队伍。这次整顿干部作风，是依靠一支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进行的，这支队伍既坚决地揭发批评干部的缺点错误， 又坚持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广大基层干部认为，这样就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调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展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只要走这条道路，就可以避免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种现象：或者是不敢让群众批评干部，或者是不正确的批评，把整顿干部的工作引上歧途。
坦洲公社是个二类社，社、队干部绝大部分是好人，但有百分之二十的大队，百分之三十的小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手里。这些大、小队，在这次运动中，经过了艰苦深入的组织队伍发动群众，终于把民主革命时没有打垮或后来又复辟的封建势力打下去了，把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了，夺回了领导权，使群众获得了新的解放。
解放十一年了，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为什么还有这么一些落后队不是我们的天下？从下面三个落后大队的材料，可以得到答案。沙心大队，有一个叫吴福的原是地主腿子，能写会算，合作化时钻入高级社当上统计员，后来入了党，取得了领导的信任，逐步地窃据了总支组织委员兼文书、信用社主任等要职，他一手又拉入来四个坏分子，分别当上了党总支部副书记、保管员、妇女主任、副小队长，篡夺了大队的领导，实行了阶级复辟。永乐大队，从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一连调出了四个党总支部书记，土改、合作化时老干部都调走了，成了真空，由一个虽然是贫农但品质不好的黄来补上来，当了总支书。黄来上台后，跟着一个错降成分的二路地主，组织了大吃大喝集团。这个集团，由大吃大喝发展到贪污公款、打人骂人、强奸妇女，结果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宝山大队，土改时依靠旧基层，乱划阶级，把富农划为中农，中农划为贫农，地主阶级没有打倒，有三条血债的恶霸富农当上食堂主任，二十三个党员中有十二个是上中农，一个是地主仔。正副总支书都是中农。是民主改革不彻底的地区。从这三个大队的情况，可以看出封建阶级复辟的规律，看出基层干部怎样的被拉下水，怎样的慢慢烂掉。
坦洲公社的经验证明，决不能因为看到全个公社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好人，运动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蒙蒙懂懂，麻木不仁，丧失了政治嗅觉和阶级警惕性。对地区、 对干部，都要不断的排队和查核材料。对于那些大量死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大、小队，决不可轻信是一般的“五风”的问题，要认真摸底，查个水落石出。对所有的干部，除了在扎根串连中详细地摸底，发动群众充分地揭发，从而获得材料以外，工作团还要不断地查对分析。不单查干部的“五风”材料，也要查干部几年来的工 作表现，查干部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有的干部虽然“五风”不大严重，但查起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来，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永乐大队就是这样查出四个坏分子来的。不但要查干部本人的底，还要查干部变动的原因，查土改以来谁上台，谁下台，上台的从哪里来，下台的到哪里去，查清干部的来龙去脉，从中暴露问题，弄清情况。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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