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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对两件死官僚主义的典型材料的批示

日期:1961-3-2 作者:[待确定]

现在把《党内参考资料》登载的两件材料发给你们,一件是:朝阳区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党员)因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和照顾而死亡的事件;另一件是:安外大街住户石秀兰要求安外大街十八粮店退回粮本,从粮店到街道办事处、七六八厂(石为该厂徒工)和区粮油管理处,这四个单位都是互相推诿,“推排球”,没有一个单位出来负责查明处理(最后公社党委发觉处理)。这是两件死官僚主义的突出事例。他们对中央再三再四强调的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置若罔闻,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尤其是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即没有集中治疗,也吃不到市里发给浮肿病人的营养品,甚至没有好好休息。但在公社浮肿病人登记本上却注明:“张习业,重浮肿,已集中休息,吃豆浆。”请看,这种官僚主义是多么害人!市委责成朝阳区委、东城区委对这两件事严肃检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告市委。市委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满腔热情地时刻关怀群众生活,及时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任何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凡是有浮肿病的单位,必须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分工亲自负责管理浮肿病人的疗养工作,不能交给一般干部代劳。对于遗失粮票和购粮证的必须根据市人民委员会批发市商业局、副食品商业局、粮食局拟订的关于遗失票证的处理办法的通知,认真查明负责解决,即由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认真审查证明,提出需要补发的具体数字报经区粮食管理处核发。

中共北京市委

附一:

呼家楼公社喷漆厂浮肿病人张习业因治疗和照顾不好死亡

(摘自市委街道工作办公室报告)

张习业,男,58岁,共产党员,在朝阳区呼家楼公社喷漆厂工作。张自去年12月初从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回来后不久,即感觉四肢无力,身上不舒服,12月20日去朝阳医院检查,发现是二度浮肿。回厂后,该厂领导上即让其休息。以后张又去朝外小猪店门诊部看过四次病。1月5日最后一次去看病时,该门诊部发现张除有浮肿病外,还有肾脏炎可疑症,仍建议休息。但该厂厂长沙崇亮(党员)竟恢复其工作,让他去放了两天羊(该厂自养羊两只),病情加重了,才又让他休息。以后张的病情越来越沉重,常常蹲下起不来,有时眼睛都懒得睁开,并曾昏迷过一次。1月11日张又去朝阳医院检查,医生仍诊断为二度浮肿。1月13日张又去朝外一元堂找中医诊疗,大夫说是膨症、气虚,病情严重,给了二服药,建议如吃药无效,就去大医院治疗。张回来后将病情告诉沙厂长,沙并未采取措施。1月15日张自己到北大医院去看病,因病人多,排了一天队,没挂上号,以后也没再去。1月21日晨6点钟左右张气喘,呼吸困难,当时该厂仓库管理员杜万秀即给沙厂长打电话,沙接电话后未找医务部门急救,7点多钟张即死亡。据区卫生部门鉴定,张的死亡主要是由于浮肿病。

张在得浮肿病期间,得不到适当治疗和照顾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张住在工厂宿舍,没有家属,病后一直自己做饭(只是在病得最厉害时,别人代做过几次),自己上街买东西,没有很好休养。呼家楼公社组织重病号集中休养(休养地点就在喷漆厂),没有把张包括进去。1月5日公社浮肿病人登记本上注明:“张习业,重浮肿,已集中休息,吃豆浆。”但实际上张既没有集中休养,也未喝到应喝的豆浆。张从去年12月20日病后到今年1月21日死亡,一个月中间只正式喝过三天豆浆,其他应领的营养品一点没有吃到。并且经常没有菜吃,光吃白饭。张对吃不上营养品很有意见,据该厂仓库管理员杜万秀(团员)反映:有次张问沙厂长:“豆浆为什么不让我喝?”沙说:“你是肾脏炎,老病,不能喝。”沙说:“你看我这腿肿成这样,这是老病吗?”沙无以答对,竟蛮横地说:“喝就喝吧,谁喝谁拿粮票。”实际上以后张也未喝上。医院诊断是二度浮肿,以后又发现有肾脏炎嫌疑,但是一直未采取有效治疗措施。

从这件事也证明呼家楼公社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公社主任苑林、生产部长刘冠五分工负责工厂口浮肿病工作,但不过问情况,将工作交给一个干事蒋国时(团员)去管,而蒋只通过电话汇报掌握些浮肿病人的数字,别的情况也很少了解。该社党委书记汪现桐也不了解浮肿病人情况,在张死以前他根本不知道张有浮肿病。

附二:

必须坚决反掉这种“踢皮球”的恶劣作风

(摘自东城区委办公室简报)

和平里安外大街33号住户石秀兰(七六八厂徒工),1月18日到安外大街十八粮店去领2月份粮票。粮本早就交给粮店,但售货员硬说已经退还了她,店里没有。本人再三声明没有给她,售货员就蛮横不讲理地说:“你说我没给你,我还说你拿走我八本粮本呢!”争吵无结果,她于19日到街道办事处请求解决,办事处要她回厂开丢失粮本的证明,厂子不开。她又找办事处,办事处说:“你又不是我们这里办手续,粮本也没有在我们这里丢失,你还是去找粮店。”她又到粮店,售货员仍然坚持说:“给了就是给了!”她没法子,20日去找派出所,派出所叫她先回去,了解后再解决。22日她又到派出所,派出所叫她再到粮店;粮店又叫她到办事处。23日上午她的丈夫刘松和(六建公司安装处电工)到区粮油管理处要求解决,管理处还是叫他到办事处。这时,石秀兰在办事处等候刘的消息,见刘没办好回来,急得直哭。派出所叫他们借粮票暂时解决吃饭问题,他们都不同意,说:“今天借,明天借,老解决不了,借了怎么还?如再不解决,我们要告到市里。”24日他们到派出所,还没有查清。公社党委发现这件事情后,才于26日暂按他们的定量借给一半粮票,派出所继续进行调查。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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