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1-0 作者：[待确定]
会议安排十五天。原来准备先报告，现在改为先讨论三天，然后由刘报告。报告及讨论七天，接着中央同志和大区书记讲话。约在十四、十五日报告。
讨论采取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不记笔记，发简报不记名，三不主义。
大会、中会、小会（省）、小组（专）相结合。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娱乐。
为了开好这个会，要集中精力，摆脱家里的工作。
今天看文件，明天开小组会，地位同志要发言，插话式的讲也好。
先把文件搞清楚。
讨论形势部分时要抓总路线、三面红旗，不要搞零零碎碎的东西。不了解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提出修改意见。
如何讨论？第一，先搞清文件，不要留下死角，一人不懂就是一个县搞不清。
如何消化？要反复弄清，要修改也要弄清文件。将来修改之后，还可以对照为什么这样改。
这样大的文件，一下子要搞清不容易，但一定要搞清楚它。
中央的自我批评，是总结全党的经验教训。
修改意见要提，在弄清文件的基础上提。来开会就是提意见。
开扩大会议就是训练班，把文件学习好。对文化浅的同志要具体帮。
从今天到礼拜五，再讨论五天。礼拜六开大会。报告时不念原稿了，只讲几个问题。下礼拜一开始，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开大会，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这五天基本上仍是讨论少奇同志的报告，要畅所欲言、三不主义。会议大约开到月底。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在这五天里抽时间讨论一下（放在礼拜五）。
不许抄文件。
讨论方法要注意联系实际，提出问题，统一认识。
鼓励大家围绕文件开展讨论。国内方面，着重三面红旗，五个问题。
汇报重要汇报思想观点和重要例子。
刘乾恩：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好理解，说成绩是主要的，对农民很难说服。他们说，农业品减少了，为什么工业品也减少了，连瓷碗也买不到。我也认为错误是严重的。成绩是显著的，错误是严重的，谁是第一位、第二位？不好说。
刘星光：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下面弄虚作假，上面支持。如砸铁炼钢。张北农业上水利、植树都有很大成绩，主要是粮食减了产。
赵拓：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可是一联系实际，就只看到缺点错误。的确，这几年工作上是犯了很多错误，但对三面红旗要从其产生、发展过程来看，它是逐渐完善的。如人民公社，大家对现在的人民公社就没有意见了。对开始搞的公社，人们怀疑是对的。那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郑州会议后就提出纠正，可是不久又反右倾，左的倾向又发展了，冒失鬼成了英雄，实事求是的吃不开了。反右倾是搞错了。中央指出中央首先负责，因为是全国性的问题。当然，地方也有责任。
对三面红旗是从发展来看。
靳子川：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偏差，不能记在三面红旗身上。原则方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经验，执行中发生了问题。如果是按照三面红旗的原则办事，出了问题，那才是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
王云：人民公社规定上就有供给制、公共食堂。
靳子川：说成绩是第一位、是主要的，群众不好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吃、穿、用紧张了。我们要说服群众，就要从全面来说，同时也要承认缺点，原因也有主观客观两个方面。
张国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十二年的成绩是伟大的，很大部分是后三年搞的。从龙烟看，成绩就很显著。发生问题，不能都记在三面红旗身上。没有三面红旗，有些缺点错误也会发生的。
刘乾恩：你说工业发展了，为什么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郭政委：形势大好，问题不少，文章就难在这里。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不透，原因讲得不清，前途讲得不明。同时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如河南光山县，也讲成绩是主要的，太好形势、就说服不了。要团结全党、鼓干劲，对形势的统一认识是很重要的。
梁耀云：成绩是主要的，要从全局看。同志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肯定缺点错误和困难是严重的，不能回避，越回避越不能说服群众。
张 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经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主观片面。但成绩仍是主要的，不能光从局部看，要从全面看，十条都是事实。反右，在中共反彭黄是必要的，但在下面，左是主要的，开展反右斗争，是没有起好作用的。同时，左的时候，界限不清，结果是以左反右。当时说左是革命的，所以说犯一百个左的错误，不犯一个右的错误也要好。
罗志宽：农业上说，成绩也是主要的，如水利建设。实际工作中犯的错误是没有遵循三面红旗定的原则界限。在宣化市，第一个五年的速度已经是高速度，五八年以后，要求太高，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责任要层层担负。
大 师政委：我们的成绩是前无古人的，缺点错误虽然是全国性的，但不是路线性的。过去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从农业说，成绩也是主要的。一是公社化，二是农田水利建设。光这两条，就足以说明了。成绩是第一位，并不排除缺点错误是严重的。“高速度”是总路线的“实质”，是否这样提是另一问题，但高速度是应该提的。大跃进就是高速度。不敢提高速度，就是不要大跃进这面红旗。高指标与高速度是两回事。高速度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高速度，必须力争。人民公社，说开始的人民公社有问题，因此有人怀疑也是对的，这样的说法也值得考虑。
郭洪：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关系三面红旗，必须弄清。成绩、缺点决不是半斤八两，虽然缺点也是严重的，但到底还是第二位的。有人说，在全国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具体到一个地区，就不一定。我认为这个说法也值得考虑。就拿商都来说，五风是严重的，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如商都打了万眼井，去年三千井起了作用，还有两千井能用。
子厚同志：农业是否大跃进，不能纠住59年、60年，要从58年看，从今后看。
对人民公社，也要这样看，它的方向是正确的。不过当时未来得及搞出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所以可以按东铺的办法，也可以按西铺的办法做。徐水甚至搞了共产主义。加上天灾，工业挤了农业，所以60年大量减产。
全省连续三年增产的县有12．8％，有增有减的26．5％，连续三年增产的县有24％。这就不能说是总路线问题，而是五风和天灾。
公社比高级社要好。公社是三级所有，公社有积累将来会发展。生命力就在于此。就是这一点，公社与高级社有原则的不同，
为什么犯错误，是因为没有集体方针、政策。为什么没有搞出具体方针政策，是因为没有经验。
正面的经验是宝贵的，反面的经验更宝贵。所以主席说，并县也是成绩，食堂也是成绩。
要从历史发展地看，不能孤立地看。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发生缺点错误，主要是缺乏经验。主席常说，我们搞革命有经验，搞建设还没有经验。经验必须从实践中取得，如小孩学走路一样，不跌学不会。
学习的态度很重要。一种是狂妄自大；再是错误是上级的，自己没有责任。再一种经过学习思想有变化，开始检查自己；再一种，一上来态度就端正，我们对中央的检查，就有正确的认识。中央的错误缺点是一般性的，未来及制定具体政策，检查督促不够。一些地方出的特殊问题，中央没有责任。我们的缺点错误，是对中央指示学习不够，贯彻不够。
明天再讨论三面红旗。
乔永生：三面红旗本身是正确的，这点没有问题。但在下面的同志看到农业减产是普遍性的，就发生了怀疑。从赤城看，解放以来，农业连年增产，但从五八年以后就下降了。因此，拿农业来说，成绩是否是主要的，就明确不了。反右倾前，曾经按照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来来了个反右，结果就继续发展了左的错误。
梁启顺：如果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又说成绩不是主要的，那么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是不是发生了问题？
常庆：成绩是主要的，从十条中又说得很清楚。我国的生产力是大大发展了，有些基本建设，目前还未发挥作用，但将来一定会发生作用的。
李永勋：说成绩是主要的，应就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里也包括农业，不能分开。说光就农业情况说，成绩是主要的，农民接受不了。农村搞了一些建设，是成绩，但不能说是主要的。一部分生产队连年增产，说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郑州会议以前应该说没有经验；后来又发生错误，不能说没有经验了。
达开同志：文件11页讲到三面红旗是个空前大试验，是实践的过程。这一段要很好学习，这就是实践论的观点。
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决不能少慢差费。正确执行了这条路线的，是能够多快好省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能大跃进，我们不能大跃进吗？苏联能够大跃进，我们不能大跃进吗？根据这一观点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不能大跃进吗？事实证明是能够做到的。当然，不是要求一年翻一番，那是我们自己搞错了，没有反映客观规律。
工业上跃进，农业上也有跃进，五八年就是大跃进了嘛！河北省五七年已经是空前大跃进了。五九年也不低于五七年，六○年下来，要分析原因，各种原因集中在一起。是我们本身的工作问题，不是大跃进本身的问题。全省有24％的生产队连年跃进，说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减产的地方，有的是灾，有的是五风，有的劳动力调的太多了，要具体分析。
人民公社，也是个发展的东西，它就不同于高级社，高级社是单纯搞农业的，公社是全面的，公社也是发展的，发生了一些问题，是由于没有经验，办法有问题，部署公社本身问题。办法也要从实践中具体化起来。西铺连年增产，就说明不是人民公社有问题。一些地方搞坏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办法。有了正确之后，显然是一面红旗。
我们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应该说不是三面红旗带来的，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成绩是否是主要的？应该说是主要的。
张家口地区学习文件的方法，采取边读边议，先弄懂词句，再领会精神。为了帮助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弄懂词句，由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来念，对一些比较难懂的词句加以解释。
领会精神的方法，一方面是联系实际，从正面说明文件论点的正确。二是提出疑问和不同看法，开展讨论。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越深刻，领会文件精神也越正确。
组织讨论的方法，首先是放手让大家提出问题，领导不急于统一认识，让大家去回答问题。这样即可以充分暴露一些糊涂观点，又能比较充分阐明文件精神。
1、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的提法对不对？开始有几个同志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容易产生片面性，单纯追求多快，忽视好省。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南速度应该提，高速度就包括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不提高速度，等于不要大跃进这面红旗。至于是否说总路线的实质是高速度，那倒可以研究。
2、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提法好不好？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认为，这个提法会减轻对缺点错误的重视。不如说成绩是显著的或伟大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文件的提法是对的，切合实际的。
但正面说明文件论点的意见中，也有不同观点、不同说法。有的说，成绩是主要的，应该全面看，不能光看农业生产，不能光看一个地方。另有同志认为，从农业生产上看，从一个地区说，成绩也是主要的。这两个意见尚未统一起来；
3、反右倾斗争对不对？发言的同志都认为，反彭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传达到支部也是可以的，但再下面开展反右倾斗争则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下面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左不是右。
子厚同志：大跃进与总路线是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又比资本主义优越，当然可以大跃进。大跃进本身就要求高速度。讲速度并不排斥好省。
总路线、大跃进、高速度，是一个概念。
调整一下，是暂时的休整，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说，仍然是高速度的。
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缺之经验。执行主席指示，没有经验也是执行不好的。
反右倾问题，在省、地、县该不该反？肯定应该反。当时在省、地、县级就有右倾思想。如杨英杰、葛启。既然有，就应该反。至于反的方法，不能因为现在提出三不主义，对过去的搞法来个否定。（注：下划线是胡开明同志加的，下同）难道对彭德怀也三不吗？不能因为现在提出三不主义，把历次运动都加以否定，把反右派也否定了。当时采取反的办法是对的。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主席说，鉴于现在党是团结一致的，采取三不主义，三不主义，也不是不要批判、斗争。对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难道也采取三不主义吗？那是讲一般的思想问题，涉及到政治问题就不同了。当时反右扩大化的现象，是不对的。
县以下，当时主要是左，但也有右，有右也要反。应该实事求是，有啥反啥。对杨冠飞的思想，就不能不辩论。所以应该肯定那时反是对的，方法也是对的，不过有扩大化的地方。三不主义，是对一般党内问题而言，反党反总路线，就不能采取三不主义。那是政治问题。超过三不主义范围就要反，不能受三不主义的限制。
不能因为当时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左，就说整风反右不对。没有纠左是错误的，反右还是对的。（注：胡开明在旁边写了两个字：诡辩！）
明天转向学习第二部分。要联系实际讨论，进行检查。
小组讨论集中统一问题
马哲生：基本建设，总与其他地方比，觉得张家口搞得少，力争多搞些。去年计划以外项目18个，70多万元。
王方：58年大跃进以来，中央决定把权限下放是正确的。问题是放得多了，形成了分散主义。地方为了搞小高炉，把龙烟的250立方高炉也往后挤。基本建设计划越大越好，生产计划越小越好。如今年订电不的生产计划，开始原有这种打算。
从银行贷款搞基建、买物资的事情也不少。权力下放多了，思想也放野了，本位主义也就发展起来了。如黄草梁矿，与铁道部争的很不象话。
总觉得自己老实吃亏，有机会也得抓一点。必须甘当老实人。
刘谦：这几年先上马后加鞭的项目很多。如桥西澡堂，计划12万，结果搞了二十几万。过去财政上掌握到乡，现在只掌握到县。58年以来，财政上几乎没有什么监督，谁也可以批准。物资方面以物易物、走后门的现象很严重。超指标贷款的不少。粮食调拨有的地方不按计划调拨。
张国华：中央把集中统一提到是否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上来，是很恰当的。龙烟几年来的基建，基本上是按国家计划执行的，但也搞了一些计划外的东西。如小型轧钢厂，搞了一百多万元，现在尚未投产。前年搞的五厂联合托儿所，十万元，施工时连公司都不知道，仅工会发了一个号召就搞起来了。庞家铺礼堂，龙烟拿了五万元，与公社合搞，经宣化市批准搞的。
四项费用，可以集中使用，是造成资金使用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固定资产管理相当混乱。可以随便转移。
“出门带粮票”，已成了一句行话。带料加工，不带料就办不成事。
调矿石、炼钢铁，有时省与市意见不一致，使我们很为难。
经营处两个采购员，拿了国家一千多元的材料，去换烟酒吃了。这说明分散主义腐蚀了干部的思想。
卢启：去年把两个国营小厂搞成合作工厂，把全民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为了拿些利润，损害了国家利益。想盖招待所批不准，盖了宿舍，作招待所用（50间平房）。
张烈：搞协作，腐蚀了许多干部。
赵政委：部队搞生产与训练，往往丢了训练去搞生产。后来规定一个连要经过军区批准，才扭转过来。
王纯：现在花几万块钱不算什么似的，谁也可以决定。在执行政策方面，虽然没有自觉抵制中央政策，但因学习领会不足，贯彻不够，实际上也发生了分散主义。
张文光：58年在尚义时搞搬家，限一两天搬起走，不啊小村的房子拆了，群众非常不满。这样的大使，没有请示上级就干了。在张北时搞党政合一，搞了半年工夫。
姜平：下放过多，造成了分散主义。其原因：（1）缺乏经验；（2）本位主义。基建安排上保证中央工程不够，排不上队。
庞兰：宣化县去年生产的菜，走自由市场比上调的多。宣化几年来提过28个“化”，包括“三天公社化”、“储蓄百元化”、“一礼 滚珠轴承化”、“车子化”、“卫生化”、“茅缸化”、“体育化”、“军事化”、“诗歌化”、“冰道化”、“化肥化”、“煤气化”、“防化气化”、“抽风灶化”……。
刘星光：县委机关烧的煤也是走小道来的。不走小道没有烧的。
罗志宽：宣化修四条小铁路，一条是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已经修成了。其余三条，也可说是计划内的，也可说是计划外的。省交道厂先是给钱给东西，后来不给了，还批评我们。
从怀安调粮，地委调令、书记面谈也来不了，后来给了三十斤挂面，几十万斤粮食就来了。建工部给粮食局长三块手表，给副县长一块，还给了一辆卧车、一辆卡车，一张钢丝床，一套沙发。粮食局长给他们五万斤麻饼。
刘林之：说老实人老实人不吃亏，结果老实人还是吃了亏，因此老实人，因此老实人也学不老实了。现在县与县之间都搞门罗主义，门户不开放。尚义煤矿先要莱釆煤，菜够了要肉，肉够了要油，油够了要酒。市百货批发站拿帽子、鞋子换肉吃。
乌兰夫同志：雪峰同志的指示是如何把认识搞一致，不要留死角。目前是否大体一致了，即当前主要矛盾—分散主义，是否一致了？
有人说分散主义发生在县以上，县以下没有。是否这样？县以下不叫分散主义可以，顾一头不顾全面的现象是有的。把这一认识解决了，五统的基础才有。
尚昆同志说，下星期上午那么时候开大会，还没有定。稿子第一部分已改出来。估计星期三才能搞出二稿来。二稿出来以后，也有可能接着讨论。少奇同志讲的时候，不再念稿。
子厚同志：下星期还可以回过头来讨论第一部分，一方面继续让大家提问题讨论，另一方面也可试图总结几条基本经验出来。下星期一再讨论集中统一问题。星期三还讨论党的问题。
省委对集中统一问题的初步检查
从60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对基本建设就注意压缩，但计划外的基建仍然有427项9632万元，占计划内基建的三分之一。实际花去了六千多万元。省委安排的计划外的项目有三千多万元，天津市自行安排的三千九百多万元，其他各专市安排的一千三百多万元。收尾的占91％，生产性的占90％。
计划外的项目一多，就会经营项计划内的基建。还增加了货币投放。层层搞计划外基建，使得干部的计划观念薄弱了。许多计划外的基建是先上马后加鞭，乱搞协作，以腐蚀干部思想。
搞计划计划外的基建，多数的从局部利益出发的。
搞计划外的基建，也说明我们对八字方针（调整为中心）的认识不够。
子厚同志：今天座谈的目的，是提高我们对集中统一问题的认识。
雪峰同志提出集中统一与分散主义，是否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为了八三面红旗高高举起，关键问题就是集中统一。关键问题就是主要矛盾。深刻认识一个问题不容易，如五风问题，主席早就提出了，反复地讲，没有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吃了苦头，才认识了这个问题。分散主义，实际上中央早就提出了，北戴河会议对基建问题已有决定，但计划外的基建仍未停止下来。直到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分散主义以后，进行了以下检查，才发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见认识一个问题不容易，特别是感到痛不容易。对分散主义，通过这次会议，必须认识清楚。
我省发生的分散主义现象，像计划外的基建，省委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市委、地委。
省委对搞计划外的项目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另外也有官僚主义。计划观念薄弱，往往格局需要决定。八字方针提出后，了解不全面。请示报告制度执行差，也就是组织性纪律性有问题。当然主要是认识不足。分散主义是小农经济的反映。南斯拉夫就是这样搞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搞成资本主义。
认识清楚以后，就有立即改，很快改过来。
1、地方积极性问题。
2、地区特殊性问题。
3、“实力地位”——有东西就好办事。
4、“共产主义加亲戚”，走熟人路线。
5、老实人吃亏，鞭打快牛。这种说法会助长坏思想。
6、由于分散主义，发生互相埋怨，埋怨领导。
7、“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般性的，因而感到很轻松。
以上这些糊涂观点必须通过学习文件，加以解决。
靳子川：反了“五风”以后，目前主要矛盾的确是分散主义，分散主义已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带有普遍性。这个问题，既要算经济帐，还要算思想帐。如果说搞分散主义的人是聪明人，则上甘岭冲锋的都是傻小子了。
所谓集中统一妨碍地方积极性的问题，要看你的积极性是革命的积极性，还是个人主义的积极性。集中统一，不会妨碍正确的积极性的发挥。
现在搞物资对流，不注意思想教育，后果是不好的。
取得组织上集中统一和发挥党内民主，这是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梁耀云：分散主义，目前不是在某一级、某几级存在，而是普遍存在，在生产队甚至在群众中也出现了不顾大局的现象。分散主义，给了群众很不好的影响。
蔚县煤矿的块煤多走了后门，县委机关也烧不上煤块。
北大星公社种麻，县和工委安排三百万亩，他们只安排一百万亩，事先也不请示。
如何克服分散主义？讨论中有几种不同看法：
1、上头先改，下头才好改。
2、别的地方改了，自己才好改。
3、要求大家一致。
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央提出克服分散主义没有信心，要求先决条件。
对今后发生分散主义要及时发现，严肃处理。
中央提出集中统一，并不排斥民主，恰恰相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在中央决定以后，各级必须坚决执行。
庞兰：县以下肯定有分散主义，问题是怎么反法。说不清，又会变成瞎指挥。集中统一不是统一在公社，而是统一于60条，统一于中央。
常庆：柴沟堡菜价涨得比张家口还贵。白麻去年地委布置15000亩，只种了7000亩（大队卡的）。
山西省在边界上提高价格，如苇子，我们定的九分钱一斤，到山西价格就高了。丹田水库把15万亩水地变成旱地，就是分散主义造成的。
赵世武：从工厂看，也是权利下放过多。分成由6％—12％—20％（59年），60年降到12％，61年又降到6％。6％就不少了。
地方任务与中央任务发生矛盾的时候，地方就主动撤了，因此从未影响中央任务的完成。
57年以前，厂子只有百十元的开支权力。现在分成的钱都是厂长基金，厂里有权开支。
流动资金过去有个控制，现在可以随便向国家银行贷款。
赵秀：过去犯了分散主义而不自知。犯错误的思想动机是“敢想敢干”、“不甘落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搞了不少新花样，实际上是另搞一套。如商都搞过新村计划，并村子。反右以后，许多事情按空气办事，把主席的六项党内通讯也置之不理了。打算能够市有个大队问我们：“执行你们的，还是执行主席的？”我们回答：“我们也执行主席的呀！”
以牲口换煤炭、木材的事不少。自己觉得已经完成任务了，解决点实际问题也是可以的。58年我经手开支了170万元，60年花了60万元。小蒜沟公社也盖了一千多人的大礼堂。
子厚同志：
讨论的趋势是对的。要想把问题认识清楚，必须揭发。揭发一是自我批评，一是揭发别人。
对县一方面自己揭发自己，特别在执行政策方面，政策是党的生命。有自搞一套的没有？有打折扣的没有？另一方面是揭发，揭发省、地委，大胆揭发，大鸣大放，火烧分散主义。揭发出一些典型之后，省开大会讲。
1、集中与民主问题。集中统一，就是组织性、纪律性问题，党性问题。民主集中制，主要是集中，取得民主并非削弱集中，而是要更好的集中。集中，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只要党存在一天，就要集中统一。主席说，将来空中飞机多了，也要设站岗的，统一指挥，不能乱闯。
2、“暂时吃亏”对不对？
3、克服分散主义的思想障碍有些什么？摆出来讨论。
子厚同志：粮食进口计划可能完不成，这样给我们调的粮食也有可能要减少。今年国家计划征购820亿斤，上调130亿斤，给我省12亿尚未定下来。征购35．5亿斤。
明天上午我们谈以下粮食问题。联系考虑我们的农业如何上去。
征购完成超额357万斤（一月三十日）原粮（运动数500万斤），200万斤贸易粮。如不算270万斤，则超470万斤。过头粮约1500万斤，机动粮502万斤，再完成一点，可以抵过头粮。
销：城乡34800万斤（省指标36000万斤），其中城市27140万斤，财政1560万斤，农村6100万斤。
7——12月已供出17103万斤，1——6月还有17697万斤。预计六月末，仅有库存3016万斤（61年末8000万斤），第三季需省调入7000万斤（第三季需销9700万斤），夏征1000万斤。到九月底库只有1316万斤。
去年产量，曾落到104374万斤，开展说实话运动之后，升到108500万斤，上升4126万斤。
平均口粮6．15两（省未减任务前5．64两，减后5．73两）。
62年产量14亿斤，农村消费95705万斤。子种18070万斤，口粮67675万斤（坝上8两，坝下7两，平均7．3两），饲料9960万斤，余粮44295万斤，征购43085万斤（折贸易粮40050万斤）。原分配3．9亿斤，加2．688％，等于40050万斤。销售35000万斤（城市32000万斤，农村3000万斤），库耗加加工差2000万斤，只能调出3000万斤。
商都征购7290万斤，销售1000万斤，调出6290万斤。
子厚同志：农业为基础，我省在67年以前要集中力量把粮食搞上去，、实现粮食自给（天津在外）。
每人每天需要70格兰母（公分），即3．5钱蛋白质，才不致闹浮肿。
粮食不足，还可从其他方面想办法，如捕鱼、养羊。山里搞木本粮食，如栗子、橡子、核桃、榛子、枣子。还可搞代食品。哪里产粮潜力大，下大力上。山区大力搞畜牧、果木。粮食潜力大的是在京浦沿线低洼地区。
生产关系解决了，就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关系生产力的有五个问题：（1）吃粮；（2）劳动力——这就要压城市人口，回不了农村，去搞农场，市里统一组织；（3）牲畜；（4）运输；（5）机器。
张烈：什么是分散主义需要弄清楚。不能把什么问题都说成分散主义。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分散管理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冷玉成：不统一王云说的“在目前，分散主义主要在下边”。
王金山同志：全省购过头粮1．6亿斤。5两以下的队占26％，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粮食力量分散，有些应该算的粮食没有算。有些地方底码不清。
子厚同志：要充分估计到四五月份的严重情况。灾区、棉花灾区、过头地区、困难户、下放户，一点不能麻痹。
城镇压销成绩很大，漏洞还可能有。农村销量由11亿斤增到15亿斤，显然有问题。发购粮证要细致，已经发了的要重新审查。结合安排生活检查一下。
征购就按34亿不变。薯类五折一。
城镇压人，暂按15万人安排，争取多压。像各地的烟厂都，可以停产。
对军队种地要卡紧，原则上是开生荒（粮食地）。
子厚同志：对分散主义的严重性要作充分估计，因此明天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发动大家揭发，越揭发认识越深刻。如“安国精神”，是非常典型的分散主义，让大家都看一看。揭发、批判分散主义，实际上就是整党整风，因为集中统一就是解决组织性纪律性问题。
明天揭发的好的话，可以选些典型的例子，后天召开全省会议上介绍。
刘林之：反分散主义的思想障碍：（1）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2）政策和任务，谁服从谁？
常庚：不实事求是作风的发展，一方面是领导上缺少调查研究，另方面是调查研究不深入，单凭片面材料作决定。
子厚同志：昨晚华北局开了个会，根据主席指示“开出气大会”，雪峰同志意见，开个动员会，出气对象重点放在省。愿在小会上讲在小会上讲，愿在大会上讲就在大会上讲，愿意写信就写信，愿意给谁写就给谁写，给出气者以方便。出气时不要打岔，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要急于回答。主席昨天的讲话，就是有鉴于党内上下不大通气，气不出了就不能调动积极性。
每天上午大鸣大放，下午开大会，晚上对笔记。对笔记主要是领会精神，不是逐字逐句对。
五月会议，省六月后半月开三级干部会议，没有传达“三 ”中主席的承担责任。鸣放中省委发了几个正确的历史文件。
去年十一月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甄别时要斗争葛启。杨、王问题。
吃四两问题。反坏斗争问题。整顿司令部和解剖麻雀问题。宣化问题。
子厚同志：要充分估计干部是有意见的。无论在政策上、作风上，要充分让大家讲，要沉住气。重点是向省提意见。因此，地市委的同志，包括在座的，有意见也可以讲，给县委起带头作用。目的是为了通气，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过去讲过的，还让他讲，杨冠飞也可以让他再讲。
主席讲，对错误的意见可以批评，不服可以允许保留，有时少数人的意见还可能是正确的。所以这次会议不组织辩论，以后再弄清是非。限于立场观点问题，带原则性的问题。不属于原则性的问题不纠缠。
晚上不对笔记，也可以鸣放，趁热打铁。鸣放的问题要记以下。
河北省这几年来执行中央指示是坚决的，工作上抓得很紧，因此工作的有成绩的。但是民主作风是不够的。
就拿这次会议来说吧，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大鸣大放”的号召，但实际上省委是强调统一认识，强调自我检讨。开始叫地委注意统一，后来省委亲自出来同意，而有些“统一”结实是相当勉强趵、有的甚至是离开文件精神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特别是省强调学习态度之后，大家连不同意见也不敢提了。
关于态度问题，子厚同志在一次汇报会上是这样说的：学习态度很重要。现在大体有四种态度：意思狂妄自大，如杨冠飞之流，当然这是个别的。二是认为错误是上级的，自己没有责任。三是经过学习思想有变化，开始检查自己。四是一上来态度就比较端正。
子厚同志讲了之后，达开同志接着说：子厚同志讲的问题很重要，要传达。当时我发表意见，关于态度问题可以由领导上注意掌握，传达下去恐怕会影响大家发言。达开同志回答可以讲。子厚同志没有表示态度，就散会了。回来我和地委几个同志商量，大家都主张暂时不要传达，等大家意见提得差不多时再说。第二天，达开同志参加我们的会议，问我传达了没有。我含糊回答，未详细传达，想等下午看情况再说。他要我立即传达，我只好立即传达，仅把“狂妄自大”改为“自高自大”，并没有说“杨冠飞之流”这句话。我传达之后，他又阐述一下。这以后会议空气就变成沉闷，都的自我检查了。
接着省委还提出要大家弄清七个糊涂观点问题，其中有地方积极性、地方特殊性问题，老实人吃亏、鞭打快牛问题，由于分散主义而产生互相埋怨、埋怨领导问题。既然肯定这些是糊涂观点，哪里有人敢坚持呢？埋怨领导是由于分散主义而来的，谁还敢埋怨领导呢？
1、关于农业是否是大跃进的问题，子厚说：农业是否是大跃进，不能纠住60年不放，要从58年看，从今后看。达开同志在张家口小组说：不能把工业和农业分裂起来。成绩，工业成绩里就有农业的成绩，没有农业提供商品粮和劳动力，工业是不能取得成绩的。因此工业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农业方面同样成绩是主要的（大意）。
关于成绩是主要的，子厚同志还这样说明过：正面的经验是宝贵的，反面的经验更宝贵。所以主席说，并县、办食堂，都是伟大的成绩。达开同志在张家口小组发言时也引了主席这句话。会后一个同志向我反映：既然搞坏了也是成绩，那就全是成绩了，还有什么错误缺点呢？我认为主席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拿来说明成绩是主要的论点是不恰当的。
2、关于反右倾问题。子厚同志说：在省地县该不该反，肯定应该反，当时在省地县就有右倾思想，既然有就应该反。至于反的方法问题，不能因为现在提出三不主义，就对过去的提法来个否定。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对的，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三不主义也不是不要批判、斗争。那是讲一般思想问题，涉及政治问题就不同了。
县以下该不该反呢？县以下当时主要是“左”，但也有右，有右也就要反。对杨冠飞的思想就不能不辩论。所以肯定那时反右是对的，方法也是对的，不过有扩大化的地方。
达开同志在张家口小组会上阐明这个问题时，曾提出反问：难道葛启不需要反吗？难道葛启是马列主义的吗？
3、关于老实人吃亏的问题。我们小组发言时，大家都认为老实人吃亏的说法不对，一时吃亏是有的，但最终是不吃亏的。可是达开同志认为暂时可能吃亏也不对，根本没有老实人吃亏这回事。我指给他文件看，文件上说“老实人最终是不会吃亏的”。他说，应该改为“始终是不会吃亏的”。
从以上这些问题看，省委对于这次会议的领导是不够放手的。我们组里的同志是有意见的。我个人看了省对杨冠飞的发言态度之后，也就不敢发动鸣放了。
直到昨天上午根据主席前天下午“开放气大会”的号召，领导小组商议动员鸣放时，子厚同志还说，放气有可能放出像杨冠飞那样的邪气出来。但是应该指出：昨天下午主席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昨天晚上省委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号召鸣放的态度是比较诚恳的。
1、前年冬天开县的四级干部会议问题。
2、前年冬天批判宣化病人问题（达开同志批评我一贯阶级观点不明确……。）
3、前年十月省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自我批评问题（不传达主席的自我批评）（注：此处旁边还写着“食堂问题、反右问题、转生产、唐山会议）
1、前年冬天全省统一规定吃四两的问题，提出生活革命的问题。
2、前年冬天整风反坏问题——宣化市光撤职以上的达232人（打了355），整风反坏扩大化相当厉害（双印子15个生产队长撤了12个，7个支委斗了5个）。坏人根子往上长，顺藤摸瓜，纯洁司令部，三类队反坏夺权。
3、关于甄别工作问题——留尾巴。（注：旁边还写了“重新划阶级”）
4、实物按劳分配——玉田现有15％缺粮。
5、粮食包干加码如何掌握问题。
作风方面：雷厉风行，猛而不稳，好走极端，抢先过渡。
（注：此处写着：1、莜麦获秋，2、不入食堂开除。）
领导方法：
1、党委包办
2、一刀切齐，不允许下面有点机动。——吃四两，转生产，实物按劳分配，征购加码，少种多收。
3、要求过急，限制太死。
“死官僚” 整风整社 反右倾——伤感情，倒方向，不敢讲话。
干部排队 三类队。
“各项工作力争第一”，争先。
考虑重大问题不慎重，如：（1）公社规模；（2）过渡；（3）共产主义试点；（4）“三年保天津，五年保北京”；（5）125万吨铁，两年水利化。（6）59年搞三百万吨铁。
王纯：包庄村从57年以来，70％ ，70％是贫下中农。60％以下干部是40元以下的，很多要求回家。
靳子川：这几年命令多、帽子多、斗争多、处分多。
张烈：省委党校反右倾，上吊一个，跳楼一个，跑了一个，头一天交心，第二天戴帽。张北的公社书记百分之十以上挨斗。整顿司令部，捉麻雀。
张文光：平反工作，第一次电话会议与第二天电话会议不一致，时间只隔了两天。同意第一次的精神。留尾巴不好，牵涉到左与右的关系。不同意县和县以下反右倾是正确的说法。要从后果上检查，是否发展了生产力。
执行政策一刀切，今后强调集中之后，是否可能再犯。要求上级给下级有一定的灵活性，允许试验。要求今后领导工作活泼一些。
中央同胞上反映直属机关同志发言，说现在有些人有算帐思想、怨仇思想，影响不好。
要求恢复察哈尔。
李赤维在省党校跳楼自杀，应搞清楚。
达开同志：个人有什么气，还可代表其他同志出气。气越顺越好。这次真正实行三不主义。以后把鸣放材料汇集成本，以资警惕。
晓塘同志：还要继续放，继续接触思想顾虑。但不要急于动员发言。
庞兰：中央十二条，是解决内部矛盾，调整生产关系。但省委提出反坏，搞革命风暴，搞生活革命，是否正确？
刘治纲：丹田水库问题，张士良要负责。为什么上下不能通气？（1）任务要求大而急，如“放施万斤肥”。（2）省委领导在农业上常以一点先进经验将军全省，脱离实际。领导方法千篇一律，到现在仍未克服，如“吃四两”，生活革命。说三类队、三类食堂都是坏人当道。
下夹峪去年重划阶级结果，地富占36％。
几年来，农业搞运动，受辩论、集训过的人过多，基层干部处分面很大。
五不怕，怕记帐。
五九年蔚县发生“粮食大搜查”，整风整社时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是因为粮食先是叫发到户，后来又叫收回食堂。
赵拓：前年冬天死人多，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检查的。吃四两，就是生活上的瞎指挥，而且后果特别大。一方面反对生产上瞎指挥，另方面又在生活上瞎指挥。
郭洪：省对60年冬形势估计有错误。
为什么把我们划到内蒙去？群众说我们官司打输了，干部说河北把我们送礼了。
刘乾恩：省委作风欠民主，开会划圈子。如，传达广州会议讨论食堂问题，先声明河北主张办。
张北（易县）宣传部长，家里有两个老人，只有四两粮食，柴火一点也没有，提出辞职。
物资对流，漏洞很大。
马哲生：压缩城市人口，把家属赶回去，农村实物按劳分配，维持不了生活。庞家铺一万两千人，已准备回去的1200人。家属过年准备回来， 准备回去。宣化市春天回去表示不回来的1500人。
厂矿企业搞副食基地问题。
王克东：公社级干部工资二十几元，买车柴火30元。
刘治国：蔚县60年死人占3．16％，按粮食年度占4％以上。80％死在冬春。全年口粮6．89两。
会议时间延到十号，四、五号放假。今明两天继续鸣放。要坚决贯彻鸣放，搞透。
能把最内心的话讲出来，什么话也敢讲出来，才算高潮。而且要多数人都把话说出来了。
讲的对象要向中央、中央局、省开炮。越讲越觉得民主的味道好。前几年已经吃了苦头了。
五年来五大运动。伤害了一些干部。
雪峰同志：讲得很好。主席讲，我们每人脑子都有个加工厂。现在检查就是检查我们的脑袋。我们领导机关是制定政策的，掌握政策的，而且是有权的，政令从我们这里出的。我曾向中央提意见，检查检查我们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中央要你讲的时候你不讲，是对党不负责的表现。没有集中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不会有集中。
一般化，不给下面留一定的机动权是不行的。
子厚同志：前天晚上主席召开大区书记会议。雪峰同志传达：
会议原定十日结束，根据发展情况，变动一下。四、五号休息，六、七号开大会（下午），上午未鸣放完的继续鸣放。八日结束会议。六号下午小平同志报告，七日下午总理报告，八日讨论一天。
对鸣放出来的问题，要很好分析一下。省委是否检讨，自己定。可以检讨，也可以不作检讨。这几年发生问题的原因，就是高指标、高 、高征购，斗争过火。这几个问题互相影响。每次政治运动初期领导抓得紧，中期后期抓不紧，加着敞着口，所以运动扩大化。问题还是大跃进以来，我们怎么领导的问题。新的一套未建立起来，旧的一套丢掉了。大跃进以来，书记分口挂帅，大家忙得很，对问题缺乏分析，大家自己管自己也忙不过来，所以没有实践分析问题。党委包办政府事务，政府部门不起作用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没有经验，对大跃进的领导尚无经验。要实事求是的和大家商量。各地区的工作，不能光 先进的要求，只能要求平均先进定额，而且不是从全国来讲，而是从一个地区来讲。也不能以落后的定额为标准化。
四号五号放假，大家松动松动，分析分析问题。六号下午开大会，小平同志作报告，中央准备出头担担子。七号下午总理作报告，讲当前工作。县委对地委意见多的，省委要出头担担子。省委第一书记要担担子（雪峰意见）。
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恢复遵义会议以来的传统，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起示范作用。只要大家认识民主集中制，回去按老章程办事就好，不是也像中央这次会议一样，大鸣大放得大家很紧张。要求大家把民主，集中制贯彻到经常工作中去。只要认识了民主集中制，树立了民主集中制，人们有意见，以后还可以说。
回去怎么传达？这次会议起各示范作用，并非要求大家回去层层过关。所谓示范，要求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办法，树立经常的民主作风，建立经常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只要你们回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做，贯彻到经常工作中去就行。
雪峰同志意见：这次会议，有些思想不要忙于划，也不必去分析解释一通，不能检讨的问题就挂起来，能检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能把民主集中制的精神贯彻到经常工作中去就行，并非要求如法炮制，层层过关，把地、市、县委书记斗一番。只要他们注意到把民主集中制贯彻到经常工作中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去做，发扬民主，改正错误。总之，回去不要照着这次会议的办法，把地、市、县委书记再斗争一番，只要把民主集中制贯彻经常，大家有意见还可以说。（中央：）这几年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今后几年要有意识地松动一下，一般的不要处分人，纠、枉必须过正。对犯错误的干部，应该严处的也要宽一些，应该处分的也要从轻处分或不予处分。目的是为了树立起敢讲话之风，活跃党内生活。今后几年各项指标也准备调低些，不要搞得太紧，使大家松动一些，便于全党团结。有同志讲这几年要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把基础打好。农业、轻工业、手工业搞得好，经济才能好。准备几年以内，把农业、轻工业、手工业搞好。力量大了，再较快地上工业。
子厚同志：河北这几年的工作，到底是三七开，还是怎么开？大家还可以讨论。
大家认为省委过去几次的检查不深刻，这个批评很对。这样刺痛的批评是很好的，不刺痛不能彻底改。看来，批评自我批评，光是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这次看重领导作风方面的检查。
这几年来工作上犯的一些错误，首先是对情况估计有错误。如60年秋北戴河会议，认为减产是天灾。后来认识了人祸严重，又以为主要责任在下面。同志，对五风的危害估计不过，对坏人当道、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过分，方法也简单粗暴，斗争有过火的地方。对工作队的任务、方法，交代不清楚。
提出许多不适当的大任务，要求急，纠正 也急。有急躁情绪。
又分散主义。计划外、计划内基建，都有分散主义，有严重的盲目积极性。
在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主要是一般化、大囫囵。话说的死、说的绝。在生产指挥和具体政策规定上也有一般化。
以上是工作上的四点主要错误。其次讲领导作坊。有不少的缺点、错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注意、分散主义有发展，集体领导也搞得不好。
首先是对中央、主席指示学习研究差。对主席思想领会不够，脱离实际，如食堂。群众路线也走得不好。倾向性很强，群众路线不够。这就不能不犯命令主义、瞎指挥。
集体领导不好。对计划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讨论不充分。常常急急忙忙地作了决定，以致一变再变。包揽行政事务多，有事务主义。电话会议开得多，有些开得不好。指名批评，有些话说得过分。许多原因，造成党内生活不正常。批判处分面大，有些处分重，有些批判处分错了。如承、唐、张犯右倾批判处分面过大，是省委对政策界限、是非界限划得不清。甄别工作金星迟缓。再日常工作上批评多、指责多、帽子多。如说抓生活抓不好是死官僚主义，起了蒋介石所起不了的作用。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下，实事求是也就不可能。由于党的生活不正常，上下不通气，实际情况反映不上来。
1、有急躁情绪。怕完不成任务，怕出漏子。 由于急躁，考虑问题不周，讲话不慎重，说了一些过头话，使同志们受了很大的气。
2、工作上不深入，调查研究少，了解情况不全面。
3、民主作风不够，自己讲得多，听得少，对不同意见不能耐心听取，自以为是。
4、自我批评精神不够。如省委几次的检讨不深刻，就证明这一点。
以后还要求同志们监督。
子厚同志讲：
这次在中央开会，主要是讨论整风整社、紧急指示，还说了生活问题。中央负责同志都很关心我们的生活问题。
紧急指示原来十条，现在加上两条（劳动力和初级市场），并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现在还是草稿。
在华北局重要讨论农业生产，主要是劳动力安排，并讨论了明年计划问题。富春同志在会上做了报告。此外，讨论了华北局的编制、机构和工作方法问题。还说到农业机械问题天津北京成立农业基地问题。
给主席汇报。说湖南包产到作业组。湖北说一平二调严重的占30％。主席说，紧急指示能否起作用？几年来会议开的不少了，文件发的不少了，为什么不起作用呢？需要排排队，到底一平二调严重的占多少？再是采取什么办法，在今冬明春加以解决？说到算帐，少奇同志说要坚决算，彻底算，拿钱买信用，取信于民。比如，一个茶杯，值钱不多，但是个所有制的问题。要采取上下挤的办法，县上首先退。领导机关多多少少恐怕都有。比如搞什么基地，各单位都去占生产队的土地。然后算社，然后算队、小队，一层一层地算。我省大体是二、五、三，即严重的20％，一般的50％，好的30％。 时间从十二月份开始（十一月份开会动员），明年三月底搞完，可以分两三批进行，北面可以分三批搞。
以上是讨论紧急指示与主席指示的情况。
总理的报告，从形势讲到任务。这次主要传达有关生活问题的内容。讲四个问题：1、农业生产；2、抓粮食抓生活；3、当前如何接受山东教训，把生活安排好。4、今冬工作安排
（壹） 总理报告中讲：第一是大好形势，第二是还有困难。我省情况也是如此。总理讲的大好形势，是指成绩是伟大的。不用说工业，就是粮食成绩也是伟大的。全国今年产量最后落实3700亿斤。今年这样大的灾荒，得到3700亿斤，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成绩。农业的算法，不能算一年的帐，要算九年平均的帐。第一个五年平均递增是3．7％，第二个五年头三年有两年大灾，平均递增5．4％。我省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180亿斤，第二个五年头三年平均205亿斤。尤其是今年，灾情很突出，80年来所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得到170亿斤（注：胡开明在此处打了个问号），应该说是伟大的成绩。如果不是党的领导，不是三面红旗，今年是灾荒是不堪设想的。正像总理所说的，我们是理直气壮的。
今年减产，主要是灾荒。此外还有两点要指出：（1）劳动力安排不够好，北戴河会议前农业劳动力不过61—63％。（2）干部作风、执行政策上有些缺点。凡是那里一平二调严重的，那里就减产得多。因此，我们现在只要把劳动力问题、所有制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解决好，就为明年丰收打下基础。
（贰） 讲生活问题。我们在中央帮助下，自北戴河会议以来，就采取节约渡荒的方针，从九月到明年六月，以抓粮食、抓生活为中心，大搞群众运动，搞几落实。提出要突出抓食堂，采取低标准，大搞瓜菜代食品。我们这样抓的结果，群众情绪一般是稳定的，群众有好评，促进了三秋王作，麦子已种到了300万亩。当然，三秋工作中也有些问题，但主流还是好的。工作上还不平衡。蓟县、永年搞得好，指标安排到食堂。蓟县安排以后，还有机动粮1000万斤。永年调了大批好干部当食堂管理员。好的经验、好的例子很多，要加以总结推广。现在入库还未完成，进展也不快，值得十分注意。谭老说十一月份是关键月，说得很对。过称入仓，是个关键。只有过称入仓，拿到手了，心中才有了底。再一点，要充分估计到有小山东、小信阳出现的危险性。收、支、存三个数字都要搞清楚。有些干部成分不纯、作风不纯，因此存在着危险性，要充分估计，不能盲目乐观。
（叁） 接受教训，坚决抓好群众生活。信阳地区有800万人，死了109万人。最集中的是四个县——黄川、广川、固县、息县，都是水浇地多的县。查岈山公社死四万人，谁外流就整全家，以致发展到人吃人。息县有父子两个，先吃了儿子和女人，再出去吃死人，与别人争吃，把对方打死了。结果遇到干部，被干部打死了。干部打死人也很常见。今年县里到鸡公山开会，叫群众抬上去，在山上大吃大喝。原因是严重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发展起来的。这几个县都是出名的县。查岈山公社是世界闻名的。大炼钢铁，全省出名。去年还是丰收。我们要很好接受教训，引起严重警惕。比如安国，就产生了骄傲情绪。博野公社一个管理区书记说中央、省委的政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否有县委同志的观点影响了他？发生问题不外乎：（1）政策偏差；（2）骄傲自满；（3）作风问题。要警惕！第一要按中央政策办事；第二是夹着尾巴走路；再一条是注意作风。冀鲁豫是兄弟省，鲁豫都发生了问题，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河北的京畿近地，更要注意，不能发生问题。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要下最大决心，下到底，大抓生活。粮食归我管，生活归我包。粮食归队，低标准、瓜菜代，认真讲都是今年开始的，今年又是灾荒年，遇到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问题不简单，并不是一下子能安排好的。一般的抓都不行，必须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采取一般化非犯错误不可。因此，在十一月份，非把这问题抓起来不行，要大抓几落实一一过称入仓，征购入库，食堂低标准，瓜菜代，销售指标。办法还是大搞群众运动。有三个工作要搞好：（1）宣传教育。一定要结合解决实际问题，决不要孤立地宣传教育。（2）瞒产私分、偷盗。全省大体有四、五亿斤，决不能采取反瞒产私分、反偷盗的办法，而要采取 的办法。要经过一个过程，是思想发动和生活安排结果，自觉自愿，拿出多少算多少，不采取运动。现在先不搞。（3）规定一条政策，凡是有生活问题，要及时照实上报。要实事求是的鼓励，有错误的也从轻处理。对于阳奉阴违，隐瞒不报，大批死人，要严肃处理。省、市、县要专门组织检查队伍，要有一批人，闻风而至，帮助解决问题。
农村方面，采取（1）层层负责，分片包干。特别帮助问题较多的县份，一直到社、队，都要有人把守。特别注意抓问题多的地方，把食堂一批批地安排好。别的问题能讲基本，生活问题上不能讲基本。要把力量进一步组织好，分批安排，巡回检查。层层汇报，三天一次。省委和若干县直接发生联系，市还要和若干社发生联系。（2）以食堂为中心，关键是食堂。食堂的大小，要及时加以调整。大体上一个小队以50户左右为合适，食堂以包产单位建立，可以建几个，但不能几个队一个食堂。食堂一定要建在家底，管理员一定要强的干部，配备好的人当伙夫。冬季劳力安排，要把生活战线打足。需要20％左右人搞吃的。继续大搞代食品。一句话，今年要把困难打足，把劲打足。除了吃的，要还安排烧的、住的，还要突击治病。浮肿病、子宫下垂等病都要把它治好。浮肿病多的要成立病号食堂，少的也要加以照顾。再是劳逸结合。十一月十五日开始，就要开始半天劳动、半天休息。重灾区，为了取暖，晚上可以回去做饭，大山区还可以一堂多灶。回去做饭，三、五天发一次，不要形成散食堂。
城市方面：一是继续减人；二是指标要堵塞漏洞；三是各单位都要拿出一定力量搞生活，搞代食品城市条件好，如小球藻、人造肉；四是建立生活战线，有一个管生活的体系；五是城市人民公社也要通过抓生活来推动生产；六是城市也要搞劳逸结合。
党校、干部暂不回来，一直搞到明年六月回来。
（肆） 冬季工作安排：生活、生产、整风整社。首先是抓好生活。民以食为天。在抓好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整风整社。冬季生产，能搞多少算多少。生活安排好了，心情舒畅了，自然要搞生产。副业要搞，拿出20—25％。还要搞运输。水利能搞多少算多少，不能多搞。今年把生活问题搞好，不饿死人，其他方面不多要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牲畜也要注意保护。猪，养不起的地方，有计划地出卖给能养起的地方。
对坏干部决不姑息。
（1）高指标大计划纠正得慢，认为高指标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总路线注重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在实际工作中喜欢听高的大的，以为这是干劲大。对于说低指标、摆困难的同志，就认为是干劲不足，因而听不进去。
（2）对高估产、高征购的危害性长期认识不足。
（3）在处理农村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上不清醒，曾提出过一些错误意见，也曾同意过一些错误意见（如收回自留地，急于创造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条件等等）。
（4）对整风反右，在情况估计上有错误，认为当时农村纠“左”的工作已差不多了，并认为工业上有右倾松劲情绪，农村也有右的问题，对整风反右积极拥护。现在看来，我省的整风反右斗争搞错了。
1960年冬，大抓生活、大抓食堂，搞整风整社。当时对情况的估计也有错误。我们在分析1960年农业严重减产和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时，对“五风”错误认识估计得很不够，强调了天灾，对天灾的估计重了。当搞整风整社时，对坏人当道、五类分子掌权的情况估计也重了。现在才明白，当时出现的不好形势或大不好形势的原因，五风错误是第一位的，天灾是第二位的。五风错误主要是我们“刮”的。对这两个运动中搞错了的同志，我应向他们进行道歉，进行检讨。
平反问题，我们认识迟了，抓的松了，搞的慢了，真正认识平反问题，是在一月北京中央扩大会议以后。
（1）严重的主观主义。对有些问题说的“急”、“过”、“绝”。比如把食堂提高到“社会主义阵地、阶级斗争焦点”的高度，“党员不参加食堂开除党籍”等。
（2）民主作风差。
（3）工作不够谦虚，有骄满情绪，在大好形势面前不够冷静，提高指标、高大计划，夸大主观能动性，不尊重客观规律。
（4）学习不够。
来源：河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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