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12-3 作者：(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一致拥护八届十中全会的各项决定，一致拥护毛主席和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我们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对过去这一时期省委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
自从一九六○年十二月西北局兰州会议以来，我省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不论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有了显著的好转。在过去这一时期内，我们向错误、向困难、向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的党和人民经受了一场严重的考验。虽然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最困难、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却有一小部分人不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出来反对西北局兰州会议，指责这次会议对甘肃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措施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反对省委的领导，否认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党内外散布错误言论，刮起了一股“翻案风”，妄图替自己的错误翻案。还有少数同志，在党内播弄是非，散布流言蜚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另外，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问题，也存在着一引起糊涂观念。这是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全党必须严肃对待。不解决这个问题，对党和人民是有害的，对我们继续前进是不利的。
一九六○年十二月上旬，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检查甘肃的工作，是非常及时的，非常正确的。这次会议对甘肃当时形势所做的分析，提出解决甘肃问题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完全合乎甘肃实际情况的。
西北局兰州会议前夕，甘肃的情况十分危急。最突出的是，城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极严重的困难。全省农村有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有七百万人口每天口粮在七两(十六两秤)以下。许多地方的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的人跑出去逃命，浮肿大胆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农村形势一天天地恶化，城市也紧张起来了。由于缺乏原料，材料和燃料，许多工矿企业被迫停工，工业生产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国家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交通运输几乎中断，人民群众所急需的粮食，煤炭和其它重要物资，调运非常困难，有些物资还在调运途中就被抢走了。党内外的思想十分混乱，说假话成风，封锁成风，违法乱纪成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地富反坏分子趁机捣乱，谣言四起，抢劫、偷盗、凶杀等案件大量发生，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在一些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阶级敌人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有的社队坏人重新掌了权，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残害人民。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西北局书记处在兰州召开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肯定了甘肃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以高度的原则精神，帮助我们揭开了错误的盖子，给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使我们明辨了是非，从而迅速地离开了错误的道路，回到了党的正确道路上来。
一九六○年甘肃形势的恶化，完全是过去省委领导，特别是以张仲良同志为首，包括何承华、王秉祥、阮迪民、万良才等少数同志长时期的一私一“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主要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标新立异，自行其事，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的原则，违背了团结教育改造农民的原则，用对待剥削阶级的办法，“革农民的命”；严重地漠视人命，毫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在党内进行过火的斗争，以此来推行他们的错误主张；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依靠少数人，独断专行，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干部有亲有疏，任人唯亲，顺我者升，逆我者倒；贪功推过，拒绝批评，坚持错误立场；对中央和毛主席不忠诚老实，隐恶扬善，封锁消息，蒙蔽中央；他们还有一套错误的理论观点，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所有这些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三面红旗，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恶果，是甘肃一切问题的总根子。这个盖子一揭开，情况就大变。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热烈地响应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号召，向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普遍反映西北局兰州会议是一次“救命会”，更加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大大鼓舞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由于我们正确地进行了这一斗争，由于中央、西北局和各兄弟省区的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由于中央工作组和西北局工作组的具体帮助；全省广大干部深入农村，作了艰苦的工作，甘肃的严重局势就很快地缓和下来，群众情绪就基本稳定了。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上旬，全省大部分地区人口外流、疾病和死亡现象就大大减少了，有些地方已经完全制止了。
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的重大功绩是：给我们重新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帮助我们找到了甘肃问题的根子和解决的办法，给了我们信心和希望。这次会议，是扭转甘肃严重局势的关键，是甘肃整个工作的转折点。它挽救了甘肃党，挽救了甘肃干部，拯救了甘肃人民。如果没有这次会议，中央的方针政策在甘肃仍然无法贯彻，错误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就会走得更远，给党和人民所带来的损失就会更大；如果没有这次会议，我省就会死更多的人，坏掉更多的干部，就会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甘肃一千三百万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两年来，省委积极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北局的指示，在各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首先，我们大力地纠正了过去不按照党中央方针政策办事的错误，不断地教育党员和干部，认真地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揭发批判错误中，我们着重地批判了不执行政策的错误；在检查工作中，我们着重地检查了执行政策的情况。现在，在我们党内，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学习政策的空气浓厚起来了，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现象减少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绝大部分同志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提高，在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方面真正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二，我们坚决地纠正了过去破坏党内民主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纠正了依靠过火的党内斗争来推行错误主张的作法，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了按照党的章程办事的原则。就省委领导来说，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决定的；有些问题，除了省委讨论之外，还扩大范围来讨论，尽可能地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的正确意见。开展工作时，不是采用过去那种惩办主义、压服的方法，而是主要通过说服教育，启发思想自觉来进行的。为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省委还制定了，“关于严格执行党章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发给全省各级党的组织贯彻执行。许多党组织都注意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党的章程办事，党内民主生活逐步地恢复起来了，党内关系基本正常了。我们的党活跃起来了，再不是死水一潭了，这又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
第三，我们开始纠正了过去不从实际出发、自以为是的主观蛮干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已有所恢复。干部的思想作风也有所转变，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很大的改善，“五风”制止了，封锁打破了，说假话的风气扭转了，我们对实际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了，各项任务的规定比较接近实际了。
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党的章程办事的原则，正是由于我们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原则，正是由于我们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思想作风有了进步，各项工作也就作出了很大成绩。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把全省几百万人民从饥饿死亡线上抢救下来了，从而大大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农业战线上，经过整风整社和夺权斗争，贯彻十二条、六十条，调整社队规模，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等工作，生产已经在逐步地恢复。今年虽然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量仍然相当于去年的水平。加上减少了征购任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村实际口粮，除部分严重灾区外，比去年还要高一些，农民生活有了改善，生产积极性有很大的提高，农村中出现了过去几年所没有过的新气象。在城市和工业战线上，经过调整，精简和压缩城市人口，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工业内部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全省城市人口与一九六○年末比，减少了六十九万，其中有四十七万人，回到了本省农村，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战线。工业生产已经稳定并逐步回升，交通运输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商业、文教、民族战统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都在不断地向好的方面转变。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已经扭转了甘肃的严重局面。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形势还会进一步好转。
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但是，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省委，特别是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今年全省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还遇到了不少阻力，增加了新的困难。同时，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也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损失。
我们碰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阮迪民、王秉祥等同志的翻案活动，和霍维德同志分裂党的活动。这些同志与党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他们不愿同省委多数同志站在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是站在外边，看笑话，唱反调，散布流言蜚语，制造思想混乱。有些人还和×××反党集团有密切关系，从各方面反对省委的领导。
一是刮起了一股“单干风”。今春以来，一些地富反坏分子，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和某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兴风作浪，破坏集体经济；部分富裕中农大肆散布资本主义思想，积极要求恢复单干，并且争取和影响了一部分动摇的农民；党内外一些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的干部，在困难面前动摇，接受了富裕农民的影响，也主张和引导农民走单干的道路。
一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进行破坏活动，妄图复辟。有些混入内部的敌对分子，利用合法地位，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公开污蔑党的领袖，污蔑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和“不如马步芳”，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些逆流面前，多数同志站稳了脚跟。但是，有些同志认识不清，产生了许多混乱思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摇摆。党内干部思想混乱，省委是有责任的。因为省委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对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估计不足，因而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够坚定的。省委的主要缺点错误是：有一个时期，放松了进一步揭发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和继续肃清其影响的工作，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迁就过多，对于应该处理而且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对于霍维德同志分裂党的活动；也没有及时揭露和解决。有一个时期，主要是今年六月地委书记会议上，把经济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一些。这虽然对我们下决心进行调整工作，减少城镇人口是有好处的，但也影响了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在这次会上，提出了适当放宽小自由是必要的，但对巩固集体经济讨论不够。有一个时期，对坚持集体经济不够坚定，对发生单干的原因缺乏阶级分析；对一些问题认识不够清楚。例如：有的同志主张在那些瘫痪、瓦解了的生产队，可以允许包产到户；有的说包产到户是群众的要求，是克服困难、增产粮食的好办法，等等。特别是对于临夏地区有领导地推行单干，没有及时坚决纠正。在纠正时，肯定了“分田到户”、“大包干到户”是单干，不能搞；但又错误地认为“包工包产到户”，还有些社会主义因素，基本上是集体经济，可以作为由单干回到集体的一个过渡办法。尤其是在西北局明确指出必须教育农民坚持集体经济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又没有及时向中央和西北局请示报告，这在政治上、组织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一个时期，放松了阶级教育和对敌斗争，对于一些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回击不力，对于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不狠，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上述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应当深刻地记取这些教训。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思想认识上和个别工作上的问题，与张仲良等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不论在性质上或程度上，都是根本不同的。
两年来，阮迪民、王秉祥等同志的翻案活动，妨害我们工作很大。张仲良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错误的。他同情，支持这些人的翻案活动。他们对中央、西北局检查纠正甘肃过去的错误，表示极大的不满，散布错误言论，制造混乱。他们狂妄地指责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收经验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甚至诬蔑是“没有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这些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和以后省委的历次会议，都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甘肃过去工作中的东南西北，从来没有否定成绩，更不是一切皆非。恰恰相反，倒是翻案的同志们企图全盘否定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省委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的成绩。他们散布的各种错误观点，提出的各种问题，需要彻底加以澄清。
一、甘肃有无特殊性的错误？翻案的同志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性的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甚至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指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就是一般性的错误，也由于他们一私一“左”的影响，表现得非常突出。张仲良等同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很严重，野心很大。他们借口要“结合甘肃的实际情况”，要“创造性地执行”，要“丰富中央的领导经验”，任意歪曲和篡改中央的方针政策。例如，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百分之七十用于扶助穷队，百分之三十用于公社；他们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毛主席写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同志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把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搁置起来。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他们反对中央企业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批判“中央精神”……等等。象这种标新立异、自以为是的行为，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般性的错误；也不是什么经验不足的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甘肃过去还有许多重大事情，是背着中央干的。例如引洮工程，事先没有请示中央批准，就兴师动众，大搞起来，造成很大损失。能说这个乱子是中央造成的吗？至于过去有些事情，虽然请示了中央，得到了批准，但是当时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有许多都是不真实的，有些还是有意欺骗中央的。反映假情况，欺骗中央，本身就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更是错上加错。
二、张仲良等同志是否真正检查纠正过自己的错误？翻案的同志们硬说，甘肃的错误一旦发现，就进行了检查和自我批评，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甘肃的问题主要是由农村引起的。早在一九五八年春天，甘肃农村就由于缺粮而发生了死人和外流现象，而且问题一年比一年严重。但是，张仲良等同志一直没有重视，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检查。张仲良等同志认为甘肃是“余粮省”，根本不承认农村缺粮，根本不听反映死人、外流和缺粮的情况。只要那里反映这些情况，就认为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批判、斗争、处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许多同志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挨了整。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年春，农村情况越来越恶化，张仲良等同志仍然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不正视自己的错误，检查自己的领导，却在下边硬找错误的根子。在工作中仍然是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一九六○年七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应付中央的，并没有接触到甘肃的严重错误。当时发生了严重问题的有十三个县(市)，只报告了九个；群众大批外流，报告说外流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仍然坚持即使每天吃三、四、五两粮食，也要完成征购任务。十一月省委召开三干会时，不仅农村问题严重，城市问题也严重起来了。可是，这次会议，只检查了建设人民公社的政策问题，对于人民生活问题仍然没有进行讨论。中央批转省委关于会议情况的第四次报告时，明确指出：“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分析，这是一个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中央给省委敲了警钟，几次派人来甘肃检查缺粮情况，可是张仲良等同志却没有被唤醒，没有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检查，揭露自己的错误，采取有力的措施，迅速扭转局势。一切事实都表明，甘肃的形势其所以越来越严重，完全是由于张仲良等同志一面坚持错误，拒不改正错误，一面打击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正确意见的干部和群众的结果；完全是由于他们害怕检查，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结果。
三、解决甘肃的问题是否应当采用揭错误“盖子”的办法？翻案的同志们反对这个办法，到处埋怨不应该揭掉他们的盖子。纠正错误，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靠自己来纠正，采用自我批评为主，别人帮助的办法；一种靠别人来纠正，采用揭错误盖子的办法。甘肃的错误，特别是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靠自己来纠正是不行的，必须由别人来纠正，必须采用揭盖子的办法。所谓揭错误盖子，就是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领导上的错误，就是要把挡路的领导者暂时调开，让群众起来说话。甘肃党内，长期家长式的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打击说真话的干部和群众。如果不用揭错误盖子的办法，就不能发动群众，纠正错误。例如在省委，如果不揭开张仲良同志这个盖子，不剥掉“他代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外衣，甘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样的，如果不揭开窦明海，刘逢皓、包海珍、胡学义等这些人的盖子，剥掉他们“积极分子”、“先进人物”的外衣，这些地区的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应当指出，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揭盖子。对于那些错误不大，或者错误虽然比较大而愿意自己改正错误的人，就没有用揭盖子的办法，主要依靠他们自己或派工作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揭了盖子的，在省级八十多个单位中，只有四个；在九个地市州委中，只有三个；在四十六个县市中，只有九个。有盖子，就应该揭，也必须揭。揭开错误的盖子，这是对党和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这是纠正错误的有效措施，反对的人是没有道理的，只能说明他们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
四、甘肃的错误谁应负主要责任？翻案的同志们提出，甘肃的错误，由张仲良等少数同志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是公平的。因为，第一，张仲良同志在省委领导工作中，依靠少数人，排斥、打击多数人。他认为对第一书记有意见，就是反对第一书记；反对第一书记，就是反党。他把自己所信任的少数人，封为拥护“省委正确领导的积极分子”，言听计从，谁也不能批评。这些人对张仲良同志，也是一味逢迎恭维、阿谀谄媚，说什么“中央有个毛主席，甘肃有个张书记”，能作为“三宠”的一员是“光荣的”。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常委会内的常委会，书记处里的书记处。他们坚持错误是一致的，反对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也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省委成员，处境相当困难，很难履行自己的职权。第二，许多重大事情是由张仲良同志个人或他信任的几个人商议后就办的。例如，引洮工程是窦明海同志提出的，兰州十大建筑是何承华同志提出的，张仲良同志同意后就强制省委通过。许多坏主意是他们出的，许多坏事情是他们亲自领导下干的。一九五九年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和何承华同志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原张掖地委第一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面由百分之八十、九十压缩到百分之二十，还强制省委推行这个错误主张。为了证明农村有粮、有劳动力，他们捏造了许多假材料，假报告。“农村一瞥”是在何承华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证明农村劳动力用不完的“麦积山调查”，是阮迪民同志亲自写的。一九五八年省市工业检查团，开现场会，大轰大斗，当场拔白旗，也是何承华同志亲自领导的。所有这些，又都受到了张仲良同志的支持和赞扬。第三，党内的过火斗争，是张仲良等同志一手造成的，省委常委、委员和其他主要领导干部中的批判斗争对象，大部分是他们少数人确定的。许多冤案、假案，也主要是他们造成的。第四，许多错误的口号和错误的理论观点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例如什么“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党内斗争的规律是“进行思想革命，改造领导核心，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错误观点，散布很广，影响很深，毒害很大。事实充分地说明，许多重大错误观点他们是一致的，许多错事是他们共同干的，错误是他们共同犯的。甘肃的错误，张仲良等同志要负主要责任；省委其他领导成员，虽然都各有自己应负的一份责任，但不能分担张仲良等同志这种特殊错误的责任。
五、揭发甘肃错误是不是以“左”反“左”，是不是一次更过火的党内斗争？我们认为，在这一次党内斗争中，根本不存在以“左”反“左”的问题，说是“一次更过火的党内斗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说，我们是遵照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按照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办事的。我们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公式，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坚持了按照党的章程办事的原则。这和过去那种“宁左勿右”。“不要怕多、不要惋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的指导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其次，从批判斗争的方法来看，我们始终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在政治上没有歧视，生活上没有虐待，人格上没有侮辱；发现某些过火行为或方式不当的地方，都及时加以纠正。这和过去那种抓小辫子，戴大帽子，大轰大斗，人身侮辱，刑讯逼供，强迫签字，一人犯法，株连亲属等作法，是根本不同的。第三，从批判斗争的结果来看，在这次斗争中(包括农村夺权斗争在内)，受到批评和批判斗争的共二万三千多人，其中脱产干部约二千人，而且大部分人只是受一些批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县级以上，包括省，地、县三级，大部分都还没有最后处理；县级以下已经处理的，也是慎重从事的，实事求是的。缺点是处理偏宽，群众还有意见，这和过去的情况，显然也是不同的。在张仲良等同志的领导下，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年；三年多的时间内，就批判斗争了十九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就有四万多人。仅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一万一千多人。其中高级干部受到批判斗争的有一百五十一人，给予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六十四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四十七人中，有十一人受到批判和处分，几乎占到四分之一。省委常委内除少数人没有受到批评或者批判外，大部分都没有幸免。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大部分同志被错斗了，造成了大批的冤案和假案，屈死了一些好干部。这些都是铁的事实，翻案的同志们无论怎样颠倒黑白，也是推翻不了的。
六、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该不该进行夺权斗争？翻案的同志们大肆攻击农村整风整社和夺权斗争，他们说：“信阳经验”不适合甘肃的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毛主席批转的信阳经验是革命的经验，它要求在一切民生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要发动群众进行补课。这是完全适合甘肃情况的。甘肃一方面由于民族关系复杂，经济落后，部分地区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比较多；另一方面，由于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领导，撤换了一批好干部，带坏了大批干部，这也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使有些地区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严重不纯，少部分地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因此，解决甘肃的问题，仅仅纠正领导上的错误是不行的，必须同时彻底解决基层组织不纯的问题，必须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开展整风整流社运动，在一切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进行补课，夺回领导权。例如清水县白驼公社，公社和部分大队的领导权几乎完全被坏分子所把持。党委书记王世荣，是一个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他亲自指使总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三十多人，给有些被斗的群众，咀上戴着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四十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四十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二十多人，致死二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六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地富反坏分子钻进基层组织后，不仅掌握了“刀把子”，掌握了政权，还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群众的吃饭权。他们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夺权斗争中揭发出这些坏分子，残害群众的刑法有一百多种，其中有脸上刻字，拔头发，拔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最普遍的是扣饭、扣粮，活活饿死群众。他们公开叫嚣“刀把子在我手里，叫谁死，谁就死，叫谁活，谁就活”；“党团员都是坏蛋，该你们从板凳上下来，该我们上去了”；“贫下中农是社会渣子，是绊脚石”。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这些地区，进行夺权斗争，是绝对必须的。清水的夺权斗争，提供了发动群众的具体经验，加深了我们对信阳经验的体会，使我们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这一斗争的伟大意义。没有清水的经验，我省的夺权斗争，就不会那样迅速地展开，就可能要走一些弯路。应当指出，有些同志反对夺权斗争，反对信阳经验和清水经验，是因为基层组织的问题，与他们的错误有直接关系。许多坏人就是他们亲手培养、提拔起来的；斗倒这些坏人，不仅拔了他们的根子，而且斗到他们的头上，暴露了他们的错误。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他们反对，就放弃这一斗争。在整风整社运动中，由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紧迫，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有些地方夺权面宽了一些，有些地方要求急了一些，工作做的粗糙，这些都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在群众运动中是难免的。夺权斗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要那里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就必须坚决地夺过来，过去如此，今后也必须如此。
七、集训、特训的措施对不对？反对夺权斗争的人，也竭力反对集训、特训，说什么集训、特训的面太大了，伤害了许多好干部，等等。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事实。集训，特训是信阳夺权斗争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它的目的是为了在运动中更好地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那些犯有严重错误但本质好的干部，也可以说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为了使集训、特训合乎上述目的，对于那些人该集训，那些人该特训，我们在一开始就作了明确的确定。省委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中说：“凡死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他犯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集中进行特训”。对哪些人应该进行特训，还规定了具体条件，即：“第一，有血债民愤的分子；第二，私设牢狱屈死大批人的分子；第三，使用酷刑残害人民的分子；第四，霸占民妻、民女和一贯苛诈群众财物的分子；第五，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第六，虽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但却严重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分子。”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一万零八百六十九人，其中按人民内部问题进行集训的六千一百零五人，按敌我问题进行特训的四千七百六十四人。这就是说，把大部分人的问题，一开始就列入人民内部问题。经过对这些人进一步审查，共查出反革命分子一百零七人，阶级异己分子十二人，蜕化变质分子二十五人，有人命血债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八百零三人，违法乱纪分子五千七百三十四人，其余的也都有一般性错误。试问：对这样一些人，分别实行集训或特训，有什么不好呢？经验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分别采取集训、特训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把犯有严重错误和群众要求处理的干部首先调开，进行集中审查，这样，我们就在斗争中争取了主动，既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又保护了干部，既给群众撑了腰，打击了坏人，又稳定了多数干部的情绪；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查清问题，在组织处理上有效地避免了过去那种是非不分、敌我不分，草率处理的错误。应该承认，在集训、特训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缺点：某些地区在管教方面有过严过松的现象，思想政策教育抓得不紧；有些可以不集训、特训的被集训，特训了，也有一些该集训，特训的没有集训、特训。特别是由于翻案的同志们的阻挠、反对，在组织处理工作中，还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人的问题还没有查清，就急急忙忙地解除了他们的集训，特训，有些人处理过宽，留下了后患，引起群众不满。这是必须指出的。翻案的同志们夸大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企图否定集训、特训这一正确措施，是办不到的。
八、干部调整是不是“领导大改组，干部大换班”，“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翻案的同志们用他们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干部工作的说法。甘肃的问题主要是领导上犯了错误，首先是省委领导，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领导是应当调整的，不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斗争形势，就不能完成党所交给的新任务。同样，有张仲良同志的领导下，组织打散了，干部队伍打乱了，骨干打掉了，有一些好干部被排斥，有些思想品质不好的人却反而得到重用，这样的干部队伍是应该适当调整的，否则，也担负不起新的任务。西北局曾经明确地指示我们，要派一批强的干部，充实地、县领导；要经过选择，起用那些过去受打击受压制的好干部，提拔一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要调整那些不能继续工作下去的干部。两年来，我们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对干部队伍作了一些调整。对有些犯有严重错误，不能继续担任现职的，分配了新的工作；对有些能力太弱，水平太低，不能胜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调换了次要职务；领导班子严重不团结的，有的也作了一些调整。所有这些，都是干部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我们的缺点，不是调整过多，而是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对过去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那些积极翻案的同志，大都还没有处理，群众对我们有严厉的批评，认为我们太迁就他们。我们接受这个批评，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这一工作。
两年来，我们根据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在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过去，在张仲良同志的错误领导下，甘肃党内的团结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特别重视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工作。首先，坚决纠正了过去破坏党的团结的各种错误，特别是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大批惩办干部的错误。对过去被批判斗争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对其中绝大多数同志，已经作出了甄别结论，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其次，在全党普遍进行了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骨干，都要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主动去做团结工作。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作了巨大的努力，党的团结比过去增强了，这是基本方面。
另一方面，损害党的团结的现象也是严重存在的，除了阮迪民、王秉祥等同志闹翻案活动外，还有以霍维德同志为首的少数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霍维德同志分裂党的活动，实际上帮助翻案活动。霍维德同志在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特别是今年以来，分裂党的活动非常猖狂。归纳起来是：到处制造舆论，宣传自己一贯正确，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外散布流言蜚语，在同志之间播弄是非，煽风点火，制造混乱；霍维德同志分裂党的活动，危害是非常大的，必须予以彻底揭发和批判。
一、霍维德同志不承认他有分裂党的活动，他把他攻击省委的言行，说成是为了“提高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是不是如此呢？事实证明，霍维德同志确实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方面，无须举很多例子。这一时期，他为了实现个人目的，不仅拉拢过去被批判过的一些同志，也拉拢西北局兰州会议后被批判过的一些同志。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他在省委招待所和休养所休养和学习的一些同志中进行活动。他利用某些人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离间他们与党的关系。他自称为这些人的代表，要出来为他们说话。他对这些同志说：“你们的问题，自己不要讲，我出来给你们讲话，比你们的力量大。”他指示这些同志，不要进行自我检查，对他们说：“我们都不要检讨，我们没有错误，要检讨是他们的事。”他给这些同志泄露省委常委会的情况，把他在常委会上的发言告诉他们，宣扬自己在会上如何省委进行斗争。在霍维德同志挑唆之下，一个时期，省委成了以霍维德同志为首的这批人攻击的主要目标，而霍维德同志却被吹成是“唯一正确”的，说他是什么“系统的正确”的人物。有些人号召和组织人同省委斗争，说“某某人是我们把他斗下台的，还有更大的人也要闹下台”。有些人公开扬言：“霍老已到中央去告状了”。霍也对右派分子范明造谣说，西北局负责同志和我“谈了十七个钟头，看起来还不能解决问题，我要去中央谈。”这就是霍维德同志所谓的“加强团结”。这里有那一点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呢？说他破坏党的团结，难道不更恰当些吗？还有，二届二次省党代会上批判斗争陆为公(前省人委秘书长，被订为右派反党分子)等人，本来是霍维德同志直接挑起的，许多材料是他提供的，可是现在他却在这些人面前讨好；说他们“没有错误”。他对陆为公说：“现在张仲良对你印象很好，他说在党代会上对你批评一下是可以的，但不应该那样处理。我说批评也不应该批评，你没有什么错误。”这里又有什么“加强团结”的味道呢？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派，难道不是更恰当些吗？霍维德同志不仅在党内，在干部中拉拉扯扯，煽风点火，攻击省委领导，他甚至在敌对分子面前也这样干。他在一些特务嫌疑分子、敌党团骨干分子和一些政治历史不清的分子面前，发洩(泄)不满情绪，辱骂省上领导同志，泄露党的机密。他的这种行为连右派分子也看不过去，认为他做得过分了。由此可见，霍维德同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不择手段的，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发展到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的严重地步了，霍维德同志的所谓的“加强团结”，就是如此。我们不需要这样来“加强团结”。这样“加强团结”，只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只能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不能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加强党的团结，都应有很高的自觉，都应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这是测量党性的重要标志。而霍维德同志的许多言行，却完全违背了这个精神，说了很多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很多不利于团结的事。这一时期，他的住所成了制造流言蜚语的场所，成了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中心，而他却大谈什么“加强团结”，其目的是很明显的，这就是想以此来迷惑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志，骗取他们同他一起反对省委。
二、霍维德同志认为他过去是“一贯正确”的，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和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的角色，说他过去的错误和责任，只是“没有从理论原则上、政策原则上，有系统地向省委提出意见”；“迁就、容忍，明哲保身”；“在某些问题上讲话的方法、态度欠妥，没有说服张仲良”。事实完全相反。一九五九年夏季以前，他在长时期内和张仲良同志互相唱和，互相吹捧，犯了许多和张仲良同志相类似的严重错误。在人民生活问题上，他长期不承认农村人口外流、浮肿、死亡主要是缺粮造成的，同张仲良同志一样，一律归之为两条道路的斗争；积极主张反瞒产，不准供应粮食。他批评如实反映粮食情况的干部是“右倾”，是“政治不挂帅”，有“地方情绪”，是“组织不纯”，“没有找到粮食问题的本质”。他批评给缺粮地区供应粮食，是搞“销粮运动”，“抛撒粮食”，甚至下令收回给静宁县等严重缺粮地区的粮食支付命令。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他是甘肃党内过火斗争的积极推行者和拥护者。他和张仲良同志一起，批判斗争了大批人。批判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就是在保卫霍维德同志在省人委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次斗争中，他非常积极，新版布置收集孙、陈、梁的材料。他所提供的材料，起了决定作用。处理这些人时，他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在干部政策上，张仲良同志是顺我者升，逆我者倒，“只相信四个半人”。霍维德同志也同样如此。他把甘肃的干部分成晋南的、陕北的、甘肃的，说晋南和陕北的一些老同志是他的“群众”。他在主持省人委工作时，在干部中划分势力范围，说某某人是他的“力量”。他对一些政治历史不清的人特别器重，有的被硬拉入党内。在“左”倾蛮干、浮夸、瞎指挥方面，他同样犯有严重错误。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他写文章吹成二百亿斤，还说有“六十亿斤储备粮”。他积极拥护张仲良同志的所谓“正确路线”，说什么“张仲良同志就是能干”，“一来就抓住了甘肃的主要矛盾”。说：“甘肃各项事业发展快，成绩大，就是批判了甘肃落后论和省二届二次党代会的结果。”对何承华、阮迪民等同志，他也十分信任，认为这些人“年轻能干”，依靠这些人工作，包庇这些人的错误。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霍维德同志在过去省委领导工作中，不但不是一贯正确的，而且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他对甘肃过去的错误，是应当负有重大责任的。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一九五九年六月到九月，霍维德同志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也反对过张仲良等同志的某些错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是不是因为他真是“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的死活呢？完全不是的。当时，他看到甘肃问题严重了，中央不断派人来检查，又估计到庐山会议是反“左”，党内外许多干部对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越来越不满，要求解决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怕继续和张仲良同志合作下去，对他不利，才开始疏远。后来，×××又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出来解决问题，他才下决心与张仲良同志分裂，企图在反对张仲良等同志的斗争中，捞到一点政治资本。张仲良同志发现了他的意图，在反右倾中批判斗争了他。由此可见他同张仲良同志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的。正因为这个原因，那次对他的批判和定性处分都是不准确的。他的问题已经完全平反了。平反时，对他过去的错误没有进行批评，希望他自己改正，努力工作。可是他把党对他的关怀和期望，看成是党不能缺少他，认为气候又对他有利了，就迫不及待地搞起分裂党的活动来。
三、霍维德同志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甘肃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结论”；“谁是谁非的界限不清，问题没有明确化”。一句话，中央的方针政策，西北局兰州会议，都没有起什么作用，省委的领导状况没有改变，甘肃的情况还是原样。他的看法对不对呢？是完全不对的。霍维德同志企图否定西北局兰州会议的历史意义，企图否定省委在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之后，我们根据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对过去被批判斗争了的同志的问题，进行了甄别，作了适当的处理。对于冤案、错案，进行了平反，其中也包括了霍维德同志的问题。省委负责同志多次向他承认，反右倾斗争中对他的批判是不对的，希望他出来做团结工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甘肃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是非是清楚的，问题是明确的。霍维德同志不愿面对事实，硬说什么“是非不清”，“谁是谁非没有得到结论”。这能够说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吗？显然是居心叵测的。霍维德同志这个心思是不难理解的，他的病害在什么地方是很清楚的。戳开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这就是霍维德同志的病因之所在。现在看来，真正是非不分的，制造混乱的，不是别人，正是霍维德同志。霍维德同志如果要想分清是非，首先就要去掉那些个人主义的欲望，一个在个人利害上打圈子的人，是永远分不清是非的。
四、霍维德同志在十一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质问省委“是谁对形势估计不足”？“临夏的单干，是从州委来的？还是从省委来的”？似乎霍维德同志又是正确的。事情并不是这样，他对形势的估计比省委还严重。省委在今年六月地书会议上，对困难的估计本来就严重了一些。可是，在这次会上，霍维德同志还批评省委对形势估计太乐观。省委提出精简四十万人，他提出要减八十万人，并且主张包产到组。他批评省委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要省委“足够地估计严重的困难”。这件事情，霍维德同志本来是很清楚的，而且他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他不但不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同省委一道，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反而故意装胡涂，攻击起省委来了。这能够说明霍维德同志是善意的吗？不是的。他是企图利用省委工作中的个别缺点与错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霍维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暴露了他的野心。他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他认为时机到了。据他自己在今年十一月常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说，这些问题本来准备要到开党代会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可是，还没有到开党代会的时候，就提出来，可见他蓄谋已久，早就不存好心了。霍维德同志对自己做了错误的估计，对党做了错误的估计，对整个形势也做了错误的估计。应该说，霍维德同志在这方面是有过多次经验教训的，是接受这个教训的时候了。
霍维德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他对待自己的错误，很不老实。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或者是一面承认，一面推翻，说了不算，反复无常。霍维德同志如果愿意改正错误的话，就应当立即改变这种态度，接受党和同志们的批评，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和党站在一起，切切实实地做点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从两年来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一、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中，特别注意发扬党内民主，这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需要继续发扬民主，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但是，应当指出，我们所讲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离开集中的指导，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党就会变成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者的集合体，就成了一盘散沙。
在发扬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有集中，一定要有领导的进行。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是极端民主化的表现，应当坚决纠正。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权讨论党的方针政策，但是不准利用党内的民主权利，进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的活动；不准利用民主在党内散布反共、反人民的言论。在党的会议上，任何人都有批评别人的权利，但是不准利用这个权利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种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只许自己讲话，不许别人讲话，只许批评，不许反批评，只许讲黑暗，不许讲光明的作法，都是违反党的民主原则的。发扬民主的目的是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巩固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借口党内民主，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党内制造流言蜚语，播弄是非，只会对敌人有利，对党不利，绝对不能置之不理。
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加强统一领导，不准利用民主搞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跟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不论做什么工作，考虑什么问题，都要注意掌握全局。一切从全局出发，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困难的时候，有没有全局观点，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程度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这一点，必须引起各级党的组织注意，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不要犯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
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时候，还必须同时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准利用党内民主发展自由主义。党的决议必须执行，党的纪律必须遵守，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而服从中央又是这个原则的核心。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历史经验多次证明，凡是老老实实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顺利；凡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出问题。认真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工作中违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标新立异，自以为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必须坚决反对。今后，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要把检查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列入首要议程，要进一步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凡是属于中央和上级党委决定的问题，都要请示中央和上级党委决定。对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及时提出，在中央和上级党委未改变原决定以前，仍然必须按原决定办事。绝对不允许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绝对不允许“顶风”，自行其事，彻底肃清无组织无纪律的坏现象。
二，必须正确地对待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对待党内斗争，象过去那种过火的斗争是错误的，有害的，但是，放弃斗争也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因此，既要反对党内过火的斗争，也要反对放弃斗争的倾向。在目前，尤其要注意克服后一种倾向。党内的矛盾和原则分歧，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克服，绝对不能长期掩饰起来，绝对不能躲避斗争。对待党内的错误倾向束手束脚，对党内的矛盾和原则分歧采取掩饰、回避的态度；对于错误言论和违法乱纪现象不严肃处理，实际上就是纵容错误倾向在党内自由发展，这是非常在害的。刘少奇同志说：“对于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坏现象，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杀党内原则的分歧，掩盖党内矛盾，躲避党内斗争，敷衍了事，是根本不对的，是对敌人有利的，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的，是和我们在斗争中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基本观点不相容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
要坚持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原则。这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唯一正确的方法。两年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在党内斗争中，必须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党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绝对达不到真正的团结的目的，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实现团结的。由于害怕影响团结，就对错误让步是不正确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问其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情况如何，只是一味的迁就、照顾，甚至对于那些公开坚持错误的人，也一再容忍、姑息，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经验证明：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首先是要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对于不认识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作必要的等待；对于那些坚持错误的人，必须坚决斗争。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为新的团结创造条件。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就没有团结的基础，就根本谈不上团结。所以要求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党内团结的唯一正确的态度。不用这种态度去求团结，就要犯错误。
在党内斗争中，要善于区别正确的方面和不正确的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明确的立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旗帜要鲜明。不要模棱两可，不要看风驶舵，要坚决地、毫不含糊地站在正确的方面，支持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经验证明，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就会在群众中模糊是非界限，就会使群众看不到斗争的目标，引起思想混乱，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还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
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和锻炼。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就能通过斗争，提高党的战斗力，就能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巩固党的纪律，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
三、必须加强党对农民的领导，坚定地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又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私有者，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作为私有者的农民，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不能自觉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加强领导的问题，主要的就是加强教育农民的问题。我们要走群众路线，要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办法，逐步地克服其私有性，并在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积极地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既要反对命令主义，也要反对尾巴主义。在目前，尤其要注意克服尾巴主义。事实证明，尾巴主义是把领导者的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它同命令主义一样，根本不能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不能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千万不要忘掉他们。必须经常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听取他们的呼声，巩固地树立起他们的优势力量。不了解贫农，下中农的要求，就不可能了解农村中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同时，没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就不可能巩固地占有农村的阵地。中农除少部分富裕中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在党的领导下，大部分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好好地团结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脱离中农是危险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农村的反动势力，他们是不会甘心于自己阶级的灭亡的。只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他们的复辟活动。对农村的问题、群众的呼声，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如果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会把少数富裕中农的叫喊，当做广大群众的要求，就会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抬头和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失去警惕，就会在工作中犯严重的错误。
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要正确地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批判张仲良等同志过去开展的所谓两条道路斗争中的错误，绝对不是否认实际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批判他们对农民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他们对农民，在经济上实行剥夺，在政治上进行打击。在他们所领导的两条道路斗争中，不仅反对了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而且反对了许多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甚至把很多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贫农、下中农，也当作富裕中农的所谓代言人和冒尖人物来整了。这种作法当然是应当批判的，任何时候都不能重犯这种错误。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批判了这个错误，就否认实际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忽视这个斗争，同样是会犯错误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革命的前途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坚决地站在贫农、下中农和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数群众方面，正确地领导这个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一方面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一方面对于那些公开宣传并坚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进行适当的批评，不断地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领导农民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必须正确地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甘肃过去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坏事。如果正确地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是非常丰富的，是我们党的财富，是甘肃人民的财富，是值得珍惜的。我们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所犯的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恶果，永远不要重犯过去那样的错误。
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和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甘肃各级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决定今后能否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做好工作的关键。只要我们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就能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就能顺利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前进。
我们党内，对待过去的错误和接受经验教训方面，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真正地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正确地接受了历史经验教训。这是绝大多数同志的态度。这些同志，一贯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第二种是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不足，片面地接受历史经验教训，产生了许多消极的情绪。在斗争中没有勇气，在工作上没有干劲，该办的事不办，该批评的不批评，该说的话不说，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第三件是根本不认识错误，坚持错误，有些人还在继续犯错误，这就是少数翻案的和在党内制造分裂的同志的态度。这是最坏的。我们赞成第一种态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过去的错误，等于给这些同志打了防疫针，产生了有效的免疫力。我们坚决反对第二种和第三种态度。这两种态度虽然有些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有些同志，过去为了获取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维护个人主义的虚荣心，而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还是为了这些东西而不安分守己，进行翻案活动，结果错上加错。有的同志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改过的机会，可是个人的利害得失不允许他利用这个机会。党虽然把他从错误的泥坑里挽救出来，保护过了关但他执迷不悟，硬是要跳进去。还有的同志在自己的问题得到平反之后，本来可以心情愉快，努力工作，可是他利令智昏，对这不满，对那不满，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此可见，一个脑子里塞满了个人主义的人，是不可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的，也是不可能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我们希望所有犯了错误的同志，都能下决心，坚决甩掉个人主义的包袱，接受经验教训，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这是唯一的出路。那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也应当立即回头，只要不再坚持错误，只要接受党和同志们的批评，痛改前非，党仍然是欢迎的。我们对一切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寄予很大希望。对他们继续是一看二帮，欢迎他们每一个微小的进步。我们相信，只要他们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都是能够改正自己错误的。
五、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加强党性锻炼，坚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犯错误的人，归根到底是马列主义太少了，毛泽东思想太少了。因此，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干部，是甘肃各级党组织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毛泽东思想，是百战百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针。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学好。目前，除了继续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党内生活中的几个问题”外，还要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党的建设方面，还要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的方法应当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地总结甘肃的历史经验教训，认真地分析当前党内外的思想情况和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通过学习，着重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坚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同贪污腐化、蜕化变质、违法乱纪等坏现象进行斗争，进一步纯洁我们的队伍。第二，加强党性锻炼，坚决反对分裂党的活动，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第三，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坚决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建立起一支能够经得起风险的党的干部队伍。
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同志的迫切愿望，必须很好的组织领导，经常督促检查。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一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就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深刻记取。
两年来，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在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领导甘肃人民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各个战线和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绩，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克服，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纠正。这一点，全党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当前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质上是纠正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同反对纠正这个错误的斗争；坚持党的团结统一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党的章程办事同不执行党的政策、指示、章程的斗争。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孤立的，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在我们党内，这个斗争已经进行一年多了，现在还未结束。进行好这场斗争，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今后工作，关系极大。全党同志必须提高思想，站稳立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坚持党的原则，向张仲良等同志的翻案活动、向破坏和分裂党的团结、向不执行党的政策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击退翻案风，维护党的纪律，巩固党的团结，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继续纠正单干风。只要我们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听毛主席的话，高举三面红旗，集中意志，统一步调，团结一致，鼓足干劲，奋勇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在全省各个战线上取得新的胜利。
(甘肃省档案馆91—4—1105卷)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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