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2-26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机要室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机要室今天，各口都进行了讨论。
一、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以往不同，殖民地国家开始学习中国，走中国的道路，和中国靠拢，我们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责任越来越重大了。有的同志认为，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造成很大损失，赫是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和帝国主义的“仁慈”。他准备把我们孤立起来，让美国在越南、老挝大搞，我们必须准备两手，回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还有同志说，苏联党和人民，总有一天要惩罚赫鲁晓夫的。有的同志担心赫对莫、伏等人会采取镇压手段。还有同志提出，过去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强调团结，这次为什么没讲呢？是有意识的没讲，还是只讲了主要问题呢？有些同志要求省委对苏联国内情况作一次报告。
二、关于甘肃成绩与错误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工业成绩显著，农业上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省五八年就开始死人，五九、六○两年连续死人，说农业成绩是主要的不能服人”。“有些地方发生的问题，不亚于敌人的破坏”。有的同志认为把甘肃问题说成是“天灾”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甘肃人祸是主要的。“河西不怕旱，为什么问题那样严重？”“生产瞎指挥，百万兵团作战，问题严重到人吃人，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事情”。
错误的责任，有的同志认为，甘肃的错误，省上是主要的，因为甘肃有很多特殊性的错误：(1)在粮食问题上，五八年就发现徽成县缺粮死人，但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五九年还错误地开展反瞒产运动；(2)党内斗争扩大化，斗争面大大超过中央规定比例；(3)急于过渡，错误地提出“革农民的命”；(4)在执行中央政策上，凡适合自己口味的就积极执行，甚至还有发展，不适合就打折扣。
有的同志认为，甘肃的问题，有些事情中央也有责任。甘肃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时间这么长，元帅、总理都来过，人口也有外流到别省的，中央也知道，霍维德同志的问题中央也批了，因此，怀疑中央有些负责同志封锁毛主席。有的同志说，甘肃的问题中央、省和下面都有责任。中央方针、政策正确，检查不够，省上离开中央政策，标新立异，地、县同志强迫命令，发展了错误。还有的同志提出，甘肃问题张仲良同志负主要责任，省委其他常委和委员也有责任，不追查责任就分不清是非。
三、对五九年反右倾斗争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党内如果允许有不同意见存在，在党内右倾就不合适。有的同志说，在庐山会议以前，主要反“左”还是反右，当时省内是有争论的，仲良同志从庐山回来有了指令，更向恶化方面发展。有的同志认为甘肃不执行中央的政策，反右倾扩大化了。反右派的是斗深、斗细、斗臭、斗透。反右倾时又加上了斗倒、斗死。斗争后劳改，劳改无限期。斗争有三多：老干部多、中央来的多、部队转业的多。还有的同志说，有些事上边说了没错，下边说了就是错。五九年秉祥同志讲了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家听了很同意，下边传开后，就成了批判的内容。
四、关于三面红旗问题。有的同志提出，过去说路线的核心是速度问题，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片面性很大，强调了多快，丢掉了好省。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一哄而起，操之过急。全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几个月内要公社化，怎么能很好的调查试办？怎么能实事求是呢？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公社规模也划小了，如何体现一大二公？现在实际变的和高级社差不多，是不是搞的早了？
五、对中央和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
1．过去中央一些负责同志脑子也是热的。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就说过：“粮食不是不够吃，是吃不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我在党内二十多年相信中央、主席是正确的，但这几年也有些不相信，主席听到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真实了，头脑也热了”。“北戴河会议领导同志讲的东西，也有脱离实际的”。谭震林同志脑子就热得很，不考虑实际与可能，估计粮食产量八千亿斤，过高。在西安作报告时说的一些话，好象很快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2．有的同志提出：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是中央提出的，并在党报上登过，是否妥当，有疑问。
3．甘肃死人问题，主席可能不知道，中央有些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是知道的，谭震林同志已经知道通渭死了二万八千人，为什么不理会？难道中央一些同志也怕受打击吗？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六、对省委和省委一些负责同志的意见：
1．省委在粮食征购上没有贯彻中央“及时收购，同时安排”的方法，单纯强调完成征购任务，个别负责同志还在电话会上讲“完不成任务，要采取组织手段”，使有些地方将口粮、饲料、种子都顶交了公购粮。
2．去年以来，省委决定把七个国营牧场作为部队、机关、厂矿自给性的生产基地，完全与中央指示不相符合。
3．中央对林业问题连发了几个指示，省委动静不大。下面乱撤林场、乱砍伐树木现象比较严重，至今还未引起省委注意。
4．中央指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农业第一线，省委对农业抓的不够。仲良同志有严重的错误，但他过去经常召集农业口厅局长谈工作，现在纠正了错误，第一、第二书记反而不抓或抓的少了。
5．精简机构，中央规定首先是文教、重工业，但我省实际执行的结果，农业上精减的数字最大，合并机构也最多。
6．整风整社，省委的指导思想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以错误做法对待错误做法，造成坏人整好人。缺乏与人为善的精神，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教育帮助，而是一棍子打死。给安振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帽子，看来，不得不给复查。
张鹏图同志在一次会上谈集训、特训问题说：“搞错了不要紧，以后再平反嘛”。有的同志认为，去年整社，重犯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整了一批干部。
7．中央的“三不”政策在甘肃能否彻底执行，有的同志尚有保留意见，说“吃油分菜者，不乏其人，有的比水利厅严重的多，但健君同志到处点名，使人抬不起头”。洮河分物资，水利厅既不了解情况，又没参加人，但批评水利厅本位主义，这不是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吗？
8．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正面教育不够。别的地区主要是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我们是先从领导开刀，领导干部象牛角上的瓶子，不知什么时候摔掉。在方法上，上面有盖子，下面人人自危，工作组钦差大臣，不依靠党组，不调查研究就肯定人家有问题，不通过人家就把不可靠的材料上报。
9．省委办公厅个别同志说：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批判甘肃错误时，有不准确的地方，明明是中央负责同志讲过的话，说是张仲良等人创造发明的，进行批判，使人感到这样作是明反张仲良，暗打毛主席。兰州会议后有人说阮迪民和万良才到定西、张掖传达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是张仲良私自派去的，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农村一瞥”写的都是事实不是凭空捏造。“我死的时候，还可以对后代子孙说，没有编过谎”。甘肃问题相当复杂，要正确的总结经验，分清是非，必须前前后后、上下左右全面来研究，不能脱离开时间、地点和当时的环境。
10．工交口有的同志提出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省委机关有些同志作风仍没有大转变。如葛维西同志，看人下菜，他把自己说成是和张仲良划清界限的人，实际他是抬轿子的人，不适合担任省委付秘书长的工作。
11．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汪锋同志的几个报告很好，但现在语调也变了，也不实事求是了。省上有些负责同志的问题，到现在还未弄清楚，汪锋同志是否有包庇？
12．葛士英同志今年元月在给第一期轮训班作报告时说：甘肃所犯错误，退一万步说，也是好心好意作了错事。这种说法大家有意见。
13．58年徽成县发生死人问题，省委发现检查后解决了问题，但对应负主要责任的胡成奎、李星华没有处理，而对王治邦进行批判斗争，在批判是健君现场还说：“你王治邦刚来，管过去的粮食产量干什么”。这个问题应当复查。
14．李生华同志去武山整社时说：“我们工作组是整社的，不管粮食问题”。
15．王耀华、曹布诚同志学了仲良同志的作风，训人很厉害。王耀华眉头经常皱着，好象谁短他的二百钱，叫人胆战心惊。
16．蒙定军同志心胸狭窄，有时发脾气，这对团结同志，发挥同志们的积极性都不好。
17．王育平同志最近不怎么坚持原则了，别人提出的一些事情，如联系到甄别的一些问题时，就说是对运动的看法问题，帽子这么大，使人难说话。
18．要求张仲良同志根据少奇同志的报告精神，认真作检查。
七、对学习、讨论的意见：
1．建议把过去在工交部挨整的同志，由工办集中起来学习，以便总结经验、澄清问题，据说领导上不同意，这是气魄不大，贯彻中央精神不力。
2．建议集中时间学习，每周一、三、五学习或每周前三天学习，否则对工作会有影响，时间不好分配。
已发：在兰各书记。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1962年2月27日印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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