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3-5-20 作者：[待确定]
现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按照决定（草案）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在推行中切实注意调查研究，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准备在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决定（草案），然后提交中央全会正式通过。
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军队和城市中的企业、事业单位，在“五反”进行到一定段落，例如领导干部“下了楼”、“洗好澡”以后，应当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这个决定和七个附件，并且运用这个决定的精神，解决“五反”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不要下达。七个附件如何发法，或者用口头解释，或者以书面择要，由各省、市、区党委自己决定。
中央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思想等等的认识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的力量，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的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实践的考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很多人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和学习，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做好工作，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后，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调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发出了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全国农业生产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和农业生产情况抱有的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所有这一切，也证明了党高举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伟大的。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还强调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政策的，决定，就是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出发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这种正确的分析和论断，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使我们的农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做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泽东同志批转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的报告是正确地反映了问题的。报告中说，“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中央认为，在干部和党员中，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克服这种违背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可能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在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的时候，在实现农业集体化、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都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实现集体化以后，这条阶级路线是否要改变呢？据说，有的认为，“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大家都一样，都是靠工分吃饭，还分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还有的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是缺乏阶级的观点，在实际上也就是根本缺乏群众的观点。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是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要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不依靠他们，怎么样能够有效地、巩固地团结中农呢？他们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就都办不到。所以，湖南的同志说：“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讲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这是很中肯的。
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教育的方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以及中央现在作出的这个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边讨论，边提问题，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在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但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验。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例如湖南，对这个工作就已经做得很有成效。他们还采用结合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剥削阶级压迫的痛苦，身受地主富农剥削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轻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样，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很快地提高了，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阶级队伍就能够很快组织起来。
根据河南的经验，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上可以采用以下的步骤：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河南的经验，还有东北的经验，均见二十个附件中。关于这种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各地方也都有一批成功的经验，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并且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方法，认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
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必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湖南贫农说得对，“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他们又说得很对：“这几年没有贫下中农的组织，就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
河北省从一九六○年整风整社运动以后两年间，陆续建立起一大批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十中全会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又正在进一步地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
中央认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贫下中农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
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在开始建立的时候，要把根子扎正，把基础打好。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于同地、富、反、坏分子有勾结的人，除了真正坦白交代，洗手洗澡，并且经过贫农、下中农群众讨论，认为确实改正了错误的以外，一律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但是，也不得借故把那些在生活细节上有点毛病的贫农、下中农关在门外。就是说，既要注意这个组织的纯洁性，又要注意它的群众性。
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要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对社、队管理委员会的协助和监督作用。贫下中农委员会可以派代表列席社、队管委会和监委会。社、队一切重大事情都应当同他们商量，使他们了解，不得加以封锁。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贫下中农的组织包办代替社、队管理委员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致妨碍他们的根本任务。对于贫下中农组织的领导成员一律不补贴工分。
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因此，保定地委抓紧领导了四清工作，并且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
保定地委的报告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防‘防疫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这个经验是重要的，应当推广。
保定地委叫四清，也有的地方叫三清、五清、六清，实际内容大体相同。不论叫几清，但农民最关心的是清账目、清工分。从集体化以来，相当多的社、队，对于账目、工分，或者一直没有清理，或者敷衍了事。
现在，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去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由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地彻底地清查一次。这是一次同社会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正在进行的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两个运动的完成和胜利，必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对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人坏事，要有分析。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人。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但是，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退回贪污盗窃的赃款、赃物和其他应退的财物，真正做到手脚干净，不能马马虎虎。当然，退赔也要合情合理。只要说清楚了，群众是，不会做得过分的。
对于一切手脚不干净的党内外干部，这一次“四清”，是一场严肃的考验。是老老实实地洗手洗澡、轻装前进，还是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以至蜕化变质？这是一个过社会主义的大关。要使他们知道四清是非清不可的，被迫清不如自动清，迟清不如早清，不要企图侥幸。
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
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处理，都应当在群众中充分进行酝酿和讨论。在运动中，要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批评错误缺点，揭露坏人坏事。但是，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采用任何变相的体罚。要允许被批评的干部申辩，让群众民主公议他的申辩是否正确。
对于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可以一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充分揭发和批评；一面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那些大的和情节严重恶劣的贪污盗窃犯，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可以经过法律手续判处。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这个运动要一批一批地、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严格防止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拖拖拉拉。已经搞过的，要进行复查。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
为了把这几项工作领导好，县一级干部要结合五反运动，检查、改进领导和作风，手脚不干净的，要首先洗手洗澡，卸掉包袱，端正阶级立场和思想作风。这样，才能在县一级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中力量，有效地领导好这几项重大工作。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的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力争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劳动模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要有深刻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
支部书记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都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支部书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情况，及时地同群众商议，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那些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基层干部，往往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
浙江的一个农村支部书记说：“劳动好，工作才会做好；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上面，摸不到底。”
山西昔阳县的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有这样的评论：“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这些话都说得很对。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除了支部书记应当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外，还要教育公社各级干部不但要工作好，而且要劳动好，要做到工作、劳动两不误。
为了保证支部书记每年能够有必要的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必须切实精简公社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会议，凡是不必要开的会，一律不开，必需开的会，要事先充分做好准备，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在干部中交换意见，进行酝酿，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或者到地边、田边去开。这样，既能减少会议次数和缩短会议时间，又能真正解决问题。县社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认真改进领导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县社以上干部也要坚持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长期坚持参加劳动的报告，中央已经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批转了。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这样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
事实证明，有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同志能不能接近群众，会不会做调查研究工作，会不会把群众中间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并且经过酝酿、讨论，在领导干部中取得认识上的一致。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种最方便的了解情况的方法以外，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还必须有计划、有选择地蹲点，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几年来，党中央重新提出调查研究的问题，有些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真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蹲下来，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识。这样，也就迅速地改善了工作，并且大踏步地把工作推向前进。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上面说的十个问题，是当前农村中的根本问题，是有关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这十个问题，就是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办好公社的可靠的道路。这十个问题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也就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整顿好了。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把这些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去研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定出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
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认真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最近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同志团结起来!
附件目录：
一、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
二、东北、河南报告两件
三、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
四、四个好文件
五、河北省材料两件
六、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七、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附件一
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
我省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训练了生产队长以上各级干部一百二十多万人，成绩是显著的，大多数的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鼓起了干劲。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各地都陆续地揭发出大量的问题。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生产队，领导权已经落在地主、反革命手里。有些地方，正在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农村中的单干风，分田分土的现象虽已停止，但是分散副业、分散劳动力的现象还在发展。城镇中也有退店退社的单干风。秋后投机倒把之风大有发展，有些生产队由于大搞投机倒把，生产完全停顿。有些地方的农村集市，实际已变成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城镇中私商的投机活动更猖狂，不但长途贩运，而且私招工人、开办黑厂黑店。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雇长工、放高利贷、买卖房屋和自留地的现象也发生了。秋后办酒请客成风，有些人实际上是把请客当作“生财之道”。封建迷信活动更普遍，不少地方修祠堂、建神庙，师公、巫婆、风水先生到处害人骗钱。农村、城镇赌风很盛，盗窃活动也很猖獗。黑剧团和卖唱者到处宣扬色情和封建迷信。不少的城镇出现了暗娼。总之，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者正在演变。有些人不承认有阶级，同敌人“和平共处”，认敌作父，与地主、富农拜兄弟、交朋友、结亲戚。有些人已经叛变投敌，参加反革命组织，成为敌人进行复辟的得力助手。修正主义在党员、干部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有的人就公开说：“世界上这么多的人骂中国，中国是应该检讨的”。有的人甚至狂妄地提出要“取消三面红旗”，要“给彭黄张周平反”。在刮“黑风”中，有些党员、干部就带头搞单干，投机倒把，雇工种自留地和经营副业，放高利贷，利用请客、迷信搞剥削。党员、干部中不但有一般的贪污行为，而且还有贪污盗窃集团，全省已经发现了万斤粮、万尺布、万块钱以上的大贪污盗窃集团三十二个。一部分单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有些党员、干部政治衰退，不干革命，说“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能舒舒服服过日子就行了”。有大叫“当干部吃亏”的，有擅自离职、退党的，有不干工作而专门干私活的，也有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讨小老婆的。有些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已经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个别的基层单位，已经烂掉。总之，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有些同志说得好：“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调查材料估计，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在县委书记、县长中约占百分之六、七，在县委部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中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层干部中比例更大。
我们认为，存在着这些严重的问题，仍然不能否认当前总的形势是好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但是如果问题不加以解决，麻痹大意，忽视阶级敌人的破坏，容忍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则集体经济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不能巩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将会遭到更大的腐蚀，好形势还会失去，从当前说，首先是生产高潮搞不起来，今年的丰收没有希望。在传达和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去年九月至十二月这段时间内，我们着重在省、地、市、县、区和公社这几级领导干部中，传达和讨论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分析形势，总结经验，使各级干部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单干风上面，并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和主席的指示的体全不够深刻，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一方面对秋后农村中“黑风”迅速蔓延的情况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对各地干部工作中放任合流，姑息迁就的情况也估计不足，就是说，对当前阶级斗争及其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此，在训练干部的时候，没有彻底揭露各种“牛鬼蛇神”的面目，用阶级斗争的生动事例来教育干部，和结合解决干部本身的问题。看来，要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光从纠正单干风这方面去解决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同单干风紧紧相连的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让大家一一识破，在真正提高阶级觉悟之后，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现在，情况比较清楚了，我们下定决心，于去年十二月下旬对全省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
鉴于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黑风”由于干部的带头参加，刮得更快，并且给敌人有机可乘。因此，在运动中，我们坚持了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对于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通俗化，叫做“放包袱”，即是通过分析形势，大讲阶级斗争，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自觉地改正错误，把正面教育和解决本身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运动中，我们突出地抓住了训练干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事实证明，干部的认识不提高，包袱不放下，错误不改正，就不可能去教育广大群众，不可能有力地打击敌人、遏止“黑风”。训练干部工作的好坏，是运动成败的关键。
教育干部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层层训练，层层放包袱，层层搞深搞透。领导带头，一层一层地搞，这是最基本的经验。上边不带头，下边就一定搞不好；上边搞不透，下边就一定走过场；干部的问题解决不好，到群众中去就一定会搞乱；其结果，非走回头路不可。从一个县来说，关键是各级党的委员会，用正确的方法把各级领导骨干训练好，真正地弄通思想，使有问题的人彻底放下包袱，并且按照党的政策处理好他们的问题，使他们既提高觉悟，又掌握政策和方法，就一定能够一层带一层，保证层层搞好。各地一般是由县委分三批训练，第一批集中训练县、区、社三级骨干，第二批集中训练大队骨干，第三批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一般的过程是：第一，彻底揭开盖子。联系国内外和本地区的实际，揭开阶级斗争及其在党内反映的盖子，通过活的事实，深入向干部进行阶级教育。第二，动员大家放包袱。经过讲明政策，号召沾有“黑风”的干部交代问题、改正错误。交代问题强调领导带头、以诚相见，强调串连活动，互相启发，强调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强调交代一批、“解放”一批，做到绝大多数的人都能解除顾虑，彻底放下包袱。第三，正确处理问题。这次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尤其是经济上犯有一般错误的人数量很大。凡是能决心改正错误的，一般不给处分，该处分的也从轻处分。对于经济问题的处理，一般都要做到：由同级组织讨论方案（包括本人同意），向下级组织征求意见，经上级组织审查批准。需要纪律处分的，运动期间一般暂不定案，作为专案处理，但问题严重的由县委先予调离。
广大干部对这次训练，衷心拥护，也深受感动。他们说“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运动！”感到这一次“既抓得准，又挖得深。”“阶级分析好比照妖镜，照到了毛病的总根子。”“思想震动很大，问题解决很快。”“这一次是温水洗澡，不像过去用开水洗澡。”“既没有大会斗争、典型批判，又没有打人、吓人，真是声势大、压力小，不知不觉地整了风。”“既整得痛，又整得痛快！”“要不是这次运动，党员当不成了，革命也白干了。”训练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志都能自觉地、彻底地放下包袱，各地统计，从县到生产队各级干部，在训练班上放了大大小小包袱的，一般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地方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据检查，背有包袱的同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比较彻底地做了检查、交代，并且退出了一部分能够立即退出的赃款赃物。放包袱的过程就是对干部进行最生动的、“现身说法”的阶级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检查了如何中敌人的圈套，如何与私商相勾结，如何腐化堕落，如何搞迷信骗人，如何被资本主义迷住心窍等等，检查错误的会议，无形中变成诉苦大会和誓师大会。被挽救出来的同志，真是感激不已。会经对天盟誓坚决不当干部的人，现在对党宣誓要坚决革命到底。会经叫喊当干部“吃亏”的人，现在悔愧得痛哭流涕。曾经横财迷心的人，也决心洗手不干说：“我不要剥削的钱，我要共产党。”总之，经过这次训练，既教育、鼓舞了广大的好干部，又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有病的人吃了药，无病的人也打了防疫针”，使绝大多数的人提高了阶级觉悟，挺起了腰杆，轻松愉快，理直气壮。同志们说：“思想大丰收，生产定能大丰收。”
在群众中层开运动对，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地、县委书记都亲自搞重点，亲自掌握运动。在一个生产队搞运动，关键是组织好阶级队伍。只要把贫农的优势树立起来，中农便主动靠拢，敌人便受到孤立，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很快收缩回去。一般的过程是：第一，根据在生产队干部训练班上研究好的可以作为依靠的贫农名单，召开贫农座谈会，一方面大讲阶级斗争，把本队的敌情和“黑风”加以揭露，和贫农商量对策；一方面干部向贫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征求贫农的意见，听取贫农的批评。这个过程，就是教育贫农、串连组织贫农队伍的过程。第二，在树立贫农优势、酝酿成熟之后，以公社或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代表会，县、区、社领导干部亲自参加，正确分析形势，大讲阶级斗争，揭露敌人、声讨“黑风”。生产队接着开社员大会，宣传代表会议精神，并且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向社员进行阶级教育，造成强烈的社会舆论，把“黑风”搞臭。第三，处理问题强调划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以及严重与一般的界限，并且注意经济问题不搞过分。关键是把政策交给群众，由群众民主讨论，反复商量。对于一般性的敌我矛盾问题，更多地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依靠群众自己解决，这样就能够防止打击面过宽，做到既把敌人和“黑风”整住，又尽量少抓人。在群众中不号召放包袱，但是主动检讨、主动退赃的，表示欢迎，不检讨的不要追究。在敌人有破坏活动的地方，每个县有控制地选择若干个“尖端”，按照法定手续，逮捕起来，公开审判，然后广泛宣传。有破坏行为的四类分子，由生产队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并且严加管制。
这次运动，明确地依靠贫农，给贫农撑了腰，贫农抬起头来，一方面欢呼“毛主席的政策又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一方面批评我们：“这些年来怎么不上我们贫农的门？”“你们把贫农当擦桌布，要就抓，不要就丢！”这是极其严厉的批评，批评得很中肯！有些地方接受了这个批评，为了树立和巩固贫农的优势，在生产队建立了贫农代表小组。省委已将这个经验介绍给各地，要求县委进行试点。这次运动，是给我们干部一次深刻的阶级路线的再教育，一般的情况是：贫农一开会，中农就着急了，他们想方设法向贫农靠拢，积极要求参加会议；贫农把反“黑风”的消息往外一透，有缺点的中农很快就找上门来，主动检讨；等到社员大会一开，很自然就形成了“东风”的压倒优势。各地反映，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就消声匿迹，反攻倒算的地主富农被迫把土地交回来，搞械斗的交出武器，赌博的交出赌具，投机倒把的洗手不干，有些偷盗的也主动退赃。更显著的是，单干的也不单干了，凡是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大部分都重新组织起来了。有些地方，贫农对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暂时不批准入队，要他们再看一个时期。这样做，富裕中农更着急，有的干脆背起锄头跟着贫农走，边走边说：“反正我要出工，记不记分由你们。”对于纠正单干的问题，原来有些同志认为五年也办不到，现在把“牛鬼蛇神”一赶，问题解决得很快。总之，广大群众拥护这次运动，大叫运动好得很！他们说：“今年的丰收有希望了！”事实正是如此，单干的回来了，弃农经商的回来了，不天天赶集了，不积极的积极起来了，人心更齐了。由于边搞运动边抓生产，运动和当前生产活动紧紧地扭在一起，所以不少地方在短短的几天内，生产就变了样子，落后的生产队也迅速赶了上来。运动后期，及时地转入抓规划、抓分配、抓经营管理和开展“五好社员”运动，更是抓住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抓得紧的地方，生产很快就出现新的高潮。
抓住运动过程，反复教育干部和群众，这是一个不可放过的机会。原来有些同志是抱着怀疑、观望或者抵触的态度参加运动的；有些同志在训练班上并没有彻底放下包袱；有些同志没有直接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教育极不深刻；因此，在运动中，特别是在运动的后期，需要广泛地组织干部、群众座谈，分析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对比运动前后的变化，畅谈心得，总结经验教训，再认识，再提高，使大家受到更深刻的教育，使怀疑的人坚定起来，使没有彻底放下包袱的人有进一步检查、改正的机会。各地同志认为，通过这次运动，给我们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抓党的工作，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凡是参加运动的同志，都有许多的体会。
以上是一个多月来运动的初步经验。各级领导同志对这次运动是很满意的，它极其显著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同志们看到运动后所出现的空前有利的形势，无不欢欣鼓舞，充满胜利信心。当然，这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要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成果，还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落后地区，问题还很多，改变落后状态的工作还需要紧紧跟上去。而且，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必须把阶级教育当作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抓，今后还要经常地抓。这次运动，由于有中央，中南局的正确指示，有几年来工作的经验，各级领导一般都抓得很紧，比较小心谨慎，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没有出大的偏差。目前各地运动的进度有先有后，有两个专区已经转向全力抓生产，其他专区大部分正在训练干部，二月份可先后在群众中展开，全省农村中的运动，估计要搞到三月底。至于城市、机关、企业以及学校的教育运动，在有力量的地方也已经开始抓起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很多，同样要下定决心、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这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们向中央、主席和中南局的第二次综合报告。不妥之处，请予指示。
中共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
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为了深入地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我省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去年十月，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开了一个月。接着，地、县委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又以县为单位召开了县、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个会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些会议上，都认真地传达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公报、农业决定、六十条）和主席关于三个问题的指示（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矛盾），在学好中央文件的基础上，部署了农村整风整社工作。会后，各地以公社为单位，用半月左右的时间，训练了党员、干部、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约三百万人。在这个基础上，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了党的十中全会三个文件和主席关于三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社员受到了教育。现在，社会主义教育阶段已经结束，目前正在全面地贯彻六十条。
实践证明，党的十中全会决议和主席关于三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以后，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威力，成为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纲。决议、指示传达到那里，那里就起变化。经过这次教育，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社会主义方向更加明确了，克服了单干风；看清了一年比一年好的形势，进一步认识到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发扬了民主，活跃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进一步改善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鼓舞了干劲，有效地推动了粮、棉征购工作的顺利完成，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高潮在广大地区已经开始出现。
这次运动的基本作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高举毛主席的思想旗帜；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实践证明，这样作效果很好。
第一，要原原本本地讲解中央的文件。开始，省委会编写了一个传达提纲，给农村基层党员发了一封信，各级会议又有许多报告、讲话等文件，一齐往下贯，主次不分，冲淡了中央的文件，效果不好。在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决定延长三级干部会议时间，重新学习中央的文件。并且在向基层传达讲解的时候，要抛开省、地、县的文件，要原原本本地传达讲解十中全会的“公报”、“农业决定”、“六十条”，根据主席指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形势、矛盾三个问题，对文件作重点讲解。这样以来，就使中央的文件和主席指示的精神，同农民群众真正见了面，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大家奔走相告，听传达讲解的人越来越多。丰润县韩家街大队七十五岁的老党员李保印，听说传达中央文件和主席指示，拄着拐杖走了四里多路，到公社听传达。许多社员说：“中央文件和主席的指示是灵丹妙药，能治百病，许多思想疙瘩解开了，越学越有滋味。”“听了中央的文件和主席的指示，心明眼亮，心里有底了，办事有根了。”
第二，传达中央文件由谁来讲解，怎样才能讲好？对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没有明确规定。在试点中我们发现有的干部死念条文，不作解释，有的干部乱加发挥，讲走了板，有的让会计或小学教员念文件，支部书记作解释，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去。后采，唐山地委书记马力、丰润县委书记佐林二同志，亲自向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作讲解示范，吸收各县委书记和附近公社书记参加听讲。各县委书记也照样试点，亲自开讲，吸收公社书记参加听讲。我们把这个经验及时推广到全省，强调各级负责干部亲自开讲。参加讲解中央文件的省、地、县、社各级干部，达到两万一千多人，其中地委书记二十人，县委书记五百零九人，区委、公社书记八千余人。这样以来，大大提高了讲解质量，效果很好，深受群众欢迎。平乡县委书记魏光学同志在乞村公社后四街大队开讲，参加听讲的群众由一百五十人最后增到五百二十人，占社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群众反映讲得清，听得懂。各级领导干部为了要讲好中央的文件，就得认真备课，就得反复学习中央的文件，为了联系实际，就得进行调查研究，有的还进行了试讲。这样，就收到了教学互长的效果。
第三，向广大社员讲解十中全会的决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采取首先训练基层骨干分子，通过骨干分子带动群众的办法。这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扎实、收效较大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骨干分子包括队干部、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训练的办法是，集中到公社听讲，以支部为单位进行讨论。训练时间，一般半月左右。总计全省训练了约三百万人，平均每个生产队达十人左右。这些骨干分子经过学习，不仅提高了觉悟水平，也学会了用民主讨论、回忆对比、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批骨干分子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在讲解员向群众进行讲解之后，和群众一起讨论，以自己亲身经历作现身说法，以个别谈心的方式向社员进行思想工作，并且能够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和本队存在的各种问题。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就作到了在讲好的基础上讨论好，贯彻好。在过去，我们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常常只是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一个大队到会的总是那么一、两个人，到村工作又往往是召开一揽子会议，对于发挥基层组织和骨干分子的作用注意不够。实践证明，只依靠参加会议的这一、两个人是不够的，他们有的记的多，有的记的少，有的传达得对，有的就传达偏了。这一次运动，不仅省、地、县召开了干部会议，而且又训练了大批骨干，又有脱产干部向广大群众开讲，这就使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有了保证。
第四，经过这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进一步活跃起来了，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已经形成，也初步发现了一些需要调整的干部，这就为下一步整顿健全基层组织，准备了条件。只有充实加强了领导核心，认真整顿健全了基层组织，同时整顿建立了贫下中农代表会，才能巩固发展这次运动的成果。从过去在三类队建立贫下中农代表会的经验来看，它在维护集体经济、进行阶级教育，监视地富分子破坏活动，反映群众意见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例如，隆尧县东张村大队，一九六一年闹单干风时，多数党员和干部会一度主张分田到户，支部书记说服不了，经过发动贫下中农讨论，才制止了这股单干风。在反单干风的斗争中，建立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以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群众，发奋图强，现在已经由三类队上升为一类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因而，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传统教育也是长期的。看来，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代表会是有必要的。
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约有百分之二十的队搞得粗糙，就是搞得好的队，也有一些群众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好，需要继续进行补课。同时，在传达贯彻六十条，进一步落实政策、解决实际问题时，仍然需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此，我们强调把社会主义教育贯彻到整风整社的整个过程，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现在，整风整社运动已经进入第二步，正在普遍学习、贯彻“六十条”。“六十条”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正如社员们说的：“是拉锯的墨线”。干部掌握了“六十条”，就好领导社员，社员学好了“六十条”，就好监督干部。讲解讨论“六十条”，实际上就是关于搞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学习，就是办好生产队的大讨论。在这一步，要求突出地解决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抓“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贯彻勤俭办社；抓按民主程序办事，贯彻民主办社。同时，落实生产计划，改进经营管理，树立责任制。整风整社运动的第三步，着重解决健全组织的问题。预计，全省整风整社运动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可告一段落。在春耕大忙转入以生产为中心之后，我们计划，结合生产继续深入贯彻“六十条”。把贯彻“六十条”的工作，坚持常年，以促进生产，争取丰收。
中共河北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二
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都可供各地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部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作了进一步的部署。运动的全面情况将由三省省委向中央报告，这里只汇报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正面教育，群众自我教育的问题；二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的问题。
（一）东北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一般都坚持了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比较普遍地采用了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首先由县、社两级训练社、队骨干，然后分批铺开，由领导干部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讲解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随后在群众中展开讨论，主要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为中心，串连。启发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较普遍的作法，是请一些老贫雇农现身说法，对比今昔，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觉悟。也有一些地方比较系统地回忆了村史、合作化史，将全村、全队解放前后、合作化前后的情况作了对比。还有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自然地把回忆对比发展到贫、下中农的家庭中去，通过回忆家史，对家庭成员、对后一代进行了阶级教育。如辽宁锦县余积公社曹家大队就有五十多户开了家庭会，对子女进行了家史教育。由于回忆对比讲的都是本社、本村、本队和群众自己家庭的真人实事，苦甜都很亲切，所以这种教育很易打动人心，唤醒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使群众能够对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辨明是非，划清界限。凡是坚持了这种作法，回忆对比搞得比较好的地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比较深入，群众发动的就比较充分，贫、下中农的积极性就进一步发扬起来。许多原来想“换肩”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积极起来了，说“我们贫、下中农不干谁干？不能把印把子交给别人”；一些在单干风中一时对集体经济产生动摇情绪的贫、下中农坚定起来了，说“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在贫、下中农形成了优势以后，中农向贫、下中农靠拢了，有的说他们在旧社会也是受气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社会比旧社会好。在阶级觉悟提高了以后，许多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起来揭发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一些人的投机倒把行为，使各种歪风邪气受到了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批评了一些阶级界限模糊、思想麻痹的人，批评了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不良倾向和贯彻执行政策中的缺点错误。在社员群众内部，对于一些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的思想和行为，许多人也自觉地进行了检查和纠正。这样作，既解决了人民内部的问题，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又团结了包括中农在内的大多数，避免了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等偏差。经过这段教育，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受到了锻炼，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全区还普遍开展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吉林省开展了学习刘希廷的“好头行人”运动，黑龙江省开展了学习宋恩珍的运动，许多地方都表扬了一些当地的好社员、好干部，树立了旗帜，发扬了正气。广大干部和群众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许多社员踊跃地向生产队投资，投肥，投草，出勤率显著上升，今年春耕准备工作，一般比前两三年都好。从这一段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来看，通过回忆对比在群众中进行自我教育，确实是一种联系实际的、群众路线的好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在农村中是适用的、有效的，在工厂中也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二）在这次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中，我们深感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的青年，都是在解放后长大的。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大部分是有一定觉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积极的。但是由于大多数青年没有亲身遭受过或者没有亲眼看见过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即便是贫雇农子弟，一般也很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不了解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因此许多人的阶级观念比较模糊，阶级立场不够坚定，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遇到风浪容易动摇。许多老农感到青年人“难办”，批评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青年人自己也承认“对新旧社会对比不起来，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对集体经济爱不起来。”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地方在老贫雇农回忆诉苦的时候，其他老贫雇农和下中农勾起了旧日的辛酸记忆，哭了起来；在青年中，虽然也有一些人被感动得掉了眼泪，但也有的觉得不可理解，甚至竟笑了起来。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双井公社双井大队的一个回忆对比会上，当一个替地主扛了二十年活的老雇农王景坤诉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霍永久的十八岁青年和他有下面一段对话：
霍问：“你受那么大的苦，为什么不回家呢？”
王答：“傻孩子，回家没有饭吃呀！”
霍问：“你不会告状吗？”
王答：“旧社会那有穷人说话的地方？那时候，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
霍又问：“你不会跑吗？”
王答：“我就是从关里跑到关外来的。地主、富农都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农民跑到那里也没有出路。”
这一番对话很可以说明，对缺乏阶级斗争知识的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大问题。不论现在和将来，都要用现实的阶级斗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同时也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这将更有利于提高青年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明辨是非，站稳立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证明，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是有效的。现在，在农村中还有一些老贫雇农，在工厂中还有一些老工人，可以现身说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再过几十年以后，这些人没有了，如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历史的教育，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主席和中央会经多次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在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都要不间断地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并且对此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根本性措施。现在的问题是地方党组织如何具体地贯彻执行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做好这一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感到，最近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有所启发。例如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有意识地着重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对青年进行教育，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展览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实物，读红色书籍等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鉴于此，我们考虑，如果能够把一些村屯（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工厂、矿山等单位的村史、厂史以及贫农。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记载下来，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文物保存下来，这对于现在和将来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都将不失为一些有价值的教材。有了这些材料以后，就是到将来没有人能够用亲身经历进行新旧社会回忆对比，也还可以用大量的具体生动的史实去对后代进行阶级教育。从这一考虑出发，我们已提请三省省委先试几个点，在阶级教育深入、群众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把那些确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材料写成简史。在取得试点经验之后，再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办好。看来，在青年中，必须有两方面的传统，一是要把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把我党的光荣传统、思想、作风、制度、办法传下去；二是要把生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在农村特别要把我国农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好经验传下去。前一方面的传统是最基本的，只要把它扎扎实实地传下去，后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就可以比较有保证地留传到后代。
这个报告作为一九六三年向主席、中央的第一次综合报告，如有不当，请予指示。
宋任穷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
中央工作会议后，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部署了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运动分为三步：第一步，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二步，开好公社（区）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步都是为了训练干部，组成干部队伍。第三步，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扎根串连，组成阶级队伍，打击敌人。现在，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天，第一步基本结束，训练了大队以上的干部十五万多人；第二步正在进行，受训练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一百五十多万人；第三步的试点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经验。从全省情况看，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效果是极为显著的。
这次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光是九十小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就有十万多起，其中“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近千；反革命集团活动一千三百多起；地富反攻倒算两万六千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八千多起；巫婆、神汉、“阴阳先”五万多人；续家谱一万多宗；买卖婚姻近五万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这些事实，教育了干部，教育了群众。开始，有人说：“跳蚤那能顶得起被窝，几个坏分子成得了什么气候。”现在，人们说：“再也不敢忘记阶级斗争，要不然三座大山又来了。”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教育了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对在大好形势下，有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是不足的，对主席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上强调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体会也是不深刻的，直到这次主席一再指示，才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果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情况明了。这是一场严重的、不可回避的斗争。
这一段运动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使这场斗争取得全胜，关键在于组成强大的阶级队伍，而训练好干部，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是组成阶级队伍的重要步骤。从县三级干部会议到公社（区）三级干部会议，使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具体而生动地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学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参加会议的同志普遍反映，洗了一次“温水澡”，打了一次“防疫针”，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精神焕发。他们说：“来时心里黑洞洞，现在心里点明灯。”“过去的运动，先打‘态度’，后组织‘火力’批判，追逼得没个完，检讨永无彻底之日，最后受了严厉处分，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一次真是和风细雨，自觉‘放包袱’，自己划界限，民主讨论处理办法，提高了觉悟，学了本领，以后一定好好干啦！”这一段，训练干部进行得比较顺利；下一段，组织阶级队伍，还要进行艰苦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组织阶级队伍，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组织阶级队伍的过程，是不断地提高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阶级觉悟的过程。土地改革以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渐渐淡薄了，阶级队伍渐渐涣散了。“这两年，干部忘了贫农，贫农忘了阶级”，“黄鳝泥鳅一般粗，都靠工分吃饭，还分啥阶级”。有的干部甚至说：“地主、富农听话，好领导；中农调皮，难对付；贫农糊涂，不中用。”所以，组织贫农、下中农强大的阶级队伍，就成为整个运动成败的决定关键。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但是，他们要彻底克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教育和改造的过程。荥阳县汜水公社有个生产队，一九六○年没有一个人搞商业活动，一九六二年从事商贩活动的八人，现在已发展为八十多人，这个队的劳动出勤率平均不到百分之十，集体生产实际上近乎解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中，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青年人，他们没有参加过土地改革运动，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锻炼。群众说他们是：“和平鸽子”，“吃蜜糖长大的人”。因此，提高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是组成阶级队伍，形成阶级优势的中心环节。
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最有效的方法，是扎根串连，回忆对比，进行诉苦，启发阶级觉悟，调动阶级感情。这是土地改革时期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我们党传统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村以后，从扎根串连入手，边串连，边发动。当根子扎正，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串连发动起来了，就可以召开贫农、下中农大会，大讲阶级斗争，大揭歪风邪气的盖子，放手让群众大诉解放前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剥削迫害之苦，大诉现在受它们诱惑欺骗、反攻倒算之苦，揭它们的罪恶活动，挖它们的阶级根子，分析它们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同时，结合讲本社和本队的革命斗争历史．土地改革的历史、集体化的历史，让老一辈重新回忆过去身受阶级压迫的痛苦，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这是一种生动活泼的阶级教育的方法。不论在进村以后，不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一运用这种方法，就立竿见影，非常灵验。贫农、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很快调动起来了，他们决心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决裂。这样，阶级队伍就能够很快组织起来。
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提高了阶级觉悟，并不等于阶级队伍已经完全组成，还有一个“司令部”和队伍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我们的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贫、下中农对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所以，在组织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干群关系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够团结内部，组成坚强的阶级队伍，一致对敌。
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当在一致对敌的口号下进行，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除了极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经过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和进村后武装骨干等一系列的工作，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觉悟大有提高。他们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同贫、下中农一起，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但是，他们还有顾虑，怕“零碎吃瓦碴、整块屙砖头”，赔退不起；怕“瞎子打架，扭住不放”，群众不原谅。有些干部本人思想通了，家属思想不通。群众也有顾虑，怕干部“说了不算话，认账不兑现。”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分子，乘机从中挑拨，想叫干部和群众“顶牛”，自己好蒙混过关。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干部和群众双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向干部讲清楚，凡有缺点错误的，一定要诚恳作自我批评，向群众彻底检讨，坚决改正，积极赔退，说到做到。这样，才能取得群众原谅，得到群众拥护，让干部也心中有底，心慌诚服地自觉检讨。另一方面，要向群众讲清楚，干群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说明，干部有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只要他们认真检讨，坚决改正，还是好干部。为了更好地解决干群关系，有些问题上面要负责的，领导上要“挑担子”，“搭梯子”，帮助干部下楼。同时，领导上还应当有意识地表扬一批好干部，树立榜样。
经济退赔，要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思想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宽的精神，既要使群众通得过，又要使干部生活过得去。处理时，要先同干部和贫农、下中农代表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在贫、下中农代表会上见面。贫、下中农代表会上通过了，再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向群众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好。如果不做好干群双方面的工作，在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干部检讨得不好，或者群众要求过高，就把问题摆出来，都会形成僵局，使问题难以解决。同时，还要做好干部家属的思想工作，以减少退赔的阻力。
干群关系解决了，阶级队伍形成了，贫、下中农的优势树立起来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立即大变，正气伸张，邪气下降，贫农喜气洋洋，他们说：“老农会又来了！”“咱农民又当家作主了。”多数中农积极向贫农靠拢。投机倒把分子赶快“收摊子”，准备退路。地、富、反、坏分子夹起尾巴，“哑巴进庙堂，多磕头，少说话”，巫婆、神汉宣布“四十天内不能请神”，有的偷偷把神牌扔到井里，有的硬挤到贫农会上作检讨。总之，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牛鬼蛇神”大为收敛，它们的阵线开始土崩瓦解了，准备负隅抵抗的是少数。这时，对敌斗争的声势形成了，阶级力量团结起来了，斗争的锋芒指向敌人。
展开对敌斗争，要分清政策界限，绝不能因为打击敌人，把“六十条”所规定的政策搞乱，伤害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要以“六十条”为准绳，区别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小商小贩、半农半商、家庭副业以及单干的手工业等政策界限。对敌斗争，要讲究策略。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情节严重的和一般的，拒不投降的和主动坦白的，都要加以区别。方法主要是进行说理斗争，彻底揭发批判，把敌人完全孤立起来。对于少数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经上级批准，依法惩处。
这次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投机倒把和贪污盗窃案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城乡串连，内外勾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手投国营经济的机，一手投集体经济的机。他们投机倒把活动的线路，一头在城市，一头在农村；一头在外部，一头在内部。贪污盗窃分子也是一样，不是挖国家的，就是挖集体的。他们同投机倒把分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农村一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发现了他们不少的巢穴，找到了不少内部的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的线索。看来，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中的“五反”运动，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两翼，互相呼应，互相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作了很好的准备。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准备工作，一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告一段落，紧接着就在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
由于运动开展的时间不长，经验还不多。但是，二十多天来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感受很深，又一次体会到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十分英明、十分及时。我们和全体干部又一次深刻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
当前，我省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群众干劲大，雨水又调匀，大部分地区麦苗生长良好，棉花和早秋作物的备耕工作也比去年强多了。这次运动同生产结合得很紧密，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生产。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必将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新高潮。现在，正是春播繁忙季节，我们确定生产任务重的地区，在开完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后，稍停一段；其余地区，一、二、三步一气呵成，力争在麦收前结束运动。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予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三
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我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曾于二月八日作了一次报告，现在再将最近时期的情况报告于后。
经过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中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到处出现了社员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多出工、多投肥的新气象，大部分地区生产颇有起色。目前全省的中小型水利建设已经超额完成；春耕积肥的数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三十；今年生产队集体开荒已经完成六十多万亩；春耕前中小型农具的添置和修理任务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其它各项备耕工作都比去年有进步；各地对春收作物的培育管理抓得较紧，大部分长的较好；猪的发展很快，三月份已经达到五百三十万头，比今年春节约增加六十万头，全省已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开始发展集体养猪；春季造林完成了一百七十万亩，超过了原来计划。为了促进这个新的高涨形势，更全面、更深入、更扎实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我们因势利导地把社会主义教育深入一步，通过修订生产规划，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大鼓革命干劲，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这一段的运动，展开较早的零陵、衡阳两专区于四月初告一段落后，已经转向抓经营管理；其它各专区也已经由点到面地展开了，估计四月底或五月初便可全面转向抓经营管理。
各地运动的情况表明，前段阶级教育的成绩很大，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一段在进一步组织生产高潮中，在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上，仍然突出地暴露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当然也还有两种思想斗争的问题。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仅表现在分田单干、分土单干、雇工放债和各种“黑风”上面，而且表现在更多的方面，比如：在经营方针上，生产队是依靠集体、积极开辟集体生产门路、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还是“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呢？是“大集体小自由”，还是“平分秋色”呢？是不断巩固集体、壮大集体经济，还是不断瓦解集体、削弱集体经济呢？在生产计划上，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还是不管国家计划、实行“自由化”呢？在劳动管理上，是以集体劳动为主，还是以干私活为主呢？是充分利用现有劳动力、积极挖掘劳动潜力，还是百般限制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呢？在定额管理上，是实行合理定额、同工同酬，还是“看人定额”、“看人记工”、歧视贫农、妇女和辅助劳动力呢？在收益分配上，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还是不顾国家、不交任务、不搞积累、生产多少分配多少、分光吃光呢？是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还是绝对平均、取消社会保险呢？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修订生产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中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论调，流行很广。它的意思就是除了粮食生产之外，其它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都不靠集体而靠私人。替这种论调作辩护的“理由”很多，什么“一双手只能抓一条鱼，生产队搞多种经营就会顾此失彼。”什么“多种经营只适合私人来办，生产队集体办就一定要亏本。”等等。一部分干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干什么都说不行，开荒不行，发展经济作物不行，种树不行，集体养猪不行，养鸭不行，养鱼不行，搞副业、手工业更不行。一句话，生产队除了抓水田、种水稻之外，什么都不干，都让给私人去干。结果社员每年出集体工没有干私活多，集体分配的收入没有私人小自由的收入多，而且连集体分配的口粮也要社员私人拿钱去买。很明显，“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这种论调的实质，在于尽力扩大私人的经营范围，无限制地发展私人经济，不管抱有这种主张的人意识到没有，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我们的部分同志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是不够清醒的，他们对两条道路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
应当看到，经过前段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的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同当前的形势相比，同广大群众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的迫切要求相比，仍然是不相适应的。除了表现在对两条道路的斗争认识不足之外，还表现在对当前的大好形势估计不足。一部分同志看不到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看不到当前的跃进形势，仍然安于现状，缺乏雄心壮志，没有宏图大略，对于应当办而又可以办到，以及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都不敢大胆去办。有些人是用错误的态度接受了前几年的经验教训，自以为“学乖”了，“稳当”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大鼓干劲，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而是站在群众的后边，唱反调，泼冷水。他们不敢讲鼓干劲，不敢讲大跃进，不敢讲大幅度增产，不敢讲夺取大丰收，听到别人讲鼓干劲就反感，就头痛，就紧张，就害怕，认为有一点干劲的规划就是浮夸，介绍先进经验就是吹牛，搞评比竞赛就是形式主义，制订生产规划就是瞎指挥，甚至宣扬“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论调，说什么“一九五九年喊大跃进，结果并没有大跃进，一九六二年没有喊，反而真跃进了。”这些思想，已经成为当前组织生产高潮的严重障碍。
上述部分干部的两方面的思想状况，反映在当前的生产上，最突出的就是：许多生产队不是积极地开辟生产门路，把劳动力派出去，千方百计地发展集体生产，而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社员出工，例如：轮流出工、抽签出工、按家庭人口派工，只准出半日工，早晚不准出工，不准妇女出工，不准学生出工，不准没有底分的社员出工，不准搞手工业和副业的社员出农业工，不准单身汉多出工，还有超过定额的不记工分，不是生产队派工的不记工分等等，什么离奇的办法都有，窝工浪费的现象是非常惊人的。有些生产队，社员常常因争出工而吵架。郴州有小生产队，妇女纷纷找队长要活干，队长不派工，妇女们就喊口号“打倒队长！”队长说：“打倒也不行，就是没有工做。”衡阳有个贫农一连三天排不上工，就着急地向队长提出抗议：“你叫我们鼓干劲，为什么又不让我们出工？”“出工不让去，吃饭从何来？”社员形容说：“现在是水牛陷入烂泥坑，有劲无处使。”有的社员更尖锐地批评说：干部是个“挡”，挡住了我们的劳动积极性。
总之，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进一步深入，夺取新的胜利；各级领导需要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前进。这是当前形势的要求。如果我们把前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估计过高，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继续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不大抓总路线的教育，不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组织到发展集体经济上去，生产高潮仍然不可能搞起来，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会渐渐低落下去。
为此，我们在发动群众制订生产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中，突出地抓总路线挂帅，大鼓革命干劲，扩大集体经营项目，把劳动力派出去。这是当前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所在，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其它问题就更好解决。
在做法上，我们充分地运用了前段运动的经验，同样是从教育干部入手，从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一层一层地训练，一层一层地揭盖子，一层一层地解放思想。大部分地区把训练干部和搞试点结合起来，各级的干部会上都搞了一个大队的试点，层层训练，层层搞点，一边开会，一边搞点，通过试点，既有助于解决思想问题，又学会了组织生产高潮的方法。
各级干部会上，首先是彻底揭开上述两方面思想的盖子，把当前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摆出来，然后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对照自己的思想，用广大群众对发展集体生产的迫切要求对照自己的思想，用当前的跃进形势对照自己的思想，启发大家自觉地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地在干部会上摆出了许许多多的生动事例，经过讨论对照，有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无形中和富裕中农站在一块、唱一个调子；有的人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为阻碍群众前进的“挡”了。
为了解放思想，各地广泛地运用了插红旗、树标兵的典型教育的方法。方向明、干劲足的队，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广开生产门路，不论水利、积肥、开荒、田间管理、副业生产和各项备耕工作，都抓得很出色，社员越干越有劲；而方向不明、干劲不足的队，社员吵出工，队长不派工，生产冷冷清清、无声无色，劳动力大量的窝工和闲置，许多集体可以经营的门路不去抓，各种可资利用的资源白白被浪费。这样的对比教育，是最能感动人的。为了高举红旗，我们号召全省各地向岳阳县毛田区学习。这个区，解放前是一片荒秃岭，靠吃红薯过日子。一九五八年以来，他们高举了三面红旗，发挥了革命干劲，大修水利，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保持水土，连续几年的努力，使旱情大大减轻，全区生产面貌有很大改观。他们是既有雄心壮志，有远大理想，而又脚踏实地去干。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领导带头，亲自试验，勇敢地同困难斗争到底。失败了总结经验再干，再失败了再总结经验再干，一直坚持到胜利。这面鲜明的旗帜以及各个地区多种多样的鲜明旗帜一经高高举起，此先进、学先进的空气又开始出现了。
为了解放思想，各地还普遍地运用了算账对比的方法。一般是算这样几笔账：第一，算收入与贡献账，看看每人生产多少，对国家贡献多大？第二，算人口增长和生活需要增加账，看看现在每人有多少耕地，过五年、十年之后，人口大大增加了怎么办？第三，算生产潜力账，看看增产有没有门路？能不能增产更多？能不能全面发展生产？第四，算劳动潜力账，看看究竟是劳动力不够用还是有剩余？如何利用现有劳动力扩大生产？这几笔账一算，很能开人脑筋，有的生产队一算到每人只卖给国家几斤粮食、几两猪肉、几钱油的时候，就惭愧起来，觉得真对不起国家；一算到过五年、十年后，每人平均的耕地面积比现在大大减少的时候，就大吃一惊；再一算到生产潜力和劳动潜力的账，又都感到前途远大，大有可为。
为了提高思想认识，各地还注意了划清具体工作中的各种是非界限，比如：鼓干劲和高指标的界限，大胆领导和瞎指挥的界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大哄大嗡的界限，因地制宜推广先进经验和盲目生搬硬套的界限，如实反映情况和浮夸的界限，组织评比竞赛和形式主义的界限，加强纪律性和强迫命令的界限，等等。划清是非界限，对三面红旗有进一步的认识，脑子更清醒了，胆子也大了，大家说：“这样就不会犯五风错误，可以放开架势干了。”
在干部提高思想、鼓足干劲的基础上，依靠他们深入生产队，进一步鼓社员群众的干劲，发动群众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发动群众的方法，也是从党内到党外，先贫农后中农，一层一层地串连发动，一层一层地揭开盖子，一层一层地解放思想。干部带头揭盖子，带动群众自觉地揭盖子，然后针对群众的思想状况，重申党的政策，划清界限，更多地运用摆事实，典型对比、算账、谈心的方法教育群众，使群众正确地认识什么叫总路线挂帅，要不要总路线挂帅，从而消除各种错误的看法和不必要的顾虑。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订规划时，一般都是先规划劳动力，充分挖掘劳动潜力，定好社员的基本劳动日；然后积极开辟生产门路，确定增产措施；最后根据各方面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订出增产指标。这样打出来的规划，大都是既先进而又切实可行。有些生产队，社员对原来没有总路线挂帅的规划很不满意，经过这次修订，开荒计划扩大了，种植经济作物、集体养猪和经营副业的门路都抓起来了，收入可以大大增加了，社员就满意地说：“这才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原来有些社员害怕总路线挂帅，害怕鼓干劲，以为鼓干劲就是打赤膊、开夜工，就是办食堂，夺饭碗，就是拆房子、乱搬家，就是闹形式、搞虚假……，现在反映说：“总路线挂帅是这样搞法，那有什么可怕呢？”打好生产规划之后，紧接着组织社与社、队与队、组与组、人与人之间的保规划、超规划的劳动竞赛，通过竞赛，推动高潮。
在生产活动中，大抓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从改进当前活路的经营管理入手，放手发扬民主，依靠群众讨论，逐个加以解决。做什么解决什么，随着季节活路的变化，段段解决，有重点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样做最适合于农忙季节的实际情况，想在这个时候成套地搞、全面地解决是做不到的。
在组织生产高潮中，反复地宣传“六十条”是极端重要的。群众要求按照“六十条”办事，不要变，我们不宣传“六十条”，群众就怀疑是政策变了。这次在发动群众订规划中，我们针对群众当前最关心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集体与个人关系方面的问题，着重地重申了十几条政策。此外，为了深入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六十条”，我们已经给每一个生产队发三本“六十条”的文件，队委会、贫农代表小组、监察员各有一本；并且规定生产队每年必须系统地向全体社员宣读和讲解两次，平时将文件交给有阅读能力的人保管，任何社员都有权随时借阅，随时要求保管文件的人宣读和讲解某些条文；同时还规定省、地、县、区、社各级下乡的干部，都有义务向社员宣读和讲解“六十条”。
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集体经济，保证生产规划的实现，我们特别强调今后必须加强党的基层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各个部门，都必须下决心抓党的基层工作。目前加强党的基层工作主要的是：第一，在农村中广泛开展“五好支部”、“五好生产队”和“五好社员”运动，并且把“五好”运动作为党在农村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长期地坚持下去。第二，建立上党课制度，由省、地、县、区、社五级党委委员担任党课教员，利用晚上时间，以支部为单位上课，书记亲自开讲，层层带头，层层示范，系统地讲解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六十条”、“党员十条标准”和“党员十课”。第三，分期分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重点是整顿组织涣散、问题较多的支部，通过整顿，健全领导核心，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第四，正确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普遍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贫农代表小组，树立阶级优势。第五，从县以上的各级领导机关中抽调一批较强的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帮助支部进行工作。省委决定今年省、地两级抽调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骨干、县级抽调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骨干到基层去工作，一般的采取轮班的办法，每一批下基层的时间应当有三个月左右。
以上所述，就是最近时期继续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体情况。这一段工作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初步看来，效果是很好的，搞好了的队有这样的特点：方向明确，干劲大；政策兑现，情绪高；规划全面，门路多；出勤积极，工夫好。当然，目前农村中还有不少的问题，比如：全省还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后进队工作仍然被动；在贯彻执行政策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春旱对农业生产有不小的影响；等等。我们正在集中力量，突出生产中心，加强抗旱斗争，大抓经营管理，妥善安排劳动力，落实各项增产措施，努力争取主动，争取丰收。
如有不当，请予指示。
中共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
我省农村，在去冬今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普遍地注意了树立贫农优势的工作，并且在一部分地区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做好这个工作，我们于最近派出工作组到零陵专区进行了调查。现在着重将这个专区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打算报告于后。如不妥当，盼望指示。
零陵专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明确地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口号，在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了其他中农，取得了反“黑风”的巨大胜利。干部和贫农都认为：这是土改后对贫农的又一次大发动，也是贫农的又一次大翻身。
这次运动中，把我们近几年来工作中依靠贫农不够的盖子彻底揭开了，贫农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上面有阶级路线，你们没有阶级路线”；“土改时你们住在贫农家里，同劳动同交心，现在你们下乡，总是在支部书记家里吃饭，顶多再到队长家里站一站，我们贫农家里连看都不看”；“土改后就没有开过贫农会，我们十几年没有在一块商量事情了”；“你们硬是把贫农当抹布用，要就抓，不要就丢”；“有时候，我们好言相劝，却说我们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毛主席教育你们同贫农同甘共苦，你们却与地主富农酒肉相见”；“富裕中农喊你们有说有笑，贫农喊你们脑瓜一掉”；“你们的屁股到底坐到那边去了？”……。
这些批评非常尖锐，也非常中肯。的确，不少地方，特别是上中农占优势的地方，贫农是吃不清的。在政治上，贫农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什么“贫农不争气”，“贫农是懒汉”，“贫农是填不满的坑”，“贫农是生产队的包袱”，数不清的罪名，都加在贫农身上。生产队的会议上，没有贫农的发言权。不仅如此，地主富农更是千方百计地陷害贫农。道县有个贫农，解放前替地主做长工，土改时分了地主的财产，地主一直怀恨，前年这个大队干部自留地的麦子被偷，地主便收买干部，诬说是这个贫农偷了，结果大队搜了他的家，把他毒打一顿，继而又收买医生不给治疗，活活将他害死。这种事例，各地都有。在组织上，贫农遭到了严重的排斥。什么“贫农不会讲，不会算，不会当家”；“贫农没有技术，劳力弱，不能领导生产”；种种的论调，把贫农排挤出去。一部分地方，在生产队、大队的干部中，找不到土改“根子”，找不到土改时期的干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经济上，贫农同样受到严重的歧视。生产队限制贫农出工，借销粮不给贫农，救济款、救济物资不给贫农，家庭副业不给贫农安排等等，使贫农的生活困难总是得不到解决。零陵县双牌公社有个贫农寡妇，生活很困难，要改嫁到外队去，生产队怕她丢下两个孩子，加重队里负担，不准她改嫁，不发借销粮，分配中不给照顾，也不让她为集体养猪。还有一个贫农妇女，去年队里要她养派购猪，又卡住不发饲料粮，生活困难也不给照顾，她逼得无法，只好把十六岁的女儿嫁了。这个社的周冲大队，一九六一年从水库迁来一户贫农，大队嫌他生活困难、麻烦多，竟把他的家具丢在门外，逼着他迁往别处。像这样的事情，各处都有。贫农在一些干部眼里，确实已经成为“包袱”。凡是贫农受到歧视和打击的地方，那里的“黑风”就刮得特别大，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很不巩固，特别是去年秋后一个时期，有的县百分之三、四十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地主也乘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篡夺领导权。
为什么这几年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依靠贫农发生动摇呢？大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农村的阶级情况缺乏经常的调查和分析，对依靠贫农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不明确。有的同志认为“合作化以后生产资料都归公了，吃饭都是靠劳动，还有什么阶级，还要什么阶级路线？”有的同志认为“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搞建设要依靠有技术、有文化的人，贫农没有资格。”有的人还认为。牛鬼蛇神”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是工作缺点造成的，是经济困难造成的。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模糊，因此，贯彻阶级路线就放松了，正像大家所形容的：“县里放一尺，公社放一丈，大队放十丈，生产队步步让。”再加上命令风，瞎指挥，任务急，工作紧，常常忽视发动群众，依靠贫农。有的同志说：“任务那么紧迫，那管什么贫农，中农，只要抓到人就算数”；“听话的就是好人，顶嘴的就是调皮捣蛋。”此外，同基层干部的成分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少地方生产队，大队的干部，多是由一些所谓“能说会写。而又生活富裕的人担任，这些人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当然就谈不上在工作中能够依靠贫农了。因为如此，有些地方这几年几乎把阶级搞乱了，连谁是什么阶级也搞不清楚，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的册子丢了，合作化时期内定成分的底子也丢了，有的地方甚至连大队支部书记也弄不清自己支部党员的成分。
总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几个月来，零陵专区在树立贫农优势中做了许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
第一，教育干部重新认识贫农。在社会主义教育中，一般抓住了四件工作：一是在训练生产队干部的会上，吸收一部分贫农，下中农代表参加，让他们提意见，帮助干部揭盖子、放包袱。二是在会后干部入队时，首先召开贫农、下中农座谈会，通过干部向贫农、下中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征求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彻底揭开盖子，让贫农、下中农批评干部，批评上级，出出气。三是在运动中组织干部座谈，总结贫农、下中农在历次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中的作用。四是干部下乡亲自访问贫农、下中农，住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和贫农、下中农交朋友，和贫农、下中农谈心。这样做，使我们的干部对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认识步步提高。大家反映，不论是参加过土改或者是没有参加过土改的同志，这一次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彻底地批判了“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的错误论调。原来对依靠贫农、下中农动摇的人，渐渐地坚定起来了，感到离开了贫农、下中农就等于“失去左右手”，就成了“光杆司令”，“讲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寸步难行”。
第二，从政治上充分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运动中，对歧视、打击贫农、下中农的现象进行了斗争，使他们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得到支持。这样一来，贫农、下中农的腰杆挺起来了。现在，生产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同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商量。贫农、下中农大公无私，坚持政策，党一有号召就带头响应。贫农、下中农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集体经济、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反对各种歪风邪气中，显示出伟大的阶级力量。
贫农、下中农既监督干部，又支持干部。干部干不了的事他们帮助办，干部没有想到的事他们帮助想，出点子，当参谋，成了干部的得力助手。对干部的缺点错误，也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和帮助，许多代表小组一成立就帮助干部清理财务，订立规章制度，搞好评工记分，特别是大大的改善了干群关系。
在反“黑风”中，贫农、下中农表现得最坚决。许多原来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贫农、下中农起来就迎刃而解。零陵县双牌区去年秋后“黑风”刮得很大，百分之九十七的生产队分田单干，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赌博成风，而且四类分子极其嚣张，反攻倒算，打骂干部，破坏生产。这种局面，很多人摇头叹气，认为大势已去，没有三年五载收拾不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就有办法。贫农、下中农一组织起来，他们分头一串连，不用“三年五载”，而是三天五天的时间，便恢复了集体生产，一切“牛鬼蛇神”也随之缩回去。刮“黑风”的时候，有些上中农尾巴翘得很高，他们分田单干，讽刺贫农“霸不住了”。这次运动一来，一高举三面红旗，贫农，下中农神气起来了。贫农、下中农开会，上中农就着急得很，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作检讨，要求给予原谅。有的上中农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暂时不让他入队，他一连写了四、五次申请书，虽然没有批准，但是他背起锄头就跟着贫农、下中农出工了。四类分子见了贫农、下中农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有些地方过去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没有人到，现在一听到要开会，没有那个敢不到。东安县长冲生产队有一个地主，一贯反抗改造，几年来乘贫农内部不团结，大搞破坏活动，砍生产队的树，挑生产队的粪，偷生产队的鱼，反过来却诬告、陷害贫农唐小英。这次运动，他收买了干部，满以为事情不会败露。谁知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一成立，唐小英第一个起来同地主斗争，她并且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大家：“要不是我们贫农组织起来，地主是不会老实的！”
在生产活动中，贫农、下中农表现得最积极。他们带头多出工，多积肥，干活讲质量，处处关心集体。在制订生产规划中，贫农、下中农同上中农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道县毫福岭四队，贫农提出要开荒，三个上中农坚决反对，就“熟地都种不了还种荒地，结果定是两头荒”。贫农同他们算了一笔账：全队去年上半年只有七十八人，下半年就有八十三人，今年起码要达到八十八人，再过三年五年，就会超过一百人，那时每人的耕地就会由现在的一亩多变为几分了。贫农间：“人口增加地不增加，靠什么吃的？”结果，上中农也只好跟着干。
总之，现在的贫农、下中农和几个月前的贫农、下中农，完全是两个样子、两种派头。贫农、下中农扬眉吐气，其他中农也更好团结了。
第三，从组该上树立贫农优势。运动中，在整顿支部的同时，特别注意在大队、生产队的队委会中，树立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把上中农当权的单位加以改组，把不纯的分子清除出去。在生产队普遍地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作为广大贫农、下中农的核心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到现在为止，全专区已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生产队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其中绝大部分能够发挥作用。
第四，从经济上帮助贫农翻身。切实帮助贫农、下中农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这一段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广辟生产门路，因户因人制宜地安排出工，使贫农、下中农能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二是作好定额补贴，使贫农、下中农田难户得到合理的照顾；三是公益金、救济款、救济物资主要用于扶助真正贫苦的社员；四是帮助贫农、下中农制订“翻身规划”。各地为了帮助贫农、下中农摆脱贫困，一方面教育全体社员发挥阶级友爱精神，互相帮助，共同富裕；一方面教育贫农、下中农树立雄心壮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帮助他们作出翻身规划，并且从当前着手，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安排他们多出工，扶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使他们不断地增加实际收入，争取在若干年内真正摆脱贫困。
零陵专区普遍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要求。贫农说：“这几年没有个组织，好似珠子离线，树叶脱枝。”干部也感到贫农、下中农有个组织，工作就有靠山，增加了力量，特别是有利于长期地巩固贫农的优势。
现在看来，生产队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核心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和助手，是党联系贫农、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的桥梁。
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在工作中出主意，当参谋，支持干部，监督干部；二是串连发动贫农、下中农，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反映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三是经常向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四是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同中农的团结；五是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同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
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建立，一般是根据生产队的不同情况，由三、五、七人组成；由全体贫农、下中农社员选举立场坚定、劳动积极、办事公道、历史清楚的人担任代表，并推选一个或两个组长；由支部审查批准。生产队干部参加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人数不宜多，一般不可超过全组人数的三分之一；生产队长一般不兼任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长。
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利用一块劳动的机会，进行个别串连发动，小组开会一律利用晚上时间，每月最多开两三次，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反映贫农、下中农的要求，分析各阶层的思想动向，议论生产大事，或者教育青年社员。
大队以上不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组织，但是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县委必须加强对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领导。大队党支部每月或两月召开一次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长会议，每年召开一两次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公社党委、区委、县委在必要的时机，也应该召开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长会议或贫农、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作为联系贫农、下中农的一种方法。
今年春天，省委向全省各地介绍了零陵专区的经验，要求各县做好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几个月来，全省已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根据重点调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代表小组能够发挥作用。
实践证明，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组织，以及从各方面树立贫农的优势，这是一件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事，在农村中没有贫农的优势，就不能巩固地团结中农，不能改造地主富农，不能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搞土地改革必须依靠贫农，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依靠贫农，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要求全党同志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要求农村各级党的组织认真地做好树立贫农优势的工作。我们要求农村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都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切实地总结已有的经验。对于已经建立组织的地方，要注意加强领导，巩固提高，充分发挥其组织作用。对于还没有建立组织的地方，要求在今年以内，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地建立起来。
根据零陵专区的经验，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还必须做好几件事：
第一，清理组织。对于那些上中农当权的大队、生产队队委会，要有计划地加以整顿，保证贫农、下中农成分的干部占三分之二。
第二，清理成分。用一年的时间，以大队为单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一次阶级成分的清查，把土地证的存根搬出来，一一核对，然后造具两份名册，一份存党支部，一份存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在清理成分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剥削与非剥削的界限；不要把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分子的困难户，同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混为一谈；不要把政治坚定、劳动积极、生活改善了的老贫农，同富裕阶层混为一谈。
第三，清理经济。一九六二年以来扶助贫农的各种资金、物资，包括给困难户、四属户、五保户的工分补贴，借销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等，从区、社到大队、生产队，层层清理核对，并和群众见面。通过清理，教育干部，贯彻政策，建立制度，堵住漏洞。
第四，调查阶级动向。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同志，每年至少要亲合作一次阶级动向的调查，通过调查，掌握各阶层的思想动向，了解贫农和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制订党的政策提供依据。
第五，改进干部作风。所有到农村工作的干部，都要发扬土改时期艰苦深入的优良作风，到贫农、下中农家里去访问，住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和贫农、下中农交知心朋友，关心贫农、下中农的利益，教育提高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觉悟。
中共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四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河南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
河南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
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
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南通讯》编者按：中南局委员会于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交流了各省（区）的经验。湖南省最早展开运动，河南省接着也先走了一步，湖北已在部分地区展开，广东做了试点，广西正在试点。看来，要搞好这个运动，最重要的是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大队一级，每个大队最少应有两个人参加。接着开好公社（或区）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生产队一级，可吸收部分贫农、下中农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训练干部，搞好“样版”。然后以大队为单位，再—次武装干部，经过扎根串连，组成强固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运动。目前，许多地区即将进一步系统地开展这个运动，本刊特从已经收到的材料中，选载有关上述几个步骤的具体做法的经验，供各地参考。
河南省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共开了十三天，分两段进行。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到十七日首先召开了公社党委委员和县直区级以上干部会议，到会二百二十三人。经过讲形势，揭盖子，谈危害，放“包袱”，统一了认识，提高了觉悟，组成了会议的领导核心。这是一次预备会议。接着，三月十八日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到会公社脱产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大从长等六百二十八人，到三月二十七日结束。
会议的开法和体会是：
第一步，作好动员，大讲阶级斗争形势，揭盖子，找危害，统—认识，提高觉悟。
会议之前，干部普遍对目前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听说要搞社会主义教育，不以为然地说：“从去年冬天，开过多少会了，再搞还不是六个指头挠痒，多一道子。”此外，对会议还有许多猜测。因此，会议开始，必须有一个好的动员报告。县委动员报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1）总结肯定了去冬以来，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成绩。（2）以具体的事实，大讲阶级斗争形势，说明社会上这股“黑风”是一场尖锐的、激烈的阶级斗争。（3）政策交底，讲政策精神和政策具体界限。动员以后，紧接着发动到会同志查情况，揭盖子。
是不是刹住了“单干风”，农村形势显著好转，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呢？不，阶级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由于我们对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体会的不够，因而，在注意纠正“单干风”的同时，没有对与“单干风”一脉相承的各种歪风邪气从根本上给予打击。而且从去年九月以来，修庙、塑象、修祠堂、续家谱等封建主义复辟活动还大有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九月以来，全县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反攻破坏活动二百四十六起。寇店公社东朱村大队，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三十六户，占四类分子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地主张全功，倒算房屋，威胁和他同院的贫农社员说：“你住这房子是俺的，叫你挪出去，你就得挪出去。”缑氏公社郑窑大队有两个姓董的地主，到大口公社董村续家谱，干部也参加了。家谱续成以后。唱戏三天，宰猪四头，敬祭祖宗。一个地主当上了族长，大家都跪下给他磕头，他乘机把干部扶起来，说：“爷们，起来吧，过去您斗争我，那没有啥，一笔难写两字，咱姓董的还是一家人嘛。”府店公社管茅大队以惯赌分子刘双举（党员）、胡玉兰、梁长皎等为首，聚集了两个县、四个公社、十多个大队六十余人，春节前后，开场窝赌，有输光了钱，把衣服、棉花、粮食、猪、羊都为赌注的、有赌输被逼偷盗的，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危害社会治安。
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许多人大吃一惊。封建迷信，恢复神社，修庙宇，塑神象，看风水，续家谱，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聚众赌博，“高价姑娘”，等等，无所不有。有大偷盗案，大赌博案，“万字号”投机倒把集团，迷信害死人命，有的神汉、巫婆专门坑害干部家属，有的以下神治病为名，替地主反攻倒算。这些现象难道是孤立的吗？难道它能不侵蚀我们的干部？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吗？不！大家说，很多事情和干部有关系。有些是先把家属拉下水，干部跟着湿了鞋，有些是得到干部的默许，有些是得到干部的支持，有些甚至是在干部带头下干的。南蔡庄公社沟口头大队第六生产队，有一个“万字号”投机倒把集团，就是副队长杨光（共产党员）和会计杨三乐（旧商人出身）在大队党支部书记支持下干的，他们用队里白面一百斤、食油七斤、大葱五十斤，收买了洛阳市化工公司一个姓李的干部，李按国家牌价拨给二杨化肥七十三吨，他们转手卖给周围大队，从中获利八千零三十元，又将装化肥的麻袋卖款二千四百元，共获利一万零四百三十元。二杨牟取了这笔巨款后，又拿出一千一百元送给李作为酬谢。县委委员、顾县公社党委书记石虎，政治动摇，去年加强政法工作时，调他当县人民法院院长，他说：“这时候（指蒋匪阴谋窜犯沿海大陆）不当名头在外的人，杀人县委决定，我石虎出名，名声血大，这时候不当名牌货。”
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很多人是耳闻目睹，不加过问，甚至和地：主、富农成了一家人，从感情上起了变化，与敌人“和平共处”。
揭出的材料越多，对干部的震动越大。大家讨论这些事情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他们是什么企图，居心何在？这样一找危害，大家眼睛更亮了，原来有些人认为封建迷信是多年来的老习惯，续家谱不过是传宗接代，纪念祖先，说不上什么阶级斗争。经过往深处一挖，真象大明，为什么有些巫婆专攻干部家属，为地主反攻倒算呢！为什么有些地主分子当了族长，表面上，口口声声一家人，而背地里却向他的子孙进行“阶级教育”呢！这不是阶级斗争是什么！有人说：“这次会议，我真象换了个脑袋，牛鬼蛇神都把它看穿了。”盖子揭的越彻底，大家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越深刻，放“包袱”的决心越大，在这个基础上，会议转到第二步。
第二步，领导层层带头，培养典型带头，“温水洗澡”，放下“包袱”。
会议在分析了“牛鬼蛇神”的危害以后，号召大家放下自己的“包袱”，轻装上阵，一致对敌，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的进攻。
但是，有人对放“包袱”有顾虑，怕挨整，怕丢人，怕赔退。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报到以后，先下饭馆，他说：“先吃顿吧，一整开，再好的饭也吃不下去了。”有人说：“当年电机厂那‘宴’（一九五九在电机厂开会反右倾）我都赴了，这回还能过不去。”
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反复的交代了政策，强调“温水洗澡”，不追不逼，自我批评，以诚相见，一次谈不完，想起来再补充。放“包袱”的方法，采取了领导层层带头，培养典型带头，启发教育，做出样子，自觉交代。领导带头，启发干部自我批评的精神，敢于交代问题；典型带头，解除大家顾虑，敢于放大“包袱”。因此，对典型的要求有三：（1）问题较大；（2）能够彻底交代，能够敞开“包袱”（不仅检查错误事实，而且检查思想）；（3）分析认识较好。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人带头检查，才能带出大“包袱”。带头的方法：在公社党委委员和县直区级以上干部的预备会议上，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分头到各公社代表县委检查和交代自己的“包袱”，然后，公社党委第三书记进行检查。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公社党委书记带头检查，然后，培养的典型放“包袱”，带头以后，大家普遍检查。十三个公社，培养典型三十二人，他们交代的问题比较突出。有贪污一百多元的；有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有接受地主、反革命家属贿赂的；有把棉花不卖给国家，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一千二百多斤的；有把集体耕地卖给社员的（卖钱二千元，队里买牲口）；等等。
在领导带头和典型带头的启发下，大家争先交代，会议活跃，思想沉痛，心情舒畅。山化公社山圪垱大队支部书记杨万山说：“过去我对敌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着维持一个人比得罪一个人强，去年有两个反革命分子破坏，公社批准予以斗争打击，我也没有搞。我早就想退坡不干，就是没找到机会，去年备战时，我想把电线割两档，叫他判二年徒刑，趁台下驴算了。”他还检查了受投机倒把分子的贿，请风水先看瑩地，以及多吃多占等错误后，沉痛地说：“我已经当了敌人的俘虏，还在发迷哩，这一次，党挽救了我，找到了根手在那里。我一定坚决改正错误，坚定革命立场，还得掏出反霸、土改时的劲头为党为人民服务。”翟镇公社宁北大队支部书记王留照，检查他的错误行为、糊涂思想说：“这次会议，戳穿了牛鬼蛇神，象是又换了一个脑袋。以前，老头们串连着续家谱，我想着这是纪念祖先哩，谁家没祖先，续就续呗，这一续不大紧，原来天下农民是一家，现在和地主、富农弄成一家了。摆火神社、奶奶社，全大队十三个党员，有十个党员参加了社，正月十五破社时（吃喝），我也去了。全大队新盖了十五个小庙，至少有一半群众被封建迷信俘虏了，干部不想干，生产很消沉。这一次会，我算认识清楚了，这都是阶级斗争，自己洗好澡，回去叫干部都洗好澡，讲清楚牛鬼蛇神，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专好政，搞好生产。”
经过普遍放“包袱”以后，一般性的问题检查了，有些问题较大的，也交代的比较彻底，但有少数人，不谈自己的严重问题，留了个大尾巴。这对，各公社进行了摸底站队，串连发动，对少数放“包袱”不彻底的人，公社负责同志分头进行个别发动，教育帮助，号召大家继续放，没有放完的可以补充交代。这样，又有四十九人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翟镇公社翟东大队支部书记白富龙、公社对他个别教育，解除思想顾虑以后，又交代出倒卖车子三辆，用生产队一副架子车胎不给钱，和地主刘贵照等八人经营私人糖坊等严重错误。他说：“昨天我心如象压着一块砖，今年把问题都说出来，也不知轻松了多少。”普遍反映说：“这次会议是声势大，压力小，不冷不热洗了个温水澡。”
至此，到会干部基本上轻松愉快地放下了“包袱”。据统计，到会脱产干部二百六十人，放“包袱”彻底与基本彻底的二百四十三人，占百分之九十三，共放大小“包袱”一千六百一十九个。到会的大队干部三百五十五人，放“包袱”彻底与基本彻底的三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八，放下大小“包袱”二千九百零九个。
从检查的情况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或有较大错误，但检查比较深刻。有改正错误的决心。只有十一人（脱产干部二、大队干部九，占到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二九），问题严重。放“包袱”不彻底的，脱产干部十七人人，占到会脱产干部的百分之七；大队干部二十二人，占到会大队干部的百分之六点二。
在第二步中，有两个应该注意掌握的问题。
第一，指导思想上，要始终贯彻思想发动，相信大多数干部经过阶级教育，能够自觉的放下“包袱”。问题比较严重的少数人，交代不彻底，也是必然的，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使所有人放下一切“包袱”，交代多少算多少，做到不追不逼。问题严重，又不作交代的，留待以后处理。在放“包袱”时，防止逐个检查、逐个提意见，人人过关的办法。
第二，彻底不彻底，应有个标准，领导所掌的材料，都交代了，就算基本彻底。即使怀疑不彻底的，应留作以后调查处理，不要在会上硬逼。
放“包袱”经过两次热潮以后，适可而止。转入划界限，进行处理。
第三步，民主讨论政策界限、研究处理“包袱”。这是一个再教育再提高的过程，它关系到分清两类矛盾，明确政策界限，巩固思想成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问题。这时候、一些问题较多的同志，放下了一个错误的“包袱”，又背上了一个处理的“包袱”，经济处理突出的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有人产生了新的顾虑。主要是：怕处分；怕检讨、怕丢人；怕赔退；怕落家庭埋怨。对经济处理也有不同态度：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向群众检讨认错，坚决赔退；一部分人虽然愿意赔退、但有实际困难；少数人有抵触，说：“‘洗澡’不赔退，赔退不‘洗澡’，‘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也有人后悔坦白吃亏了，说：“干这些年，鞋也跑烂了，钱也贴完了，落个啥下场？”因此，出现了“回生”现象。看来，划清界限，巩固思想成果，恰当的进行经济赔退的处理，是很重要的一步。
县委曾拟定了一个关于处理若干具体问题政策界限划分的规定，发给大家讨论，因为文件上的政策规定，都是些原则杠子，一联系实际，同样一件事各有各的看法，争吵不休。比如，岳滩公社寇圪垱水队支部书记，去年生产队有一头“眼看快要死了”的瘦骡子，队里作价四十元出卖，社员都不要，他买下了，喂养了八、九个月，养得肥壮，卖了七百九十二元，有人硬说：这就是投机倒把，诸如此类界限不清的例子很多，小组内争吵不休。县委内部的成员也争吵不休。
根据这种情况，县委采取了，以六十条为标准和讨论具体事例相结合的方法，由各个公社选择一个典型，进行划界限处理示范，尔后，分组逐人划界限。方法是：本人谈错误事实、情节和认识，大家分析性质，研究处理。不同的意见可以反驳，本人可以申辩，有说有论，有争有辩，这是一次严肃的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会。会议开的非常活跃，畅所欲言。例如，缑氏公社一个小组讨论到南家大队，把一千斤棉花拿到农贸市场上高价出售的问题时，大队长尚丙耀说：“俺队虽然完成了棉花征购任务，到市场出卖也是错误，这是违犯国家政策，今后要坚决改正。”党委副书记王保林和组织委员吴三和批评说：“你这是资本主义思想，投机倒把行为。”孙坡大队支部书记王书祥说：“我看这是光投机，没倒把。”这个说那个讲，会场气氛热烈，各持己见，这时，本人不同意，站起来反驳道：“我们不是转手买卖，搞商业活动，咋也不能承认，是搞投机倒把。”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李世法也站起来争辩说：“投机倒把的帽子戴不了，要是说不执行国家政策，那没啥说的。”连平常不好说话的扒头大队支部书记王遂辈，也别不住了，他抢着说：“请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人家支书、队长说得合情理，这事情说不上投机倒把。”这问题经过争论，最后认识一致了，大伙都说：“这是违犯国家棉花统购政策的错误行为，是资本主义思想，干部应该检讨，要教育群众，今后坚决改正。”
每一个问题都是运用这种民主讨论政策界限，民主讨论处理的方法，只用了两天时间，把每个人所犯的错误、所放的“包袱”，都过了一遍，界限清，是非明，本人满意，大家满意，人人心中有数，心情舒畅。
通过划界限，研究处理，对到会干部是一次再教育、再提高，使到会同志很受感动，不少同志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比如，南蔡庄公社石桥大队支部书记常平安，是土改时的老干部，一向作风正派，为人公正，深受群众拥护。去年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死了，没有棺材，他要用席卷，群众看不过，用队里木板给钉了个匣子。他对用了集体东西，心里老觉得是个疙瘩。大家说：这是群众拥护你，既不是贪污，也不算多占。他本人又沉痛、又感动地说：“从当干部我没犯过这样的错误。我用了群众的果实，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
至此，绝大多数人的问题解决了，但依据已暴露的材料，大约占到会人员百分之四的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人有的是，问题极为严重，情况复杂，交代又不彻底；有的是，敌我界限划不清楚，可能是敌人；有的是，贪污多占数目较大，投机倒把情节恶劣，牟取暴利在千元以上。会上已暴露七人，最多的达四千元，还有一个在万元以上。还发现犯有政治动摇的严重错误的县委委员石虎，又在这次会上压制批评。对于这些人，不可能用自觉放“包袱”的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不宜过早的作出结论。决定把他们留作专案处理。
会议上对敌人斗争的政策，对干部处理的政策，对打击投机倒把的政策，对经济赔退的政策，这几个方面的主要政策界限基本上划清了，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偏差。但这一次运动，由于两类矛盾互相交织，政策涉及的面很宽很广，在运动中还可能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县委在总结中强调了：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东西，一律请示报告，不得自行处理。这样就防止了在运动再发展以后，可能发生政策上的混乱。
会议的第四步，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了回去如何办。因为已有了—个公社和一个大队的先行经验，这里就不再详细叙述了。
（摘自偃师县委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的报告）
河南临颍县巨陵店区（相当于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共到会八百六十四人，其中区干部十三人，公社（相当于大队）干部四十九人，生产队干部五百一十六人，贫农代表二百八十六人。会议分四段进行：第—段，大讲阶级斗争形势，大查阶级斗争情况，提高阶级觉悟；第二段，查“上当”、放“包袱”；第三段，民主讨论政策界限，研究处理意见；第四段，总结会议经验，研究回去后如何串连发动和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生产和群众生活等。
会议由于人员多、时间长、规模大，通知一发出，对干部和群众就有很大震动，纷纷猜测会议的内容。说法各种各样，有的说要收自留地和借地，有的说要办大食堂，有的说是搞征购，有的说是组织生产高潮、搞“三清”，有的说是动员参军，也有的说开这样大的会反正是研究“大事”哩，等等。基层干部和贫农代表最怕政策变。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出了“安民布告”，明确地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集体经济，打击各种歪风邪气，进一步贯彻执行“六十条”。会议的目的一宣布，很快就消除了与会同志的思想疑虑。随着会议的进行，有关会议的内容不断地传回农村，在农村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应：贫农高兴极了，他们说：“开会是要压邪气、办好事情哩，安心生产啦”；富裕中农有点着慌，表白自己“我可没有单干思想了”；投机倒把分子惊慌害怕，有的说：“别人跑生意赚了钱，我可是赔了本”，也有的自动到税务所补交税款，神婆偷偷地藏起了神牌。总之，“牛鬼蛇神”闻风而退，有所收敛，大有“姜太公到此，诸神退位”之势。春耕生产出现了三高（生产情绪高、劳动出勤率高、农活质量高）、一多（积肥送粪多）的好局面。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会议第一段，彻底揭露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种种破坏活动和复辟罪行，认识危害，分析原国，回忆对比，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感情。
首先听了关于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和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动员报告。报告之后大体有四种情绪：一是多数同志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猖狂进攻很气愤，很激动，积极揭发问题，完全拥护开展一次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有的甚至有点埋怨情绪，说“早就应该这么办”！这大多是土改时的老积极分子。二是一部分原来有麻痹思想的同志，听报告后大吃一惊，如有的说：“咱成天只顾埋头生产，搞‘多劳多得’哩，不知道外边快‘翻天’了。”认为中央提出的开展一次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很适时，很必要。三是有错误的人怕挨整，表现不安，个别人甚至不吭气国家了。四是有的人阶级观点模糊，或者水平较低，对报告还未听懂，仍存在着麻痹思。针对上述思想，又作了一次动员报告。一件事一件事的摆情况，分析危害，以许多实际事例进一步说明当前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和开展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的重要性；讲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生产的关系。交代政策，宣布不追不逼，不典型批判，不大会斗争。号召代表和干部安下心来，开好会议。
接着以小组为单位摆情况，发议论。在讨论中有些贫农代表不敢大胆发言，经过了解，发现来的生产队干部和贫农代表中有不纯分子，有的是儿子代替老子，有的是富裕中农代替贫农，审查后，让回去八人，少数中农留下参加会议。这样大家敢于敞开发言了。小组会上开始摆的问题，以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情况最多，认识也较为深刻。到会的贫农代表情绪激动，越说越气，有的痛哭流涕。贫农代表（党员）娄水全，痛哭流涕地控诉地主、富农近—年来打骂他三次的罪行。地主段洪昌打了他，还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员怎样，打了也没事！”贫农代表刘根正，原是村干部，反“五风”被选掉以后，富农刘克昌走路故意跟他扛膀子，并说：“你也不咋着谁一点！”去春以来，全区发生地、富、反、坏反攻倒算事件二十六起，四类分子殴打干部和贫农的事件十六起。马庄庙公社地主、反革命分子李四功扬言：“总有一天要杀上几个！”又说：“我这—辈子不中，还有我儿子、孙子的哩！”情况一摆，大家的情绪很激愤，有的要求“法办他几个”，有的抱怨领导说：“这二年政策太宽了。”有的检查麻瘁思想，表示回去要严格管制四类分子。
在摆出地、富、反、坏活动的基础上，引导大家摆资本主义的猖狂活动，分析危害。在摆这方面的情况时，开始发言不多，劲头不足，认识不清，原因：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政策界限不清，或搞过一两趟投机生意怕牵连自己。为此，领导上就主动地交代政策，划清界限，解除顾虑，并从揭露一些较大的投机倒把事件入手，分析认识危害，逐步深入。沙庄生产队的事实，使大家受到了很大教育，这个队一九六一年是个好队，自去年秋季以后，以队长为首，六个队委参加，光搞红薯磨粉生意，不管农业生产，几个月时间内即牟利一千六百余元，而生产队却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去年秋季种的烟叶本来能收二千六百斤，由于没人管，只收了七百斤，霉烂损失一千九百斤，每斤以三角计算，损失五百七十元，少得奖励粮一千九百斤，少得奖售化肥六百斤；大豆由于收得晚，霉烂、丢失四千五百斤；去年全队应种小麦二百五十亩，只种了一百八十亩，后经区里督促，直到十二月底才又种了晚麦四十亩；给社员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这样一揭一算，大家才认识到资本主义进攻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提高了认识，擦完了眼睛，进一步挖出全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千元以上的四户，五百元以上的九十六户。如孟庄公社投机倒把分子孟福金，假借为生产队搞生产之名，把队里千余元的资金窃为己有，自开染坊，裁缝铺，雇了一个长工，收了四个徒弟（实际也是长工），光他贩卖烟叶和颜料，两年来就牟取暴利八千余元，去年盖了三间大瓦房。凡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赌博、偷盗、买卖婚姻、放高利贷、买卖宅基地等现象也相当严重。通过摆情况，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时时刻刻在向我们进攻，因而，要社会主就必须打退资本主义的进攻，必须反对投机倒把。
回头来又大摆封建主义的复辟情况。全区有巫婆、神汉、阴阳先生四十七人，到处骗人诈财，坑害群众。拜佛求神的很普遍。认干亲、拜把子等封建陋习，也纷纷出现。这些情况容易摆，摆得也多，但往往一笑置之，提不高认识。为此，我们就选择了上当受害者，现身说法，彻底揭露。纺车刘公社贫农代表刘宗歧，害“箍眼”，找巫婆看了说是“恶鬼缠身”，要蒙头睡三天才好，结果没到三天，眼就瞎了一只。巨陵公社支书杨清波的小孩有了病，神甫要他不住口地念一夜“耶苏拿把剑，杀的魔鬼出宅院”就好了，杨清波听其摆弄，遵嘱照办，结果第二天孩子就死了。骗局一经揭穿，就是很好的反面教员，而且教育非常深刻。
许多事实摆出以后，认识大大提高了，但程度不一致，一般地是：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认识深刻，对资本主义的危害性认识还不深刻，对封建迷信的危害性还有许多人不能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原则高度去认识。于是，在摆情况和初步分析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问题，交大家讨论，即：有无阶级和阶级斗争？“牛鬼蛇神”是为谁服务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无危害？我们同“牛鬼蛇神”是针锋相对，还是和平共处、回避斗争？“牛鬼蛇神”是怎样向我们进攻的，有无上当的？讨论很热烈、很认真。有的说：“牛鬼蛇神”狼狈为奸，都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任其发展下去，集体经济就要瓦解，旧制度就要重新压到我们头上。经过讨论，把各种现象串在一起，眼睛就亮了，认识到这就是阶级斗争。并总结了五大危害：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坏集体经济的巩固；分化瓦解阶级队伍；扰乱社会治安；腐蚀党员和干部。经过摆敌情，分析危害，查原因；回忆对比，贫农代表和干部共同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一致表示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划清界限、分开家，团结一致，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猖狂进攻。
在第一阶段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查“上当”，放“包袱”。这个时候，虽然纷纷要求检讨，但情绪紧张，思想顾虑很多：怕丢人，怕处分，怕说一追二，有贪污盗窃和资本主义行为的怕经济赔退、怕补税。总之，想下水又不知水多深，小心翼翼。思想斗争是激烈的。根据这种情况，区委首先下水，带头放“包袱”。在区委带头放“包袱”之前，为了充分作好准备，曾开过四次区委会，两次是个人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两次是划界限、定性质，研究在大会上如何检讨。准备得比较充分，问题也挖得比较全面、透彻。如：冒领救济布证集体私分，克扣农产品奖售针织品证和纸烟；借运生活煤之机，提高运价，从中获利；无偿平调林场红薯机关食用；私自扣留国家统购油脂建立“小家当”，以及生活特殊、多吃多占、走“后门”等。区委书记巩留山同志代表区委作了检讨之后，也检查了自己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本位主义、生活特殊、开“后门”等缺点和错误，并交代政策，解除顾虑，号召大家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主动地放“包袱”，洗“温水澡”，轻装上阵，一致对敌。对大家启发很大，解除了大部分干部的思想顾虑。许多同志说：区委书记问题那么严重，都检查了，咱还怕啥，前边有车后边有辙，请掂住布袋口往外倒啦。大家争先恐后要求交代问题。我们就及时地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三十五个支书、社长等主要干部带头放了“包袱”。接着就出现了第一个放“包袱”的高潮。豢龙公社—个生产队长（原大队会计）赵鸿宾，原来有顾虑不敢讲，在区、社干部带头之后，主动检查了自己贪污粮食六十斤，棉花七斤，布证十七尺半，鞋证两张，以及花钱、吸烟随便报销等错误。这样，经过一天多的时间，就放出了一千七百五十一个“包袱”。据摸底排队，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干部交代得彻底或基本彻底。特别是生产队干部，在充分搞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上有区、社干部带头，下有贫农代表监督，多数同志在第一个高潮即可基本解决问题。没有放完的，多数是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问题较大。有的人光吸烟不说话，光跑厕所，有的人屋里到院里，院里到屋里，心神不定。
针对上述情况，为了使绝大多数同志丢掉顾虑，彻底放下“包袱”，我们选择了五个问题较大、放“包袱”较好的干部，大会典型示范，当场宣布免于处分，具体亮明政策，号召到会同志向他们学习，勇于交代，彻底放下“包袱”。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个别交代，小组交代，书面交代都可以。对于少数问题较大的同志，由区、社主要干部分别交谈，互相交心，热情帮助，解开思想疙瘩。这样，就出现了第二个放“包袱”高潮，未交代的人交代了，交代不彻底的又作了补充。在第二个高潮中，有一百零一人又放掉了“包袱”二百七十四个。经过两次放“包袱”高潮，到会五百七十八个干部，共放出“包袱”二千零二十五个。
在放“包袱”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号召有问题的同志，在会内会外，会前会后，找熟悉自己的同志主动谈心，交换意见。这样，可以克服被动顶牛的局面，使被帮助的同志感到主动，帮助别人的同志也感到自然。大家都称这种作法叫做“求医”、“送礼”、“照镜子”。如张庄公社生产队长滕根德，接受投机倒把分子滕麦会贿赂十元，包庇他漏了税，这一条没检讨，当他主动征求意见时，别的同志就给他提出：“咱队滕麦会投机倒把漏税你知不知道？”他未等别人直接指出，就主动说出了问题的真象。这种自己主动搬梯子下楼的办法，到会同志极为满意。
在放“包袱”阶段，贫农代表的作用也是极为突出的，他们表现了高度的阶级责任感，对干部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同时，凡是干部诚恳检讨、决心改正错误的，贫农代表就欢迎，也就肯诚意地帮助他们。如孟庄公社社长赵国祥，错误较大，耽心到群众中过不了关。当他在会上彻底检讨之后，贫农代表张朴全就说：“你只要检讨好，我们保证说服群众保护你过关。并善意地给他提出两点检讨不够的地方。干部感到温暖，诚恳接受意见；贫农代表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凡是干部躲躲闪闪缺乏诚意的，贫农代表就有意见。如娄庄公社秘书娄伯钧检讨不好，贫农代表娄清山把脸一扭，说“尽（是）毛羽！”说他没有刨根，“皮都不沾”。随后写了个条子，揭发他贪污二百零五元的事实，要求上级处理他的问题。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会中始终注意发动与依靠贫农代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与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会上不让他们放“包袱”，他们也要求放—放，有的说：“我做过两趟生意，是资本主义行为，今后决心不干。”有的说：“我家敬的也有财神爷，是封建迷信，今后一改正。”到会贫农代表二百八十六人，会上自动放“包袱”四百七十四个。会议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既提高了贫农代表的觉悟，也帮助干部洗了澡。原来有的干部认为贫农代表参加会，是为了“整”干部，现在完全改变了看法，说代表是“桥梁”，是自己下楼的“梯子”。
总之，查“上当”、放“包袱”这一段，我们主要抓住了四个环节：领导带头，交代政策；典型示范，启发觉悟；主动检讨，找人帮助；发动贫农，帮助干部。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自始至终强调思想发动，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使到会干部与贫农代表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而且对这次自我教育的方法普遍感到满意。说：“有错误的治了病，没错误的也打了防疫针。”曾发誓两代不再当干部的党员李纪山检讨说：“过去我算错完啦，今后党指向哪里我就干到那里。”
放“包袱”的高潮过去了，大多数同意的态度是：承认错误，决心赔退，今后洗手不干。并且急于摸底，要求领导上早作处理，好放下心来。但也有不少同志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有的怕“零星吃瓦渣，大块屙砖头”，有的怕补税、怕罚款，有的愿意赔退，但怕戴“帽子”，也有的认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既检讨了，就不应该再叫退赔。还有的怕受家庭埋怨等。因此，如何处理好到会同志的“包袱”问题，确已成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组成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的关键问题。
对会上所放“包袱”的处理，总的原别是以“六十条”为准，符合者立之，违反者破之。根据这个原则，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六十条”以及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县情况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若干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草稿）”，作为大的“杠杠”，民主讨论，统一政策思想。
接着把经过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八个案例印发各组，组织讨论，以“六十条”和有关政策为准，具体讨论每一个案例的性质、界限，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加以汇总，再印发各组，作为“样版”。
这样，“杠杠”加“样版”，既有原则规定，又有具体实例。发动大家对照自己，划界限，定性质，提处理意见。个人自报，小组讨论，作为初步意见，报公社或区委审批。由于在讨论时反复征求贫农代表的意见，也允许本人申辩，因此对每个人问题的处理基本上能做到既合乎政策规定，又达到本人满意、群众满意。关于退赔问题，贫农代表很重视，认为“放包袱是表态度，赔退是表真心”。对那些平时工作积极，生产领导好的干部，有些小浪费。认为可以原谅。对平时工作不好的干部，要让赔退。特别是挥霍性的浪费，坚决要求退出。如一个大队的几个干部，城里唱了十天戏，他们就去看了八天，大吃二喝，挥霍了一百五十元，贫农代表要求全部退出。这样作，对到会干部和贫农代表又是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
经过划界限，民主研究处理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干部占百分之十七点五，有大、小各种问题的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五。经过个人订计划，民主评议，需退款二千四百三十元，粮食二千八百零四斤，烟叶七百五十八斤，布证四百五十七尺。有问题的干部中，在组织上免予处分的占百分之九十六，需要处分的占百分之一，还有百分之三的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这些人中，一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数量大，或情节恶劣；二是敌我不分，严重丧失立场，或本人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的问题，需要通过群众运动进一步查情处理。
在划清政策界限的基础上，评选了模范干部，全区共评出四十八人，其中区干部四人，社干部十三人，生产队干部三十一人。这就给到会干部树立了榜样，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斗志，坚定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第四阶段主要是总结三级干部会议的经验，研究如何发动贫雇农、下中农组成阶级队伍，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春耕生产和群众生活。
关于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初步意见是：全区九个社，分两批进行，先开展三个社，以便取得经验，在面上推广，点上先走一步（即先搞一段），面上紧跟。在作法上，坚持由党内到党外，由贫雇农到中农，由内部到外部的原则，从各公社的不同情况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千篇一律。其具体步骤是：第一步，串连发动贫农、下中农，组成阶级队伍；第二步，全面发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第三步，在提高阶级觉悟、组成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处理外部问题。详细安排内容另报。
（摘自临颍县巨陵店区委四月三日的报告）
我们区委在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基础上，于四月八日召开了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会（农村全体党员和一部分贫雇农土改根子也参加进来了），到十八日结束，开了整整十天。
这次会议，是分四个段落开下来的：第一段，从阶级分析入手，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第二段，启发到会干部党员自觉地放“包袱”；第三段，把政策交给群众，让大家自己处理自己的“包袱”；最后，是研究进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作法。这次会议是在地委、县委的直接领导帮助下开下来的，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地贯彻阶级分析，自始至终地揭发敌人，自始至终地进行回忆对比，坚持自我教育和团结自己的方针，会议的主要锋芒自始至终地对准阶级敌人。所以这个会开的效果很好，所有参加会议和全体领导会议的人，都接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都很受感动。大家说：“开这个阶级会可值得，几年没有开过这样好的会了，这次开会把眼睛擦亮了，人身上轻松了，心里也舒服了。
现在把我们这次会议开法和情况简报如下：
首先针对干部的思想情况，作好启发报告。在这个时候开这样大的会，对下面的震动是很大的。来开会的干部开始都摸不住头脑，会议一开始，我们首先作了一个启发报告，除了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大讲大好形势，大讲阶级斗争，具体地揭露阶级敌人种种破坏活动的事实，进行阶级分析，把人民内部（特别是干部）的一些问题的根子，归结到阶级敌人身上去，向大家检讨我们领导上由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学习的不好，和贫农、下中农联系谈心少，所以这几年走阶级路线不够，依靠贫农、下中农和给贫农、下中农撑腰不够，和阶级观点模糊等缺点，并提出一些问题来（如“现在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阶级斗争”等问题）让大家讨论，让大家回忆回忆，想一想，把自己的情况摆一摆，看我们讲的和实际情况碰住碰不住。事后看来，第一个启发报告很重要。这实际上是领导带头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样，会议一开始就把主要锋芒指向阶级敌人，就引导大家面向阶级敌人了，许多猜测顾虑也就打消了，都稳下来了。原来通知来开会的要带十天粮食，有的生产队长只带了一两天的粮食，先来听听风，如果看势不好，就以回家拿粮为名溜回去不来了，听了启发报告以后，这些人马上托人给家里带信送粮来。原来这个会计划是六百多人，会议越开人越多，最后来到一千一百多人。
揭“盖子”从阶级分析入手，由浅入深。启发报告以后，分组讨论，联系本队的情况。小组讨论一开头，就把“盖子”揭开了，大家抢着发言，会议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高潮，揭发了阶级敌人的一大堆破坏活动。看来，区四级干部会上揭的比县四级干部会上揭的深些，生产队的干部比大队以上干部揭的更深些，到会的土改子比干部揭的还深些，一层此一层揭的深透具体。从揭“盖子”的整个进展情况看，是逐步由浅入深的，开始揭发敌人一般都是笼统的，星星点点的，表面的，随着大家阶级觉悟的提高，把眼睛擦亮了，人人都开动脑筋，揭发敌人的破坏活动，就越揭越深，越揭越具体，越揭越系统，越揭越透彻。大家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先揭外队的，再揭本队的，先揭外逃的，再揭在家的，先揭明显的破坏活动，再揭隐蔽的破坏活动；先揭与自己无联系的，再揭与自己有联系的。揭发敌人的目的，是提高我们干部，提高干部的关键是帮助大家综合情况，进行阶级分析。
边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边引导大家进行阶级分析，才能把敌人的活动的来龙去脉和目的搞清楚，才能提高我们干部的阶级觉悟。国为揭出来的敌情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也就是说我们干部对阶级敌人的认识也是不系统不深刻的，揭一阵敌情，就帮助大家综合一下情况，引导大家务务“虚”，进行一下阶级分析，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干部的眼界，眼睛就更亮了，就能够提高到阶级斗争观点上来讲问题了，就不说这是某一个地主的问题了。开始有一个干部，揭发了个地主威胁贫农，说“你不消狠得，三个半天总有老子一个半天”，大家听了这句话都不在意。后来许多地方都揭发出很多地主都说这句话，把这个情况综合起来，为什么各处地主都是异口同声呢？引导大家一分析，这才认识到整个地主阶级不死心。大家一致说；“地主们还想压迫人，吃剥削饭，以后我们可不能麻痹。”开始有的生产队揭露地、富、反、坏分子当饲养员，把牛喂死了，这时有些人就说，贫农、下中农也有把牛喂死了的，认为是责任事故。后来把全区这几年的耕牛繁殖和死亡的情况综合分析了一下，全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四年当中，贫农、下中农当饲养员的有二千零八十七人，喂养的牛有二千五百零八头，四年的时间繁殖了五百四十一头，非正常死亡了五十头；而二百五十四个地、富、反、坏分子当饲养员喂的三百零九头牛，死亡了七十六头。这样一综合分析，大家恍然大悟，有的队马上派人回去，把四类分子喂的牛夺回来了。
进行阶级分析的最好办法，是回忆对比。
一回忆对比就自然地诉起苦来了，一诉苦就打动了人心，有的小组是一人诉苦全场落泪，连下去作记录的县区干部也流了眼泪。以苦引苦，互相启发，再加上个别发动，苦大仇深的带动苦小的，老年人带动青年人，又进一步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揭“盖子”的高潮。这时揭的最深，把敌人最隐蔽的活动都揭出来了，土改不彻底和阶级敌人反攻复辟活动严重的生产队的干部，顾虑大，“盖子”一两天也揭不开，一回忆对比诉苦就把“盖子”揭开了。根据会上揭发的情况，对全区七百四十四个四类分子的分析排队。比较守法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有一般破坏活动的占百分之六十，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占百分之十五。
从揭露的材料看，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主要矛头对准集体和国家经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干部、贫雇农土改根子这三个方面，其破坏活动共计有五千四百九十二起。仅破坏集体经济就有一千一百七十起；唆使干部群众闹单干的六百五十四起；侵占集体土地的一百三十五起，侵占土地九十五亩二分；伤害耕牛九十一起，搞死七十六头牛，搞伤十五头牛；盗窃集体财物二百五十六起。
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软有硬，软硬兼施，但大量的主要的是用软的办法。在三类队和对生产队以下的干部、土改根子、积极分子，阶级敌人主要是用“硬”的办法，进行明目张胆的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诬蔑陷害；而在一类队和对大队以上干部，则主要是来“软”的，与干部和土改根子开亲、结干亲、攀远亲、请客送礼、行贿、拉拢同伙偷盗、做投机生意。据初步统计，全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积极分子和土改根子共三千七百八十五人，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被阶级敌人拉拢、打击过的就有二千零七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其中与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结婚、开新的二百零八起；与干部塔干亲、攀远亲的二百零一起；引诱干部下水搞偷盗、做投机生意的一百二十六起；施美人计进行腐蚀的三十二起；行贿收买干部的四百七十一起；反攻倒算逼迫贫雇农、土改根子搬了家的二十二起；造谣诬蔑陷害干部、土改根子和积极分子的六百三十三起，被陷害整垮的干部有十八人。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盖子”要一个一个地揭。
由于阶级敌人这几年用“软”的办法同我们一部分干部勾搭上了关系，所以在揭“盖子”当中，先是揭敌人的“硬”的，后揭“软”的。有一些干部被敌人勾搭的紧，一揭敌人就联系到自己，所以这些干部开始有顾虑，觉悟低，“盖子”揭不开，他不主动揭和他有联系的地主“盖子”，别人也不揭这个地主，积极分子、土改根子望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望大队干部，大队干部望公社干部，层层观望。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又采取从上而下层层带头“报上当”，和敌人“分开家”的办法，解除顾虑，层层带头揭敌情。有两个公社书记同志在去年年终分配决算评功表模时，曾亲自批准几个地主当模范。两个公社书记向大家一讲，检讨了自己阶级观点模糊，承认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有的区干部也检查了下乡在地主家住，在地主家吃饭的错误。上面的干部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也就没有顾虑了。有的干部说；“公社书记这几年都搞糊涂了，我们还清楚得了，他都说了不算大错误，我们还有什么不可说的。”于是，把与自己有联系的地主的破坏活动也揭出来，干部也把“上当”的“包袱”放下来了。
经过这次揭“盖子”，把闹房头、闹宗派的“谜”也解开了。全区近两年中闹房头闹宗派的总计有六百多起，绝大多数是地、富、反、坏分子主谋煽动起来的，他们在背后“上药”，叫贫农、干部出面“放炮”。开始大家都不揭这个“盖子”，都还憋着一胜子气，要说起来，也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对，议论了半天，也谈不出个眉目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引导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到底是房头亲，还是阶级亲？一回忆对比，一讨论，又把这个“盖子”揭开了，把闹房关、闹宗派的根子挖出来了，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疙瘩”也解开了。
有少数干部，过去被敌人拉过，在前几次运动中又被敌人借机打击过，他们对阶级敌人有仇，对领导上也有些怨气，所以开始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时，他们不大敢发言。我们摸准了他们的心情之后，首先向他们道歉，并向大家讲明，过去敌人拉我们的干部，我们光整干部，敌人在一旁高兴，这是我们上了敌人的当；在这次运动中或今后发现敌人拉我们干部“下水”的，不整干部，首先整敌人，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教育提高。这样一来，就把上下之间的“疙瘩”解开了。这些干部揭发敌人，向敌人斗争，表现特别积极。
从这次会议上揭“盖子”当中发现，少数土改夹生、阶级敌人没有打倒的队，和敌人反攻复辟活动很凶的地方，那里的干部和群众怕“变天”的思想顾虑很大，这种地方群众的生辰八字，依然被土改时漏了网的地主恶霸反革命骨干分子掌握着，那里的群众说：“解放十几年了，我们现在还在地主恶霸的胯巴裆里过日子。这些地方的干部有的被敌人威胁住了，有的被敌人掌握了，群众说他们的队长是“外交队长”、“会议队长”、“影子队长”，队里的大事都由阶级敌人作主，有的地主年轻力壮不参加劳动，“吃五保”，象这样的生产队全区有十二个，凤凰公社的联盟、红星两个大队里，有半数的生产队实际上是阶级敌人当家。这些队的干部来开会，敌人都事前作了交代的。经过会议发动、这些干部提高了阶级觉悟，一肚子苦想倒出来，但又不敢倒，怕揭了“盖子”不解问题，反而惹祸上身，不揭“盖子”又睡不着觉。我们发现这种队以后，在会议期间，就加强领导，深入思想发动，引导大家讨论分析过去敌人为什么没打倒，使他们认识到，只要贫农起来当家作主，把中农团结起来，就能打倒敌人。同时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让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江山是铁打的江山，国民党是永远回来不了的，地主的那个“半天”永远是来不了的，鼓舞他们的斗志，给他们撑腰，并说明这次会议以后，要派工作组跟他们一同进乡，坐下来帮助他们搞，敌人不打倒，贫农不当家，工作组就不离开。再加上个别串连发动，就把顾虑打消了，把这些地方的“铁盖子”揭开了。这些地方揭出来的情况很惊人！
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敌我矛盾突出起来了，大家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把大是大非的问题弄清楚了，就引导大家处理我们内部的问题，启发大家放“包袱”。放“包袱”来的很快。为了彻底和敌人分开家，为了向敌人作斗争，为了贫农当家作主，巩固集体经济，搞好生产，大多数干部都自觉自动的放自己的“包袱”，觉得不把“包袱”放下来，对不起党，对不起贫雇农，对不起群众。
整个放“包袱”的过程，又是一个更为深入的思想运动。有的人整夜翻来复去睡不着觉，有的人电影也不看了，“包袱”放不下来，心里总有个东西往上涌，不说出来，浑身都不舒服。
在开始放“包袱”的时候，有些人还是有顾虑的，怕“绕个圈子整人”因此，我们首先领导大家学习政策，反复交代政策。对省、地委的有关政策规定逐条逐句的进行了学习。强调实事求是，自觉自动，不追不逼，再就是采取自上而下层层领导带头放“包袱”。
事后看来，层层领导干部带头放“包袱”的带动作用极大。我们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一带头放“包袱”。大家说，区委书记、公社书记都带下水“洗澡”，这一次的“水”保险不“烫”人，所以大队的干部、生产队的干部都紧跟着放开了。放“包袱”和揭“盖子”的规律一样，也是由浅入深，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在放“包袱”当中，除了领导带头以外，还要做好个别发动，培养典型，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放“包袱”实际上是揭“盖子”的继续。在放“包袱”当中，又揭露了阶级敌人的不少破坏活动。哪里“盖子”揭的深，揭的透，那里放“包袱”也就放的彻底，放的顺畅。
放“包袱”当中，不能为放“包袱”而放“包袱”，在放“包袱”当中也要进行回忆对比，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在放“包袱”的同时，就把背上“包袱”的思想过程也交代出来了，把“包袱”的阶级根源也找到了，这样一来，就是放的—般性的“包袱”，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很大的教育。有的人既没与阶级敌人往来过，也没资本主义的行为，没有什么“包袱”可放，但也检查了自己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检查了“退坡”思想，检查了当干部“划不来”的思想。并且积极帮助别人分析“包袱”。有的人在揭“盖子”时就把“包袱”放下来了，再没有什么放的了，就自动的进行阶级分析。到会干部普遍反映：“‘包袱’背在我们身上，‘包袱’的根子生在阶级敌人身上。放‘包袱’是为了整敌人，而不是整自己人。”所以大家放了“包袱”，心情舒畅，这就达到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目的了。
有些人的“包袱”比较大，一时放不下来，也不追不逼，个别发动，耐心等待。最后剩下少数问题特别大的人，也就孤立起来了，这也就达到团结提高绝大多数的目的了。
这次到会参加放“包袱”的四级干部共有一千零一十四人，初步分析排队：“包袱”放得彻底的九百五十九人，占百分之九十四点五；“包袱”基本放下来的四十九人，占百分之四点九；问题特别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不属于内部放“包袱”的有六人，占百分之零点六。共放了大大小个的“包袱”三千四百五个九个。全区有两个干部一尘不染，一个是锦绣大队支部书记曹华卿，一个是红星大队妇女队长万玉珍。
这次会上揭露问题特别严重的六个干部，都是大队一级的干部。凤凰公社红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文芬，贪污敲诈一千二百多元；凤凰公社联盟大队副队长胡其焰，贩卖耕牛、粮食，牟取暴利上千元，并擅自作主将两个生产队的耕牛、农具和四十三亩地分到了户；童周岭公社联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小维，同地主史光明一起，组织了一个投机倒把集团，牟取暴利五千多元；童周岭公社明星大队会计罗钧玉，贪污二千二百多元；大屋陈公社前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友善，贪污一千三百多元，私人雇三个工人开铁铺；大屋陈公社群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启龙，放高利贷，开轧花铺；牟取暴利一千一百多元。
“包袱”放下来了，处理包袱就成了大家的要求。首先是学政策界限，大家反复的逐条逐句的学习了省委、地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政策规定，根据政策精神，划清各种问题的界限。处理“包袱”的具体方法，是个人自报，小组评议，上一级批准的办法。一般是以小组为单位，先树立一个处理“包袱”的样版，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都有样版就好办了。处理“包袱”不一定要人人过关，属于一般性的问题，只要本人检查认识的好，决心改正，并订出了改（兑现）的规划，上面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对几个问题特别大的，留在后面作专案处理。处理他们的问题时，交给大家讨论。大家一讨论，说：“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的问题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外部问题了，要不从严处理，不先是脱离群众，还会脱离我们干部。”
处理“包袱”划界限，又开展了阶级分析，—分析，又分析到阶级敌人头上去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的危害性又进一步作了分析。这一点，有的小组一个小问题也分析了个把钟头。大家说：“这一次可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行为了，以后可不沾它的边了。”
在处理“包袱”当中，大家很受感动，所以又有一些人“补充”出来了一些“包袱”，过处理边补充，有个别人补充出来的“包袱”比先前放的“包袱”还大，这次把背了几年的“包袱”丢出去了。
我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认真执行了检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包袱”是为了使大家彻底放下“包袱”，不能因为处理不当，再叫大家背上新的“包袱”。
开始处理“包袱”时，有些干部为了向党向群众表示决心，有一种倾家荡产搞兑现的情绪。所以我们又强调处理“包袱”和兑现都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不伤感情。从处理的结果看来，基本上都做到了“三满意”，即群众满意，领导满意，本人满意。
干部回乡后，都主动向群众作了交代，主动搞兑现，群众说：“开了几天会，干部都变了一个模样，还是好干部。”
进乡的作法，我们强调面上依靠支部，发动贫雇农，结合生产，以生产为中心搞社会主义教育。区和公社集中力量，分期分批帮助土改不彻底的和阶级敌人活动凶的落后队，把时间放长一点，工作作细一点，结合生产，扎根串连，发动贫农、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团结上中农，打倒地主，树立贫农优势，让贫农真正当家作主，彻底改变落后队的面貌。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我们花明楼公社以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省、地、县委的指示，今年二月初进入到第二阶段，又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层层训练干部，大揭阶级斗争和在党内反映的“盖子”，层层带头自觉放下“包袱”，串连依靠贫农，放手发动群众，大反“黑风”，打击敌人破坏。
通过第二阶段的运动，人们的精神面貌、干群关系面貌、集体生产面貌和社会风气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运动中没有对干部搞典型批判斗争，是依靠提高阶级觉悟和党性作为动力，促使干部自觉放下“包袱”，又痛又快，心情非常舒畅。竹林大队长刘立云，一个人就自觉地放了十五个“包袱”，光偷盗便有五次。双狮的生产队长汤梅生，去年找支部书记和社员磕头，表示“坚决不愿再干”。这次交代了伙同几个队干私分多占一千二百斤谷等错误，表示坚决要把头磕转来。炭子冲大队长王升平，原来因犯“五风”受过批判，老是讲“厚的看薄了，薄到看穿了”，对革命懒心懒意。这次也放下了“包袱”，表示“以后坚决把怨气丢到五湖大海，永远革命到底。”
广大社员更是非常兴奋，炭子冲队贫农社员黄八阿公说：“去年春天，我给刘主席写过一封信，那时候乡里硬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喊分田，象黄蜂子出窝一样，叫得人心惶惶的。好人有好人的道理，坏人有坏人的道理。搞不清楚那个对。这下子好了，如今只有一个道理了，放下‘包袱’、反掉‘黑风’、搞社会主义，这才是正理。这样搞下去，集体生产有办法了。”黄端生的这段话，反映了广大群众对这次运动总的看法。
过去一段，社会上“黑风”猖狂，问题成堆，不少群众很为社会主义耽忧。泉江大队贫农社员汤文立说：“前段黑风那么厉害，总怕农村又会走苦死千家，发财一户的老路。二万五千里长征会要重走，烈士的鲜血要重流，土改会要重改，合作化会要重化。”“这次运动真解决了天大的问题，硬是久旱的喜雨，二伏的凉风，来得真好。”
双师大队贫农社员陶先胜，原来自称是“除非玉皇倒圣旨，除非落气上西天，不然就要分田单干”。现在参加集体生产积极坚决，表示“有这么好的政策，分田的心思也死了”。
安湖塘队贫农社员陶冬明也说：“反掉十股黑风，等于送走了一堂瘟神。如今的人都困醒了，大家一条心，黄土也成金，这样搞下去，那个还想通社呢！”
柘木冲队中农社员黄富春，现在来有八百一十斤谷存在队上，前几天队长催他担回去，他就是不肯。说：“我就不得担回去。如今干部包袱也放了，三年的老账都出榜了，我一不怕‘共产风’，二不怕贪污搞鬼，三不怕多吃多占，担回去放到扮桶里还怕老鼠子吃，如今放到集体又几多稳重咧！”“前年我分一千九百斤谷，队上硬要统一管，那时候账都冒得查，那我就放一粒都思想蛮不通。”黄富春六十二岁了，从去年扮禾以后冒出过集体工，最近一个月除了雨天，天天出了工。
经过运动，贫农（包括下中农）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维护集体、办好集体的坚强依靠力量。反映是：“过去干部不大靠我们，我们也不想得罪人，懒得管事。如今是自己的事了，谁要侵犯集体，我们就不答应他，大众的利益头一个得罪不得。”
集体经济也变得更加巩固。出工、投肥都起了很大变化，绝大部分队都是天天满勤。去年也喊栽树，群众反映是“乱砍伐止不住，现的蓄不好，扯掉胡子栽须，那个来裁！”今年光炭子冲大队便裁了十八万铁树苗，二百来亩。炭子冲生产队去年连集体已养的一头母猪，也下放到了户，三个人抽签争着要。最近，集体又买了一头母猪，还准备再喂两头，而且新种了五十斤麻蔸，还准备种两亩棉花，搞点姜，担一瓢水的鱼苗，养三箱蜜蜂。队干部说：“去年社员出工还要三请四催，当队长就是喊人困难，今年不同了，大家抢起工夫做，今年当队长就是排工困难。”
整个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共做了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向您们汇报如后：
把阶级斗争和在党内反映的“盖子”揭深揭透，是这次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决定关键。
运动之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很多同志包括公社党委在内，的确是睡在鼓里面，麻木不仁。认为土改已经十三年，现在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太平世界，不分地主、贫农，都是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好象没有什么严重的阶级斗争了；认为农民本钱不多，做点生意，不过是为了解决困难，搞得成什么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一句话，由于孤立地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把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问题，轻描淡写，看成无关大局。
层层揭开“盖子”，用阶级分析的照妖镜一照，先是领导上大讲（牵涉干部的只讲事、不点名），而后层层大揭大摆，越摆情况越明朗、越严重，这才大吃一惊，困醒过来。
敌人没有几个老实的。全公社一百一十二个地主、富、反、坏四类分子，揭发出有破坏活动的就有八十五个，占百分之七十九，其中有现在还记有变天账的；有持刀追杀贫农的；有反攻倒算把贫农赶出屋外的；有负责养鱼却挑来“横杆子”把鱼吃得干干净净的；有今年春节还从外面写信回来，声称；“我家家破人亡，切齿难忘”，教育子女“时记在心”的；还有大造谣言、偷盗破坏、投机倒把、挑拨干群关系，以至当上生产队长、直接篡夺领导权的。
荷叶大队揭发了一首地主的反动诗，原话是：“夏季青山绿油油，前人财产后人收，后人收了莫欢喜，还有前人在后头。凤是凤，鸡是鸡，凤凰毛落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凤还是凤，鸡还是鸡。”这首诗反映了地主阶级不甘心、仇恨到顶的心情，对大家教育很大。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风”已经刮进人民的内部。据不完全的统计，全社便有赌窝二十八处，一次输赢有几百块的；较严重的投机倒把有一百一十五起；放高利贷的六十五起；去年秋后便发生过偷盗案件二百七十四起；有森林的几个大队、百分之七、八十的户都有过偷砍树木破坏森林的行为；还有剥削性的请客请酒二十三起；迷信活动也随风而起，连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也在大做道场，超度亡魂；宣扬色情、迷信、凶杀的皮影、花鼓戏，如“十八摸”、“杀蔡鸣凤”之类，也很盛行。群众反映是：“过去打倒了的，现在又兴起来了”。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和干部队伍内，同样相当严重。阶级斗争观念模糊淡薄，对坏人坏事和平共处，所谓“怕得罪人，怕挂红胡子”，几乎是普遍的思想。很多的同志就在这种模糊观念下解除了思想武装，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由于经不住这几年苦日子的困难考验，经不住“黑风”的冲击，由“和平共处”到“羡慕参加”，到“同流合污、一起大干”。大队给地主开证明也称“某某同志”；有找直接斗争过、以后死于狱中的地主的女儿结婚，认敌作父的；有请坏分子冲锣作道场，群众称之为“两个坏分子喊礼、一个党员磕头”的；有与坏分子合伙投机倒把、偷牛杀牛、破坏森林的；有秋前借出三十斤谷，秋后要还一百斤谷的；有趁人之危，一钵饭换一件衣裳、二两五钱米兑一把耙头、十斤米买一架风车、七十五斤米换四间房子的。“当干部吃亏论”更是普遍，向资本主义看齐，而不是向社会主义看齐。有的党员干部来公社开会，白天参加，晚上退席，理由是“十分工的补贴已经用完了”。
在这个基础上，将省委出的几个题目层层发动大家讨论：“这样发展下去会带来甚么样的结果”、“在你们那里到底打算建立一个甚么样的党、建立一支甚么样的干部队伍”、“到底打算建设甚么样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大谈危害性，同时交代政策，自觉放下“包袱”的不给处分。
“盖子”一揭，危害性一摆，对大家是一个晴天霹雳。都说：“真是张天师被鬼迷住了”；“牛鬼蛇神缠上了身，阶级斗争斗到自己屋里来了，还在睡大觉，真是危险”。大家用党员标准、用党性、用党的原别作自我批判，都表示：“感谢党这样大喝一声，不然，我们真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俘虏，真会变质，革命的成果真会败坏在我们手里”；“回忆过去受地主的压迫，现在自己又刮黑风，又搞剥削，真是忘了本，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这样，形成了自觉放“包袱”的高潮，纷纷表示决心革命到底。
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公社党委委员在县委、区委的带动下放下了包袱；再在大队干部训练班上和生产队干部及党员训练班上，层层带动放下了“包袱”；而后又层层在贫农会上、大队社员代表大会上和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放“包袱”，听取群众批评，交出“不义之财”。
公社党委检讨了阶级观点模糊，在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以及以小萝卜籽当大萝卜籽、多购供销社五千四百三十二元的错误。公社十一个干部，还放下挪用公款。一千七百二十八元、多占粮食八百一十斤、以及开后门多占布票、纸烟和木材等“包袱”。
全公社十五个大队，有四十九个干部有“包袱”（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二百一十八个生产队，四百六十个队干有“包袱”（占百分之六十六），这次都放了，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放得彻底。放的“包袱”共有：严重丧失立场的四十二人，参加赌博的八十五人，带头搞迷信的七十人，偷砍森林的二百二十五人，多占粮食的二百二十人（共六千八百三十五斤），多占和挪用现金的七十一人（共二千五百四十八元），多占工分的四十五人，多占奖售物资的二十三人，侵占集体农具和家具的一百五十六人（共四百四十件），侵占集体土地的八十人（共田四十亩），搞投机倒把的四十七人，有高利剥削的三十四人。
放的“包袱”经过向级组织审查，下一级干部或群众讨论落实，最后经上一级党委批准定案，现已兑现退还的“不义之财”，计粮食五千九百五十二斤，现金—千七百二十九元。农具、家具三百七十九件，其余准备分期还清。
竹林大队是有名的老落后。公社主任专门在那里办队，叫做“当了一年多的驼子冒伸过腰”，群众反映是：“党员挡不住，团员团不拢，积极分子是积己分子。”这次支部党员和大队干部检查诚恳，“包袱”放得干净，带动全大队七个生产队的十五个主要干部放下了“包袱”。计：敌我不分的六人，有偷盗行为的十人，多占私分的八人，赌博的九人，侵占集体农具的六人，投机倒把的三人，乱砍森林的十四人。群众很满意。
干部在群众中自觉放：“包袱”，群众很受感动，实际是一次很深刻的干群关系大改善。群众鼓励干部：“你们这样听党的话，我们今后一定听你们的话”；“只要这样干下去，今年大丰收十拿九稳。”不少群众也在干部带动下自动放了“包袱”，检讨了不服从领导、偷工减料、破坏山林、搞自发以至搞偷盗的缺点错误。
干部放下“包袱”，现在是一身轻装，都说：“这回比过去哪个运动都好，自己革自己的命，不打不骂不追不逼，资本主义思想就向社会主义投了降。”“盖子一揭，黑风一反，罎子里的臭气就自己跑掉了。”“这次硬要用汽油洗手，永不重犯，永远革命到底。”“这次硬是内科治本，有病的吃药断了根，没有病的打了防疫针，增强了抵抗力。”
前段，各生产队普遍串连组织了贫农代表小组，贫农（包括下中农）初步发动起来，但距离干部自觉地依靠贫农还很远。运动中期对这个关系今后办好集体经济的天大事情，又层层揭“盖子”，层层放了“包袱”。
揭开“盖子”，问题也相当严重。不少地方贫农没有形成政治优势。青木大队十六个生产队，十一个队长是中农，两个还是富裕中农。炭子冲大队武军塘片三个队，是中农的便当上了干部。经济上也受排挤，为了减少补助粮，甚至困难户喂的母猪也被评上底分。趁人之危，贱买贫农家具、房屋，高利盘剥贫农的现象，各大队都有。思想上也受打击。贫农当上队长，被富裕中农讽刺为“茅室板子做主位，不是正经材料”。贫农困难户更被讥讽为“填不满的穷坑”，抬不起头来。另外，在老贫农中也有少数人，现在兵强马壮劳力足，自发思想严重，参与了歧视和剥削贫农的勾当，需要加强教育。
层层放的“包袱”，主要是：（一）由于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对于依靠贫农也是被动的，上面喊一下动一下，不喊便不动，不自觉、不主动、不经常。（二）有恩赐观点，来了救济款或者补销粮，才想起要照顾贫农，而不是首先从政治上树立贫农的领导优势、形成力量，包括从组织贫农自己的生产，依靠贫农自己解放自己。（三）干部的生活好了，与贫农的阶级感情疏远了，甚至也有讨厌排斥的情绪。（四）缺乏艰苦深入的工作，口里也喊发动贫农，喊不起来就懒得去深入发动。
干部有了自觉性，问题就好办了。我们最近访问检查了炭子冲的安湖塘生产队，队干部自己干的几桩事就干得很好：
去年趁贫农周三阿婆之危，一钵饭兑她一件里衣、二两五钱米换她一把锄头、五角钱买她一件棉袄的副队长易克明，这次放了“包袱”、作了检讨，把东西退还了，而且在她害病感冒的时候，易克明的堂客还主动送给老姜散寒，使周三阿婆很受感动。
另一个贫农社员何秀连，大前年死了男人，现有四个小孩，最大的还只十三岁，三年亏集体二百二十元。现在还存四百五十斤口粮在队上无钱拿回。这次访问她的，她感动很深地说：“今年过年的时候，队上要扣我三百斤谷，按黑市价还队上的账。当时真是走头无路，嫁人吧，舍不得小孩，开后门（偷人）又无脸见人。这次运动真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问题。原来人家都嫌我，经常挨肖小村（队委）父子的駡，这次大家都看得起我了。肖小村还找我作了检讨，我听了心里凉浸了。早几天我两个崽冒钱读书哭脸，念五阿公（肖小村的父亲）就自己借我五块钱交学费。如今队上又拿四百斤退库粮兑了分配的现，三百斤口粮也答应借给我，不扣我的了。而且还准备让我喂头牛，还拿了四十元给我，要我帮集体喂头猪。队上对我这么好，我硬要立志气，—定把队上的牛和猪喂好，多出些工，争取—、两年翻个边。”
队干部也感受很深，队长周合瑶说：“以前我对贫农困难户总看成是个负担，看不到他们的那分力量。现在看来，贫农依靠上一个，队上就能增加一分力量。你看，何秀连以前最爱咒人吵嘴，这次也变得很好了。她讲，队上这样解决问题，她死了都记得。连她那十一岁的志伢子也对我讲，再空五年等他长大了，他一定杀个鸡婆请我。”
从炭子冲全大队看，干部又在贫农会上检查了过去依靠不够和歧视排斥的错误缺点，重视了发挥贫农代表小组的作用，重大事情都先找代表小组商量酝酿。最近一段，还选举和吸收了十二个贫农骨干充实生产队队委会的领导，对于最困难的贫农，安排了十二户帮集体养猪，七户养牛，八户搞专长的副业，解决了十户拿不回口粮户的困难，退回了贱买的家具、用具二十一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贫农的心情更是兴奋：“我们穷人子除了靠党，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咧！”“以前是君不正臣逃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干部不正怪不得我们贫农不动”；“共产党把我们从土里挖出来，如今又这样依靠我们，我们一定坚决干到底！”“只要你们下得水，我们就一定擒得龙！”
在运动中，各大队召开了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大讲“黑风”，指明前途，分化瓦解，大部分进行了交罪交心。运动后期，再集中对十一个有严重破坏的四类分子，以生产队为单位并吸收外队代表参加，组织了“谈判”，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由于干部放下了“包袱”，贫农形成了力量，先解决了内部矛盾，而后一致对敌，所以对敌人打击是又准又狠，很有力量。
以竹林大队岳塘生产队的对敌“谈判”为例，这个队十六户有十四户姓刘，六十来岁的地主刘岳生又居长辈。其余的人虽然都是中贫农，但轮辈数又都是他的侄儿侄孙。他平日以族长自居，反攻倒算、造谣破坏，气焰非常嚣张。本来还能劳动，去年—年却只出二分五厘工，投家肥九十斤，队上照样照顾了口粮。
刘岳生这个土改也没有拔掉的“老钉子”，这次拔掉了。在九十多人的“谈判”会上，刘民新（他的侄子）揭发斗争了刘岳生在去年备战期间，利用算命，造谣说刘民新在外参军的儿子，数在“空望”，多半已经打死了，害得他全家啼哭不安。队长刘义斌（他的侄孙）斗争刘岳生，也是去年备战期间，明为劝说，实际威胁说：“当队长不要搞得太凶，还是马虎一点好。”刘赞道（他的侄子）揭发了刘岳生偷队上的牛草烧，还雇工偷砍森林。刘赞平（他的侄子）在土改中分了刘岳生的一块茶山，前年摘的茶子被他反攻抢去，这次也揭发作了斗争。李志远（他的外甥）和堂客杨爱兰，斗争了刘岳生持刀追杀、逼着要倒算土改中分给李志远的两间房子，还经常对天赌咒，说“大眼神有灵有圣，占了我的房子要死绝融毛。”去年杨爱兰生一小孩，不幸两天死去，刘岳生到处造谣，说“生下来就是死家伙，到底老天有眼。”杨爱兰斗争时说得痛哭流涕。参加过辛亥革命，已有七十二岁的贫农李正斌（他的表兄），斗争刘岳生在一九六一年除夕晚上赶他出屋，还推他跌断了手，斗争时眼泪双流，非常伤心。群众非常愤怒。这样众叛亲离，空前孤立，刘岳生最后在事实面前低头认了罪。群众说：这回刘岳生是真斗垮了。
竹林大队总共只有两户地主和一户反革命，这次“谈判”会后，其余两人都自动向大队送了反省书，交代了去年偷本从五保户四百斤红薯苗等罪行，并赔了一担红薯。
各大队的对敌“谈判”都比较成功，对群众再上了阶级斗争的活的一课。群众反映说：“以前总认为土改已经十三年，地主富农是千百年的石头——老实了。现在看来地主阶级是死不甘心的。”“他们现在是吃饭不见金边碗，睡觉不见宁波床，出门不见三人拐（轿），住房不见大厦梁，提壶不见美酒，御寒棉衣冒得皮袍子强，怎么会甘心呢！”“这几年受了点苦，老是怨干部，现在看来干部毕竟是干部，干部还是好，今后拳头一定不要对着肚里打，莫拆烂了篱笆让狗爬进来”，“今后对敌人再也不能放敞牛了，一定要把鼻子掏紧。”
运动的后期，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总结提高，大家谈感想谈收获，表扬好人好事，搞好干群团结，订爱队公约，进一步展开了五好社员运动。
公社党委经过总结消化，深深感到这次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通过这次运动，大家感到教育最深的有以下几点，应该在今后工作中牢牢记住：
（一）懂得了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贯串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普遍性有了较深的认识。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都要用阶级分析的武器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
（二）懂得了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关键是：做好党的工作，做好人的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只有抓好了思想工作，干部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群众有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生产和其他一切工作，才能生龙活虎。
（三）懂得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关键是提高阶级觉悟、依靠大家的自觉。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层层下决心、层层揭盖子、层层带头、层层放“包袱”，自我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两手抓，一手抓政治运动，一手抓生产运动；既防止走过场，又防止出乱子；这一整套的重要经验和工作方法，都是适用于今后抓好一切工作的。
（四）懂得了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老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今后在一切工作中，都要首先倾听贫农的呼声，树立贫农的政治优势，关心贫农的困难，把贫农和下中农组织起来，成为办社的最坚强的依靠力量。
总之，大家深深感到，今后一定要更加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洗澡”防止思想发霉生銹。正如群众所忠告和希望我们的：“共产党是铁桶的江山，就是以后不要再放在潮湿的地方，莫让他生了銹。”
现在我们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转入层层揭“盖子”、“放包袱”、制订生产规划，改善经营管理，组织生产高潮的第三阶段。我们感到，一方面收效很大，另方面，前段运动还是不平衡的，还有近百分之二十的生产队问题还解决得不透；还有少数干部思想有回生，兑现不坚决；而且就在生产规划的试点中，又碰到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一定要防止估计过高的自满情绪，决心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兢兢业业把整个运动抓到底，并在下步运动中对前段的遗留问题和不透之处，进行复查补火。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来源：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翻印
附件五
我区农村以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进行了四个多月。运动的第一阶段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从上到下，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深入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农业决定”，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精神，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克服了自发单干倾向，遏止了单干风；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了搞好集体经济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于二月中旬，运动转入了第二阶段，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普遍深入地学习贯彻“六十条”，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账、清库、清工、清财（简称“四清”）工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更加深入的阶段。
当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以后，思想就统一到了搞好集体经济，办好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总目标上来。在学习中，广大社员群众提出了十七万多条批评和建议，其中属于勤俭办社和民主方面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说明广大社员群众衷心拥护和迫切要求贯彻执行“六十条”，“六十条”同群众见面，立即显示了巨大威力，社员视如至宝，称之为毛主席绘制定的“幸福经”，说“两个办社”方针是过好集体日子的“传家宝”。这时，怎样贯彻实现“六十条”和“两个办社”方针，成了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开始，我们试图从检查一九六二年的分配入手解决这个问题。经过试点，发现有的地方采取了“四清”的办法，解决问题很多，收获很大。我们及时总结了这个经验，又经过省委指示，使我们认识到“四清”是贯彻“两个办社”方针的中心环节，也是干部整风的好形式。于是，决定在全区普遍进行“四清”。二月下旬，在二千四百多名县、区、社负责干部的直接帮助下，先在一千三百多个大队搞了起来。这些队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四不清”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在一部分队内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两个办社”方针就无法贯彻实行，从而更加坚定了我们搞“四清”的决心。这一批队的“四清”开展起来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区。广大社员闻讯后奔走相告，贫下中农主动串连，纷纷向各级领导机关去信走访，有的请工作队去帮助“四清”。各大队党支部也积极地研究计划，行动起来。由于领导有决心，群众要求迫切，半个月的时间，“四清”工作就在全区由点到面普遍展开。
目前这一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区六千一百二十八个大队（生产队四万五千七百七十六个）百分之七十多的大队“四清”工作搞的比较彻底。揭发了大量的铺张浪费，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全区揭发出百分之七十的大队有铺张浪费现象，共浪费粮食二百八十七万多斤，款二百六十多万元；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大队，一万九千八百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三），挪借公款一百三十多万元；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大队、三万五千一百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六），多吃多占粮食六十七万多斤，款二十五万六千多元，劳动日四十九万六千多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大队，一万一千三百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七），有贪污盗窃行为，贪污粮食二十六万七千多斤，款四十三万四千多元；有百分之七点二的大队，百分之二十六点二的生产队集体搞投机倒把，二千七百九十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一），个人搞投机倒把。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初步统计，已退回粮食一百零三万六个多斤，占应退数的百分之六十三；退款二百一十六万一千多元，占应退数的百分之七十三；退回多记的劳动日三十四万七千多个所分的粮、款。
上述种种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收获：
一是整顿了基层干部作风，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密切了干群关系。经过“四清”工作的考验，证明我区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说：“四清”好比照妖镜，“真老包假老包”一照就清楚了，干工作更有底了。犯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经过检讨，卸了包袱，心情舒畅，庆幸早日洗了“温水澡”，打了“防疫针”。少数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也都表示决心悔改。由于干部虚心检讨，积极退赔，除少数坏分子和完全丧失群众信任的人以外，一般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群众说：“干部为社员操劳一年，有错改了就行啦。”干部卸了包袱，群众放了心，干部群众更加团结了。
二是深入地贯彻了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广大社员加强了集体观念，树立了以队为家的主人翁思想。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的恶习受到了批判，铺张浪费可耻，勤俭节约光荣的正气上升。勤俭办队、民主办队的制度大部分队已初步树立起来，公物无人负责的现象大有改变。当干部检查了铺张浪费的责任、退还多占和挪借的款物之后，社员们也纷纷把过去几年来收藏的集体财物交了出来，很多社、队出现了“公物归队”的高潮。定县李亲顾区，社员退还队的农具达一万五千一百八十多件，其中水利工具五千七百多件，可以成装三百七十七辆水车。
三是兑现了一九六二年的分配，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并纠正了不按计划搞基本建设的偏向。很多队几年来分配政策一直没有落实，一九六二年的分配又由于有些大队和生产队暗地多扣留粮、款，加上超支挪用，社员应分的粮、款没有全部分到手中，经过“四清”落实分配，社员非常满意。据一千七百零三个大队统计，清出应分未分的粮食三百六十三万多斤，把这些粮食按照政策进行了分配，每户平均二十来斤。有些生产队每户平均分钱几十元，粮食上百斤之多。同时“四属”户照顾偏低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四是通过“四清”有力地打击了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活动，反击了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的进攻。从已经处理的七十件重大案情来看，贪污盗窃的二十七人，其中千元以上的十三人。他们以收入不记账、卖多报少、造假单据、重支冒领等手段，进行贪污盗窃。严重的挥霍浪费二十起，他们以公为名，到处拉关系，大摆宴席，请客送礼，挥霍浪费了款十七万二千四百多元，粮食十万多斤。挂集体经济的招牌，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十起，他们以请客行贿的手段，拉拢国家干部，套购国家工业品和生产、生活资料，有的还长途贩运，倒卖票证，牟取暴利。仅据五个县（市）统计，就有二百三十八个大队向国家一百二十三个单位的干部送礼行贿。有些党员干部由于搞投机倒把，已经从生活腐化堕落到蜕化变质。有的认敌为友，同敌人搞关系，拉亲戚，被敌人篡夺了集体经济大权。甚至有的实行着封建家族统治，为非作歹，残害群众。通过“四清”清除了混入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分子五十多个，并处理了一些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基层干部队伍，并使各级干部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
五是进一步调动了社员集体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经过“四清”，社员群众心情舒畅，干劲增加，争取今年农业丰收的劲头越来越足。抗旱备耕工作动手早，成绩大，质量好。水利建设、积肥、整地、浇地，都比去年好。
总的说来，“四清”工作的发展是健康的，收获是很大的。但“四清”工作发展不平衡，全区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队搞的不够深透。不少的队对清出的比较复杂的问题还没有处理清，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各项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此外，在工作进行中曾发生过两起自杀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在工作中已及时进行了解决，有的正在通过验收或结合选举进行补课。对于个别问题复杂一时搞不彻底的队，计划结合生产通过改造三类队去解决。
进行“四清”工作的方法步骤，在一个大队来说，一般的是：
首先，认真学习“六十条”，以“六十条”武装社员群众，统一政策思想，揭发“四不清”的问题。学习的方法，一般是先党内后党外，由负责干部逐章逐条讲解，先学一遍；而后，有重点的学，边学习，边讨论，边检查，边揭发，“四边”结合。随着认识逐步提高，检查逐步深入，揭发问题越来越多，群众就充分发动起来了。同时，在支部领导下，由贫下中农委员会成员参加，建立“四清”班子，“四清”班子和群众运动密切结合，“四清”班子清出的问题，交群众查证，群众揭发的问题，交“四清”班子清理。这样，“四不清”的问题，很快就彻底揭发出来了。“四清”的重点一般是“黑账”，“黑库”，“黑物”，干部补贴工分，储备粮，奖售物资和票证，以及收入较大的副业摊子。在具体做法上，此较有效的方法是“清摊账”，社员称作“顺蔓摸瓜”。比如清粮食，种什么作物各多少亩，那块地收多少，共收多少，分给社员多少，交征购、留种子多少，存欠多少。把每项的来龙去脉，单据凭证，都查对清楚。清一摊向群众公布一摊。分摊兜底，清的比较彻底。
接着，对清出的问题首先由个人作检讨，并结合进行查证，查实对证以后，再按照政策和组织手续进行处理。一般是先解决一般性的问题，使大多数干部，放下包袱，积极工作。然后对于错误比较严重的立案慎重处理。对于一般性的铺张浪费问题，主要是进行检讨，认识和改正错误；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贪污盗窃的，深刻检讨认真退赔，当时退不完的，作好计划，由公社监督分期退赔，对情节严重的按规定给以适当处分；对于投机倒把问题，除按规定补税罚款以外，并要对情节严重的给以党纪和法纪处分。
在经过“四清”找到漏洞，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树立必要的制度，巩固“四清”成果。一般的树立了四个方面的制度：（1）会计工作“一条鞭”（即县人委设专管公社财会工作干部，公社设一名专职的财粮委员，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由社员选举会计，并树立定期的公布账目和逐级报账制度）。（2）建立粮食保管制度（普遍取消大队仓库。生产队仓库，由点到面，逐步实行由社员选举保管户，由户保管的办法）。（3）建立公物登记保管制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手续、定报酬、定奖惩的办法）。（4）规定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办法。
最后，“四清”结束时，按照做好“四清”工作的标准进行检查验收。我们定的四条标准是：（1）工、粮、款、物，收、支、存、欠，四相符四落实。（2）按照政策和民主程序，把“四清”中的问题处理好。（3）树立好制度。（4）干部、群众都满意，增强团结搞好生产。按照这四条标准，地委、县委进行了重点验收，公社党委协助党支部，进行了逐大队逐生产队验收，通过验收，进一步处理了一些遗留问题，完成了“四清”工作。
在“四清”工作中我们的主要体验是：
第一，领导决心大，是搞好“四清”工作的先决条件。我区各级党委，搞“四清”工作的决心，是随着工作的发展，对“四清”目的、意义的认识逐步深刻而坚定起来的。开始，有的地区领导上，特别是一些公社党委领导上，存有两种顾虑：一是由于对“四清”缺乏经验，思想没底，怕出乱子，怕伤害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影响工作。二是由于“四清”工作在春耕大忙即将到来，抗旱斗争日益紧迫的情况下进行，怕搞起来牵扯各级领导精力很大，影响生产和抗旱斗争。对此，我们一方面逐级传达学习省委指示；一方面强调各级领导同志，主要是县委和公社党委书记亲自蹲点，及时总结“四清”工作经验，从实践中体会“四清”的目的和意义。实践证明：经过“四清”工作的考验，干部队伍更加坚强了。没有问题的干部，工作更积极了。犯有一般错误的，检查改正了错误，经济上应退赔的作了退赔，放下了包袱，工作也大胆了。至于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坏分子，被清除出去是应该的。“四清”和生产的关系，只要领导上作好安排，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四清”和生产统一安排，统一部署，并把搞好生产作为搞好“四清”的一项标准，统一进行检查验收，达到互相促进。这样一来，解决了“四不清”的问题，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团结，调动了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工作的进行。
第二，反复地教育干部、群众（特别是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是保证“四清”工作顺利进行的首要关键。开展“四清”的过程，也就是基层干部整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两种作风的斗争非常尖锐。“四清”工作一开始，干部产生了很多顾虑：怕斗争，怕退赔，怕处分，怕查出瞒产增加征购，等等。工作开展起来之后，犯有缺点错误的干部（特别是犯有较严重错误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对此，我们一再强调贯彻“教育提高，治病救人”的方针。所谓教育，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当好人民的勤务员的教育；所谓提高，主要是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划清两种思想、两种作风的界限；所谓治病救人，主要是教育犯错误的干部自觉地承认错误，割掉尾巴，放下包袱，改正错误。同时教育群众，以主人翁的态度，从团结生产出发，帮助干部整风。全面认识干部的工作成绩和缺点，防止片面性。把思想教育工作渗透到整个工作中去，抓活的思想教育，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一般的不搞面对面的斗争，一般的作法是：自上而下讲清道理，贯彻政策，解除疑虑；通过组织，翻心忆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带头下水，带头检讨和退赔；针对不同人的思想进行个别教育；在“四清”后期，并表扬一批好干部。这样，既和风细雨地进行了干部整风，也教育了社员群众，实现了干群团结，搞好生产的目的。
第三，充分发动群众，用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四清”工作，使“四清”工作成为广大群众参加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维护集体财产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的方法，主要是依靠支部，通过组织，培养骨干，组织阶级队伍。把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结合起来。首先是进行思想发动，通过“六十条”的学习，把政策交给群众，把民生权利交给群众，并通过边揭发边处理边兑现和落实分配使群众得到实惠，鼓舞群众搞好“四清”的积极性。同时，在教育培养骨干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和健全贫下中农委员会的组织（已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大队建立了这个组织），以这个组织为中心，团结广大群众，造成一股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气氛，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很快就展开了“四清”工作局面。
第四，按照民主程序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民主办社方针。在“四清”工作的过程中，凡是讨论问题，制订方案，决定和处理问题，一般的坚持了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包括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后群众的步骤，并按“六十条”的规定，建立和健全了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等组织的工作制度，并通过这些组织按制度进行工作。这样既保证了“四清”工作顺利进行，也为巩固“四清”成果打下了基础。
邢台地委关于建立健全贫下中农委员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保定三个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活动情况的典型材料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
邢台地委的报告和保定三个大队的材料，回答了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必要性。从这四个材料中可以看到，凡是贫下中农委员会活动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有效地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进行了反对地富反坏和会道门破坏活动的斗争；也有效地监督了干部停止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的侵蚀。凡是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工作活跃起来的地方，富裕中农就向社会主义靠拢，孤立分化了地主富农。因此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逐步趋向巩固，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保证三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由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了经常活动，集体经济每年都有很大发展，原来的两个三类队，现在上升到了●类队。事实证明，贫下中农委员会，是党在农村进行阶级斗争，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有力助手和可靠力量。
贫下中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所以他们最拥护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表现的最坚决。我们党在农村搞社会主义，不依靠贫下中农，就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实践证明，农村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地、富、反、坏经常企图以糖衣裹着的炮弹腐蚀干部，采取拉出去或派进来的办法篡夺领导权；经常企图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旧的习惯势力影响富裕中农，也影响贫下中农，影响干部。富裕中农在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经常处在动摇不走的状态。就是有些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由于地生、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影响，也常常发生阶级模糊和敌我不分的情况。因此，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显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只有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又建立起一支坚强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才有巩固的阵地，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我省各地在一九六○年冬至一九六一年春的整风整社中，有一批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以后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整风整社中，又有一批大队建立了这个组织。在这次整风整社运动中，我们又实行了先党内后党外，先贫下中农骨干分子后一般群众的方法，因此，各地在建立、运用贫下中农组织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同时绝大多数队的贫下中农也有了初步的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应该总结经验，结合这次整风整社，进一步整顿、建立贫下中农组织。在已经建立起贫下中农组织的地方，要进行整顿，树立起贫下中农委员会的经常工作。凡是没有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地方，贫下中农已经发动起来的，应该积极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贫下中农尚未发动起来的，就要积极发动，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贫下中农组织。
河北省委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区在一九六○年冬至一九六一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开始在三类队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在生产队建立了小组。随着近两年的整风整社又在绝大部分一、二类队建立了这小组织。目前，全区建立了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大队达四千六百六十九个，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组织健全、起到应有作用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组织健全，但活动不够经常的约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流于形式的约占百分之十五左右。
实践证明，把贫下中农重新组织起来，对纠正“五风”、进行阶级斗争，捍卫“三面红旗”，确实起到巨大作用。主要是：
一、它积极地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及时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呼声和要求。从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以来，证明这一组织是党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的重要形式，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巨鹿县东下町大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听到传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后，一面积极向群众宣传，一面带头把多分的五亩自留地交回队，并说：损害集体的事咱不干。在他们的带动下，有五十户中农也把多分的十二亩地交回了队。在实物分配问题上，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争论最多，凡是中农占了优势的队，往往主张按劳分配不照顾或少照顾。有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就有了代表贫下中农说话的组织。隆尧县南潘庄大队第四生产队，在去年秋收分配时，队长李梦品（富裕中农）主张按劳分配不照顾。由于贫下中农代表组长陈根堂，批评他这种干法不符合党的政策，才保证了全队应受照顾的“四属户”得到了照顾。
二、它起了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现在许多年青人，虽然贫农出身，但没吃过旧社会的苦，觉不出新社会的甜；也有一些干部，在合作化后，阶级观点模糊了，甚至错误地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认为贫下中农提意见是：“挑毛病”，地富“听话”、“好使唤”。有了贫下中农委员会，就便于不断的对他们讲“村史”，谈“家谱”，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干部和社员的阶级观点。巨鹿县东辛庄大队支部书记领导“四清”，怕贫下中农“挑毛病”，却敌我不分，找了一个地主，两个富农，三个干过伪军的和一个被管制分子，成立了“四清”小组。这些阶级敌人，趁机拉拢落后群众，要打倒支部，夺取领导权。贫下中农代表组长杨东志，识破和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因而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干部。事后，支书说：“因为我的立场不坚定，差点出了大乱子。”干部依靠贫下中农的思想从此明确了。
三、对地富反坏分子起了监视作用，防止阶级复辟。在刮“单干风”、蒋匪帮叫喊窜犯大陆的时候，部分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曾一度嚣张，煽动群众分田单干，造谣生事，进行破坏。也有的利用“美人计”，“耍马前刀”等手段，拉拢干部，骗取信任，企图夺取领导权。贫下中农委员会一成立，贫下中农群众普遍感到有了“仗势”，腰板硬了，说话气壮了。正气压住了邪气。任县岭南大队地主对贫农说：“你们不能老过上午呀！”贫农社员马上回击说：“共产党就是太阳，想变天是办不到的。”地主一见贫下中农气壮，把脖子缩回去了。
四、在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在去年刮“单干风”时，隆尧县东张村大队，有的富裕中农大肆喧嚷“单干好”，拉拢干部家属，企图瓦解集体经济。党支部副书记动摇了，有的党员也模模糊糊，党内一度混乱了，在这样情况下，党支部把这个问题交到贫下中农委员会去讨论。讨论时，老雇工出身的刘连仲说：解放前我扛了半辈子长活，现在当家做主了，有人又要闹单干，还想叫我扛长活吗？我坚决不干。会上，贫下中农一致反对分田单干，保卫了集体经济，也使那些动摇的干部、党员受到了教育。巨鹿县神堂坡第一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投饲草的事，也表明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热爱集体的劲头。该队今年缺饲草六千余斤，队长主张卖牲口买草，贫下中农代表反对，他们发动十二户贫下中农向队投饲草四千五百斤，同时，带动了中农向队投草一千三百七十斤，使生产队渡过了难关。许多例子说明，贫下中农“忠心保国”，是搞好集体经济的主要支柱。
五、监督干部、帮助干部改进作风。沙河县白塔大队，在贯彻民主办队、勤俭办队过程中，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给干部提意见一百五十余条，揭发出贪污多占、超支挪用公款四千七百七十五元，他们大胆批评，大大推动和帮助了干部克服缺点错误，帮助生产队建立与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
从上述起到的作用来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是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贯彻党的政策、向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
怎样建立和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我们的体会是：
（一）在斗争中逐步建立健全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产生，是在近二、三年来整风整社和阶级斗争中逐步建立的，各县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的作法，大体有两种：一是生产队由三、五户贫下中农选举一名代表，成立代表小组。生产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大队代表会议，并由代表会议选举委员；二是党支部提出代表名单，经贫下中农讨论同意。经验证明，以第一种办法较好。为了加强贫下中农阶级组织的领导，各县一般的做法是：由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委员会主任；党小组长兼任代表小组长（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和代表小组的组长，要经过贫下中农群众充分酝酿，民主选举。对贫下中农群众不赞成的人，无论支部书记或副书记，都不得用内部保证的办法使其当选；更不应当规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一定要兼委员会主任、党小组长一定要兼代表小组组长。——中央注）；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代表一般不兼管主要党、政工作。
（二）要明确它的任务，既要发挥它的作用，又要避免和管委会混淆起来，代替了管委会的工作。无事可以不开会，在整风整社和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可以多开一些会。大队、生产队管委会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可以先让贫下中农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必要时还要吸收贫下中农委员会代表列席管理委员会的会议。
（三）党支部要加强领导。凡是贫下中农委员会活动好的大队、党支部均注意了教育他们提高阶级觉悟；重视他们反映的意见和提出的建议；遇有重要工作，注意了运用先党内后党外，先贫下中农后一般群众的方法。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还采取先训练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办法，使他们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完成工作的骨干力量。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队还没有建立这一组织；建立起来的贫下中农阶级组织，也还需要进行整顿和提高。目前有些干部对这一组织的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认为可有可无。为了整顿、健全贫下中农组织，我们打算：（一）总结贫下中农委员会建立以来所起的作用和运用这一组织的经验，教育县、社干部和基层党组织，充分组织它的重要意义，正确运用和依靠这一组织，巩固集体经济；（二）结合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整顿、健全贫下中农代表小组、代表会和委员会。没有建立的队，要在党的领导下，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贫下中农社员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三）分期分批把生产大队的阶级档案和阶级斗争史搞起来，这是向当代人和下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这个工作，要在支部领导下，由贫下中农委员会去搞。我们计划用二、三年的工夫或更多一些时间，把这项工作做好；（四）对贫下中农委员会的工作，党支部一年要抓几次，公社每年召开一、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地、县委要责成农村工作部管这项工作，公社党委要有一名副书记兼管这项工作。
定兴县北河公社仓巨村大队，共十个生产队，四百四十六户，贫农一百五十六户，下中农八十户、中农一百八十一户、富裕中农二十三户，地主、富农各八户。政治情况：被杀家属十四户，顽伪二十七户，反革命四户（现被扣压），天主教徒三十七户，一贯道十七户。
这个大队在一九六○年春季以前，由于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影响，生产力破坏比较严重，生产会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加之支部某些干部贪污浪费，脱离群众，成为三类队。
经过一九六○年冬整风整社贯彻“十二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整顿了干部作风，生产力很快恢复了，粮食产量有了增长。一九六一年粮食总产八十二万六千斤，比一九六○年总产六十五万七千八百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八十六万五千斤，比一九六一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七，由于粮食产量的增长，群众生活有所提高，生产热情也空前高涨，热爱集体维护集体的思想进一步加强。现在三类队的面目已经改变了。这个队群众生产热情所以高涨，集体主义思想所以加强，除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支部领导坚强外，贫、下中农委员会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是在一九六○年八月贯彻整风整社以后建立的，建立的方法，是在支部领导下，自下而上由贫、下中农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大队有六十一名代表，组成了十个代表小组，选出代表小组长十人，全村十个生产队，各队代表小组长为当然大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委员。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
这个大队在选举时，强调了代表的条件，提出了四条：一是成分好、历史清楚，在运动中能起骨干带头作用。二是坚持集体道路，维护集体利益。三是作风正派，立场坚定，能密切联系群众。四是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政策办事。
它的任务主要是：经常的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汇集和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向支部汇报。生产中起积极带头作用。团结教育富裕中农。监督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维护集体经济。
这个大队规定的会议制度是：贫下中农代表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委员会十五天一次。内容是：汇集群众的呼声和反映，了解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生产安排意见。党支部为了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切实加强领导，每逢在宣传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安排生产以及其他重大工作时，除支部研究并在党内贯彻外，并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或委员会进行传达贯彻，发挥他们的积极骨干作用。
这个大队贫下中农代表会，在支部领导下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
第一，坚持走集体化道路，顶住了“单干风”。去年冬季有些富裕中农想闹“单干”，他们说：“吃饱饭，要单干”。七队富裕中农社员胡中凯串连落后社员李树峰说：“徐永县把地都分到户了，为什么不给咱们分？”在他们的串连下，全村有三户酝酿开了“分田到户”，有的个别中农在富裕中农的唆使下也发生了动摇。党支部为了有力回击单干思潮，巩固集体经济，随即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向贫、下中农进行了阶级教育，挖了穷根，说明：“为什么在旧社会穷人挨饿受冷，卖儿卖女，土改后分了地，有了房，走集体化道路大家富裕了，应当不应当走回头路？”通过回忆，挖穷根，提高了贫、下中农代表的觉悟。有的说：“吃饱饭，要单干，这是富裕中农煽的风”，也有的说：“过好日子必须靠集体，越穷越要往一块拧”。还有的回忆了“扛长工受剥削卖儿卖女”的痛心情景。这样经过教育，明确了方向，划清了两条道路的界线，坚定了社会主义立场。代表们积极向广大社员、群众开展了宣传，顶住了“单干风”，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
第二，发挥了生产上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的骨干力量。去年冬天，各队社员拚命向自留地施肥，不愿向队投肥。富裕中农李富臣说：“有粪都施在自留地里，奖多少工分也不交队”。贫下中农委员会发现这一问题后，认为不解决，将严重地影响六三年的增产，便反映给支部，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研究了群众不投肥的原因，讨论了投肥措施，决定：一、代表带头，二、包户宣传，三、定了奖励投肥办法（一大车粪三十分，五角钱，二斤粮），会后，经过广泛宣传酝酿和贫、下中农的骨干带头，掀起了一个向队投肥的高潮，仅一天，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即投大粪达一万斤。三天内群众投粗肥达五千二百车。全队白地三千一百八十五亩，每亩平均近两车。
第三，协助工作组，揭发了干部的贪污浪费，整顿了干部作风。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份，开展以“反五风”为中心的干部整风运动时，这个队的贫下中农代表，积极协助工作组，搜集了干部的贪污浪费、吃请受贿、丧失立场的错误事实，查出了以前支书、队长为首的三十余名干部集体贪污退赔款五千多元、粮食一千七百斤，并揭发出富农分子田行舟为了拉拢干部，给支书赛风山等主要干部送鸡子、酒、肉等事实。经过查证对照，和由贫下中农代表面对面的揭发后，干部承认了错误。最后，工作给根据代表委员会的意见，除大会检讨，悉数退赔外，并整顿了党的支部，对贪污较多的支书、队长、青年团支书、妇联主任等干部给予适当的处分。
第四，协助党支部落实了分配政策。去年秋季，为了解决群众的吃粮问题，支部决定：按“人四劳六”暂预分一部，等秋收完毕摸清底码后，再采用“按劳加照顾”的办法找齐，这个办法公布后，社员争执不下。劳力多的主张按劳分配、劳力少的主张按人分配，地富分子则乘机操纵破坏。十队在地富操纵下，通过了“按劳分配不照顾”的办法。鉴于这种情况，支部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分析了不能贯彻的原因，征求了代表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执行按劳分配加照顾的政策，照顾的方法，规定：烈属、五保户吃到一斤，军属八两四，职工家属七两五，困难户五至六两。会后依靠贫下中农代表摸清了实产底码，并通过代表串连活动，贯彻党的分配政策，揭发地富的破坏阴谋，提高了社员觉悟，统一了认识，而后召开了社员大会，贯彻分配方案，使分配政策得到落实。
第五，监视了地、富，反、坏分子，及时向他们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去年秋季，当我揭露蒋匪帮窜犯大陆的消息后，这个大队的代表主动的监视了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贫农代表李志兴听到被杀家属田中散布：“蒋介石快来呀，来后得算算账”的谣言后，随即向治保委员反映了这一情况，及时进行了揭发。此外，他们并把地、富、反、坏，特别是五户被杀家属，采取“包干”的办法（五、六人包一户），分头监视，把四户被管制分子，由五天汇报一次改为三天汇报一次。在纯洁民兵队伍方面，他们也起了一定作用。贫下中农代表田风吉，查觉被杀家属胡云、被斗户魏喜贤当了民兵，拿起了枪后，找到支部对支书说：“民兵的枪是打敌人呢，还是打自己”，支书问“此话从何说起”，田风吉随即批评了支书，说：“把枪交给阶级敌人掌握”，后经支部研究决定，不让背枪还当民兵，代表知道后，不同意这个决定，要求坚决把他们清洗出去，最后，支部接受了代表的意见，清出民兵队伍。此外在护秋期间，还教育改造了惯偷分子胡荣，并主动的组织起了群众护秋队，昼夜包段巡逻，保证了秋收的安全。
第六，改进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过去大队干部很少参加劳动，支书温风呜六二年一年只参加了六天劳动，队长卢德英一年劳动了五天，大队干部下地检查生产时骑车子，东游游，西转转，严重地脱离群众，贫下中农委员会委员杨保书在代表会上向支部提出了批评，说他们有“特殊风”，“空架子”，“闹排场”，并列举了上述事实后，当场支部干部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表示下决心转变作风。订出了一年出一百二十个工的出工计划。并争取超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接受批评，转变作风，带头生产，保证全年出到一百二十个工”。据统计，从阴历正月初六至二月初七日，一个月中，以支书为首带头参加劳动达十五天，队长劳动了十六天。社员反映：“干部变了样，出现新气象”。现在在干部带头和代表监督下，全部完成了轧麦、耙麦任务。
南蛮营大队二十个生产队、四百五十一户，地主十三户、富农二十户、富裕中农二十九户、中农五十九户、下中农一百三十二户、贫农一百九十七户。另有反、坏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三户，被杀家属七户。全村共党员四十二名、团员四十七名。
这个村土改前由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占有全村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贫下中农仅占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因而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七十二的贫下中农靠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讨饭等维持生活，所以这个村的阶级斗争从过去到现在是非常尖锐的。贫下中农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曾在一九三八年组织过农会，向地主、富农进行过夺斗，秤运动，反对他们的小斗借，大斗还和高利剥削，并砸毁了伪办公室。在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大扫荡，干部领导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由于阶级敌人与日寇的勾结，当年的五月十二日，造成日本鬼子集中杀死二十四名干部、群众的大惨案。一九四三年在党的领导下，向地主、富农又进行了反黑地、借粮斗争，打垮了地主、富农的阴谋诡计，查出黑地四百亩，粮食五千余斤。在党的领导下，由于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四七年完成了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地主剥削阶级，五三年建起了初级社，五六年转入了高级社，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拔掉了穷根子，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人民公社化以后，村支部即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五八、五九两年工作中很少依靠贫下中农，放松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死亡，还百般的破坏合作化运动，富农安纯用唆使小合作社干部闹不团结，王得荣反攻倒算，地主郝振东偷高级社的肥料，这些事实给了干部一个深痛的教训。在六○年冬整风整社运动中，通过扎根串连，大队建起了五十五人的贫下中农代表会和十三人的代表委员会，生产队建立了五人的代表小组。这个阶级组织当时主要是协助党支部贯彻了中央的“十二条”政策，横扫了五风，帮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改进了工作作风；全村有二十四名干部吃喝多占，在贫下中农会议上检查认错，退赔款六百九十元，帮助他们改正了错误。
村支部看到了一九六○年贫下中农代表会建立起来以后，确实协助支部做了不少的工作，就更重视了这个阶级组织了。支部根据一九六一年队规模的变动，对贫下中农组织进行了整顿。一九六二年整风整社运动开始以后，为了发挥贫下中农组织的作用，又进行了健全调整，全村二十一个队共选出六十五名代表，每队为一个代表小组，选举组长一人，大队由代表选举出代表委员会，由二十三人组成，委员中选举出主任一名（支部副书记）副主任三名（支委一名，群众两名），主持日常工作。
两年来从贫下中农委员会和代表小组的作用来看，起到了协助党贯彻政策，反映群众意见，改进干部作风，监视地、富、反、坏活动，维护集体经济的桥梁骨干作用。
一、监视了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两年中代表就向支部揭发了十二起地、富分子的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经济，不劳动，搞投机倒把等罪恶活动。一九六二年八月份十一队贫农代表潘风朝向支部反映了本队富农邢万荣，反攻倒算，拆卖碾棚两间，支部就组织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向富农邢万荣进行反反攻倒算的斗争，让其退回了一千二百元，并上诉法院给予了法律制裁。七队一九六一年四月份记工员公布工分账时，贫农代表尹玉海发觉地主安国珍劳动不多而工分不少，怀疑他有毛病，就报告给村支部，支部派大队会计到该队清查的结果，地主安国珍涂改工分条子六个，多记工分十六个劳动日，支部帮助代表召开了社员会进行了处理，除令其退回十六个劳动日外，还罚了他十个劳动日。
二、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维护了集体经济。九队一九六二年栽春薯时，队里没薯秧，也没款买秧子，队长潘风文等干部就主张把计划栽的十五亩山药包产到户，这队两户上中农就支持队长包产到户的意见，邢风春代表就找队长提意见，队长就刁难邢风春说：“你要能动员有钱的人向队投款就不包产到户了”；邢风春就先召开了十户贫下中农会，动员大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后又协同队长召开社员会，自己带头拿出十元钱，在他的带动下，全队集资八十一元，买了秧子，社员们说邢风春是个好代表。
三、帮助队干部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在评工记分方面，全村二十一个生产队，有八小队在代表小组的建议下，实行了社员给队长、会计记工，会计给记工员记工，给队长、会计记工的人又由别人给他记工，三监督的方法，社员很满意。七队下中农代表尹玉海，在一九六二年麦收时反映队长、会计多记工分，经大队查证结果三个人多记工分八百六十五个，削减了下来。队长王瑞明说：“以后可得小心点，不怕支书、大队长，就怕代表和社员清算账。”
四、通过批评教育的方法团结了上中农。二队富裕中农安常怀，不参加队里劳动，只搞自留园和开荒地，结果收的不多，在队里只分了一百多斤粮食，全家挨了饿。代表安常合就抓住这个事实，对他进行依靠集体的教育，现在两口子把孩子交给婆婆看着，积极到队劳动。通过这种方法全村有十一户这样的富裕中农都教育过来了。
五、在今年的“四清”工作中，选出六十三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四清”班子。“四清”结果，一百零七名干部中有四十一名干部贪污多占、吃喝浪费一千五百四十六元，每人平均三十七元，多占五百六十四个劳动日，粮食七千七百四十八斤，款八百七十三元，油料五十八斤。社员说：“一年的疙瘩解开了，放心的搞生产吧。”
这个村贫，下中农组织所以能够坚持经常活动的原因：
一、支部认识到了这个阶级组织是农村的依靠力量，是党的有力助手，通过这个阶级组织，具体的贯彻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二、贫、下中农委员会树立了正常的领导制度，在农闲时坚持了主任半月一次碰头会，一月一次代表会的制度。农忙时两小月开一次会议，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讨论重大问题，大队吸收代表组长参加，生产队吸收代表参加。
罗河生产大队，有八个生产队，解放前很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下中农户外出给地主、富农打短工。现在全村虽然耕地不多（每人平均一亩多，绝大部分是沙碱土地），而今年每人平均口粮一斤多点。全大队百分之五十的耕地实现了电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安上了电灯，米面加工实现了电气化。
全村七百零九人，一百七十二户，其中贫农一百二十户，下中农三十二户，中农十五户，富裕中农三户，富农和地主各一户。党员四十六名，团员二十八名。二十四个生产队干部中党员八名，团员十名。近六、七年来，干部较稳定，绝大部分干部、社员方向明确，没有发生多分自留地、包产到户的问题。经营管理搞的好，社员情绪高，生产搞的不错。
这个大队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份建立起贫下中农委员会，现有贫下中农代表二十五名。贫下中农代表的条件是：成份好、立场坚定、坚持原则、敢于向坏人坏事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党忠诚、大公无私、能联系群众。他们的任务是：及时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带头生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监视坏人活动、团结中农、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内方针政策，协助党组织经常向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
三年以来，贫、下中农委员会坚持了经常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整风整社时，依靠这支阶级队伍揭发了问题，落实了党的方针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由于代表对任务明确，在平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突出的是：
第一，及时反映了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和要求。比如去年秋季八队代表胡金和听到社员刘大丑反映刘三喜偷队里一百八十五个工分票的问题，立即反映到党支部。三队队长、记工员、保管员合谋偷分队里的小麦，代表张大计发现后报告了大队。对这两个问题大队派人检查属实，召开了社员会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将赃物退出。去年秋季分配中，开始定的办法是肥料分、草分、劳动工分都在总产中统一分配，结果，出现劳动力多、肥料工分多、草分多的户占有粮食过多，而照顾户粮食少的问题，杨老连等代表了解到这个问题后，认为这么分配照顾户吃亏，大队根据他的反映，作了研究，召开了干部、贫农下中农代表、社员会商量后，改为在总产中扣除百分之三十作为肥料工分、草工分的分配部分，百分之七十作为劳动工分分配部分，这样，使照顾户吃粮水平趋向合理，保证了照顾户的生活。
第二，协助干部改进工作。一九六一年八个生产队只向社员报过一次账目，社员意见很大，代表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建议大队领导帮助生产队建立健全了报账制度。从去年开始每月向社员报告一次出工、投肥、财务收支账，并张榜公布。在劳动管理上原先是死分死记，后根据代表胡金和、吴海的建议，实行了临时包工的办法，调动起了社员的积极性。
第三，监督干部改进作风。去年大队包场演电影，向各生产队摊派款二百多元，大队根据刘振义等代表的建议，纠正了这种作法，过去已进行摊派的款，经大伙讨论，改为谁看戏谁拿钱的办法，把开支的款退还了生产队。
第四，团结中农。办法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如劳力多的中农户，怕个人吃亏，对四属户的照顾有抵触情绪，代表王永来便向他们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解决了问题。二是贫农、下中农带头劳动，影响他们。比如冬季打机井蹬大轮这种活重，贫下中农抢着干，参加打机井的二十二个社员中即有十一名代表。在遵守劳动纪律，为集体出工，提高农活质量，向队里投肥等方面，贫农、下中农都是作出表率，影响了中农。
第五，向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在劳动中常常发现有些青年人干活图快，不顾质量的倾向，代表们即通过个人在土改前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受剥削的事实进行教育。青年王小仿听了贫农刘振义讲述了个人解放前，只有一亩多沙滩地光靠打短工维持生活的事实后，认识到现在咱们当家作主，干活是给自己干的，自觉地维护了集体利益。
这村贫农下中农委员会组织，三年来所以能够坚持经常活动，在各种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重要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党支部加强领导，并注意经常使用依靠这支阶级队伍。具体作法是：每个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党、团内传达后，即向贫农、下中农传达，而后再向群众传达。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如财务开支、分配方案、作生产计划、积肥奖励办法，四属户的照顾，购买电动机、打机井等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和贫农、下中农代表委员会商量。由于注意了对他们的使用，所以他们有问题，及时地向大队支部反映，也由于他们发挥了作用，大队支部就更重视这个组织了。
第二，贫农、下中农委员会，有健全的领导制度。生产大队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和生产队贫农、下中农小组的会议，每月召开两次，会议内容中心是研究如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社员有那些意见和要求，如何监视敌人的破坏等。
附件六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及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那里下乡工作，就在那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发至公社党委）
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很好，它用生动的事实说明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能否形成社会风尚，是能否真正做到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关键问题。昔阳县的经验证明，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是否能坚持不懈地在广大基层干部中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
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同志说：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参加劳动过多了，会影响工作。他们还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规定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总投工故的百分之二，根本不够用，因而这个规定是行不通的。然而，昔阳全县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在一九六二年全年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达到二百七十三个，补贴工分只占到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而且，县、社两级的负责干部，到那里工作，就在那里参加劳动。一九六二年县级干部在生产队所做的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八十二个，沾尚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做到一百三十九个。事实证明，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影响工作，而且把工作、生产搞得更好了。
昔阳县有些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自动不要补贴工分，这种精神值得表扬，但是多数人是办不到的，因而不必普遍提倡。
省委认为，从一九六三年起，全省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分，必须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不得超过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要把这件事当做今年整风整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在今年春耕以前，就把每个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定下来，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五九年以来，昔阳县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一九五八年，干部实作工每人平均一百八十九个，一九五九年为二百零五个，一九六○年为二百四十二个，一九六一年为二百五十四个，一九六二年达到二百七十三个。干部补贴工，一九五八年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三点二九，每人平均一百六十个；一九五九年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点六五，每人平均一百五十三个；一九六○年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九五，每人平均一百零七个；一九六一年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四，每人平均七十个；一九六二年，由于基本核算单位增多，受补贴干部增加，补贴工增加到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但是每人平均只五十个，比上年仍减少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全县四百一十五个大队队长和一千六百二十三个生产队长中，有一百二十个大队长和六百多个生产队长，去年没有补贴。井沟大队长石存周，是长征红军老战士，年近六旬，去年兼任了第六生产队的队长，仍和往年一样，坚持白天劳动，晚上工作。第四生产队队长宋艾良，当队长七年了，没要过队里的一个补贴工；到县、社开会误了工，总是自己少休息，起早搭黑多做几个工就赶出来了。大寨大队，几年来大队长和生产队长都没有补贴，但是，由于他们积极带头参加劳动，大队长实作工超过了两个生产队长，两个生产队长又都超过了一般社员。
会计不能经常参加劳动吗？这里列举几例。东关大队会计兼第四队会计刘根元，去年春季社员讨论给他的补贴工是二百二十个，定工劳动一百个；至十一月底，他实作劳动日二百二十一个，秋收分配的时候，只要了队里的一百三十个补贴工。前小寨会计（现任大队长）张卯士，当会计多年，从来不忘劳动，群众称他是“劳动会计”。巴州公社二十四个大队会计，去年一至十一月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一百八十六个。
干部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带动了广大社员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群众普遍反映：“磨不推自转，没话说。”沾尚大队以往好逸恶劳的社员张喜贵，去年做下二百八十多个劳动日；有人问他，为什么劳动这样好，他回答说：“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支部书记还担茅粪、看羊，和社员一起干，咱再不好好劳动，面子上下不去，心里也过不去。”
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使干群关系像鱼水一样密切。干部关心群众，群众体贴干部。北头大队支部书记郭胜德，五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社员们怕他累倒，常劝他多休息，叫队里多给他补贴几个劳动日。沾尚大队支部书记周朴虎，在群众讨论给他补贴工的时候，他提出不要了，群众非给他补贴不行。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恢复了清早上地劳动的旧习惯。沾尚等大队，近几年来社员清早不上地劳动，公社党委书记去后，每天早上叫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上地劳动，慢慢地社员也跟着队干部上地了。老队长张福勤说：“过去我们早上不上地，太阳晒着屁股还在被窝里，身上舒服，肚里难受；现在清早上了地，粮食打的多，生活好了，真是三早顶一工，人勤地不懒。”
干部积极参加劳动，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沾尚公社原来是昔阳县出名的穷地方，自从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后，生产上解决了许多问题，起了很大变化。一九六二年这个公社的集体粮食总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七十九万斤，增加到五百四十八万斤。一九五七年以前，这个公社每年吃国家供应粮五十万斤以上；一九五八年以来共卖给国家粮食六百三十五万斤，每年平均出售一百二十七万斤。一九六二年售粮一百五十万斤，而当年社员分到的口粮，却由一九五七年的每人平均二百四十斤，增加到三百六十斤。群众普遍反映说：“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说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这样好，是经过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的。合作化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小社并成大社，又代替了乡、村政府的许多工作，大队办了企事业，县、社会议表报比过去增多，有些任务要求过高、过急，缠住了一部分干部。加以领导上对干部参加劳动强调不够，一部分干部劳动观念淡薄了，有的甚至长期不参加劳动，滋长了官僚主义习气。当时，在群众中有“养活不起干部”的反映。
一九五九年，县委大抓干部参加劳动，当时不少干部有抵触情绪。以后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的觉悟程度。主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教育干部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同时，县、社领导同志经常注意检查干部的劳动情况，发现劳动差的就及时进行教育。
（2）县委、公社党委，在选拔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时候，把劳动态度作为首要条件，并以此考核和鉴定干部。
（3）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人民武装部等系统和部门，都加强了对所属干部的教育工作，积极执行了党委决定。除民兵干部根据省委通知给予少量补贴外，团委、妇联干部都没有享受补贴，但毫无怨言。
（4）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县委书记、常委、县长等领导人下乡，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参加劳动。据统计，去年县级机关下乡干部在生产队所做劳动日，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八十二个；做得最多的沾尚公社全体干部，每人平均一百三十九个。
（5）坚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就落实到人，宣布多劳多得，少劳不补，秋后不变。根据中央规定，分别队型大小，具体要求：百户以下的大队，补贴工不超过百分之二；一百户至二百户的大队，补贴工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二百户以上的大队，补贴工不超过百分之一。受补贴人员和补贴多少，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报公社批准后执行。这样做的结果，彻底扭转了过去在秋后按中等劳力补贴的被动局面。
（6）大队干部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同社员一样分地、分活，评工记分，并同样接受检查验收，承担生产责任。
（7）评比竞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实做的劳动日，和社员一样，按月公布并上报公社，以公社为单位每季进行一次评比，分别表扬奖励和批评。
旗帜显明，层层树立标兵。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全县公社和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两面红旗，县委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号召所有干部向他们学习。各系统、各公社、各大队也都树立了自己的旗帜。
（8）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昔阳县委一直坚持了以下的办法：能下去传达的事情不召开会议；能分片召开的会议不集中回县开；能在农闲开的会议不在农忙开；并严格控制了会议、表报的数量。去年，县委只集中回县开过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其余都是下去传达和分片召开的。表报也比前年减少了一半。各公社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禁止大队随便耽误生产队干部的劳动时间。沾尚公社的干部，除统计员和秘书外，平均每月有二十天以上的时间深入到生产队帮助工作。并沟大队根据居住分散的特点，大队在六个生产队设了四个联络点，有事由支部书记到各点商议，大大减少了会议误工。此外，大队五个主要干部，除支部书记外，都兼任了各生产队的队长，既充实了生产队领导，又减少了补贴工。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建立了“五一”碰头制，即每五天中用一个晚上研究一次工作；会计建立了“五一”办公制，即五天中四天劳动，一天集中办公。
附件七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我们城西公社有一千五百九十八户，耕地面积六千四百八十亩，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六千三百三十三亩。全社共六十四个生产队，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公社和生产队两极核算的。全社有一百零六个党员，十三个党支部。几年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了自然条件，获得了粮食生产的稳定增产。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年年平均亩产都在八百斤以上。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为五百四十三万斤，平均亩产量八百五十八斤。全社养猪也有很大发展，现在共有猪二千零二十二头，平均每户一点二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五年中，平均每年除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二百十四万一千斤外，平均每年还超额完成任务十四万五千斤。公社化以来，在国家的支援下，社里办起了水力发电站，发电量六十四个瓩，初步实现了灌溉机电化、加工机械化，并且把水电用于社员照明。
我们城西公社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公社党委的九个委员（包括正副党委书记、正副公社主任），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只是社里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工分，同社员一样地参加劳动，和社员一本账参加分配。一九六二年年初规定，按同等劳力计算，公社九个干部，除一个分管公社工业企业的以外，八个干部全年总工分为二万零三百分，其中参加劳动六千一百分，社里补贴一万四千二百分。实际执行结果，劳动工分为八千四百二十分，超过二千三百二十分，补贴工分下降为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分。以公社党委书记廖鍚龙同志为例，他在一九六二年中，先后参加省、地、县、区和公社的各种会议，共花了一百四十九天，实际参加劳动一百三十多天，共做了一千二百多个工分。全社二十六个支委一级干部和一百九十二个生产队干部，他们也都同社员一样地参加劳动，一样地进行评工记分。他们绝大多数就是社、队里的生产能手，各人每年所做的劳动工分都在一般劳动力所做劳动工分的水平以上。根据一九六二年年终分配复查的给果：全社六十四个生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总数为七万五千六百分，占全社各队全年劳动总工分五百十二万分的百分之一点四，各个生产队的干部补贴工分都没有超过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
干部参加生产，带头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更好地团结了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比较亲密。在我们那里，很少听到社员对社干部称呼什么书记、主任的。廖锡龙同志在那里，老年社员都叫他阿龙，青年社员都叫他阿龙哥，大家都感到很亲热。也正因为干部和群众经常在一起劳动，关系密切，商量办事，不论完成什么任务，常常是很顺利的。
干部参加生产，容易及时了解社员的思想、要求和意见，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九六一年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时候，我们的友邻城南公社进行山林分户管理的试点。当时风声传到我们社里，富裕中农张阿寿在劳动的时候，就钉住沙岗生产队干部说：“人家都把山林分到户了，我们为什么不分到户。”我们了解到这些思想活动，马上就把这个问题交给有山林的生产队讨论。许多社员都不同意山林分户管理。沙岗社员潘顺弟就：“这个办法弄下去，集体的山林会被砍光的。”经过大家反复比较利弊，最后决定集体的山林仍然由集体扶育管理。城南公社采取山林分户管理的办法以后，私砍的很多，山林受到很大破坏（现已纠正）。周围的群众说：“还是城西的办法好，现在山上留的树，都是他们的。”
干部参加生产，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同题，正确领导生产，避免瞎指挥。在一九六○年三月，正当全社二千五百多亩蚕豆即将成熟的时候，区委考虑从提早季节出发，建议我们提前把蚕豆劈掉争取早插早稻。公社党委和党员、干部社员一起商量，很多干部和社员认为当时秧苗还小，不能全部开插，蚕豆收得太早也会造成不应有损失。公社党委经过讨论，认为上级指示与群众意见都是为了更多地增产，问题在于农事活动如何安排，于是我们发动群众对全社的秧苗和蚕豆逐丘进行排队，按照秧苗的生长情况和蚕豆成熟先后，提出了分批收蚕豆、分批插秧的打算。我们把这个情况如实向区委汇报，区委同意了我们的安排。我们按照这个计划做的结果，不但多收回十多万斤蚕豆，而且还胜利地完成了早稻插秧的任务，社员群众都很满意。
干部参加生产，各人又根据自己的业务和爱好，勤学苦练，刻苦钻研，这就有可能使自己走向又红又专的道路。后垟党支部书记杨传育，是拐脚的，工作很积极，劳动有困难，群众就议论他不懂生产、领导不好。可是，他在党的教育下积极参加劳动，勤学苦练，现在不但一般活能干，许多技术活也能干了。群众对他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了，都说：“阿育真不错，腿虽拐，劲很大，领导生产不讲外行话。”我们体会到：农业干部不但要会干工作，而且也要懂生产，只有过了这一关，既会讲又会做，群众才会相信。正因为我们社里干部长期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许多同志不但摸到社员的脾气，而且也摸到田地的脾气，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公社党委委员、主任徐金火热心试验研究良种，在全社因地制宜地大面积推广良种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黄生娒在民主管理财务上，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因为经常参加劳动，对本社的土壤情况也逐渐熟悉起来，基本上摸索到全社二十多种土壤的性能和改良土壤的不同措施。去年他和科研小组，试验绿萍越夏越冬成功，对解决肥料问题是有一定作用的。
干部参加生产，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社员生活在一起，社员就敢于监督干部。一九六二年三月，上级为了照顾公社干部的生活，按照其他公社干部待遇，供销社发给我们每个公社干部一个副食品购货证。社员对这一点有意见，说：“干部总比社员好，可以搞点特殊化。”公社干部听到反映以后，认为少买点吃的东西，绝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脱离群众事情就不好办了，大家很快地都把购货证集中起来，退还给供销社。社员们看到对于部提意见起了作用，也就敢于对干部提意见、作批评。这样，干部尊重社员，社员督促干部，有利于实行民主办社。
我们公社的各级干部，在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中，也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我们在上级党委的关怀和帮助下，经过整党整风，提出了“三要一交、三包一比”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三要”就是每个党员要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党一心一德；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要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交”就是每个党员交五个知心朋友。“三包”就是对自己的朋友包情况、包思想、包行动。“一比”就是经常进行总结评比。要这样，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积极参加劳动。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经常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为什么当干部，干部为谁服务和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等教育，并且把劳动好坏作为干部评比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干部中逐渐树立了热爱劳动，坚持劳动的风气。在干部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城西当干部，劳动好，群众很拥护；劳动差，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在一九五九年，我们那里的一些干部一度起了思想波动。他们说：“别的公社。大队干部都是脱离生产的，我们为什么不向上级要求脱产呢？”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同志向大家解释说：“我们是本地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不要脱产好。”可是，有些同志思想还是不通，说：“廖锡龙是省、县劳动模范，一脱离生产，怕当不成模范嘛！”有的甚至说：“我们这些干部是假的，是野荸荠，吃力不讨好。”当时的党总支，就这个问题作了一番讨论，展开了思想斗争。到底是真干部还是假干部？党和群众在政治上这样信任我们，把城西的工作担子交给我们，怎么能说是假干部呢？通过回忆对比，大家认识到自己都是翻身农民当了干部，为了改造农村，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应当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通过讨论，大家都能：“脱了产，不劳动，讲话群众不愿听，干部也是当不好的。”于是，最后大家决定，都不脱离生产。
但是，在贯彻执行“六十条”以后，干部思想又有新的变化。个别党委委员搞自留地功夫化多了，参加集体劳动的时间减少了。有的还埋怨说：“别的公社干部安安稳稳，我们又要做好工作，又要参加生产，辛苦死了。”有了思想问题，还得解决啊！不久以前，我们在党委会上，分别对这些同志作了帮助，现在他们有了很大转变。
解决干部不愿参加生产的思想问题以后，还必须妥善处理干部参加生产和做好工作的矛盾，既保证干部能够挤出更多的时间去劳动，又促进干部为集体为群众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公社党委实行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制度，九个委员分工管理生产、财务、行政，组织、民兵等工作。分工以后，大家放手去干。每月定期开会检查、总结、布置工作，开会又尽量利用节日和雨天。党总支、党支部和生产队的管委会也很注意这一条。所以，社、队干部就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参加集体生产了。
要求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能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还必须层层带动、互相监督。公社干部做到了，就不怕支部一级干部不去做，支部干部做到了，就不怕生产队干部不去做；反过来，他们做到了，也推动公社干部坚持下去。
还有一条，就是要正确解决干部的误工补贴问题。不然，干部埋头生产，不顾工作，对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不利的。我们的办法是：一、公社干部根据工作任务分别采取定额补贴工分的办法；二、支部和生产队干部一律不实行固定补贴，如公社开会，由公社发给工分票，为集体而误工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误工补贴。这样一来，干部也不怕因为工作而耽误自己的劳动了。
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
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参加劳动好，工作也搞得蛮出色。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底的一百二十天时间里，除了参加四十六天各种会议以外，有六十九天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实做九十五个劳动日。他所在的越溪大队，近年来被连续评为先进集体单位。
应四官对参加劳动，一向比较重视，去年足足做了二百八十多个劳动日，超过队里顶强劳力的基本劳动日。今年从上海参加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回来以后，应四官到处去作报告，传达华东会议精神，在队里的时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应四官还是牢牢记住党的教导，抓住一切时间参加劳动。三月五日，县委办公室通知他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到长街地区传达华东会议精神。应四官核计一下，从家到亭头渡上车，不过五里路，半个钟头就跑到了，开会之前还有段时间可以利用一下。第二天，他一早就出畈，到草子田里施肥，从六点到九点多，一直在田间劳动，直到四亩三分草子田撒上灰肥以后，才赶路去传达华东会议精神。三月九日，应四官从沙柳公社传达华东会议精神回来，路过梅七公社，在街上碰到公社干部顾红能和嫂子陈美青，已将近十一点钟了，他们就拉住四官吃中饭。四官一想，吃餐饭勿要紧，这里到家还有十里路，要是到公社一走一坐一聊天，起码要化一两个钟头，这样回到家里，就要误了出工时间，增加队里负担，如果不在这里打岔，十二点以前赶到家，下午还能同社员一同出工。就这样，他婉言谢绝了嫂嫂，坐也不坐就回到家里，下午同社员一同出门挖河泥去了。
应四官常说：劳动好，工作才会做好；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上面，摸不到底。因此，他除了到公社，县里去开会以外，在大队里都是白天坚持劳动，晚上进行工作。今年从一月份以来，队里除了正月初一下午开过半天社员会外，从来没有在白天开过社员大会。因为干部平时参加劳动多，生产上的许多问题都在劳动时得到解决。有一次，这个大队各生产队在落实双季稻面积的时候，大队建议各队种三百四十亩双季稻，但经各队几次讨论，最多只能安排二百八十亩。是什么原因呢？各队干部都说：经过逐丘排队，再扩大早稻，田也没有了。是不是没田可种早稻呢？一天，四官与三队社员到下港挖河泥，休息时他指着江边的一丘田问队长何阿根说：“这丘田打算种什么？”“种中稻。”阿根回答。“港挖深了，水利条件改好了，不能种早稻吗？”四官继续问。社员陈正寿忽然接上来说：“四官呀！我们大队国家任务年年超额完成，社员生活也勿用愁，今年早稻面积已经比去年扩大了，再要扩大，社员干活太紧张了。”正寿这一说，才使四官明白了早稻种植计划落实不下去的原因。于是针对具体思想，对社员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对症下药做思想工作，效果果然很好，最后各队落实的早稻种植计划反而超过了大队的建议数。
这个大队和各生产队的十六个干部，在四官同志带头劳动影响下，去年实做劳动日平均每人达到二百八十多个，误工补贴只占百分之一点七。今年，经过讨论，决定把误工补贴减少到百分之零点九。近四个月来，这个大队的十六个干部平均每人已做一百个劳动日。（钱天镇）
最近，我去访问省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同志，他提到一件深以为喜的事，就是今春误工少了，下田参加劳动多了。三月份，他除了到县里和公社各开会五天半，到汤溪供销社开会两天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下田劳动，做了二百零二个工分。四月份到二十四日止，他除了到区里开会半天，和参加省四届党代表大会，来回共花去十一天外，其余十三天半全部参加集体生产。实做劳动工分一百五十分四厘。
领导上两条做得好
陈双田一身兼数职，他是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汤溪公社党委委员、金华县人民代表、县供销社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县和专区的农业顾问。他不仅公务多，会议多，访问他和请他做报告的也多。
今年，有两条特别使陈双田高兴。一条，县委规定，凡请陈双田去做报告，要经县委统一安排批准。这一来，许多不必要的邀请都给挡住了。陈双田说：“这是县委对我的很大照顾，不这样，我就成个游说家了。”再一条，公社和区委开的会议也开始减少了。
还要自己善于利用时间
但是，经过多方了解，陈双田所以做到今春误工少，下田劳动多，除了上级党委对他照顾体贴和减少会议以外，重要的一条，还是他自己善于利用时间。这方面，他的做法是：
第一，做报告插在开会期间。像去年十二月到县里开劳模会，今年二月到县开党代会，他利用会议间隙，给市区的工厂、学校等做了五次报告。今年三月在公社开党员大会期间，他又到开化、后大、东祝等公社做了三次报告。如果这八次报告不安排在会议期间做，那么他至少要多误十个工。
第二，接见来访，一般都放在晚上或者中午休息时间。当然，有些来访，由于来访者强调意义重要和时间迫切，陈双田只得抽出专门时间来应付。但是，这在他是出于无奈的事。看来，这需要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相互谅解。
“不劳动，还算啥劳动模范！”
陈双田善于利用时间，多参加劳动，决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妥善安排时间的方法问题，主要还是他对参加劳动有正确的认识。他种了三十多年的田，下田劳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习惯。正如他自己所说：“到外头去开会，会开得长，这双手就好像没个放处，还是捏把锄头顶好过！”
他当了十多年的劳动模范，永远不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每次从外面开会回来，一到家就脱鞋下田。我曾两次陪他从县里到汤溪大队。一到那里，我上街转几分钟，回头他就不在家了，只得到田里四处寻他。有一年，他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久就和社员去挑粪。外地有个认识他的人问他：“你不是陈双田吗？怎么你还挑粪？”陈双田听得发笑，反问道：“这也稀奇吗？”那人说：“听说你出过国，见过毛主席，当了模范，今天还回来挑粪？”陈双田说：“当劳动模范就是要带头劳动，不劳动，还算啥劳动模范！”
他每次出去开会，总有不少事情，留在家里的干部办不先，摆着等他回去做。他一回家，四面八方都来反映情况，总有一大堆问题。这一大堆问题，陈双田就是依靠了自己参加到劳动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求正确的办法，来求得解决的。陈双田说：“只有干部带头劳动，做出样子，再去教育群众，群众才会口服心服。”他把参加劳动，作为一个法宝，去切实地解决问题，教育群众。
对领导上的建议
陈双田也有某些忧虑。他怕今后特别是下半年的会议是否会多起来。会议总是要开的，他的要求是：会前准备好一些，会议时间短一些，利落地切实地解决问题；只关系到一部分大队的事情，最好上级跟那一部分大队去解决，不要拖住全部的大队干部来做“陪客”。再说，有的单位来请他做报告，他想不去，怕人说他“摆架子”。他说：“其实哪儿我都会去，做报告也是自己的任务之一。只是请的地方太多，如果不由县里安排，我一年到头光做报告都来不及，那里还有工夫落田畈！”看来，这还需要领导上和各有关方面，深切体谅劳动模范的心情和苦衷，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合作。
（章轶仲）
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严如湛同志，公社化四年来，前后三次，带了老婆，孩子落户到后进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使三个后进队，分别在短短一、二年中改变了面貌。一九五九年他落户到年年赔产的第二生产队，干了一年变为超产五千多斤；一九六○年他到了上年减产二万多斤的第一生产队，干了一年成为全大队增产最多的生产队，增产粮食一万二千斤；一九六一年又落户到不懂生产技术，农具、资金缺乏，困难最多，产量最低的移民生产队，连干二年，彻底改变了落后面貌，使粮食亩产从一九六○年的五百二十斤提高到一九六二年的一千零一斤，生猪从一头发展到四十二头，社员集体分配纯收入，从平均每人三十一元，增加到七十四元。现在他又带着全家落户到后进的第三生产队。社员都称赞他是好榜样，说他有着一颗不计个人利益，热心办好集体经济的红心。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帮助后进队搞好生产，这是我应负的义务。”
带头实干
开始，这三个后进队社员的生产情绪都不高，生产质量差。如何把群众生产劲头鼓起来？严如湛同志不是指手划脚的指挥别人，更不是抱怨、指责群众。他是以自己的实干行动，去影响群众。拣重担挑，择艰苦的活干。一九五九年做早稻秧田，遇到寒潮，头天社员到田里干一下，就要上岸烧火取暖，工效很低，八个劳力，一天只做好一亩七分秧板。第二天温度继续下降，有的社员就不敢下田。为了及时做好秧田，争取在寒尾暖头时机播种，严如湛同志就毫无迟疑地带头背了铁耙，赤脚下田，社员看了就放下火囱，一个一个跟着他下田，冒着刺骨寒冷，一天中就把七亩秧板全部做好。严如湛同志在生产上是全村有名的一把好手，他不仅自己埋头苦干，还热心地向社员传授操作技术、提高农活质量。移民生产队的社员，原来习惯种地，对水田生产生疏，不会犁田、耖田，也不懂得浸种、催芽。他就边干边传授，经二年耐心传授，移民生产队的社员基本上都掌握了水稻生产技术。严如湛同志埋头苦干，热心传授，终于团结了群众，激发了群众的干劲。当他开始到移民生产队时，不少社员有反感，背后议论：为什么要派一个本地人来管我们？不愿与严如湛同志接近。由于严如湛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很快就改变了社员对他的看法，他们说：如湛不是来管我们，是来同我们一起苦干，一心帮助我们搞好生产的。社员在生产、生活上一遇困难就主动找他商量，生产劲头逐渐高涨起来了。
把思想工作做到人
严如湛同志与社员同劳动，熟悉每个社员的脾气，随时了解社员的思想，根据每人的特点，对症下药，耐心细致的把思想工作做到人。第一生产队由于集体生产没有搞好，社员收入少，部分社员走集体道路动摇，不顾队里生产，上山砍柴卖、赚现钱。特别是张老成，三天二头砍柴卖，队长批评他，越批评他越不听，队长也制不了他，队里三个党员也都认为“钉订的秤，生定的心。”落后难以教育改造。而严如湛同志不是这样，他对待被人看成所谓落后的社员不抱歧视，而是亲近相待。他根据张老成过去受苦深、性子暴躁的特点，经常与他拉家常，启发他回忆旧社会帮地主做工时的痛苦生活，引导他对比解放后家庭的变化，逐步提高张老成的阶级觉悟，热爱新社会，热爱集体。有一次，张老成生病在床，严如湛同志就一天前去探望几次，替他借钱，请医生。病好后，他主动到严如湛同志家里，激动的说：“过去我错了，当时我没有钞票用，砍了几担柴卖卖，队长批评我，我不但不接受，反而认为刁难我，所以我就索性不顾集体、光砍柴卖，现在想想真不对，把过去帮工度日的苦头忘记了，不走集体化道路，那有这样的好日子”。此后，张老成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张老成的转变对其他社员影响很大，自动停止不顾集体砍柴卖的现象。社员说：“连老成也变了，今年生产一定能搞好。”为了动员本队其余三个党员都一起来搞好思想教育工作，严如湛同志召开了党小组会，摆开了张老成转变的事实，使党员纠正了“落后”不可教育改造的错误观点，懂得了要做好思想工作，必须了解人的底细，掌握每个人的特性，对症下药。于是，党员一起动手，把思想工作做细做深。从而，提高了社员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团结一致，搞好生产。
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严如湛同志在工作中，善于与群众商量，集中群众智慧，实施正确的领导。他每到一个后进队，首先总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要改变生产上的落后面貌，关键抓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三番四次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移民生产队的社员说：“人不吃饭活不成，稻秧缺肥长不起，我们队里只有一头猪，草子没有种，土肥没有积，白耕白种产量怎么会高？”他找到积肥是增产关键后，他接着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增产的目的。当时，劳力管理混乱，评工记分很不合理，不管出工迟早，出力不出力，一律按劳动底分记工分，影响了社员积极性。为了改进劳力管理问题，他与社员一起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经验，逐步推行了小段生产计划，实行按技术分工，制订了劳动定额，推行了按件计酬，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集中劳力，利用冬春有利时机，大积肥料。移民生产队在一九六一年有五十九亩空闲田，全部割上青草，还有十八亩麦田也铺上了塘泥，做到了丘丘早稻有基肥。同时，他还帮助社员解决猪本和猪源，民主确定了家肥投售任务和报酬，促进了社员饲养生猪和投售家肥的积极性。肥料增加，其它操作技术也大有改进，终于获得了丰收。
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
严如湛同志原来所在的生产队生产搞得比较好，超产多，分红高，到了后进队是开着眼睛看着要减少自己收入，特别是移民生产队，生产技术生疏，物质基础差，在当时看来，是一时难以改变面貌的。大队党支部考虑到这是第三次下后进队了，怕影响他全家生活，只准备让他一个人去，不带全家老小，可是，严如湛同志却不是这样想，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在自己个人利益上打圈子，只有全家都去，社员才会相信我是全心全意来搞好这个队的。”支部同意后，他老婆又抱怨，说：“全村那个队不好去，偏要到这个倒灶的移民队去，困难多，生产不懂，去了总不要想吃饱饭。”严如湛同志向她耐心作了解释：移民社员，人地生疏，生产搞不好，生活困难，我们总不能眼看着不管，务农人到那里都是一样，靠做出来吃的，只要我们下苦功，就能搞得好。经多次动员他老婆才勉强同意。到了移民生产队后，困难确实很多。生产缺少农具，有的社员畏难地说：讨饭的还有讨饭棍，我们种田的连一张犁都没有。严如湛同志先把自己家里二付铁链、一付铁耙齿和一些水车上的零件，统统拿出来给队使用。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到邻队采集了一些铁木材料，迅速地修理和新制好六张犁、二只稻桶、二付耖、二部水车，基本上满足了生产上的需要。在一九六一年春耕时，部分社员口粮困难，他又把自己节约下来的粮食接济给有困难的社员。由于严如湛同志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终于带领群众度过了困难，获得了胜利。
隆山公社十九个生产大队，共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等主要干部八十四名。一九六二年春耕以来，都落实到生产队，并有五十一名大队干部兼任了生产队干部的职务，其中有三十三名兼任了生产队的正副队长。这些大队干部落实到队后，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和社员一样分配。一九六二年，全公社平均每个大队干部劳动一百四十工；干部补贴工分占总工分的比例低于百分之二。干部、群众都很满意。
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减少误工补贴，有很多好处：
一、减轻了群众负担。隆山公社去年春耕前，平均每个大队有四个以上脱产、半脱产干部。群众反映：“我们掘三锄头：一锄头给政府，一锄头给干部，一锄头给自己。”对中间这一锄头，社员很有意见。春耕开始，公社党委就动员干部参加劳动，并且加强对生产队领导。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干部参加劳动多了，群众负担减轻了。东勇大队会计周锦直说：“一九六一年我误工补贴二百六十多工，劳动只十多工，上街买两枚钉，也记半工，社员说是‘没良心账’，自己则感到是‘吃淘气饭’。一九六二年我参加了劳动，实际劳动了二百三十多工，误工实记四十六工，人勤了，病也没有了，分配收入样样有，社员、家庭。自己都欢喜。”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负担减轻了，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大大地调动起来，使农业生产大增产，去年有三十三个生产队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二、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东勇大队支部书记陈阿木，曾经是县级劳动模范，但后来很少参加劳动，靠拿固定误工补贴吃饭，群众在背后叫他“陈老爷。”现在参加劳动后，社员又亲切地叫他“阿木”了。陈阿木说：“大队干部都到生产队里一起劳动，一起分配，就和群众一个心思了。有些事情，过去在上面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过去想不通的，现在容易想通了。”过去，有些生产队对干部误工补贴过多，就采取提高劳动定额、两天记工、副产品不分给干部等办法，公开加以抵制。现在，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和社员一样分配，农副产品同样分给干部一份。三圣门大队支部书记林苏弟，参加省劳模会议后，社员说，会议补贴有限，要他除了伙食费外，其余补贴费交给生产队，队里记给同等劳力的工分，他提出不要，社员却硬要给他记上工分。
三、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自己。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后，深刻地体会只有参加劳动，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如果不参加劳动，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他们说，后垟大队原来的支部书记戈锦春，贪污偷窃，多占多分，好吃懒做，香烟抽抽，街上溜溜，蜕化变质了，他就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西门大队支部书记黄桂德参加劳动后，认识到自己过去好逸恶劳，靠误工补贴过活，个人开荒扩种很积极，群众会经批评他“干自己的事情，吃人民的汗血”。他自觉向社员作了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
四、加强了生产队的领导。全公社八十四名大队主要干部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过去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他们落实到生产队以后，加强了对生产队的领导。同时，帮助了生产队建立了三至五人的队委会领导核心，建立和改进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岭下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振钱，落实到第四队兼任队长后，克服了过去队里在生产上人等事、事等人的混乱现象，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大队干部落实到生产队，加强了二十一个困难队的领导，去年已有七个队改变了面貌。如三圣门大队党支部委员南阿拿，去年落实到第六队兼任队长后，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团结社员，从而迅速地改变了落后队生产面貌。社员说：“有这么一个好队长，不怕生产搞不好了。”
隆山公社解决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减少误工补贴的问题，是经过了几次反复的思想斗争过程的。
一九六一年冬，中央十二条指示下来，当时，我们在隆山公社召开了五个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会，他们对大队干部参加劳动误工补贴不超过百分之二点五的指示，有抵触情绪。我们开始对这一点也认识不足，于是直到一九六二年春耕前，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不但没有很好解决，而且矛盾反映得更为突出了。例如东勇大队五个干部固定补贴，春耕前的四个半月中，全大队的干部误工补贴工分，占社员同期总工分的百分之七点四。该大队有的社员因此不出工生产，要求领导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后再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帮助隆山公社党委，发动和组织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减少误工补贴。我们的做法是：
一、搞基点工作。一九六二年四月，我们首先在东勇大队进行试点。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按“六十条”规定，误工补贴不超过百分之二，采取了四个措施：（一）合理减少固定补贴干部。全大队由原来五个精减为二个，并且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对于其余干部，采取实误实记。（二）发动群众，审核误工工分。审核中把党支委陶锦林开会多记的二点五工和民兵陈金水擦枪记的零点五工等等，都予以取消。（三）精简会议。规定一般白天不开晚上开，晴天不开雨天开，多深入生产队做实际工作。（四）大队干部全部落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在此期间，我们并重点抓住大队支部书记陈阿木参加劳动。经过了一年的实践，东勇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取得显著效果，一九六二年干部误工补贴减少到占总工分的百分之零点八四（一九六一年占百分之二点六五）。
二、抓思想、抓教育。有了东勇大队的经验，我们就在全县推广。去年六月，首先在隆山公社推广。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在大队干部中是有思想斗争的。当时，十八家大队支部书记章昌发说：“我们是大队当家人，不是地、富、反，为什么要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呢？”还有的说：“大队干部为人民做事情，拿点补贴是应当的。”也有的怕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大队工作无人管，有的大队还有些储备粮和企业，怕无人管理等等。也有的怕劳动艰苦，怕减少收入。
针对这些思想状况，公社党委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从党内到党外，进行正面教育，内容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劳动观点和政策观念，发动干部认真讨论了干部参加劳动或不劳动的利弊。东勇大队支部书记陈阿木谈个人体会，他从四月至五月的四十天中，共干五百八十工分，是全大队干得最多的劳力，而在此前的五个月中却只干二百工分，平均每天还不到二分，由于参加了劳动，生产工作搞得更好，干群关系更密切了。西门大队谈干部不参加劳动的危害，表示向东勇学习，对干部很有启发。（二）正确处理误工补贴问题。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检查和划清了该不该记误工补贴的界限。例如开党、团员会议、民兵擦枪等，不应该记误工补贴的，过去也记上误工补贴，有的队把搞机电排灌、外出积肥等，应该记为劳动工，却记为误工了。在初步划清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应该记和不应该记误工补贴等界限的基础上，根据各队具体情况，发动群众讨论了干部误工补贴办法。经过讨论，全社十九个大队，有十五个大队干部（内大队支部书记四人，会计十一人）采取定工劳动，定额补贴；其余干部改为不固定补贴、实误实记的办法，总的都不超过百分之二。（三）大队不提留储备粮，已提留的迅速作出处理，对各大队企业除四个加工厂、榨油厂，确定专人负责、独立核算外，其余企业一律停办或交给生产队办。（四）公社、大队积极改进领导作风。精简会议，建立劳动、工作制度。去冬今春，在进一步贯彻“六十条”的同时，全面地进行一次总结检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经常上党课，加强了对干部的为人民服务、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教育，从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加强了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的观念。
三、去年秋天，根据群众的要求，大队干部大部分落实到生产队，兼任生产队干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力量。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办好生产队的一个重要措施。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必须落实到生产队，落实到生产队以后，又必须使他们有明确的责任，办法就是大队干部兼任生产队干部职务，这样，不仅仅是参加劳动，而且要使他在所在的生产队里做好政治思想、经济分配和生产领导等工作。因此，在落实前要教育大队干部挑重担子，到困难的和艰苦的队里去。特别是落实到后进队去，把大队干部落实到生产队劳动和加强后进队的领导力量结合起来。三圣门大队干部南阿拿主动落实到后进的第六队兼任队长，在前后半个月紧张的夏收夏种中，由于他事事带头，以身作则，干的工分是全队最高的，社员齐心协力，使夏收夏种成为全大队最快的一个。这个事例有力地教育了一些怕落实到后进队去的干部。
四、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必须同积极改进大队和公社的领导作风结合起来。大队一级今后主要管什么？大队如何改进领导方法？隆山公社曾经组织大队干部学习“六十条”中的第十九条，并着重强调大队干部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和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去年各大队曾召开社员代表会议，发动社员讨论，上半年队里那几件事情群众满意，有什么经验，有几件事还没办好，为什么没办好，下半年应该办那几件事，怎么办，谁去办，几时办，并且作出决议。会后大家尽心去办。这种会议，能让社员当家作主，而大队干部又学得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此外，大队一级在建立平时的工作秩序方面，亦积极的改进领导作风，根据几个搞得比较好的大队初步总结，主要有三条：（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凡是有关生产计划、分配政策等重大问题，都经过大队党支部和大队管理委员会的集体讨论，分工负责。同时坚持大问题集体讨论，小事情分头去办。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队工作无人管。的局面。（二）蹲点带面、点面结合。大队干部以自己落实的生产队为立足点，在生产、工作中有点滴的经验，就介绍推广给全大队，这样就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三）建立制度，管好事务。三圣门大队制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如会议制度、财务会计检查辅导制度、生产检查评比制度、联系访问社员制度等等，对于大队事务，采取分工专人负责，必要的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
公社一级的领导作风的改进很重要。（一）精简会议，工作直接到生产队去。公社开会多，这是过去大队干部误工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以来，他们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少开会，做到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能大能小的会议，尽量开小；白天尽量少开，有会晚上开；晴天不开，尽量雨天开；开会不要专门抓一、二个主要干部，尽量让大队干部轮流开和分工分线的干部开，既能培养干部，又能发挥大队主要干部的作用。会前，要把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先通过公社干部分头和各大队干部酝酿，有了初步意见，然后开会。至于有的会议，必须在劳动时间开，其误工由会议的召集单位开具会议误工证明条。隆山公社去年以来，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并且把工作直接做到生产队，因而会议减少了。根据去年四十月的统计，公社共开二十一次会议，误工七百五十一工，比前四个月减少十四次，少误工四千一百八十工，平均每月减少误工九百零八工。（二）公社去年先后在夏、秋两季召开两次社员代表会议，开展群众性总结工作，向群众要任务，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这样，也防止了单纯“走大队干部路线”的工作作风。（三）一个队一个队地做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公社特别在去年进行的“三访”（访问烈军属、访问困难户、访问雇贫农）工作做得较深入细致，他们登门访贫问苦，具体了解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具体地帮助解决，深得群众好评。
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积极参加劳动，一九六二年的干部误工补贴工分占劳动总工分的百分之一点五九。全社十九个大队中，只有木桥、南草塘二个大队的干部误工补贴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标准，其余都在百分之二以下。其中，友谊、丘桥、南河头、费家桥、金家塘、夹塘等六个大队，二级干部误工补贴还不到百分之一。
在五常公社，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所有的大队干部都是落实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他们和社员一样地出工，一样地评工记分，一样地接受生产质量检查；所不同的，只是有的干部比社员出勤更多些，干的活更重些。许多大队的干部，如西埧大队支部书记金桂根，友谊大队支部书记王淦清，大队长王金根，白庙大队大队长蔡长根，丘桥大队监察主任杨阿巧等，都是群众公认的劳动好手。全公社三十七个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一九六二年中参加劳动在二百五十天以上的有十六个，在二百天至二百五十天的有十七个，在一百二十天至二百天的三个，只有木桥大队大队长徐玉宝一人，全年劳动天数没有达到一百二十天。
五常公社大部分大队会计也劳动得很好。如西埧大队会计钟庆德，他的业务工作搞得很出色，账目清楚，公布及时，还经常在晚上下生产队，帮助能力差的会计提高业务水平，所以，全大队去年的账目，在今年二月就全部结清，并建立了新账；最近，他又和生产队的会计一起，把今年一季度的账目结清了，还及时编造好了春季预分方案。他把工作搞得这样好，还在去年一年中劳动了二千八百十九个工分。全公社十九个大队会计中，有十一个去年劳动的时间超过了二百天，只有六个会计劳动没有达到一百二十天（其中一个是妇女，一个是用工资雇佣的）。
五常公社的大队干部，这样多地参加了劳动，有没有影响工作呢？没有。去年全社大多数大队的生产和工作都搞得很好，原因正是由于干部积极参加了劳动。我们在和干部座谈时，不少人都这样说：“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工作就一定搞得好；干部不积极劳动，工作就一定搞不好。”
事实也正是这样：友谊、西埧、天竺桥等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去年的生产和工作也搞得很好，像包产到户、弃农经商等歪风邪气，在这些大队根本不存在。如天竺桥大队去年秋季受到了特大水灾，原来要减少收入七千多元，但由于干部劳动好，和社员团结一致，积极开展了多种经营，到年终分配时结算，全大队不仅没有减收，反而增加收入一万来元。相反的，木桥大队干部劳动差，和社员关系搞不好，所以工作和生产都搞得很差，去年年终分配结算，每个劳动日只值五角、六角，队内政治空气也稀薄，闹单干的，做生意的，赌博的，贪污的，无奇不有。
干部多参加劳动，为什么反而能把工作搞好呢？五常公社的同志是这样认识的：
一、干部只有参加了生产，才能取得指挥生产的发言权。去年冬种时，旱情比较重，友谊大队支部副书记沈福良，发现自己队里还有八亩多板田，没有掘转种上春花，如果再拖，田一燥就掘不转了。因此，他提出要集中力量掘田。但是，当时大部分社员对旱情估计不足，主张先掘完私有番薯再掘板田、种春花。为了更好地说服社员，他就和四个对集体比较关心的社员，带头掘了一天田，并在歇工后，分头向社员宣传了干旱的情况。第二天一早，全队社员便都投入了掘田，保证了及时冬种。西埧大队在去年推广早稻良种“矮脚南特”时，社员不愿种，他们说：“你们自己没有种过，怎么知道它高产呢？”干部一听这话有理，就没有再硬推广，而由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各种了一丘试验田，因为试验田全获得了高产，今年推广“矮脚南特”时，大队并没有花什么力气，却很快推广了一百零一亩。
二、干部经常参加劳动，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做到上下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友谊大队支部书记王淦清，在一九六○年时因不常参加生产，和社员关系搞不好。有一天，他和社员一起掘田，半天就掘了九分，比社员工效快了近一倍，但事后社员却在背后说：“他卖力气掘田是做做样子给我们看的，难得地劳动一天啥人不会起劲呢？”王淦清听了这话后，认识到干部只有真正以普通社员的身份，经常参加劳动，才能真正和社员打成一片。从此，他积极参加劳动了。现在，王淦清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社员很听他的话。座谈中，王淦清意味深长地说：“过去讲十句话，还是现在讲一句话灵光。”红星大队副队长宋阿才，原来很少劳动，社员反映说：“我们队里养了一个‘五保户’”。他讲的话社员也不要听。自从去冬他转变了作风，积极参加劳动以后，因为能够及时地帮助队里发现和解决问题，社员对他的态度也改变了，都说：“今年我们的生产一定搞得好了”。干部参加了生产，密切了和社员的关系以后，社员就会更加心情舒畅，大胆地向干部提意见，这对克服干部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有极大的好处。
三、干部参加生产，能够及时地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促进生产。顾家桥大队支部书记王金友，在治油菜虫时，发现田畈中间有些花草生长很差，便首先发动自己队的社员，在这些花草上施了肥田粉，并把自己队的做法及时推广到全大队，使全大队五十八亩生长差的花草，全施了一次速效肥料，促进了生长。友谊二队的社员，曾一度不愿参加田间劳动，而争着到杭州运菜皮。落实在这个队的支部委员沈雪良，为弄清事情原因，就和副队长也去运了一次菜皮。经过劳动，他很快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原来是运菜皮的工分定得太高了。当天晚上，他和社员商量后，就把运一船菜皮的工分，从原来的五十分降低到二十四分，及时解决了劳动分工上的矛盾。去冬今春，干旱严重，不少地方的油菜生长很差，五常公社却由于抓紧了抗旱和治虫，多数大队可望油菜增产。去年秋天，这里还遭到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大水灾，晚秋作物在水里泡了二十多天，损失严重，但由于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地抗灾，加上春夏季生产搞得好，仍使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粮食增产了百分之二点五，蚕茧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油料增产了一点二倍；粮食征购任务超额了百分之五点七八，蚕茧收购超额了百分之四十点二，猪、羊等的收购任务也都超额完成。
大队的干部，虽然个个出身于贫苦农民，但是前几年由于领导上对干部参加劳动抓得不紧，有的人在当了干部后，劳动观念渐渐淡薄起来，个别的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深，养成了一种好逸恶劳习气。因此，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就必然引起尖锐的思想斗争。不仅大队干部如此，公社干部同样有思想斗争。如开始贯彻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规定时，个别公社干部就肯定地认为是实行不通的，并断然地说：如果按着规定办，肯定会使工作受损失。但是，由于公社党委坚信“六十条”的正确，并在执行中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才保证了“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在贯彻干部参加劳动这一工作的具体做法上，他们主要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干部觉悟和劳动自觉性。去年全公社共集中上了七次党课，每一次上党课，都对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干部参加劳动必要性的教育，还经常表扬积极劳动、热心工作、不要和少要补贴的党员和干部，树立干部为人民服务光荣和参加劳动光荣的思想，使大部分党员和干部都能自觉地做到白天带头劳动，晚上积极工作，而不要工分补贴。对于个别劳动差的干部，公社也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如红星大队大队长金长生，去年春天有一个月只劳动了六天，公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在上党课时不指名地批评了他，具体地分析了不参加劳动的危害性，使他很快改正了毛病，积极参加了劳动。公社还注意从多方面和运用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参加劳动的教育。如木桥大队由于干部很少劳动，多要补贴，干群关系不好，使去年的生产和工作受到了不少损失。为帮助干部认识这一问题，公社党委副书记沈阿三，特地抽了几天时间，帮助大队总结一年的工作，启发干部寻找工作没有搞好的原因，并针对大队干部认为多劳动会影响工作的思想，组织他们到干部劳动和工作都很好的友谊、西埧大队访问，使他们较深刻地认识到不参加劳动的坏处，从而自觉地参加了生产。红星大队多数干部劳动很好，只有副大队长宋阿才不肯劳动，公社党委书记沈阿年就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进行个别帮助，使宋阿才也很快地积极起来。
像公社党委一样，各大队支部也很注意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支部会、干部会、组织生活会等，都能经常地对于干部进行参加劳动的教育，而且，极大多数的支部书记、大队长，都能以身作则，带头劳动，所以，使干部参加劳动能够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第二，转变工作作风，精简会议，为干部参加劳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去年以来，五常公社十分注意精简会议。他们精简会议的原则是：可以晚上开的决不白天开，可以分片开或下队传达的决不集中开，可以合并成一次开的决不分别开或做两次开，可以农闲开的决不农忙开，可以少数人开的决不召集多数人开，可以上午开好的决不拖到下午开。根据这些原则，他们精简了许多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为干部提供了较多的劳动时间。如纠正社员扩大私有芋艿地的问题，公社原来打算开全社的生产队长会，后来考虑到这一问题只在丘桥片的七个大队存在，而在其他大队无多大影响，便只在丘桥片开了一个队长会，这样就使参加会议的人，从原打算来的一百七十二人减少到四十五人，减少误工一百二十七工。不久前，分管选举工作的同志根据选举工作的需要，认为要开一个各大队分管选举的干部会，分管生产的根据抗旱的需要，认为要开一个大队长会。这两个会都很重要，都非开不可，但公社党委考虑到，这二个会的性质虽不同，来参加会议的却都是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便把这二个会议合并开了。又如友谊大队编造民兵花名册等工作，原来打算要四个人搞一个白天，为减少误工，大队就抽了较多的人，在晚上突击搞，做到既搞好了工作，又减少了误工。
为在减少会议后，不影响工作的贯彻，公社和大队都相应地改进了工作方法。过去，公社的领导方法是“分兵把口”，工作没有重点，一般化；去年起，他们根据工作的需要和自然情况，将全社的大队划成了三个工作片，公社干部在公社党委统一的工作计划下，固定在片里工作，在片里，他们又确定一至二个重点大队，干部主要是蹲在重点大队，样样工作搞出样子，然后全面推广。公社干部白天有事要找大队干部，都跑到田头去商量，决不随便把干部抽到办公室来开会，以免影响干部参加生产。采取干部分片和“蹲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后，不仅有效地克服了过去研究工作不具体和一般化的领导作风，促进了工作，而且给大队干部向公社请示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使他们能更多地参加生产。如丘桥片大队的干部，过去要向公社联系工作，起码要跑五里路，远的要跑八里，有时跑到公社还找不到人，弄不好一来一去就要花半天时间；现在因为片里有干部常驻，一般的工作就不必再跑公社而在片里解决了。大队对生产队的领导，过去主要的问题是，一般号召多，具体帮助少；现在，大队的主要干部都落实在生产队劳动，每个人除做好自己队的工作外，同时固定联系一至二个生产队，支部根据工作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主要干部汇报和研究工作。这样既使大队干部能够脚踏实地的工作，又不会因为落实在一个队而不了解全面情况。
提高会议质量，是在减少会议后，贯彻好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五常公社很注意这一点，为了开好一个会，公社党委特别注意会前的准备工作，他们总是把会议的目的和开法研究得很透彻，报告、典型准备好，与会者的思想动向摸清楚，再召开会议，使会议能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好。对于召开一些汇报性的会议，他们一般的都规定汇报重点，控制汇报时间，做到有的放矢，避免降低会议质量。
第三，建立必要的制度，严格控制误工工票的签发，做到尽可能地减少补贴工分。全社十九个大队有二种补贴办法：十五个大队采取误一工记一工的办法，无固定的补贴工分；四十大队采取固定的定额补贴，工分的多少根据每人的工作情况，在年初就定下来，以后不再更动。采取前一种办法的好处是：干部能更多地参加生产，做到尽可能地减少误工，而且因为干部误一工才记一工补贴，他们就觉得心安理得一些，不怕给社员讲空话。但是采取这种办法，如果干部劳动自觉性不高，又没有严格的控制误工制度，反而会掌握不住补贴的标准而增加误工。因此，采取这一补贴办法的大队，要特别注意控制误工票的签发。友谊、白庙等几个误工较少的大队，都有专人负责签发工票，每次开会有人专门记录到会者的到会情况，迟到或早退都要看时间的长短扣分，对签发工票者本人的误工，工票由支部书记或大队长亲自签发，否则无效。另外，这几十大队还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工票的签发情况，并在检查后逐笔公布，加强群众对误工的监督。友谊大队生产队的会计，在队内有少量的固定工分补贴，但大队有好几次开会计业务会，仍开给他们误工票，当时大队并没有发觉不对，后来经过审查和群众提意见，把这笔不合理的补贴剔除了。
采取固定补贴的办法也有它的好处：误工工分有了限额，不会使干部经常从事一些很难记误工的工作而减少收入。但是，采取这一办法必须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作责任制，否则，会使工作责任心不强的人埋头生产而不顾工作。另外，在确定补贴的范围和数量时，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其定得合理，干部、社员满意。西埧大队是采取固定补贴办法的。他们每年的补贴工分都由社员民主评定，工分定得比较合理，误工补贴一年比一年少。在定干部补贴的同时，支部对干部的工作作了明确的分工，并经常地召开会议研究、汇报，进行检查，加强了干部的工作责任心，使干部的生产和工作都能很好地进行。
青田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的指示，坚持了种试验田的制度。一九六二年，有六百九十名干部，种了六百亩试验田。试验的内容由一季一项作物的高产试验，发展为对耕作制度、低产改高产，对种子，对试用新品种和化学肥料等多种多样的试验活动。去年冬天又开始建立了木本油料、木本粮食的试验山。
干部参加劳动、坚持种试验田的好处，我们体会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通过种试验田，能使干部了解各地自然条件，丰富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增产经验，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如石溪公社的干部经过种试验田，培育和推广了良种，改变了耕作制度，提高了精耕细作的水平，改良土壤，从而使这个公社高产田产量不断提高，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这个公社的石溪大队有五亩干部试验田，未种试验田以前，平均每亩年产量只有六百五十斤，种了试验田以后，一九六二年平均每亩年产量提高到一千八百斤。分季产量是：小麦每亩产量四百斤的二亩，五百斤的三亩；早稻每亩产量八百斤的三亩，九百斤的一亩，一千斤的一亩；秋玉米每亩产量四百斤的三亩，五百斤的二亩。全大队由于因地制宜地推广了试验田的增产经验，一九六二年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二斤。第二队队长吴学飞，过去碰到公社干部就说：“石溪的猪已养肥了。（意思是已经增产到顶了），看到试验田的粮食产量以后，不仅克服了增产到顶的思想，并且积极推广了试验田的增产措施。同时，在推行许多新的技术措施和新的品种时，都事先经过试验田试验。
通过种试验田，能够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改进领导作风。干部在种试验田中，有很多农活不懂，势必要向群众学习，拜老农为师，甘当小学生；参加劳动，易于与群众交朋友，和农民建立感情，这样才能做到先向群众学习，后再领导群众。如去年冬天，天气干旱，春花缺水生长不好，群众对小麦灌水不习惯，石溪公社党委为了解除群众顾虑，就同老农商量研究。老农詹进巢说：“大寒麦子吃半世水，今年麦子种下已有七十多天没有下过透雨，现在再不灌水，以后就没有好收成。”他们根据老农的意见，先给试验田灌水，几天后，麦苗很快转青。各队社员看到试验田麦子灌水效果很好，大家都自觉地进行灌水，结果麦子一片葱绿，群众反映：“今年虽然干旱了八十多天，但是麦子生长还好”。县委总结推广了石溪的经验，迅速发动群众对春花进行抗旱保苗，全县有三万多亩春花灌了水，效果都很好。为了充分发挥老农的作用，各级党委在坚持“三结合”种好试验田的同时，还聘请老农当“参谋”，县委共请了十四名老农当“参谋”。全县七个区、五十三个公社和五百七十七十大队中，有七个区、四十二个公社、一百二十三个大队，成立了老农顾问小组，聘请了八百四十八个老农当“参谋”。
通过种试验田，还能改造干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有利于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石溪公社社长王进东，自脱离生产后，怕干农活辛苦，怕粪臭肥料脏，参加种试验田时，看到干部社员都用双手施肥，他才勉强下手。通过种试验田，他回忆自己在解放前也是劳动出身，替地主、富农放过牛、做过长工，为什么现在怕苦嫌臭呢？想来想去，主要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在作怪，种了试验田以后，他说：“试验田像个‘钢铁炉’，既把本领炼好，又把思想炼红。”
青田县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种试验田的制度，是有思想斗争的。一九五八年，部分干部把试验田当作“指挥田”，在领导生产中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到一九六○年时，有一部分干部思想界限不清，没有看到种试验田的积极意义，就没有把这个良好的制度坚持下去；也有少数干部种试验田流于形式。此外，有些干部怕劳动艰苦，不愿种试验田。县委针对干部思想，首先通过总结种试验田的经验教训，指出成绩和问题，划清界限，端正态度，统一认识。其次，通过回忆对比，抓住“实干试验田”与“挂名试验田”，互相对比，摆事实，找原因，表扬好的，批评差的，并证明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分析干部不参加劳动的后果，会脱离群众，生活特殊化，甚至会蜕化变质。从而提高了参加劳动，坚持种好试验田的认识。
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的制度能否坚持下来，关键还在于各级领导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几年来，全县二十一个县委委员，有十一个坚持种试验田；八个区委书记，个个坚持种试验田。这些人多数能够做到亲自参加劳动，从播种、中耕、施肥、除虫，直到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与社员共同商量，一起劳动。如县委常委、副县长朱林亨同志，在石溪大队种了一亩试验田，冬种一开始，就去犁田播种。发现麦苗干旱，他和老农研究，进行灌水，取得经验，指导生产。因此，社员叫他们的试验田是，“实干试验田”、是“火车头”。
为了把种试验田的制度坚持下来，我们建立和坚持了种试验田的必要制度，采取领导、老农和技术员“三结合”的方法，坚持亲自研究规划，坚持参加劳动，坚持总结经验，并定期进行检查评比。
几年来，我们在坚持种试验田制度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部分干部思想还不重视，少数干部种试验田流于形式，“跑一趟，看一看，挂个名，不落田”。有些干部还不愿种试验田。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教育干部提高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缺点，继续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种好试验田、试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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