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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局批转中南局文教五反领导小组“关于中南区文教战线五反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日期:1963-9-12 作者:[待确定]

中南局批语:

同意中南局文教“五反”领导小组“关于中南区文教战线五反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现将报告发给你们,望结合当地情况参照执行。

1963年9月12日

中南五省(区)文教战线的“五反”运动是从4月间开始的。各省(区)开展的有早有迟,铺开的面有大有小,但在作法上是大同小异的。自从5月间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南局武昌会议以来,由于对“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和目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各地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高标准来领导运动。从此,领导的决心更大了,运动逐步深入了。

到7月底止,五省(区)和两大市(广州、武汉)的直属文教单位,已经开展运动的180个,其中党政领导机关77个,参加运动的人数约4万余人。绝大多数单位(103个)仍处在前“三反”阶段,着重解决领导干部作风问题。少数单位已进入后“两反”阶段,解决敌我矛盾。湖北的运动开展较早,文教党政机关已经进入后“两反”阶段,第一批铺开的单位(主要是大专学校)前“三反”阶段即将结束。广东开展的第一批仍处在前“三反”阶段。河南、湖南、广西文教党政机关有的全部开展,有的部分开展,事业单位仍在搞试点,计划下半年分期分批铺开。

(一)

几年来,文教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党的领导正在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贯彻执行。知识分子状况起了很大变化,经过十几年的锻炼,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这是文教战线的主流,必须肯定。

但是从这一次文教部门“五反”运动初期阶段所揭露的问题来看,文教部门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在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

当前文教部门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其它经济战线、政治战线一样,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的、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向文教部门发动了猖狂进攻。

在一部分文教单位,发现了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的出身反动家庭,直系亲属被镇压、判刑或管制,对党有刻骨仇恨,宣誓要为他们的亲属“报仇雪恨”。有的组成反革命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散布反动思想,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甚至妄图“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单位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反动立场,系统散布修正主义观点,颂扬赫鲁晓夫,恶毒攻击我党和毛主席。

有的右派分子,不服改造,表现极坏,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在文教部门也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第二,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还表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修正主义思想同我们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青年一代。

文教部门主要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主要是企图通过“和平演变”,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复辟活动。

近几年来,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香风”和“糖衣炮弹”,象细菌一样侵蚀着我们青年一代的心灵,不少人羡慕港澳,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不起经济困难的考验,逐步丧失了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现代修正主义者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欺骗麻痹人民;宣扬和平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的党”,企图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党的领导。在这些方面,有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从这一次“五反”运动中揭露的问题来看,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在文化出版方面,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腐朽、反动的宣传。有的组织地下印刷厂,印刷地下书刊,大搞“文化自由市场”,大量推销封建迷信、淫秽、荒诞的书籍、唱本。国营武汉印刷厂承印“新编十劝家庭和”一书(宣扬封建道德),印数竟达22万册之巨。有的农村私塾被五类分子把持,向青少年灌输反动思想。

在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使他们当中有些人产生了埋头业务、不问政治、重专轻红、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文艺思想上,有些人渐渐忽视为工农兵服务,忽视思想性、战斗性。

第三,阶级斗争已经严重地反映到党内来。几年来,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斗志松懈,嗅觉不灵。

在政治思想上,突出的表现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模糊。有些党员、干部与敌对思想“和平共处”,麻木不仁,习以为常,放松了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从政治思想上帮助教育改造很不够。

在生活作风上,有些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走后门。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能与群众同甘苦,好逸恶劳,图享受,讲排场,忘掉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甚至发展到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第四,在文教部门中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在组织上党不管党、闹不团结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不少的同志调入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做了许多年的领导工作,但不抓教学和科学研究,不作调查工作,长期甘当门外汉,满足于开会,坐办公室,发号施令。群众形象地批评这些领导同志与群众的关系是“台上与台下”的关系,批评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开会一揽子,报告一般化,运动一阵风,解决问题一锅煮”。的确,由于我们干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在有的单位里,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很不正常。不少单位,几年来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左”右摇摆,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观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在组织上主要是党不管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党团支部涣散无力,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党员不起模范带头作用。更重要的是不少文教部门的党委(党组)形不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很差;有的党委成员骄傲自满,互不服气,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有的是离心离德,几套马车;有的甚至形成小宗派,互相攻击。

以上情况表明,文教部门的阶级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如果我们不严加警惕,文教战线这一个思想阵地不是没有被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反革命残余势力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夺去的危险。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文教部门的党组织、干部、党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风浪里,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是不是能站稳立场,保持阶级警惕性,是不是能永远保持充沛的革命精神,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次“五反”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必须坚决把这一次运动搞好,必须以高标准来要求。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文教战线的情况,这次“五反”运动的基本要求是:

第一,从政治上粉碎地、富、反、坏、右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清除它们在文教部门的思想影响,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教部门的绝对领导。

第二,重新教育文教部门的干部、党员,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加强党的团结,鼓足革命干劲,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阶级斗争、文化斗争和科学实验。

第三,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进一步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党外干部、专家的作用。对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深入、细致、生动活泼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第四,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文艺、新闻的方针政策打下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以便更好地把科学研究工作14条、文艺工作8条,高等学校工作60条、中学工作50条、小学工作40条、以及卫生工作条例等执行好,使我们的文教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二)

文教部门具有战线长、领导弱、专业多、知识分子成堆的特点,这一次运动的要求又比较高,“五反”运动的内容、作法和其他部门应该基本相同,又应有所不同。根据前一段运动进行的情况看来,运动开展的细一点、稳一点,同时也要搞的比较深一点、透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关于运动的时间部署问题。根据当前运动进展的情况,整个文教部门的“五反”运动大约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在一个单位(如一个数千人的大专学校),大约需要4、5个月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图快,走过场;必须先搞试点,由点到面,有步骤、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开展;要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去帮助。凡是地方党委腾不出手来派不出工作组的,就不要急于开展。目前已经开展的单位,如果本单位领导力量很弱,运动搞的不好,应该坚决停下来。

必须坚持运动、工作两不误的原则,不要顾此失彼。领导干部要合理分工,建立工作、运动两套班子;主要领导干部抓运动,也要过问工作。业务人员参加运动虽然可以集中使用时间,但不能影响教学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运动与工作必须全面部署,定出计划,安排好时间,分配好力量。运动的规律是有张有弛的,必须在运动中抓住时机,进行休整,总结经验,武装干部。

第二、根据前一段运动的经验,各省(区)的作法大体上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第二阶段进行前“三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阶段进行后“两反”,解决敌我矛盾;第四阶段,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进行系统整改。看来,这种作法是比较顺当的、可行的。

第三、第一阶段是整个运动的准备阶段。经验证明,这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是一个好办法,广东、河南这样作了,效果很好。但是回到单位以后,准备阶段还是需要的。这一阶段的作法是:做好“五反”动员报告,大讲阶级斗争形势,讲明“五反”的意义,交待“五反”政策,组织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附件等文件,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召开党委会和行政会议,安排时间,组织力量,全面部署,作出计划,领导干部准备检查。

第二阶段进行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的斗争。这是“五反”运动最重要的一段。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解决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解决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领导干部层层下水洗澡、放包袱,发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在领导干部反复检查,主要问题得到解决,群众表示满意,群众得到充分发动,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在教员和学生中集中进行一段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

第四、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是第二阶段最中心的内容。经验证明,领导干部洗手洗澡,自觉革命,是一个十分艰苦细致的过程,不能简单图快,草率从事。

首先,要帮助领导干部树立自觉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及时引导他们正视自己的问题,启发他们认识由于领导存在问题,对党和工作所造成的危害,从而克服他们随时可能产生的“没有啥”“差不多”等自满情绪。同时,也要解除他们怕痛、怕丑、怕影响威信等种种顾虑。使他们敢于脱裤子,割尾巴,敢于发动群众、引火烧身。

其次,领导干部放包袱,必须采取自觉革命,领导帮助,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自觉革命是基础,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条件,缺一不可。看来,搞“五反”运动,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下去帮助是不行的,特别在领导干部洗澡、放包袱一段,尤其如此。领导弱、问题多的单位,要派工作组;领导较强,问题较少的单位也要派工作组。洗澡、放包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一个深刻的自我革命的过程,极需要诚恳帮助,及时启发。有的单位开展了回忆对比和诉苦运动,采取了谈“演变”、查危害、找原因相结合,回忆对比和放包袱相结合,回忆对比和学习好人好事相结合的办法,效果显著,反映很好。有的单位采取工作组个别谈话,常委反复开谈心会,个别征求意见,然后在三级干部会议、党员大会上、全体人员中逐层检查的办法,效果也很好。因为认识的提高要有一个过程,只能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次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原则。这就是和风细雨,赤诚相见,摆事实、讲道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再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发动群众的过程也是逐步提高群众觉悟的过程。要充分发动群众必须由领导干部反复交待政策,恳切表示接受群众意见的诚意,解除群众顾虑。有些同志不分析群众的思想动态,不了解群众的顾虑,满足于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就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这是十分错误的。经验证明:领导带头带到哪里,群众也就跟到哪里。领导决心不大,检查不好,简单图快,急于过关,是不可能充分发动群众的。事实上,群众的顾虑是存在的,中间层有顾虑,后进层顾虑多,就是先进层也不是没有顾虑。所以发动群众必须放手,必须深入。有的单位采取的办法是:(一)组织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分析运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求。(二)在各组中间组成核心小组,经常碰头,分析情况,找出办法,分配任务,个别串连发动。(三)及时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随时注意帮助培养。(四)有领导的搞大字报,不追求数量,不要群众互相揭发,不揭政治历史、男女关系问题,作好编排工作,提倡集体创作。(五)召开各种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看来,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充分发动群众,是搞好“五反”运动最根本的一环。

再其次,要边整边改。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往往是积年累月形成的,改变作风并不是很容易的。正因为如此,群众就更迫切要求领导决心改进自己的作风,所以运动中必须边整边改,才能取信于人。言教不如身教,以实际行动表现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信心,搞好“五反”运动的有力保证。边整边改的内容,可以先易后难,先从群众迫切要求,又看得清、看得准的地方改起。事实证明:这样一做,群众是很满意的。

第五、关于对教员和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五反”运动中,用正面教育的方法,在教员和学生中进行一段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但必须在干部洗好澡、放了包袱的基础上进行。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他们的思想,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界线。可以采取揭盖子和回忆对比相结合的教育方法。除了由领导上作必要的启发报告外,主要采取小组会座谈的形式。小组会座谈时,不作记录,不互相揭发,不人人过关,不搞典型批判,不戴帽子;对自动交代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也不要追逼、斗争;不要他们在会上交代政治历史问题、男女关系问题。检查出来的铺张浪费现象,要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加以审查、鉴定,防止把不是浪费的也当成浪费。在科学试验研究中,有的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和损失,有的是责任事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区别对待。组织上规定的和批准的生活照顾,不能看作是多吃多占和生活特殊化。至于个人生活上属于正常范围的事情,如衣着穿戴,个人爱好等,更不要批判。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搞翻译,也不能看成是“做私活”。至于教学思想、文艺思想、学术思想等问题,他们自动检查,也不要制止,但决不组织批判。这些,并应当在一开始时就向干部和群众宣布,以使自我教育工作不走弯路,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六、关于第三阶段如何进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对敌斗争问题。目前除个别文教行政机关已经转入“两反”阶段以外,绝大多数单位还没有开始,缺乏实践经验。根据中央和中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文教部门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文教部门必须无例外地进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但是,可以根据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严重程度,决定“两反”阶段的时间长短。即使本单位没有发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现象,也应进行一段对敌斗争的思想教育,提高大家的敌情观念和阶级警惕性。

其次,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必须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从运动开始到前“三反”阶段结束,都应该为后“两反”做好准备,如作好清仓、清帐、清物、清票的四清工作。只要发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象,就应该及时组织专人去进行调查研究。问题严重的,还需要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处理。要充分做好调查工作,把材料查对确实,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再次,转入后“两反”以后,领导必须做好动员工作,说明后“两反”的意义,交待政策;说明党和政府的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对于情节较轻,态度老实而又主动退还赃款、赃物的,可以不戴帽子,不给处分;对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已经发现的案子,必须分类排队,逐个审查,分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上级审批。一般对象只在小组范围进行批判,不搞大会斗争;重大案件需要大会斗争的必须由上级领导批准。教授、专家、名演员、名作家等高级知识分子,有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也可以采取“个别谈判”方式处理,不一定在群众中进行批判斗争。

再其次,属于政治性案件,例如反革命分子、表现很坏的右派分子、坚决的修正主义分子、有杀亲之仇企图进行阶级报复的分子、企图投敌叛国的分子等等。这些极少数政治上坚决反动的分子,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批判和处理。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无论已否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都暂时不要在“五反”运动中对这些人进行批判和处理。至于如何进行和什么时候进行,待中央有正式指示下达以后,再贯彻执行。但在目前可以在群众中进行对敌斗争教育,揭露敌人的活动(不宣布具体案件)方式和反动思想,以肃清其对群众的思想影响,教育群众划清敌我界限,坚定阶级立场。

关于第四阶段如何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系统整改,留待调查研究以后,再作报告。

(三)

关于“五反”运动的政策问题,中央、中南局已经有规定,文教部门必须坚决执行。这里只把文教部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来,供领导上参考:

第一,“五反”运动如何结合文教部门的特点进行?文教部门的阶级斗争,突出的表现在意识形态的斗争方面,同时也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问题是文教部门在“五反”运动中,是否应该检查执行文教方针政策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我们认为,这次运动必须坚决实现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要求,不许打折扣,也不要再增加其他内容,但文教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听取群众在方针、政策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整改意见,并且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进行认真的检查。鉴于文教部门的方针政策问题,涉及的面很广,需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不要急急忙忙地对方针、政策的问题过早作出结论。至于党外民主人士、党外行政领导人员、教授、专家、医生、作家、艺术家、演员以至大学生等,则不应该要求他们作检查。

第二,在文教部门如何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文教部门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不能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他们可以同劳动人民结合而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同资产阶级结合而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同被推翻了的封建、买办阶级结合而成为反动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修正主义分子。当前,文教部门知识分子的状况正是如此。我们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应该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学生中,是依靠政治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团结全体学生。

第三,中央规定县以下中小学暂不进行“五反”运动。我们认为,对于农村的中小学和县以下的其他文教基层单位,例如文化馆、站、剧团、卫生院(所)等,今后采取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自我教育运动,来代替“五反”运动是比较适宜的。即使这样做,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经过试点,取得成熟的经验,再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去进行,切忌一轰而起,遍地开花;也不可脱离中小学和文教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照搬机关和高等学校“五反”运动中的经验。

以上报告和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南局文教“五反”领导小组1963年8月12日

来源:《中南通讯》1963年第29期(总第69期)196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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