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0-12 作者：[待确定]
现将李雪峰同志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给少奇同志的信发给你们。中央同意雪峰同志意见。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要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
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以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其他有严重问题的县委及其他机构，能够说服的就说服，不能说服的，也要加以改组。
此外，雪峰同志提出的各级工作队混编的办法，大工作团组织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清查、整顿所在县的政法、邮电、交通机构等，都是好的。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
九月下旬，我在山西、河北分别开了两次地委书记会议，同时开了城市五反工作会议。实际在石家庄开的河北会议上，内蒙、北京也去了人，华北局有关的书记也去了。会议的目的是检查两省贯彻中央八月中央局书记会议精神的情形。两省过去都是以地委为单位开干部会的。山西是各县常委以上干部和工作队长到会，河北是十七级以上干部到会。
在两省地书会议上，都发现几乎在每个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县委同志的思想都抵触很大。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思想“通”了，到那个问题上又回生了，如山西忻州地委依次讨论四清（这是华北地区对整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革命问题、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和集中起来、基本上以县为单位打歼灭战的问题，就翻来复去弄不大通，甚至连揭露出来的五台县原有县委常委联合在一起，受一个养病不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指挥，致使派去的新县委书记很难工作，这样的类似“地下县委”的错误，也是不到原则上来放手揭露与批判；河北则是开了四十多天的会，排队还六、三、一或七、二、一的比例，即拥护中央指示的占到六或七成，不赞成的有一成，那中间部分中还有根本不开腔，不表示态度或态度暧昧的人们，有的甚至疯狂地声言根本反对四清，也拒绝到会，而地委也不敢执行党纪，予以及时处理。
反对中央指示的理由是：“为什么集中到一个县才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我们在各自的县里集中搞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就不算?这不是不相信县委吗?”相信不相信，道破了不少县委的心理状态。这里包括了完全相信基层干部能在县社两级的工作队领导或帮助下搞好四清，实际上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自以为县委“最了解情况，越往下层越接近实际”等等错误思想的反映，是不愿意离开本县，怕艰苦，不愿意彻底蹲点，深入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的精神状态的反映。拆穿了说也就是“怕左不怕右”这种右倾思想在作障。同时在地委领导上也不去或不敢戳穿这一点，旗帜不鲜明，不知仅仅隔着这么一层障碍，就戳不到痛痒处。这样就是勉强集中起来也不见得会“过硬”。这又证明至少有相当多数的县委不经过省委、地委亲自带到外县，组成“野战兵团”，亲自指导，给以严格训练，并且彻底蹲点，打个真正的歼灭战，是领导不了四清这场革命运动的（城市五反也有类似情形）。当然，就这样，一定还会有些要打败仗，要有一定的“伤亡率”和“减员”的。但是非如此就决不能打好这一仗。特别是第一、二年。
因此，我们坚决采取了两条措施。
第一、戳穿“怕左不怕右”这种精神状态。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及其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情形，摆事实，讲道理，放手发动到会同志敞开讨论，借以肃清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发扬革命传统精神，鼓舞斗志。这样就必须在适当时机，由地委集中讨论中的积极意见，打出反对右倾的旗帜来。我在忻州地委，向地委书记提出（由他们去讲）每个领导者都要考虑自己到底是马列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者?或者也可以干脆地说，你到底是愿意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反对派?还是作调和派?要准备使好些同志睡不着觉，紧张起来思考问题。把这作为第一个问题，作个纲。结果，正如预料，大家十分紧张起来，认真考虑问题，绝大多数同志思想清醒了，左派兴奋，坚定了，中间派也向左靠，“右派”也分化，或者收敛起来了。有的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在山西省的地书会议上，除开照少奇同志提出的究竟是基层领导我们多些，还是我们领导基层多些?是你们现在了解情况多些，还是十年或几年以前了解得多些?是本地干部或常在本地呆久了的同志了解情况多些，还是到村、队不久，但能深入贫下中农，放手发动了群众的工作队同志了解情况多一些？许多事实证明在阶级渗透、阶级斗争、和平演变、党组织内部情况和干部问题的情况上，县委同志了解得并不是比以前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有的根本不了解。许多地委，也包括省委负责同志，包括华北局也决不例外！此外，我还提出你们到底打的什么旗？是红旗，是白旗（指投降倾向），还是灰旗（调和派）?你们究竟敢不敢同具有修正主义倾向的顽固派和那些坚决破坏党纪的老部下、老战友决裂？敢不敢同自己的错误思想倾向决裂？在河北石家庄开的会议上也是这样提的。地委书记听了确实有些紧张，但精神状态一变，结果一般还是感到很愉快，也大都作了检查，认为这就解决了他们思想上的若干问题。
散会后，山西是几个地委书记连夜赶回去，立即作了传达讨论，举起了反右旗帜，思想斗争展开了，矛盾迅速揭开了，几天之内，形势大变，绝大多数同志自己检查了右倾，开展了批评，揭出了大量的右倾问题以及坏人坏事。全省九十六个县中，揭出问题较大的县就有四十四个，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八，其中：完全烂掉的二个，严重右倾的十七个，严重闹宗派、闹分裂的五个（包括两个有类似地下县委的县），相当右倾的二十个。全省九十六个现任县委书记中，不赞成这次革命、甚至实际上反对这场革命的十九人；妥协派十九人，共三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最后，许多同志都说：“县委象现在这个样子，不集中由省、地委领导运动，根本不行”。“要县委领导这场革命斗争，确实没有保证”。“现在才懂得了少奇同志建议的意义”。
河北则揭出县委会有严重右倾问题的县三十五个，占全省总县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基本烂掉的五个县。干部反映：“我们开了四、五十天的会，这才‘上了纲’，摸到了本质”。“反中游思想，旗帜不鲜明”。甚至有的同志说：“前一段反中游思想，简直是用右倾思想，反对中游思想”。“不揭开右倾思想的盖子，不对右倾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歪风邪气压不下去，革命精神上不来”，“反中游，好比是照镜子，只看得见外表；反右倾，好比是照X光，查到骨子里去了”，“这才象一个革命的样子”。
会后，我又要省委对地委会议的发展情况，由省委书记亲自掌握火候。山西是每天电话联系两次。至于提出反对右倾这个口号的方式，当然，还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好。即不说是中央提出的，也不说是华北局提出的，不到不得已时甚至也不说是省委说的。可以先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例如你既然相信自己是革命的，为什么又提出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又如放手发动群众的“放手”，对立面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然后集中起来，即集中正确意见，提出“怕左不怕右”，实质上就是右倾，必须反对这种右倾。我看这样提，是不会出危险的，当然火候要注意掌握。还有用左的形式抵抗反右的，会后这几天也发现了苗头，需要及时注意解决。
第二、由省、地委领导和帮助县委“调兵遣将”、“挑兵选将”、“练兵练将”。即是由县委抽调和初步训练一下要带出来的工作队干部，一律按规定时间带到集中作战的县（区）里，仍按原有各县工作队编制，由省地委用较充分的时间，亲自布置，统一训练，及时检查，随后再与各级派去的工作队混编（有建制的搭配，不是彻底打乱），然后才进村。这样做，是一则改变了他们原定的由各县委自己分散训练后，即带到集中的县，就分配到点上，仓卒上阵的部署。二则改变了一个县包一个公社为混编的队形。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次是象个大兵团阵地式的歼灭战，不是地方部队式的作战形式了，省委、地委负责人都去蹲点，中途不可能再开大的会议对工作队干部进行教育了（当然也可能有例外的情况），因此，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下，搞好战前练兵练将，先吃透双十条的精神，借以弄清思想，鼓足斗志，十分重要。
另外，必须组织一个纯洁而短小精干的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管“敌情”材料，设政治部，主要管对工作队的考察和审查工作，设后勤部，主管供应、卫生等工作。同时，清查、整顿所在县的各专政机构，包括政法、邮电、交通在内。在指挥部系统工作的干部，可以“走马观花”、“下马观花”，但不算是蹲点，让他们与专心蹲点的向志作这样一个分工。对于中央或北京来的工作队的牌子在适当时机需要亮出来；即使在开头，如果贫下中农追问“你到底是哪儿来的”时，也不必回避说是“北京来的”，不必一定向群众隐瞒这一点，这样群众才敢靠拢，早一点说出实话。
至于集中以后面上的组织与工作，包括撤了点的地方，如何防止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等也作了布置，这里就不写了。
李雪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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