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1-19 作者：[待确定]
市委接到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以后，立即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和检查。11月14日，我们又把下去蹲点的书记处的同志全部找回来，讨论了华北局转发的陶鲁笳同志的一封信和山西省委的报告。一致认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根本问题，抓住了全党的活思想，信中所指出的缺点、错误，北京市委也同样存在着，而且有些问题还更严重。长时期以来，市委主要领导干部没有蹲点或者没有认真蹲点，没有解剖麻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特点认识不足，对党内的思想状况和干部情况了解很差，因而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存在着右倾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今年6、7月间，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比较集中地揭露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右倾思想，会议后期，彭真同志针对会上暴露的思想讲了话，指出当前的根本矛盾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五反”反不动，“四清”清不动，许多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在运动中怕伤害干部，怕犯一个指头的错误，不了解在什么基础上团结95％的干部。问题的关键在党内，在领导干部，在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在于领导干部不能真正深人基层蹲点。会后，彭真同志又向市委书记处的同志和部分常委同志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以后，在传达和讨论中央大区书记会议精神、李雪峰同志在石家庄会议上的讲话、中央转发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时候，我们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反复进行了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右倾思想，调整了运动的部署。
（一）市委在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右倾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我们对阶级斗争情况的了解来看，确实有如少奇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的情况，并不是了解很多，而是很少，或是了解得错了。特别是对阶级斗争深入到内部，深入到领导层来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我们不仅对基层单位的情况不了解，就是对整天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十分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从最近重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和面上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有的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已经蜕化变质，甚至完全烂掉。工业、交通、建筑、财贸19个试点单位，就有10个单位领导核心有严重问题或者已经烂掉。市级领导机关和主要基层组织也发现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如原市委财贸部、市建筑材料工业局、自来水公司、第五建筑公司等都烂掉了。在这些烂掉了的单位中，有的我们原来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那么严重，有的原来认为没有问题，而且一向是先进单位，问题揭发以后，使我们大吃一惊。有些烂掉的领导干部还是原来认为比较好的，如新由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提拔为市公用局副局长的高深，就是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分子；新由第五建筑公司经理提拔为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的江平，就有严重的弄虚作假、打击报复、多吃多占、腐化堕落等错误。这些烂掉了的或有严重问题的领导干部，有些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有些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逐渐蜕化变质的，而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干部队伍的这种分化现象认识不足，我们了解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或者已经过了时的老情况。对于有些单位、有些领导于部的问题，我们过去虽然也有所察觉，但由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长期没有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上来认识，因而处理不及时、不果断、不严肃，以致姑息养奸，问题越来越严重。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就是一个突出事例。这个局的几个领导干部，长期以来，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互相排斥，互相打击，搞宗派活动，闹无原则纠纷，对市委的指示置若罔闻，严重地影响了工作。但由于市委决心不大，没有发动群众，摸清情况，所以几次派人去都没有解决问题。直到最近，才停止这个局党组的工作，组织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进行彻底整顿。这些问题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第二，市委在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错误地接受了过去领导运动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有许多顾虑，怕发生过火斗争，怕犯“左”的错误，怕出一个指头的毛病，怕有“后遗症”，因此对放手发动群众认识不够，相反地却规定了一些框框。
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了一些束缚工作队手脚、影响放手发动群众的错误规定，要工作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说支部是司令部，工作队是参谋部；贫下中农根子和四清班子要经支部讨论同意；工作队干部在运动结束后由社队党组织作鉴定；工作队和社队干部发生“三岔口”问题，工作队应负主要责任等。这些规定，有些是市委作的，有些是主管部门作的，市委没有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由于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得不够，过去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还比较普遍地存在若工作队包打天下的思想，不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工作中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特别是通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集中了比较大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这个问题，今后需要大力纠正，
对城市五反运动的领导，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就先强调实事求是，强调依靠干部自觉革命，作了若干限制群众手脚的规定，并且在1963年6月到1964年4月，发了6个通报，都是防“左”的，没有反右的。在具体工作中，对个别单位出现的打人、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现象，及时作了纠正，这是对的，但对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则认识不够，纠正不力。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确实有个掌握火候问题，但是在没有发动群众或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时候，就先防“左”，这就不可能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我们这种领导思想，就是怕“左”不怕右，就是只怕搞过火了，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不怕搞不彻底，犯九个指头的错误。
第三，依靠县（区）委、依靠基层党委能不能搞好这一场革命斗争，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清醒的，没有认真考虑过县（区）委和基层党委领导得了还是领导不了的问题，而是盲目地相信他们可以领导得了，把运动领导权主要交给他们，这样就必然打了败仗。
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一直强调要县（区）委领导，甚至要公社党委、大队支部领导。今年6、7月间市委工作会议上，比较集中地揭露了县（区）委的右倾思想，对这个问题，我们才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在会上，工作队干部批评农村社队干部对工作队的“喂、顶、攻”是普遍的，有的县（区）委书记认为这是把农村说成“漆黑一团”；工作队批评县（区）委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县(区)委书记批评工作队忽略了干部的自觉革命；工作队批评县（区）委对农村干部迁就姑息，有一种农村干部特殊论的思想，有的县（区）委书记则认为不能用城市干部的标准要求农村干部；工作队认为县（区）委对基层干部要求不高是改良主义，有的县（区）委书记则认为工作队对基层干部要求过高是教条主义；工作队批评县（区）委不了解真实情况，有的县（区）委书记则质问工作队刚进村“三天”就什么情况都了解了吗？会上还揭发出通县县委听了四不清干部的叫喊，不深入了解情况，就开全县电话会议，错误地说运动影响了生产，使四不清干部找到了抵抗运动的借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虽然批判了这些右倾思想，但是对这个问题仍然认识不深，在会议总结时规定农村四清工作队由市委和县（区）委双重领导，直到中央大区书记会议以后，才明确规定由市委直接领导。
对城市五反运动的领导，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在前一时期的五反运动中，我们盲目地对比较大的基层党委估计过高，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搞好五反运动，因此城市“五反”一般都没有派工作队。正因为没有对立面，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对领导城市“五反”的右倾思想，没有揭开盖子。从最近重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揭发出的材料来看，过去五反运动并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有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牵涉到领导干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或根本没有解决，有些重大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揭发出来。
第四，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上，也可以看出我们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抢时间，赶进度，一开始就铺的面过宽，不利于打歼灭战。北京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夏开始在3个公社试点，1963年l0月开展了第一批72个公社，第一批运动还没结束，今年3月接着又开展了第二批114个公社。今年5月以后，虽然一再收缩，把第二批开展运动的公社缩减为81个，但由于对真实情况了解不够，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在下面干部的指挥下盲目地行动，收缩工作仍然不坚决。直到看了少奇同志的一封信和中央大区书记会议以后，才决定集中兵力在通县打歼灭战。城市五反运动是1963年4月开始的，试点没搞完就开展了第一批，第一批没搞完又开展了第二批、第三批，到1964年6月底，在原计划应开展五反运动的135万人中，有104万人开展了运动，因此五反运动普遍搞得不深不透，多数单位走了过场，打了败仗。今年7月才决定组织工作队，在城市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二）通过这一时期对中央、华北局指示的学习，特别是对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的学习，对实际工作的检查，以及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对我们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右倾思想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产生右倾思想的根本原因，是市委主要领导于部长期没有蹲点或者没有认真蹲点，对下情不了解，就是到下边去了，也是听党委书记汇报，很少真正深入到工人、贫下中农中间去，不能直接听到他们的呼声。对于基层干部的活思想，对于他们真实的政治面目和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而且现在看来，有许多问题不放手发动群众也是了解不到的。社会向前发展了，形势变化了，而我们了解的还是老情况，或者是从四不清干部那里来的假情况，因而在不少事情上实际是被下面不好的干部所领导。有严重多吃多占、腐化堕落问题的第五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孟大舟就公然说：“部长听处长的，处长听我的”，而我们市委是听部长的。这当然只能像少奇同志批评的那样，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由于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过去推广的典型经验中，有些既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最一般的、大量存在的典型，也不是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典型。以此来指导工作，就不能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我们对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对一年多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估计高了。对过去一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口头上讲要用高标准来衡量，实际上还是低标准。今年上半年，我们在研究械市五反运动时，估计大约有15％到20％的单位搞得不彻底，现在看来，这些排队都是假的。这个问题说明雪峰同志批评我们的，对“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没有学好，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们的确是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确是对毛泽东思想学习领会很差，对这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要解决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伟大深远意义领会不深，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危险认识不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错综复杂甚至交织在一起。而敌我矛盾大量地以人民内部矛盾形式出现，以及两类矛盾的互相转化，缺乏系统的认识。为什么我们不能吃透中央、主席的精神?为什么我们对这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然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艰苦的、复杂的斗争领会不深?为什么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和工作中的其他一些严重问题认识得这么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没有蹲点或者没有认真蹲点，就是因为我们存在着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方法上存在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毛病。我们深切感到少奇同志对江渭清同志的批评。对我们也非常中肯，非常亲切，非常深刻。而克服这种错误的根本方法，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现在，市委书记处除留下万里同志照顾面上的工作以外，刘仁、郑天翔、邓拓、陈克寒四同志都已下去蹲点；其余11个常委中，除了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两位同志以外，有6人下去蹲点。郊区县(区)委、市委各部委和市人委各局的第一把手，绝大部分也下去蹲点。
（三）最近期间歼灭战的指示和前工作重新作了部署我们根据中央、少奇同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和前—段北京市的情况，对点上和面上的工作重新作了部署。
第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正集中力量在通县试点。通县的试点包括通县的城镇、33个公社和邻近通县的朝阳区6个公社，顺义县6个公社，共45个公社，57万人。工作队员2万人（包括1300大学生和1500农村知识青年）。
第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22个单位试点，包括工业交通13个，建筑2个，财贸4个，大学、医院、城市公社各1个，共有职工5.3万人（包括师范大学学生，不包括城市公社居民），工作队员4400人。另外，中央各部门和华北局在北京还有9个试点单位。
第三，对面上工作的领导班子．我们也进行了安排。第一把手下去蹲点的单位都指定了代理人，组织了临时领导核心。
第四，最近我们正组织市、县（区）级各部门和主要基层单位的领导核心，深入地、认真地学习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结合学习“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少奇同志的信，检查工作，特别检查一年多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右倾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同时，我们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有重点地解决市委财贸政治部、
第五，对生产和日常工作，也作了部署。目前正抓紧秋收分配、秋耕、造林、冬季农田水利建设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业生产计划预计可以超额完成。同时，正积极开展冬季生产，进行明年的各项生产建设准备工作，组织明年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来源：报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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