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2-3 作者：[待确定]
现将王任重同志在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阅读。王任重同志在农村蹲点一个短时期以后，他在这篇讲话中就表现了对农村情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一些很好的意见。例如：对“四清”的提法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叫“四清”，不再叫“五反”，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四清”，生产队的领导核心应当是贫协小组，区、社两级主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叫干部列席参加，不开什么几级干部会，在这次运动中，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律重新调整，使干部得到交流，等等。请各地党委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安排和准备。
中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
这次重点县社教工作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我们都是刚蹲点不久，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交换的意见正确不正确，现在也很难讲，还要在做的当中去看，实践证明了是对的东西就坚持下去，不对的我们就改。这次会议省委其他同志没有到会，我的讲话只作为个人的意见和大家商量，这不是省委的决定。究竟怎么办？你们回去以后地委再研究决定。你们认为我的意见可以办的就办，不可以办的就不办。省委准备在十二月下旬开一次常委会议，书记参加，再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到那时，有些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提出的意见也可能更完全、更准确一些。
当然，在社教运动的方针上是必须一致的。这次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带方针性的。首先就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战线不能过长。这个问题也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一个原则，不能有不同意见。再有一个，我们这次会议上研究的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的问题，这种部署，也是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提出来了，我们在八月份的省委常委会上研究时，认识还不明确，提出了一个先搞下面（社、队），后搞上面（县、区）的部署。可是，到孝感来一接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孝感地委的同志们一研究，就感到原来的部署有问题，还是要县、区、社、队一起搞才行。上次先念同志来，我向他汇报了孝感的情况和县、区、社、队一起搞的作法。他回北京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少奇同志表示同意我们这样作。前些天和尔重、体学、辛初、道琦同志也商量过了。我们这次会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署问题定下来。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个原则确定以后，县直先搞哪些单位，后搞哪些单位？农村是少铺开一些区、社，还是每个区、社少铺开一些大队？各地根据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决定。但是，一定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多少力量就搞多少大队，铺开一个大队就要搞好一个大队。如果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
关于工作队混合编组问题，中央已有指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有的地方在中央指示下达以前已经编好组进了队，可以不打乱重编，但也要尽可能地调剂一部分人，不能清一色的一个县的干部包一个区，一个区的干部包一个公社。
现在我讲以下八个问题：
经过这一段工作队的集训和下乡蹲点，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也就是对和平演变、反革命两面政权的认识，比较深刻一些了。所谓比较深刻，是同我们下来以前相比较而言的。原来我们还只是在概念上理解少奇同志的指示，到底和平演变到了什么程度？反革命两面政权是个什么样子？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哪里？那时的了解还很肤浅，主观认识距离客观实际还很远。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的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用，我们也是一样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去年大家就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其实，去年并没有真正揭开，只揭了一点点社会上的和外部的阶级敌人，内部的坏人坏事揭露得很少。这一段，在工作队集训会上和一部分重点队里，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就已经比去年揭的多得多了。现在揭彻底了没有？没有，还差的很远，还有许多严重的事情、更坏的事情没有揭露出来。当然，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还没有经过查证，可能有一些材料不实。揭露不充分和有些材料不实，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主要的还是揭露不充分，因为运动才刚刚开始。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基层，而且在于我们领导机关。社、区、县、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有的同志说，恐怕三分之一还打不住。到底有多少，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搞完这六个重点县，查清楚了再来做结论。无非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一个单位有没有烂掉，主要的要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核心的情况而定。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霓红灯下的哨兵”写得很深刻，敌人希望我们的战士倒在南京路上发霉发臭。现在，我们就有一些人倒下来了，发霉发臭了，腐烂透顶了。当然，不能说在烂掉的单位中，所有的人都是坏的。要一分为二。个别单位可能大部分人是环的，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好的；也可能是少数当权的人是坏的，其他的人多数是好的。
蜕化变质的人有两种，有一种人的蜕化变质很明显，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另外还有一种人，看起来好象他们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可是贪生怕死，怕艰苦，不做工作，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宜昌市有个工会主席，解放十五年只做了两年工作。如果真正有病，不能工作，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有的人并不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不做工作，不学习，而打扑克、下棋、跳舞、打麻将，劲头却大得很。这种人不革命，吃闲饭，成了寄生虫，占着一个位置不工作，还要闹情绪，争名夺利，挑拨是非，这不算变质算什么呢？!有些同志虽然还没有烂掉，可是，在和平环境下滋长了享乐思想，搞特殊化，吃喝玩乐，革命意志衰退，已经在发霉了。这些同志应当猛省，不能再向泥沼里滑下去呀!
什么叫蜕化变质？就是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敲诈勒索、放高利贷，都是剥削。滥用职权，作威作福、打人骂人，欺压群众、奸污妇女、安插私人、为非作歹，就是恶霸行为，国民党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批干部，就是这样变成了新恶霸、新地主、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族。他们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也就是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这一点弄清楚，才能认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才能有彻底革命的决心。经过这一段实践，我们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但是，认识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只有扎扎实实地蹲点，把运动搞到底，我们的认识才可能有一个飞跃。
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原因。
从社会原因来讲，就是少奇同志讲的，敌对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的公开反抗被我们打败以后，就采取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领导权，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对付我们。这种斗争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从刘邓大军南下时就开始了。红安县安全大队的支部书记，就是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到大别山时，敌人有计划地派进来的，搞了十七年反革命两面政权，直到去年社教才被揭发。敌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要和我们斗争。这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派进来的也好，拉过去的也好，这些人当了权，都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反革命两面政权的特点，就是打着我们的招牌，实际上为地主、富农服务，为少数坏人服务。我们有些企业、农场、生产大队、生产队，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或集体经济，实质上是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反革命集团；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财产（小集团所有制），变成了他们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过去，地主收租，富农雇长工，剥削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还是替他们做长工，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说南斯拉夫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看来就不奇怪了。我们这里那些由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掌握领导权的企业、农场、商店、大队，实际上不也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专政吗？合作社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是什么人掌握领导权，为什么人服务。在现在的条件下，地主要明目张胆地把土地收回，富农要公开雇工，用他们过去的老办法进行剥削，是很难办到了。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釆取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搞反革命两面政权，挂着我们的招牌来搞剥削、搞压迫。
历史上的原因，还要从土改讲起。湖北省大多数地区土改虽然比较彻底，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有些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划了，骗取了贫农或中农的成分，为他们后来混入我们内部创造了条件。有些人本人是贫农或中农，可是，是敌人的狗腿子，敌人有计划地把他们派进来，土改工作队没有识破，上了当。还有一些人是土改中的“勇敢分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作风不正派，流里流气，但是能说会道，善于投机；加上土改工作队人数少、质量不高，发动群众不深不透，老老实实的贫下中农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些“勇敢分子”就抢先出来斗争，结果他们就当了积极分子，当上了干部，并且钻进了党内。这些人当中，有一批成了社、区的主要骨干。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他们一旦当了权，就向过去的乡长、保长看齐，他们办坏事，以至于同敌人勾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还会有这样的“勇敢分子”出来的，工作队在扎根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能再让他们钻空子。对这些人应当教育团结，但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当骨干。
土改中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是不是都是这几种人呢？当然也不是，还有一批好人，他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但是，这些人都是农民，农民有两重性，有革命的积极性，同时又有自私自利、个人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从我们工作上的原因来讲，我们对这些农民干部的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开会就是生产、征购、分配，根本不讲思想，政治，不讲阶级斗争。农民当了干部，不教育他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他们就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放松了教育，敌人却没有放松拉拢。再加上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思想的腐蚀，他们当中不少人被拉过去了，从懒、馋、占、贪发展到蜕化变质。
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投机倒把之风，一直冲击到了我们内部；有些原来比较好，毛病比较少的干部和党员，这时也搞起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来了。这两年，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许多人的党性、革命性被淹没了。
在困难面前，有一批干部经不起考验，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之下被打倒了。从农村的情况来看，特权阶层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有特权，他们的家属、小孩，以至于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也有特权。党让我们担任领导职务，是要我们利用职权为人民服务，而他们是利用职权欺压、剥削群众。有了权就有钱，就有条件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收礼受贿。有了权，有了钱，就要享乐腐化，不劳动也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要搞特权，要办坏事，就要用坏人。经济上“四不清”，就必然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四不清”。这也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坏事的人，怕我们发现，就一定要搞攻守同盟，进行抵抗。因此，反对“四不清”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其中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着敌我矛盾，两种矛盾交错在一起。这一场斗争之所以十分尖锐、十分复杂，道理也就在这里。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有些干部看到自由市场好赚钱，不愿意当干部了，要回家搞私有，搞投机倒把。这些人，当然不能说是好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是“傻子”，还不是真正的大坏人。如果是真正的大坏人，他就不会走。在共产党当书记、当区长，利用这块招牌和职权干坏事，既有名，又有利。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盖一个公章给投机倒把分子就能卖一百元。这样的好买卖他们是舍不得放手的，他们要赖在我们身上。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干革命要吃苦，要流血牺牲，不仅坏人不来，就是立场不坚定的人也要开小差。现在和平时期，当干部一不流血，二不掉脑袋，还可以利用职权搞鬼，这些坏人是不会走的，是要拼命钻进来的。他们自己不走，我们又不赶他们走。为什么不赶他们走？有的是没有发现，有的是发现了也不严肃处理，姑息养奸，这里调到那里，那里调到这里，就是舍不得赶他们走。好象是只要进了共产党的门，就不能叫他们出去了，硬是让他们沾在我们身上，当寄生虫，腐蚀我们的肌体。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太不严肃，现在应该严肃起来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下决心彻底革命，要用刀把这些瘤子切除，彻底整顿、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下也讲不清楚，还需要调查研究。今天我只是出个题目，希望大家开动脑筋，认真想一想这件事，找出几条经验教训来。
为什么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是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少奇同志报告中就讲了，坏人不仅有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从最近各地揭发的材料来看，上面的根子还很不少。我们搞的一个大队，就和县、区、社的十几个单位的人有关系。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下面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下面的根子和上面的根子都有，都要挖掉，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上面的根子是主要的。把上面的根子挖掉了，问题就比较好办了。上面的根子不挖掉，坏人是打不倒的；暂时打倒了，也会很快复辟。去年的社教不彻底，这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坏人总是少数。为什么少数坏人能够欺压多数好人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贫下中农没有组织起来，形不成一个力量，而坏人是一帮子纠合在一起的。再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有人支持坏人，包庇坏人。政权的问题，从来都是首要问题。旧社会，少数地主、富农、乡长、保长，为什么敢横行霸道？还不是因为上面有反动的政权为他们服务!解放以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应当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利益，向坏人专政。可是，现在上面许多机关中，都有坏人的保护人；有的单位，本身就是坏人当道。正因为上面有人保护，下面的坏人才敢那样胆大妄为。我们搞的那个大队，群众揭发有个“何家一霸”，他们在生产队有队长，大队有支部书记，公社有副书记，甚至区里也有保护人，他们“袖筒里倒出来都是官”!这一个盖子不揭开，群众怎么能发动起来呢？，因此，必须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如果工作队的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也一定要把县、区、社的问题搞彻底。只要县、区、社三级是真正革命的，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即使下面有些坏人暂时还没有搞掉，他们的反动气焰总要收敛一些，坏事总要少做一些，而且群众要告状也有个地方了。过去群众就是连告状的地方也难找。告到哪里，都是层层往下照转，往往转到了被控告的坏干部手里，结果群众不仅不能伸冤，反而更受打击。我们一定要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他们身受的许多惨痛遭遇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下定决心搞好县、区、社的“四清”，使各级领导机关革命化。只有这样，社教运动的成果才能巩固。
另外，还有一个道理：如果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你叫县、区、社的这些干部去搞什么呢？叫他们下去搞社教？他们自己的“四不清”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反别人的“四不清”呢？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一揭开，就扯到他们头上来了。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心思去搞运动，更重要的是贫下中农反对，不欢迎他们。江陵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嘛，有两个大队的群众公开对工作组说：我们不欢迎区委的某书记来搞运动。事实上他们下去，就是会继续包庇坏人，订攻守向盟，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开展。不搞社教，叫他们搞生产行不行呢？也不行。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是没有精神去抓生产的。而且下面的问题一牵涉到他们，就要加以处理，那怕是初步的处理也好。不处理就不能支持群众运动的发展。只有上下左右一起搞，才能起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下决心了。下了决心以后，大家再认真去做一做，经过一段实践，就会对为什么要上下左右一起搞的道理，认识得更清楚了。
农村的“四清”怎么搞？现在还说不出什么经验来。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启发很大。最近中央又批转了河北省天津市小站社教运动的报告，经验更完整了。要象他们那样做，但在具体作法上还是不能照搬。实际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比报告中写出来的要复杂得多。少奇同志说，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工作队在一个时期还处于劣势，优势在“四不清”干部那边。经过一段实践，越来越觉得这个分析很深刻。我们搞的那个大队只有三百多户，工作队有五、六十人，领导干部也不少，进队二十天还摸不到门，搞了一个多月，才看得比较清楚。到现在为止，也只能说初步发动了群众，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初步打开了局面。事实证明，要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实践和认识是统一的过程。一个大队的“四清”搞完了，认识过程才能完成。
广大群众，特别是受压迫受剥削最多的贫下中农和“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四不清”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人，一种是敌人（包括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四清”斗争，既要解决内部矛盾，又要解决敌我矛盾。有的地方内部矛盾是主要的，有的地方敌我矛盾是主要的，不管哪一种地方，这两种矛盾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既然广大群众和“四不清”干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次运动斗争的锋芒就要指向“四不清”的干部。八月份的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过要不要发动群众回忆对比和诉苦的问题。如果运动一开始还是诉旧社会的苦，摆新社会的好，会起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要叫群众说现在的干部好呢？事实上现在有不少干部已经变得很坏了，他们搞“四不清”，群众吃了大苦头。有些贫农的生活和旧社会一样苦。我们进队以后叫群众揭发“四不清”，我们没有提诉“四不清”的苦，实际上群众一揭发就成了诉“四不清”的苦，有的人诉的痛哭流涕，工作组听了也是又气愤又难过。各地采取揭、比、算、挖的方法，发动群众向“四不清”作斗争，是可行的。我们工作队的同志要从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上站在贫下中农群众一边，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起来揭发、批评“四不清”干部的错误。对敌斗争是一种斗争，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可以区别对待，但是，在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四不清”的干部时，一定要严肃、坚决、彻底，不能一说是批评，好象就只能“和风细雨”，“洗温水藻”。应当懂得，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与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斗争，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
对这一次运动，“四不清”的干部都是有布置、有准备的。我们进村以来，还没有发现一个人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对他们既要耐心教育，又要批评斗争，施加压力，使他们顶也顶不过去，混也混不过去，赖也赖不过去，感到这些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可能坦白交代问题。因此工作队要学会斗争策略，学会一套对付“四不清”干部的本领，把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些策略原则，正确地运用到这一次“四清”斗争中来。采取简单化的工作方法，是斗不过那些“四不清”干部的。
是先搞政治“四不清”，还是先搞经济“四不清”？实际上这两者分不开。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结合，怎样交错，都要从每一个队、甚至每一个“四不清”干部的具体情况出发，并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不能框死。
经过这次运动，要在农村中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这是社教运动能否搞好的关键，也是社教运动的成果能否巩固的关键。
组织阶级队伍，要有群众，还要有领导核心，没有领导核心，就没有队伍，组织起来了也会流于形式。因此，要特别注意做好挑选、培养、建立领导核心的工作。我在我们那个大队工作组里讲过，摆在我们工作组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四清”搞得好不好的问题，还有一个运动结束时工作组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培养、建立不起来，就算把“四清”都搞清楚了，工作组还是走不了。群众里面是有人才的，就看我们是否善于挑选、培养，是否从运动一开始就紧紧地抓住这个工作。
今后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是哪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生产队有队委会，有贫协小组，究竟谁是核心？我们考虑，应当是贫协小组的核心小组。每一个生产队的核心小组一般的由五至七人组成，包括贫协小组的正、副组长和生产队长（生产队的干部参加核心小组的不要超过两个人，会计一律不要参加）。生产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核心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在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下，生产队长负责领导日常的生产、生活和行政工作，贫协小组的组长负责领导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原来我们打算每个生产队设一个政治副队长，现在看来就不必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个是“连长”，一个是“指导员”。要把大权揽在核心小组的手里，还要把集体领导的制度确立起来，切实改变过去生产队长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核心小组最好还是按队建立，一队一组。如果有些队太小，又不能并队时，也可以联队建立核心小组。
大队的领导核心，从长远来看，还是党支部。在运动期间，党支部一般的都瘫痪了，工作组要把大权先揽起来，成立了贫协以后，再把权力交给贫协，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协的原则，经过“四清”，改组后的党支部如果比较健全，就可以成为新的领导核心；如果原有的党支部垮了，新的党支部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就要继续由贫协作为领导核心，一切权力归贫协，直到新的、健全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了为止。
发展和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过程，和整个运动的斗争过程是一致的。不能设想先发展后斗争，要边发展边斗争，在发展中斗争，在斗争中发展。没有把阶级队伍完全组织好了再开展斗争的道理。解放军开始也只建立了一个小队伍，边打边发展，在打的当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不是组织好了一个大队伍才和蒋介石打仗。因此，在这次运动中，贫下中农小组和贫下中农协会不宜成立过早，要在斗争中发现、锻炼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并且从斗争中产生出真正得到群众拥护的、有觉悟的、有办事能力的领导骨干。革命的领导核心，必须在斗争中形成，并且是为群众所拥护的，决不是可以由我们工作队“封”的。就是选举，也有真选举，假选举。条件不成熟，勉强群众选举，选出来了也是个形式。我们一定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在斗争中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要组织一支有领导核心、有战斗力的阶级队伍，千万不要追求数量和形式，在运动的第一阶段特别要注意贫协组织的纯洁性，下一段再强调群众性。
在这次运动中，还要发展一批党员。现在不少地方是坏干部包办了党组织，他们不发展党员，把真正优秀的贫下中农关在党的门外，不准他们进来；他们拉进党内来的，大都是一些同他们一样的坏人。经过这次运动，开除一批坏党员，发展一批好党员，再加以教育提高，也就把党的组织整顿好了。
发展党员的工作，在运动当中就要抓，经过认真的挑选、审查、培养，条件具备了的就发展，就在运动中锻炼提高他们，不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再去发展。我不相信把发展党员的工作放到将来去做，会比工作组在队里的时候做得更好。共青团、民兵、妇女等组织的整顿和建设，也同样要在运动中紧密结合斗争去进行，不要把这些工作都留到组织建设的时候再做。发动、组织、斗争，斗争、发动、组织，这是整个运动的过程。
这一次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四清”，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都要彻底搞清。整个运动从头到尾都是“四清”，不是哪一个阶段的问题。经济、政治、思想、组织这四个方面的“四清”，又是互相联系的。在工作当中，一个时候要有一定的重点，但是必须紧密结合，交错进行，不能截然划分阶段。我们这一次对生产大队“四清”的作法，没有划阶段、分步骤，完全由大家从实际出发去进行安排，又要自始至终牢牢地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的精神就可以。
经过这一次大革命，有没有可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保证建成社会主义，保证走向共产主义？几年以后，会不会又出现严重“四不清”？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革命就没有希望了！我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抱悲观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次运动过后，肯定有少数干部又会变坏，但是，大量的干部，大量的党员，大量的单位，是可以保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定能够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
这次集训工作队是“人人过关”，问题不太大的也要作两，三次检讨才能过关。这种“人人过关”，的方法好得很。有的同志谈心时就说，经过这次革命要管一辈子，有的同志说至少也要管十年、八年。我看，经过这次革命，对多数人来说是不会马上重犯的，不能管一辈子，也要管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还要总结经验教训，过去为什么会出问题，今后怎样才能搞好？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有破有立，解决一批问题。经过这次大革命之后，起码比过去有这样几条不同：
第一，有了一个比较好的阶级队伍。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不仅生产队、生产大队要建立，而且公社、区、县，一直到省、到全国都要建立贫协委员会，加强领导，不断地整顿、巩固、提高。
第二，通过这次革命运动，重新建立和健全各级的领导核心，把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是革命的、可靠的人的手里。革命的领导机关与革命的群众队伍相结合，就可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三，大学解放军，狠抓“四个第一”，狠抓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按照“双十条”讲的五个“不可忘记”办事。
第四，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过去有那些规定被坏人钻了空子的，现在要改过来，订出新的规定、新的制度。当然，坏人当权，再好的制度也不行。但是，好人当权，再加上好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就可以防止坏人办坏事，也可以防止好人变坏。
第五，每年小整一次，几年大整一次。每年搞一次“小四清”，搞一次整风，大字报、小字报、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小整加大整，就可以防止出大问题。
另外，将来省、地、县委都要搞一批专业工作队，突击检查，检查到哪一个队就在那一个队搞彻底“四清”，完全按这一次运动的精神搞，搞不彻底就不走。经过检查之后，没有问题的可能是红旗，有问题的就批评、处理。这样的检查不要多，一年之内一个县查他十几个或者几十个大队或单位，就可以了，其他的单位也就会警惕了。
上面讲的这几条不过是举例。今后究竟要搞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还要在这次运动当中去认真调查研究。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应该有坚定的信心，相信我们党是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不仅能够有办法巩固这次运动的成果，而且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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