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9-9 作者：[待确定]
现送上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请审阅。省委同意定西地委和通渭县委所作的这个总结，通渭县由于过去几年工作中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通渭问题，当时的县委和定西地委领导都有一定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在过去省委领导，由于以张作良同志为首的少数领导同志，违犯破坏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违背毛泽东思想，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等错误，给甘肃各方面的工作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通渭只是我省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甘肃的错误，中央西北局已经作了纠正，去年省委党代大会上对于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又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几年来，我们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甘肃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全省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生产建设高潮，正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推进。通渭的情况也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很快。现在的问题是，甘肃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永远以过去的错误为戒，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努力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通渭同志更应当深刻地接受历史教训，正如澜涛同志曾经一再指示过的，今后每一任新到的县委书记，都要首先了解和吸取通渭这一历史经验，并经常教育干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作毛主席的好学生，永远不重犯过去的错误。
中共甘肃省委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
通渭问题是我区解放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悲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是当时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通渭县委，在张仲良、窦明海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背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标新立异、乱出点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乱了阶级阵营，大轰大斗，伤了不少阶级兄弟，也放纵了不少坏人坏事；在生产建设方面主观唯心主义，严重的违反了客观规律，造成了十分惊人十分痛心的损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不顾党的事业，不顾人民死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有成绩沾沾自喜，骄傲自满，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发生了错误顾面子，说假话，欺骗组织。这样，错误就由小到大，最后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死亡了很多人，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在通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通渭问题发生得早，时间长，损失大，地委有很大责任。关于农业减产、粮食紧张、人口死亡外流等情况，县委曾向地委作过零星的口头反映，但是地委没有认真对待。一九五九年底，通渭问题已经很严重，地委仍然批评县委领导思想右倾，并派工作组下去继续大搞两条道路斗争，甚至写假报告，作假安排，更加助长了下面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我们必须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鞭策我们努力搞好今后工作。
西北局兰州会义，重新给通渭人民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来了党和毛主席的极大关怀，把通渭人民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出来。这几年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通渭的创伤恢复得很快，在生产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呈现了一片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通渭问题，是绝大的坏事，地委和县委要沉痛的吸取这个付出了极大代价包括人民生命财产在内的血的教训，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教育我们的党委、干部，永远再不犯类似这样的错误。
不妥之处，请指示。
中共定西地委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
通渭县位于甘肃的东南部，地处丘陵地带，是个纯农业山区。总面积二千八百八十多平方公里，地区辽阔，居住分散，地多人少，土地瘠薄，气候差别大，自然灾害多。年平均降雨量三百五十毫米，蒸发量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毫米。现有总耕地面积二百零四万亩，其中山地一百八十九万亩，占百分之九十三。总人口二十一万零三百五十二人，劳动力九万八千九百多个，每人平均耕地九亩七分。牲畜三万九千二百多头，其中役畜三万一千九百多头，每头平均负担耕地六十四亩。主要出产为小麦、洋麦、莜麦、莞豆、扁豆、糜、谷、洋芋、胡麻等。
解放前由于剥削阶级高租重利的盘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常年过着食不充饥，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通渭和全国各地一样，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统治，紧接着走上了合作化道路。生产逐年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改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上，到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一十一万斤增长为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三万斤，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亩产由五十五斤增长为八十五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大牲畜由五万四千七百二十八头增长为七万零三百七十九头，净增百分之二十八点五；羊由十万零二千八百三十五只增长为一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三只，净增百分之十九；猪由一万二千一百零六口增长为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三口，净增四倍多；兴修水利工程三千七百亩，植物造林八万九千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二百二十平方公里。工业方面，建立了毛纺、印刷、被服、铁器等十七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值由五万二千零六十八元增长为四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八元，增长了七倍多；乡乡都通了电话，邮路总长度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兴修了吉川、陇山、马陇等五条公路。财贸方面，建立了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贸易、百货、花纱、服务等四个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的不断增加，购买力大大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额由一百一十多万元增长为六百八十三万三千多元，增长了五倍多。文教方面，除原有一所中学外，小学由七十三所增加为二百九十七所，中小学在校学生由三千三百零九人增加为二万三千八百六十九人，增长了六倍多；还扩建了医院，建立了文化馆、剧团、电影队等。总之，通渭七年来的发展变化是突出的，获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成绩的获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全县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各个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一九五八年后期到一九六○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已经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严重破坏，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使党的政治威信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主要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农民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全县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一万零三百六十多人。一个时期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值共达九百九十多万元。农民群众气愤的说：“这几年剥夺了农民的发言权、选举权”，“共产党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东西都被拿的一干二净，有啥心思搞生产，有啥信心活下去”。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工农联盟。
二、生产上瞎指挥，盲目蛮干，造成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严重减产。从一九五六年起，瞎指挥就露头了，到一九五八、五九年，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一方面是，不顾条件、地点，不经过试验，盲目地改革耕作制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土地大量荒芜。全县耕地面积，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十万亩。另一方面，不顾实际可能，要求提倡一切大办，齐头并进。在大搞工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不顾当年生产，大批抽调劳动力，一九五八年春，抽调劳动力一万七千九百多人大办工业，五月抽调一万八千多劳动力投入引洮工程；八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十多天的时间集中五万多劳动力，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一条一百二十华里的长蛇阵，札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搞形式主义，突击进行培地埂、打坝等水土保持田间工程；十月又抽调二万五千多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一九五九年又抽调五万多劳动力，兴修六个大、中型水库。这样接二连三地反复大量抽调劳动力，使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减少为百分之三十五。这一系列的瞎指挥、盲目蛮干，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总产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三万斤；一九五八年总产一亿一千五百七十六万斤；一九五九年总产八千三百八十六万斤；一九六○年总产只有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四千斤了。（数字看来不实，但减产是肯定的）
三、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一九五八年粮食计划亩产二百斤，总产三亿八千万斤，实际亩产六十一斤半，总产一亿一千五百七十六万斤，而上报为二亿六千多万斤，征购四千三百六十万斤，实入库四千一-百五十四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计划亩产一百四十斤，总产二亿四千万斤，实际亩产四十九斤，总产八千三百八十六万斤，而上报为一亿八千万斤，征购五千四百万斤，实入库三千九百五十八万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由于产量逐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实际上两年没有给群众分配什么东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早在一九五七年征购粮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已经很紧张，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只分现金，不分粮食。一九五八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现象，到一九五九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一百六十二个大队中，有一百零二个大队三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四十天没吃到过粮食，以草根、衣草、剥树皮充饥。但是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一直不敢正视实际问题，那里反映实际情况，缺粮、要求供应，便扣上“在粮食问题上打小算盘，以粮食攻击县委，向县委闹粮，是富裕中农、怕死鬼”，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放炸弹”、“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而顶了回去。把粮食问题一律看成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搞鬼，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敌我问题”，“剥树皮是冒尖人物的破坏，反革命分子有意把死人拉到路上”，“没粮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捣鬼，要进行打击”，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个人斗争大会”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打击敌人为名大批地斗争要求供应粮食的群众和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干部。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结果不仅使中农受到打击，而且许多贫下中农被批判斗争。接着又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大搜大查，拷打群众，大挖粮食，挨门逐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一直到一九六○年，问题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了，县委领导同志和地委工作组的一些同志，仍然不顾群众死活，只顾个人得失，搞假安排，写假报告。说什么：“闹粮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五十多人，生产处于停顿状态，他们却报告说：“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的较好”。给领导上建议：“思想要坚定，思想上要有粮食，要有最大的决心”，“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这是保证安排好生活的关键”。还将这些报告批发全县，实在害人不浅。
四、漠视人命，严重的违法乱纪。早在一九五七年农村大辩论中，部分地方对群众就有轰斗、推撞、毒打的非法行为，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则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全县在粮食入库、“万人斗争大会”、“举办劳教队”、“个人整社团”的过程中，普遍发生捆绑、吊打、扣押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在粮食入库中，上面逼，下面就压，说什么“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这样就大大助长了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有的公社领导干部提出“一个会场，十个战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那里挡住，那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时，由民兵携带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一百六十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六十六人。在大轰大斗中，对被轰斗的干部群众滥施刑法，有竹签戳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等一百二十多种，有的人被整残、整死。全县在大搜查中，搞出粮食一千一百多万斤（大部分被“千人整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浪费了）。打死、逼死一千三百多人。群众对干部的违法乱纪，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活剥皮”、“狼狗”等等。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使党的政治威信、党群关系受到了极严重的损害。也使敌人钴了空子，进行阶级报复。地富反坏分子逼死、打死人的案件不断发生，什川公社组织二百多人进行搜粮，其中有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家属以及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混在基本群众内部的阶级敌人三十多人，占百分之十五左右。义岗公社文化大队段家西坡生产队漏划富农分子段汝西打死、逼死社员各一人。囊南公社干部、右派分子袁玉乾（开除留用）打死逼死三人。碧玉公社赵河大队姚家嘴生产队坏分子姚世禄活活打死了四人。
五、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好干部动辄就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以此来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斗、打，进行人格侮辱，肉体摧残，使有些人神经失常。造成了相互戒备，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共批判、斗争、处理脱产干部五百四十一人，其中错案占百分之七十一；基层不脱产干部二千零六十二人，其中错案占百分之八十六点二。仅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一百零九名干部，因反映了农村实际情况而被整掉了。原县长田步霄同志因县委基建和城市建设用钱上与张峰同志有争执，这本是工作上的正常现象，但在反右倾运动中，以“一九五六年未选上县委委员对党不满”，“历史未作结论，对审干不满”，“大办工业钱卡的紧，不满大跃进”等罪名批判斗争，致使自杀。商业局干部张国珍因不同意县委提出将该局负责人景鸿业选为县党代会代表，就以反映了农村死人的情况是“丑化农村，不满领导”等批判斗争，下放劳动改造。但对于能迎合他们的一些人，不问政治情况如何，则受到提拔重用。因此，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领导权就落到了坏人手里。一百五十二名公社主任以上领导骨干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点二。三十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八名，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原财贸部长郭效萱，家庭是恶霸地主，本人曾因破坏我扩军运动，被判处徒刑一年，释放后混入我革命阵营，并包庇、窝藏他父亲、反革命分子郭筱楼十多年。商业局负责人景鸿业，一九四七年当过伪保长，隐瞒了参加三青团，而他们竟以该局“是红旗单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给县委争了口气”，“听县委的话”为理由，要提选为县委委员，经商业局支部连选两次没有选上代表，则又指示组织部长在城关公社主持选为县党代表，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选为县委候补委员了。计委副主任阎尚仁，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复兴社、防共团，并怀疑参加过情报小组，其父曾杀过人，叔父系恶霸，均被我法办，但将阎选成县委委员。农业局副局长毛龙章是阶级异己分子，又一个副局长王剑痕，是潜伏军统特务。义岗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振业，家庭是一贯道坛主，本人是站礼，有复道活动，而席道隆同志则称赞张振业是“有政治头脑”，“肚子里有钢”的干部。席道隆同志还个人代替组织在陇川召开的支部书记会议上一次宣布开除十八名党员的党籍，撤销了公社书记和主任的职务。党内过火的斗争和重用纵容坏人，不仅干部队伍被打乱了，骨干被打掉了，组织被打散了，思想被打糊涂了，而且严重的破坏了党内斗争的原则、组织原则和民主生活的准则。
上述错误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使通渭已经取得的成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全县人口死亡六万零二百一十人；死绝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户，一千二百二十一个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人；土地荒芜三十六万多亩；牲畜死亡三万三千多头；羊被宰杀四万多只，猪、鸡、猫、狗等家禽家畜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五万多间；砍伐树木二十七万多株；农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学校、工厂关门，干部、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除了执行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一套错误主张外，主要是当时的县委领导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顾个人得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按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办事，在许多方面还发展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错误。当然也有些错误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九六○年十二月西北局兰州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给通渭党的组织和人民重新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纠正了错误，挽救了人民，使通渭的工作离开了错误的道路，重新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它在通渭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全县人民和子孙后代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在党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的贯彻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向困难、向错误、向敌人作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集中全力，抢救人命，安排生活。全县近二十万人没有饭吃，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疾病蔓延，当时中央、省、地委派了二百五十多人的工作组，一百二十八人的医疗队，调来医药一百三十六吨（价值四十七万元），食糖、蜂蜜、红枣、花椒两万多斤，粮食三千三百七十多万斤，救济款三百三十多万元，棉布一百一十多万尺，棉花六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了八万多病人，把群众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通渭人民的关怀，永远不能忘记各兄弟地区和单位对通渭人民的支持，永远不能忘记工作组干部赴汤蹈火，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好作风，特别是医疗队王俊、刘春华（女）两同志辛勤工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永远值得通渭人民纪念的。其次，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劳畜力严重不足，农具残缺不全，籽种缺乏，土地大片荒芜，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进行了大力支援，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一百四十二万元，无偿投资二百七十多万元，购买了牲畜四千七百多头，添置补修农具四万多件，这对组织生产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始终教育干部和群众，长志气，鼓干劲，挺起腰干，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困难。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同甘苦、同劳动，没有牲畜，就组织人挖地、人拉犁耕种，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克服了困难，有力的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第三，开展了整风整社，进行了夺权斗争。对犯有各种错误的三百六十三名干部，分别进行了处理。免予处分的一百七十一人，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一百六十七人，给予刑事处分的二十五人。从而纯洁了组织，制止了“五风”。第四，贯彻执行了“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五，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办了基建项目四个，地方工业厂矿由原来的七个调整为两个，学校由四百三十七所调整为一百零四所。精减职工九百四十七人，压缩吃商品粮人口一千二百人，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六，大抓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向党内外干部进行了党章、政策、形势、阶级、群众观点、自力更生等方面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作风。第七，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活跃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为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还作了二十五条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的民主生活趋于正常了。第八，认真进行了甄别工作，对过去错批判处理的二千一百六十四名干部，逐个作了甄别，安置和恢复了工作。对错批判的群众一万零三百六十人，也作了甄别平反。改善了关系，加强了团结，大大调动了积极性。几年来，在向困难、向错误作斗争的同时，对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破获重大政治案件两起，刑事案件四百六十六起，有力的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一九六二年冬季以来，认真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突出的抓了阶级斗争。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年多来，正是由于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了三面红旗，大力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大抓了阶级斗争，加强了调查研究，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三年粮食亩产八十五斤，达到一九五七年水平，一九六四年虽然遭受病、虫、雹、洪等灾害，粮食亩产仍达七十一斤，总产一亿零九百多万斤。三年净增牲畜九千九百七十头，羊两万二千多只，一九六四年每户平均达一口猪，并出现了亩产百斤的公社三个，生产大队二十五个，生产队二百九十个。每人粮食达到千斤以上的生产大队七个，生产队二十七个，并且有相当一部分队有了储备粮。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全县的形势很好。农业生产今年种的多，种的细，生长良好。工交、财贸战线都超额完成了上半年计划。城乡人民的生活安排是扎实的。物价稳定，市场活跃。社会秩序是安定的。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地区已形成热潮。县委认为，虽然我县破坏严重，损失很大，底子薄，生产才恢复，人民生活穿的、用的、住的等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工作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一定由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从通渭过去的错误中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呢？
一、必须老老实实的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按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凡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党的政策的时候，就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给革命事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通渭过去工作中之所以犯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了党的政策的结果。西北局兰州公议后，我们纠正了不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工作就获得了成绩。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干部，要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学习主席的著作，把主席的思想真正学到手，用主席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主席的观点、立场、方法彻底改造自己，把毛泽东思想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力求避免不犯或少犯错误。要教育干部，一切行动都要以党的政策为准则，老老实实的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绝不能在党的政策之外乱立规章、乱出主意，绝不能违背党的政策。
二、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百病之根，万恶之源，它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通渭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当一九五八以前，工作中做出了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他们不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相反地记在个人的名下，骄傲自满。当一九五八年以后，工作中出了问题，发生了错误，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顾个人面子，一味的保“红旗”，说假话，掩盖错误。当情况发展到了已经包不住的时候，一直考虑个人得失，又没有勇气起来揭发检查和纠正错误，仍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轰大斗，大搜大查，强迫交粮，漠视人命。事实证明，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不能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教育干部，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抛弃个人得失，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要敢于正视和揭露，尽快的改正错误，如果考虑个人得失，不检查改正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三、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通渭过去的工作恰恰和主席的教导相反，他们在领导工作中不实事求是，主观臆断，虽有调查研究，但都是先入为主。特别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因地制宜，不顾自然条件，盲目改革耕作制度，不顾粮食生产，大调农业劳动力进行非农业劳动，违误了农时。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果吃了大亏，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决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四、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通渭过去的工作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真正的敌我矛盾又没有抓住，因此，打乱了阶级阵营，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永远不要忘记它。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共同对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五、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通渭过去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在党内实行家长式领导，作风极不民主，个人随意决定重大问题。只喜欢听好的，听成绩，不喜欢别人批评和提出不同意见，谁要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就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这样不仅堵塞了党内的正常言路，而且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章，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自下而上的批评，使他们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对党的领导机关实行严格监督。在高度发扬民主的时候，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倾向。同时，还要反对和纠正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要经常检查党的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请示报告，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坏现象。
六、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党内矛盾、原则分歧和不正确思想意识的存在，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和克服。采取敷衍了事和回避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要反对过去过火的党内斗争。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严格贯彻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一看二帮，既要严肃，又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分清是非，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通渭的错误是严重的，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牢牢地记住这一沉痛的教训，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
中共通渭县委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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