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9-24 作者：[待确定]
现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发给你们阅读。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一个高级干部走上反党道路后，是怎样进行反党活动的，并且对于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嗅觉迟钝的错误、缺点，会有帮助。中央同意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高级党校校委会的这个报告，可以在有关的党校、军队的院校和部分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同志中传阅，传阅的范围由你们决定。
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发至省军级党委）
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三份。
校委会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开会向杨献珍说明报告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过了三个星期，杨献珍送来一个书面“说明”（我们对这个“说明”加了注），现一并送上。
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到十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杨献珍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
杨献珍的错误是严重的，至今仍不回头，从各个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
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开始，我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参加者共一千七百人。
现在，杨献珍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状态，基本上弄清楚了。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
杨献珍的问题，经过大反复，长期没有解决。一九六三年春，中央改组了党校的领导。同年秋季起，我们着手贯彻执行中央批准的正确办校方针，改革党校过去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重要文件和“二十五条”等反修文件。在学习中，我们一再启发大家思考为什么办党校和怎样办党校，准备在前进中解决党校多年存在着的问题。因此，这次的讨论和批判，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是比较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杨献珍通过别人在报纸上抛出他的“合二而一”论。我们及时地抓住这个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首先从学术上展开了讨论，把坏事变成好事。
七月十七日，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人民日报》上点了杨献珍的名。中央的这一决定，大大地发动了群众，推动全校学工人员展开了对杨献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
对杨献珍问题的讨论和批判，除了开过几次介绍情况和讨论大会以外，主要是在小组会和支部会上进行的。随着同志们对杨献珍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我们有计划地分批印发了杨献珍的各种材料。大家把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反修文章，同杨献珍自己写的大量文字材料和他的行动，作了对比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入揭露和批判了杨献珍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
十月中，学员和工作人员的各个支部都写出了批判杨献珍错误的意见书。讨论和批判基本上告一段落。根据中央决定，轮训班学员毕业，理论班学员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参加农村四清。少数工作人员留校继续清理杨献珍的问题。
杨献珍的主要错误如下：
杨献珍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十分顽固。他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更不承认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承认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他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难道还能增加新的原理？马列主义哲学就是那么几条原理，还怎么发展呢？他甚至诬蔑毛主席的有些哲学著作，只是从别的书中“抄来的”。
他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对立起来。他制造各种借口，采用各种办法抵制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工农干部学习的，搞理论工作的，应学马列主义原著。”“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还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会“把大家的思想搞狭窄”。在教学的课程安排上，他用强调读毛主席著作除外的经典著作和“第一手”材料作幌子，来济掉读毛主席著作。长期以来，党校在杨献珍的把持下，没有毛主席著作的地位。办党校而不以毛主席著作为主要教材，那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中央一再批评过杨献珍轻视毛主席著作的错误态度，但他坚持不改。一九五九年批评杨献珍以后，党委曾努力设法树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明确方针，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一年，他说和侯维煜一起，搬出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党校工作座谈会上否定过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联系，改造思想”的所谓“十六个字方针”，来明目张胆地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甚至诬蔑中央“只许读毛主席著作，不能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说这是“取消马列主义，是从左边来的修正主义”。
杨献珍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直发展到直接咒骂毛主席的地步。他攻击“毛主席不民主”，在毛主席面前“谁敢讲话”。他说我们党“解决六亿多人口的生活大事，不是根据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去处理，而是谁说了就算，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思想，把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当儿戏。”他在机关干部轮训班宣读《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破口大骂：“他妈的，搞成这个样子，现在看来，到底谁是马列主义，谁是假马列主义？！”他竟然说：“哪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
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杨献珍犯错误的总根子。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发展。他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而又屡教不改，他就不能不犯一系列的越来越严重的错误。
杨献珍制造了许多修正主义的“理论”，较有系统而传播也较广的有以下几个谬论：
一九五二年底，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杨献珍就提出“综合经济基础”论，反对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抹煞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谁战胜谁”的生死斗争，并且要求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
一九五八年，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杨献珍以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说法，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说：“五八年的缺点就是认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产物”，“承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质是五风的基础”。他不承认存在与思维可以相互转化，即不承认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不承认必须经过实践多次反复才能认识世界。因此，他认为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的群众的实践，是“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唯意志论，意志创造世界”。
近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强调“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强调以阶级斗争为钢开展三大革命运动，高举反帝 反修的革命旗帜。这时候，杨献珍又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动了总进攻，提出取消革命、从理论上根本上否定阶级斗争、否定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斗争、否定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合二而一”论，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路线作了哲学的概括，为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制造了“和平演变”的“理论”。
杨献珍制造的许多“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思想。他的这些错误，不是一时的认识错误，而是一贯的政治错误，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杨献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攻击。一九五九年冬天，根据中央指示，党委曾批评了他。当时他做了假检讨，欺骗了党。到了一九六一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他又卷土重来，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比一九五九年更为恶毒的攻击。
他诬蔑大跃进是“胡想、胡说、胡干”，“搞的乌烟瘴气”。他说党“制造了好多的规律，如再制造更多的话，恐怕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他还造谣说，群众“从大跃进以来，没有吃过一顿顺心饭”。
他攻击人民公社说：“搞人民公社理论准备不足，思想混乱。”是搞“叫花子共产主义”，“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的要狗棍！”
他攻击党“把唯心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是“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
他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他诬蔑干部对待群众“好象是奴隶主对待奴隶”，“比日本人还厉害”。他对工农群众学哲学也肆意嘲笑。
杨献珍对三面红旗的攻击，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攻击相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现在攻击我们的许多话，他早就说过了，有些话，比他们说的还恶毒。
杨献珍极力夸大国内经济困难，把形势说的漆黑一团。他说一九六O年“超过光绪三年的灾荒，那是人吃人的年景”。一九六一年，他说人“过了鬼门关”。一九六二年六月，他还公然指责中央，说“中央全会（工作会议）期间，对我们的经济形势谈得还不够清楚，估计有些乐观”，“目前经济形势很不好”。
他到处鼓吹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他说：“许多材料反映农民对集体生产失掉信心，要求包产到户、借田、扩大自留地。”“在困难地区，可能只有实行包产到户、借地的办法，才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力主请邓子恢同志来党校作鼓吹单干的报告。他说：“邓老在军事学院作报告，骂得很痛快，我们也请他来讲讲。”邓子恢作报告时，他在主席台上带头鼓掌。报告后，他发了《简报》说：“听了这样的报告真解决问题”。他还说：“过去批判邓老是小脚女人不一定合适，农业如果让邓老管，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为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辩护。别人说自由市埸上有人投机倒把，他马上申斥说：“什么投机倒把？赚几百元算什么？中国不会出资本主义复辟。”
他诬蔑我们党“怕人民富起来”，说这种思想是来自“怕资本主义”。“这几年这也怕发展资本主义，那也怕发展安本主义，怕的什么都不敢搞了，我们吃了大亏。”
杨献珍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时许多言论，又一次证实了他在一九五九年对三面红旗的攻击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又一次证实了他是个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杨献珍诬蔑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一样，也是你整我、我整你”；说“历史上有许多忠良被残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这个问题。”他诬蔑这几年“不是有什么反什么，而是反什么有什么”，是“无效劳动，有害劳动”。他说，一九五二年“三反是典型的不实事求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中央把右派的面划宽了，他“几次想截住，截不住、守不住”；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则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到处喧嚷，逢人便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O年“批判我是上面压下来的”。“我还是说话，顶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戴到死，不能跪下来求团结。”他怕桌子大骂批评过他的人是“恶霸”、“唯心主义”，说自己是“真马列主义”。侯维煜也说：“这几年假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真马克思主义”，“批判杨献珍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批判错了”。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正当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杨献珍、侯维煜就按照他们预谋已久的计划，大闹翻案风。他们的翻案活动，在党委会中，得到当时党校校长、第一书记王从吾同志的全力支持，只遭到少数几个党委委员的反对和抵抗。因此，杨献珍如疯似狂，侯维煜也一反长期休养的常态，精神抖擞地指挥翻案活动。
杨献珍和侯维煜一起，把一切对党不满分子，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右派分子和有个人野心的分子，都纠集起来，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杨献珍甚至亲自坐车进城，请一个政治上有严重嫌疑的人来党校为一个极右分子翻案。在他们的支持下，党校工作人员中有三十四个右派分子有二十七个提出要翻案。
在党的十中全会时，会上指名批评了高级党校。杨献珍连夜篡改二期轮训班的材料，把两本塞满了反党反中央的恶毒言论汇集，删掉了一大半。侯维煜组织人加班加点写假报告对抗中央的批评。
反党分子竭力阻挠贯彻十中全会的精神，艾思奇同志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作了贯彻十中全会精神的报告，郝沛霖就公开攻击这个报告是“毒草”，并和孙定国一起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当郝沛霖、孙定国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破以后，杨献珍指示郝沛霖继续“准备应战”。侯维煜则埋怨郝沛霖说：“本来是准备解决艾的报告问题的，你这一闹失策了，以后斗争要有点策略性。”他理亏心虚，又对郝沛霖说：“闹不好，我们这些人就会变成了以杨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杨献珍同彭德怀的关系很久以来就很密切。
一九五九年，特别是临近庐山会议和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彭德怀一唱一和，攻击三面红旗。他们两人反党的步调一致，甚至有些语言都一模一样。
在庐山会议上，杨献珍采取两面手法，掩盖他和彭德怀一道反党的言行。实际上他对批判彭德怀非常不满。他头一天在北京发表攻击党的言论，第二天上了庐山，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便煞有介事地“批评”了彭德怀。从庐山回来，他又别有居心地对人说：“世界上真有怪事，出了个彭老总反党！”还说：“这次斗争彭德怀真激烈，中央的人围一圈，指着彭的鼻子骂，这种批评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九六一年，他和彭德怀都以“调查”为名，分别到西北、湖南搞反党活动。就德怀离京时，杨献珍到车站送行，两人在车厢中密谈。
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同彭德怀一道翻案。彭德怀抛出反党的“八万言书”，杨献珍则在党校大闹翻案风。杨献珍为自己翻案，也为彭德怀翻案。他说：“彭德怀的问题，在小范围搞搞就行了，用不着在全党去搞，现在甄别纠偏，这就好啦！”
杨献珍是没有改造的旧文人，彭德怀是没有改造的旧军人，他们结合起来，一起反党，一道翻案，他们是一伙。
赫鲁晓夫上台后，杨献珍积极同苏联拉关系。一九五四年十月至十二月，他在苏联访问时，就和苏共高级党校建立了“直接联系”，要求给予“经常的辅导”，派人来“直接指导我们的工作”。他回国后，竭力推行苏共党校的一套，并且接受苏方的要求，一再向中央提出派干部去苏学习，派更大的代表团去苏访问。他简直要把我们的中央党校变成苏共高级党校的分校。
他在访苏期间，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多次接谈。他同长期为苏联内务部工作的苏籍中国人曾秀夫不断接触。回国后，通过曾秀夫同苏联联系，来往十分频繁。他不经过中央批准，擅自通过曾秀夫把马更学院的哲学教学总结送给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共高级党校审批。一九五六年十月，他收到苏联社会科学院乔治·马姆累金的来信，要他给搜集有关一九五O至一九五六年间中印经济关系的 材料。信上注明：“材料可寄曾秀夫地址。”
他多次向苏联人提供我党的机密情况。一九五六年，他向来华访问的苏共高级党校校长米地伦诺夫大谈我党历史上的肃反、审干问题。一九五八年六月，他又和侯维煜写信给苏联专家佐托夫等，报告了党校整风反右的情况；七月，他们又把党校学工人员中右派分子的言论、学员班各支部反右整风工作总结和校党委的总结等材料，寄给苏联专家列别捷夫。
他对赫鲁晓夫颠倒正确错误、颠倒青红皂白、别有用心的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很有兴趣。他在许多场合，热衷地进行赫鲁晓夫倡导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宣传。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他还对外宣传所谓“反对个人崇拜”。
苏共二十二大前后，他还继续给赫鲁晓夫搽粉。他说：“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也并不会因此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他把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说成是“认识和实践脱离”。一九六二年，他大量散发他的反党的《文联讲话》，其中仍然保留着他引用的赫鲁晓夫攻击我们党的话。
杨献珍是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
全国解放后，杨献珍把许多恶霸地主、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及其亲属，设法安插到党和国家机关里来，据初步了解有十八人之多。其中有害过七十多条人命的中统特务，有杀害我地下党员、革命干部、翻身农民二十多人的恶霸地主。
例如，他的拜把兄弟大恶霸地主熊海晏，曾残杀我解放军战士、农民、村长等十五人。解放后，鲍犯外逃时扬言：“我走后，谁要斗争了我姓鲍的一个人，我回来杀尽四十里，男女老少寸草不留！”一九四九年鲍犯逃到北京，杨献珍竟把他安插在党校工作，经常和他喝酒谈天，亲如家人。湖北省地方公安部门两次派人来党校逮捕，第二次才抓回去处分了。杨献珍对此极为不满。
杨献珍多次包庇和安插反革命分子，说明他这些行为，不是偶尔的差错，而是由于他原来的阶级本能的支配。
杨献珍、侯维煜一贯反对按照党的方针办党校。他们个人专断，抵制中央的领导。一九五六年以来，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宣传部，以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曾一再批评党校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错误。杨献珍、侯维煜抗拒中央的批评，攻击中央“瞎指挥”，“实事求是不够”。杨献珍还大骂说：“宣传部为什么专门跟我作对！”“老子与中宣部的关系搞的不够好嘛！”
杨献珍说：“这么多年来看的很清楚，凡是反对我的人早晚都站不住脚。”他还指示他的亲信在党校文件中，把他写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孙定国等人吹捧他是“数一数二的马列主义权威”、“圣人”等等。
杨献珍在党校实行家长统治。他决定的事，别人不得有任何异议。他不允许在党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教员若不按照杨献珍的观点讲解，就是“反领导”。谁要是按照中央的观点而不按照杨献珍的观点研究问题，就说这是“看上面的眼色行事”。杨献珍把反革命分子鲍海冥安插在党校时，别人提过意见，他竟说：“怎么！我用个人还要他批准！”
杨献珍、侯维煜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勾勾搭搭，培植个人势力。他们把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对党有仇恨的人，修正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品质极端恶劣有个人野心的人，安置在重要单位，担任重要职务，造成了高级党校严重的组织不纯，滋长了歪风邪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遭到抗拒，党的原则空气稀薄，自由主义泛滥。
一九六二年，杨献珍、侯维煜为了翻案，纠合了一些人进行宗派活动。其中有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原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原有宗，原事务管理处处长郝沛霖，原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王介山和研究班学员曹海波等人。（曹海波已住党校七年，中组部两次分配工作都不走，他自己宣称“要在党校泡”，想当个负责人。他异常积极地参加了杨献珍在校内外的许多活动，到处为杨献珍奔走。）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指挥下，这些反党分子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单干风。当时，修正主义言论泛滥，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杨献珍、侯维煜对上面搞独立王国，在内部搞宗派活动，使党校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党的“化外之地”。
杨献珍企图把全国党校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一九五四年他访苏回来，就一再讲：“苏共中央是依靠高级党校为基地来领导全国党校的”，要求中央也采取这一“经验”。此后，他就向各地党校大量发送他的讲稿、教材和教学计划等等，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学术界纠合了几个人，自己藏在幕后，指挥他们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写文章，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一九六一年杨献珍走访全新疆，大量散布反党言论，煽动受过批判、对党不满分子起来翻案，助长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动气焰。
杨献珍野心勃勃，他要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把手伸到许多方面去，搞阴谋，做坏事。
几个月来，杨献珍也参加过几次讨论会，但始终不言不发，也不表示任何态度。十月底，他交出一个“书面检讨”。在这个“检讨”里，一方面，承认他“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政治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绝对个人主义”，“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检查到具体错误言行时，却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抵赖和狡辩，使用两面手法，坚持他的错误，对揭发出来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避而不谈，有的地方造谣撒谎，甚至对党影射攻击。
这次对杨献珍的揭露和批判，给党消除了一个脓包，给党宣传毛泽东思想扫除了一个障碍。大家认为“这是对党校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几个月来对杨献珍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彻底揭露了杨献珍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干反党的坏事，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传播修正主义的思想，从意识形态上来腐蚀我们的党，反对社会主义。杨献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过去，他利用党给他的地位，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迷惑了不少的同志，有些人认为他是“艰苦朴素的老革命家”、“哲学权威”。现在则认清了他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十足的伪君子、两面派、野心家。
全国解放后，杨献珍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同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了，更发展了，成为绝对个人主义者。他利用党给的岗位、“威信”，搞阴谋诡计，搞反党活动，成了理论界的反党头目。大家深深感到，必须以杨献珍为鉴，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
受过杨献珍思想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盲目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是有意跟他一起反党的。这几个人，都揭露出来，受到严肃的批判。现在，除了个别分子外，他们基本上交代和检查了自己的反党言行，有的还同杨献珍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对于这些人，我们采取一看二帮的态度，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许多同志反映，说这次批判很深刻，挽救了同志；虽然犯了错误，但组织上没给处分，还给机会下去搞四清，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及格的革命者。对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我们打算只要他们肯于改正错误，一般的不给组织处分，坚决贯彻执行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方针，以利于达到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经过这次讨论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学员、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大家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有了实际的感受。
在讨论和批判中，学员、工作人员更深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家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识和重要性。这次斗争，就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武器，批判杨献珍的修正主义思想，是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练兵。大家深深体会到，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杨献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使党校形成了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理论的坏风气；使党校工作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修正主义。因此， 这次大家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认真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党校。
对于杨献珍问题的经验教训，我们准备从各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新的建设工作，特别是思想建设工作。我们深信，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办党校的方针，结合阶级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校一定会出现新的气象。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示。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
根据各方面对杨献珍问题的检举，先后派人到湖北郧县及其他各地进行了多次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有以下主要问题：
杨献珍的家庭是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是湖北郧县安阳口有名的商户，雇有店员和帮工，有耕地和柴山一百多亩，全部出租，每年连同房屋出租共收租一万二千余斤粮食。他兄弟四人，人称大贡、二贡、三贡、四贡。后兄弟分居，土改时划为“小土地出租者”，房地产一点没动，仍然全部出租。一九五三年突然卖出土地六十八亩，事前是经杨献珍同意的。
郧县解放后，杨献珍多次写信要当地党委、政府照顾其家庭。他的两个反革命弟弟、两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侄子和他的外甥等，都由杨献珍介绍安排了工作（这些人的情况见后）。
杨献珍的这些作法，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影响极坏。有的说：“他们是领导，早知道要合作化了，所以就将土地出卖了。”杨家七十二岁的老佃农艾心平用卖棺木的钱，买了杨家的几亩地，他说：“我给杨家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连我的棺木都搞去了。”有的说：“现在安阳口镇已经没有杨家的人了”，“还是朝里有人好做官，人家树大根深，就走就走，谁也没有办法。”还说：“让我们在下边监督，象杨家的人过去踏在我们头上，解放了，他们有靠山都走了，我们监督谁去。”
全国解放后，杨献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安插在地主恶霸分子及其亲属，现已查明者十八人。
1、鲍海晏，勋县鲍家湾人，是勋西一带有名的大恶霸地主，群众称之为“鲍家国王”。当过伪勋县参议员、勋西县司法审判员，曾杀死我群众十人、解放军四人、村干一人，共计十五人。该犯在逃来北京之前，还扬言：“我走后，谁要斗争了我姓鲍的一个人，我回来杀尽四十里，男女老少，寸草不留。”
杨献珍和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是“烧香兄弟”。鲍犯一九四九年九月逃到北京后，杨献珍介绍他到政法大学学习，后安插在马列学院当园艺管理员，近四年之久，经常陪同杨献珍喝酒谈天，亲如家人，杨并把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鲍犯。一九五二年冬，勋县公安局追捕至京，第一次未肃走。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第二次才将该犯捕回，处以死刑。
据湖北省委的同志说，土改时由于鲍海晏在北京捕不回来，鲍家湾的群众就是发动不起来，干部和群众对此事非常不满。
2、杨邦理，杨献珍的三弟，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自首投敌，曾任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县党部秘书、大乡副乡长，多次出席郧县伪党政特别小组的会议。解放后，杨邦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家属”，混入我基层组织，当了农会主席，利用职权，保护地主，放走反革命分子。杨献珍对他这个反革命弟弟，关怀备至，曾给行署主任及县委、区委写信，要求给予照顾。一九五三年又托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将其调到省教育厅工作。肃反时，杨邦理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作退职处理。
3、杨奎斗，杨献珍的二弟，当过伪大乡的师爷、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组训委员。解放后害怕群众斗争，逃到武汉，通过杨献珍的介绍，在汉口玻璃厂任仓库保管员。一九五三年病死。
4、赵云山，郧县人，国民党员，恶霸地主，掌握土匪武装二百余人，曾杀死农民九人、我地下党员一人。解放后又组织土匪武装，残杀我革命干部九人、翻身农民数人。一九五O年二月逃到北京，由杨献珍介绍到华北革大学习。一九五三年经郧县人民法院逮捕，判处死刑。
5、何承浩，郧县人，恶霸地主。曾任伪县长、河南省三青团主任、伪国大代表、伪中央戡乱委员会委员等职。杀死我战士和农民一百四十余人。解放后杨献珍曾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要求给予照顾。后到西南革大学习。一九五三年被我郧县法院判处死刑。
6、何期厚，郧县人，地主。中统特务，曾任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伪郧县游击支队副营长。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农民七十三人。解放后，由杨献珍介绍到华北革大学习。一九五三年经郧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7、燕鸣轩，郧县人，大革命时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投敌，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湖北军校第八分校政治部副主任、荆门县县长。解放后杨献珍写信邀其来京，介绍到华北革大学习。后分配到铁道学院任讲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编辑。一九五七年被捕判处死刑，因杨献珍关系，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8、詹家鼎，郧县人，地主，是杨献珍的亲戚。曾任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解放后有勾结土匪、图谋组织反动武装、伪造证件、放走地主恶霸等罪恶。一九五一年，由杨献珍介绍到财贸部门的学校学习，后分配了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捕，判处徒刑，在襄北农场劳改。
9、詹家善，郧县人，杨献珍的亲戚，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由杨献珍介绍分配工作。
10、刘林华，郧县人，地主，国民党员。解放前曾任伪甲长，杀死贫农一人。解放后，经杨献珍安排到北京橡胶厂任收发。一九六一年病死。
11、赵翔，郧县人，其父系伪保长，被我镇压。本人是三青团员，当过伪上尉连指导员。一九五O年隐瞒历史混入县卫生科工作。肃反中定为反革命分子，清洗回家。一九五八年八月又经杨献珍介绍工作。现尚未查明下落。
12、郭子清，郧县人，杨献珍的同学，国民党员，曾任伪国大代表、伪重庆空军司令部上校参谋。解放后，由杨献珍介绍到农业部，后调到华东交通部公安局工作。
13、王克忠，郧县人，大地主。曾任国民党上尉军官。解放后，由杨献珍介绍到财政部，现在银川市交通局工作。王克忠曾是北京“郧县会馆”的负责人，常与杨献珍来往。一些在京的郧县人常给杨拜年，杨也多次去“郧县会馆”回拜。郧县来京找杨献珍介绍工作者，不少是经过王克忠引见的。
14、赵奎鑫，郧县人，杨献珍的亲戚。其父是大恶霸地主，当过伪团总、联保主任，被我镇压。赵奎鑫于一九四年来杨献珍处，被安插在高级党校修建科为临时工，当干部使用，后调到云南工作。
15、赵元章，是伪鄂豫陕游击司令赵文启之子，杨献珍 的外甥。当地解放后，混入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和武汉市建筑公司，因品质极坏，畏罪逃来北京，由杨献珍介绍到监所印刷厂劳动，后转为正式工人。
16、习玉娥，是赵元章之妻。也由杨献珍介绍了工作。
17、杨献珍的侄子杨国安（国民党员）、杨国太（伪军官），都由杨献珍介绍了工作。
几个月来，经过同志们的批判帮助和自己的反省检查，初步认识到，我这一生一直是在错误中行进，可是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直不认识自己。从“合二而一”问题在全国开展批判以后，思想上震动很大，开始慢慢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读了校内校外报刊上批判的文章，听了同志们批判的发言，研究了学校印发的材料，才开始来慢慢认识自己。现在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是一个品质很坏的党员。“合二而一”论给我的思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绝对个人主义。政治上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民主革命关未过好，社会主义关更过不去，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组织上目无组织党纪，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思想作风上，心胸狭隘，偏激固执，顽固的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固步自封，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学习上，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政治，言行不一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未学进去，不懂装懂，是假马克思主义，假毛泽东思想。过去没有把这些错误集中起来看一看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把这些错误集中起来看一下，自己也大为吃惊。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不承认，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辜负了党对我几十年的培养教育，愧悔无以自容。
由于我的假毛泽东思想，十几年来，占据着高级党校的教学地位，在全国干部中散布的毒素影响很大，党采取严正措施来清除我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是完全必要的。在我们学校目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把学校若干年来所积存的问题来一次总清算，彻底清除我在学校所造成的坏影响，以利于今后学校的顺利发展，顺利地贯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这场原则性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 “再论敌后根据地社会性质”一文的立场和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离开了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原理，是一篇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主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党经济的领导力量。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中，这种国营经济还不多，我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或社会主义因素的国营经济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不了解。当时读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文章（此文现载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其中说：“在真正革命民主国家（按列宁这里是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当时自己猜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真正革命民主的国家中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那末，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概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个与我们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毫无联系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术语就是这样生硬地搬来的，所以这篇文章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在这篇文章中把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那时我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应该斥之为充当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的角色。一九四二年我在北方局党校工作，进行整风学习，反对教条主义，我没有就这篇教条主义的文章作检查，说明我那次整风学习也未学好，只是在口头上反对教条主义，并没有批判自己的教条主义。
一九四四年，北方局党校进行审干，当时由于没有经验，我在工作中犯了逼供信的错误，采取了粗暴方式，伤害了很多同志，给党造成了很大损失。为此，在思想情绪上很长时间感到不安，总感到对不起那些同志。这件事对我后来右倾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整风是反对主观主义片面性，而我在审干中却就犯了主观主义片面性的错误。从此就经常警惕，惟恐再犯这种错误。这一点狭隘经验教训甚至影响到我以后的讲课，影响到我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一九四六年到四七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工作，主要是领导学习七大文件，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时在那里学习的主要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有一天，我问一个学员，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回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点，差不多所有学员都能背下来。但进一步问：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就回答不上来了。当时 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帮助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要使之知其然，而且要使之知其所以然，就是说，还要帮助他们懂得主席是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为此，就还须要帮助干部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当时想这样试作一下，还未作，四七年春，少奇同志指示，在土地改革中去办党校，于是中央局把党校全体学工人员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团，带往山西阳泉去进行土地改革。
一九五二年马列学院三反运动，我因为有四四年在北方局党校那一次的经验教训，在运动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但后来还是把刘元士同志的问题搞错了，我感到这次的责任不在我。在总结马列学院三反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检查这次运动中发生偏差的原因，归结为主观主义，在总结中说，又一次证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并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这次我的错误在于对待群众运动抱了一种错误态度，不是从政治上，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意义上去看三反运动，这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马列学院时，课程安排，是先学哲学，后学中共党史，学习党史主要是学主席的著作。学员们在学了哲学以后，一般反映，都是认为，现在阅读主席著作比从前阅读主席著作，理解得深刻多了，现在能看出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在主席的全部著作中。也能领会主席在各革命时期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期学员都是这样学的，也都有同样的反映。这是一点狭隘的教学经验，这是后来在教学安排上顽固地坚持先学哲学后学党史即后学主席著作的思想根子。
一九五五年马列学院改为高级党校，轮训干部。研究班一年学两门课，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央规定的。哲学学习读的书中，除“实践论”、“矛盾论”外，还有“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同学们读了这些书以后，都认为对理解主席的哲学思想有帮助。
从我从事教学生活的简单经历来看，四四年在北方局党校审干的经验教训，五二年马列学院三反的经验教训，四六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毛泽东思想时所提出的问题，马列学院时先学哲学后学党史的经验，五五年五六年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经验，这几点就是我从事党校工作中所获得的狭隘经验教训，这几点狭隘经验教训大大地影响到以后的教学工作，影响到和同志们的关系，影响到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总之，影响到我的右倾思想的发展。
在课程安排上，强调先学哲学，后学主席著作，强调学习“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说这本书可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的参考书），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学习主席著作，客观上却起了相反的作用。
由于我根据自己的狭隘经验教训，警惕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因此，在讲课方面，我强调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片面性，这是多年来讲课的一个主要线索。
讲唯物论，缺点错误很多，主要是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讲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强调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性或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对于主观怎样正确反映客观，对于一个正确认识需要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才能完成，则讲的少。关于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未讲清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是要在运动过程中去探求的，不可能先把客观规律性摸清楚了再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且也只有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摸清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过去对这个问题未讲清楚。这样讲唯物论，必然要陷于机械唯物论，是要使一切工作都只能按部就班地去作，把革命运动看作绣花。在群众革命运动中不适当地、不看时机地强调实事求是，也是错误的，这样会束缚群众的手脚，妨碍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同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鼓舞群众的革命斗争，鼓足群众的冲天干劲的彻底革命精神不相符合，同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精神不相符合。我在讲唯物论方面的错误还要继续检查批判。
在讲反对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时，总是先讲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特点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 ，即“是一是，否一否”的方法。怎样克服这种片面性？就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这里，讲对立统一多， 讲对立斗争少。主要是讲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民主集中，多快好省，产量质量等等。认为民主与集中，多快与好省，产量与质量等等，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不能抓住一个侧面，丢掉另一个侧面。“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和与的关系，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只有取，才能与，只有与，才能取，既不能只取不与，也不能只与不取。 我是在这样的理解下，就说统一体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因此，在讲课中，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举些什么与什么并举、什么与什么相结合的例子，说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以为学懂了这些道理， 就学懂了对立统一规律，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就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避免片面性的错误。这是把对立统一规律简单化了。讲课中的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手边还有一份一九五六年的讲稿，其中说，八大总结了我们党善于运用辩证法的经验， 并从八大报告中摘引了一些什么与什么相结合的例子，认为这些就是中央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的指导工作。这样来讲对立统一规律，就是用形而上学来讲辩证法，因此就损害了对立统一规律，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违背了主席的“矛盾论”思想。
由于讲对立统一规律，总是强调统一的一面多，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则是强调什么与什么相结合的一面多，这是后来把“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错误地理解为和对立统一是一样意思的思想根子。“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我错误地了解“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错误地认为这两句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方式。关于这方面的错误，还要继续检查批判。
一九五五年我写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那篇文章，经过反复思考，还有一个问题未想通，想写在这里，请同志们予以帮助。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列举了五种经济成分之后说，“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形态，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中把这几种经济成分叫做“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或叫做“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据一般的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或经济结构，就是一定社会的基础。那末，这里说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或“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或“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是不是说的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
我当时就是把决议中说的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认为就是说的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可否这样理解，我还没有把握。
我认为基础中包括五种经济成分，但我把这五种成分划分为社会主义成分与非社会主义成分。我在我的文章原稿中说，“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处在经常发展过程中的活的机体，改造它，就是要日益扩大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日益缩小以至消灭其中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农业方面，则是日益扩大互助合作的经济成分，日益缩小以至消灭个体经济成分。总之，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关于上层建筑怎样为基础服务，我的文章原稿中说，“新中国的上层建筑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日益扩大和发展基础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日益缩小以至消灭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把这个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改造成为只包括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思想上层建筑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革命指导思想，它指导着中国社会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上层建筑是这样来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服务的，是这样来积极帮助社会主义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的，这里丝毫也没有包含要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意思。”说上层建筑要“管”基础，也是这样来“管”的，也没有要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意思。
关于改造基础中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当时认为，我国是计划经济，对非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改造，国家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去改造，逐渐达到对它们改造以至消灭的目的。安排就包含着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我认为也是安排在国家经济计划中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及发展。”决议中还说，“……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之余地。”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中还说，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在我的文章中说，党在制定经济计划时，“要求各种经济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当时的意思只是说的经济计划中的平衡和互相衔接，也就是说，经济计划是有机的构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发展多少，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要利用多少，限制多少，改造多少，表现在年度计划中，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的。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想法是这样的。我没有要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平衡发展下去的思想。我的文章原稿中说，“承认这种现实基础，只是说这个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是我们走向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谁也没有说过，承认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就要永远保存这个基础中的各种经济成分，使它们在这个基础中永远和平共居下去。”
在讨论上层建筑的问题时，关于上层建筑的概念 ，是用的斯大林的“语言学”中的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思想方面，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上层建筑，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批判的对象，不认为是上层建筑。这种说法是很勉强的。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这个问题正确地解决了。主席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说明在当时，我对于上层建筑的概念还存在着糊涂思想。
在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不管争论双方所持理由谁对谁错，首先我不是虚心地与其他同志研究问题的态度，而是狂妄地自以为是的态度，总以为我是根据党的决议来说这个问题的，我说的是符合党的决议，符合党的政策的，是正确的，武断地说别的同志说的不符合党的决议，不符合党的政策，这种自以为是的、武断的态度，就是违反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的。
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告过以后，校党委即布置了学习，开始是每天用半天的时间学习主席的报告，半天的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后来就停止其他课程，专门学习主席的报告。这有当时校党委关于安排学习等等文件可以查证。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级党校招生问题，会议上书记处同志对高级党校的教学工作作了批评 ，“学习情况”第六期所戴伍辉文同志的发言，所说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讲话都是对的。伍辉文同志未提及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现在把小平同志的讲话补叙一下，以供参考。
小平同志说：“轮训（指那时的研究班，普通班）既然是一年，少搞一点好，社会主义教育研究班可以不搞，如要搞，搞中共党史比较好。我有个想法，可以党校为重点，搞中共党史，还是搞哲学、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好？学习重点还是搞理论。只有一年，可以把本地方文件报纸读一读，不脱离本地方的发展，主要精力还是读点书。否则就不如在地方好。重点是搞点理论，把思想条理化，去分析具体事物，养成习惯。要读点书，重点还是要搞理论。不要脱离实际。中央的东西不是一切都学，学生要的，重点学理论，不然不好安排。经典著作，“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尔巴哈论”也要读一下，养成习惯。两年半的（指师训部）应更加多些，否则回去教不了课。（彭真同志插话：经典的可以精读，“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要全读。）师训部还是两年。学理论学什么？哲学无论如何要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骨干。过去未这样作，就应该改。过去的学习方法影响很深。现在军事上也是改教条主义，要以毛主席著作为骨干讲哲学。”
会议上彭真同志乔木同志还提出以“实践论”、“矛盾论”为纲，编一部新的哲学选辑。
中央书记处的这次会议，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全部传达了。书记处开会时，我请李践为同志把中央同志讲的话都记下来。我传达了书记处关于招生计划、课程安排等指示和小平同志的讲话后，又请李践为同志作了补充传达。党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关于以“实践论”、“矛盾论”为纲和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编书的事，也作了具体安排。新的哲学选辑由哲学教研室负责编辑。后来因为停止招生，艾思奇同志带领教研室同志下放了，由留在家里的少数同志搞了初稿。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即以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几条标准为纲，编了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已印出。党建教研室也以主席的思想建党为纲编出了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以主席的经济思想为纲初步地搞出一个提纲。
书记处负责同志对我校教学工作的批评，也就是对我的错误的批评，我没有在党委会上展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当时以为在安排课程和进行教学时改正就行了。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错误而抵抗书记处同志的批评。六O年范若愚同志在一次批判我的会议上说我对书记处的这次会议没有传达，后来就抓住这一点在第二期轮训时攻击范若愚同志，说我传达了，为什么说我未传达？其实，那次书记处会议对我校工作的批评这一部分，应该看作是最中心的问题，而我没有专把这一部分提出讨论，只是传达一下就过去了，也就等于没有传达。范若愚同志的批评是对的，而我反而因此对他不满，这是完全为了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党的利益，是个人主义突出的表现。
九月间，我带新疆班同学到徐永、天津参观。在天津时，住在市委党校。在市委党校时，副校长刘钢锋同志和我谈，他要给学员讲“实践论”，准备了一个讲课提纲，第一个题目是“辩证唯物论是我们党的世界观”。这个提纲送到上级审查时，上级说，讲“实践论”就讲“实践论”好了，还讲什么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他问我怎么办？他要我给他们的学员讲讲，我说，上级怎样指示，你就怎样讲好了，我讲什么呢？那时碰到这样一件具体事，我曾想，怎么讲“实践论”连党的世界观也不能讲了。后来说到这个问题时，认为下边存在着这种情况，学习“实践论”只能学习“实践论”多一点也不能学，就是指这件事说的，并不是针对五八年五月书记处会议时中央负责同志对我们的批评说的，中央负责同志谁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关于怎样学习“实践论”，过去我一贯是这样主张的：在学习“实践论”之前，须先把一些哲学上的基本概念如主席在“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在“实践论”前边讲的那些概念，如物质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等，先学一下，“实践论”就好学了。这纯粹是一个教学方法或教学程序的问题。这一点，六二年时我曾向彭真同学说过。我老是说这件事，就是由于，主观地认为，学习“实践论”之前，须先学一点哲学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没有学过哲学的同志尤其须要这样学。现在认识到我的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学习主席的哲学，应当直接从“实践论”等主席的哲学著作学起，使主席的哲学思想直接和学习者见面，经验证明这是更好地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的方法。引言报告之类，可作可不作，作不好，讲主席的哲学思想反而会损害主席的哲学思想。
五五年五六年两次研究班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中央指示安排的，学习两门课，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读的书，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五七年还学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外，还有“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济批判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读“资本论”。八大二次会议时，陶铸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指出高级党校学这些东西，有教条主义倾向，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够，没有引起警惕，反而认为我们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中央指示订的，中央曾指示，来这里学习的高级干部，应当让他们坐下来读几本书。关于“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这本书，记得五五年中宣部还有过指示，说高级干部有条件的可以读，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也都说这本书还是要读。因此，当时认为我们没有违背中央指示的地方。我找了几位研究班毕业的同志座谈，是想再了解一下他们读这本书的收获究竟如何，记得他们说这本书还是应该读的。不管怎样，那时对于陶铸同志的批评，没有付与足够的注意，并用以检查我们的教学工作，是错误的。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我一直是站在错误的一边，长时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的命题，不是唯物论的命题，认为不能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解释成为唯物论的原理。犯错误的原因是我抱着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这个问题，长期作了书本的奴隶。
五八年我写“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那篇文章，本来是为了批判罗逊塔尔和尤金的哲学词典中“同一性”条的。罗逊塔尔在“同一性”条中就是用的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的概念来反对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思想的。他攻击说，有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一的，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等等，并诬蔑说，这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这正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我认为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概念与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概念，完全是两回事。罗逊塔尔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因此，他对矛盾的同一性思想的攻击，是无耻捏造，无的放矢，他否认矛盾的同一性，乃是以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
这个问题在我们学校的争论，我也是把这个命题死死地看作是唯心论的命题，不同意把它解释成为唯物论的命题。认为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唯物论是用反映论来解决，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与存在相一致，相符合；唯心论是用同一论来解决，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我对这个问题的总的观点是：（一）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引用的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是唯心论的命题，不能解释成唯物论的命题；（二）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格这句话中的同一性，就是等同性的意思。黑格尔就是根据他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原理去肯定世界可知论，反对不可知论，因为世界就是他的绝对观念的外化，世界与绝对（观）念是同一的。（三）恩格斯所肯定的是世界可知论，恩格斯是为了强调反对不可知论、肯定可知论而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的。（四）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代替反映论。
康生同志告我后，我就想，原来争论的是思维与存在是不是同一的，即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不是等同性；现在问题的提法改变了：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性质或内容也就改变了。当时没有好好地研究主席的指示，还错误地认为康生同志没有了解我们争论的情形，所以这样去问主席，主席就这样回答。我这样去想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错误的。
原来我就是死扣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古典哲学中，就是说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没有去想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错误在于把反映论与同一论对立起来，把一致性与同一性对立起来，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两个同一性对立起来。认为唯物论的反映论，只能说思维与存在相一致，相符合，不能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里我把“一致”、“符合”与“同一”的区别看死了。这里也有本本主义，因为列宁在“唯物论与经济批判论”中，把“一致”、“符合”与“同一”是作了严格的区别的。在主席的哲学用语中，也只能说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相符合，没有说过去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
本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映存在，思维与存在相一致，相符合，这就说明了思维与存在互相联结，互相贯通的关系，说明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反映论就准确地表达了思维与存在又对立、又统一的对立统一关系，反映就是思维与存在又同一又不同一的对立统一。曾经有一个时候，我没有把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在六O年时解决了，六一年给五九班讲课，就肯定地讲了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五八年十一月，我给新疆班讲课，讲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时， 还是讲，唯物论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唯心论认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还是讲不能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代替反映论。
五九年十月，于世诚同志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那时王哲民同志是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的编辑，他看到于世诚同志的文稿后， 拿给我看，我的稿子也经过他给于世诚同志看过。不记得是在于的文章发表前还是发表后，曾由王哲民同志约于来过我处。六O年以后于世诚同志写文章的活动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六O年我正受批判，没有同外边的同志来往过，六一年我到西北去了。六二年于写的文章，我记得都是在他的文章发表后看到的。我从西北回来后，于世诚同志何时来看过我，记不起来了。他来，多是通过王哲民同志来的。
关于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五八年十月康生同志告诉了我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当时因为我们主要是争论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引的那句话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 那句话能不能作唯物论的解释，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五七年十月，我又同意了于世诚同志的文章，现在认识到，不研究主席的指示，还要去同别的同志争论，这就是一种反主席的活动。
编印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参考资料，我曾告诉过孙定国同志把有关说明古典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的资料收集一下印出来，准备给理论班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时作参考。具体编印的过程我不清楚。好象孙定国同志说过请示一下王校长，他是否请示过，我不知道。此事是我告诉孙定国同志编印的，我应负责任。
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讲？因为我认为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例如主席说：“只有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复了可认识性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又说，从有人类历史以来，马克思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争论时，有同志说，要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用同一论来代替反映论，象这类问题我在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无论是写文章或讲课，在讲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时，怎样处理反映论与同一论的关系？是说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还是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或者两种说法同时都讲？象这类问题，我认为还值得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活动主要是讲课。有同志到我这里谈这个问题时，我也还是谈的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我记得我没有组织过谁去写文章。
我过去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的命题，认为不能把它解释成为唯物论的理论，这是一种本本主义，保守思想，形而上学观点，是作了书本的奴隶。主席教导说，“哲学的命运要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的程度如何而定。”从理论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这个角度来看，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应重点放在研究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思维与存在的互相转化问题上，从而发展辩证法，这种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死扣住古典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旧观念不放，还与别的同志争论不休，这就是死人压住活人头脑，教条主义，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一年，我对大跃进还是满怀热情的。开始时，对于小麦卫星、玉米卫星、水稻卫星、钢铁卫星等等，感到很大兴奋。九月间，我带新疆班同学到徐水和天津新立屯去参观。回校后，在校内搞了一亩小麦高产试验田，翻地三尺，层层施肥，下种二百斤。接着就搞大炼钢铁等等，兴趣很高。就在那时，就已开始注意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注意报纸上宣传的我认为不恰当的东西。十一月给新疆班讲课，也还是强调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片面性。这次讲了“关于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主要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性。在讲课时说，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要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尊重唯物论，一定要按照规律办事情，或者说，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认为二者应当统一起来，而且能够统一起来。在讲课中，讲了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两节，但我却强调了客观条件的限度，客观条件的许可方面。这样就是修正了主席的思想。讲课中还批评了所谓“无条件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观点。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当群众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我在讲课中却强调反对主观主义片面性，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性等等，势必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就是右倾思想的表现。
一九五九年是我的右倾思想越陷越深的一年。五八年，河南卫星最多，声誉最高。五八年秋季学校停止招生，干部下放学习，我建议哲学教研室同志下放河南。五九年一月，我和几位同志去河南看望我们的下放干部，同时也是要到那里去学习的。先去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看了很满意。在汲县，访问了一个放过亩产五千斤小麦卫星的生产队，那时对亩产几千斤小麦还是认为可能的，没有怀疑过。到偃师县抽滩人民公社参观，对他们的万亩万斤小麦高产指标还是相信可以实现的。后来到了登封，集中我们的下放干部座谈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情况。这时才开始知道了一些弄虚作假，浮夸虚报等等严重事件。当知道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河南领导上的指示下干出来的时候，就感到有些吃惊。共产风也刮得特别厉害，如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碗一筷等等。当时认为这样作法，不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为了争取个人荣誉，欺骗中央，欺骗人民的。认为领导上这种有意作假的作法，其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要恶劣。从此，我对河南工作就抱着一种极其错误的态度，抱着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
在登封时，听到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是完全出乎意外的。我曾告诉过我们下放的同志们，凡涉及当地领导上的一些问题，在座谈会上不要谈，特别是关于弄虚作假这类的事。可是同志们又想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事情谈一谈，所以就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他们来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当去河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收集什么材料。问题在于当知道了那些材料以后，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去对待。二月间从河南回来，也没有把所了解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四月间在上海开会时，曾把这些情况向周扬同志谈过。
这时候，我们下放在徐水的干部，多是参加公社的基层工作，他们也不断地回来向党委汇报了一些弄虚作假，刮共产风，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等等的严重情况。
这时想起主席在郑州会议的几次讲话，都是说要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批评共产风是平均主义、冒险主义，就不能对农民无偿占有等等。
由于这些情况，就想到要研究一下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半年中又从一些内部刊物上知道了一些关于河南等地的浮夸材料（例如一个关于河南五九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材料，原计划钢的指标为五百万吨，几经落实，改为五万吨；钢材的指标为二百万吨，几经落实，改为二万吨。后来我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就是指这件事说的）。麦收时又从我们学校小麦试验田收获的实践中证实了河南的小麦卫星等等是假的。这便引起了我对弄虚作假更加厌恶的情绪。总感到他们这样搞法，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于此未免忧心忡忡。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那个时期我的情绪极不正常。六月九日在全国文联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问题时，对于共产风尽情地讽刺挖苦，是丧失了立场的。主席教导我们，“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我这时就是敌我不分，站在敌对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来攻击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尤其错误的是在讲话中引了赫鲁晓夫的话，这就把自己抛到修正主义的泥坑去了。六月十二日，河南省委党校同志来我校访问，我本来是想同他们谈谈党校应该给干部多讲点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使干部老老实实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是这半年中总是认为河南的荣誉是用弄虚作假骗取的，对此怀着一种厌恶情绪，抱着一种敌视态度，因而谈起来时，便情不自禁地说了那一大篇胡言乱语，好象对河南工作有天大仇恨似的。印的“卖柑者言”两篇语文教材，当时都是影射河南的。同读书会同志们的谈话，也是在同样情绪支配下谈的。当时的思想情绪是这样的。现在认识到，对共产风的讽刺挖苦，印“卖柑者言”等两篇文章，同河南省委党校来访同志和读书会同志谈话，都是把大跃进说的不成样子，丑化了群众运动，这些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疯狂地对三面红旗进行攻击。在五九年上半年，由于共产风的影响，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了一些波动，我在这时，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大肆批评共产风，批评大跃进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不管自己的想法如何，实际上已与当时社会上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合流了。五八年大跃进，是中国几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奇迹，是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破除迷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必然产物。在这样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某些缺点是很自然的，浮夸虚报、共产风等等现象，不过是革命洪流所冲激起来的浮在上面的泡沫，我看到这些浮在主流上面的泡沫，但担心害怕，惊慌失措，抱着一腔埋怨情绪，认为这样会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坏，这正是我观察问题，只看泡沫，不看主流，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对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抱着这样一种错误态度，就暴露出我在党遭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不是与党一条心帮助党克服困难，而是站在敌对立场，给党增加困难。这一点我很长时期未认识到，还错误地认为我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而指责某些地方的工作缺点。
八月初到庐山开会，会上揭发了彭德怀的问题，我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我也讲过河南徐水等地工作中的缺点。还未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抱着一种原谅自己的态度，认为彭德怀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我只说了个别地区工作中缺点，我说的没有一条是涉及中央的。还认为我在全国文联讲话中肯定了三面红旗，宣传了科学共产主义，宣传了六中全会决议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认为在大方向上没有错误。拿这些东西来为自己原谅。这时个人主义起了支配作用，向党隐瞒了自己的错误，是对党不忠诚老实的表现。
庐山会议后，我校开党代表大会，我没有根据庐山会议精神提出在我校学工人员中检查右倾思想，而要大家检查中游思想。当时思想上认为，我在六、七月间关于指责河南徐水等地工作缺点的两次讲话，有些党委是知道的，党委同志没有人把这事当作问题提出来，我也以为问题不是很严重的，因而也就没有主动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还是个人主义起着支配作用。有了个人主义，就认识不清自己的问题。
十一月下旬，中央提出了我的问题。这时我还是认为我的错误在于主要是指责了河南徐水等地工作的缺点。校党委批判我就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三面红旗，思想不通。当时认为，刮共产风，弄虚作假等等，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批评这些东西，并不是反对三面红旗；还认为，六、七月间那两次讲话中没有一条是涉及中央和主席的，因此，也不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因此，对于校党委对我的批判，总是感到委屈。上次受批判，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接受应得的教训，就是由于没有真正站到党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错误，来看这一错误给党所造成的损失。主席反复不断地教导过我们在大革命运动中应当怎样去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教导过我们应当抱着什么态度去对待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对河南徐水等地工作中的缺点的看法和态度，都是远远地离开了主席的思想和教导的。站在党的立场来看我的那两次讲话，就要肯定，那两次讲话是站在敌对立场，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唱着一个调子，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和反三面红旗的。我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同志们对我的爱护与期望。现在认识到六O年校党委对我的批判是正确的，对我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
由于没有真正站到党的立场来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以思想上总认为我对于河南徐水等地的问题没有看错，只是不应该说了些讽刺挖苦的话，关于河南问题没有向中央反映，是不对的。一九六二年去西北参观，主要是在陕西和新疆。在参观的过程中，对于那里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在参加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阅读甘肃新疆三级干部会议简报所看到他们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批评缺点时所持的观点，对证一下我对河南等地问题的看法，感到我的看法还是对的。这又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的想法。
如果河南问题只是五九年初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那些缺点，自己虽因受了批判而感到委屈，也还不会有别的想法。后来河南问题暴露了，比五九年初我们在那里时所看到听到的要严重的多，于是心情就有些波动起来了。认为河南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决不是偶然的。认为我对河南问题还是看对了，因而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我本来不是反对三面红旗的，更不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现在河南问题暴露了，我的错误就减轻了。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所以在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是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我的问题应该甄别。
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我请求校党委甄别我的问题，校党委负责同志同意给我甄别。这纯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一个党员，当在思想中个人主义支配一切时，心目中就没有了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势必越走离党越远，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也就分辨不清了。范若愚同志的报告中说，陈伯达同志说我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当时听了，大吃一惊，而仔细想想六二年上半年时自己所作所为，正是这样，就是绝对的个人主义支配着自己的言行。当时脑子中就只有一个甄别问题，好象给我甄别不给我甄别，成了我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了。六二年上半年，一直是沿着错误道路向前奔驰。五九年我犯了那样大的错误，中央指示校党委对我进行严正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是为了挽救我，爱护我，并指示要对我保护过关，中央对我是仁至义尽，而我还是执迷不悟，死不回头。
检查了近几年来我的言论行动，就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绝对的个人主义支配着自己的头脑，以致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是非颠倒的，把错误的当正确的，把正确的当错误的。五九年我所犯的错误那样严重，不应甄别，而却要求甄别，及甄别遇到阻力，就对不同意给我甄别的同志心怀不满。六二年六、七月我主持我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时，正值甄别遇到阻力，所以去轮训班时，是带着满腔怨气去的。在二期轮训班时，我的绝对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点，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对不同意给我甄别的几个党委委员，提名道姓地进行攻击，所说所作完全不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因此，在二期轮训时就犯了比五九年更加严重的错误。现就初步认识到的错误检查如下：
（一）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主席说让大家出气，是为了团结全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克服一切困难，搞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而我在二期轮训时，则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片面地抓七千人大会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盲目地鼓动大家出气，把怨气引向不同意给我甄别的党委委员。这样出气的结果，不会达到团结的目的，相反的，更加影响同志间的团结，这是违背了七千人大会团结全党的精神，给党造成了损失。带着这样的精神去主持轮训班的工作，不会使参加轮训的同志在学习中获得应有的提高。实际上这是去带头闹个人主义，给同志们造成很坏的影响，使同志间更不团结。
（二）在轮训班争取同志们同情为我甄别。当时错误地认为，七千人大会后，我的问题就应该甄别，河南问题暴露后，大家对河南问题都了解了，不同意给我甄别的同志就是不对的了。为了争取同情，不择手段地把党委内部的一些事情拿到会上去说，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还表示同情过去受过批判的同志，同情他们，也是为了争取他们同情我，一切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不顾党的利益。
（三）我没有主张过单干，也不懂得什么叫包产到户。学校请邓子恢同志来作报告，我以为他是管农村工作的。他讲的大概是代表中央精神的。当时没有听出他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他讲包产到户是一种经营管理方法，不是单干，我也就没有注意。他讲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基层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我很听得入耳。二期轮训班还为他报告后的反映发了一期简报表示赞扬，这说明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这个错误我在十中全会小组会上作过检讨，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丧失了阶级立场的。现在还是这样的认识。
（四）关于总结教学经验的问题。二期轮训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配合校党委布置的工作，总结教学经验。我当时强调，要总结经验，必须分清是非。我所说的分清是非，就是说，五九年以前我主持教学工作时，教学方针教学计划都是正确的。从六O年起，教学计划变来变去，使学员的学习受到了损失。我所谓正确的教学计划，就是要先学哲学，后学党史，认为这样学，能使学员更好地学习主席的著作和主席的思想，不同意就这样安排学习就是轻视学习主席著作，轻视学习主席思想。六O年根据需要，校党委提出变更教学计划，提前学习主席著作，是完全正确的。六二年时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同志们争论，是完全错误的。为了强调先学哲学才能学好主席著作，学好主席思想，竟然强调到荒谬绝伦的程度。六二年三月给新疆班理论班讲课，是个典型例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定义本来是正确的，我把它解释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这就完全错了。这是因为我用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理解党的文件，去解释毛泽东思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他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根据这一段，好久以来，我就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为主席的著作都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成果。因此，便机械地强调，要学好主席著作，学好毛泽东思想，须先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才能深刻领会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但是，在说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于领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的，没有着重说明主席怎样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这样得出来的科学结论，经过革命实践的证明是正确的，它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却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两个部分组成的，这样讲，就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破坏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好象毛泽东思想是由两部分机械地结合起来的，这就是用形而上学去解释毛泽东思想。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在给新疆班理论班讲课讲毛泽东思想时，没有全面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在指导当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上的伟大作用，没有讲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在对国际国内敌人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等等，而只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重要思想，这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政治性的严重错误。在当前的时代，无论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需要加快地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主席思想，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尖锐的斗争武器，尽快地学会掌握这个武器，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而我还是要求按照老一套的办法去领导学习，不管自己的主观想法如何，实际上表现为抵抗学习主席著作，抵抗学习主席思想，事实上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同志们这样来谴责，是正确的。关于教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原则我没有反对过，我只认为具体地如何作，可以研究。教学整改一下文件初稿上批评了这一条，我曾对起草的同志说过，这条原则是对的，不应批评。
（五）为右派翻案问题。在二期轮训前，哲学教研室为右派分子陈仲平翻案，我表示过同意。历史教研室有同志说右派分子马鸿模划右派时，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材料，我曾说过，你们可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校党委。在二期轮训时，肖一平同志说，有些人划右派值得考虑，我就提到马鸿模划右派的材料据说也不够。现在认识到，同意为右派分子翻案，这是我的右倾思想的表现。
总之，我在二期轮训时，错误是严重的。绝对的个人主义达到了高峰。歪曲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盲目地鼓励大家出气，损害了党的团结。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择手段地闹翻案风。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赞扬了邓子恢同志的宣传包产到户的报告。在教学问题上，不考虑别的同志提的先学主席著作的正确意见，而仍固执己见，实际上成了抗拒学习主席的著作。在政治上同意为右派分子翻案。我的这些言论行动，实质上就是在配合当时国内国外阶级敌人向党进攻，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
我的右倾思想发展到一九六三年时，就走到了“合二而一”的思想，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全国开展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之前，我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严重程度。在这以前，我一直错误地认为“合二而一”是表达了“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同样的意思，例如认为丁少纯的家庭本来就是由矛盾构成的，是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成分构成的，亦即“合二而一”的，因此，这个家庭产生了象丁少纯这样的人，或者说，这个家庭“一分为二”了，不是偶然的。六三年时，看到了“东西均”上有“合二而一”这句话，当即在书的上端批注了“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对立的统一”这样十几个字。当时就是把“合有无谓之元”与“合二而一”错误地了解为与“对立面的统一”的意思差不多，错误地认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一种表达方法。若没有这次全校和全国的大批判，我还认识不到这个错误。全校和全国开展了大批判，揭露了“合二而一”思想的本质，这才大吃一惊，如梦初醒。现在认识到“合二而一”原来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调和矛盾、调和阶级的思想，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是与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根本对立的，是与“一分为二”针锋相对，唱对台戏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提供了武器。
“合二而一”这样一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我从故纸堆中拾起来，还对它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就很容易接受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多年来我在讲课中常讲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由主观片面来的，认为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就能注意克服工作中的片面性。在讲对立统一时，又总是讲对立面的统一的一面多， 讲对立面的斗争的一面少。在举例说明时，多讲什么与什么并举，什么与什么相结合。认为“合二而一”就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样讲法就是对于对立统一思想的歪曲和修正。
其次，近几年来，我在学习方面，方向方法也都是错误的。由于长期生活在学校中，脱离实际，思想空虚，不是在现实的丰富的斗争生活中研究辩证法，而是在书本中钻来钻去。我没有研究过中国哲学史。有时翻阅一点有关哲学思想的旧书，喜欢注意看看关于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述中是怎样表达的。有可摘记的，即片断地零星地摘记一点。也曾设想过，对立统一规律既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不会不反映到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头脑中来，如果有所反映，看他们是怎样表达的。因此，当看到“合有无谓之元”、“合二而一”这样的词句外，便错误地认为这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这样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样的研究方法根本就是错误的。离开当前轰轰烈烈、生活活泼的现实斗争生活，埋头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望文生义，对摘抄来的词句，也不研究其意义和实质，便随意抓来，胡乱使用，死人压着活人头脑，这样怎么会不在政治上犯错误呢？
我从故纸堆中拾起“合二而一”这个东西的思想认识过程就是这样的。
过去没有把“一分为二”突出出来去认识，而是把它与两点论、两分法、两条腿走路都看作是主席关于对立统一的通俗说法，没有理解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式面前把“一分为二”突出地提出来的伟大政治意义。
今年四月我在新疆班讲课，讲了“合二而一”，使艾恒武林青山二同志受了我的影响，陷入错误之中，这一点我应负责，很对不起他们。但我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文章，我也没有授意他们写文章。我记得，是艾恒武同志把文章清样送给我看时，我才知道他们写了文章。我看了，同意他们发表，这一点我也应负责任。是由于我的错误影响了他们犯错误。文章是不是要发表，也动摇过。艾恒武同志说，哲学教研室有同志不同意这篇文章，我说过，是不是就不要发表了。黎明同志讲什么“一分为二”讲多了，应讲“合二而一”了，他在讲课之前，没有同我商量过。在我知道了他讲这样话之后，我曾告他说过这样讲法是错误的。这些情形请组织审查。
现在认识到，“合二而一”的实质，就是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发表后，还有人同意和支持这种论点，这说明“合二而一”代表一种修正主义思潮，文艺、历史等方面也都有这种思想表现。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愈加深入，阶级斗争愈加激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愈加尖锐的时候，“合二而一”思想错误的危害性也就显得愈加严重。当“合二而一”思想刚在我国社会上露头时，中央就及时地开展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这不仅及时地挽救了我和有同样错误思想的人们，而且及时地打击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这次对于“合二而一”的大批判，同时也就是对全国全党开展一次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教育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上与“合二而一”划清界限，并学会掌握“一分为二”这个辩证法武器，来同国际国内一切反动派进行斗争，挖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更好地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次全国性的批判“合二而一”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次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就我们学校说，批判我的“合二而一”的思想以及我的一系列的错误思想，对我们学校今后的建设，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长时期不认识自己。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自己的检查，现在认识到我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我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最无知识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狂妄无知，不懂装懂，讲马列主义，损害了马列主义，讲毛泽东思想，损害了毛泽东思想，讲唯物论，损害了唯物论，讲辩证法，损害了辩证法。我在学校工作，时间很长，讲课次数不少，因此，在各方面都给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我们学校，展开这一场大是大非的半角发，批判我的“合二而一”和我在讲课中的错误思想，从而清除我所造成的一切有害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斗争帮助我初步地认识了自己，解决了我们学校长期存在的大是大非问题，清算了我校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为今后办好高级党校，彻底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学方针，打开了胜利的道路。
我的错误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不是偶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没有听主席的话、按主席的教导办事。对主席的著作、主席的思想没有真正的领会。
入党三十多年，没有对自己的思想作过历史的检查，因此，一直不认识自己。虽然五九——六O年受到批判，自己也作了检讨，但还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而也就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到了六二年来了一次大反复，以致犯了更大更严重的错误。这一次从“合二而一”问题揭开以后，党帮助我从历史上来挖错误的思想根子，我也从历史上来作检查。从历史上检查下去，开始认识到错误是从历史上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这样认识一下之后，自己也大为吃惊，原来入党这么多年，思想上还是一个没有改造过的资产阶级的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意识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表现在我身上还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由于世界观的错误，也就不能正确领会主席的思想，或者把主席的思想作了严重的歪曲。对于主席的思想没有正确的领会，却自以为是有了正确的领会，因此又形成了我的顽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自以为是在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和同志们争论问题时，总是固执己见，不考虑对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坚持错误，还以为是在坚持真理。
从这种顽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发展到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对于对自己有益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发展到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抱成见，影响到同志间的关系，不能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合作。
六二年要求甄别，也同我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有关。当时认为我受批判是因为指责了河南工作中的缺点，而今河南问题暴露了，错误地认为我对河南问题看对了。河南问题的暴露，更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六一年去西北，看到几个省区的三级干部会议的简报，他们检查了那几年的五风情况，并进行了批判。我想我五九年对河南等地工作缺点的看法，除了不应该说些讽刺挖苦的话以外，同他们的看法也都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于立场不同，我所说的与他们说的有本质的不同。六一年十一月给五九班讲课，所使用的材料也多是从简报取来的，讲课以后，没有受到抵制，有的反映也还好，这样便又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加上个人主义，于是六二年就向党要求甄别了。自以为是，是自己蒙蔽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因而也就不能使自己很好地认识自己。
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党以后，没有得到克服。个人主义表现在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怕暴露缺点错误，怕别人揭露缺点错误。顾虑多端，畏首畏尾。五九年二月，从河南回来，因有个人顾虑，怕引出麻烦，因而不敢把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向中央的反映。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我不敢把我的错误向党交代，反而原谅自己，认为我说的那些不是说的中央的。庐山会议后，我校开党代表大会，我也不敢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希图侥幸蒙混过去。这些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个人面子，怕暴露错误，完全为个人主义所支配。到了六二年，在二期轮训时，我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高峰，成为绝对的个人主义。那时脑子中就只有个甄别问题，没有了党的组织，没有党的纪律。对于几个不同意给我甄别的党委同志进行攻击，无法无天，象发了疯一样，已经不象一个共产党员样子，成了一个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同中宣部的关系。中宣部是代表党中央来领导高级党校的。我同中宣部的关系，过去只认为是对中宣部个别同志有些意见，关系不好。现在认识这样看法是错误的。中宣部的个别同志是代表中宣部高级党校发生关系的。同中宣部个别同志的关系，就是同中宣部的关系，同党组织的关系。不尊重中宣部的个别同志，也就是不尊重中宣部，不尊重党组织，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这也就是向党闹独立性。
六O年学校反官僚主义大会，党委决定要我做报告，检讨我们学校犯了方针性的错误。六二年在二期轮训时，我推翻那个报告。这是任意破坏党委的决定，违犯党章党纪的。有意见，不正式向党委提出来，而在另外的场合随便乱说，破坏党委的决定，这是党章所决不容许的。就这一条就应受到党的纪律的严厉制裁。
同党委的关系问题。在党委会，我是“班长”，我当“班长”是完全失职的。“班长”要团结全班人，而我没有团结好全班人，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而我恰恰没有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是违反主席教导的。同艾思奇同志只是一些学术上的争论，若能虚心地同他进行研究，也不至于影响到团结问题。而由于我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虚心向他学习，以致长期关系不好，这是我的错误。在五九年以前，党委会从表面上看，一般还是团结的，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团结。由于我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不肯听取不同意见，党委同志对我的错误，有所见而不便提，这样，我就把自己置于耳目闭塞之境，我的错误也就一步一步越发展越严重，而自己还不知道。五九年以后到六二年，我同伍辉文、范若愚、艾思奇同志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六O年党委会在批判我的时候，有的同志发言，不够实事求是，伍辉文同志主持会议，也不加以说明，我就对他们有意见。到了六二年，他们不同意给我甄别，对他们的意见就更大了，对他们有了成见，以至怀恨在心。这时我是离党越来越远了。他们不同意给我甄别，正是他们坚持了党的原则，而我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对待他们。这也是个人对组织的关系问题。我不是把党委看作集体，不是把自己同党委的关系看作是个人同党的关系，而是看作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不尊重党委同志，也就是不尊重党组织。
六O年党委批评我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我对这一点长时期是不自觉的。现在检查，在我负责学校工作时期，已经有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在工作中，作风不民主，简单生硬，不能以平等态度对人，我说了就算，就得照办，对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就顶回去。对同志，离开党的原则，按照听我的或不听我的来分亲疏厚薄。这正是一种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也是封建的思想意识的表现。这是完全违背主席所教导的领导原则的。正是由于这样，我的错误没有能及时得到党委同志们的帮助改正，相反的，使自己的错误一天一天更加严重起来。
我的自主主义也很严重。把一些从道听途说知道的或从内部到物看到的一些事情，不顾党的影响，随便和接近我的同志闲谈，这些事情与工作无关，使他们知道也没有任何好处，而我却自由主义地乱说，只能给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是对自己毫无严格要求，放任自流，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与孙定国同志的关系。孙定国之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的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表现的很突出，好吹嘘，爱夸大，粗野庸俗，大喊大叫，装腔作势，卖弄聪明，到处乱撞，拉拉扯扯，如此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些恶劣作风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常批评过他，有时还批评的很严厉。尽管这样，长时期中还同他形成了一种比较亲近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在我身上存在着极大的弱点，不喜欢听逆耳之言，喜欢听顺耳之言。他了解我的这种弱点，总是顺着我的心意说话，没有顶撞过我的意见。无论是在理论观点上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大概都同意我的意见。长年累月如此，对他不免有偏听偏信的地方。我同艾思奇同志的关系本来不好（我应负责任），在背后议论时，孙定国也是顺着我的意思说，这样就加深了我对艾思奇同志的成见，使得同志之间更不团结。我对他所说的，也并不是一概都听的。有时对于他说的不对的地方，也给他顶回去，或者予以批评。他在我面前有个特点，就是对他批评的怎样严厉， 他也不顶撞，也是顺而受之。他在外边怎样活动，活动了些什么，我并不是全知道的。这次有些同志揭发他的一些恶劣事实，好多我都不知道。他在外边怎样替我吹嘘，我不知道，凡知道了的，我都批评过、制止过他。他在外边参加一些什么会议，有时来同我说一说，但因为他参加的会议同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我也只是听听而已。他在外边讲课或给报刊写文章，多是他自己的活动。例如他给“新建设”写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文章，前后经过情形我一点也不知道，文章发表后我还不知道，有的同志却说那篇文章是代表我的意见的。尽管孙定国 同志和我是这样一种亲近关系，但我对他并不是没有戒心的。有关学校的重大问题，我没有同他商谈过。五八年以前，侯维煜同志未病倒以前，有事都是同侯维煜同志商谈。侯病倒后，是同伍辉文同志或范若愚同志商谈。有些话我同范若愚同志谈，也不同孙定国谈。五九年筹办理论班，总结马列学院时期的教学经验，都是同范若愚同志谈的。总之，在与孙定国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我是有极其严和理的错误的。缺乏原则性，不是从党的原则出发，而是从私人好恶出发，从私人感情出发，私人感情超过了党的原则。我知道他的思想作风很坏，他和周围同志间的关系很坏，我没有好好帮助他、教育他改正错误，还纵容他的错误，这一点我应负责任。
从前对自己的思想没有作过历史的全面的检查，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和估计，更没有认识到由于我的思想错误给党和学校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和危害。几个月来，经过全校同志的大力帮助和自己的检查，把错误集中起来看一下，初步地认识了一下自己，也不禁为之惊心魂魄。现在越检查越认识到我的错误的严重，认识到由我的错误给党和学校造成的损失是无可挽救的，就是尽我有生余年为党工作，也是弥补不起来的。想到我的错误，时间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越想越觉可怕，更感到愧悔莫名，寝馈难安，精神负担很沉重。越想越感到对不起伟大的党，对不起伟大的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人民。
党用大力对“合二而一”开展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根除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打击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从思想认识上划清“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界限，学会掌握“一分为二”这个辩证法武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在我们学校，尖锐深刻地批判我的错误思想，清除我多年来在理论思想方面所散布的毒害和影响，从而解决我们学校长期存在的大是大非问题；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非常英明的，必要的，正确的。
我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受到的教育也很大，弄清楚了几个长期争论的理论问题，初步地认识了自己的思想面貌。
在检查思想的过程中，深刻地感觉到我的思想凝固，头脑僵化到了可怕的程度，若没有这样大的运动给以猛烈的震荡，还清醒不过来，不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道天高地厚。
五九年党委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精神上受到的震动不能说不大，自己也作了检讨，但对自己还没个正确认识，还没有认识过去学校中争论的那些问题的错误，还没有认识在讲课中的错误。错误地认为我做行政工作不行，讲课总还可以。也就是说，还有包袱没有卸下来，所以后来仍然不知天高地厚，到处乱讲。
这次运动，对我来说，是对症下药。运动来的很猛，批判也极彻底。因此，对我的帮助也更大。从我过去写的文章和讲稿来批判，把底子都翻出来看一看，自己看看，也不禁 为之汗颜。理论上、讲课上都错了，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想来真觉可怕。“合二而一”，若不经过这次全国全校的大批判，我还转不过来，还不会把它与“一分为二”分家，还不会认识它的修正主义的本质，不会认识到它与“一分为二”是对抗的。我在讲课时，一面批判德波林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为对立物的和解，并斥之为修正主义，一面又讲“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的一种表达方法。
经过这次批判运动，自以为还能讲解的包袱也卸下来了，认识到，自今以前，一切皆非，今后要从头作起，从头学起，重新作人，重新学习主席著作，置身于党的严格监督之下，改正错误，改造自己。我的年纪虽大，但还能工作，还愿继续革命，绝不灰心丧志，愿趁有生余年，尽自己力之所能做一点工作，以弥补给党所造成的损失，能弥补多少是多少，借以赎罪。
自从“合二而一”问题在报刊上开展批判以来，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报纸刊物借这个题目大肆宣扬，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但是敌人的梦做错了。“合二而一”的错误思想的微小波澜，经过批判斗争，不久即将永远消逝，决不会冲动我国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坚强阵地的一草一木。 我反对赫鲁晓夫及其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在讲堂上我常讲的，同学们也是知道的。我在“合二而一”问题上失了脚，跌倒了，但我有决心爬起来，坚决参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行列，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而斗争到底。
党信任我，把党的一个重要理论思想教育机关的工作交给我负责，我没有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反而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给学校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实是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是对党犯了罪，请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以上是对我的错误的初步检查，对自己的初步认识，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还肤浅，希望林枫同志和校委同志给以指示，帮助我继续进行检查。
杨献珍一九六四年十月
中央党校校委会按：这是杨献珍四月二十四日来的一个书面“说明”。
四月五日，党校校委扩大会讨论了杨献珍的问题，杨献珍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贾震同志发言，讲了杨献珍的十条错误。林枫同志主持会议，说明校委会准备这样向中央作报告，征求杨献珍本人的意见。杨献珍在会上未作任何检讨，只是作了一些辩解，还说要写书面材料。过了三个星期，他交来这个“说明”。
在这个“说明”里，杨献珍说：“四月五日校委会上贾震同志关于我的问题讲的十条，都很重要”。但是，他对这十条错误的性质和所包含的大量事实，既没有直接否认，也不作认真检查，只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辩解、抵赖，企图通过歪曲、否定某些具体事实，来掩盖以至推翻他的整个错误。杨献珍 的这份“说明”，比起他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书面检讨”来，态度更坏得多，不仅毫无检查悔改的诚意，而且是在蓄意向党进攻。这又一次证实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十足的伪君子、两面派、野心家。
四月五日校委会上贾震同志关于我的问题讲的十条，都很重要，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因为我的耳边有点聋，当时有些问题没有听清，也没有记下来。本来这次想就校委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作进一步的检讨，但时间来不及。【从去年七月开始批判，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难道就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怎么能说时间来不及呢？】现在想就有些问题的情况先向党说明一下，随后还要继续作检讨。
去年十月间我写检讨时，我是极力地想按照我的真实思想情况，追寻一下自己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看错误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检查一下我多年来在教学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错误在那里。例如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为什么我老是坚持先学哲学，后学主席著作，这个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的起点还是从一九四六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工作时开始的。【不，不是什么先学、后学的问题，而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这一错误，并不是从一九四六年开始的。根据现有材料看，杨献珍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就发表过《再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问题》、《几种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不正确的认识》等几篇文章，歪曲《新民主主义论》，宣扬他的“新资本主义”论。关于这个历史问题，在我们的报告中并没有提。但他在这里说什么极力按照真实情况，追寻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说他的错误是从一九四六年才开始的，那是骗人的。】当时了解到同学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对于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不甚了解。关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我是根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直理解为就是指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完全是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歪曲，他把阶级、阶级斗争、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思想问题割裂开来，把政治、军事、组织同思想割裂开来。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哪里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指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呢？杨献珍长期以来，总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哲学。他割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阶级斗争学说，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他讲哲学，也是一贯强调要人家只学方法，根本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依然避而不讲阶级斗争，还攻击校委讲双十条“都是讲阶级斗争”。】因此便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若不先学一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不能深刻理解主席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样学习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学得很深刻。那时我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要学会理论联系实际， 学会有的放矢。因此，若不学一点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还没有掌握普遍真理，拿什么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手上还没有矢，拿什么去射？【说什么手上还没有“矢”，这里明明白白地说明杨献珍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他抛开毛泽东思想，丢开中国革命实际的“的”，杨献珍的“矢”去射谁呢？】这就是我若干年来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当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周荣鑫同志和黄其琮同志（现在天津市委工作）等，当时我谈的应怎样帮助学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这些意见，他们可能还记得。
我根据狭隘教学经验，在如何学习主席著作问题上，长期坚持先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后学主席著作，在学习主席的哲学问题上，当时主张在学“两论”之前，先学一点哲学上一般的基本概念（主要是对未接触过哲学的同志说的）。我的这些主张，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当学习主席的著作，成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的时候，人们都要求直接从主席著作学起。主席的著作是真正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百科全书，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和观点，就是普遍真理，就是普遍真理，就是武器，就是矢。不论是高级干部，一般干部，以至广大群众，他们直接从主席著作学起，只要是认真学了，学了就能用，就能与他们的思想、工作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在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上，用到哪里，哪里就灵，确有立竿见影之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好，革命事业，一片光明，都是主席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我这一段学习所体会的真理。【真是这样“体会”的吗？根本不是。杨献珍惯于用这种欺骗手法蒙混组织，对抗批评。一九五八年，他在党校工作会议上，也“检查”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当时讲得也很好听，说什么“主席著作是真正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过去没有把位子摆对”，“今后应当改变过去的作法”，等等。事后，孙定国问他讲这些话“干什么”，他说：“不检查几句还行，人家就是要你讲这个嘛。”】
我顽固地坚持我的学习主席著作的错误方法，实际上阻碍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给党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心中感到非常惭愧，事实也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关于怎样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在没有学过哲学的同志，我曾强调过在学之前先学一点哲学上一般的基本概念，认为先学一点这些东西，“两论”也就好学了。我们学习时，应该按“提纲”的顺序学下去。那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主张先学哲学后学主席著作，就是轻视主席著作。【这是歪曲！杨献珍善于歪曲别人反对他的意见，这也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本来的想法是，先学哲学为，能够更好地学主席著作。我想到，“提纲”是主席自己写的，先读“提纲”，不能说是轻视主席。“提纲”是主席自己写的，先读“提纲”，不能说是轻视主席。“提纲”虽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我们还是应当学。【这是杨献珍为了对抗中央批评，坚持他抵制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错误，所玩弄的一种手法。他私下对王哲民就说穿了这一点：“用主席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作教材，可以堵住别人的嘴，这样你就不能说我不重视主席著作了吧！这也是主席著作嘛。”】在翻印“提纲”时，用的本子记得好象是很早在根据地时印的油印本，错落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整行漏掉，上下不接，念不下去。我亲自校对，在念不下去的地方，就找别的书中有关地方参考，例如关于物质论、意识论等，就查别的书中有关题目来看，这样才帮助着校对下去。在校对过程中，看到“提纲”中有几处好象用了米丁书中的材料。问题还是在于我错误地坚持在学“实践论”之前，“提纲”在“实践论”前边讲的那些问题都应当学。有的人说，既然应当学，为什么不收入“毛选”？我就说，作为主席的哲学著作，自然是要把“两论”收入“毛选”，因为“两论”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突出的创造性的发展。“提纲”中的其他题目所讲的，一般哲学书中也讲的有。私下可能对王哲民或黄静华同志谈过“提纲”中有几处用了米丁书中的材料这样的话。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样就是错误的。【不是“可能”对人“私下”谈过，而是惯于“私下”造谣诽谤：一九五三年，杨献珍对张怀璋说：“‘提纲’是抄自米丁的书”。一九五六年，他对罗扬实说：“‘提纲’就是米丁的《哲学大纲》的那些东西。”一九六二年，他又对黄静华说：“提纲”中在《实践论》以前写的那许多节，主要的部是从苏联的唯物论辩证法教程这本书中抄来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关于如何贯彻党校教学方针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哲学虽然还没有教科书，但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经典著作”。从马列学院时期起，教学计划中都是把主席的著作列在经典著作中。【杨献珍挖空心思地找了一两句话，想用来推掉他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徒劳的。他似乎忘记了，他的上述“讲话”手稿还在，他引的那句话，手稿是这样写的：“哲学，有经典著作。有主席的著作，党的文件，党校要提倡学习经典著作，因为最靠得住。”这当中“有主席的著作，党的文件”这几个字，是他用另一种颜色的笔后加的。这不是很清楚地表明了，在杨献珍的心目中，经典著作的概念，并不包括毛主席的著作吗？不是也很清楚地表明了，杨献珍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吗？他否认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不承认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有多年来的大量言行为证据的。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只举几个例子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杨献珍搞的，并且在后来又私自经过苏联特务分子曾秀夫送给苏联 社会科学院去审批的《马列学院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就是把毛主席著作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之外的。其中关于毛主席著作的提法是“（1）马、恩、列、斯的有关哲学的经典著作。……（2）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并且接着就说《毛泽东选集》的很多文章，只是“对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直接地有所启发”，他甚至还公然把读了毛主席著作说成只是“具备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条件”。又如，在一九五五年出版了几万册的杨献珍的“名著”《什么是唯物主义？》的前言中，就明明白白地说：“从马列学院开办起，……我们就拿马恩列斯有关哲学的经典著作当课本”，只字不提毛主席著作。他还利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我希望你……从原著里去研究这学说，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作品”，这种来暗示只应该着重学习他所指的“经典著作”。在杨献珍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毛主席著作在党校毫无地位。哲学课排挤《实践论》、《矛盾论》，政治经济学不讲毛主席经济思想。对此，许多同学极为不满。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时，普通班各支部普遍提出批评：为什么“对毛主席两本著作《矛盾论》与《实践论》不列为经典著作，不作为哲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为什么不重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学习，等等。他把这些正确的批评都顶回去了，还说：“主席的著作不是学少了，而是学多了。”如今，他却在这里矢口抵赖自己的错误。】有同志曾批评说，教学计划中把主席的著作列在马恩列斯著作的后边，列在第五位，没有把主席的著作放在应有的地位。我接受了这样的批评。【恶毒！这是在玩手段，准备翻案。一九六二年他曾用这种歪曲别人的批评的手法闹过翻案的。】
我不是这样认识的。当然，我对主席发展马列主义认识的不够，是要认真检查，重新学习好。我认为，马列主义是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中发展的。主席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而给马列主义的武库增添了许多新武器，这都是主席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我认为主席的著作，主席的哲学，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真正当代世界的哲学。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也都成了普遍真理。这都有我的讲稿在，请组织审查。【我们已看过了杨献珍几百万字的讲稿，全校一千七百多学员、工作人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讨论了他的许多讲稿，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杨献珍从来就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承认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他惯用“古已有之”的说法，来抹煞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例如，他说：毛主席讲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早解决了，恩格斯一八八七年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还说：毛主席讲的“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 ”，费尔巴哈已讲过，等等。一九五七年，新闻班学员请他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可讲的。他的回答激起了学员极大的不满。因此，学员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至今还保存着。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说，马列主义在中国有很大发展，辩证法有很大发展。杨献珍就大讲：“想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发明创造，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企图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发明创造，根本不要想它。”杨献珍还极力反对别人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他攻击说：“现在有的同志写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章，象苏联过去一些文章对待斯大林同志那样，不是斯大林同志发展的，也说成斯大林同志发展的。”】
中国党没有个人迷信，这个观念，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我是明确的。一九五六年在怀仁堂阅览赫鲁晓夫侮辱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是怀着很大的气愤看下去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几个同志（记得有王兴让同志）在一块议论， 大家不约而同地斥骂了赫鲁晓夫。我从来没有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看作是个人迷信。许邦仪同志写党建讲稿，提到过反对个人迷信问题，我当时就给他提了意见，就这样讲是错误的，中国党不存在个人迷信问题。这事王哲民、孙定国都知道。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关于学习历史唯物论的课程，我曾说过应当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重点学习，这是针对当时一部分学员的思想情况而这样说的。有些学员都说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人，也必然崇拜自己或者崇拜他所相信的个人。针对这种情况，我曾说过，在学习历史唯物论时，要结合检查思想，检查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思想。那时只是在这样的概念下使用过“个人崇拜” 这样的话。【杨献珍“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在他搞的高级党校《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度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具体计划（草案）》里，就提出了要请苏联专家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四年来，他从苏联访问回来，在许多场合积极进行“反对个人崇拜”的宣传，引导学员检查和批判所谓“个人崇拜”思想。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多次在讲课中宣传“个人崇拜是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后，他还借着给外宾讲群众路线的机会，反对“个人崇拜”，把群众与领袖、集体与个人完全对立起来，根本否定了领袖的作用。当时中央联络部的同志就揭发了他。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杨献珍“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这不是我的认识。好象是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听到大会简报的一个材料。【他完全不提他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十五次讲演，特别是庐山会前的两次讲稿中，攻击党的总路线的反动的恶毒的言论，好象没有这么一回事。】说河南同志反映，安徽问题比河南还要严重。河南与安徽交界地方的同志听到安置方面有人说，经历过几个朝代，只有毛泽东时代如何如何。我当时听到这个材料，思想上很震动，觉得河南的问题够严重了，安徽问题比河南还要严重，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形？下面工作搞坏了，给党造成多大损失，甚至损害到主席的威望。这是听到这个材料时的心情。我曾同几个同志谈过这个材料，意思也只是说，我们下面工作犯了错误，给党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损害了主席的威望，是更不应该的。象这样的材料，我不应该再向别的同志去谈，我谈了这个材料，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自己也应该作检讨。【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大闹翻案风时，一再到学员中煸风点火，专门讲缺点、讲阴暗面，什么事情愈荒诞、愈离奇， 他就愈感兴趣。在一九六一班的一次联组会上，他情绪激动，讲话插话很多，攻击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从科学到空想”，说“两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不要”，还造谣说：“干部开着汽车从群众身上压过去”，等等。就在这时，他画龙点睛地说：“经过三个朝代，那一代也没有毛泽东这一代这样坏！”】
我国解放不久，英国党总书记波立特来到中国，在怀仁堂讲过一次关于英国党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问题。当时我们听了，都不同意，认为工人阶级不经过武装起义，武装斗争，不打败以至消灭统治阶级的反动武装，就不能取得政权。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党一直是反对的，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一九六O年赫鲁晓夫又把德波林扶植起来，把他的哲学复活起来。德波林是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为“对立物的和解”的。 我对这个问题批判过。我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早已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而回到德波林，拾起了德波林的“对立物的和解”的破烂武器，并把“对立物的和解”的精神贯彻到他们的全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至行动中去了。我在十中全会小组会上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一次发言，在学校讲课时，也不止一次地讲过。我揭露了德波林的“差异不是矛盾”的思想和他们的“对立物的和解”思想是一致的，“差异不是矛盾”的思想必然要发展到“对立物的和解”的思想。揭露了“对立物的和解”思想的本质是调和矛盾，调和阶级。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回到德波林，就是要从“对立物的和解”来为三和两全找理论武器，揭露了三十年代参加过批判德波林斗争的米丁，六十年代完全同德波林唱着一个调子，宣传德波林的“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融合为统一”等等。揭露了法共哲学家宣传什么“对立面可能融合”的胡言乱语。我在讲课中说，马列主义者绝对不能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为“对立物的和解”。还说，赫鲁晓夫坚持的无条件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总路线，反对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修正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对立物的和解”的原理，根据“差异不是矛盾，差异可以融合为统一”，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是差异，不是矛盾这些修正主义哲学原理制定的。“对立物的和解”思想具体地体现为“戴维营精神”。我在十中全会小组的发言稿和在六一班讲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讲稿都交给了组织，希望党予以审查。
【这完全是欺骗！是杨献珍抗拒批评、欺骗党的一贯伎俩。一九五九年，他和彭德怀一道，疯狂地向党进攻，而在庐山会议上，他却装模作样地“批评”了彭德怀，“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六二年，他卷土重来，大刮单干风、翻案风、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思想，十中全会一开，他看形势不对，又煞有介事地“批判”了一通德波林。一九六三年以来，他大肆宣传“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受了批判，不检查错误，还厚着脸皮夸耀他对德波林等修正主义的假批判，想再一次欺骗。其实，他就是德波林的忠实门徒，他自己就是个“德波林”。他的“合二而一”和德波林的“对立物的和解”，完全是一样的货色。】
我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对于绝对不能把对立面的统一歪曲为“对立物的和解”这一点的认识也是明确的。【杨献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确实是“明确”的。他的言论和赫鲁晓夫亦步亦趋、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密切。赫修一上台，他就大反“个人崇拜”。一九五九年以来，他同赫修一道攻击三面红旗，有许多话都一模一样。赫鲁晓夫诬蔑我们“五个人穿一条裤子 ”、“喝大锅清水汤”，他则说我们的是“清水汤”、“刷锅水”，是“叫花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我们“把腰带解开了，坐下来吃个精光”，他则说：“开始放开肚皮吃，以后勒紧腰带吃，这样一松一紧也是对立面统一嘛”；等等。我们党大力展开反修斗争以后，他一面替赫修涂脂抹粉，竭力抹煞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矛盾，说这种矛盾不过是“同中之异”；一面攻击我们把中苏矛盾搞“尖锐”了。他对修正主义的所谓“批判”，不过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罢了。】
那么为什么又在对立统一学说上犯错误，甚至陷入“合二而一”的泥坑呢？就是因为离开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没有紧紧跟着主席的思想走。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讲对立统一学说时，就提出了一分为二，说“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那时我对于一分为二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以为“一分为二”与“两点论”，“两分法”，“两条腿走路”，都是主席对于对立统一思想的通俗说法。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主席突出的大讲“一分为二”，如说，把什么东西都看成是钢板一块，这是形而上学。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时代起就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也是一分为二，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没有黑暗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杨献珍对于他攻击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的大量言论，只字不提，不做检讨，却在这里借用马列主义的词句，讲什么中国社会“一分为二”，讲什么光明面、黑暗面，不是别有用心吗？】象这样的道理主席讲了很多。主席这样突出地用一分为二来讲对立统一规律，是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伟大的现实政治意义的。主席在这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还没有看到过象主席这样精辟而又明白易懂地阐述对立统一学说的。主席用一分为二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既通俗，又准确，这样一来，就把对立统一这个革命辩证法变成了连工人农民也能掌握的武器。主席把一分为二突出出来讲，正是主席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创造性地发展着革命的辩证法。而我对这个特点，很久没有认识。这是由于自己没有好好学习主席的思想，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因此就不可能很好地领会主席的思想。【什么“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政治”啦，没有“很好地领会主席的思想”啦，认识“很肤浅”啦，等等，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次斗争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杨献珍完全是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合二而一”反对“一分为二”的。他和他的同伙密谋：先在党校内部讲，传播出去，然后看时机组织人写文章，挑起公开论战。不久，果然按照他的预谋，通过他的两个亲信，把“合二而一”论搬到报纸上来了。】
原来我用“合二而一”这句话，是在“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这样的概念下使用的，不是在“对立物的和解”的概念下使用的。此处的“合”字，我了解为就是“构成”或“组成”的意思；【他在这里同我们讲杨献珍的《说文》。可是他的《说文》不愿再引方以智了。】后来有的同志 说“合”就是“调和”的意思，这一点从前我没有认识到，因此就没有认识到“合二而一”所包含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没有认识到它与一分为二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竟撒谎到这种地步了，他写的说的大量东西都不算数了。】在全国报刊对“合二而一”开展批判以后，自己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经过全党同志的帮助，使我认识到“合二而一”的反动性和它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合二而一”与“对立物的和解”实质上是一样的。现在认识到，对立统一是一分为二，绝不是“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是革命的辩证法，“合二而一”是反动的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来表达对立统一，既通俗，又准确，用“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 是根本错误的，是歪曲对立统一学说的。一分为二是无产阶级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合二而一”的资产阶级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任何事物，只能说是对立统一的，一分为二的，绝不能说是“合二而一”的。绝不能用“合二而一”来代替对立统一。
“合二而一”既是反映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本质是抹煞矛盾，调和阶级的，就应当予以摧毁性的批判和否定。党及时地领导开展全国性的批判，彻底根除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地拥护党的这种严正措施。
“合二而一”是由我提倡的，我应当承担一切责任。
一九六一年我去西北参观时，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自己刚受过批判，因此，出去时，还是比较谨慎的。【又撒谎了。事实上不是“比较谨慎”，而是嚣张得很，西北送来大量的材料反映了这一点。】开头一段是住在临潼县委会，一切是抱着学习态度。记得首先接触到的重大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国家分配给县的征购数与县里能够拿出的上缴数，总是有矛盾。县上若完全按照国家分配的征购数上缴，上缴之后，总还需要回销一部分。临潼那时是属西安市领导。上边要的数目，是按照城市人口的需要，不征购那么多粮食不行。县里若完全按照上边要的数目上缴，剩下的，扣除种籽、饲料等等，全县人民的口粮就不够了。矛盾的症结何在呢？当时自己就学着算这个帐，算来算去，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养活不了那么多城市人口。怎么办呢？曾想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时，主席用精兵简政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当前的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恐怕难免还要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那时中央还未宣布压缩城市人口，自己也未敢乱讲，只是私下同原有宗同志闲谈过。这是我到西北参观初步接触实际生活时所研究的一个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杨献珍去西北，不是什么“抱着学习态度”，而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集翻案材料，散布反党言论的。地方干部向他汇报工作，他听到讲成绩时就很不耐烦，听到讲缺点错误时就眉开眼笑。他带的“调查组”的人搜集不到那么多“缺点”“错误”，他大为不满，批评他们 看不到“五风破坏生产力，思想上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解放”。他在西北期间也根本不是什么“比较谨慎”，而是肆无忌惮地搞反党反中央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带去了他五九年反党言论的稿子，到处传播，鼓动翻案；几十次地在西北召开各种会议，接见干部，发表谈话，作长篇报告，明目张胆地对党进行攻击。他恶毒攻击我们前几年的工作是“唯意志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虚构”，说“当权的党，搞修正主义很危险，我们是当权的党，搞唯心主义也是很危险的。”他诬蔑人民公社化“把农民弄得干干净净，让农民穷死”，统购统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全国形势严重，饿死了两千万人”，除新疆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粮食”，有的地方是“人吃人，一家人商量杀孩子吃。”他的恶毒攻击太露骨了，以至他的秘书都着急了，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的秘书捅捅他，悄悄地说：“杨老，你又说胡话了。”他却得意忘形，大声说：“你说我胡说，看，大家都在埋头记呢！】
其次接触到的一个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害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西北点点滴滴地看到或听到一些情况。当时市场情况很死。在临潼时，看到城关集市上的东西很少，卖菜籽的却不少。我们买了几毛钱的菜籽，装在信封里，想从邮局寄回学校。可是到了邮局，邮局不准寄，就是禁止出境。据说，许多东西这个县不能运往那个县，限制很严。我们去武功农学院参观，听党委书记说，他们那里有人把主张疏果与反对疏果看作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认为主张疏果，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据说有的生产队，对于应该退赔的，也不退赔，就退赔多了，社员东西多了，会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有的生产队，应该分配给社员的东西，也不分配给社员，理由也是怕社员分的东西多了，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队的老太太，卖几个鸡蛋，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当时农村有些情况也有点象胡耀邦同志关于商业工作调查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我认为这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因此，在陕西省党校讲课时，我曾讲过不要害怕发展资本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没有了，还怕发展什么资本主义。我说得当时是按照主席在郑州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讲的。【杨献珍在西北到处宣传“不要害怕发展资本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自己不作检查，反而歪曲事实，说是按照毛主席的讲话讲的。这是杨献珍惯用的修正主义手法。多年来，他一直就是随意歪曲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硬说成是毛泽东思想。这里讲的，就是一个例子。】我的讲话记录稿已交组织，请审查。主席是在一九五八年讲的，事隔几年，农村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我不看具体情况，片面地领会主席的精神去讲，是非常错误的。自由市场若任其泛滥，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起来，我对这点认识不足，是很危险的。若因我的不合时宜的讲法而助长了自由市场的混乱，甚至放纵了投机倒把，我的错误就更严重了。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自己也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作认真的检查。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我没有说过什么话，因为没有在农村食堂吃过饭，不了解实际情况。【这句话，一半真，一半假。说“没有在农村食堂吃过饭，不了解情况”，这是真的。杨献珍的确连一顿饭也没有在农村食堂吃过。六一年他到陕西临潼搞“农村调查”近两个月，总共去过农村两、三次，每次三、两个钟头；去时只是听听“调查组”的汇报，没有和一个群众谈过话。快到吃饭时，就匆匆忙忙坐汽车赶回县里吃他特殊化的“独灶”。农村食堂的实际情况他的确不了解。但说“关于公共食堂，我没有说过什么话”，却是假的。从六一年到六二年，杨献珍到处叫嚷：农村食堂“吃的是刷锅水”，“农民喝稀饭，里面没有米，基本上清水汤。”】对于吃饭不要钱，我曾为之高兴过，赞扬过。后来听说，有些人对公共食堂不满意，我还认为，过去地主富农生活好，吃的好，可能是这些人对公共食堂不满意。六一年在临潼，县委召开老农座谈会，我们列席旁听，会上一个老贫农谈到食堂时说，自从有了公共食堂，他就没有睡过暖炕，还说三年来没有吃过一顿顺心饭。当时感到贫农对食堂也不满意，觉得可能有些问题，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后来公共食堂取消了，我认为这个措施很好。在有的同志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我说公共食堂取消的对，贫农也不满意。顺便就举了这个例子。现在检查起来，传说这样的材料，是错误的。
【我们在关于杨献珍的十条错误中，甚至在去年以来对他的批判中，一句也没有谈到什么粮食问题、公共食堂问题，而杨献珍却在这里编造这些问题，说什么“中央还未宣布”“以前”，他就“看到了”“问题”，等等。杨献珍还要安上这些钉子，把锋芒指向中央，这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居心！】
六一年去西北，看到的情况，我还是很满意的。陕西、新疆情况比较好。甘肃、青海问题比较严重，青海我没有去，甘肃只是路过，借阅过他们的三级干部会议的简报。新疆那几年还是连年增产，粮食有富余。我在新疆，为时一月，自始至终都有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凤岐同志陪我在一起。回忆我在新疆时，没有找过什么人开什么座谈会。【杨献珍矢口否认他在新疆召开过座谈会。可是参加过座谈会听他讲话的人都还健在，许多人都把记录送来了。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万年也抵赖不了。在这里不妨顺便提一提：杨献珍在西北不仅多次开过座谈会，而且到处寻找会见他的“学生”。仅在新疆就先后会见了四十多个。这些人中，有的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有的是里通外国分子，有的是“伊塔事件”的煽动者、指挥者，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找他们干什么？杨献珍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党作任何交代。】除了在乌鲁木齐区党委党校讲过几次课，其他地方我都没有讲过什么话。在区党委党校讲的，同在陕西省委党校讲的，内容差不多。有同志说我在新疆找民族干部开座谈会，后来六个人中有五个叛国投敌。我要向党说明，我没有私自召开过这样的座谈会。在区委党校讲课中有哪些错误观点后来给区党委的工作增加了麻烦，制造了困难，若有这种情况，这我要负责任。【运动中，同志们揭发了许多事实，新疆班的学员还专就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揭发批判。这一切，杨献珍都亲自听过。可是，直到今天，杨献珍还说“没有说过什么话”，还问“有哪些错误观点后来给区党委的工作增加了麻烦”等等。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杨献珍对这次批判究竟是什么态度。】
去西北一次，对我思想波动有些影响的，是阅读了一些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简报中反映了一些五风的情况，也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例如批判“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等等，回校后给五九班讲课，有些材料就是从这里取用的。我是在受批判后出去的，看到反映一些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甘肃的情况），我没有加以警惕，反而感到我在五九年对于河南问题的一些看法还是对的，【又是河南问题！他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向党进攻的时候，把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概括地讲成是一般的普遍的错误，借以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和这一次批判他的时候，以及他作翻案文章的时候，他就把他对三面红旗的全面攻击，硬说成仅仅是对于河南的个别领导人的看法。杨献珍很善于搞这种“个别到一般，一般到个别”的诡辩术。】这又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的错误思想。六二年重犯错误，要求党甄别我的问题，同这次出去也有些关系。这也是我应该进一步检讨的。
一九五四年冬，由中宣部、中组部、人民大学、马列学院四个单位共五人，连翻译六人，合组一个党校工作代表团，去苏联访问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时，曾向他们的校长谈过我们的教学任务重，教学力量弱，教员少的情况。他们说，许多国家兄弟都派有干部在他们学校学习，只有中国党没有，他们表示希望中国党也派人去学习。他们还自告奋勇地建议，愿意专门为我们开一个班，给我们培养教员。他们提出这样问题，我们只好说，回国后请示我们中央，由中央决定。后来中央指示教员由我们自己培养，他们的建议也就作罢了。
那次去苏联中央高级党校访问，回想起来，受他们影响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学习他们的资料工作，搞形象化的教学，从苏联回来后，我积极地提倡过。一是带回了他们的准备考副博士的必读书目。那时认为中国搞不搞副博士学位，是次要的，但培养教员，书总是要读一点的，我曾提倡过从那些书目中选读一些书。这件事给学校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关门读书，忘记我们党传统的整风学习方法。这是应该检查的。至于他们各教研室给我们讲的东西，同我们学校那时请的专家讲的都差不多，特点是讲技术性的东西多，讲思想性的东西少。他们的历史教研室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如何讲中国革命史的情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讲了许多，独没有提到中国党的整风运动。我当时给他们提了意见，并介绍了我们的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五五年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来我校访问，我专门同他谈了一天多关于整风学习的问题。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访问结束时，我向他们讲了几句话，表示感谢。在讲话中，我说过我们来是向你们“取经”这样的话。我的讲话中有丧失立场的地方，我应负责检查。【一九五四年杨献珍去苏联一趟，和苏修拉上了关系，以后几年来来往往，搞了很多鬼名堂，至今还没有向党交代。在这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目的就是要掩盖他和苏修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从苏联回来后，在谈苏共党校情况时，说过他们的高级党校同全国党校有一种组织上的关系。关于中国的党校是否也要这样作，我连设想也没有设想过。那时马列学院有专家讲课，学校印了我们的讲稿，其他党校和高等学校的教研室来要，也不能不给，领导上也指示可以给他们。抓取全国党校领导权，我确实连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请组织考察。【“连想也没有想过”，真是瞪着眼睛撒谎！他从苏联一回来，就在许多场合一再宣传苏共依靠高级党校领导全国党校的“经验”，在党校的大会小会上都讲：“估计我们中央也会要这样作”，“这一条经验，我们的中央是一定会采取的”，并且要党校在工作上做好准备。以后，他看中央没有动静，就迫不及待地自己伸手抓了。他通过各种办法向全国党校推销他那一套办校方针，把高级党校的各种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和讲稿广泛散发。他把他的充满修正主义毒素的讲稿，到处奉送，仅仅《什么是唯物主义？》一书，高级党校就印发了五万七千五百册，流毒全国。】
包庇了反革命，这是我的一件罪恶事情，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丧失了阶级警惕性，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很坏的影响。应当向党请罪。我从一九二六年离开家乡，一直未回去过，家乡发生了多大变化，就是过去的熟人，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不了解。对于那些人不加考查，就予以招揽，麻痹大意，一至于此。现在只有请求组织予以应得的惩处。这个问题以后我还要继续检查。
【杨献珍包庇许多反革命分子的严重错误事实，是经过了多次的多方面的反复调查核实的。调查材料说明，杨献珍多年来一直同家乡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家里的重大问题都要由他决定；一九五三年他家出卖土地，就是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才卖掉的。他对所包庇的反革命分子也决不是都“不了解”、“不加考察，就予以招揽”的。例如，反革命分子鲍海晏是他的烧香兄弟，鲍犯的情况他就不是“不了解”的。在他把鲍犯安插在马列学院后，就有同志提意见，说鲍犯有问题，他把意见压下了。一九五二年郧县公安局第一次来捕鲍犯，未捕走，他更详细地了解了鲍犯的罪恶，但仍长期不采取任何措施，待鲍犯依然如故。他对他的三弟、反革命分子杨邦理也是存心包庇。杨邦理在大革命失败时叛变投敌。抗日战争时期，杨邦理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解放初期，杨献珍一再给他家乡的地、县委机关写信，要求对他的家庭给予照顾。杨邦理要他直接写信责令区委书记给予照顾，他就完全照办。后来，他又通过私人关系把杨邦理安插在湖北省教育厅工作。肃反运动中，组织上要他写杨邦理叛变投敌的材料，他一面用“记不清楚”等等来搪塞，一面为杨邦理开脱，说：“他虽然在抗日时期加入了国民党，还未作过甚么大坏事”。组织上要他写信动员杨邦理坦白交代，他却一口回绝，说杨邦理“没有什么不肯投降的地方”，“没有什么必要再给他写信‘劝降’”。】
近几年来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四月五日那天贾震同志讲的关于我的问题，有些事情，经反复回忆，怎样也记不起来，如说我帮彭德怀翻案，我说主席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未听清）我向外宾谈反个人迷信，记不起有这样的事，希望组织帮助我回忆一下，以便检查。【在批判杨献珍的过程中，他一直回避同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说什么“记不起来”、“希望组织帮助回忆”等等，这是要滑头，想摸底，看看究竟掌握了他多少材料。】有的事情，希望党再考查一下。如说郝沛霖反党活动揭破后，到我处领取指示（未听清）。郝沛霖说艾思奇同志的报告是毒草，此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有这样的事，郝到我处时，我曾说他那样说是错误的。应当去向艾思奇同志承认错误，作检讨，别的我没有说过什么。【又撒谎！郝沛霖自己的交代早已戳穿了杨献珍的谎言，据郝沛霖交代：杨献珍说“艾（思奇）闹就闹吧，那就准备应战嘛！”随后他就按照杨献珍的指示，起草发言提纲，准备应战。】又如六二年学校有若干人的问题进行甄别（未听清是怎样说的），这是党委办的，我没有参与。【一九六二年杨献珍在党校大闹翻案风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他亲自坐镇的历史教研室，一连开了三十二次翻案会。他主持党校干部第二期轮训班，煽动起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人，大闹翻案。他还多次到学员中煸风点火，制造翻案舆论。他为自己、也为其他人翻案，甚至为右派分子翻案。一九五七年，他曾说极右分子马鸿模“不忠不孝，又右又坏”，应当“开除人籍”，这时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马鸿模是“唯一有马列主义的”“好同志”，亲自坐车进城，请人来党校为马鸿模翻案，还建议出版社出版他写的小册子。杨献珍明明知道肖鲁、王善玲是经过中央书记处定的右派标兵，却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为他们翻案，一再叫嚷说他们“可划可不划”，“中央认为是右派，我们顶不住”，“现在要纠偏，这就对了。”】又如说我反对讲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学的不好，讲的不好，甚至有可能讲错了，这我应当检查，但没有反对过讲这个问题。【杨献珍一向顽固地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叫嚷这是“宣传唯心主义”、“绝对反动的理论”。这就是明明白白早已“反对过讲这个问题”。主席提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后，他变换的手法，大讲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式是‘物质——精神——物质’，这个公式不能理解为‘物质——精神’；‘精神——物质’。”“‘物质——精神’，这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公式，‘精神——物质’，这是一般的唯心主义公式。”杨献珍这样故弄玄虚地画公式，就是歪曲和反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些话，明显地不是指主席说的。如说六亿五千万人的生活大事，不是谁说了就算。这是指当时急于要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说的，恰恰是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不要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六中全会决议还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在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还有说残杀忠良（未听清）。中国党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事，党对犯错误的人一贯地是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人人皆知的，国家对于战争罪犯尚且采取宽大政策，怎么会想到主席“残杀忠良”呢？因此，我没有这样的思想。【可是，杨献珍却在背地里对人这样诽谤中央和主席，用心安在？好些同志揭发杨献珍不仅说过“残杀忠良”，而且还说过比这更加恶毒的话，什么“株连全家”啦等等。人证物证俱在，靠空话是抵赖不了的。】
贾震同志提出的问题，我一时来不及系统地检查，现在只是就几个问题向党说明一下情况，还准备继续作检查。校委同志们对我作了极大的耐心的帮助，我是非常感激的。
杨献珍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