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2-25 作者：[待确定]
现将北京市委关于通州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12月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二十三条”，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经验，接着采取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和干部的办法，全面地贯彻执行“二十三条”，经过四十多天，通州地区（包括顺义、朝阳、大兴的一部分试点）的四清运动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向前发展得很快、很顺利。不论在帮助社队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方面，在依靠和团结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方面，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孤立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和他们背后的地富反坏分子、在调动群众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等方面，见效都很快。我们最近的工作大体上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张旗鼓贯彻“二十三条”，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
通州地区共42个农村人民公社、544个大队，包括城镇“四清”在内，共60万人口，2万多名工作队员。从去年10月上旬开始，到“二十三条”下达时，运动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多数工作队发动了贫下中农群众，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大量问题，解决了不少问题，并且结合年终分配清理了当年工分，煞住了歪风，培养了干部，锻炼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猛烈地严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造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声势。缺点是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了，对干部缺乏一分为二。工作队员人数过多，是人海战术。不少工作队花了很长时间冷冷清清地扎根串连，甚至不加区别地把多数干部扔在一边，放在只是被斗、挨整的地位。因此不但不能很好地启发问题较多的干部积极交代问题，改正错误，也不能好好调动群众和一般干部的积极性，而且使相当大的一部分虽有毛病但基本好的干部，也同工作队一度形成对立的局面。还有少数工作队对过去工作、对干部实际是否定一切，漆黑一团，把工作队和社队干部的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以致有些平素很熟识的干部，见面也不敢打招呼，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有170多个大队在斗争中还发生了简单粗暴、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现象，最后并且连续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这种情况，对面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在一些工作队内部，意见也很不一致。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发生，有些是由于市委和总团党委的领导和工作部署上有缺点或错误。
1月15日到24日，我们召开了扩大的市委全体会议，吸收通州地区四清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参加，集中讨论了“二十三条”，初步检查总结了前一段四清运动的经验，基本上统一了到会干部的思想；接着在1月25日召开了通州地区的11.3万多人的广播大会，到会的是这个地区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县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和一部分中农、干部家属、地富子女代表，在这个会上宣读了“二十三条”，彭真同志做了报告，使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和干部见面，立即引起了干部、群众热烈的反响，使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此以前，有些同志担心一下把“二十三条”捅到群众和干部中去，怕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工作队员跟不上，使自己被动。但是，事实上，“二十三条”一广播，贫下中农群众接受得最快，广大社队干部和绝大多数工作队员都响应、接受得很快，只有一小部分把干部一脚踢开、采取逼供信和打了人的工作队才有抵触情绪，但是在广大群众和干部觉悟提高的情况下，很快就逐步扭转过来了，打人和其他体罚现象及自杀事件很快就基本上停止了。群众、社队干部和工作队员的积极性迅速地普遍地进一步调动起来。很多四不清干部酝酿要自动交代。
我们紧抓着这种有利形势，于1月28日至31日把通州地区的县社队干部2万多人（工作队员人数在外）集中到县里，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口号下，号召所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县社队干部团结起来，有问题的自觉地“洗手洗澡”、放包袱，并且帮助别人放包袱。起初有些干部来参加这个会时顾虑很大。有的在集合时浑身发抖，有的在临行前吃了“绝火饭”，有的准备蹲监狱，有的甚至带来了绳子、安眠药，准备弄不好就自杀。到会以后，情况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大会为他们重读了“二十三条”，重放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录音，小组会议由他们自己主持，会上不斗、不追、不逼，只是动员他们自觉革命，同时反复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这样，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多数干部解除了顾虑，纷纷报名放包袱。有些在多次斗争中顶牛的人，订了攻守同盟、具了结的人，表示死也不交代的人，也把问题交代了，出现了干部放包袱的高潮。头一天，交代问题的占到会干部的42％，第二天上升到71％。
这时候，一些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和大贪污盗窃集团，还在继续拖、抗、混。他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有的两眼发直；有的大冷天直冒热汗；有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做梦还说：“有300元没有交代呢!”他们怕交代了要坐牢，要枪毙，不交代又怕错过时机。他们动摇得很，有的已开始分化、交代。
通县西田阳公社郭村大队治保主任窦长德，在村里一直和工作队顶牛，被斗争过好几次，刚交代了一些问题，马上又全部推翻。工作队认为他态度顽固，没有让他参加1月25日市委召开的广播大会。他也很害怕，认为反正没有活路了，1月26日晚投井自杀。投井前，他写“绝命书”，说：“除1962年我看青时弄了四斗土棒子外，一粒粮食没拿。要拿了，逮捕枪毙我。”投井被发现，捞出来后，当天通知他来开会。路上一言不发，到通县后，吃饭很少，情绪十分低沉。家属也很担心，三顿没有吃饭。到会听了报告后，他情绪大变，说：“过去总觉得自己问题大，过不去，听了报告”心里痛快。”28、29日两天先后五次发言，交代了21笔，总计贪污盗窃粮食3390斤。通县郎府公社张各庄大队七队会计李培义，有贪污盗窃问题，经过生产队的小会斗过几次都不交代问题。有一次小会斗他到夜里l点，他只承认贪污了8斤粮票，第二天又推翻了。他并写诗表示至死也不交代，说：“写检查，练笔
我们抓住了这个形势，挑选了10个前后自动交代的重大贪污盗窃的案例（其中有7案就是在这次会上坦白交代的），对坦白较好，有的并有立功表现的人，宣布不戴贪污分子帽子，不给刑事处分，有的并在退赔问题上建议当地群众讨论，适当地予以减、缓、免。并且向他们宣布，一切都要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讲得不够的可以补充，讲过头的可以修改，讲错的可以翻过来。这样，又有许多大包袱，以及一些大的集体盗窃案，放出来了。河南村公社一两年来都没攻破的四个大贪污盗窃集团同时土崩瓦解。交代了问题的人，为了将功补过，纷纷转过头来，积极帮助别人，推动别人交代。
四天内在到会的2.2万多名社队干部中，放出性质不同的大大小小包袱的近1.8万人（占到会社队干部数的88％），其中新交代或补充交代问题的有1.2万多人，新交代贪污盗窃粮食54.6万多斤（大约相当于前三个月交代的53％），现金22.8万多元(大约相当于前三个月交代的58％)，投机倒把所得暴利5.9万多元（大约相当于前三个月交代的42％）。新交代和补充交代贪污盗窃千斤粮、千元钱以上的达80人。交代政治四不清和组织四不清的达1000多人。其中有一条或几条人命的反革命案件。到会议结束时，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和一些阶级敌人以外，绝大多数干部都程度不同地放下了包袱。这样就开始把多数犯有大小、性质不同错误的干部争取过来。会议开到旧历腊月29日结束，前后共开了四天。如果不是赶上过春节，再开两天收效会更大。会后不少社队干部继续积极“洗手洗澡”，有的一回村就主动找工作队和贫协商量，抓生产，很少发现有反攻的。多数放了包袱的干部做了退赔计划。
参加四级干部会议的4000多名工作队员，通过会议也提高了政策思想，对“二十三条”的体会大大加深了。有些原来认为“把干部集中到县里洗手洗澡、放包袱，一没有贫下中农群众在场；二不准追、逼，解决不了问题”的人，也高兴地说：“党的政策真是灵”，“这次会议开得及时，开得好”。
在此期间，绝大多数工作队除领导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学习、讨论“二十三条”外，并且领导广大群众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发展贫协会员。干部、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同时，贫协的组织很快扩大了。
这样，我们就不仅有了群众的多数，而且有了干部的多数。这就使极少数最坏的人惊慌地感到严重地被孤立起来了。
第二个阶段是放包袱的干部和群众见面，进一步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和群众大多数的问题。
这个时候，有两种意见，有些同志，在大多数社队干部虽然已经自动交代了问题、但还没有和群众见面，即还没有“下楼”的情况下，就要对那些拒不交代的少数严重四不清分子展开一场攻坚战。我们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因为不先解放大多数干部，使他们和贫下中农群众站在一起，共同进行斗争，就不能孤立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分子，甚至会使自己陷于孤立，并且形成顶牛的局面，拖长时间，耽误春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月4日我们召开了各个工作分团负责人的会议，确定先要帮助自动交代了问题的社队干部同群众见面，在社员群众面前放包袱，同群众站到一起。同时，所有原来工作中有错误的工作队，要用总经验教训的形式，适时地和干部、群众谈心，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切不要以为当了工作队干部，就不会有错误或者有错误可以不承认，那样就不会带出好作风。春节以后，各个工作队分别召开了全体工作队员大会、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大会(吸收一部分表现好的中农和地富子女参加)和社队干部大会，或者三者合起来开会，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有问题的干部原先没有交代的继续交代，已经交代的与群众见面。贫下中农很热情地欢迎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对少数毛病多的干部还进行了批评。有许多干部及时订出退赔计划，主动地到群众中去“洗澡”、放包袱、登门拜访、赔不是。结果，贫下中农群众对他们要求并不过分。关于退赔问题，群众虽然很严肃认真，看来，也不会挖苦他们，这样，多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只有性质严重的少数干部的问题，还吊在那里。
在解放干部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在少数单位有下列偏向：一种是对小问题死扭住不放，要求“彻底”而没有尽头。一种是不管问题大小，不经群众认真讨论草率了结，使个别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干部马虎过关，以致引起群众的不满。最突出的例子是尹各庄公社的寨辛庄大队，它的队长徐祖成是混入党内的大刀会头目，民愤很大，四不清问题严重，工作队却也要解放他，贫下中农极为不满，一度要驱逐工作队出村。还有一种是群众还没有好好发动，干部交代问题很差，工作队却急急忙忙要赶进度，实际是“走过场”。最严重的偏向是还有一些单位忽视了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有不少工作队在工作中还不善于走群众路线。
第三个阶段是依靠多数，向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进攻。
现在，大多数群众和干部团结起来了，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地富反坏分子更加孤立了，我们进一步部署了以下工作：
1、运用我们已经取得的优势，对于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分子，加以分割、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各个社队互通情报，联合作战。
2、对于有民愤的、腐蚀干部搞资本主义的、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分子和反动富农进行斗争，并且对他们所占有的应分而未分的房屋和过多的宅基地，予以没收，重新分配。不挖底财，浮财一般不动。对城市资本家在农村的财产如与四不清问题无关，一律不动，并严禁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目前运动正处在这个段落，估计3月初将出现新的高潮。
3、要抓紧生产，不误农时。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即将到来。贫下中农，下了楼的干部，工作队对于搞好今年的农业生产，劲头很足。但是，有些社队的增产计划和增产措施还不落实。有的工作队由于自己没有经验，对生产抓得不紧或者抓得“不是地方”。必须立即改进。我们宣布一切干部，不管是点上的或面上的，都必须用自己积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4、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一般应该在对敌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进行改选，新的领导班子要抓紧建立和加强起来。在改选干部的时候，对原有干部的处理和撤换，要真正经过社员民主讨论，既要严肃又要谨慎。要注意使改选后的领导班子，能够在工作队离开后，在政治上和生产建设上，比过去领导得更好。除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错误严重死不悔改的分子和确实不称职的干部以外，不要一次调换干部过多。对那些领导生产有经验和有缺点、错误，已经检讨改正了的干部，经过群众冷静地讨论同意后，应该留任（不忙在群众火头上处理这类问题）。
5、着手进行农村的组织建设。要抓紧时机整顿支部，纠正过去多数支部长期不过党的生活、组织瘫痪的情况。要从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中吸收优秀的分子入党，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建立起新的领导核心。否则将来工作队就无法离村。青年团也要发展新团员，并加以整顿。农村青年和有些妇女，有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和文化学习的要求。关于农村青年的组织，我们已在少数大队试点。关于妇女组织，也准备选妇女积极分子多的大队开始试点。民兵要抓紧整顿。这些工作现在还没有多少新的经验。
以上意见，如有不妥，请指示。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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