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3-0 作者：[待确定]
一、事件经过：2月25日上午10时许，该乡三民社第三生产队30余妇女由中农时三狗（女）带领，一直拥入粮站门市部，声言要买粮食，并说：“没有粮票，没有钱”，虽经粮站站长万成福同志解释，并允许借粮，但仍不从，当即一轰而入，继妇女后又来一批男人，破仓抢粮。随即轰动粮站周围的新联、雁翅、西塘等8个农业社共495户、695人（共1500余人次），连续抢了4次,直到下午2时，区书、武装委员、公安员等带民兵赶到，才被制止。经过清仓后查明，被抢粮食38,049斤（前报49,600余斤），并打伤（轻伤）粮站干部和护仓群众5人。参加抢粮分子中有：地主及家属8人，富农及家属6人，撤销管制分子及家属3人，并有我党员2人，团员11人，农业社生产队干部21人，并社时落选的干部7人。在抢粮中，有的干部在途中劝阻抢粮群众，有的群众出来积极护仓。如该镇医生丁得水不仅积极护仓，并将参与抢粮的地主分子张三保、唐选金扭送乡政府。
二、善后工作：事件发生后，县委书记及地委公安处付处长当夜率领干部前往平息。省委获悉后，即派苏毅然、刑浩同地委书记陈爱西等赶到出事地点，进行了如下善后工作：
（一）开展宣传，教育群众,稳定情绪。先是干部深入到抢粮的社、队，了解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情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继而召开1,500余人参加的全乡社干和群众代表会议，宣布抢粮是犯法行为,是坏分子煽动起来的；参加抢粮的群众，只要认识错误，退回粮食，政府不加追究；对煽动，组织抢粮的为首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如果自动向政府坦白交代，可以从轻处理。经过宣传教育后，一般抢粮群众的情绪安定下来，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纷纷退粮。未抢粮的群众则愤愤不平，要求政府惩办为首分子。
（二）发动群众退粮，同时，立即安排粮食供应，解决实际困难。一面普遍召开座谈会，通过算细帐、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启发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号召群众自报抢粮数字，号召大家揭发检举，摸清抢粮情况，斗争少数抗拒退粮的分子，积极组织退粮。一面将3月分的粮票全部发到户，对确实无钱买粮的550户（全乡共2743户），发放了生活贷款8,030元，目前尚有118户（370人）生活困难，正在进行救济。4至6月分的粮食供应，也做了安排，并确定乡、社都要有专人掌握供应情况。截至3月14日止，已退回粮食21,252斤，为抢粮群众吃掉的2,400斤，已出具欠条，其余粮食，估计追查不出来了。
（三）逮捕为首煽动抢粮和带头抢粮的分子，奖励积极护仓的群众。除在2月25日晚逮捕了7名带头抢粮的分子外，经过调查了解后，又逮捕了4名为首组织和煽动抢粮的分子，现法院正在进行审查处理。对积极护仓和劝阻抢粮的46名干部和群众，也分别给了表扬和奖劝。
（四）退粮工作与整社、生产工作是密切结合进行的。目前该乡各社调整生产队、包工包产工作、已基本搞好。大力开展了对午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积肥工作，社员出勤率，大大增加，三民社出勤率抢粮前每天只有219人，自3月1日后每天增加到1,240人，该乡大、小麦已普遍的锄草、追肥一次，有的还锄了二次草，春修任务已基本完成。
三、对事件的认识：现已查明，这次抢粮事件是坏分子利用灾情和粮食工作的缺点，有计划的煽动和组织起来的。根据如下：第一、事前坏分子煽动抢粮、打干部。该乡三民、新联等社坏分子李代耕、唐志勋等散播“湾沚仓库被抢了，双庙社面坊也抢了，新陡门粮库（即雁翅粮库）也得抢”，“没有粮吃，到粮站去抢”。到处制造干部被打的空气，谣传“焦仲林（前乡长）在油榨沟被人把膀子打断了”，“唐显祖（前付乡长）在东斗乡被人把腿打断了”，该乡支书唐佑松、孙忠秀两同志的家庭都派人送信给他们，要他们小心，听说有人要打他们,有些生产队长也听说有人要打自己。第二、召开秘密会议密谋抢粮，并制订抢粮“公约”。2月24日晚，三民社第三生产队付队长刘宗楷（党员，社委，51年参军的转业军人。其父刘宏玉是被判五年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在军属陈为清家召集了五个生产小队长会议，密议了抢粮“公约”，大意为“准于明日上街（指雁翅镇）每家去一个妇女,带口袋、粪箕到乡要粮，要不到，就到仓库扒粮。不要钱，不准拿私商东西，由各小队长通知，保证做到”。第三、三民社抢粮群众是有组织的，前面是妇女，后面是男人。第四、抢粮后坏分子等又密议了应付办法。刘宗楷等于25日晚及27日晚两次集会密议，拟将为首煽动的责任推到陈振仁（军属陈为清的儿子）和刘宗书（贫农）的老婆身上。嫁祸的办法是：先说政府要抓他们，叫他们躲起来,然后即向政府控告，达到嫁祸的目的。
我们认为，坏分子之所以能够煽动起群众抢粮，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存在着若干严重缺点和错误。
第一，该乡受灾减产后，公粮征多了，退公粮工作又没有做好。去年该乡因内涝和台风的连续灾害，全乡实收粮食821万斤，与1955年实收产量1021万斤相比,减产19.6％。加上油菜籽、棉花等经济作物折产粮食88万斤,总产量为909万斤。1956年该乡征收公粮160万斤，占总产量的17.6％，后省委决定减征灾区公粮，多征的退回，轻灾区按总产量10％计征（宣城县按11％左右计征）。该乡属轻灾区，应退公粮59万斤。退公粮工作也出了毛病，1、2月分退公粮22万多斤，前后退了4次。在退粮方法上，地委指示将应退公粮通过预支工分或购买肥料来退粮。该乡未认真贯彻这个指示，有的按劳动工分多少；有的按人口多少；有的按土地股分；还有的按生活困难与否。结果不缺粮的退了粮食，应该多退的退少了，单干户一户未退，造成群众纷纷争退公粮。
第二，粮食供应工作的缺点：首先是干部对余、缺情况不摸底，心中无数，因而安排不合理，不缺的也安排了。如三民社第三生产队和新联社第四生产队，共有137户，元、二月分缺粮户76户，而安排的缺粮户则为127户，缺粮应为13,546斤，而安排的供应量则为22,375斤，不少的余粮户也安排为缺粮户。其次是供应的数量小。如该乡元、二月分安排供应量为28万多斤，实际只发了26万多斤粮票，少发了2万多斤。由于粮票不够，而且又不是按月一次发到户，元、二月分共发了5次粮票，因而形成分一次粮票，群众就向干部吵一次供应，引起群众不满、使干部在粮食工作上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第三，政法工作上的右倾现象较为严重。宣城县近三个月来连续发生张贴反动标语、殴打干部、凶杀事件20余次。该乡也发生过制造谣言、殴打干部、扒合作社粮食等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后，多数没有分清是非，及时地进行严肃处理；有的虽作了处理，但宣传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邪气上升，坏分子趾高气扬，胆子越来越大。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见到坏分子造谣破坏时，不敢大胆揭发和出头制止。
第四，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如果我们能够事先掌握坏分子破坏和群众缺粮情况，采取防范措施，认真的检查和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粮食工作上的缺点；这次抢粮事件是能够避免的。
1957年3月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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