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4-0 作者：[待确定]
现将绵阳地委关于梓潼出“皇帝”事件的报告转发各地。省委基本同意地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的具体措施。这次阴谋暴动事件中叛乱分子的口号是：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不完粮，不交税款，不征兵，恢复古制，反对离婚，并以封建迷信进行煽动性宣传，发展反动组织。从其反动主张和行动及缴获的各种反动武器和反动旗帜、印信等证件上看，这一事件肯定是一种敌对行动的表现，已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但从参加群众的成分和要求口号的分析上来看，它也反映了部分富裕农民（富裕农民占参加暴乱的总人数38.92％）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情绪，再加上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更助长了这一事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梓潼等三县边沿地区，工作基础很薄弱，群众的阶级觉悟不高，过去对这些地区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也重视不够，因而使破坏分子得以乘机煽动，把人民内部一些矛盾问题转变为敌我矛盾问题，这些教训是值得我们很好记取的。
对这次事件的善后处理，除了利用这一事件的教训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外，还应当加强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应及时检查克服，对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应加以认真地解决。那些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关的问题，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与组织建设的指示与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很好研究予以妥善处理。关于暴乱人犯的处理，除主要凶犯应依法处置外，其他次要罪犯应予以从宽处理，对胁从分子则一律不要扣捕，以免打击面宽。望绵阳地委根据报告中所提的措施对此事件迅速加以处理。各地必须加强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切实做好复员军人的思想教育安置工作；各级干部必须认真地按照省委规定，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提高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并要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情绪与呼声。对群众生产上生活上的困难与正当的要求，要很好研究并根据当前的情况与可能条件逐渐予以解决，目前尚不能解决的，亦应将困难向群众讲清楚，对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应向群众进行解释说服。坚决反对以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群众霸道蛮干的国民党作风来对待人民群众的内部问题。对于群众中流传的反动谣言、迷信活动，应根据具体生动事例以及群众受害、受损失的材料耐心进行适当的揭发批判，以提高群众思想觉悟。在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县与县，专区与专区的交界地区和边沿山区，尤应注意加强上述工作。各级党委应接受梓潼这一事件的教训，结合当前农业生产，对于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和干部的工作作风，认真加以检查，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切实加以解决。
1957年4月
今年3月份，在梓潼、江油、彰明三县边沿结合部的向阳、金龙、黎雅、卧龙、仙鹅、中和、三河等七个乡的22个村内（主要是四个村），发生了有411人参加的出“皇帝”的阴谋暴动事件。主犯已被擒，事态已平息，现将主要情况报告于后：
主犯（即“皇帝”）涂南延，现年26岁，转业军人，出身地主家庭。其养父系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涂本人于1950年10月改家庭成份为贫农，参加警卫营当通讯员，51年冬季随军入朝鲜，52年因病回国，54年8月转业，安置涂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但不爱劳动，好吃懒做，不到一年，将转业时领得的410元补助费全部化光，成天在外胡混。1956年8月，到绵阳魏城乡拜化水治病的石义先为师。石义先一方面化水，一方面以草药和医药公司出售的成药给群众治病，曾经治好过一些病，很多群众被惑，呼为“神仙”。数日后涂就声言能治百病，并即以此骗钱过活。不久被乡卫生协会发觉，将涂扭送公安局处理，经教育后释放，令其回乡从事生产。但涂犯害怕劳动，仍在向阳乡一带活动。从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间，利用某些群众的不满情绪、私有观念及迷信落后思想，拉拢八个农民结拜兄弟姊妹，声称要同生死共患难，然后，通过亲连亲的方式，继续结拜兄弟姊妹，拜干儿，诈骗钱财。此时，涂犯见到群众逐渐受骗，又看了劝善、迷信和反动的论文书籍碑碣及推背图、孔明碑等书15本，其活动就逐渐由诈骗钱财，发展到想当皇帝、推翻我政权。他自称“南极大仙下凡”，说：“现在毛朱当家，必死我屠（涂）户之手”。于是今年1月24日邀集了五个人，确定成立“善朝”，以“代天行化”、“善人站立起来，恶人铲草除根”为宗旨；定1957年为“善朝”元年，自称为“善宗皇帝”；同时分封了“皇娘”、“元帅”、“将军”；制定了九龙捧圣的国旗；确定3月15日暴动（梓潼大庙山香会日期），要杀五个人（包括涂犯通奸者的丈夫、总支书记、联合诊所负责人、农业社社长等），祭路祭旗，然后一直攻入北京登殿。之后，涂犯等又积极草拟反动论文和15苦情歌等，准备刀、矛等武器，并以看病为掩护，散布谣言说：“今年2月15（阳历3月15日）要出皇帝，有几万仙子下凡，全国要暴动，大乱时要杀恶人，参加我们组织可免此难”，“太阳上要降下芭蕉扇，一扇到处都是兵，火车不能走，飞机不能飞，枪炮要封口”等，欺骗和恐吓群众，扩展组织。并赶制了“皇君玉印”的木质印信和大小旗帜、符号、家属证、反动标语等。在扩展组织中，除利用封建迷信宣传外，还提出如下主张：
1.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的，但是土改以后的政策都不对。杀到北京后，即实行自耕自食，不许地主，富农反对；
2.实行买卖自由，取消统购统销，不完粮，不交税款，不征兵；
3.中国的五宝（金、银、铜、铁、锡）和粮食都被苏联运走了，苏联是在整中国，立了“善朝”，不和任何外国来往；
4.打倒国，共二党，成立“善朝”，恢复古制，相信鬼神，孝敬父母，固定婚姻关系，一辈子不离婚；
5.发给家属证，凭证到仓库领粮。胜利后，家属接到北京，一人参加，可保全家；
6.对一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乡干部，只要回心转意，一律不杀。因此，把党、团员、干部分为“硬心恶人”、“能回心转意”和“善人”三种人，对于所谓善人和能回心转意的人，列为拉拢和发展的对象。
整个事件从蓄谋到举事前夕，历时七个月。在2月以前，主要是亲连亲的方式，通过几个主要骨干来活动，个别扩展组织。临近暴动的四、五天中，才比较大规模地发展。参加者均自备刀矛、粮袋、电筒，发给家属证和符号。参加的人先交出党证、团证、兵役证和选举证等。
这次参加涂犯反动组织的411人里面，男的314人，女97人。阶级成分是：地主21人，富农16人，新、老上中农160人，新老下中农78人，贫农126人，其它成分10人。政治情况：有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罪犯各1人，土匪8人，伪保长2人，保队付1人，伪军排长2人，兵痞6人，狗腿5人，袍哥管事以上4人，小偷2人，大力队员5人，迷信职业者8人，反属1人；还有共产党员7人（分支书记2人，支委1人），青年团员25人（分支书记1人，支委1人，小组长2人），乡人民委员1人，乡人民代表4人，社干46人，民兵38人。
参加的人大体有下列几种情况：第一、有各种不满情绪，如对统购、合作社减少收入、供应紧张、站队、特别是干部作风不好等有不满；第二、迷信思想浓厚，听信谣言，希望参加后躲过刼难；第三、在敌人威胁下被迫参加；第四、盲目附和，希望从暴动中得到好处，即是不成事，也希望在事件以后，政府能减少统购，增加一些副食品的供应等。参加组织的七个党员和绝大多数团员、干部，一般是迷信思想浓厚，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不完全相信党的事业的正确性，在敌人威胁下，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向敌人屈服投降。这次事件使群众财物和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仅据向阳乡青龙社的统计，即浪费劳动力100余个，害死价值150元的耕牛一头，卖出架子猪19只，猪圈一架，各种粮食二千余斤，瓦一万余疋，晒蓆一床，有的农民把菜刀、锄头、镰刀、锄刀也改打成刀矛。
平息过程中，我们的作法是：第一、通过总结生产，解决群众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向群众反复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达到提高群众思想觉悟、争取团结群众、孤立敌人的目的。第二、利用罪犯拉拢发展组织的机会，派人打进去，了解内幕情况。第三、除个别首犯外，一般不捕人。第四，不能开枪射击。
从3月12日开始至13日晚，将主犯涂南廷等十二名逮捕，缴获大小旗帜15面，宝剑二把，印三颗，马枪三支，各种刀矛39把，钢剪三把，反动标语47张，红、黄、紫色布带35条，家属证140份，论文两本，十五苦情歌—首，以及其他罪证多件，至此，暴动全部平息。
平息事件过程中的主要缺点是，县委部分领导同志不够镇静。县委抽调转业军人，携带武器，派赴金龙乡去时，因与自动警戒防范暴动的民兵相遇，发生误会，开枪射击，打死民兵一人。逮捕罪犯时也比较乱，本来扣三几个就行了，结果扣了十二人。
这次事件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涂南廷和敌对阶级中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利用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某些不满情绪、私有观念和落后思想，煽动农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和政府的反革命暴动事件。这次事件从发生到正式聚众准备暴动，为时有七个月之久，涉及范围较广，但在这样长的时间中，我们都没有发觉，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们认为发生事件的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主要有下列几个：
1.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敌视社会主义、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富裕农民，他们对社会主义各项方针政策措施，还存在着抵触情绪。这是发生事件的重要原因。
2.涂犯活动七月之久，没有被我们发现，这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是十分严重的。涂犯活动的基地向阳乡离梓潼县城仅三十华里，金龙乡也只距六十华里，但该犯在此二地匿居七月之久，我们并没有发现。如区委书记梁春碧，从1956年9月至1957年1月一直住在金龙乡。兵役局干部李庚喜，从1956年秋收后至年底一直住在出“皇帝”的五村，都未发现问题。1956年12月份，公安局派了三个干部到金龙乡专门检查地、富、反的情况，由于工作不深入，亦未发现任何敌人活动的线索，甚至在听到群众反映后,还置若罔闻，不加追究。
其次，基层干部在各项工作中往往简单从事，遇事不同群众商量，甚至以粗暴办法对待群众。如黎雅、金龙、向阳等乡在兴修水利和乡村马路时，发生基层干部打骂群众的严重现象多起，这就使基层干部与群众对立起来，扩大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给反革命分子留下了活动的空隙。
3.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于农民小私有者自私落后的一面，缺乏足够的认识。在领导群众进行各项工作中，忽视了思想教育工作。更严重的，是暴露了党团工作中只顾发展放松教育的弱点，所以部份党员在获悉反革命活动情况后，知情不报，临阵脱逃，甚至变节投敌参加了反动组织。
4.出事的几个乡都是比较边远的县与县的结合部，工作基础差，我们领导上对于这些地区的工作注意不够，县以上干部去的较少，由于我们工作薄弱，因而也就便利了敌人的活动，这是今后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
5.现在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反革命虽然已经基本肃清，但是，仍然存在着残余反革命分子，仍然可能滋生新的反革命分子，而我们的干部对此认识估计不足，警惕不够。
暴动平息后，除对已经扣捕的分子进行审讯外，抓紧作了两项工作：①对于因误会而打死的民兵，备棺埋葬，并对其家属进行慰问和安置工作；（2）主要是在群众中和干部、党团员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乡都召开了党、团员会、干部会、群众会和受骗群众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涂犯的反革命阴谋，解除了恐惧心里，安定了情绪。群众对于政府及时平息暴动事件深为满意，受骗参加的群众纷纷揭露涂犯等的罪恶活动，并主动认错，自动交出反动证件，金龙乡受骗群众曹大德还检举了畏罪藏匿山洞的骨干分子刘治松（已捕）。目前一般受骗群众都踊跃出工，表示要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错误，来感谢党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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