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7-10 作者：[待确定]
省委完全同意李启明、严克伦同志“关于平息鄠县涝峪反革命武装暴乱情况的报告”，兹将这个报告转发你们。鄠县涝峪山区的武装暴乱事件，是一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看来，敌人蓄谋已久，暴乱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反革命组织“中国人义救命军”在盩厔、鄠县、郿县、武功、宁陕等县境内都有活动，笼络的匪徒达160多人。而我们在长时期内却毫无所知，甚至当暴乱发生的前夕已有好多症候，当地干部还未觉察，以致事前未能破案，一网打尽。此事应引为鉴戒，从中深刻记取教训。这一事件再一次证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并没有消灭净尽，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已被消灭的反动阶级中心怀不满的敌对分子尚在伺机而动，而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情况却熟视无睹，滋长着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的倾向，如不引起注意，是很危险的。同时这一事件也说明，反革命份子的活动与我们各种工作中缺点是分不开的，这次事件再一次暴露了我们在粮食工作和农业合作化工作上是存在着许多缺点的，尤其是暴露了山区工作薄弱的严重情况，敌人正是利用了这些缺点，钻了我们的空子。因此，省委要求各有关县委，对暴乱中所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和问题以及有关的善后工作，切实负责，逐件认真地加以改进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专题报告省委。同时，省委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提醒各地，对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主要缺点和问题，要有计划地积极、主动地加以改进和解决。山区工作的加强，省、县级有关部门都应加以注意，要从各方面着手改进山区工作。省、县两级在下放干部中应下决心抽派一批较强的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并尽可能地调整一些当地干部，加强山区领导。
（一）5月17日晚，张崔有（兵痞、在涝峪口开店）、杨高山（兵痞、在涝峪贩买/卖木板）等反革命分子，裹胁落后群众110余人，号称“中国人义救命军”“中国人义政府”，在秦岭山区涝峪发动武装暴乱。劫去鄠县涝峪乡、盩厔永安乡人民委员会和民兵步枪16支，枪伤永安乡乡长张少谋，困/捆绑乡支书、文书、会计等五人。18日晨，出山抢劫了涝峪口楼楼村供销分店，破坏了涝峪河水文站后，即向山内逃窜。
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国人义救命军”是由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兵痞等勾结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全案共有160余人，分布在盩厔、鄠县、郿县、武功、宁陕等县。参加武装暴乱者110余人，其中主要骨干分子10余人，多系残余反革命分子和社会渣滓；其余胁从分子，多系鄠县涝峪乡、盩厔永安乡和宁陕县江河一带的落后群众。
这次武装暴乱，是残余反革命分子有计划的一次破坏活动。匪首张崔有等先到处拉拢落后群众，制发“中国人义救命军”符号170余件，搜集刀、矛、土枪等武器，杨言他们的领导人王城军（尚未查出下落）是台湾派来的军长，已有7、8千人马，准备在盩厔、鄂县、郿县、武功、兴平一带暴动，先打八四五厂、西安第三发电厂，抢劫银行后，再打西安。并散布‘朱德死了，林彪反了，蒋介石打到北京了，到处都反了，共产党完了’等谣言，迷惑群众。同时利用部分群众对粮食供应和对农业社的某些不满情绪，大肆宣传‘共产党把粮食送给苏联，使我们没有粮吃’‘农业社有做没吃，解散农业社，单收单打单干，一切土地、牲畜归还原主’‘人义救命军，光杀共产党，不打老百姓’；匪徒经过之处，并书写‘消灭限制政策，取掉人民苦脑/恼，反对合作化’‘我们是人义救命军，人民不害怕’‘回心一想，想起老蒋’等反动标语，借以煽动群众。因此，影响一部分群众惶惶不安，停止生产，甚至有些群众怀疑世事变了，人民币不能用了，而抢购食盐。
（二）暴乱发生后，我们协助鄠县、盩厔县委立即部署军事清剿，并由盩厔、鄂县抽调干部50余人，随部队进行群众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在军事方面，加紧围剿，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以彻底歼灭股匪。同时号召胁从分子，向政府登记，回家生产，既往不咎。对逃窜的残匪，通过投案分子及其家属、亲友，劝其投案自首，争取立功赎罪。在群众工作方面，迅速恢复乡政权，组织与领导群众保卫农业社，保护夏收，解决部分群众缺粮问题，救济受害群众和困难户，并由供销社组织流动小组，进山供应群众生活资料，以安定群众情绪，孤立敌人。截至5月底，股匪已经消灭，共捕获匪首杨高山等23名，投案自首87名，缴回步枪14枝。残匪张崔有等7名已分散隐蔽，我们正在侦捕中。
（三）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我们山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次总暴露。首先，暴露了我们在和平建设环境中，很多干部对残余反革命分子完全丧失了警惕。张崔有等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事先已有很多症状、但从未引起区乡干部注意，暴乱前三日，党员杨焕才曾向涝峪乡支书反映过这个情况，但该乡支书不信也不管；暴乱当日，有群众给住社干部崔志明反映，崔亦未理。甚至当敌人困/捆绑乡干部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开玩笑。省、县虽于暴乱前四天，获得了一部分案情，由于未引起严重注意，缺乏有力措施，只捕获匪犯王志长，主犯张崔有逃走了，因而在暴乱前夕未能及时加以扑灭。但当暴乱发生之后，却有不少干部惊慌失措，草木皆兵。
其次，我们山区的工作极不深入，而且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省级从来没有派干部到过盩、鄠山区，县、区干部也去的很少，乡干部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去过，至今还有很多群众没有见过乡长。永安、涝峪两个乡，共有脱产干部9人，却没有一个本乡干部。党、团和民兵等基层组织，亦完全流于形式。这次参加暴乱活动的即有党员4人、团员3人，民兵几乎大部分都参加了。由于很少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因此容易受坏人煽惑。而少数干部的工作态度又很蛮横，致使一部分群众因对我们不满而存在着变天思想，其中有的参加了暴乱，有的则抱着‘谁胜随谁’的两面态度。
第三，一部分农业社的问题非常严重。永安乡人民委员会所在地殷家坡高级农业社，是该乡的重点社，因社内账目不清，对去年偷麦问题没有彻底处理，又没有按期归还社员投资，以及去年的粮食没有最后决分等，引起社员不满，生产消极，以致暴乱发生后，立即拉牛散社。该社共有48户人，即有30人参加了暴乱活动。全社生产小组长以上社干共有18人，即有17人参加了暴乱活动。
第四，群众对粮食供应工作不满。永安乡每人平均仅占有土地二亩八分，每人每年平均粮食总收入尚不到300斤。涝峪乡每人平均仅占有土地二亩九分，每人每年平均粮食总收入只有400斤左右。这两个乡虽未实行粮食统购，但都是缺粮山区。如西河永明农业社共106户，395人，现在即有48户，198人缺粮，其中有17户46人非常穷苦，无力买粮。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群众缺粮，但领导上却未注意及时供应，因而群众不满。
第五，封山过死，影响了一部分群众的生路。涝峪群众从事背坊、背板、烧炭、打柴、割扫帚、打猎、挖药材等副业生产的，非常普遍。浅山一带，副业生产约占农民总收入的30％以上；深山一带，副业生产约占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而我们在执行护林政策方面，却有过分机械和滥加没收的毛病，政府号召群众要多作连枷，准备打场，但却不许群众进山砍作连枷的材料；号召群众割扫帚，却不许群众砍树条捆扎；林区修枝期限截止后，连群众砍烧柴也禁止了。永明农业社曾有滥伐树木现象，但林业站一次就没收了群众的坊板150多副和木板100多丈。由于封山过死，影响了一部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群众非常不满。
第六，对天主教和回民的工作做得非常薄弱。永安乡共有天主教徒36户，168人，主要居住在殷家坡和走鹿坡一带。过去我们曾捕押过一个神甫，占用教堂房屋，所以有不满情绪。这次殷家坡参加暴乱活动的30人中，即有天主教徒20人，其中4个会长都全部参加了。这次参加武装暴乱还有回民10余人。
第七，涝峪系盩厔、鄠县、宁陕三县的接壤地区，离县城都有一、二百里远，山大林深，交通十分困难，从涝峪口到西河只有90里，必须徒涉涝河百余次，群众中终生未出过山的人很不少。同时，涝峪口内有许多安徽、河南、四川、商雒等地来路不明的人，到这里作‘站客’，其中有一部分是逃亡反革命分子，根本无人过问，因而社会情况非常复杂，几乎成为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自由世界’。永安乡永明农业社共有106户。即有86户参加过老母道，居士以上的道首即有32人，在去年政治攻势中，将拟捕的老母道骨干分子，均交社会管制，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所以无人负责监督和教育改造，管制流于形式，甚至有的仍很嚣张，还在继续欺压群众。
（四）今后我们应采取的几项措施：
第一，目前股匪已经消灭，尚有张崔有等7名主要案犯，分散逃匿，正在跟踪侦捕，俾使罪犯早日归案。对胁从分子和投案自首分子，积极进行教育，安定情绪，使其安分守己，勤劳生产。对匪首、老母道前科犯和持枪行凶的匪犯，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惩处。
第二，建议省委责成各有关县委，组织力量，深入山区，结合领导群众夏收，进行挨门逐户的访问工作，了解群众疾苦，征求群众对政府和干部的意见。并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群众领会，主动地向群众检讨我们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揭露敌人的罪恶面目，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划清敌我界限。
第三，通过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教训，广泛地教育全体干部和群众，并责成各有关县委，对暴乱涉及地区的乡政权，党、团和民兵等基层组织，农业社的工作以及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有系统地进行一次检查和整顿，以加强对山区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在进行检查和整顿时，必须以教育为主，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分清敌我；领导上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能启发基层干部正视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对在这次暴乱中表现好的干部，应予以适当表扬；对表现不好的干部，应予以批评教育和适当处理。并从当地培养、提拔一批积极分子到乡政权中来工作，以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
第四，山区经济落后，自然灾害频繁，所以群众的生活非常贫苦。东甘峪有一个老人，从来没有点过灯；另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现在还没有裤子穿。供销合作社都设在山口，山内群众要买几两油，几两盐，都要翻山越岭，跑百多里路，才能买到。象这样一些贫瘠山区，需要从经济方面加以长期照顾，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工作，才能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因此，应责成农、林、畜牧、商贸和文教卫生等有关部门，迅速将工作伸进山区，以扶助贫瘠山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1957年6月9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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