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7-8-5 作者：[待确定]
今年6月23日，在我省与湖南交界的石首、公安两县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央华中将军府”的阴谋暴乱案。这个反动组织分布于湘鄂两省八县、一市（即湖南的安乡、澧县、华容和南县，湖北的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和沙市市）的15个乡、2个镇、一个国营农场和四湖排水工地。另有些线索牵连尚不能肯定，须进一步查对证实的地区有松滋县的涴市、新生、合并三乡，江陵的弥市、万城、岭河，京山的雁门口、石灰窑、五三农场，荆门的十里铺养路段和黄石市、武大铁路线。在公安的南闸、大门和石首的合城、新林四个乡活动比较猖狂，也是这个反动组织活动的基地。参加者共有千余人。他们建立了军事组织，有行动计划，预谋于旧历5月27日（即公历6月24日）举行武装暴乱。但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其暴乱的前夕（6月23日）即为我一举破获，其中的反革命骨干分子现已全部落网。目前，事态已全部平息，群众的情绪已经安定，正对在押案犯进行深入审讯中。现将这个反动组织的情况初步综合报告如下：
主犯李银祥，化名李刚，男，现在31岁，石首藕池镇人，城市贫民出身，据他自己说，父、兄都参加过红军，均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本人从1944年起，先后在我新四军中做过几个月的税收工作。之后，又当过伪警察局的警士、副警长和匪军士兵、排长，在他任伪排长期间，我在武汉的地下党曾利用他做过通讯工作，解放后被编入沙市公安队，1952年清理中内层时被清洗回家，回家后以赶马为业至被捕时为止。该犯是“中央华中将军府”的发起人，从1956年4月起，他就开始着手串连发展这个反动组织。据他自己供认，他的反动野心的来由是：父兄为革命牺牲，解放后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照顾，连烈属也不是，自己也为革命出过力，在1952年却被清洗回家了；加上自己对赶马这行业务不熟悉，收入少，生活困难；老婆的思想较反动（与李结婚前嫁过三个丈夫，其中有两个是被我镇压了的），受了一定的影响，因而由对政府不满发展到反革命。
另一主犯桑良伟，化名桑叶青，男，23岁，公安县大门乡人，学生出身，其岳父被我镇压，该犯1955年在江陵师范读书，因盗窃流氓行为，打击进步学生被开除，后在公安县任民校小学教员，在当教员期间一贯乱搞男女关系，1956年被揭发后，因怕受处分，即主动申请离职回家。回家后不从事生产，流浪社会，到1957年3月经同学张孝忠（该组织308军参谋长兼623师师长）介绍参加了该反动组织，桑犯参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闻其思想反动、活动积极，很快成了这个反动组织中最得力的中心人物之一，不久即升任副军人。
这个反动组织，从去年4月开始一直到今年2、3月间是由李刚亲自秘密串联至亲好友，发展形成的反革命小集团，从发起后约一年的时间内，一共只发展了几个人，这一阶段李刚发展的有谢南清、王国平、倪永清、王多左、王多右等人。大肆发展是从今年3月以后，主犯之一桑良伟也是这个时候参加的。从这个时候起，才从公安、石首县向其他地区发展。五月以后，他们便公开威胁群众参加，南闸乡副乡长陈彪（共产党员，政法乡长）便是这个时候参加的，有的群众见到我们的政法乡长也参加了，对这个组织的真实面目和当前的政治局势辨别不清，因而更便利了敌人的活动。桑良伟是个小知识分子能积极进行策划，使这个反动组织的计划和纲领更加系统和完整。有了这两个得力分子之后，再加上这个时期右派分子发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这伙反革命分子认为这就是人民政权已经动摇，有机可乘，即大肆发展组织预谋暴乱。宣称储安平、章伯钧是他们的领导人，造谣说：邓小平、贺龙、刘伯承已经叛变了。据在押的44名党干分子和积极活动者的统计，其中有40名是今年3月以后才参加的。一般分子绝大部分是5月上旬和6月份发展的，尤其在临暴乱的前几天，为了扩大势力，竟登门造册公开威胁群众，甚至是乡的主要干部参加他们的组织。他们发展组织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第一、进行一系列的政治谣言和恐怖手段，动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吹嘘他们自己的势力。他们造谣说：“毛主席和林彪死了，共产党未公布”，“中央十个将军就反了四个，刘伯承也反了，董必武也是我们的人” “傅作义有四万人也搞起来了”“邓小平、刘伯承、李济深已派了五一部队两个师由长沙这边来，沙市也到了两个师”“石首县县长、公安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都是我们的人，就是我们被捉到了也不要紧”。除此以外还利用一些速信说法威胁群众说：“今年是闰八月，闰七不闰八，闰八过刀杀”“现在是世界大乱，人民一遭劫，田地无人种，房屋无人住，血流成河，尸骨堆山”“现在有侠客，有神力相助，不参加的要杀，参加的暴露了也要杀”不少群众就这样在被迫、受骗下参加了。
第二，利用一切可靠关系采用知心人发展知心人，亲串亲，邻串邻的办法。
第三，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发展那些因受处分或其他原因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满的分子。如刘德富因包庇贪污分子被开除团籍，因此对我们不满，潘能安便抓住了这点矛盾进行挑拨煽动，将刘拉进了这个组织。此外，他们还利用我们在工作上的缺点和农民对合作化的暂时不习惯与生活上的困难，进行挑拨，如说：“合作社不好，想用钱不方便”“现在穷人虽然翻了身，就是生活上困难，就是肚子吃不饱……”挑起群众对政府不满，将群众拉进反动组织。
利用第一种方式发展的一般分子为最多；骨干分子都是用第二、三种方式发展的。
“中央华中将军府”又名“民主青年党”，也叫“民主联皇党”（即民主党、复兴党、保皇党三党联合起来叫民主联皇党）。全部组织是一个军，叫做黎民起义军，番号为208军，下辖623、624、625、626等四个师，师以下的团、营、连均按三三制编制，即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其中除626师是临暴乱前成立，没有团的组织外，其余的都成立了团，个别的还成立了连和排。
参加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被迫或盲从参加的一般群众，（包括：中、贫农、转业军人、基层干部、党、团员、被清洗和受处分的干部）也有部分地主、富农和个别反革命分子。骨干分子也绝大部分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据石首县在押的44名骨干分子和积极活动者统计：中、贫农有36人，占82%，地主5，小土地出租者1，小商贩2，共占总数的18%。另据石首县合新、合城、新林等三个乡的调查，参加这个反动组织的505人中，有中、贫农304名，在历史上有污点的36名，地主58名，富农43名，反革命分子3名，共产党员11名，共青团员43名，其它7名。
“中央华中将军府”还刻制了本质印信五颗，营级以上的骨干分子一般得到了“将军府”所颁发的“委任状”。他们多次开会研究暴动事宜，最后决定在旧历五月二十七日举行暴动，开始行动时以刀矛和铁锹作凶器，分途出击。他们计划：以一个师封锁长江；一个师攻打看守南闸的两个武装班，抢劫黄山头、藕池派出所的武器；以一个师攻打江北沙洋农场，“解放”农场里的劳改犯，作为基本力量；以一个师在潜江总口农场暴动后攻打潜江县城，拿下兵役局、公安局的武装，再拖到江陵郝穴过江（如力量不足时，在农场暴动后直接到郝穴过江）。四个师在江南会师，然后进入湖南永顺县的山区集合，再作打算。
他们的政治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建立民主党”，“推翻合作化，保护私有经济”，在暴乱的前夕向全军发布了十项命令，其中规定：凡是在共产党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杀光；凡是“敌人”的交通一律要破坏，在部队行军时遇见驴马一律带走。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央华中将军府”是一个反革命性质的阴谋暴乱案件。
6月上旬，石首县公安局和湖南安乡县公安局，即分别获悉了有关这个反动组织预谋暴乱的情况，他们当即组织力量对该案开展了侦察，初步掌握了部分首要分子的名单。湖南与我省互通情报之后，双方均认为有必要进行统一的侦察布署，遂于6月19和20日在黄山头镇（与湖南交界）举行了战地联合会议。会上对案情以及如何进行统一作战问题作了研究，但当时对敌情还估计不足，会议刚一结束，石首和公安县的有关地区治安情况已趋紧张，有的暴乱分子开始磨刀、磨铁锹；有的群众杀鸡杀鸭，准备大吃一顿之后去逃难，南闸乡有不少群众哀求陈彪（208军团长）保护，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紧张关头，湖南常德公安处，即调遣了一批民警武装赶赴现场；我省荆州地委亦于6月21日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当即派中级法院院长和公安处一个副处长带领一批干部和民警武装于22日下午到达了石首县的出事地点。当时虽然对敌人内部的情况还不十分洞悉，但为了先发制敌，制止暴乱的发生，在23日拂晓，即敌人举行暴乱前的几个小时，在石首、藕池、黄山头附近数乡逮捕了十几名首要分子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暴动未曾起来。湖南也在石首捕人的前几个小时，逮捕该组织在湖南境内的首要分子。但公安南闸乡的敌人在23日仍很猖狂，就在我们行动之后23日那天，以桑良伟为首的召集了刘德富、张孝忠等10多人的会议，纠集了上百名被迫参加的群众，手持刀矛，扬言要杀南闸乡胡乡长和总支张书记，并围困银行营业所汪主任和胡乡长，勒令他们写借款条子，强迫他们加入组织。幸公安局局长和兵役局政委赶到，暴乱分子散去，才解了围。23日地委又派军分区副政委率领第二批干部和武装赴现场支援；省公安厅亦于23日派出徐耕耘副厅长带领处、科长四人和公安处尹俊武副处长一同前往出事地点协助工作。潜江总口农场的敌人，在23日召集了会议，准备当晚暴动，于是当晚从沙洋调出一个排增援，25日，荆州地委又派出了专员单一介同志到总口，捕获了企图在总口暴乱的首要分子三人。
据统计，全部破案过程，我们先后调配的力量除去武装141名外，省、专、县共下去的干部共有212名（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8，一般干部164）。截至7月23日止，全案共捕了案犯69名，除释放不应捕的6名和病亡一名外，现押62名。其中军级6名（包括不明职务的军部负责人3名），师级8名，团级7名，营级6名，另有35名尚不明职务。全案罪犯师级以上首要分子已全部落网，团级分子除个别逃跑外，绝大部分也已经逮捕或投案。
在破案追捕中，还缴获了大批罪证，其中包括“中央华中将军府”、“将军”“卧龙”“全国通知”等木质印章五枚，委任状、行动通知、空白证件，作为识别标志的黄布、组织名册和刀矛等凶器各一部。
在审讯追捕的同时，还组织大批干部密切结合生产救灾向群众开展了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发动与领导群众投入了生产并向敌人开展了斗争，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敌情教育，同时也向敌人开展了政治攻势，号召他们投案自首。截至7月初即有正副团长各1名，和营长、营教导员4名已经投案。对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而没有反革命活动的一般群众，只号召他们向生产队和农业社组织作交待，政府不予追究，这样就进一步孤立了敌人。
在群众中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之后，群众十分愤慨，很快就掀起了向敌人开展斗争的高潮，协助我们捕到不少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很多群众都对党和政府表示感激，他们说共产党又一次救了我们，如果不是你们来得及时，我们要遭殃。
（1）我们工作上有官僚主义和某些基层干部脱离群众是敌人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空隙。公安县的南闸、大门等乡都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在这些地区去年就发现了群众生产情绪不高，生产减产，乡干部到县开会叫困难，以致有些群众不给下乡的干部吃饭等反常现象。公安县委也曾几次研究准备抽出一个县委书记组织一批干部调查一下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但终因县委抽不出人来，就没有这样做，自从区的建制撤销，干部下放（主要的乡干部都是原来的区委）之后，县里的干部很少到这个地区来，因而也就未能及时解决群众的某些困难和消除一些不满情绪，乡干和群众关系也有些疏远，工作不够深入，这个反革命组织存在和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很多群众是察觉了敌人的活动迹象的，可是没有一个基本群众向我们报案，直到今年6月上旬，县里的两个干部请假回家，从亲戚的谈话中发现了一点情况和一个小学教员（刑满释放分子）密报之后，我们的公安机关才开始发现这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有的群众哀求敌人保护，以致有的群众准备绳子在敌人开始杀人的时候悬梁自杀，但却没有向干部和乡政府报告，说明了我们这些地区的很多干部是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可以看出，由于我们工作上有官僚主义，未能及时解决群众的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某些基层干部有些脱离群众，再加上这些地区工作落后，又是偏僻的省县结合部地区，敌人就抓住了我们这些弱点活动了很长的一个时期，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今后应注意加强这类地区的工作。
（2）加强对农村党员、乡社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很差，就会给敌人让出阵地。这个反动组织曾在群众中散布的大量谣言，始终没有遭到有力的追驳，不仅有很多群众在这些谣言的欺骗下迷失了方向，甚至失去了对政府的信赖；有的干部对这些谣言也辨别不清，因而有个别乡社干部和党员在敌人的煽惑下参加了这个反动组织；也有的乡、社干部和党的乡支部书记知道敌人要暴乱之后就逃跑了，既不向政府报告，也不组织群众对敌人斗争；有的虽未受骗惑，但他们有严重麻痹思想，对所听到的谣言听之任之，不加追驳，因此，敌人能够疯狂一时。
（3）从石首县现押的44名首要分子统计，其中只有5名是地主分子，其余的多数是对统购统销不满，对合作化不习惯，或因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受过处分而有不满情绪的分子中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这些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原来并不是反革命社会基础，而是基本群众，这个新的情况也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可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那些对我有不满情绪的分子进行教育，防止这种矛盾的继续发展和扩大是非常重要的。
（4）从这个反动组织活动的地区来看，是省、县边沿结合部和雇用临时工人多的农场和工地，因为我们在这些边沿地区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的觉悟较低，工地和农场的临时工人中情况复杂，流动性很大，便于敌人的活动，今后我们在这些地区要加强公安工作是很必要的。
（5）我们有的地方有些干部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警惕不够，有严重的麻痹情绪，石首县公安局虽然在6月上旬发现了这个案件，并于6月15日派专人到荆州公安处作过回报，但荆州公安处仍然对案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直到情况已经紧张，敌人快要行动的时候，才向地委报告，省公安厅还是从湖南方面得到的情况，这种麻痹情绪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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