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16 作者：[待确定]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文件）
主送：报中央15份。发各地、州（市）委各15份（铜仁、毕节地委、贵阳市委各10份），县委2份。省委各部委，省人委保厅（局）党组各1份。
抄送：住贵阳市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1份。存7份。 （共印：381份）
本件十一页，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印发
现将毕节地委关于平息赫章古达乡反革命事件的报告印发你们一阅。
古达事件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为首，旨在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政权的暴动事件。对于这种公然与社会主义为敌、组织叛乱的反革命暴徒，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事件已经平息，大部匪徒已被我捕获和歼灭，群众已恢复了生产，这是很好的。但是这场怪风必然使这里的人民在思想上和生产情绪上，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还有几个匪首尚未就擒。为此，必须在继续组织精悍的武工人员予以坚决彻底追捕的同时，应当利用这一流血事件，向当地人民群众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公布暴徒们的罪状，组织群众座谈，更加彻底地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在善后工作上，要公开追悼被杀害的干部和各级分子；对死难者的家属予以很好的安慰和抚恤；表彰那些对敌斗争中有功的干部和群众。使人民群众划清敌我界限，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用搞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从古达事件中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某些干部中的太平麻痹思想是比较严重的，各地应当通过在古达发生的事情，进行一次很好的教育。使大家都知道：社会上的反革命残余虽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是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继续严厉镇压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分子，并且努力杜绝闹乱子的根源，随时注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加强控制是必要的，但在区、乡中不要把地、富、反、坏分子的劳动教养工作集中起来进行，应该分散交由社、队去监督管理。
贵州省委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
一、今年七月二十日晨九时，赫章县胜陶区古达乡发生了反革命暴动。这次事件是以反革命分子张俊、王光成等为首，反革命组织“忠义党”为核心，劳动教养队一七名地富反坏分子为骨干，蓄谋已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暴动。根据审讯侦查，事件牵扯的面甚广，联系到赫、毕、纳三县结合部的二七个乡（赫章一二，毕节一○，纳雍五）人员约一七○人（赫章一二○，毕节一一，纳雍三九），其中：直接参与暴动的一○一人，预谋暴乱者六九人。
主犯张俊（又名张同发、张白龙、张伯军）男，汉族，现年二八岁，自称四川云阳县人，一九四八年参加伪军一六四师任上士班长，一九五○年在匪反共救国军宋正贤部当警卫员，攻打过我军，抢劫过群众。同年，在云南镇雄被我军衡阳部队俘获，给以立攻赎罪机会，利用其了解匪情。张却冒充我军人员招谣撞骗，敲榨群众大烟。因而，于一九五一年被捕，判处徒刑三年，经劳改二年后提前释放。张被释放之后，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务正业，不接受改造。一九五四年以来，一直行踪不定，流窜在威、毕、纳、赫及云南镇雄一带进行贩毒嫖赌等犯罪活动，于今年三月重新来到古达，即与王等臭味相投，并且拉拢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开始具体筹划组织“忠义党”，策划反革命暴乱，自称“忠义党”大哥，“中国边疆国防部（部长李密）云贵司令部（司令安宁）赫毕支队”支队长，系“忠义党”和古达暴动的主谋策划者和组织者。
另一名主犯王光成，男，汉族，现年三八岁，赫章古达乡人，国民党员，伪保长，一九五○年为匪叛乱，任匪反共救国军营长，解放后拒绝向我投案自首，系一残存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一贯敌视党和人民政府，与张俊结识后共同筹划组织“忠义党”，自称二哥，系“忠义党”和古达暴动的主谋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
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间，张俊即与烟毒惯犯赵德明在毕节菁口乡同土匪李远香等人结成反革命联盟，并拜为把兄弟，商议分头拉拢人、联络人。同年三月，张俊随同赵德明来到古达，结识了匪首王光成、朱在清和地主分子陈在宜等，进而相互勾结，从贩毒、赌博、造假银子等犯罪活动开始，逐步广泛地接触了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并且在这些分子中间，流露反动情绪，造谣说：“全国各地都反起来，李密部队在边疆，安关鼎在彝良”，吹嘘“本人是黄埔军校毕业，周恩来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官，二哥在西康蛮山当团长”，以此来提高自己在这伙人中的“地位”。匪首王光成等人，也向张表白了自己的反动思想，说：“解放几年来，自己成天提心吊胆”。这样一来，所谓志同道合的张俊反革命阴谋和匪首王光成、地主陈在宣等人的阶级仇恨、反动思想，就纠合成了一股反动暗流。他们采取了亲串亲、友连友的办法到处拉拢人、联络人。如匪首王光成，就是以兄长的身份把王达伍（烟毒惯犯）、王银伍（劳改释放犯）串连起来的，并通过匪首朱在清，以叔侄关系将混入我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朱启汉（乡信用社会计，预备党员；其叔朱在荣系恶霸匪首被我镇压；二叔朱在清系匪连长，劳改释放犯；其父系坏分子，被群众斗争、管制；本人当过土匪，因依法被延长预备期，一贯对党不满。）发展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又通过朱启汉，发展了他的“好朋友”王柏林（团员，云罗社会计）、徐大明（叛党分子，石板乡信用社会计）。同时，赵德明也以老表关系将叛党分子、古达乡文书罗大全发展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经过以上活动，张俊在古达乡已经奠定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即进一步提出搞反革命组织。今年七月二日，以张俊、王光成为首，纠合了朱启汉、罗大全、王达伍、陈香远等十人，喝鸡血酒盟誓结义，正式成立反革命组织“忠义党”，提出了“除奸政国，为国为民”的反革命方针，制定了“中国边疆国防部云贵司令部关于农村暂行条例”及“坚决反、彻底反、完全反”的反动纲领，并作了明确的分工：朱启汉、罗大全负责窃取我区乡内部情报，供给活动经费；王达伍负责策动在乡集训的地、富、反、坏分子；朱在清负责去兴发、铁柱乡；王光成负责去响水及纳雍发窝乡，陈在宣负责去纳雍姑开乡，赵德明负责去毕节阴底乡串连活动，搜罗枪弹武器。同时派专人去云南镇雄联络匪队长鲁怀尊、鲁怀勤等人。到七月中旬止，敌人的串连活动已涉及到赫、毕、纳三县结合部的二七个乡（赫章一二，毕节一○，纳雍五），准备秋后暴动。
按照主犯张俊的阴谋规划，是要等到条件“成熟”，秋收后进行大规模暴动的，但在这段期间，由于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蜕化变质、包庇反革命的原任乡党支书安朝珍被清洗撤换，新任乡党支书张发远工作深入，斗争意志坚决，敌人感到自己的活动大有不便；再加上七月初，乡里成立了劳动教养队，陆续将不法地、富、反、坏分子集中监督劳动改造，害怕泄漏了自己的秘密；而更为严重的是，朱启汉窃取了乡党支部关于贯彻“七无”运动的工作布署，和地、富、反、坏分子捕管名单排队情况供给张俊，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如主犯王光成说：“我们要快些干，不然，人都要遭政府拉光了”，决心作垂死挣扎。此时，只好打破了原来的暴动计划。七月十八日，张俊以“云贵司令部赫章毕支队支队长张伯龙”的名义，向他们所串连的地方发出了紧急通知：“接西康电令，六月初四（古历）全国行动”，并组织了在乡集训的赵德明等三名集训分子逃跑，分别到毕、纳结合部进行串连，其具体布署是：“各乡攻打各乡，夺武器，杀干部，抢供销社以后，在古达乡及纳雍古罗坝汇合”。
七月二十日（即古历六月初四）晨九时，古达乡工作组长孟昭俊尚未起床，其他干部有的洗脸，有的做饭，有的躺着看书，敌人趁此机会，以集中在古达乡集训的一七名地、富、反、坏分子为主的（云罗、中坝等社的地、富、反、坏反子，也随着纷纷参加暴动），攻打了乡政府，杀害了工作组长孟昭俊（县商业局副局长）、乡党支书张发远、民兵队长罗绍荣、粮管所干部陈玉良同志四人，杀伤干部、群众一五人（县银行副行长，新华书店售书员及乡治保主任等四人重伤，捆走法院干部、妇女乡长、邮递员、小学教员等六人（因我部队追击，在打伤后中途放弃），劫走乡政府及民兵、社干的步枪四支，子弹一二发，电话机一部，供销、信用社现金四六○元，商品物资折款约二五○○元，干部私人财物一部份。匪徒占据乡政府约两小时之久，烧毁了部份文书档案，书写了“人民力量大，共产全不怕；人民血汗还人民，无人道的共产党，坚决消灭；共青年党团赶快回头，走向人民怀抱”等反动标语口号，并且在抢杀之后，还胁迫附近群众开会，进行反动宣传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干起来了，赫章、妈姑都打焉了，威宁、水城全国都是统一行动，农业社现在就要解放了”。在我部队追击下，匪徒向赫、毕、纳边境之马蝗菁梁子逃窜。与此同时，与古达邻近的威奢乡亦有匪徒王君成夺枪，迎春社匪徒捆打社干等情事发生；响水乡以匪队长穆树臣为首的，纠集了三○多人去纳雍羊场暴动，因遇赶场人多未遂。
事件发生后，专、县迅即派遣干、警武装，向赫、毕、纳结合部进发，地委副书记及军分区副司令员、专署分安局长、赫章县委第一书记、纳雍县委第二书记等，也先后赶到现场，或亲临战地指挥，以干、警武装为骨干，组织邻近各乡民兵积极分子，进行分兵合围，坚决歼灭敌人。同时，在出事地点召开一系列会议，交代政策，表明政府态度，揭发批判谣言，积极处理善后工作。几天来，经过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配合武装追捕，和开展政治攻势，匪首、匪徒已被大部捕获，群众情绪基本安定，生产已经恢复正常。截至七月二十九日为止，在我大力追击围捕下，在直接参加暴乱的一○一名匪徒中，已捕获八七名（主谋一四，骨干二六，积极参加者三七，经教育释放一三），主犯张俊、王光成、赵德明、朱启汉、罗大全等先后被擒。在围捕中，击毙匪徒三名，击伤致死二名，跳崖自杀二名。缴回步枪三支，子弹一二发，现金一○○元，电话机一部，商业物资折款约二三○○元，缴获反动纲领文件及凶器一部。并且通过审讯侦查，挖出了一批预谋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及枪弹武器线索，计有：预谋暴乱分子六九名（赫章一九，毕节一一，纳雍三九），步枪三棺材另四一支，手枪六支，机枪一挺，钢炮一门，子弹一背箩另三八五发。现已查实逮捕四三名，收交步枪三支，子弹二箱另七夹。目前，尚有在逃暴乱匪徒七名（主谋一，骨干五，积极参加者一）、步枪二支，现正在追击围捕中。对尚未逮捕的二六名预谋暴乱分子，也正在进行查对，很快就可以全部捕起来。直接参加暴动的七六名成员中除五个少数民族外，均系汉族，其中主谋分子七名（流窜反革命分子一，匪首二，坏分子三，混入党内阶级异己分子一），骨干分子二三名（地主六，富农二，匪首一，惯匪四，刑事犯罪分子一，叛党分子一，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八），积极参加者三八名（地主一八，富农一一，匪首一，被管制分子一，刑事犯罪分子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五），一般分子八名。从以上成员可以看出，参加暴动者绝大部份都是地、富、反、坏分子，并且从一开始，其目的就在于推翻我党和人民民主政权，进行武装暴乱，杀害国家干部，这就充分说明了这次流血事件完全是敌我矛盾问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暴动事件。
二、古达暴动事件使群众生产情绪一时受到影响，干部和群众的生命遭受杀害，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损失，这个血的惨痛教训，我们应当很好记取。
第一、古达乡的生产搞的并不差，但它仍然是一个落后乡。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落后，镇反搞的很不彻底，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反革命分子不但有生存的余地，而且活动还很嚣张；。我们决不能只是埋头生产，而放松了政治挂帅。我们决不能只是看到表面现象上生产状况良好，就忽略了它的政治战线上落后的现实，放松了阶级斗争。譬如匪营长王光成、匪连长朱在清、惯匪王达伍、传银州等都是罪该逮捕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没有及时地逮捕，结果成了暴动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统计：该乡现仍有残存反革命骨干分子九名（匪首七，惯匪二），参加这次暴动的就有五名，占残存反革命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五。这说明反革命分子不甘心死亡，不甘心服服贴贴地接受劳动改造，而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垂死挣扎，梦想死灰复燃。特别是边沿地区，由于镇反搞的不彻底，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反革命分子不但有生存的余地，而且活动还很嚣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注意加强镇压反革命，尤其是加强边沿的镇反工作，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肃清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残余反革命敌人。
血的教训同时告诉我们：对地、富阶级分子和坏分子的警惕和监督改造工作，是不能够放松的。地、富阶级在经济上虽已被摧垮，但对其反动思想的改造则还是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根据云罗、中坝两个社的调查，四七户地主、富农中，就有三七户参加了这次暴动，占这两个社地、富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八·七，并且大部分是暴动的主要成员。地主陈永顺，一家祖孙三代，七个人参加暴动，有的是父子、兄弟全部参加，还有三个地主婆娘，也抗起锄头打社干部，这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我们必须加强对地、富阶级分子和管制和监督改造工作，必须狠狠地管，严格地管，在经济上按劳取酬，在政治上进行监督改造。
第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乡、社组织不纯，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没有阶级觉悟，、不够入党条件的人被接收入党，这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如该乡预备党员、信用社会计朱启汉，就是怀有杀叔斗父之仇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他不仅一贯敌视党的各项政策，在参加反革命组织“忠义党”后积极发展人、联络人，供给敌人活动经费，而且经常窃取我党内机密，特别是关于打击敌人方面的机密，主动送给张俊、王光成等反革命头目，成了敌人派在我们党内的密探，还积极参加筹划杀害我党支书。暴动当天，他公开对地、富分子叫喊说：“现在全国都反了，我们都起来干，你们怎么还不动？！”原形毕露地显出了凶恶地反动阶级本质。张俊曾向别人吹嘘说：“乡文书罗大全，是我的把兄弟，要什么证明介绍信都没有问题”。罗大全还从经济上支持敌人活动，一时就给张俊等人四十元，并参与制订反革命纲领，负责在暴动当天把干部引向一旁，借故研究工作，以便于敌人夺枪和杀害干部。当我破案并逮捕了主犯张俊以后，他还拒不向党坦白交代，成了反革命敌人最忠实的走狗。这说明了我们必须对基层组织（特别是边沿地区）迅速进行一次整顿和清理，坚决保持基层组织队伍的纯洁，把基层领导的重任让最可靠和最觉悟的人去担负起来，全部占领社会主义阵地。
第三、干部思想右倾麻痹，结果吃了大亏。这个乡长期住有工作组，生产搞得并不落后。但是，干部思想麻痹，敌情观念不强。流窜反革命分子张俊，一直在这里住了几个月都没有被发觉。在今年七月初，该乡建立了集中二○多地、富、反、坏分子的劳动教养队进行监督生产，和乡政府、供销社同住一院，既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又没有专人看管教育，结果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敌人全都知道，而集训分子来往出入，非常随便。在暴动前三天，劳动教养队就逃跑了三名集训分子，而干部未及时引起注意，亦未追查原因，组织追捕，致使敌人能够跑到毕节、纳雍等地，进行暴动的联络活动。在暴动的当天，一九名集训分子中（地主三，富农一，匪首二，惯匪一，管制分子二，劳改释放犯二，刑事犯罪分子五，其他坏分子三），参加暴动的就有一七名，成了这次暴动行凶的主力和急先锋。当匪徒攻打乡政府的时候，打起来了，干部还认为是闹着玩的，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吃了大亏，干部、群众的生命遭受杀害。这是一次血的教训，我们应当很好记取。
第四、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在边沿落后地区，要经常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时事教育，使广大群众能够随时识别敌人的阴谋诡计，这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张俊在古达乡几进几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直没有被人发觉，以致暴动阴谋得逞。这就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加强教育，发动群众，才能及时发现和打击敌人，防范敌人的阴谋破坏，当群众千百双眼睛时刻警惕地监视着敌人的时候，敌人才会没有生存和活动的余地。
三、为了彻底平息古达暴乱，并从这次血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目前还须做好以下工作：（1）把尚在外逃的七名暴乱匪徒和两支枪，坚决地追捕回来，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紧急任务。必须紧紧结合当前生产运动，组织短小精悍的部队和民兵武装，大力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采取武装搜捕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捉拿潜逃暴乱匪徒的热潮。同时，注意做好匪属工作，在匪能隐藏地方按上“钉子”，布下天罗地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逃匪全部捕捉归案，能捉到活的更好，捉不到活的就把他消灭掉。（2）以古达事件的具体事例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在干部中进行敌情观念的教育，批判右倾麻痹思想。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国内的当前形势，使群众了解国家大事，提高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鉴别敌我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发动群众大胆大量地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把边沿落后地区的敌情全面地全部掌握起来，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一次有力地打击溃，该管制的依法管制一批，该逮捕的经报捕手续后坚决地捕起来，以彻底搞好边沿地区的镇反问题。（3）在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对乡社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的思想教育；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整顿乡、社、党团、民兵组织。对于混入基层组织内部的一切不纯分子，要坚决及时地进行清洗和处理。对党团员、乡社干部和基于民兵，必须要求合乎一定的政治质量，把乡社领导权和枪支，坚决掌握在贫、下中农当中最可靠和最有觉悟的人手中，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阵地。（4）组织专门力量，突击审理已捕人犯。透过审讯进一步查清反革命暴动的背景和幕后指使人，进一步查清主犯张俊的政治历史身份及与后台机关和地、富、反、坏分子的社会关系，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对于枪弹线索，必须迅速查对，及时进行追缴。首罪分子的犯罪事实，必须迅速整理上报，以便于及时处理、镇压，为死者复仇，以平民愤。只有及时坚决、严厉地镇压了敌人，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进一步发动群众和促使工农业生产运动更加顺利地向前飞跃发展，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拔白旗、插红旗的社会主义红旗竞赛运动，变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坏事变成好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请省委指示。
毕节地委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
中国边疆国防部：云贵司令部关于农村暂行条例，上级党委作了具体指示，希我各级人民一律遵照为盼。
第一条：我党党政，仁义思想，道德传统、坚决一律实行。
第二条：我党以除奸政国，为民为国的方针。我部开始游击战争时不准任何地富各级人民借机横行，报仇压迫良民，破坏我党。
第三条：我党战争开始，各地各级人，踊跃参加我党，尽力打倒毒蛇。
第四条：我各地各级人民，尽力完全收出国民党遗留的枪弹，秘密交送我各级游击部队。
第五条：国家财富，国家基业，公共积累，粮食等项，一律保存，不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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