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8-27 作者：[待确定]
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很好，特转发你们参考。
循化事件说明；在我们党内，仍有一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他们“日常只顾埋头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必须切实纠正。
根据循化事件的教训，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的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者。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
现将我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和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报告如下：
循化县有撒，藏、回、汉四种民族，分布在十一个乡（镇）。从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在七个乡（镇）发生了以反革命分子、反动的宗教上层、牧主头人为领导的，以地、富、反、坏分子、伪军官、旧官吏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为骨干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叛乱地区，有未经过民主改革，也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封建统治原封未动的牧业乡一个；有未经过土地改革，但已实现农业合作化两年之久的农业乡两个；其余四个乡（镇）既经过各项民主改革，又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次叛乱，时间只不过七天，敌人围攻县城两天三夜，裹胁了三、四千人，席卷牛个多县。不少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严重的是：叛乱区内竟有百分之六十八点四的党员、百分之六十九点五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百分之四十点四（一百五十六名）的党员、百分之四十五点零九（二百六十二名）的团员直接参加攻打县城（内党员中有担任匪秘书、队长、组长等职务的九人，积极参加的四十二人，被迫参加的一百零五人）；百分之二十八的党员，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一的团员乘机抢劫国家财物。二十五日拂晓，我军歼敌于循化城郊，击毙敌人四百三十五人，俘敌二千四百九十九人，叛乱基本平息。我们损失各种财物折合人民币九十多万元，牺牲干部十三人，受伤四人，使该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农村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匪乱平息后，我们大力进行了政治争取，追捕在逃匪犯，收交武器，审查处理俘虏，号召坦白交代，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揭露敌人罪恶，辩清大是大非，并积极进行整党、整团、整社、整顿政权组织，恢复了生产，安定了人心，当前已经掀起了生产高潮。
循化事件，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训。要把这一坏事变成好事，就必须抓住坏事中暴露出的关键性问题，从中进行周密的分析研究，以教育全党，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个教训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次匪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敌人菩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革命武装叛乱。早在去年十二月间，匪首加乃化（活佛、付县长）、拉义（活佛）召集岗察乡牧主、头人、活佛、部分喇嘛和反革命分子于文都寺，密谋策划叛乱。他们的企图是：“一日取循化，二日取西宁，三日打到兰州城，两百骑步攻北京”。口号是：“杀光、烧光、抢光”；“先杀本地共产党，后杀外来共产党，再杀有共产党思想的人”；“打倒马列主义，打倒共产党，欢迎马步芳”。他们一方面派人去黄南、甘南，勾结反革命分子、牧主、头人商议相互呼应；一方面和当地的反动分子进行串连活动。今年四月初，敌人活动更加猖狂，反革命分子公开威胁党员干部，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公鸡下蛋，世道大变”；“天时不对了，世道要变了，共产党要垮台了”；“共产党完了，人民币不能用了”；甘肃夏河县的人已经起来了，象开水一样的滚哩！”同时念经咒骂共产党，转移财产，搬帐房，准备叛乱。这些情况，当时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已向党组织和工作组作了汇报，但未引起领导的重视。四月十日以后，谣言到处流传，群众抢购物资直至县城。四月十七日敌人割断朵楞口以北地区的电线，十八日向我文都乡干部鸣枪射击。县委立即派去民兵连阻击，但是对全县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判断。认为敌人打朵楞口以后，可能是截断交通，袭击黄南，或是在文都、朵楞两乡（藏族地区）搞一些小的叛乱，撒拉族地区不会造反。其根据是（一）经过八年来的工作，群众有了一定的觉悟；（二）党、团员和积极份子没有什么反映，思想情绪安定；（三）撒拉族群众会接受过去查加匪乱的教训；（四）撒、藏两个民族之间，历史上有矛盾，藏族不可能到撒拉族地区发动叛乱。在这种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思想支配下，对于谣言没有给予及时揭穿；对于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没有给予严格控制和打击；对于国家财物没有进行必要的转移和防备；对于农村党、团组织，基层政权没有统一的战斗部署，指出对敌斗争的措施；更严重的是匪临城郊，县委还在讨论敌人会不会攻城。事实很明显，循化县各级党的组织，日常只顾埋头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
血的教训表明了，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农业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改变，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着。这种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牧业区正在彻底地进行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宗教上层、牧主头人等剥削阶级中的死硬派，势必想尽一切办法来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目前各地发生的叛乱事件，表现了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显然，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应该充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全党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断克服右倾麻痹思想，加强敌情观念，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坚决消灭一切剥削阶级。
第二个教训是：共产主义化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有计划地、经常地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教育，树立唯物主义，消灭唯心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前我省党的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严重地考验了循化县农村党的组织和党、团员。在叛乱区有百分之三十一点六的党员、百分之三十点五的团员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奋不顾身，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气概。玻拉海社党支部书记韩热木赞，虽然土匪以枪杀威逼其参加叛乱，但始终未屈，并在平息叛乱中活捉土匪一名，缴获步枪、子弹。街子乡友谊社长韩血日夫（党员），被敌人抓住后，因其拒不参加叛乱，而光荣牺牲。这些同志的英雄事迹，应作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
但是还有不少党、团员经不起一时的风险，立场动摇，甚至叛党投敌，参加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党员思想上没有插上共产主义的红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必然胜利缺乏坚定的信念。因而在叛匪猖狂一时的情况下，不少党员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早投敌还能将功折罪”。相当一部分党员贪生怕死，叛徒夏吾当州说：“岗察敌人都占了，还不见解放军来，我认为共产党坐不住了，我的思想也就变了，变过去，土匪还能原谅我”。特别严重的是：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敌人就紧紧抓住这个弱点，打着“保护”宗教的招牌，对党员说：“你要文都大寺呢（嘛嘛寺）？还是要共产党呢？”“打死共产党的人无罪，被共产党打死，可以升天堂”；“这次主要是打倒宗教的敌人和幸福生活的破坏者”。这些毒辣的反动宣传，恰恰吻合了党员对宗教的迷信。曾被称为优秀党员的桑热（藏族、党支部书记），匪乱前求神卜卦，当“法师”说“跟多数人走有好处（参加土匪）”，于是他便积极参加叛乱，并成为叛匪的骨干。韩阿不都（撒拉族、贫农、民兵队长）说：“不参加匪乱敌人要杀死，攻城也是一死，不如攻城死了，还能得个光明前途（升天堂）”。还有不少党员，叛乱前吃咒，表示“决不叛变宗教，要坚决打倒宗教的敌人——共产党”。血的教训表明了：以往我们对党、团员缺乏经常、系统的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宗教的教育，因而很多党、团员阶级观点模糊，对待宗教问题存在着错误认识和态度，分不清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释迦牟尼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和民族的界限，在对敌斗争中解除了思想武装。而敌人却紧紧抓住这一点瓦解党的组织。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因此教育全体党、团员，懂得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懂得共产主义对宗教问题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切实分清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释迦牟尼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宗教和民族的界限，逐步克服他们的宗教意识，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切实培养和锻炼出一批真正经得起风险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者。
党员参加叛乱的事实还暴露了以往在建党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不够，接收的富裕中农党员多了些。该县新老富裕中农成分的党员约占农村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次参加叛乱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的党员中，约有百分之三十是富裕中农成分。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限制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而对党不满，加之党的组织生活不严，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不够，因而其中一些人在匪乱中乘机反党。今后必须彻底整顿党、团组织，在叛乱地区重新登记党团员；对于那些蜕化变节，投敌自首，积极参加叛乱的分子，坚决清洗出党；对于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屡教不改的分子，也必须清洗出党；严密组织生活，定期谈思想、谈政治，经常掌握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动向，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以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
第三个教训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在宗教上层分子中继续进行反右派和坏人坏事的斗争，肃清宗教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敌人最毒辣、最狡猾的手段，就是利用宗教来进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打着所谓“保教”的招牌，以迷惑群众。他们恶毒地污蔑：“社会主义不要宗教，没有宗教就没有民族”；破坏农业合作化，散布“合作化不合乎宗教的经典，使不得”；在我们领导群众突击兴修水利时，他们煽惑群众说“千事万事，礼拜是大事”攻击粮食统购统销说：“念经有自由，吃粮不自由，念经就要吃粮食，政府不供应就是宗教信仰不自由”。文都寺早就成为反革命活动的堡垒。这个寺的“活佛”加乃化和拉义，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狼。他们一方面担任着循化县的副县长和政协委员；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干反革命活动，并将“存德”（寺院原有组织）变为反革命组织，负责通讯联络，向匪首汇报情况，站岗放哨，监视工作人员。这次首先发起叛乱的岗祭、文都、朵楞等乡的匪首，事前都是在文都寺共谋策划的。这个寺院还供给叛匪粮食和枪枝。发生叛乱地区的清真寺，也变成了叛匪的据点和煽动威逼群众参加叛乱的场所。这次参加匪乱的有活佛二人，管家四人，僧官二人，喇嘛一百一十五人，阿訇三十四人，满拉三人。他们四处烧毁和抢劫国家财物，破坏公路桥梁，抢杀威逼和打着教旗摧赶群众参加叛乱。敌人在酝酿和进行叛乱中，始终以抽签、算卦、发神笼络匪徒，并积极散布：“签越抽越好，挂越算越灵，神越发越好，你们参加，这次一定胜利”。在平息叛乱中，他们极力庇护隐藏匪徒。事实再次表明：在阶级斗争中宗教上层以神、佛的招牌，极力为剥削阶级服务；同时剥削阶级也极力控制、利用宗教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二者狼狈为奸。过去不少同志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对宗教寺院工作做的太少，只一般的看到宗教人员中有爱国守法的一面，但却没有看到宗教人员中还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一面，对宗教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做的很差。把宗教寺院的工作看得神秘似乎是老虎屁股不敢摸，认为宗教对群众影响大，怕工作做不好犯政策性错误。我省是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对宗教还有迷信。今后，对宗教工作，必须足够重视。当前应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彻底揭露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丑恶面目。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判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搞丑、搞臭。让宗教寺院和宗教人员置于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
第四个教训是：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循化县是过去马步芳匪邦组织军队的基地之一，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在镇压反革命期间，曾狠狠地打掉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剩下的百分之八点三，有的潜逃在外，有的隐蔽起来，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匪首韩乙奴，就是一九四九年匪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镇反后仍逍遥法外，在这次匪乱中，自称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兼攻城总司令，并收罗了敌伪军政骨干分子二百七十九名（其中有伪团长二，营长四，连长十九，排长五十四，班长四和地主三十三，富农二，伪乡长二，伪保长二十三，劳改释放犯三十一，刑事犯五十四，被管制分子四）做为他们的骨干。这证明该县隐蔽最深的敌人还没有受到严厉的打击；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及时追捕归案；反革命家属和阶级敌对分子没有严格控制。这就给他们造成了活动的空隙。事实再一次表明，就全国说来，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是阶级尚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因此，敌情观念必须加强，右倾麻痹思想必须反对；对敌人必须严厉打击，切实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不妥之处请批示。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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