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9-30 作者：[待确定]
(一)中央同意全总党组关于第三次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及其决议。
(二)中央同意刘澜涛同志在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现将以上文件发给你们阅读。
中共中央
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于1958年5月26日开始到8月5日结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总各部门、各产业工会，各省、市、自治区工会以及少数大基层工会和专、县工会的负责人，共370人。
党组扩大会议，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根据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插红旗、拔白旗，破除迷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肃清南斯拉夫影响，以及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从便利各级党委对工会的领导出发，来彻底解决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会议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拔掉右派分子陈用文这面白旗和反革命分子秦达远这面黑旗；第二个阶段是揭露和清算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第三个阶段是解决工会今后工作的问题。会议的各个阶段都是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会议开得很好，收获很大。
全总1957年的整风虽有一些成绩，但是极不彻底，全总领导上所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没有揭发，也无从解决。中央成都会议对工会工作的决议并未引起全总领导的深刻重视。当中央要全总召开一个干部大会以整风精神来解决工会工作问题的时候，全总却仅仅把各产业和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工会的负责同志吸收来开了主席团扩大会议，而且只提出解决体制问题，没有打算检查全总的领导思想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以后，中央指出必须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广泛吸收地方工会同志参加，着重解决工会和党的关系，弄清思想、解决问题，可是全总党组当时的负责同志对中央这一指示仍有抵触，虽然决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仍然只是解决体制问题，并且企图开一个星期的会就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到会同志尤其是地方工会同志认为会议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纷纷要求很快结束会议。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给了明确指示，同时，派人增强了会议的领导。从这时起，党组扩大会议才真正开始按着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人心为之大振。
紧接着会议即树起了红旗，提出了前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写的两篇文章：“南斯拉夫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和“西行纪要”。“南斯拉夫工人自己管理制度”是在我国公开地全面地系统地吹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唯一的一篇文章。“西行纪要”是陈用文和赖若愚一块去西北检查工作回来写的，其中把工会和党的关系完全放在对立的地位，并且把西北描写得漆黑一团。到会同志一致认为陈用文是白旗，是右派分子，展开了对陈用文的深入批判。
在会议批判陈用文问题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就暴露了赖若愚的问题，因为陈用文“西行纪要”的观点和赖若愚写的文章、作的报告，在思想上是一样的。这时在会议上就出现了两个领导核心，一个是按着中央指示的精神，对赖若愚问题的批评不提倡也不禁止：另一个是董昕(全总书记处书记)和王榕(全总工资部部长)，他们积极活动为赖若愚辩护，并动员一些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赖若愚如何“正确”，实际上是借保护死人来掩护自己。有些好同志由于对赖有迷信思想，也就被他们利用了。当发现这股逆流以后，领导上即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活动暴露出来，准备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时展开批评。
陈用文的问题告一段落，大会上又展开了对赖若愚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的反革命分子秦达远(前全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政治嗅觉。
对陈用文、秦达远问题的彻底揭发和深入批判，也就暴露了全总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会议就转入了第三阶段。会议对右派分子陈用文系统的批判，给到会同志进一步揭露和清算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错误作了思想准备。
会议进行到对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反党活动深入批判的时候，群情愤慨，要求彻底清算他们的反党罪恶，但是，也有个别人企图转移群众的情绪，要求当反革命问题处理。会议党组确定：彻底揭露、彻底批判，解决思想问题，到会同志斗志昂扬，刻苦钻研，系统批判，会议就更加深入发展了，这时，会场中出现了以赵铁夫(武汉市工会主席)为代表认为“斗死人没意思”，要把好人坏人一锅煮，仇恨积极参加斗争的同志，诬蔑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这是赖若愚阴魂不散的反映，是赖若愚思想的顽强反抗。会议对赵铁夫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第二阶段经过一个月的深入的、系统的揭发和批判，由党组做了总结，指出了赖若愚、董昕等严重的反党错误。而到会多数同志对于未加赖若愚、董昕以“反党集团”的罪名深为不满。中央书记处在这个时候接见了全总、产业工会、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干部，对会议和全国工会工作做了全面的估计，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和今后工作的方针，说明了对赖若愚、董昕的问题按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来处理。这时，多数人懂得了中央的政策，同时也有人认为太便宜了他们。
会议第三阶段开始，党组提出要贯彻执行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决议，使工会工作便利于各级党委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工会的作用，要改变工会体制，克服教条主义思想，同时组织了二十多个小组，进行了专题研究。这一段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原则上解决了工会体制、下放权力、紧缩机构等问题。
会议开的时间是较长的，但会议的收获很大，解决了工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根本问题，改变了全总党组过去的庸俗习气，树立了红旗，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上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党课，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有的同志反映，这次会议愈开心里愈亮堂，愈开信心愈大。这确实反映了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心情。
会议最后是达到了“严肃批判、区别对待”“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赖若愚、董昕等人错误属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按党外问题处理，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们的反动思想确实也反映了工会一部分干部的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倾向，为了便于肃清赖若愚、董昕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中央确定“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是有利于教育和团结广大工会干部的，会议除对董昕、王榕“从宽处理”外，对犯有思想错误的同志一直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一方面予以严肃批判，一方面又帮助这些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样就便利于教育多数，使个别顽抗到底的人陷于孤立。
赖若愚、董昕等人的错误，对工会干部是有影响的。因此，决定全总机关要继续深入整风，为了帮助工会干部整风，贯彻这次党组扩大会议精神，我们建议中央把刘澜涛同志的发言、这次会议的决议批发给县委以上党组织，并组织县级以上的党员(包括大基层)工会干部学习。
上述报告，是否有当，请中央批示。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958年9月2日
这次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是我国工会工作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党中央书记处指定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一次发言，我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准备讲以下六个问题：(一)对这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估计；(二)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及其实质；(三)右倾机会主义者犯错误的根源；(四)从右倾机会主义者所犯严重错误中应该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五)对几年来全国工会工作的估计；(六)对今后工会工作的几点意见。
这次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整风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检查总结几年来的工会工作，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彻底解决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
这次会议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特别是毛主席几次讲话的精神；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出大字报，绝大多数同志认清了是非，掌握了真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的态度，敢想敢说，大破大立，从而取得了揭露和斗争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者陈用文(工人日报社长)和反革命分子秦达远(曾任全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的彻底胜利，取得了揭发和清算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彻底胜利。这是党在工会工作方面对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会议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彻底批判了工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深入讨论了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精神，确定了今后工会工作的具体任务，制定了改进工会工作的若干重要措施。最后达到了划清大是大非，端正政治方向，统一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的目的。为今后工会工作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新的良好的基础。
中央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言行的批判也是完全正确的。会议开得很好，彻底解决了近十年来工会工作中存在着的根本问题。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教训，不仅对工会工作者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对全党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间，在党中央领导下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批判了解放初期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同志所犯的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的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错误，正确地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在李立三同志调离全总工作岗位之后，赖若愚接任全总秘书长的职务，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这以后不久，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不但忘记了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而且，在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虚伪地打着“反对工团主义”、“反对经济主义”的旗帜，直接攻击和破坏了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不仅重复了而且扩大了李立三同志在全总工作时期所犯的错误。他们错误的最主要最根本之点，就是以工会为阵地，反对党的领导，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或者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各种反党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狂妄的工会“独立王国”的政治野心，和充当全国“工人领袖”的卑鄙欲望。下边我就谈谈他们的主要错误。
第一、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有成套的错误的理论体系，而且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有一系列的行动表现。
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反党的政治野心，首先从理论上向党的领导进攻，大家知道，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也能够领导一切。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党只包括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因而也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本队”；而工会却几乎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体成员，只有它才是也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本队”。他们先把党置于工人阶级“本队”之外，然后把党的领导和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分割、对立起来，恶意地提出：“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按照他们的说法，党的领导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很明显，他们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工会，所谓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工会的领导。他们这些谬论的实质是：根本否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而要把工会变成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由它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至少也是要把工会变成同党分庭抗礼的组织形式。这就是他们进行一切反党活动的理论武器。
右倾机会主义者十分强调：党只能从政治思想方面领导工会，党必须“保持工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让它独立地开展活动”；党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出号召指示，党的各种主张都应“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工会组织中的活动来实现”。他们不是要工会中的共产党员也同其它方面的共产党员一样，绝对地服从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工会中的党员必须绝对地听从工会的指挥，服从工会的决议；如果党员不同意党委决议的时候，就应该“在党内开展争论，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工会反映”。这样，他们实际上是要完全斩断党同群众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大家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很显然，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党和工会更应不分，工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工作上都必须绝对地接受党的领导。事实上，工会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要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抗的。
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从他们的反党“理论”出发，不仅一贯地抵制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而且要在政治上抢先，同党中央相竞争，相对抗。当全党正在宣传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他们却认为“三反”、“五反”以后，“政治运动”时期已经过去，今后除了“普选”之外，不应再来什么政治运动了。因而，错误地强调建立所谓工会的“正常工作秩序”；对反对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他们受到中央的批评以前，一直“按兵不动”；对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消极抵抗。当全国掀起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他们诽谤“农业高级合作化太快了”！诬蔑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先结婚，后恋爱，将来问题更麻烦”。并且，坚决反对党的赎买政策，责问党“是革命呢，还是革名?”“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本家？”企图以“左”的面貌出现，煽动职工群众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党提出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他们诬蔑说：“党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总是先从工人头上开刀。”他们看不见工人阶级生活大大改善的事实，反而别有用心地到处搜集所谓职工工资福利下降的材料，为“职工”叫苦。当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他们则强调工会“无楼可下”，“无风可整”，要整风，就是“整”党、“整”行政。同时，大喊工会工作“危机”，连续在工人日报发表“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八千里走马观花记”、“西行纪要”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谈话和文章，不断地给右派分子提供向党向人民进攻的武器。
在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件是，在一九五四年，他们脱离了当时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总任务，不切实际地、自以为是地提出：“劳动竞赛的新阶段——技术革新”的口号，并且说这是“工业生产中的一个总要求和总方向”。后来，由于各方面的抵制和反对，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取消这个口号，并且，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耐心的说服教育。但是，他们初则多方狡辩，反对取消，后来又违背中央所指示的采取谨慎步骤，不泼冷水、以后不再提这个口号、逐渐使这一口号自然消失的精神，突然用广播形式向全国宣布取消，有意制造混乱，阴谋激起群众对中央的不满。另一件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工会召开八次大会的前夕，由于他们主持起草的工会工作报告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完全脱离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完全脱离中央关于全民整风的方针，完全无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错误极多，中央做了根本性的修改。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工会的工作报告不能谈整风，并责令起草这项报告的同志“封锁消息”，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中央审查修改这个报告的真实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央政治局为了加强地方各级党委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决定将工会的组织原则改为“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原则之后，虽然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说服教育，但他们仍然顽强抗拒，至死不变，并且在工会的会议上，公开警告大家：“要谨慎，不要轻易变动。”这样，他们的反党活动就发展到了顶峰。
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在政治上抗拒党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也是极端的无组织无纪律。他们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有意封锁中央，甚至对党组内向中央反映重要真实情况的同志，视为“里通外国”。他们向中央作报告的目的，是在于利用中央的威信，“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中央的指示，则是“取其所需”，任意篡改。他们还无端地攻击地方党委，鼓动工会干部向党委闹对立，顽固地强调工会的垂直领导，任意发号施令，破坏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他们散布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恶毒地诽谤党的领袖和中央的许多负责同志。甚至公开印发未经中央批准的全总党组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标榜自己正确，攻击中央领导。我们知道，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正是直接破坏中央的领导威信，攻击中央的领导。
第二、向政府争夺权力，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的国家里，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来实现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支柱的工会，应该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政府，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在工人阶级执掌政权以后，工会就会有许多权利，而且它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并且执行国家机关的某些职务，……工会的这种机能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他们从这个谬论出发，在为工会“八大”起草工会章程的时候，曾经把听取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规定为各级工会代表大会的一种权力。企图把工会变成为带有国家性质的权力机关，凌驾于政府之上。
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在我们的阵营中，必不可免地会长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好象官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职工闹事的“根本原因”。他们赞尝和支持群众闹事，不加分析，不分是非地认为群众闹事正是群众觉悟高的表现，甚至坏分子“赶走党支部书记、公方代表，也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要工会干部无条件地和闹事的群众站在一边，向党向政府作斗争，在闹事中提高工会的威信。这是多么赤裸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其实，为了要真正消灭官僚主义，保护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修正工会的任务和作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曾经正确地规定；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工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力求超额完成，并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经常关心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为群众的需要服务，引导工人群众为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各级工会在贯彻执行这一任务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一再散布工会工作“今不如昔”。工会严重脱离群众，工会发生“危机”的论调，并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只管生产、不关心工人生活。因此，他们提出：“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工会独特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会的作用，就在于联合和团结全体工人阶级，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大肆宣扬工会的“保护作用”。其目的是为了把他们自己标榜为群众利益的唯一代表者，而把党和国家诬蔑成官僚主义的化身。事实上，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首先应当保护工人阶级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这就是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违背了这个原则，不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不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从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不注意生产，只抓生活，单纯追求和满足职工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以“小恩小惠”逢迎落后群众，在群众中制造纠纷。其结果，必然是把工会变成少数落后职工群众的狭隘的经济主义组织，真正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根本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决定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并且决定在企业中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权力机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里的根本制度。工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在贯彻执行上述指示，组织和动员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当然负有重要责任。但是，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中央的这些措施“不过瘾”、“不解决问题”，诬蔑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书记一长制”，而他们所赞赏和宣扬的则是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伪装的所谓“工人自治”、“工人委员会”。并且，妄图把职工代表大会置于工会领导之下，同党唱对台戏。他们还进而把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曲解成为离开党领导的工会对企业行政以至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实质上也是借工会同党分庭抗礼，实行工会对党的监督。
右倾机会主义者还认为，当职工群众同党、人民政府和企业行政发生矛盾的时候，工会就要代表职工群众，到处“奔走呼号”，不惜“碰得头破血流”，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发挥所谓“调节作用”。按照他们的说法，向“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实际上就是向党向政府进行斗争。据说，他们的这个提法是从列宁的著作中得到启示的，这完全是诡辩。列宁认为职工群众同经济机关发生局部性的、个别的纠纷的原因，不仅由于经济机关有官僚主义，而且还有工人的落后现象，工会工作的缺点，以及反革命分子的挑拨等，列宁指出，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认为斗争的锋芒只能指向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与破坏行为，并且，解决这些纠纷的最高权威是共产党。右倾机会主义者断章取义，不分是非地强调工会代表“群众”来“调节”矛盾，并将这种作用夸大为工会经常的根本的职能，其实质是借发挥“调节作用”之名，把工会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同党和政府相对抗。他们的所作所为同列宁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
第四、歪曲党的群众路线，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毛主席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把自己打扮成很懂群众路线，很有群众观点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群众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认为，工人根据党的路线、政策来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运动工人”；工人离开党的路线、政策而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自由行动，才是“工人运动”。十分明显，他们把党的路线、政策同广大职工群众的要求对立起来，只要自下而上，不要自上而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从而根本否定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那里还会有什么群众路线呢？
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不能经常抬出共产党、毛主席来做工作，这样日久天长会使党脱离群众。”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完全不注意对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完全忽视政治思想工作；不是逐步地把职工群众的觉悟程度提高到共产主义水平。而是要把党的共产主义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他们一贯迁就群众中的落后意见，对一些群众实行“小恩小惠”，以满足群众的某些不适当的经济要求。这些事实表明，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典型的工人自发论的崇拜者。正如列宁所说，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表明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队伍的看法，完全离开了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既看不到广大工人队伍中先进的主流，又否认工人队伍内部的复杂情况，看不见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腐蚀作用，看不见新工人的增加必然会把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工人队伍中来，等等实际情况，从而，他们就根本否认对新工人和青年工人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中央指示我们，老工人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是工人队伍中自我改造和加强团结的核心力量。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否认工人队伍中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他们认为落后分子“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职工无理闹事的时候，却赞扬这些少数工人“敢于闹”的勇气，这样，他们的所谓代表群众，站在“群众一边”，就必然是站在落后群众的一边，代表落后群众，甚至有时代表了某些坏分子。
第五、进行严重的宗派主义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阴险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实现要当全国“工人领袖”的卑鄙欲望，就采取了许多狡诈的权术和阴险的手法，进行严重宗派活动，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他们在工人中，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许多重要问题不经党组讨论就擅自决定，自立“山头”、自成系统，把工会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作为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的资本。他们吹嘘自己一贯正确，喜人奉承，厌恶批评，有成绩则占为己有，有错误则推给别人，尽管自己是飞扬跋扈，狂妄自大，品质极为恶劣的伪君子，但有时却又伪装成平易近人的样子，欺上瞒下，玩弄两面手法，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他们在干部政策上，不是以党的原则为标准，而是以对他们的顺逆为标准，用人唯亲，讲究“深交”，顺我者重用，逆我者排斥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者有自己的“五虎上将”，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专家”和“能手”。更严重的是，他们对于一些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长期视为知己，包庇袒护。象陈用文、秦达远这样的坏人，却被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是“有理论，有文化，能写肯干”，当作知己心腹，长期委以重任，放纵他们肆意进行反党的破坏活动。但是，他们对于全总内部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好同志，则排斥打击，视为仇敌。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着重地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却正是完全违背了中央的上述指示。
还必须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是典型的唯心论者。从上述的错误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在他们面前，没有客观实际，没有人民群众，更没有什么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说，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人，绝不会有什么群众观点，绝不可能代表群众利益。对他们来说，个人野心的需要就是真理，诡辩就是方法，只要有利于个人私欲，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很懂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和人民是绝不允许他们为所欲为的。因此，他们就给自己狰狞的面貌蒙上了一层画皮，把自己装扮成“工人运动理论专家”的模样，玩弄马列主义词句，大量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求蒙蔽领导，欺骗群众，实现其反党的政治野心。而这正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所必须时刻警惕的。
过去一个时期，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不仅是重复了李立三同志在工会工作中曾经犯过的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的工团主义和经济主义的错误，而且他们的错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更有新的发展，性质更加严重，影响更加宽广，因而给党造成的损失也就更大。曾经受到历史裁判的错误所以能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并且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态同党的方针路线相对抗，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
首先，我们党正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应当了解，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党外的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正是一脉相通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主张是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影响的结果。所以，当着社会主义革命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激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抵触，进而纂改党的方针政策，散布修正主义谬论。特别是当国际上帝国主义掀起反共高潮，修正主义思潮一度猖獗，国内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动也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其次，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后没有在革命斗争中得到彻底改造。他们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虽然也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并且过了民主革命的一关，但是，对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却思想抵触，以致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特别是在他们担负了重要职务之后，就居功自傲，发展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个人名利地位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的个人欲望永远不能满足。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对党不满，同党对立，逐渐地变成同党两条心。
再次，应该注意职工群众内部存在着以下的一些情况，就是：(1)随着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把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剥削阶级意识，也带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2)在某些职工群众中仍然残存着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狭隘的行会思想；(3)某些工会干部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一部分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中的这些落后的、错误的思想，正是在工会工作中产生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倾向的土壤，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反映了这些错误倾向，就是这些错误的集中代表，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次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给我们党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当然是一件坏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这次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彻底揭发和严肃批判，每一个到会同志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列主义的党课教育，分清了工会工作中的大是大非，总结了经验教训，铲除了毒草，教育了干部，使“前车之复”成为“后车之鉴”，这就变成了好事。下边我就着重地谈一谈从这次右倾机会主义者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应当吸取的几点主要经验教训：
第一、工会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工会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党性最鲜明的工人阶级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各级工会(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到基层工会)实质上应该同时是各级党委的工会工作部，都必须在同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必须围绕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安排自己的工作，积极开展活动，更好地为党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服务。全总领导上所犯的两次错误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但却是最根本的道理：工会什么时候离开了党的领导，什么时候就要犯大错误，只能办坏事，不能办好事，如果今后工会领导机关想避免重犯历史错误，最根本的保证就是把工会完全置于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只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工会工作就一定朝气蓬勃，成绩显著，不会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是比较容易纠正的。关于这个问题，必须经常地、永远地在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反复地进行教育，直至党和工会消亡时为止。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加强政治挂帅，就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永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任何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工会的各项业务工作都要紧密地同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一切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或者脱离实际空谈政治的倾向，都是错误的。所有工会干部都必须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从历次错误中吸取教训，认真总结中国工会工作的经验。彻底粉碎篡改党的工运方针的修正主义，彻底肃清投降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克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防止和纠正狭隘保守的经验主义。
各级工会的报纸、刊物及其他一切宣传工具，都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经常地向职工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宣传共产主义。
第三、一切在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工会工作的每一个党员首先必须明确：自己是党派去做工会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而不是在共产党内的工会代表。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绝不允许对党闹独立性或者阳奉阴违。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都必须把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各级工会的党组应当成为各级工会的领导核心，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工会内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各级工会的党组必须服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忠实地向同级党委反映情况、请示和报告工作。一切借口自己工作特殊而不尊重党委领导的思想和行动，都将会直接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都必须经常警惕，及早纠正。
第四、一切在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在其他一切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一样，都必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无数的事实证明，一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只要是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不坚决予以克服而任其发展下去，都必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危险道路，不仅个人身败名裂，而且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唯有破个人主义，才能立共产主义，一个人能否克服自己的个人主义，就是他能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志。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向党要名誉、争地位、骄傲自满、个人突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严格地过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思想改造，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当自觉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就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看来，一切工作的胜利和成绩，都首先应当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
第五、一切在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时刻提高政治嗅觉，提高革命警惕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时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加强政治责任心，插红旗，辨风向，锻炼自己在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辨明真伪、分清大是大非的识别能力，要有勇于抗歪风、顶逆流的革命精神。要坚决反对温情主义、自由主义；反对对错误不敢斗争、对真理不敢支持的奴才思想。任何人如果在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采取明哲保身、畏缩不前、模棱两可、调和折衷的态度，都可能做政治野心家的俘虏和牺牲品。一切胆敢向真理和事实作对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胜于雄辩。因此，必须尊重唯物论，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任何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象的行为，终究会水落石出，原形毕露。
第六、谈谈开好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开得很好，首先是由于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到会同志充分发扬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以马列主义作武器，以充分的事实作根据，敢想敢说，大破大立，从而，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擦亮了眼睛，揭开了盖子。其次是由于坚持了“严肃谨慎，分别对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既要严肃坚持党的原则，又要有利于教育干部的方针。陈用文、秦达远问题的性质，是敌我问题，会议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发和斗争，最后还必须将他们清除出党。以赖若愚、董昕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活动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工会工作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为了划清大是大非，端正政治方向，会议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但是，他们中间有的人对自己的错误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检讨也极不深刻，他们应当坚决和自己的错误决裂，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彻底揭发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尽早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在这场斗争中有个别同志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同病相怜，从个人主义出发，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反对到会同志“以胜利者自居”。必须明确指出，问题的本质，是要不要对修正主义者、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一切反党活动进行彻底揭露和批判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党的胜利，要不要共产主义胜利的问题，决不是什么个人的胜负问题。所以党组会议对这样的同志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对于在这次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中犯过比较严重的思想错误的同志，党组会议也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必要的斗争，现在这些同志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并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这是我们应当欢迎的。再次，是由于会议重视了思想领导，充分发扬了民主，每个人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同时，在批评中，又提倡观点同事实相统一，严肃地坚持原则同理智地分析问题相结合的精神。在会议的每一阶段，都及时注意抓住了不同的对立面，摆事实，讲道理，展开批评，展开争辩。从而，不断发现矛盾，克服矛盾，最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最后，全国总工会党组是在中央领导下工作的。在这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以前，中央书记处虽然对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有过多次批评，但还没有全部察觉他们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极端严重性和系统性。这件事当然同他们对中央封锁、欺骗的手法有关。中央指定我同全总党组发生工作关系，但是，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警惕性不够高，工作不够深入，没有能够及时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对他们该整而没有整。这是我应该进行检讨的，是应该成为我们大家的共同教训的。
为了积极改进今后工会工作，我们除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总结他们所犯错误的教训之外，还必须对过去的全国工会工作，实事求是地做出恰当的估计。几年来，整个工会系统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在组织和动员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改善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虽然，全国总工会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所犯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曾经给党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地方，某些厂矿单位和工会某些部门内，曾经有一些干部支持和执行了这种错误路线(如果没有这种错误，工会工作的成绩当然会更大)。但是，我们还必须明确看到，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全国有无限威望，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坚决拥护；由于各级党委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并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路线，由于绝大多数党的工会工作干部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又由于全国工人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所以，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一般地是受到各级党委、广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抵制的，各地的工会实际上也主要是在各地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因此，在全国工人运动中，党的正确路线是主流，错误路线是支流；从全国工会工作来说，成绩也是主要的基本的，错误则是次要的，成绩对错误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任何因为全总少数领导人犯了错误，而怀疑或否认过去工会工作的成绩，以致对今后工作失却信心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经过这次党组扩大会议，彻底清算了历史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工作方向，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如许多同志所说：现在心情舒畅了，信心增强了，今后的工会工作不是更难做，而是更好做；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新时代。工会工作的任务，就是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团结和教育全国广大职工群众，为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现在，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1)今后各级工会必须进一步地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部署下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会工作更好地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才能使各地工会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开展活动，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各级工会必须认真健全和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在党组内充分酝酿，经过集体讨论，做出明确的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既反对个人包办、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也要防止只有会议的繁琐讨论而无个人负责的现象。工会在工作中必须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会干部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和群众同劳动，共甘苦，继续克服官僚主义。(2)进一步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使我们的工会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充分发扬广大劳动群众已经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以老工人和先进工人为核心，切实进行工人队伍的思想改造工作，不断地向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保持工人队伍的纯洁，把我国工人阶级锻炼成一支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队伍。(3)坚持党中央关于政治挂帅、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针。在党的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我国面貌的伟大号召下，在全国生产大跃进和经济、文化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广大职工群众空前地表现出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不计个人待遇的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我们应当继续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关怀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解决应该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人借口反对经济主义而放松甚至认为工会可以不管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对的，都是应当防止和纠正的。(4)工农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会必须十分重视巩固工农联盟的工作。过去赖若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但忽视这一重大问题，而且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待职工生活福利问题的许多措施上，实际是在损害工农联盟。今后各级工会首先应当教育职工群众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特别注意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县、镇，乡、社工业的发展。同时，还必须改进县、镇工会工作，积极研究和解决在全党全民办工业、到处亦工亦农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密切工人同农民、老工人同新工人的关系，不断地发展和加强工农之间的兄弟团结。(5)坚决实现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实行工会权力下放，大力精简机构，大量减少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修改工会一切不利生产、妨碍群众团结的规章制度。全总机构更要大大精简，各产业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实际上变为全总的内部机构(多数保留名义)。各地工会机构的调整，产业工会的设置，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总的说来，任何工会干部，都应当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尽可能地积极参加生产，熟悉生产过程，学会在生产中领导生产的本领。
这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后，全国总工会和各地方工会都应当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在工会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认真传达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精神，彻底肃清工会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一切影响。
同志们！工会的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相信，只要各级工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的红旗，紧紧依靠群众，戒骄戒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党交予自己的任务，并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于1958年5月26日开始到8月5日结束。会议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方针、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彻底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开展了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树起了红旗，拔掉了白旗，划清了大是大非，端正了工会工作的政治方向，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鼓舞了信心。这是在工会工作中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会议始终贯彻了整风的精神，发扬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揭发和斗争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陈用文和反革命分子秦达远以后，会议就进入揭发和清算全总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会议的后期讨论了如何改进工会工作，批判了教条主义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会工作的任务。
会议指出赖若愚、董昕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他们在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抱着充当全国“工人阶级领袖”的野心，企图把工会变成“独立王国”，以工会为阵地，处处和党对抗，实际上他们已经背叛了党和工人阶级，保护右派分子，包庇反革命分子，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在他们错误思想的统治下，全国总工会工作一度严重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工会工作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会议一致拥护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央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会议认为全国工会干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影响，正确解决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把工会完全放在党的领导之下，高举毛泽东旗帜，更好地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赖若愚、董昕等所犯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就是：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党和政府争夺权力，篡改党的工运方针，崇拜工人的自发运动，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运用诡辩的方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
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也能够领导一切，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民的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工会是党性最鲜明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各级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它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工会的各级组织实质上就是各级党委的工会工作部。工会如果不接受党的领导，必然会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办坏事，不能办好事。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说，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会是几乎包括工人阶级全体成员，党不能是工人阶级“本队”，工会才是工人阶级“本队”，喊叫什么“不能说：党可以领导，工人阶级不能领导”，他实际上是要工会领导一切，别有用心地强调工会的“独立活动”。列宁早就指出过，工会不在党的领导下，而要“独立”只能把工会引上叛逆的道路。
工会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完全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大政方针只有党中央一个“政治设计院”，工会决不允许和党分庭抗礼、标新立异、自立门户、自搞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者阴谋把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割裂开来，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此摆脱党的领导，抗拒党中央既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改变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当党指出并纠正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就怀恨在心，采用各种恶劣方法，进行抵抗和破坏，甚至挑起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对党不满，制造思想混乱。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的野心是不择手段的。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坚决拥护和支持政府，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右倾机会主义者却要工会执行国家的职能，把工会凌驾于国家之上，千方百计地在一切方面和政府对抗，采用卑鄙的手段渲染只有工会关心工人利益，污蔑政府不关心工人利益，破坏政府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和组织职工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工会和企业行政必须是一条心。工会应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动员职工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把企业行政说成是官僚主义的化身，把工会的任务说成是“保护职工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他们把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歪曲为“工会监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和企业行政。他们不是动员职工向阶级敌人斗争，而是夸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非常欣赏职工闹事，大肆宣扬工会的“调节作用”，要工会干部和闹事群众站在一边，散布“赶走支部书记和公方代表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从根本上篡改了党的工运方针，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工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钱。工会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向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逐步地把广大群众提高到共产主义的水平，克服工人群众中的非工人阶级思想，使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党的群众路线，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右倾机会主义者却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斗争说成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工人”，而把离开党的方针、政策，“根据群众自己意愿”的自发行动说成是“自下而上”的“工人运动”。其实他们所喜欢的“工人运动”正是列宁所批判的工人自发运动。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真实意图就是想利用某些职工中的落后思想，来作为反党的资本。
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尊重唯物论，尊重客观事物，尊重辩证法。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典型的唯心论者，在他们面前，没有客观实际，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的领导。对他们来说，私欲就是真理，诡辩就是方法。他们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画皮，欺骗干部，蒙蔽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玩弄马列主义的词句，偷运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散布修正主义的思想，和党对抗。
为了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工会组织中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增强党的团结。党的团结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者违背了党的这一最高原则。他们抗拒中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个人独断，用人唯亲，拉拉扯扯，互相吹捧，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他们有自己的“五虎上将”、“专家”和“能手”。他们为了进行反党活动，不分敌我，包庇反革命分子，他们恶毒地散布流言蜚语，诽谤党的领袖和党中央负责同志。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封建行帮头子，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工会工作中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一条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这就是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高度的积极性和独创精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切实掌握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实现党所交付的各项任务；不断地加强对职工群众共产主义的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增强党的团结和工人阶级的团结，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起从六亿人民出发、从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出发的全局观点；使工会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学校，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人民政权的支柱；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教育职工群众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条正确路线。
另一条路线是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路线，它反对党的领导，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崇拜工人自发势力，集中地反映落后职工的行帮思想和部分工会干部中的个人主义思想；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一条错误路线。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有无限的威望，由于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党在工会工作中的正确路线，由于广大工会干部是忠实于党的，由于职工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是受到抵制的。因此，全国的工会工作正确路线是主流，成绩是主要的，成绩对错误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是这条错误的路线也确实影响了某些工会干部的思想，对实际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危害。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倾向，确定了工会工作的正确方针，而不久赖若愚、董昕等又犯了更加严重、危害更大的错误。这就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彻底弄清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正确接受经验教训，使工会工作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避免其他重大的错误。
赖若愚、董昕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归根结底是来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万恶之源，它反映了阶级斗争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不是和党一条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怀着卑鄙的个人欲望，一切从个人野心出发，处处和党对抗；不是忠实于党所给予的工作职务、诚诚恳恳地工作，而是利用党给予的职务作为个人争名誉闹地位的资本；不是把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更加谦虚谨慎地工作，而是把它归之于自己，狂妄自大，专横霸道；不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集中群众中的正确思想，克服非工人阶级思想，而是代表某些职工的落后思想，和党较量。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行动是和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背道面驰的，而他们的结局，必然是身败名裂，为人民所唾弃。个人主义者就是这样天天为自己挖坑，而最后自己埋葬了自己。
因此，加强党性锻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是每一个工会干部所必须记取的教训。工会组织中的每个党员干部必须认识他是党派到工会中去进行工作的，而不是什么工会在党内的代表。他必须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经常向党请示报告，忠实地反映工作情况，决不允许阳奉阴违，标新立异，更不允许向党闹独立。他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和群众打成一片。坚决反对闹地位、争待遇、骄傲自负、独断专行。个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大敌，必须把个人主义弄臭，使个人主义无容身之地。对个人主义容忍，就不能树起共产主义的红旗，和个人主义和平共居，就是纵容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进攻。工会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把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克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提倡共产主义风格，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批评错误的奴才思想，坚决展开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开展敌我斗争和两条路钱的斗争中，必须掌握党中央所指出的“分清敌我，明确是非”、“严肃批判，分别对待”、“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必须清除出党。对以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者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对他们采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只是为了更便于肃清他们的影响。对那些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则应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予以必要的批评和斗争，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某些人表面拥护、暗中反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说什么不能“以胜利者自居”。他们实际上是赖若愚“阴魂还阳”，必须坚决揭穿他们的真实面貌，予以严肃批判，以提高绝大多数同志的觉悟水平，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
会议讨论了去年整风以来我国出现的新形势。现在我国在党的总路线照耀下，共产主义精神太高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全党全民办工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跃发展。新的形势向工会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大胆地突破陈规旧套的束缚，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从我党领导群众工作的传统经验出发，克服工会工作中的行会思想和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克服经验主义。从便利各级党委领导出发，改变工会体制。高举毛泽东旗帜，解决今后工作中的问题。今后工会工作不是更难做，而是更好做；不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而是大有可为。
工会各级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巩固工人阶级的团结，巩固工农联盟，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不断地促进生产大跃进，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引导职工群众更加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
工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成都会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改变工会体制。各级工会都必须无条件地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要改变过去垂直领导的方法。各省、市、自政区工会联合会改为地方总工会，各级产业工会实际上要成为各级工会的工作部门。全国总工会必须下放权力，大大紧缩机构，修改规章制度，充分发挥地方工会的积极性。
工会组织必须把整风运动深入下去进行到底，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和这次党组扩大会议的决议，高举红旗，拔掉白旗，彻底肃清工会干部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影响。全体工会干部必须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克服行会思想和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思想，打掉三风、扫清五气，参加体力劳动，学习生产知识，克勤克俭，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下，充分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
1958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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