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2-10 作者：[待确定]
通州区马驹桥公社高古庄分社党委书记刘玉奎，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擅自决定，把高古庄原有的5个村混编为2个营，划为3个居民区，强迫社员大搬家，实行男女分居，学生、老人一律集中食宿，并规定夫妻10天见一次面，以致造成群众无心生产，惶惶不安，纷纷变卖家具、杀猪宰鸡等混乱现象，情况是十分严重的，给党造成严重损失。刘玉奎这种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同时，不经请示报告，也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我们必须从思想上严肃地对待这种问题。如果强调“任务大、时间紧、水平低、办法少、争先进”等原因，而容忍或原谅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那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就会是非不分，就不能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纠正缺点错误，党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通州区委必须从思想上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在全体区、乡、社干部中展开讨论，教育干部，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这里必须指出：整风和大跃进以来，干部作风有了很大改进，党和群众关系是进一步密切了，郊区乡、社干部在工作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和工作中的缺点比较起来，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是目前在郊区乡、社干部中，类似上述不顾党的政策、粗暴地干涉群众生活的强迫命令作风，甚至随便捆绑吊打群众的违法乱纪行为，仍然存在。因此，郊区各区委、县委和各人民公社党委都必须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在全体区，乡、社干部中层开讨论，
这里还必须指出：犯有强迫命令或捆绑吊打群众等行为的人，一种是好人，办了坏事；一种是坏人，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和大生产运动中故意破坏党同群众的关系。应当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于混入人民公社领导机构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极少数作风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把他们从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对于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着重教育，打通思想，提高觉悟，不要着重追究责任，尤其不要形成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打击。他们之所以犯错误，同上级领导机关分配任务不当或政策交代不清也是有关系的，不能一味责备下级。但是，这绝不是对错误的容忍和迁就。
这里还必须指出：强迫命令作风，不只是在郊区的某些区、乡干部中有，在工矿、建筑、商业、文教等单位的某些干部中也有，这些单位也要注意检查和纠正这种现象。
中共北京市委
10月下旬，马驹桥公社高古庄分社党委书记刘玉奎，在组织大兵团时，强迫男女社员大搬家，封地、富门，集中地、富生活资料，造成群众无心生产、变卖家具、杀猪、杀鸡、宰鸭等混乱现象，群众极为恐惧。10月25日，区委发觉后，立即责成区委派到马驹桥的工作组与公社党委共同研究，作了纠正。同时，区委书记处书记杨文彬、魏继庚也先后到该社亲自检查解决问题。到10月底，群众情绪已基本上稳定下来，转入正常生产。现将当时情况和处理经过报告如下：
高古庄分社党委书记刘玉奎，存有单纯任务观点和不顾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他认为要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只有男女分居，才能打破村庄和家庭界线，才能解决干部的村本位和群众的私有观念。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之下，他于10月16日晚在社、站、队干部会上宣布：把高古庄原有的5个村混编为3个营，划为3个居民区，男在一起住，女在一起住，学生、老人一律集中食宿，并规定夫妻俩10天见一次面（过大礼拜）。21日开始按照上述计划组织，22日行动，到26日搬完。刘玉奎的这一错误行动引起群众极大的反感和恐惧，把26日看成是难过的一“关”，因而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社员顾虑大搬家、腾房子，人心惶惶，无心生产，把日常用的桌椅、钱柜、锄镐、木锨等拿到供销社去卖，甚至把箱柜劈碎、门窗拆毁当劈柴卖给供销合作社。25日晚，供销社门口有152人站队卖东西。这一天水南村只有14个人干活，到27日全村还有500多亩玉米、豆子、白薯没收，棉花也没有人拾。分社副社长李启旺家把东西卖光了，把柜劈了烧火，李的母亲对孩子说：“今天暖暖烘烘地睡一觉吧，明天不知道都上哪去住啦!”
二、搬家前两天，社员把自养的鸡、鸭、兔吃的吃，卖的卖，有的把猪也杀了，家里的咸菜缸也不要了，扔的扔，倒的倒，去食堂吃饭的人少了一半多。社员王瑞家一次炖了三只小鸡，老太太吃饭时说：“好好吃顿团圆饭吧，明天就分开了，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啦!”
三、有些家长往学校送孩子时哭哭啼啼地说：“去吧，孩子！以后有机会，我再去看你!”副社长徐德洪全家8口人分到三个村去住。当他回家取被褥时，他母亲原来身体就不好，一听说一家老少、男女要分开就急死过去了。徐为了照顾母亲，以自己有病为名向刘玉奎请假，不敢说实话。社员白敬如家分到三个村去住，他说：“今后不用找对象了，找了也不让上一块去，找对象还有什么用！”有些小学生集中到学校去住，没有被褥，没有脸盆、毛巾等，问题很多，家长们很不放心，有的妇女提起这回事，就在一块哭。
四、在男女老幼大搬家的同时，刘玉奎封了21户地、富的门，并把他们编成劳改大队；地、富家的红糖、菜、酱、鸡蛋等生活资料也集中到一起，准备分给群众，有一部分则放在自己屋内，留作个人食用。
刘玉奎这种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深翻种麦的时候，新河村贫农社员田长月使用十行播种机时，因为丢了一个螺丝，刘即给田扣上“破坏生产”的罪名，并召开群众大会，对田进行斗争，一开始就叫田跪下，田不跪，并辩驳说：“我不是地主、富农。”刘大怒，就下令把田捆起来。水南村党支书转业军人张衡身体本来就不好，工作不够积极，刘也组织群众对张进行辩论，并让张和地、富一起去劳动改造，病了也不叫回家，经别人提意见才准张回家养病。
高古庄分社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从现有情况检查看，马驹桥公社党委领导上是有责任的，但主要是分社党委书记刘玉奎不顾党的政策，独出心裁，任意乱干，没有群众观点，作风恶劣造成的。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是：有些领导干部政策水平低，办法少，平时不爱学习，对党的政策和任务的一致性认识不够明确，对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认识不够，特别是在目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又加上深翻种麦任务大，时间紧，领导上布置工作时办法交代得不具体，强调政策要服从任务，所以在工作中，只单纯地为了夺红旗、争先进，而不看实际情况，不认真研究讨论，就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凭着感情，独出心裁，先行一步，跟着空气
办事，为了搞好生产，甚至不择手段，不考虑后果。
为了稳定群众情绪，搞好生产，区委工作组先后召开了五次党团员会，三次群众大会，向干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并采取了以下措施：（1）已经搬到外村住的社员，仍旧搬回来，各户住的房子还由各户住，不再大变动；（2）解散新组织的大兵团，仍以村为单位组织生产；（3）卖给供销社的锄镐、木锨、生活用具等，社员要求退的仍按原价退回，归社员自己使用；（4）集体食宿的学生，一般不采取大集中的办法，对年龄较大的愿意在校内居住的学生，也适当作了安置；（5）地、富房屋已经调整的，经过和他们商量同意之后，又适当地给他们找下了住处。已集中起来的生活资料，也叫他们个人认回，仍归个人所有，个人使用。这样解决之后，到供销站卖东西的人没有了，下地生产的人多了，到食堂吃饭的人也多了。
为了吸取教训，教育全体干部，整顿工作作风，区委又组织专门工作组进一步到该社进行深入的检查，以便研究处理。待处理后再向市委报告。
1958.11.20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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