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5-9 作者：[待确定]
北京郊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7年8月中旬开始到12月底全部结束。运动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大鸣大放为主，同时进行一般整改(约20天左右)；第二阶段，以合作化的优越性、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法制等四个问题开展大辩论为主，同时边辩论、边整改(约60天左右)；第三阶段，集中进行 乡、社、党、团等各方面工作的大整大改(约40天左右)。运动的特点是：放的深、辩的透、改的狠。经过这次空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和整风运动，北京郊区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促进了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运动的主要收获是：彻底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严重地打击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大力整顿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党、团组织，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一、 经过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言行的批判。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据马池口、六里屯、看丹等三个乡的典型调查：富裕中农中，基本上拥护合作化道路 的，已由运动前占本阶层的20％左右上升为50％左右；表现不同程度动摇的，已由50％左右下降为35％左右；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对合作社和统购统销 政策有严重不满情绪的，已由30％左右下降为10％——15％左右。他们的资本主义活动也有收敛。全郊区1235户闹退社的不闹了，1019户单干户中有 592户自愿申请入社。富裕中农这个阶层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1)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宣传了合作化的优越性，1957年年景又好，许多人 增加了收入，特别是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宣传和冬季大生产运动，使他们从心里佩服合作社好，认识到合作社在基本建设、施肥、采用新式农具和渡过灾年等方面的伟大力量，基本上打消了“怕入社不保险、挨饿”，“合作社不如单干”等想法。(2)通过大辩论，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了；同时政府又采取了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无照小贩等堵塞资本主义滋长的措施，使他们知道“现在即使出社单干，也没有过去的好时光了”。经过算细账，有些人感到后悔地说：“社没退成，挨了 一顿批评，没好好劳动，也没挣到工分。”上岸乡富裕中农黄桂山在大鸣大放时大肆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经过批判后有了很大转变，屡次向工作组表示，“想个人发财是不行了，要和大家一起好好干”。部分“翻身忘本”的新富裕中农在这方面的转变特别突出，通过回忆、对比，使他们认识到“吃水不要忘了挖井的人”。 昌平区工农社的新富裕中农于守德在社员们批判他不该忘本以后，夜里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找工作组承认错误，并向社员作了检讨。
同时通过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的批判，通过回忆、对比，对多留自留地、抄肥、私分庄稼、私藏社内农具的批判，也使贫农和下中农进一步明确了大是大非，并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思想行为，从而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更坚定了。目前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爱社如家、勤俭办 社、勤俭持家的风气正在形成。1957年的秋收、秋耕比往年做得又快又好。在运动中有6160名出外“抄肥”的社员回社参加了生产；有1396名懒汉、二流子积极参加了劳动；东郊、丰台、石景山和矿区等四个区，共有4680户社员交出了私藏社里的农具8154件，有14408户社员交出了多留的自留地 8742亩。通过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的辩论和算细账，农民的口粮标准由1957年的平均每人每年386．7斤降为367．8斤，今年由国家供应的粮食将减少1000万斤左右，秋季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而且入库早、质量好。
二、在运动中共斗争和处理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187人，占地、富、反、坏分子总数的11％。其中地主917人，富农1057人，反革命分子218人，坏分子 999人；逮捕213人，管制270人，劳动教养187人，拘留284人，社监督生产369人，重新戴上地主、富农帽子的985人，原来漏网这次新划为地 主、富农的261人，只进行子斗争未做处理的618人。同时，在运动中又普遍宣传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这样，不但平息了民愤，大快人心，而且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警惕，加强了农村的治安工作。
三、在群众和干部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立即趁热打铁，大力整顿了农业社、农村党团组织和乡级各部门的工作。运动中，群众提出的经过归纳后的10万多条意见，基本上都获得了解决。
(1)消灭了全部“三类社”，整顿了一部分落后队；运动后期合并了一部分农业社，扩大了社的规模。
在大辩论以前，郊区429个农业社中一共有16个“三类社”，在一部分社里还有少数落后队。这些社、队的主要问题是：干部不团结或干部成分不纯，党的政治思 想工作薄弱，部分社员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搞“抄肥”的现象比较普遍，因而生产管理混乱，损失浪费很大。在大辩论中，根据市委关于必须把“三类社”和落后队 整顿好的指示，凡是有“三类社”和落后队的乡都注意加强了力量，改选了干部和发动社员针对本社本队存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澄清了社员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整顿。现在，16个“三类社”都已上升为“二类社”，落后队的面貌也有了显著的转变。
在大辩论的后期，根据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有计划地合并扩大了一部分社。郊区的社数已由去年的429个并为258个。平均每社户数由465户增加 到746户。258个社中，千户以上大社66个，500至1000户的社37个，500户以下的社155个。社的规模扩大以后，区委又下放了一批干部加强了领导。
(2)许多社进一步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管理水平。在财务管理方面，针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各 社都认真地公布了账目，特别是对群众有疑问的项目，作了详细的公布。对公共财产则普遍地进行了清点查对，进一步健全了保管使用制度。各社还规定了干部借款 的审批手续，从制度上限制了干部随便借支的现象。另外，根据群众的揭发，清查出一批贪污案件。郊区429个社中有151个社查出贪污案件495起，共有 574人贪污人民币31866元。这些人员都分别作了处理，少数情节严重的已予逮捕法办。许多社都结合清查贪污，进一步健全了账款分管、验收、库存限额等 项制度。又根据市委关于必须把合作社干部的补助工分占全社总工分的比例压缩到1％——1．5％的指示，许多社大力地精简了管理干部，把一部分社主任、大队 长下放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加强基层的领导。丰台区东方红和看丹两个社原有管理干部98人，这次精简了45人到生产队担任队长等职务，剩下的53人也都订出 了全年必须完成的劳动日计划。再是高级合作化以来长期遗留的有关互利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在运动中获得了解决。昌平区在高级合作化时，有的社把社员院子里的果树也作价入了社，社员有意见，这次都退还了社员，有5个社的果树入社时没有作价，这回作了价。京西矿区对社员入社的果树遗漏未作价和作价偏低的都进 行了合理的补价。另外，昌平区有181名社员应摊纳股金而未摊纳和547名社员摊纳的股金不合理，都分别补摊和作了调整，社员感到很满意。实行“三包”制的社中“三包”指标不合理，牲畜、农具搭配不平衡等问题，都作了研究，准备在制定1958年“三包”方案时加以改进；没有实行“三包”制的社，普遍认为需要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现在，郊区258个社中，除11个山区小社以外，都已实行“三包”制。
(3)整顿了社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纯洁了社的干部队伍。过去有些干部办事不愿意和群众商量，怕群众意见多，不好处理；少数干部自以为是，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 经过整改，在这方面有很大转变，特别是他们看到在大辩论中把问题提交群众讨论很快就得到解决，因而进一步体会到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在今〔去〕年的秋耕和冬季大生产运动中，许多问题都先在群众中进行了讨论。过去干部借款多、参加生产劳动少等特殊化作风也有很大改变。大屯乡五四社主任陈宏旺欠信用社贷款1310元，这次在群众会上做了检讨，并制订了在4年内分期还清欠款的计划。张郭庄乡和郭公庄乡有5名乡、社主要干部卖掉自行车归还了贷款。这种行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好。有的社员说：“干部都归还了欠款，咱们也得想法早些把贷款还清。”许多乡、社干部在整改之后背起了粪筐，带领群众积极地投入了冬季大 生产运动。据昌平区60个社的调查，在1059名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已有752名(占71％)参加了生产劳动，最少的每月劳动10天，一般的都能达到 15天。干部对公私不分、自私自利、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普遍有了警惕。如东郊区六里屯乡乡长张永顺，1956年曾利用职权把他老婆送到针织厂 学徒，在大鸣大放中群众对他提出许多意见，检讨七次才过了关，他感慨地说：“以后把眼珠子挖掉，也不敢犯自私自利的毛病了。”各乡、社都撤换和清洗了少数 混入干部队伍中的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分子和一批混入要害部门(车把式、饲养员等)的地、富分子。据东郊、南苑、丰台、石景山、矿区等五个区不完全的统 计，管理委员以上的干部中因为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错误严重，被逮捕和撤职的共113人(其中逮捕23人)，占管委以上干部总数2570人的4．4％。在 大辩论以后，各社都进行了改选。这次选举采取了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候选人名单，经过反复酝酿，然后进行选举的办法，充分发扬了民主，选掉了一些资本主 义思想比较严重的和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干部，进一步巩固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也选掉了一部分自私自利、作风严重不好和不称职的干部，使合作社的领导更加精干有力。
(4)纯洁了党团组织。这次整党、整团是结合大辩论和整社同时进行的，党、团员的资本 主义思想行为受到了内外的冲击，因此，一般支部搞得都比较深入。通过整党、整团，党、团员的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普遍地划清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加强了 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了革命意志和工作朝气。许多党、团员反映：这次整党、整团是几年以来解决思想问题最透彻的一次。京西矿区老区原来有一部分干部换班思 想比较严重，经过整党，多数人明确了这是一种政治上衰退的表现，扭转了原来错误的想法。农村中原来有一部分团员认为只要是生产好就是好团员，这次明确了不 做工作就根本不够一个团员的条件。各乡在彻底搞透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组织整顿。据121个乡的统计，在16427名党员中，清洗出党的有449人， 占党员总数的2．7％；受到留党察看、撤职、警告处分的388人，占党员总数的2．4％。据114个乡的统计，18213名团员中，清洗出团的有658 人，占团员总数的3．6％，受到团内其他处分的366人，占团员总数的2％。
(5)农村供销社、粮食店、信用社、派出所、菜站、粪场等单位，也都在市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普遍改进了服务态度，改变了工作时间。如各乡供销社普遍调整和延长了售货时间，一般改为晚上售货到九十点钟，关门后还实行一二小时的窗口售货，并开展了流动售货、送货上门的业务。信用社改变了星期日不办公的制度。各乡派出所整顿了民警的工作态度。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决定包干到社，由合作社把粮食管理起来，以堵塞浪费粮食的漏洞。经过整改，这些部门普遍地加强了为农民服务的观点，克服了机关化的作风，密切了和群众的关系。
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是顺利开展运动的重要关键。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紧紧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坚决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摆事实讲道理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好办法。
我们对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以下几点体会：
1． 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是顺利开展运动的第一个重要关键。在运动初期，干部和群众对大鸣大放都有不少顾虑。许多干部怕放乱了不好收拾和影响生产，少数 干部怕“引火烧身”；社员群众主要是怕干部打击报复给小鞋穿，怕不解决问题，怕反右派等。针对上述情况，各区、乡党委都及时地反复地向干部讲清了我们几年 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绝大部分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大鸣大放是为了发现问题，彻底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农村中不进行反右派；同时向群众一再表示了彻底 解决问题的决心，由社、队干部分别向社员做了解决问题的保证，并且在鸣放初期就抓紧解决了一批群众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在方法上，我们采取了党团员、干部和群众一起鸣放的办法，利用座谈会、地头会、家庭访问等便利于群众鸣放的形式，并专门组织了地主、富农的座谈会。这样，就基本上解除了干部和群众的顾虑，保 证了各阶层群众都能够畅所欲言，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一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就在群众鸣放高潮中，放出了他们的各种反社会 主义的言论，为开展大辩论准备了条件。在运动进入大辩论阶段后，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干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辩不好、怕反面意见占上风。在这段期间，我们曾 反复向干部说明，应该相信群众的多数是会坚持正确意见的，错误思想是会被澄清的。而头一两次辩论会开得不好，甚至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叫嚣占上风，也不足为怪，是件好事，因为这样既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反面意见，又可以锻炼群众。事实证明，广大群众只要经过一两次辩论会的实际锻炼，大辩论就会迅速地开展起来。 在整改工作中，许多乡也采取了发动群众提办法，然后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再交给群众讨论修改，直到群众完全满意为止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经验证明：这是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在运动中，许多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多留自留地和劳动纪律松弛等，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都迎刃而解。乡、社 干部对这一宝贵的事半功倍的方法也有了初步体会。
2．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紧紧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依靠 他们中的积极分子，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事实证明：在大鸣大放阶段，他们顾虑最少，放得最快、最透，提出的意见最多，而且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 同时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性的鸣放高潮就很快形成了。在运动进入大辩论之前，各乡都选拔了一批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训练，这批积极分子 在大辩论中就成了向各种错误和反动言行进行斗争的骨干力量。整个运动自始至终都贯彻了团结、教育、改造富裕中农的政策，使干部和群众把对待富裕中农和对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严格区分开来。对富裕中农坚持了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说理斗争的方法，除了在会上辩论、批判之外，还 找他们个别谈话，耐心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在运动后期，召集他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工作的意见，使他们更加靠近了我们。
3． 摆事实、讲道理是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方法。在辩论合作化问题时，一般是通过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农民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合作化前后生产和生活的变化，来驳 斥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在粮食问题上，也算了解放前后、合作化前后农民吃多少粮食，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等几笔细账，批判了囤粮喊缺的思想。在工农关系 问题上，也通过比工人、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比生产、比生活条件，比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等，驳斥了挑拨工农联盟的言论。有些乡还组织农民到工厂参观，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在工作方法上，我们采取派较强的干部搞试点乡，先搞半个月，取得经验，指导一般的做法。我们掌握的8个试点乡，在提供情况、问题和创造经验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巩固运动的成果，必须在农村建立经常的政治工作制度，进一步改善农业社的经营管理，使干部又红又专。
今后郊区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体农民，鼓足革命干劲，努力发展生产，满足首都的副食品供应，为国家增产工业原料。因此，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都要认真钻研农业科学技术，搞试验田，以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要通过参加生产使干部和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把干部放在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改善干部工作作风。但是，在全面展开向大自然进军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存在，先进与落后保守的思想斗争仍然是激烈的，而形形色色的右倾保守思想又是和小资 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分不开的。因此，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经过运动，农村的干部虽然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还缺乏必要的政治工作制度。今后，还必须结合农村的各种中心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坚决防止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情况发生，并使之逐步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切工作就会失去方向。所有农村干部必须真正做到又红又专。
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经过这次整党、整团，大多数党、团组织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也还有许多乡、社的党、团组织对检查支部工作的缺点做得很不够，已经作了检查的也还没有定出必要的制度。这也是需要今后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是个重要问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在整社工作中，各社都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建立和健全了一些管理制度。但是有些办法还只是临时措施，不是根本措施。如怎样公布账目使群众看得懂，怎样对减少收入和超支的社员在劳动生产工分上给以适当的照顾等问题，都还需要继续研究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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