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4-10 作者：[待确定]
各县五级干部会议都在三月二十七日前后结束。紧接着就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了主席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指示和省委的十项规定，开展整社运动。在运动中，一面宣传，一面解决公社的体制问题和各项经济政策问题，一面发动生产高潮。到四月九日统计，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基本核算单位，思想发动比较充分，经济政策问题已经处理，生产已经形成高潮；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基本核算单位，宣传还不够广泛深入，处理经济政策问题和组织生产高潮没有很好结合起来；还有百分之八的基本核算单位由于领导骨干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贯彻执行得很差。整社的进度：全省共有基本核算单位二万六千九百七十六个，目前已经定好的占百分之九十七点二，平均每个基本核算单位两百户左右；领导人员已经定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三点六；“三包”生产责任制已经定到生产小队的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一；收益分配方案已经订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账目已经基本上算清的占百分之三十（算账的进度可能估计得高了些，已经算的，也大都没有彻底清算一九五八年的收支账目）。
整社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春花作物的培育和早稻双千斤运动。与往年比较，今年早稻播种普遍提早半月左右，播种量每亩平均在三十五斤左右。三月中旬，全省参加积肥人数有二百八十五万人，到三月下旬和四月初，增加到三百一十万人以上。积肥效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每亩早稻平均有一百二十担左右的标准肥。全省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技术训练，普遍举行了现场比巧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已训练了插秧能力一百七十万人。多数县用于农业的劳动力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总的情况是，早稻双千斤措施比过去落实，多数地方的生产高潮已经初步发动起来。粮食紧张局势已经有所缓和，根据二十八个县的初步统计，共报出隐瞒的粮食四千九百多万斤，其中桐乡一个县即报出五百八十万斤。
根据最近检查，在贯彻执行十项规定中，问题比较多的，主要是权力下放、包产指标和清理账目这三个方面：
（一）权力下放问题。在定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单位当中，大多数地方都能够和群众商量办事，定得很顺利。但是，也有不少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在思想上还不承认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不重视发挥小队和社员的积极性。他们在定生产小队的时候，总想把生产小队的规模划得大些，便于管理，而不愿按照群众的要求，把生产小队划分得小些。嘉兴地区百户以上的生产小队有二百零六个，群众要求三、四十户左右，干活路近，吃饭方便，这种意见是对的，但是生产队干部不同意。还有些生产队的干部对于应当划给生产小队和社员经营的小型副业、猪羊鸡鸭、零星土地果木等，也不愿放给他们经营。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地方把国家税收、公共积累全部包到小队，使小队实际上变成了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做法同样是不对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反复在干部中进行教育，说明一定要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才能发挥小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因此，在定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一定要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和群众商量办事，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坚决克服干部包办代替的现象。
（二）包产指标问题：在定生产任务和实行三包责任制当中，各地都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总结了去年的丰产经验，分析了今年有利条件，既批判了保守思想，也修正了不切实际的包产指标。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讨论，指标和措施都没有落实，早稻包产指标定得偏高一些。根据五十四个县市统计，早稻包产平均在一千一百斤左右，其中每亩包产在一千四百斤以上的有两个县，一千三百斤以上的有三个县，一千二百斤以上的有十四个县。有的地方把上面所提的指标硬套下去，有的地方还层层加码。黄岩县早稻包产指标一千二百斤，该县乌岩公社提高到一千三百五十斤，到生产队又提高到二千斤。为什么干部希望提高包产指标呢？一是想使生产计划更有保证；二是想多提公共积累。我们批判了这种观点，同时强调早稻包产指标，必须落实，要给生产小队留有余地，让他们有可能大大超过包产指标。根据这个精神，并且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我们向各地指出，早稻包产指标可以从六百斤到一千斤，一定按照当地的不同条件，由群众讨论决定。但是，增产措施一定要按照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的争取指标安排，并且要保证不折不扣地做到，不能因为降低包产指标而不加劲干。
在包产当中，许多地方反映穷队信心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县委都已按照主席指示，派出一批领导干部，深入穷队，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摸清原因，具体帮助。从杭州市郊区、诸暨等地反映的情况来看，穷队之所以比较落后，除了自然条件差、底子薄、多种经营少等客观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干部很少到那里去，对他们批评多，帮助少，群众反映：“要么就不来，一来就压任务、拔白旗。”针对这些情况，各地都研究了支持穷队的具体措施，主要是：下放一批干部，加强领导，并且抓住穷队能不能大跃进，能不能赶上富队这个题目，发动群众鸣放辩论，动员大家想办法。积极鼓励他们立雄心大志，尽快地改变穷队面貌。同时在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上予以照顾，使他们既能保证不减少粮食播种计划，又能种植一部分产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或者经营一些获利较大的副业。此外，在农业贷款上，各地都准备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贷款支持穷队。经过采取了这些措施，穷队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杭州市郊区良渚公社比较穷的八公桥生产队，经过群众大辩论，首先向全社闻名的富队吴家埭生产队发起早稻双千斤竞赛，吴家埭生产队开始满不在乎，但是一个星期以后，看到八公桥的春花生长情况已经超过了自己，连忙召开支部会和社员大会，检查了自满思想，并且加强了和八公桥的协作和帮助。这两个队的竞赛，不仅鼓舞了其他穷队的勇气，而且推动了全公社双千斤运动的开展。
（三）算账问题：广大群众对清理账目的要求非常迫切，已经清理了账目的地方，特别是已经部分兑现的地方，“共产风”的影响迅速消除，群众对党的政策的怀疑心理很快就解决了。但是仍旧有相当多的干部对算账思想不通，有的公开抵抗，有的准备拖过去。据各地反映，基本核算单位以上的干部有半数左右对清理账目问题抱消极态度。其中一部分人是认识问题，怕算不清，怕算了还不出，怕影响生产，怕影响穷队的积极性。另一部分是手脚不干净的人，怕算账揭底，搞到自己头上。据义乌、杭州市郊区等地的典型材料统计，基层干部中超支和挪用公款的现象相当普遍，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另有贪污行为的人约占百分之五至十，这批人千方百计地抵抗算账。还有些县的领导干部对算账的决心也不够坚定，他们一碰到抵抗，就表现动摇。因此，我们在学习了主席批转的麻城经验以后，专门召开了电话会议，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从省委、地委到县委，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必须实行地、县委书记挂帅，发动生产小队长和广大社员，彻底清理公社和生产队的账目，同时又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正确的政策。在方法步骤上，首先算清县和公社与核算单位的账，并且边算账，边兑现，使自己一身干净，用事实向干部和群众表明决心。其次，要向干部交清政策，团结教育多数，帮助有错误但是愿意改正的同志下楼。宣布超支挪用的应当归还，一时还不清者分期归还；属于公私不分、占小便宜的必须在群众中交代清楚，并且归还应当归还的现金和物资；对于贪污情节严重，又拒不交代的必须严肃处理，借以教育干部。总之，要做到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处分百之几的坏分子。第三，目前正值农忙季节，算账又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拖延下去不利。因此决定立即行动，点面结合，分批分片展开。把算账和当前生产安排好，白天生产，晚上算账。各县选择一个或两个公社作重点，先走一步，其他公社相差三五天，步步跟上。具体做法，都由书记亲自动手，召开社员代表大会，交清政策，表明决心。并且组织有各级负责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清账小组，实行专人算账和发动群众相结合。估计这种做法，可以很快地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声势，解决问题。在五月份插秧基本结束以后，再在县里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进行复查和选举公社各级领导组织。
从这十多天工作的情况来看，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干部是不是认真走群众路线。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集中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从这一时期所暴露的情况来看，在各级干部当中还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能真正贯彻下去。因为公然对抗中央方针的干部是极少数的，但是有不少干部口头上拥护，而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却七折八扣，合意就执行，不合意就不执行。因此，在贯彻主席指示当中，首先要解决干部对执行党的政策的态度问题。根据海宁县对全县一千一百六十二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排队，其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并且走群众路线的有六百三十八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九；在贯彻执行当中思想未完全解决，行动上打折扣的五百零六人，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对抗的十八人，占百分之一点五。嘉兴县西塘公社党委书记李怀思在传达当中，不讲权力下放，不讲包产到小队，不讲房屋家具私有，不讲算账等等，并且说“要算县里派人来，我们自己算不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运用正反两面典型的实例，摆出对立面，用事实教育干部，并且对于象李怀思这样的人，坚决加以撤换；嘉兴、海宁等县经过对比教育，效果很好。与此同时，还必须认真解决干部的群众路线作风问题。不少干部在工作中往往只从自己方便出发，不从群众方便出发，不敢把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他们还害怕反面意见，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常常采用一批、二辩、三斗的方法压回去，个别的甚至无理扣押坚持不同意见的人，象龙游县溪口公社党委书记张学智在传达主席指示、动员鸣放的时候，有个雇农出身的社员练樟土对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发了些牢骚，张学智就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当场扣押。我们已经抓住这个反面教材，宣布撤职，发出通报，教育干部。必须虚心听取反面意见，并且要保护那些敢于坚持反面意见的人。此外，许多基本核算单位在定领导人员当中，群众提出要求改选干部，他们说：“当家人一定要好”，特别是生产队长、小队长、会计、食堂主任等一定要大公无私，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工作经验。有些基本核算单位干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但是领导上不经群众同意宣布仍然一律不动，群众就起来质问：“权力下放是放给群众，还是放给少数坏干部？”因此，我们认为在确定领导人员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群众讨论同意。一般可以到五月份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时再正式进行选举，但是目前群众要求改选的就应当立即进行改选。
鉴于干部作风上的这种状况，我们最近反复强调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和放松领导、脱离群众的作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县的五级干部大会以后，有些地、县委认为主席指示已经贯彻下去了，群众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了，生产高潮也开始发动了，因而有些松懈，对于在干部当中可能遇到的抵抗估计不足，对于那些脱离群众的干部，常常因为他们有一定能力而存在迁就的情绪。还有些县的负责干部听汇报多，深入检查少，有的深入下去，就放松了对整个运动的领导。我们批判了这些倾向，强调必须抓紧领导，必须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最近，各级党委都组织了两套班子，一部分人抓全面情况，天天汇报，利用电话会议和有线广播，每天解决问题；另一部分人深入检查，直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县以上机关天天研究运动情况，对于重要问题都通过现场会议和有线广播，由于领导干部直接阿群众进行宣传，大大减少了干部各行其是和执行中七折八扣的偏向。在加强干部的群众路线教育方面，我们连续地批发了几个通报，召开了几次电话会议，提倡领导干部直接向群众讲解政策，反复强调和群众商量，经常召集各种代表人物开调查会，各种会议都要吸收好提反面意见的人参加，并且规定干部必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正确的意见要听，反面的意见也要听，发牢骚也要听，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各地、县委在最近也都抓住一批典型的正反两面教材，设置对立面，反复向干部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以求通过这次运动，使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能够有切实的改进。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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