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9 作者：中共河南省委
中共河南省委去年十二月一日，省委接到毛主席关于反映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一封匿名信的亲笔指示（原指示一并送上），立即进行了研究，并且组织了省、地、县委共同参加的联合检查组，深入现场，结合整社与各方面有干部、群众反复座谈研究，在省党代会期间又召集了许昌地委、长葛县委和坡胡人民公社有关干部进行座谈，现在情况已基本上查清。匿名信中所反映坡胡人民公社拐河杨村干部作风问题基本属实。在调查中，发现该社第一管理区的坡胡、营张、石桥刘等村在某些方面比拐河杨村还严重。这种情况在去年秋收种麦期间表现最为突出。长葛县委对此问题发现较早，已经在去年十一月中旬进行了初步处理，基本上制止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的发展。
坡胡人民公社包括十四个管理区，一百零二个自然村，八十三个生产大队，一万七千一百九十三户，八万五千九百五十二人，于去年八月由坡胡、后河、阎楼三个乡八十一个农业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共有党员一千零八十七人，团员二千八百七十五人。该公社是长葛县委的老重点，工作基础较好，历年生产比较先进，特别是去年涤翻土地和小麦园田化成绩更为突出，对全县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地委和县委的两面流动红旗，长时期保留在该社，很多参观团不断到该社参观学习。就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党委和部分干部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浮夸现象，错误地认为公社化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不深入群众了解下情；在不少工作中，常常以简单粗暴的办法，代替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从去年七月份就开始在营张村发生，由于领导上没有及进发现制止，逐渐发展到全社，尤其是第一管理区比较严重。据调查，全社从去年七月至十月中间共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一百六十多起（第一管理区八十七起），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一百五十四人（第一管理区九十四人）。所采用的方式有辱骂、斗争、吊打、推搡、罚跪、罚款、扣工资等，共惩罚干部、群众四百四十八人（第一管理区三百三十九人），其中被打的二百四十二人（第一管理区三百三十九人），内有贫农七十八人，中农四十三人，上中农四十三人，富农四十九人，地主二十九人；其中并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二十五人。因强迫命令自杀未遂的二人，外逃的四人，本人有缺点怕挨打，挨斗争外逃的十四人。
坡胡人民公社所发生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恶习劣的影响，在思想上，工作上一度发生混乱。有的群众反映说：“现在干部作风不如过去啦！没有群众活的啦！” 拐子杨村当过七年雇工的齐同妮挨打后说：“我的毛主席呀！我在旧社会受尽艰难困苦，你老人家来了我才翻过身来，过了七、八年的好时光，咋又叫我挨这样的打！”由于某些干部采取辩论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发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行为，因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很不满意的说：“社会主义就是这呀！”由于某些会议发生动手动脚的现象，所以部分干部和群众害怕开会，他们说：“开会不是斗争，就是罚跪挨打，听说开会两条腿抬不动。”群众称某些作风恶劣的干部是：“话阎王”、“新恶霸”、“人人怕”、“国民党作风”。
产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原因，首先是混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艰，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群众。在工作中开展群众性的红旗竞赛运动，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但是他们在评比的时候，错误地把人和队（村）分成“上、中、游”，分发“红、绿、黑旗”的办法，凡是工作落后和完不成任务的和队（村）都被评为“下游”，认为是“白旗”，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当作右派和敌人来斗争，打击和惩办。这样就打乱了阶级阵营，混清了是非，越是工作紧张，任务完不成，违法乱纪的现象就愈严重。公社党委某些负责志在干部会上曾说过：“上游是红旗，中游是立场的问题，下游是什么呢，你们们自己考虑。”“下游就是辩论对象”。“批你的评”、“讨你的论”、“专你的政”、“撤你的职”、“拔你的白旗”，成了某些干部的口头语，经常用这些大帽子吓唬群众。第一管理区个别大队从上到下人分为上、中、下游三等，旗分红、绿、黑三色，评为上游者得红旗，中游者得绿旗，下游者得黑旗，社员分别戴红、绿、黑、的条，上边写着上、中、下游字样。一般的“下游”社员要向“上游”社员鞠躬致敬，并且还当众坦白、斗争。石桥刘大队，由上游评为中游后，当天晚上就召开队长会议，把评为“下游”的李黑吞、李卷章、石和尚三个专业队长都打了一顿，李黑吞被打的十来天不能劳动。拐子杨村前支部书记许常山，当他村两次被评为“下游”的时候，还没发生打人，在第三次被评为“下游”，受到总支负责同志“不要脸，不要鼻子”的训斥后，打了两个被评为“下游”的专业队长。坡胡村被评为“下游”的社员，有的被罚了款，罚“下游”社员的蒸馍，给“上游”社员吃，“下游”社员不能吃蒸馍。特别是当年十月中旬地委、县委的两面优胜流动红旗被增福庙、董林两社得了后，这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达到了顶峰。公社党委领导上认为红旗被夺走，没脸见人，立即召开了电话会议，布置马上行动，大干、苦干，坚决夺回红旗。第一管理区负责同志在会上说：“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一级压一级，愈向下急躁情绪愈大，在动员小麦种子的时候，每天都发生许多打人现象。调查中了解，部分干部虽然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比较严重，但是他们大部分出发点都是为了工作，是属于好人犯错误的性质，他们工作是积极热情的，只是思想认识上和工作方法上有错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把一些觉悟不高，工作不够积极的人，当作敌人来看待。插红旗、拔白旗本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口号，而他们却错误地把它运用到群众之间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方面来。对待工作中的不平衡状态，他们不是采用表扬先进，带动中间，教育落后的矛盾方法带领群众前进，而却错误地采取了“打击中间，消灭落后”，以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群众。这样，就必然打乱了阶级阵容，脱离了群众，而且给坏分子有可乘之机。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同志把力争上游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口号，自觉不自觉地当作争名誉、夺锦标，庸俗地发展了个人主义。这样，就不能不助长强迫命令的发展。当然被打的对象，其中也有一些是属于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但也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分清是非，进行批判教育，决不能采取动手动脚的粗暴方法去解决思想问题。
其次，坡胡人民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虽然主要是干部作风问题，但是其中也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据第一管理区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九十四个干部站队，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属于上边所说的好人犯错误，出身成分好，革命热情高，一贯工作积极的七十九人，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干部的百分之八十四。他们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一般开始是先对地主、富农分子，再是对富裕中农，逐步发展打到了基本群众头上。他们主观上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且多数是在工作紧张情况下发生的。第二种是，出身不纯，流氓兵痞，个人历史有污点，家庭有劣迹，或者家庭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这种人共有十三人，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八。这不完全是作风问题，而基本属于组织不纯。这些坏分子混进党团组织之内，取得领导信任，担任了基层领导骨干，在领导干部头脑不清理、工作发生缺点和错误的时候，他们便乘机兴风作浪，胡作胡为，带头打人、骂人，恢复其国民党作风；有的对公社化有抵触情绪，怕说立场不稳，以“左”的面貌出现，掩盖其资本主义本质；有的家庭被斗或辩论而乘机报复，制造混乱。而打人最多，方式最恶劣的多是这些人。坡胡管理区第一大队团支部书记胡京贤（党员，转业军人），家庭是富裕中农，他伯父（地主）是个伪保长，一九五七年冬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被批判。去年十月动员群众报麦种时，胡京贤采取所谓“打一惊百”的方法，罚王忠有夫妇二人跪到板凳上，还用脚踢。并且威胁雇农胡国喜说：“你小心一点，不报粮食过不了关”，胡害怕回家上吊而死。二大队第三专业队长胡富安，出身富裕中农，一九五五年他成立了一个上中农互助组，对抗互助合作运动，一九五六年因贪污外逃，回来当上队长后，表现假积极，他在最近的违法乱纪中，仅在一次会议上就打了所谓“下游”社员九人，下中农赵文喜被打的腰病了一个多月，群众说他是“活阎王”。拐子杨村第三生产队长刘土成，是老中农出身，给伪保长刘旺（已镇压）当过警卫员，光他打的干部和群众就有二十三人，群众说他是“小恶霸”，又恢复了国民党作风。坡胡村二大队党支部组织委员薛木林（贫农）一九五二年参军，在赴朝途中开小差，并骗取了转业军人证件，于一九五三年混入党内，平时工作一贯强迫命令，这次又带头打了五人，群众称他是“新恶霸”。拐子杨村副大队长李玉田系贫农成份，复员军人，本人有贪污行为，一九五七年任农业社副股长时去西安搞副业，曾碰见有七条人命的恶霸地主马建昌，不仅没有向公安机关报告，反而吃了这个恶霸的一顿饭，接受了五元钱贿赂，把这个恶霸放走了。因此，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批判，去年在三秋工作中，他就处处以“左”的面貌出现，打骂群众。第三种是个别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乘机报复。营张村支部副书记张中连他伯父是个富农恶霸，当过伪保书记，他父亲当过伪乡丁，吸食毒品，与土匪司令侯庆甫是拜把兄弟，贩卖人口，在土改中被斗争，张中连怀恨在心，当他混入党内，取得职权时，就进行恶毒的报复。去年八月对土改中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他伯父和他父亲的张庆章（土改时任民兵分队长，现任专业队副队长），吊打了六次，口吐鲜血，混身发青，左肩脱臼昏迷不醒。把张全林（土改时任分农会主席，现任专业队长）打的头破血流，反复吊打几次，还罚到厕所闻臭味。被他吊打的群众仅在营张村就有十二人。更严重的是象张中连这样的阶级异分子责受到连续提拨。当他被提住坡胡管理区团总支书记兼青年试验场长之后，报复的野心更加明目张胆了。在青年试验场中，因挨打逃跑的就有四人，并且还规定被评一次“下游”的开会“辩论”，被评两次“下游”扣工资百分之五，被评三次“下游”的扣工百分之十五，还要组织“严重辩论”。张中连不仅打学公社干部，而且还有意打击地直机关下放锻炼的干部，宣称要象对待右派分子、资本家、坏分子那样监督他们劳动。显然，上述这些违法乱纪现象，不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
其三是，领导上在大跃进中缺乏经验，某些任务有些过重，要求过急，规定过死，对基层组织具体帮助指导不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严重的问题未能在萌芽时期及时加以收纠正，深入群众不够，存在有官僚主义作风。更严重的是个别管理区，把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人视为“扒乱子”，作为评“下游”的条件和“辩论”对象，使人心理上造成了一种错觉，怕辩论，怕戴右派帽子。同时，由于建社不久，又是几个乡和许多农业社合并起来的，干部互相不熟悉，工作没经验，还未来得及系统的整社，有问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且这些缺点和错误省委也有一定责任。不能完全责怪他们。
为了接受教训，长葛县委已经对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了处分（坏分子张中连开除党籍，逮捕法办；薛木林、胡富安留党察看，胡京贤、倪松阁严重警告；司新有警告），坡胡公社党委也向县委作了检查。现在干部作风已经有了显著转变，群众情绪更加高涨，目前正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进行整党整社。对这一问题，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本着严肃谨慎，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原则，经过深入地思想教育，在思想自觉的基础上，通过整社，进行恰当的处分。对于出身成份好，工作一贯积极，对党的事业一贯忠诚，只是由于思想政治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犯了违法乱纪的干部，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解决思想，提高觉悟，帮助他们分析认识危害，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在适当场合向群众进行检讨，一般不给予纪律处分。特别是使那些犯有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能够安心工作，不背包袱。对于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并造成严重恶果的（死人等）极少数干部，应根据情节轻重，及本人对错误认识和悔改程度，分别给予适当处理，以挽回党的政治影响，对于个别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应清除党，情节严重者依法处理。在处理过程中，要结合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总结工作，肯定成绩，表扬好人好事，树立榜样，要由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讨论，划清界限，提高觉悟。从而既克服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又保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坡胡问题是全省党的组织干部的一个深刻的教育。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都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深刻接受这一教训。应当肯定，象坡胡这样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虽然只是少数，但不是个别的，在我省其他地区某些人民公社中，也会有程度不同的存在。必须在这资整顿人民公社运动中，把干部作风问题作为主要内容之一，放年发动群众，认真地加以解决，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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