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5-10 作者：[待确定]
现将湖北、广东、河北三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湖北省委对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很好，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 央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武汉、黄石市委，宜都工委和各地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和主席讲话的精神，先务虚，后务实，虚实并举。务虚两天，说出了许多心里话；务实三天，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大家感到心情更加舒畅了，头脑更加清醒了，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跃进的信心更加坚决了。
会议上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
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价。
一致同意许多农民的看法：一九五八年全党全民干劲冲天，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夺取了“大灾大跃进”。一九五八年从三月到九月，风、雹、霜冻、山洪、渍水、旱、虫七灾，连续袭击，尤其是旱灾，为历史上所少有。全省耕地受灾面积约二千万亩，严重减产和根本无收的约五百万亩。阳新县大旱一百二十天，农民说，这次大旱“比民国十四年‘大天干’还厉害”，又说：“民国十四年颗粒无收，我们都出门逃荒去了，有的人过年还回不来，今年这样的‘大天干’，没有一户逃荒的，而且有的社还卖了余粮呢！”许多受灾地区的农民，都有这样的说法：“要不是大跃进，今年是个大荒年。”的确是这样，尽管灾情这样严重，一九五八年还是大跃进。经过省六级干部会议和县五级干部会议，贯彻执行了人民公社政策和粮食政策之后，粮食产量的“底”露出来了，各县的产量基本上核实了。会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认真的估算，认为一九五八年全省实收粮食总产量在三百亿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和过去平均每年的粮食总产量只能增加百分之五左右比较起来，和一九五六年加上一九五七年这两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比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比较起来，当然是大跃进。这是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所公认的。
问题是，原来我们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价没有落实，对增产的幅度估计过高，对灾害的损失估计不足。因此，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可能在五百亿斤左右，而为了“稳当”起见，当时对外只公布了四百五十亿斤左右。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脑子“热”到很高的程度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一条是，正如主席所估计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这是党中央和主席历来所教导的。这两条经验里面，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内容，这两条经验，创造了大跃进的伟绩。但是在大跃进的形势面前，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一条教训，这就是胜利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的胜利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小麦丰产的胜利，推动了早稻丰产的胜利，接着又出现了中稻、晚稻、棉花、油料丰产的胜利；农业的大跃进，推动了工业的大跃进；工农业的大跃进，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大跃进。会上有的同志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真过瘾。”这种很“过瘾”的一连串的胜利，把我们的脑子搞“热”了，我们的冲天干劲和应有的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的现象。于是，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了这样一些问题，以感想代替政策，以点的情况代表面的情况，以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尽管我们组织了检查团，到处跑，到处看，到处问，到处听，而我们所跑的地方大都是“重点”，所看到的庄稼大都是“好”的，所问的对象大都是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听到的意见大都是“顺耳”的；我们很少到“落后”的地方跑跑、看看，很少问问和听听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听起来“不顺耳”的意见。这样，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下面许多干部，把主要的人力物力，集中“搞重点”，集中“放卫星”，抓住了“点”，放松了“面”，把离公路远的地方的劳动力和肥料，调到公路两侧“集中使用”。坐在汽车上一看，或者下汽车一看，多数都是“好”的。有好的当然要表扬，于是乎报纸上、刊物上，以至在党内的文件上，表扬了许多好的“典型”，特别是大张旗鼓地表扬了高额丰产的“卫星”。有些“卫星”是真的，有些“卫星”是假的，或者是不值得提倡的。经过领导上的一再表扬，“卫星”越放越高，头脑越来越涨，这样不加分析地表扬的结果，客观上起了一个极坏的作用，这就是，表扬了某些弄虚作假和强迫命令的现象，从而使许多了解真情的人，不敢说真实话。被表扬的假“卫星”把本来是真的“卫星”压住了，假象把真相遮住了，一度形成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某些干部的这种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作风，经过“刮共产风”、大兵团突击秋收冬播、行行放“卫星”，发展到了高峰。例如，办小麦丰产试验田，就出现了把“牛尾巴长在头上”当做“新闻”的怪现象；什么“碉堡式”、“宝塔式”、“波浪式”等等，把平整的土地，做成“包包”、“坎坎”，一亩地下一千斤种子，一亩地下几百亩地所用的肥料，这种劳民伤财因小失大的做法，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却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这种做法的来历，是由于某些人曾经感染了这样一种歪风邪气，他们不认真研究和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而对“牛尾巴长在头上的新闻”很感兴趣，听到风，就是雨，按空气办事，崇尚虚荣，追求“出奇制胜”。
最深刻的教训，还是粮食问题。粮食生产的情况，本来是点面悬殊很大，灾情严重，再加上收获粗糙，浪费很多，粮食只增产了三成左右，却估计成为“翻了一番”。照着“翻了一番”的算盘往下打，既未瞻前，也未顾后，各项基本建设的任务繁重，劳动力分散，正在紧张的秋收秋种季节，五六百万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大办钢铁是完全必要的，大办钢铁的成绩很大，问题是由于组织安排不当，浪费了一部分人力物力。事后看来，当时如果组织安排得好，只要两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也就够了。加上支援钢铁大军和支援基本建设工地的任务，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就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全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提倡什么“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的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在割谷子的怪现象。农民说是“种得好，收得不好”，一般的要丢掉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掉二三成。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是造成收获上浪费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是引起普遍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不少干部乘机混水摸鱼，公私不分，多分多占以及贪污浪费。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的“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加上粮食征购任务分配得不尽合理，有些地方卖了过头粮，而我们对征购工作抓得迟了（早稻中稻的征购没有抓），对销售工作也抓得不紧，与去年同时期比较，全省多销了九亿二千万斤粮食。这样，粮食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从旧历年到现在，闹粮之风，此起彼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是“红旗”的越叫喊得厉害，有名的麻城县、谷城县、孝感县、红安县，一片叫喊之声，真叫假叫，搅在一起。再加上全省有一百七十多万人口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粮食调运不及时，估计有些地方还可能发生夏荒。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武汉市，曾经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状况，引起许多人的怀疑、误解和一些人的责难，一度出现了紧张被动的局面。经过最近一两个月来的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遵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把人民公社政策和粮食政策深入贯彻下去以后，局面才逐步好转起来。关于粮食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另有报告。
粮食问题，曾经形成我们的一个严重的精神负担。一九五八年，全党全民苦战一年，却造成了这样紧张被动的局面，使我们焦灼不安。我们意识到，这种紧张被动的局面，是对于我们领导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的一种“惩罚”。尽管中央没有惩罚我们，群众也没有要求惩罚我们，而我们从内心感受了这种“惩罚”，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但是，我们并没有也决不会因此而灰心丧气，而互相埋怨，恰恰相反，“哀兵必胜”。一九五八年，我们好心好意办了许多好事，也好心好意地把一些好事办成了坏事，“吃一堑，长一智”，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深刻的。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就是一九五九年的窍门和潜力，既然无意地把一些好事办成坏事，就应当有意地把坏事变成好事。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被动局面，逼得我们想清楚了许多问题，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逼得我们全省党组织团结一致，深入群众，正确执行政策，切实整顿作风。从省六级干部会议和县五级干部会议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经验证明，只要是这样做，群众是会谅解我们、信任我们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和多数群众的表现是令人感动的。在武汉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时候，武汉重型机床厂的老工人说，为什么跃进以后，闹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农村有什么困难？如果需要我们工人到农村去帮忙的话，我们马上就去，把农业搞好了，工业也一定能搞好。有的工人说，这是暂时的困难，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天门县小庙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因为去年缩减了棉田面积，苗长得好看，产量不高，减少收入百分之五十，群众不满意。而在干部检讨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之后，一个老太婆挽起袖子说：“算了，一九五九年再干！”有的农民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说：“只要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以后好好干，我还是选举你！”有的贫农说：“现在粮食紧张，不能光怪干部，干部也没有拿一粒粮食回家去，还不是我们多吃了？就是说浪费，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工人、农民群众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流过汗水，费过心血，他们相信大跃进是真的，至于“大”到什么程度，他们心里也是明白的。不过，有的人敢说实话；有的人不敢说实话。经过贯彻政策，整顿作风，“摊牌”、“交心”之后，他们共同的语言是，“毛主席看到我们的心了”’“共产党光明正大，有错误就改，我们心服”。“往后你（指干部）听我们一半，我们听你一半，就好办事了”。意思是党相信群众，群众相信党。有一位县委书记用两句话总结了一九五八年的经验，这就是要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
在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我们也有和在农业方面相类似的经验教训。在省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大家都谈到了本行业方面的问题。大家一致公认上面说的一九五八年的两条经验和一条教训。
一九五九年怎么办？根据上海会议的精神，对工业、农业、财政贸易和人民公社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讨论和安排。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大干特干，苦干巧干，一环扣一环，一贯到底”。工业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另有专题报告。
农业方面，修改了原定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根据既要鼓足干劲，又要留有余地的原则，把粮食总产量的计划指标定了三本账，第一本账是四百六十六亿，第二本账是五百二十八亿，这两本账是各地委根据所属县和公社的保证数提出来的。就我省的情况说，这个计划指标是比较先进的，也是比较可靠的。实现了这个计划指标，我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总产量将比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本账是五百五十亿，这是我们在上海会议向中央报的数字。达到这个数字，是有可能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的。在我们的第一本账和第二本账里都没有包括的一个数字，这就是各生产队利用田埂、地边、荒坡、隙地和堤面所种的小杂粮。全省有五万七千多个生产队，每个队生产二三万斤小杂粮，加起来就是十几个亿，搞得好，能收二三十亿。还有一个情况，生产队的包产指标，比较稳当，而增产计划指标多是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有的在一倍左右。在多劳多得，超产奖励的鼓励之下，大多数生产队只要不遇特大灾害，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增产计划指标的。因此，我们说，实现第三本账也是大有希望的。这就是说，一九五九年将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目前许多地方的事实也是如此。政策和群众见了面，干部的作风转变得更加艰苦深入了，计划落实了，群众的信心和干劲就上来了，许多地方出现了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从夏收作物生长的情况看，一般的都比去年还好，有些地区，由于播种面积减少了，全省夏收总产量可能和去年差不多或者略有增加。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八年相比，既要充分估计困难的一方面，又要充分估计有利的一方面，而且有利的方面是主要的。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只要全党团结一致，兢兢业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充分地运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并且把失败的教训转化为前进的积极因素，就能够战胜困难，在一九五八年胜利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鉴于一九五八年的经济生活方面发生的某些失调现象，会议认为有必要加强党对财政贸易工作的领导。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应当认真地把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两放三统一包”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分析研究和解决。“司令员就位，干部归队”，这是加强对财贸工作领导的组织保证。所谓“司令员就位”，就是要求原来分工管理财贸工作的省长、专员、县长、公社主任、管理区主任、生产队长，仍然应当分工管理财贸工作。所谓“干部归队”，就是要求人民公社化以后，从财贸系统调出的干部，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工作。有了这一批熟悉情况而又有经验的司令员和干部，才有可能比较迅速而有效地克服目前财贸工作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除了“司令员就位，干部归队”之外，还应当把那些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恢复起来。对于上海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作了逐条的讨论，根据我省情况，作了若干补充，把这个补充意见的纪要，随报告送上，请审阅。
此外，会议对于一九五八年各级领导干部种试验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总结并且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省委将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发一个指示。
以上报告，有不妥处，请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有地委书记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精神，并且结合本省情况，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必须坚持“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的原则，在近几年内，一般的不要改变。即使某些地方群众要求改变，也只能个别处理，不能使之形成一种合并生产队的运动。
二、生产小队是包产的单位，也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以后，超产提奖部分是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生产小队包产的指标，要低于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一般的应以生产队前一年的实际产量为基础，加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个别的可以少于百分之二十，最高的一般不要超过百分之四十。包产时，在确定完成面积产量的基础上，应该根据各个生产小队现有的种植面积包总产量，各个生产小队为了增加生产，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扩大种植面积，面积增加，包产产量不增加。包产指标确定之后，就是增产再多，也不再变。这样，真正做到使生产小队有产可超，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在包产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更大地激发社员的积极性，一般应当提倡实行全奖全赔，同时也允许采取多奖多赔或多奖少赔的办法。除包产指标以外，生产队和生产小队都应当制定计划指标，作为全年的奋斗目标。在制定计划指标的时候，应当充分挖掘增产潜力，做到既先进又可靠，各项技术措施和财务开支计划，均应依据计划指标的实际需要进行确定。
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生产小队有固定的使用权，不经生产小队同意，生产队不能随便调动。耕牛和农具分配给生产小队固定使用以后，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应当由生产小队赔偿。由生产小队添置的耕牛、农具和繁殖的小牛应该为生产小队所有。
四、房前屋后的空地，允许由社员自种蔬菜、饲料，收入全部归社员个人所有。如果房前屋后空地很少不够分配，可由生产小队把田头地边的空闲地分配给社员使用，一般每户分配一分或两分，最多不要超过三分地。
五、农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方针是工农业并举，最近几年内仍然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公社举办和直接经营的企业不宜太多，对于已经兴办的企业，要认真整顿。凡是适宜下放的应该尽量下放给管理区或生产队经营。今后公社兴办什么工业项目，需要多少投资，需要什么原料，必须经过县人民委员会批准，纳入国家计划后才能兴办。农村公社对于城市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要优先保证供应。
六、公社、管理区的试验田，应当和生产小队合办，应该切实贯彻执行领导、技术、群众三结合的原则，不能由少数干部包办。试验田，同样要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进行成本核算。为了搞试验田，从别的生产队调用劳力和肥料的办法是错误的。有关试验田方面的问题，由省委另作具体指示。
七、公路、铁路、工厂、矿山等基本建设应当力求不占或少占好田好地。对于过去已经占用的好田好地要重新审查，占用多了的应当退还，未给钱的要按国家关于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给钱，不能无代价地随意占用。
八、算账当中，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要保护“下楼”，对于多分多占和贪污公款的干部，一般的只要坦白承认，决心改正错误，不戴贪污帽子，不予处分。对错误严重，又不肯悔改的，要分别加以处理。受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以公社为单位计算，可占小队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一——三，加上选举中改选掉的，可占百分之五左右，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的分子要依法惩办，对某人在确定法办的时候，一定要证据确凿，材料充分。生产队以下的干部由公社党委提出意见，经县委讨论决定，报地委批准。管理区总支书记、主任以上的干部，要报省委批准。
九、对于已经收回的贫农合作基金，如被收回的队有困难，应当退还，如不困难，可以把这部分款项贷给穷队。
十、在一个公社内部，各个生产队上缴公社的公积金所占本队总收入的比例一般应当相同，个别可以允许有所不同。各个地方所定的比例，一般都低于百分之十，多数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看来是比较恰当的，个别地方比例过高，应当加以调整。今年按比例已经确定的绝对数字一般的不应当再变。
十一、关于工资制和供给制问题：
（1）为了更好地执行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的原则，应当正确确定供给和工资部分的比例。依据目前我省情况，在社员的分配部分中，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工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为宜。
（2）这样各个生产队可以根据本队的生产水平，分别实行伙食供给制、粮食供给制或粮食半供给制的办法，社员的个人全年收入在六十元左右的，一般以实行粮食半供给制为好。生产队在改变供给办法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充分讨论，经过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切不可采取简化的做法。
（3）全日制中小学学生的供给制，按所在的生产队所实行的供给标准供给，由生产队按月把学生应得的供给发给学生家长。学生的学杂费和学生的伙食费的不足部分由家长
（4）实行粮食供给制应当采取按人定量，发给饭票，凭票吃饭的办法，粮食可以放在食堂，也可以发到社员家中，可以在食堂吃饭，也可以在家中做饭，完全由社员自行决定，不要勉强。有的地方，如果群众要求只办农忙食堂也应当允许。
十二、公社管委会可设一个办公室、一个财务科和若干干事，管理日常工作。另外，为了加强公安、武装工作，公社党委应当配备一个公安武装委员，并配备一个专职干部，名额在县总编制数内报销。
十三、关于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已由省委向中央请示。大家的意见是：五月中旬以前，每县抓一两个公社做试点，同时进行生产队的选举和包工包产，六月底以前，大部分公社进行选举，七月中旬以前，全部进行完毕。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可以同时召开，结合进行。
十四、起草公社示范章程问题。在五月底以前省委农业办公室和各地委各起草一个示范章程草案，报送省委，在六月间召开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以便照中央规定，在七月报送中央。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为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我们在四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地委和十个重点县管工业的书记，十九个重点厂矿的党委书记或厂长，以及省直的有关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由林铁同志传达了八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主席指示的精神；研究和调整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检查了钢、铁、煤炭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拟定了解决的办法；讨论了当前农业生产、整社和粮食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主席指示的工作方法十分重要，这对改进全党的工作作风有重大意义。
会议对目前农村形势作了分析，认为：各县五级干部会议以后，公社同生产队的紧张关系已趋向缓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起来了，总的情况很好；但是目前春耕播种季节已到，部分社对郑州会议精神贯彻还不彻底，有些地区粮食情况紧张。因此我们确定，目前农村工作的任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抓住算账深入进行整社，从安排群众生活人手做好粮食工作。这三大任务拧在二起，互相推动。
会上进一步估价了我省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的成绩。粮食总产量落实为二百八十四亿斤，比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三；棉花总产量九亿斤，比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六；花生十亿斤，比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二强。依据去年的生产基础，修订了今年的农业生产指标，计：粮食总产量四百亿斤，比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棉花总产量十二亿斤，比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花生十四亿斤，比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大家认为，这个修订后的计划增产都在三四成以上，仍然是个跃进计划，任务并不轻，但搞得好能完成和超过。
为实现今年的增产计划，目前要抓紧抗旱抢墒，保证适时春耕播种，同时要加强麦田管理，先抓住夏收。全省去冬种麦三千五百万亩，加今春种大麦共三千八百万亩，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麦苗生长良好；百分之五十的因缺肥缺水，生长得黄弱；百分之十五的小麦试验田因播种过密（五十斤以上到几百斤）开始倒伏，必须坚决疏苗，精心管理，加以挽救；麦苗黄弱的，抓住拔节、孕穗、扬花、灌浆等关键性的时机，加肥加水，促其丰收。我们正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坚决拿到小麦一百亿斤，力争拿到一百二十亿斤。
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以后，社、队之间的紧张情况有所好转。全省约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社，账目已基本弄清，统得过多过死的东西也已下放，这些地方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但是问题还很多，整社任务比我们原来估计的大得多。还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社对调整公社体制、算清账目执行不坚定，或明通暗不通，关键在于社队干部。如有的社应向生产队退还的款、物，不积极退还，或只退还了一部，便想草草了事；生产队应向社员算清的款、物，生产队欠社员的打白条，社员欠生产队的则要现款。还约有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队账目混乱，队干部只顾向上算账，不顾向下算账，社员对此要求迫切，意见很大。凡是社、队干部不愿算清账目的，一般都有贪污、多占、挥霍浪费等问题，据获鹿区永壁公社两个管理区了解，在生产小队以上的二百一十三个干部中，二十六人有贪污受贿行为，占百分之十二点二。这是算账受到抵抗的重要原因。涿县有一个村支部自设书记处，七个委员各认一个干女儿做姘头，第一书记常住北京“办事”，令家中干部不断送钱供应，胡糟挥霍。这个支部的领导成员已完全蜕化变质。
根据上述情况，下一步整社，我们确定以彻底算账为纲，继续深入贯彻郑州会议的精神，并作了部署：
（1）先开公社党代表大会，然后开社员代表大会，从四月二十日开始，第一批各地委先在一个县搞一二个问题最多的社作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分三四批去做，每批两三个社，时间十多天，五月底可全部完成。
（2）摸清底数，调整公社领导骨干。对公社第一书记有的思想硬是不通，对党的指示抱抵触态度；有的政策水平较低，领导能力差，不称职；有的有重大问题，不宜做第一书记的，要坚决调换。全省公社第一书记中，共有上述情况的九十五名，约占十分之一。我们已作具体安排，分批调整。
（3）算账的重点是：彻底清算一九五八年的收益分配账，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使社员得到实惠，提高劳动积极性；确定公社以下各级所有制，使权力下放落实，尤其注意解决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和管理权限问题；把包产落实到小队。在算账中，对干部贪污多占问题，要严格划分贪污与非贪污的界限，采取既要严肃认真，又要保护绝大多数干部积极性的方针。在算清账目，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民主选举社、队干部和党的组织。选举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采取放手发扬民主和发动群众的方针。最后，对少数情节恶劣的贪污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分别进行严肃处理。
目前我省粮食局势相当紧张，有三十多个县闹缺粮，严重的十个县。为什么农业大跃进以后，粮食这样紧张呢？会上分析：固然有因“一平二调”所造成的瞒产私分和虚假紧张情况，但也确有实际困难问题。原来我们预计一九五八年全省产粮四百亿斤，现在落实为二百八十四亿斤，去年秋收没有搞好，丢、烂、糟很多，再加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丢失、浪费和多吃了不下百八十亿斤粮食。
为缓和粮食紧张局势，我们研究，应当从安排好群众生活入手，首先解决缺粮区和灾区的口粮问题。要一个队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地进行检查，结合整社算账，摸清底细，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对不应该供和供多了的核减下来；对真正缺粮的，要在节约吃粮的前提下，保证最低限度的口粮供应，一定不使断粮，以稳定群众情绪。为了保证供应，必须节约用粮，坚决压缩消费指标，城市每人每月吃粮，压到三十斤以下，经济作物区每人每天吃粮不超过一斤，一般缺粮地区每天每人十四两，灾区每人每天十二两（薯干供应过多的地区吃粮指标可以略高一点）。同时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以节约粮食，度过春荒。对已经完成征购任务的地区，宣布征购结束，不再征购，自愿出售者欢迎，现钱交易。食堂用饭，一律实行饭票制，节余粮食归自己，愿意卖出的给现钱，愿意领回去自己做饭的按指标供应，自愿少领粮食的也给现钱。号召有余粮的社员自愿出售，不问来源，不究既往，现钱交易，谁卖谁得。有些地方这样做了，收效很好，紧张情况立见缓和。再就是加强调运工作，组织北粮南运，支援缺粮区。中央支援我省的粮食，望能迅速调运。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河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
根据中央四月十七日与十九日两次电话会议上谭震林、李先念同志的指示，省委常委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和晚间开了一次会。现将广东目前农村工作的情况和部署报告如下：
从现在到夏收前，广东的情况将仍然是紧张的。虽然从四月以来，由于郑州会议与上海会议的精神已经初步贯彻下去，总的形势是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到今天为止，全省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早造水稻的插秧任务，粮食以公共食堂为单位普遍作了安排，但有少部分尚未落实。人民公社体制下放实际只到了生产大队一级，而生产队、生产小组（或叫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还未完全解决。目前，正是早造田间管理最重要的时刻，群众把希望寄托在早造的丰收上面。为彻底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争取早造丰收是一个关键，看来，今年早造丰收仍然是大有希望的。今年早造插秧的进度比去年快，季节适宜，密植规格合理（一般一亩约三十万苗），土地经过深翻，良种多，风雨调和，这些是好的一面。不利的是非基本农田严重缺肥，直播与粳稻的面积大（约占早稻的百分之十五），其中有些产量可能不高。我们的着眼点是：一切为了早造丰收，在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措施方面，更加强调了走群众路线。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由于比较普遍地做到了这一点，因而群众的心情舒畅，认为指标与措施是他们自己的。这是今年早造生产工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粮食困难不少，但可以过得去；小乱子难于避免，但大乱子不会有。广东到五月底六月初，有些早熟作物就可以下来，接上夏收也只是五六十天的时间。前一段，我们着重抓农村的粮食安排，因为农村稳定不住，就无法调出粮食给城市。现在看来，这样做大有好处。现在，农村的多数地区已经安排吃到夏收之前，只有少数地方尚待补课。个别地方（如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因工作疏忽，饿肿了一些人（据不完全统计是一万零九百三十人，其中已死一百三十四人），但绝大多数是在四月以前发生的。目前粮食工作的重点是给城镇调足粮食，城镇只有几天库存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今后粮食出大乱子可能在中等城市与工矿区，广州和港澳的粮食供应问题不大（现在广州粮食库存有大米九千多万斤，够一个多月的供应，现还继续在调进）。目前，不仅粮食紧张，副食品、日用品、基本材料供应等也都紧张。因此，工作中的困难相当大。面对着这些困难，全党必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做好工作，始有可能避免出大乱子。鉴于目前城市人民与干部的思想相当混乱，对于各种供应紧张的原因不完全了解，阶级敌对分子也在乘机兴风作浪，因此，省委除了最近集中力量抓好粮食安排和加强对日用品生产的领导外，认为极有必要特别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陶铸同志昨天在广州的干部会上作报告，现正组织系统地进行讨论，首先在党内在全体干部中统一思想，端正认识。并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一个大规模的深入的经济生活宣传运动。目前全省各中小城市都在准备这样做。广州有些工厂与街道已经这样做了，方法是讲明形势，摆大跃进胜利的材料，算各种增产的账，特别是算每一个单位每一人去年以来事业扩大与生活改善的账，也指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目前的过分紧张只是暂时的现象，群众很容易接受与谅解，效果很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做好思想工作。在农村，凡有上调任务的地区，也要先安排好当地群众的口粮与在群众中做好思想工作，否则，调粮必出乱子。我们的困难怎么说，也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且它很快就会过去。这么一点困难，和过去革命战争处在艰苦的时期相比，简直不算什么。问题是全党不能解除思想武装。目前党内有一些同志似乎不愿也不敢在群众中正面宣传、解释和讨论这些问题，可是群众每日所碰到的却又是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这种思想，实质上是不相信去年的大跃进，也不相信群众会正确理解和懂得如何克服困难。我们认为，这种思想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必须进一步解决生产队、生产小组的部分所有制与家庭副业问题。这是全面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又一个关键。现在看来，生产大队的所有制比较容易解决，而难于解决的是生产队、生产小组的部分所有制。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
同时，生产大队的一些干部不愿再下放部分权力到生产队，生产队有些干部也不愿再下放部分权力到生产小组。生产队、生产小组的部分所有制应当与公共食堂密切结合。食堂除了遵照公社与生产大队所规定的土地与劳力种植蔬菜、发展牧畜业之外，还应利用零散土地种植杂粮与小宗经济作物。过去，许多小杂粮与小宗经济作物是依靠这些零散土地种植的，公社化以后丢掉了，现在把它归生产队与生产小组种植，不但可以增加社员收入，而最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小宗产品。这些小宗产品是目前市场上最缺少的东西。家庭副业也需要搞一些。据我们所作典型调查，在一般的情况下，社员除过集体生产的时间之外，每日至少有两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许多社员愿意早起迟睡，每月两三天的假日也不愿休息。公社化后取消了家庭副业是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不要怕社员有了一点家庭副业，就会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我们对于社员家庭副业的政策是：不能太多，也不能没有。太多了，就会妨害集体生产，没有也不行，因为今日的集体生产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一切生活需要。社员可以养家禽，也可以养猪（原则上每户以一头为限），饲料主要依靠种植零星土地解决。其他如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也可以搞。要设法使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挂钩，把家庭副业纳入集体经济的指导之下。例如由生产队（或生产小组、大队、公社均可）供给原料，规定规格，分散各家生产，按件计酬，收入归个人。这样，家庭副业在实际上就成为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利无弊的。
关于社员代表大会问题。从四月下旬到五月半前，各县普遍搞试点，并集中力量抓好田间管理。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工作做得如何，对早季收成的好坏，有决定意义。五月五日（原定为三日）省委确定在汕头开地委第一书记会议，总结与交流试点经验。计划在五月中旬以后全面铺开，集中到县分两批开完。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中央、主席指示。
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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