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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关于北京市党员干部学习主席通信的反映向中央的报告

日期:1959-5-22 作者:[待确定]

主席通信我们在5月3日发下去后,效区各公社立即组织了小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有些正在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并在会上进行讨论。6日、7日全市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党员干部也普遍进行了传达讨论。

农村小队长以上干部把文件念了一遍又一遍,感到非常痛快,普遍反映:“主席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主席的指示像一把钥匙,能开六亿人民的心”, “主席的这封信,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机关、工厂、学校干部也普遍反映:主席通信“写得恳切、谦虚”,“及时、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 “总结了大跃进中的问题,是对症下药、一针见血”;在主席提出的六大问题里,“贯穿着一条冷热结合、实事求是的红线”,“不仅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对我们当前各项工作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很多同志初步联系和检查了自己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表示要认真学习主席实事求是、有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

大家对以下几个问题,集中地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不要说假话问题,谈的最活跃。有人很感动地说:“毛主席对我们真关心,连不让说瞎话都告诉我们。”延庆县一个生产大队长说:“主席说的都是好话。去年说实话的是坏人,说谎话的是好人,吹牛的受奖!”密云一个生产队长说:“过去社员说瞎话,都是上级让说的,非多说不可,不然就保守。”朝阳区酒仙桥总支副书记刘才说:“去年不说瞎话,就是落后派、保守派、观潮派、算账派。”昌平阳坊管理区千斤队队长刘宝湖说:“我们号称千斤队,去年实际才产300斤。给群众一说千斤队,群众就撇嘴。这回有主席的信,说瞎话就算结束了。”大家认为今后不能再说瞎话了,有人当时就做了检讨。工厂、学校有些人回老家和下放时看到农村里一些一个指头的问题,过去怕戴“保守”、“右倾”的帽子不敢正式反映,这次在讨论会上都畅快地谈出来。有的还检讨,这是“考虑个人得失”,“对党的事业责任心不强”。

二、包产问题。大家认为包产必须要落实,留有余地,有产可超,社员的干劲就会大了。生产队干部感到心情舒畅,不担心达不到指标了,也不担心挨群众的骂了。对有些原来的指标过高的提出了批评。昌平区松兰堡生产队长袁保望说:“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三包是压出来的,光敢想了,说瞎话,脱离实际。要没主席的话,我也不敢说。去年产190斤,我看今年300斤就不少。让我们包437斤,我看高了。”别人也接着说:“高了!”通州一个中队长马庆辰说:“有块麦田是三类苗,包产300斤,我没敢说话。大家都嚷嚷300斤,我说150,这不是落后吗?有这封信我敢说了。”大兴区黄村公社正在开党代表大会,孙村生产队长在会上说:“主席的信救了我们,可以说话了,否则我们只好搞‘两本账’。”经过讨论,公社提出的指标过高的做了修改。工厂学校许多同志谈到了去年大跃进中订指标、提口号浮夸、不落实的问题。例如琉璃河水泥厂去年提出生活、服务工作要赶上三园:“宿舍赶上中山公园、食堂赶上丰泽园、澡堂赶上清会园(北京有名的饭馆、澡堂);”宣武区交通运输指挥部在挑战书中提出了要在“1959全部实现运输机械化”口号;师大中文系让没有学过“现在文学史”的一年级学生修改“现代文学史”;有些小学提出“实现百分校、百分班”的口号等。通过讨论主席通信,大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鼓足干劲、开展竞赛和浮夸、吹牛绝不是一回事。”

三、密植问题。大家认为必须要掌握好因地制宜,合理密植。对今年密植小麦生长良好一般是满意的。但对某些地方密植不因地制宜则提出不少意见,平谷县有的干部提出,去年秋天种小麦,不管地的土质好坏和高岗低洼,一声令下,每亩下种50斤,不执行就是保守、右倾,就得挨“辩论”、受处分,结果有的地方水浇不上,肥又不多,生长不好,可能种子也收不回。平谷峪口公社放光生产队小队长张秀丰说:“叫队长管生产,做活没权力,坌地时有工作人员拿着尺子量,差一点也不行,干劲从哪儿来呀?又布置种谷子八寸播幅八寸行距,连人都进不去,长个屁!”

有个别干部不同意为密植召开老年、中年、青年三种人座谈会。周口店区一个村支书胡景文说:“毛主席说为密植召开三种人座谈会,我看不行,交给他们就没人密植了。”

四、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大家说信里写的符合实际情况。有人对去年农具改革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通州一个生产队支书说:“过去是在屋里造车,不管在外边合辙不合辙。”朝阳公社队干部门德祥说:“1958年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轴承化胡里胡涂搞,第二天滚珠就坏了。”此外,高等学校有人认为“十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时间太长,不太理解”。

五、关于粮食、食堂和伙食供给制问题。

对粮食要节约,大家一致表示拥护。通州区张家湾公社有的队长说:“去年食堂化时,吃饭也放卫星,结果浪费不少粮食,超过了指标。”

也有个别人暴露了错误的看法,如在谈到“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时,有的说:“这等于叫人饿着肚子一样。”第三建筑公司有的说:“主席的话句句是好的,但老百姓就是吃不饱,主席是否知道?为什么不早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我老家每人一天给4两粮食,还得干活,我对党是意见的,是否进了城就把农民给忘了。”

郊区有部分干部认为公共食堂缺点很多,有的主张把公共食堂解散,延庆(山区)椴木沟赵顺说:“食堂化不好,说解放劳力,实际上浪费了劳力,服务人员太多了。”朝阳区红光公社小红门分站讨论中有的队干部认为办食堂“浪费劳力,多花不少劈柴钱,社员还有意见,干脆回家吃去,愿吃什么吃什么!”红光公社小红门分站讨论中有的队长认为“社员劳动不积极,就是让吃饭不要钱闹的”,说:“伙食供给这步走得太快了,嚷嚷出来又不好往回收。”

党员干部们学了主席通信后,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搞好生产保证1959年各项工作继续大跃进的信心。也有少数人怀疑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否那样大,认为现在是纠偏了。也有部分人认为这封信发的晚了,要是早发,就出不了这么多问题。有些人思想还存在着顾虑:有的学校同志担心“农村干部水平低、层层打折扣,主席精神贯彻不下去”;郊区小队的干部则怕上级不执行主席的指示,说:“主席的话是好,就怕上级压。一压,不说假话还是过不去。”另外,也有的担心“算账派抬头”。

目前,我们正准备进一步向全市全体党员、干部、农民群众传达、组织讨论,要求通过学习,使全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树立起冷热结合、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的思想作风,从而提高干部思想水平,端正工作作风,改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在农村,要通过正在召开的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主席通信的精神,进一步深入整社运动,切实算好旧账,做到三包落实,调动起全郊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生产大丰收。

特此报告。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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