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5-25 作者：[待确定]
兹将省委、聊城地委工作组关于“冠县在干部中乱拔白旗的检查处理情况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去年下半年，我省不少地区，围绕着党的中心任务，在“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下，把某些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以及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资本主义方向的分子，从党内和公社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出去；同时，也撤换了一部分犯有各种错误，不宜于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从而，纯洁和巩固了党的组织，调整和加强了公社各级领导骨干，对于推进公社化运动，促进生产大跃进，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不少干部滥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口号，混淆了各种不同性质问题的界限，因而出现了乱拔白旗的现象，甚至造成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
在整社当中，应当根据“中央监委批转山东省监委关于济宁地区“拔白旗、插红旗”中发生错误的报告的通报”，中所提的原则界限，对此认真进行检查处理，以划清是非界限，加强团结，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除了那些性质确实是“白旗”的以外，凡性质非属“白旗”的，应当一律摘掉“白旗”帽子，分别加以解决：
（1）对于好干部被错拔“白旗”的，领导上应当向他们进行检讨道歉，宣布摘掉“白旗”帽子，恢复名誉，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
（2）对本质好，但工作上、作风上有一般性的缺点错误，不应给予处分，而被拔“白旗”的干部，应当作适当的检讨，宣布摘掉“白旗”帽子，热情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并适当安排其工作。
（3）对于在工作中犯有较严重错误，应当给以处分，但不是“白旗”的，也应摘掉“白旗”帽子，而根据其错误的不同性质和具体表现，给以应得的处分。
（4）对于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应当按其实际性质作出结论，也不要滥用白旗帽子，混淆界限。
各地应结合当前工作或代表会议的选举去处理这个问题，不要作为一项突击工作去单独进行。
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自去年大跃进以来，冠县在干部、群众中曾广泛的开展过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当时，由于干部对插红旗、拔白旗缺乏正确的认识，领导上对政策交代不清，组织控制不严，曾一度出现在干部中乱拔白旗，在群众中乱“插白旗”的严重混乱现象，结果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据该县去年八月到十一月底的统计，全县共拔白旗七九三人口其中：党团员干部六九四人，非党团员干部九十九人；脱产干部三十三人，非脱产的基层干部七六○人。这些被拔白旗的干部，据现在检查有三人是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有二十二人是违法乱纪分子，有十九人是腐化堕落分子。除上述几种人以外，看来有七四九人是拔错了。其中：因为任务过大、过多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拔白旗的有五一六人；因瞒产私分而被拔白旗的有五十人；因贪污多占而被拔白旗的有四十八人；因虚报工作成绩而被拔白旗的有八十四人；因为和群众一起杀猪宰羊而被拔白旗的有五十人。南馆陶公社鲍阎村管理区副主任兼队支书赵汝宽，平时工作积极，在深翻地时，由于他队的出勤率低，进度慢，在评比中被拔白旗。安静村党员连长张志芳，因翻地不合规格，而被拔白旗。南馆陶路疃村妇女队长（非党员），在管理区干部大会上，表示不同意管理区分配给三天拔完棉柴的任务，而被拔白旗。史村公社组织委员冯曹珍，因带领群众翻地进度慢，被拔白旗。南馆陶前田庄连长金淑田，有一天因深翻地下班早了一点，被拔了白旗。柴铺公社副社长吴官德，他负责打井工作，因打井进度慢，在县局受两次批评，被辩论一次，他唯恐被拔白旗，回社后即拔队支书张明高的白旗，并打五、六人。
在拔白旗当中，大多数是上级拔下级，而又多是个人决定，没有经过一定组织研究。同时，还有同级互拔的现象，甚至有非党干部私下拔掉党员的白旗。城关公社八里庄支书邢显林，因卖一口缸，工作没跃上去，被驻村非党干部王晋普拔掉白旗，撤掉支书职务。
被拔白旗的干部，绝大部分都进行批判斗争，一般只准其当社员，有的给予警告、撤职、开除“处分”，但也有的被扣压拘留起来，甚至有的被编成劳改队，强迫进行劳动改造。
由于在干部中乱拔白旗，已造成严重损失。许多干部因怕拔白旗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向上虚报成绩。城关公社后唐固村去年秋天种小麦三十亩，队干虚报三○○亩，自此该队由白旗队变成红旗队。这种乱拔白旗给上下级关系造成严重裂痕。史村公社贾六庄队长王佩早，因工作没跟上，在公社反省几天，回来后情绪极为低落，他说：“今后叫干啥干啥，说怎办就怎办，不给领导“打别”，叫西井水倒东井也行。”史村公社孙庄党员干部开会瞒产粮食三五○○斤，他们公开说：“反正拔白旗，叫公社拔吧！”许多干部不参加公社召开的会议，不愿见公社干部。史村公社板庄村支书板华山，在家装病不参加公社召开的干部大会。城关公社直隶村支书高尚东、队长高迎凯，抱着“来个小鬼不见面”的态度，常躲着公社干部。甚至有的干部外逃。柴铺公社村支书张明高，被拔白旗后逃往邯郸，连叫三次才回来。
同时，由于乱拔白旗在基层社、队当中，造成了生产无人负责的现象。如八岔路公社，由于乱拔白旗，干部跑了，群众害怕，一○○亩棉花没人拾，而烂在地里。史村公社社庄，有六十亩地瓜已经刨好，有三十亩尚未刨，因干部被拔白旗无人管，都烂在地里。
县委对上述乱拔白旗的错误作法，于今年一月已进行了认真检查和处理。全县被拔白旗的干部有七九三人，经初步审查，其中有七四二人不该拔，占拔白旗总数的百分之九三·五。这些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县社党委审查摘掉白旗帽子的有四八九人，占错拔白旗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其中有的因瞒产私分，经县批准扣压在狱，现已宣布无罪，并向他们作了适当的检讨。
这些干部被摘掉帽子恢复名誉之后，绝大部分同志对领导没什么很大怨言，一般还满意，有的人还检讨了自己，并表示今后要积极工作。
县委在审查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时，提出要分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和“领导负责还是个人负责”。我们认为这两个界限规定的不甚明确，特别是第二个政策界限尤为不清，使下面无法掌握。我们到南馆陶调查结果，更加证实这一问题。该公社拔掉白旗五十二人，他们审查最后确定：摘白旗帽子的二十人，开除党籍八人，留党察看七人，撤销工作四人，严重警告六人，警告七人。经我们初步审查，认为：五十二人中，有二人需要开除党籍，有九人可以给予轻重不同的处分，但不戴白旗帽子；其他需要全部摘掉白旗帽子。
来源：山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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