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6-1 作者：[待确定]
在四月一日到五月二十日这五十天时间中，省和各地、市委都先后召开了有工人参加的工业五级干部会议。到会人员三万三千九百余人，其中车间干部、生产小组长和工人，占会议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时，吸收了一部分观潮派、算账派和后进工人参加，约占会议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会议进行以前，省、地、县三级负责干部，在工矿企业中检查了工作。第一季度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五，大部分产品产量比去年同期有了很大的增长，生铁产量增长十九倍，发电量增长一倍，许多新产品投入了生产，技术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主要产品产量计划完成得不够好，机械产品不成套，不少产品质量下降，原材料和机物料的消耗增加；部分小商品和手工业产品减产或停产了；今年一月份省党代会议上提出的整顿、巩固、提高工矿企业的任务，没有认真地贯彻。在基本建设方面，不少地方仍在继续铺摊子；许多企业没有实行经济核算制，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极其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决定召开一竿子通到底的工业五级干部会议，通过总结第一季度工作，研究怎样深入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作好整顿企业的工作，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会议进行期间，收到了主席批转上海几个县材料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会议的要求和方向，进一步坚定了开好会议的决心和信心。
会议始终贯彻了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在肯定过去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大放大鸣。特别是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等三条保证，解除了干部和群众的顾虑。同时，采取了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使大会具有更大的群众基础。因此鸣放非常热烈，在会上共贴出大字报三十二万多张，提出意见四十余万条。揭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
（一）今年年初省委提出全省一九五九年工业总产值保证五十四亿元，争取比去年翻一番。现在看来，翻一番的任务压得大了些。再加上各级都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企业，有的就变成翻二番翻三番。而这一切任务最后都压在工人头上，工人说：“局长压、厂长压、车间主任压，压得工人心发急，加班加点搞突击，弄得机床不精密，浪费钢来浪费铁。”
产值、产品和原材料、设备的安排互不衔接的情况比较突出，产值任务大，产品任务比产值任务小，而产品任务又得不到相应的原材料和设备能力的保证。这样，尽管广大干部和工人的干劲冲天，仍然是完不成计划，挫折了群众的积极性。工人说：“工人干劲冲九宵，计划完成不太好，你看倒灶不倒灶？”
有的产值计划虽然勉强完成了，但产品质量很坏，各项技术经济定额完成很不好，造成严重的浪费。如奉化食品厂为了追产值、抢时间，猪毛未拔尽、猪血未流干就做罐头，结果生产了二百零八吨出口罐头全部不合规格，全部退货，相当于损失了一万头猪。也有个别工厂，到月底产值计划完不成了，就将半成品伪装成套虚报产值，月初又拆掉。有的放弃了产值较低的国家计划产品，盲目生产一些产值高而目前并不需要的产品去抵任务，现在大批积压在仓库里。如化工厂生产的玻璃肥料、荼乙酸、24地等肥料和农药，效用很少、价格很高，农民不要，全省积压在仓库里的各种肥料和农药约达三千万元。为了追求产值，许多厂加班加点搞突击、放卫星，造成生产秩序混乱。
（二）在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问题上，去年以来，权力下放过多。如在基本建设方面，五十万以下的建设项目，下放专区批准；在财政方面，地方自筹资金，下放专区和县自行开支等。有些事情权力虽未下放，但领导失却控制，各地自行立法，造成许多混乱现象。如全省工资很乱，甲地和乙地不一样，同样的企业、同样的工种也不一样；企业私自从社会上招收工人；随便延长工时等。同时，去年我们要求地方工业基本上要自成体系，提出了公社要有电厂、机械厂、农具厂等六个厂，做到农具小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等等。我们这样一提，加上权力又下放了，于是各地都在国家计划以外，大搞地方的基本建设。如今年一季度，省安排基本建设项目一百五十四个，各地实际动工的是九百五十二个。由于摊子铺得太大，分散了设备和材料，许多地方挪用安排市场和重点工程的物资搞地方基本建设。结果，重点工程需要的材料得不到保证，许多基本建设工程“半半拉拉”，不能按时完工投入生产。同时市场也愈弄愈紧张。
（三）有些企业干部存在非群众观点，做工作不走群众路线。有的认为生产计划是领导的事情，与群众无关，不向群众交底。许多企业布置任务是“大会号召、小组讨论，保证执行。”有的根本不听工人意见，不通不散会，工人说：“领导是真主意假商量，通也通，不通也得通。”还有些干部认为：“群众觉悟低，光靠说服教育不行，非用行政命令不可。”工人群众对干部的命令主义作风提出了大量的尖锐的批评，一般占鸣放意见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命令主义，概括起来有十种表现：（1）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2）乱扣大帽子；（3）把提反面意见的人，劳动不够积极或偶而完不成计划的人，当作“白旗”拔；（4）停职反省；（5）调动工作；（6）克扣工资；（7）罚义务劳动；（8）停止伙食；（9）降级撤职；（10）态度粗暴、随便训人；个人决定，独断专行。这种命令主义作风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个别企业中，已经造成逼死人命的事件。除了命令主义作风外，还有少数干部生活特殊，利用职权，在生活享受、介绍家属就业等问题上享受特权。也有少数干部违法乱纪，私立公堂，捆人打人，贪污腐化。为了弄清楚干部队伍的情况，各地都进行了摸底排队。根据杭州市和吴兴、长兴等三个市、县二百三十七个厂一级干部的调查；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事能和群众商量的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一；对党的方针政策拥护，在贯彻执行中有一般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一百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三；工作积极，但有严重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十四人，占百分之五点九；能力弱，实在不能胜任现职的三十二人，占百分之十三点五；违法乱纪引起公愤的十人，占百分之四点二。
（四）在职工生活福利方面，去年全省县以上工业工人增加两倍，必要的生活设施没有跟上，特别是宿舍拥挤不堪，睡地铺的很多，有些茅棚盖得太简陋，雨天要撑伞睡觉。这主要是由于去年新工人增加过多，省的领导急于发展生产，在安排新建、扩建项目时，没有相应地安排职工宿舍的建筑。但是，也有不少事情是由于企业领导不关心职工生活，可以解决而没有解决。例如伙食大多管得不好，伙房浪费贪污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工人说吃饭是：“受三气”——买饭靠力气、买菜靠运气、吃饭真受气；“闻三臭”——地下臭、桌下臭、有时饭菜也臭。同时，新工人大量增加之后，新工人的工资和合同工、临时工等政策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工人不安心。有的合同工说：“合同工领导随时可以解雇，人在生产，心在盘算解雇后怎么办？”在工资问题上，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工人天天盼望调整。显然，这些问题不很好地加以解决，是不可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五）大多数企业，党委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当前主要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不少企业集体领导尚未形成制度，党委委员的分工负责制没有很好地建立。事不论巨细，都要书记点头才算数。同时，在去年大跃进中，许多企业把一些重要的职能机构撤销或者并掉了，有的厂（如杭州庆成丝厂）只剩下厂长办公室，把日常生产行政工作推到党委机关里来，削弱了党对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有些企业数月不开党员会。有的党员说：“党员、团员、群众一个样了。”
各地区的会议，都在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自上而下作了自我批评。省、地、县三级领导高价征求下级批评，并且实事求是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配合着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大鸣大放，这样，就在绝大多数中层干部心情舒畅的情况下，推动中层干部自觉地作了检查。绝大多数人教育团结过来后，少数违法乱纪和强迫命令极端严重的人，就在干部和群众中孤立起来，为处理他们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同时，各地区都对所提意见，经过分析，提出了改进的措施。例如，为了改变压产值的办法，在会上宣布产值不是主要指标，国家计划主要是产品产量、质量、成本、劳动生产率等几个指标。对全省工业产品进行了排队，由省、地、县三级分工负责管理，不准层层加码。对职工劳动条件和生活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些是马上可以解决的，有些要创造条件解决，有些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也都分别作了交代。由于自上而下进行自我批评，就虚论实，边整边改，就使原来对领导有意见的基层干部和工人群众，一般都迅速转向拥护领导，上下之间的怨气化为了和气。
会议从总结增产节约运动入手，检查了影响工人群众积极性的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问题，又落脚到组织到增产节约上去。各地区都在会议的后期提出了第二季度的生产任务和整顿企业的工作，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一批走群众路线的先进典型，发动大家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提高了思想，解决了实际问题。许多干部反映“这次会议，压力很大，教育很深，非改不可，改有办法。”工人说：“这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大会”。他们写了大字报歌颂：“工业会议开得好，各种意见都放掉，改进办法十二条，一字一句都是宝，矛盾解决心开窍，多快好省跃再跃”。
通过这五十天的工业五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促进了生产。同时，实际上是一次整风运动，使全体工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主要是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使我们懂得了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要认真调查研究，把鼓足干劲和科学分析相结合起来。只有计划落实了，才能鼓舞群众的干劲，才有可能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订得低，固然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计划订得过大，无法实现，也会挫折群众的积极性。过去我们订计划，一是根据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测算现有的设备能力，但是，对于外部的生产和供应条件，没有认真的进行具体计算和分析。这样订出来的计划，当然是顾了需要，不顾可能，科学根据不足，容易犯计划过大和不落实的毛病。我们制订和贯彻计划的方法走群众路线也不够，不是自下而上调查研究，制订计划。而是自上而下地把计划套下去。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但是领导常常只看涨、不看落。也有些事情，只压任务，不给原材料。或者随便答应条件，实际上办不到，结果落了空。这种“一吹、二压、三许愿”的办法，反映了我们在工业领导上存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说明我们对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总结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缺乏研究，领会不深。
认识了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必须进一步明确地方工业的基本任务，并且要解决怎样正确地实现地方工业任务的问题。去年大跃进以来，浙江地方工业在为农业服务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对浙江的工业基础和资源条件缺乏具体分析，急于想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想在短期内建立一套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在工业建设上片面地求大、求全、求新，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急性病，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由于过分热衷于发展重工业，忽视了手工业生产和小商品生产，影响了人民生活需要和市场安排。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地方工业的发展的。
进一步认识了在工业战线上加强集中领导的重要性。去年下放给地、县和公社权力过多，在一些事情上妨碍了集中领导，造成物资分散、调度不灵，违反政策的事情增多。因此，我们认为：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批准权限、财政开支的权限、主要产品任务的安排、劳动力和工资的管理、以及重要物资的分配调度，必须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由省级领导统一掌握。同时，仍然要给各级领导保留一定的管理权限。
进一步认识了在工业大跃进中整顿巩固提高工矿企业的重要性。一年多来，本省工业生产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1）合理地调整工业布局，缩短战线、保证重点，妥善地安排每个企业的生产任务。（2）建立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建立一套基本管理制度，克服目前企业管理上的混乱现象。（3）整顿领导思想作风和干部队伍，建立和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整顿党、政、工、团组织。（4）进行必要的工资调整，正确解决职工必要的生活福利，以及整顿工人队伍。不少企业通过整顿，认真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得到了显著的效果：工业布局合理了，领导加强了，技术力量和物资设备集中使用了，管理上混乱现象大大减少了，干部作风有了较显著的改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从而在生产上出现了高产优质、成本降低、勤俭办企业的新气象。目前，我们正围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贯彻整顿企业的工作，推动浙江的工业生产建设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六月一日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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