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7-9 作者：[待确定]
最近我们派六个工作组到河北、山西、浙江、湖南、贵州、甘肃六个省，着重到十三个公社，了解了公社党的组织领导的情况，同时听取了我部常驻徐水、长葛县参加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现将所有了解的一些情况，简报如下：
半年来，经过贯彻八届六中全会、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有很大改善，干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改进，虚夸作风大大减少，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勤勤恳恳积极工作的。农村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目前有不少公社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也应该引起重视。
1、有些公社根本没有建立管委会，不少公社虽然建立了管委会，但是没有经常工作，形同虚设。徐水全县的十六个公社，都是只有正副主任，没有建立管委会。汾阳县在三十个公社，有二十个公社只有正副主任、部长、没有建立管委会。就是有管委会，也长期不开会，有的公社连谁是管委会委员也不知道，本人也不清楚自己是管委会委员。贵州长顺县长寨、广顺两个公社在最近改选管委会的时候，连上届管委会的名单也找不到了，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有的地方对选举公社管委会极不重视，认为管委会是“破铜烂铁，无足轻重”。
不论县人委的部门、基层干部和群众，事事都找公社党委，有些地方的群众，只知道有党委书记，不知道有社主任。公社党委会实际变成了管委会。这样，就使得公社党委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很少了解研究下情，很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2、不注意发挥支部和党员的作用。不少支部往往用党内外一揽子会议代替支部的活动。许多支部书记不管支部工作，有的连党员人数和小组长是谁都不知道。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二十七个支部书记，在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有二十四人说不上支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有个支部书记自己说是“党不管党”。许多支部的组织生活不够正常，除布置生产、中心工作外，在党员中很少检查思想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课教育陷于停顿，党员只知道起带头作用，不知道怎样联系群众，怎样进行活动。有的党员反映，支部对他们是：“一不管，二不问，三不听，四批评。”
由于党委不重视支部工作，致使党的组织存在着混乱现象。天水市吕二沟公社，有的右派分子指挥支部工作。长葛县洧川公社，有的非党干部开除党员党籍。不少支部叫非党人员管理党员统计、收交党费、保存党内秘密文件。有的支部还让非党干部转党员关系。
3、许多公社不注意发挥团的作用。有些公社不运用团的组织进行工作，以青年突出队和青年红旗队等形式代替了团的组织。有些地方团的组织一年不开一次团的会议，不收团费，团员也不知道应把团费交给谁。
公社党委不注意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只使用个人，不使用组织，只使用零件，不使用机器”，不权独揽，小事都管。这样，实际上是党社合一，使得公社党委陷于忙乱被动，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削弱，公社的各种经济工作也不能越做越细。
有些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很不健全，长期不召开党委会议，往往用干部会议代替党委会议。有的公社的党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建立，有的连委员是谁也不知道。霸县厂二里公社，县委决定原乡党委委员都是公社党委委员，共四十九人，但是公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却决定委员会成员二十七人，既未上报县委，也未向下宣布，大家谁也不知道是谁是党委委员。汾阳县峪道河公社党委，只有书记，没有委员。
有些公社党委对许多重大问题，不经过集体讨论，往往由书记自做决定，或者书记和个别人商量商量就决定了。不少基层干部错误地认为：“书记的权力高于党委会”。有些公社党委不适当地强调书记挂帅，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事无巨细都找书记，致使书记整天忙于行政事务。长葛县有的公社，找党委书记谈话要排队，书记下乡不敢走大街，睡觉倒锁门。长顺县广顺公社，公社党委召开总支书记会议，仅半天时间，就有十八个人找总支书记批条子、盖章。
有些公社党委的领导不全面，往往抓了突击运动，忽略了经常工作，抓了中心任务，忽略了部门工作，抓了农业，忽略了其他，不能对各项工作作全面安排。干部反映是“狗熊掰棒子，抓这个，丢那个”。不少公社把绝大多数干部都派到下边做中心工作，长期分片包干，致使部门工作无人管理。分片包干变成分兵把口，层层坐镇，包办一切。公社干部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不论布置工作、主持会议、向上汇报等都一手包办，致使基层干部有的依赖，有的不满。有的基层干部反映：“工作组一来，我们好比水牛掉在井里，有劲使不上。”
有些公社分工变成分家。干部反映，书记是块块，副书记是条条，一个将军，一个令，使下边无所适从。
1、贯彻政策、决议不能因地制宜，不能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上面布置什么就干什么。群众反映干部的工作方法是“照本念经”，“生搬硬套”，“吃小米，拉小米”，“机械化”。例如贵州长顺县硬性规定全县在五月底收完小麦，摆簑公社因麦子未熟，收割进度慢，几次被县委点名批评，公社就照样批评下面。这个公社的茅山管理区总支书记反映了实际情况后受了批评，第二天就强迫群众割了三十亩青麦子。贵州平坝县马场公社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要求全社从第二天起全部劳力出动收油菜，百分之九十的劳力打田，这种布置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但下面还是照样转达。
徐水漕河公社党委在今年三月给一个生产队布置任务种五百亩红薯，但只有一百亩空地了，该生产队请示党委怎么办，党委的答复是“坚决完成任务”。
2、许多干部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不同群众商量，不敢把党的政策同群众见面。不少地方迷信“高指标”的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包产指标没有落实。浙江萧山县城南公社去年亩年七百八十斤，今年计划指标讨论了七、八次没有落实，最后经过公社党代表大会讨论，计划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包产指标是每亩九百一十二斤，其中早稻六百五十斤，晚稻五百斤。但是按上级分配的任务，早稻应按亩产一千斤计征，晚稻应按亩产九百斤计征，由于上下要求的产量太悬殊，因此县委就不敢承认公社通过的产量指标，也不敢把征购任务向下面宣布。帅大姐在湖南浏阳县路过北圣公社的沪渚生产队时，有一青年拦住车子向帅大姐反映：“希望上级多下来了解群众的意见，不要只听干部的话。”“去年水稻插得过密，2X2寸，3X4寸，最稀的3X6寸，平均亩产只有三百多斤，有的只有一百斤左右。我们这样好的田，只收这一点谷子，真是伤心！今年上级规定按3X5寸、3X6寸的规格插早稻，我们插了4X8寸，干部说我们是右派分子。要不是看到毛主席的信，我还不敢说呢！……”北圣公社党委书记也提到有的群众反映：“共产党别的事走群众路线，就是密植不走群众路线。”不少地方都不敢把积极办好和自愿参加食堂的问题以及恢复自留地的政策向群众宣布。
3、不少基层干部习惯于行政命令，用压服，甚至惩办的办法来进行工作。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大相管理区支部，订了一套惩办的办法，并且依靠这些来推动工作。例如：
（1） 每个队员每天劳动一定要服从指挥，如有不服从者，一律以纪律处罚之。
（2）每个队员如有私事出门，一律要向队长请假，如不请假，以扣口粮、罚工处理。粮食每天一斤，工十分。
（3）我队建立托儿所一个，望有孩子的赶快参加，如不参加，对因此影响劳动者，一律以纪律处理。
（4）社内或队内开会时，每个队员必须按时到会，迟到者罚工三分。在会上有什么意见，应该当面提出，如在背后乱说乱道按纪律处分之。
（5）每个队员在劳动时，只能老老实实地干，如有人乱说乱道，晚上招来办公室，大家处理。
诸如此类，还有十几条规定。这个管理区根据这些规定，自三月至五月共处罚群众七十二人，占社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八，共罚款八十元，扣粮二十七斤，扣工分六百六十八个。在六月份订的生产奖励惩办法中，又提出：“锄好一亩地，奖人民币一角，否则除返工外，还要罚一毛钱。”村治安员说：“拿社员的罚款来奖励社员，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近这个管理区的治安组还公布了一封“告众社员书”，全文如下：“我社五类分子学校就要开课了，希望每个社员不论在什么工作上都能鼓足干劲，争取劳动模范美名，如有调皮捣蛋的人，不服从领导的人，我们一定收到学校里来改造，我校希望你们不要入此校才好。入不入此校，由你们本人吧。”
这个管理区的群众说：“在我们这里，只能说生产好，多打粮；不能谈国事，不能说干部好坏，不能提不同意见。”“这真不自由”，问题严重的是，公社党委还把这个干部的做法，当做好的经验加以推广。据我们了解，这个支部的干部还是比较好的，他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经过提出意见后，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好，正在改正。
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生产队支部书记赵宪章，对党忠诚，工作好，敢于向错误倾向作斗争。去年下半年毛主席曾参观过他的试验田，同他谈过话。去冬种小麦时，公社党委派人监督他每亩下百斤种子，他私下煮熟了八十斤，实际只种了二十斤，结果这块田真的丰收了，亩产五百多斤。今年五月在公社代表大会上，他列举了很多事实，批评公社领导上的虚夸和强迫命令作风。公社党委对他极不满意，以不爱开会为借口，说他“不服从领导”，要撤他的职，并且要把支部中拥护他的干部全部撤掉。经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制止，虽然没有撤职，但是却把他的党委委员选掉了。
这种不良作风，使得干部上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极不正常，下情不能上达。有的干部反映：“见官三分灾，不如早躲开。”有的群众说：“千斤鼻子压住四两嘴巴，有话说不出来。”
4、有些干部还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六中全会以来，虚夸作风已经大大减少，但是由于有些干部没有认真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对于虚夸作风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虚夸作风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同时，在批判了虚夸作风以后，有的地方也出现了瞒产少报的现象。
全国养猪红旗山东寿张县石门宋公社（原属阳谷县）虚报养猪数字的情况十分严重。该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实有猪五千八百六十三头，虚报为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三头；一九五八年六月实有五千三百七十头，报为二万一千头；一九五八年十月实有一万零三百二十二头，报为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六十头。郑州会议精神传达以后，虚报数字虽然压缩了一些，但是在今年三月底还夸报有猪六万一千二百五十头，五月中旬省、地委去检查时，开始谎报为二万八千头，最后经查实，只有六千二百五十六头。 河北易县县委在今年春天要梁各庄公社完成植树五百八十万株、绿化十八万亩的任务。这个公社算了一下账，如果把全公社能够植树的男女社员和儿童都发动起来，不干别的，光植树造林，也得一百二十天才能完成任务，实际上做不到。但是县里要一天一报，公社没有办法，只得假报数字。
山西汾阳县峪道河公社前些日子进行小麦估产，公社干部向参加估产的老农说：“要实事求是，估低了可没有好处！”管理区干部背后又向老农说：“要实事求是，估高了可没有好处！”口头上都是实事求是，实际上都不实事求是。
四、上述公社党委存在的问题，很多是和县委的领导有直接关系。有些县委领导上存在的问题和公社有类似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县委只注意抓生产，不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不注意根据本地区的情况，把上级的决议具体化；对于边布置任务时要求过死、过高、过急；对公社具体帮助少、调查研究少、深入检查少；会议、文件和表报过多。现在看来，要改进公社党的组织领导，就必须首先改进县委的领导。
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都向有关党委作了汇报。我们所到的各省，都很重视这些问题，并且正在研究改进。同时我们在各地也了解到不少好的经验，也准备加以总结。
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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