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15 作者：[待确定]
麻城县林家下湾原来是“五一”二社，现为中一人民公社“五一”大队的一个中队，下分为三个分队。
这个湾子，除很少数的几户外，都姓林。全湾子共220户，其中贫农134户，下中农35户，富裕中农29户，小土地出租5户，地主2户，其他1户。
这个湾子是平畈地区，离中一镇只有二、三里，田地都在公路两旁。土质比较肥沃，是一个以棉花为主的粮棉作物区。
原“五一”二社，是个比较先进的单位。一九五七年棉花单产达到籽棉326.25斤，稻谷单产达到601.3斤。一九五八年这个社受到了严重的水、旱、虫灾，六、七月左右，苦旱约六十多天；从六月到八月棉花又发了四期斜纹夜盗蛾，在地里吃得沙沙发响，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八月中旬又发生了一起山洪，单棉花被淹的就有135亩。在这样的大灾之下，这个社一九五八年的生产还是超过了一九五七年。根据中队初步查产的数字，棉花单产达到籽棉464.25斤；稻谷单产约达800斤。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下旬，我们到这个湾子里住了八天，重点选择了二十多户进行思想动态的调查，最后整理成材料有二十户。这些重点户都是经过分队的干部介绍确定的。大体上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包括了先进、中间、落后三个方面。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对于人们公社的看法等。调查的方法主要是个别谈话和家庭访问，另外也进行一些小型的座谈会，以及向有关的干部进行侧面了解等。
我们到这个湾子的时候，公社建社初期的混乱状况还没有完全过去，一九五八年的分配正在顶牛，冬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比较紧张，大办钢铁的劳动力还没有下来。因此，从干部到群众，顾虑较多。我们参加调查的七个人，对农村都很生疏，有些人还是第一次下乡。调查的时间很短，做逐户调查又是临时决定的，事先也缺乏准备。因此，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很不深，而且一定有许多片面的地方。虽然如此，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自己确实得益不少，并且深深体会到这种逐户调查的阶级分析方法，便于了解和研究当前的群众思想动态。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阶级路线问题。
对于同一件事情，看法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不仅反应了觉悟程度的不同，而且也反映了阶级观点的不同。拿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一件事来说吧。贫农一开口就是不愁柴米油盐了，就像林文卿讲的：“去年拿几个钱，也不胜今年吃不愁”。就像林占仁讲的：“现在出出进进是个快活人，一心埋头生产。”富裕中农呢，算了个账，林世俭算的结果是：“往日过生活，一个人一年最少要五十八元，现在食堂比往日好（注：中一公社的伙食费一人一年只算四十八元），划得来。”富农林世金一开口也是不愁了。他说，“不愁卖余粮了”。地主林玉先则说：“做得，得钱；做不得，有饭吃。”成了公社后，他只出了三、四天工，又想过他不劳而食的生活了。正如毛主席早在实践论中所讲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贫农对我们大讲而特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对人民公社的总的态度是相信人民公社好，担心人民公社办不好，迫切要求把人民公社办好。林生保老汉说：“同志，你跟县委说，别的事都好说，人民公社一定要办好啊！”这是广大贫农从内心发出来的声音。有的人说贫农是因为个人得到了好处，所以才拥护人民公社。不错，办人民公社就是要首先使贫农得到好处。但是，贫农远不是那样狭隘的单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看人民公社的。请听听生活最困难的林生香的话吧。当我们问他：一九五九年公社收入增加了，是多供给些好，还是多加工资好？他考虑了一下，说：“从我来说，一人做，三人用，多加供给对我好。但是供给加多了，工资就少，太平均了，有些人不舒服，怕要影响生产。还是多加工资，生产搞好了 大家都能改善生活。”这是何等的风格！
贫农看得很清楚，个人利益要从集体中来，改善生活要从发展生产中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万物土中生”，就是“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因此，他们非常关心生产。他们对一九五八年的看法是“大灾大跃进”，“要不是大跃进，一九五八年是个大荒年。”他们对一九五九年的看法是，还要苦战，还要跃进。他们对一九五八年的生产和干部作风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批评，比起富裕中农、贫农和地主们来，要多得多，而且尖锐得多。尽管他们的意见当中包含了一些片面性和保守思想，而他们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正是高度觉悟的主人翁态度。这种态度，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习惯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说明他们能够分清是非和坚持真理，说明他们还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希望很大。且不说林生保这样的积极分子，就拿一贯被认为是“落后分子”的林中汉来讲吧。他对新技术有保守思想，但同时他又积极要求搞试验田，开展比赛。他对干部中的某些强迫命令现象直率的表示不满，但同时又说：“干部不让讲话的事，也就是我说的这么几回。我们说的有些话，干部还是听。有什么事，我还是和德金（原小社主任）说。干部搞革新，还不是为增产？”林中汉的批评，包括保守的意见在内，不也是为了想增产、象巩固人民公社吗？
富裕中农对人民公社的态度，比合作化高潮时他们对农业社的态度，要好些。因为转入人民公社，算起账来，对他们的确还是“划得来”的。也因为合作化以后几年的事实，有力地教育了他们。但是，他们顾虑多，对政策的顾虑和对干部的顾虑，毕竟还是比贫农多，不大敢说真心话。林立中在谈话中间，尽量回避回答具体问题。回避不了的，就说：“没有什么抵触，大家都一样嘛。”这种态度，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是，他们谈话含糊，我们调查时间又短，因此，这一次对富裕中农的思想摸得很不透。他们对人民公社究竟具体的赞成什么，顾虑什么，都还不能清除地反映出来。
富农和地主中间，有个别的人，像林世宽那样接受改造老实一点的。（但是，从谈话中看来，他还是有点不安于劳动，想当干部；不安于农村，想到城市。）一般来看，像林世金和林玉先这些人，很明显的对人民公社还是两条心。对于林世金来讲，解放后一系列的限制剥削、统购统销、土地归公、资金入社、惩罚投机等，已经形成了对立情绪。他讽刺吃食堂的好处是不愁买余粮了；他说，干部有上面撑腰，不一定不好当；他对人民公社的想法是尽他们去搞，搞成么样就是么样；他对党的政策是“猜不透”，也不去问，“有些事情知道只当不知道”；……。其实，这种消极抵触还只是他的表面，骨子里只要有机可乘，他就要出来积极反对我们。在总结一九五八年的群众会上，他放阴阳火挑拨梅靑红，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贫农林生保对她的评语下得好：“死了就改过来了，不死就改不过来。”
从这些材料中，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农村中的阶级，并没有因为人们公社化而消灭。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对人们公社的态度，都鲜明地戴上阶级烙印。建立人们公社，以及整顿和巩固人们公社的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人们公社化以来，曾经有人以为农村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或者接近消灭了，中农和富农没有什么区别了，富农、地主也没有什么反动性了，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基本解决了。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据我们从调查中得到的印象是这样：农村中的阶级动态，还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这种阶级斗争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仍然是相当尖锐、相当复杂的。因此，我们认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定地依靠贫农（包括新、老下中农），团结中农，丝毫也不放松对地主、富农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党的阶级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离了阶级路线，就没有群众路线。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醒我们：“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我们应当时刻记住党中央的这一指示。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感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还要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调查材料集中地反映出来，当前农村中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认识还不统一。对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政策认识不统一，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估价不统一，对一九五九年的要求不统一。在一九五八年这样一个生产大跃进和社会关系大变革之后，出现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一件好事。只有让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都暴露出来，互相争辩，互相比较，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些脑子发热的现象，例如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现象、浮夸倾向和形式主义，建立公社初期的“一切归公”之风等等。这些缺点比之于一九五八年的伟大胜利，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从我们内部来讲，必须清醒地对待这一个手指头，实事求是地弄清这些缺点，坚决地纠正这些缺点，目的是为了组织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也正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林生保听了六中全会精神后，非常感动地说：“这一个报告把我的心肝五脏都说到了，真正根据这个报告的道理来做，中国比生铁还要强，跟生金子一样。”
但是，也有一些人却想藉口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趁着当前思想认识还不够统一的时候，来否定一九五八年的伟大胜利。说什么“一九五八年人跃进了，生产没有跃进”，说什么“既然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前一段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搞错了”等等。这种人虽然是少数，但是，对他们的谬论如果不加以批判，从我们在林家下湾所了解的思想动态来看，就还会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一九五八年是不是大跃进？哪些干的对，哪些干的不对？人民公社有没有优越性？建立人民公社是搞乱了，还是搞好了？ 一九五九年还要不要跃进？能不能跃进？这许多问题，群众都要求辩论一番。
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不仅不能收起，还要更广泛更深入地继续开展下去。当前存在一大批问题，怎样统一认识？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运动来统一。统一到哪里去？只有统一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上去。离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原则，就不可能对一九五八年作出正确的总结，对一九五九年作出正确的规划。我们非常同意“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一篇文章，在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的同时，还要大量提倡共产主义精神，鼓励共产主义精神。
我们在调查中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是不很深刻的，学习中的一些体会也是不很成熟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
贫农九户
一、林生保
林生保，五十六岁，四级，在政治上和生产上都很积极。家有六口人。妻子金士立五十八岁，二级。两个儿子，世珠和世珍，都参军去了。大女儿美莲十三岁，等外级。小女儿足莲十二岁，上小学。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69.94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360.07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33.5%），其中工分报仇127.09元，伙食（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五月，下同）176元，工资（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五月，下同）56.98元。
我们和林生保谈过四次：一次在贫农座谈会上，一次个别谈话，一次边看庄稼边谈，我们临走时又谈一次。
林生保对人民公社是坚决拥护的，在贫农座谈会上谈了六大好处：（1）不愁柴米油盐了，心理摔掉了一个冷饭巴。去年他得了3250个工分（包括儿子参军的补助工分在内），可是今年春上还差四个月的口粮。（2）小孩子可以出去读书了。足莲11岁都没有读书，今年秋天才进小学。（3）办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大人可以安心生产，小孩儿可以不出危险（去年村里淹死了一个小孩），带小孩儿的大孩子可以出去读书。（4）老人可以进敬老院。林占桂70多岁了，无依无靠，总担心没有着落，现在进了敬老院，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5）生产上可以统一派工，对病人、老人、幼女儿童，都可以照顾。去年有一个妇女怀孕，为了抢工分，昏倒了。现在孕妇怀孕八个月就进妇产院。（6）好工农业并举，既搞农业，又搞工业。大办钢铁时，村子里去了105人，现在还固定了48人。
他真心真意的说公社好，又怕公社办不好，迫切要求把公社办好。座谈会上他说大家对发工资很担心，12月原说16日发工资，后来又说20日发，但到22日还没有发（注：28日发了）。现在刚刚秋收就发不了工作，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对梅白同志说：“同志，你跟县委说，别的事都好说，人民公社一定要办好啊！”
初建人民公社时，林家下湾也发生过一些混乱。12月25日至27日公社党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吸收了一部分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梅白同志作了一次报告，根据六中全会精神阐述了对公社的认识和政策界限。林生保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非常兴奋。他说：“这一个报告把我的心肝五脏都说到了，真正根据这个报告的道理来做，中国比生铁还要强，要跟生金子一样。”我们问他，照这个报告讲的道理，和公社初建时的情况比一比，觉得怎样？他非常生动的打了一个比喻说：“好比打鸟，铳端起来了，也比得在，里头差一分，出去差一丈，前头的一个雀子没有打到，倒把侧边的雀子打倒了。”12月29日原小社工分报酬初步算出来了，全村只有16户进钱，群众很着急，特别担心自有棉（每人3斤）得不到，过冬棉衣棉被不好解决。30日他和我们一见面，就讲这个事。梅白同志问他：“大家想办法，暂时不扣，把生产搞好，行不行？”他说：“行。账都记到，搞好生产，将来还是要还的。”
他对公社建新村的做法，有意见。他说：“造新房子好，但是拆屋盖屋不好。房子作价也不和群众商量，来了两个干部，又不进屋，也不说话，把手一指，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就算完了。上面说新村离田地远一些，不怕，明年就有汽车来回接送，这是董永老婆说天话。就是搞些天兵天将来，也没有这么快。”
他对于“迎接参观”这样一类形式主义的事情，很不满意。他讲了这样几件突出的事情：（1）有一次省里要来参观，郭书记（原乡总支书记，现任公社工业部长）叫全小社的人都去公路边整枝打杈，不管是不是整枝打杈的时候，也不管你会不会整枝打杈。大家没有办法，到地里乱剪一气。这哪是整枝打杈？“是现人”！（2）领导上为了迎接参观，要求做到三光（注：公路两旁的路边、池塘和田埂上都要除光野草等）。我看，路边搞三光，地里成三荒。只有一点好处，草皮可以积点肥。（3）公路边有一块二斗一升的晚粳，为了迎接参观，要苗子长秀些，叫小队长和我补下70斤化肥。这块田是当香地，肥得很，不能再下多肥了。小队长又不敢不下，只好团团转转撒了一点，剩下的我都下到泥豆田里去了。结果四周撒了肥的都倒伏了。（4）为了搞丰产，一定要掇秧，已经掇不得了，也不管，把12.8亩的苗倂到0.8亩的一块田里，结果都成了死草，颗粒无收，连草也没有割回来。按每亩四百多斤计算，损失五千多斤（注：全村共掇秧68.8亩，都没有收）。林生保对我们说：“同志，我们受苦，你爱这个洋面子，我们肚子要东西吃，一把死草有什么用？庄稼不按季节做，真是扬叉打兔子，走空子里去了。”他还说：“今年人的生活平等了，庄稼的生活不平等。公路边好些，离公路远的就差些。”
他赞成推广农业生产上的新技术，他说：过去广种薄收，一亩场子只收得几十斤。又说，南大2419小麦和岱字棉好得很，是毛主席带来的。棉花营养钵也很好，只是费功夫，做不过来，还要再想点办法。但是，他对今年推广新技术的做法，很有意见。（1）不听取老农民的意见。他说：“老年人并不是菩萨，有点把子好东西，也是多少年试出来的。”（2）结合实际不够。他说“党的号召是对的，但是党不知道你那里的情况，不知道你那里的土色。”又说：“推广新技术要抢得住季节。”（3）没有很好地经过试验，就大面积推广。他说，“试验田要少搞几亩，好就好，丢就丢，不怕。今年各个队都要一样种，一出毛病就丢多了。”他提出一个推广新技术的具体办法说：“好比兴十亩场子，新技术兴三亩，另外七亩照原来有把握的方法种。三亩新技术要是丢了，不怕，剩下的七亩可以做出十亩的活来。这三亩要是做好了，明年就照样改。如果不好，第二年继续试验二亩。第二年如果还是不好，第三年再试验一亩。三年不好，就不要了。”
对新技术措施本身，他也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在棉花方面有：（1）棉花打顶迟了，追肥太多，把下部的果枝都整掉了，结果棉株长的太高，叶子太靑，中下部结桃少，桃子成熟迟，使棉花迟了。他认为今年棉花迟，叶子青，是发斜纹夜盗蛾的一个原因。抢住虫子生长的季节，叶子一老，虫子就发不了。他说明年不怕虫，只要棉花早。（2）棉花太稀了不好，太密也不好，以株距一尺五寸左右为宜。今年只七、八寸。另外还要看土色，油砂地棉株长的高大，要稀些，让枝子展开，每一株的棉桃结多结好，开出来像荷花一样；如果太密了，不透风，不透阳光，棉桃就结不好。河砂地棉株长的瘦，可以密些，以多胜少，还是可以多收；如果稀了，就空了地。（3）推株倂行时硬要狠狠推过去，还要在根部x一脚，伤了棉株。（4）搞营养钵时，他提出同时播种一些，防一手。干部批评他不该说。后来一下雨，营养钵垮了不少，再播又迟了。他说是哑巴见到娘，有话说不出。在粮食方面有：（1）掇秧掇晚了，颗粒无收，费工很多。（2）门板秧，挨挨寸，满天星等太密了，总要四、五寸才好。（3）后期下肥太多了，倒伏减产。（4）冬播小麦下种每亩80斤到100斤，太多了，费种子。（5）砂地透水性大，也要一样开深沟，毫无必要，多占了地，而且雨水一冲，两边上的土和苗还要垮下来。
他估算今年粮食和棉花比去年都要增点产，但是增产不多，投资很大。增产不多的原因，除虫、旱、水灾外，他还讲了二条：（1）推广新技术上的上述问题，也造成了不少损失。他说：“今年减产，就减在丰产田里头了。今年棉杆、稻草比去年多一倍，产量就这个样子，怎么说得出去？（注：意思是人家不会相信）”他说：“掇秧的时候，一面掇，一面痛得流眼泪。”他和我们个别谈话以后，怕干部讲他是乱说，怕我们不相信，第二天又主动引我们下畈去视察。因为庄稼都收了，只能看到扯下的棉杆和稻蔸。他指给我们看，一种棉杆长的粗大，中下部很少曝开棉桃壳，上部残留的嫩桃较多；一种棉杆长的矮小，曝开的棉壳多，残留的嫩桃很少。水田里，挨挨寸、满天星式的稻蔸细瘦，掇秧的死草还没有割掉。林世猛的棉花试验地因为要让人参观，还没有扯掉。林生保指给我们看，边上的长得好，棉桃开的多，中间的也是中下部桃少，上部残留的嫩桃较多，现在还有靑叶。我们问他有没有收到四千斤？他说：“没有。”问他到底收多少？他说：“不好讲。美国人总说他们产量多了，往河里倒。为了对付美国人，产量这样说也可以。”另外，对于林世猛试验地在生产条件上有许多优待（如人工多，农药多，没有早扯杆等等），也不大服气。（2）秋收浪费大。他说：“今年正是秋收时节，劳动力抽走了很多，粮棉浪费很大。像我们这样的平畈地区，十成要丢一成。今年种得好，没有收好，丰产没有丰收。”他认为今年棉花是迟了，为了冬播，扯杆扯早了，如果再有十天，残留的棉桃还有许多可以收到手。他说：三个月秧麦，一个月收。小麦稍微晚一点，还是可以的。
他和我们谈了这许多意见后，很担心，怕下面干部整他。12月26日，梅白同志在报告时，举了他讲的一些例子，并提到他的名字，他说他低头躲在一边，怕老郭不高兴。29日晚上，他老婆埋怨他：“别人说的都是含糊话，就你一个人百事都说了。如果别人找你岔子看你怎么办？”那天晚上，又正好传出初步决算消息，说绝大多数人都要超支。他急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梅白同志找他谈话时，他一面说，一面流泪。梅白同志安慰了他一番，又当面向公社负责干部作了交待，看样子，他还不放心。
林生保承认他在生产上有一些保守思想，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中有片面的地方，但是，他那种关心生产的主人翁态度，是十分令人感动的。他提意见的态度也是诚恳而善意的。
二、林生其
林生其，四十二岁，七级，表现积极。家有七口人。妻子徐宗全四十四岁，二级。长子世乐二十岁，去年参军，曾任团分支书记。次子世宽十三岁，读中学。三子世田十一岁，读小学。小女儿秀英和秀莲。一九五七年总收入507.44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82.29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4.9%），其中工分报酬141.98元，伙食264元，工资66.30元。林生其家在解放前生活很苦，所以，我们一见面就说：“我算翻了大身”。他对儿子世乐的进步，感到很骄傲，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世乐如何积极工作，如何让被乡干部器重，如何恋爱等等。
林生其对一九五八年的看法很明确，他说：“今年一年几大的形势！比如抗旱车水，从码头到林家下湾，水车摆了三、四里路长，这一下子就救了命。今年虫、旱、水三个大灾，要不搞大跃进，是个大荒年！”他又说：“我们这个湾子往年到处是粪缸粪窖，肮脏死了。今年这一拆，盖起几个厕所，湾子就变了个样。后来又盖了沼气站，盖榨房，办砖瓦窑，这都是苦战来的。”
但是，今年生产上也有些他“不习惯”的事情。他说：“干部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说是号召来了。比如掇秧，一不能保产，还要把一些到手的谷都掇了；二费工大；三空了田。你说不能掇，他硬要掇。再说密植，插秧搞挨挨寸、满天星，棉花六寸远一株，你说不行，他说你接受能力不强。插秧牵着线插，只图好看，几多人好笑。干部中也有不服的。世谷（党员，原小队长）就说，能牵就牵，不能牵就不牵，受批评他去顶。世谷这人就是群众观点强，社员没吃的，他拿出自己的口粮给社员，自己再困难，也要把群众顾着。组织上（指党支部）说他群众观点太重，辩论过他几次。”我们问他，这是世谷讲的？他说：“他哪里肯跟我们讲这些，是我们偷着听到的。”另外，对于加班的问题，他说：“加班要适当。该加的加，不该加的也加，末后就加不起来了，反而疲塌了。”
谈到一九五九年，他说：“还是要跃进，还是要苦战。今年一年我们湾子就变了样，再苦战二年，可能建成新农村（指他所住的湾子）。”他认为“1959年比1958年好办些。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心不齐，愁吃愁穿。明年人心齐些，吃了食堂要干活吧，哪个不愿意社好？社好才能自家好嘛！”
不过，他对当前的冬季生产很担心，特别担心的是麦子比去年种少了，空地多了。他听干部讲，空出一些地，可以做棉花营养钵基地，可以早些种棉花。但是，他想不通。他说：“我总觉得粮食种少了，放心不下。粮食是宝中之宝，首先要吃的。在空地里，只要丢些种子在里面，就会长庄稼。”又说：“种早棉花也可以先留少数地试验一下，试验好了，大家也相信。”我们给他讲了点少种多收的道理后，他勉强说也行，还是不大相信。后来谈到1959年还要办钢铁、办工业，还要抽劳力时，问他有何意见？他想了一会说：“可以嘛。”我们说劳力紧张怎么办呢？他说：“少种嘛。”我们又问怎么样提高产量？他说：“种好嘛。”看来他对工农业并举，对农业上的少种多收，还是有顾虑的。
公社办什么工业好？他提出几个项目：（1）搞小钢磨，做粮食加工。（2）解决挑水问题。（3）搞些板车。他说搞好这些事，可以省许多劳力。他想的面窄一些，但是很实际。
他对人民公社是拥护的。他说：“办了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有保证，屋里人不要烧火，吃现成的。伙食水平比‘起家’的富裕中农强，比‘流传’的富裕中农，也不过少吃些荤。加把劲，就可以赶上去！不愁吃的，小孩就可以上学校，丢了一个大包袱。过去小孩要不在家做活，工分少了，没有吃的。往日小孩子长的不好，就是做很了。”
但是，他一愁公社生产“没头绪”，二怕公社办“左”了。他说：“现在公社生产还没有头绪。麦子种少了，空地太多。麦子急着要追肥，油菜急着要上粪，棉杆要捆回来，田里要开沟起板……。吃了食堂，有些人就觉得百事没有了。我是想过的，没有这么多粮食，吃什么？心中有数的人还是愁，心中无数的人混着过。”因此，他赞成恢复包工包产和评工记分。他说：“包产要包到队。现在哪些场子是我们队的，社员还找不到。”又说：“按等级发工资，死板些，还是评工记分灵活。”
对掌握政策方面，他说：“我什么也不怕，就怕公社办不好。比如拆房子盖新村，我们思想一直不通。搞了一辈子就这么点家业，要拆，心里总不润和。我妻子说，要是拆屋，还不如打着烧了强。”又说：“修新村，集中住，我们这个湾子还不大？还要几大的村子？现在人上了不少，功效不高。我看，要把新村修完，两年还伸不了腰。”
据分队干部的介绍和我们的印象，林生其在生产上肯干能干，为人谨慎，顾前顾后想的多些，有时“忍”半天说出一句话来，很有点分量。虽然有些保守思想，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比较积极的。
三、林德福
林德福，三十二岁，六级，原任小队长，现任分队保管，是一个积极分子。妻子余桂荣，原评为三级，因劳动积极，最近提为四级。他们有三个小孩子。一九五七年总收入340.34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388.4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14.12%），其中工分报酬99.67元，伙食220.0元，工资68.73元。
林德福和我们谈话时，首先检讨了他领导生产队生产时的一个错误。他说：“原小队夏收包产是每亩七百斤，结果只收六百多斤，共赔了三百多斤。主要原因是麦子割早了。”由于这件事，他感到很对不起大家。
接着他谈到转入人民公社时他家的思想状况说：“刚转社的时候，正赶上农忙，我被调到三河去炼铁去了，我妻子五更半夜在畈里做，细伢没人带，畜生也喂不成了，她气不过把猪子也卖了。我请假回来时，湾子里正在卖板子，我连谷仓也卖了，老婆陪嫁的洗脸台也卖了，还想把罗柜卖掉。我当时想，有一个钱就收一个钱。后来在县里开扩干会回来，心理才想转了。一些人瞎吵百事共了，政府并没有这个黑事。”
他对今年生产上的浪费现象很有意见。他说：“抢种小麦时，五小队派人协作，只顾犁地，不顾收花。辛苦一年就这样丢了。干部们只晓得抓冬播任务，口口声声是军事行动，棉花没收起来，社员都有意见，怕说得，闷到肚子里。”他认为今年的棉花减了产很痛心。他说：“苦干了一年，不得钱不说，还落得这个下场，真是说不得。”他又说：“打谷的时候，三个稻场堆满了谷，日里夜里没有‘收尸’，干部们晚上开会回来，看见八个猪在稻场里吃，我想去打猪又怕人骂，心想，管他娘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他还说：“食堂整米的人，自己拿谷，不过秤，自己整，不记账，说是肉烂在锅里。结果一百几十斤才报一百斤。搞到现在没有个真实数字。还有，往年各家各户积肥都算钱，大人一个月二角五，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的洗脸水，洗脚水，抹汗水……统统都丢了，要损失好多肥料。”因此，他说：“照现在这样，公社搞不好，还是要有定额，要打分子才合理”。
林德福对前一段军事化的做法有意见，他说：“大办钢铁把正劳力都抽走了，妇女在哪里做活就在哪里歇，小伢子不能挨娘，把人捆死了。我倒三河工地去了，我妻子余桂荣在家里生产，因为小孩多，夜里不能加班，干部就要扣她的工资，还要‘扑钵’（注：把饭钵子夺过来覆在桌上，不让吃饭。）余桂荣急得没法，带信把婆婆找来引伢。可是婆婆又到了年纪，细伢又不跟她，没办法我才请假回来照护。”直到最近，林德福把小伢送到托儿所，才解决了困难，余桂荣也积极起来了。林德福说：“像前一段那样军事化不行，天天加夜班，你望我，我望你，事情没多做几多，功夫都抗过去了，现在虽然不加夜班，可是白天做的活比加夜班还多。”对于办钢铁，他说：“钢铁是国家需要，应该办，只怪人太抽多了，庄稼搞不好，现在上级也晓得人搞多了，把人都调回来了，还是要抓生产。”
林德福在转公社和生产运动中都很积极，有时还自动加夜班为食堂腌盐菜。特别是余桂荣，公社替她解决了带小孩的困难后，生产很积极，她说：“我只要求夜里做个鞋，补补衣，分的净花要抽空纺出来，现在生活紧，不能旷工。”她还要求过年三天在屋里吃，她说：“这是一年一度的老规矩，一时还难打倒，过年时人来客往总是有些的。”
四，林占仁
林占仁，五十八岁，四级。家有四口人。妻子周全仁，多年关节炎，很少参加生产。大儿子十六岁，在麻城县卫生学习班学习。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姪儿跟他一起过活。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14.40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259.24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21%），其中工分报酬63.63元，伙食162.00元，工资33.88元。
林占仁说：“转了公社，日子比往日过得好；不愁柴、米、油、盐，做了活回来吃现成的，往日总是吃一碗腌菜，现在一餐两个菜，还打汤。”他说：“我现在出出进进是个快活人，一心埋头生产。”
她对公社生产的管理，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说：“一颗粮食一滴汗，糟蹋粮食有过，可是有些人和我们老年人的心不同，以为‘公社’了，粮食放在田埂上让人踩，棉花桃子还没有曝开就要扯杆，真是有本事做，没本事收啊！”我问他为什么今年会发生这些浪费现象？他说：“这是因为转公社的时候把三包四到田吹了，今年包到我二亩九分棉花地，到转到公社时，工分不记了，产量也不要了，到现在一亩场子到底收了几多不晓得，这不是吹了是么事？”他又说：“往日十几个人一排，排长管得住，现在百把人一个分队，队长哪里望得过来呢？老实人闷着头做，投机人就不做，又没有评工记分，做不做都一样吃饭，肯做的人想起来就不称心。”我们告诉他还要评工记分时，他说：“政府的这个号召好，多劳多得。”
今年掇秧时，林占仁提意见，说：“掇不得，密得不透风，每分田又下二百担水粪，不闷死是个舅子。”干部不理他，说“这是新技术，你们不中”。结果，今年掇秧失败了，颗粒无收。林占仁意见很大，他说：“干部们说我们说的话都是菩萨话，他们不听。”直到现在，他对新技术全部采取否定态度，我们同他一谈到深耕，密植……他就说：“我们老年人，根本不晓得么事技术革新，不通那个经。”
谈到生活问题时，他的老婆周全仁说：“三斤自用棉还没有发下来，纺个绳线索子做鞋也做不成。”我们问她今年棉衣缺不缺？他说：“大人的不缺，细伢在大场子（麻城）读书，不像在乡里，身上要搞件衣服挂到，一个学校几百人，穿破衣服不像样。”林占仁很着急今年十二月份的工资和一九五八年的分配都没有发下来，他一连几次对我们讲：“等账算下来，首先就还公社的超支款16元，然后给细伢买双鞋。”他准备亲自将鞋送到麻城去。他十分担心他的儿子不成器，他说：“学校里老师管得再严，伢不是他养的，娘老子的话要入骨些。”他要去告诉儿子：“好好地为人，在学校读书，第一要听老师的言语；第二不要出风头；第三不要学政治；第四不要闯祸，看戏不要巴台，要做个老实规矩人。”因为钱没有发下来，他的这些心思也放不下，有点担心不能月月发工资，他说：“月月要政府把钱，哪来那样多？”
谈到一九五九年时，林占仁说：“要把生活搞好，全靠土里，万物土中生，不生产，生活提高从哪里来呢？”他对五九年生产跃进的看法是：“要攒劲做，不能靠政府，只要大家攒劲，明年小麦六百斤、七百斤、一千斤可以搞得到。”
林占仁有保守思想，不大相信新技术。因为这一点，分队的干部总认为他不够积极。但是，从他关心生产和拥护公社的表现来看，不能够认为他不积极。
五、林生香
林生香，四十四岁，五级，表现积极。家有三口人。老婆十五年前就去世了，大儿子林世福，二十七岁，三岁时生病失明，没有参加劳动。二儿子林世尤，十五岁，因长期生活贫困和患钩虫病，发育很差，看起来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成年累月和瞎子哥哥在一起，知识低于一般儿童。一九五七年总收入179.09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212.73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18.8%），其中工分报酬47.81元，伙食32元，工资33.92元。
他除在农业社超支112元外，还欠信用社26元（内涵贫农合作基金贷款20元），欠供销社10多元，共负债150元。
林生香因两个儿子都不能劳动，是个严重困难户，年年都要社里照顾。现在吃饭问题解决了，他最大问题是“穿”。三个人都没有棉裤，三件袄子都是买的旧的（1955年用20斤红薯从亲戚处换来一件，1956年用七块钱买来两件），三人共一床棉被，是1955年五块钱买的。今年每人可得三斤自用棉，这是他们最需用的东西，但九斤净花要八块钱去买，他拿不出来，希望照顾。
当我们问他：“1959年收入增加了，是多加供给好，还是多加工资好？”他考虑了一下说：“从我来说，一个人做三人用，多加供给对我好。但是供给加多了，工资就少，太平均了，有些人不舒服，怕要影响生产。还是多加工资，生产搞好了，大家都能改善生活。”
他现在养有一头小猪，打算七个月养到102斤可卖到33元，除去小猪2.4元，二百多斤糠十五、六元，还可以赚十五、六元。困难是“现在食堂自己喂猪，到处难买到糠，要求政府卖点糠”。他还说：“猪没有糠吃，跑到田里和稻场上去吃，一晚要吃十多斤谷。”（林世齐也说，全村有200多头猪，浪费粮食很多。世国是个单身汉，他的猪十几斤时，他就除去搞运输，猪放在家里没人管，到处乱吃，现在已有40斤了，保险他回来认不得自己的猪了。）
谈到公社的生产管理，他说：“开始转人民公社时，我们认为不包工也包产了，现在才知道和小社一样，还要包工包产，这样增产能得奖，大家做活勇敢些。”
对于58年的生产，他说：“今年棉花赶不上去年，主要因为虫害。棉花不能号召种早了，要等到谷雨下种，今年下早了半个月，长得像火烧边一样（叶子卷了）。又太栽密了，使叶子太厚，一下雨就掉桃，以一亩3000株为好。插秧时页号召密植。满天星，二条龙是社员不爱的。今年插秧插了个把月，太阳大了，田里烫人，硬是想爬起来。林德辉（当时社支书）搞二条龙，七分田插秧用了四、五十个工，结果长得像茅草一样。费了力气，如果能增产，我们没有意见。社员对技术措施有意见不敢说，怕扣大帽子说是对大跃进不满”。他又说：“办工业好，工业比庄稼出息大些。但是，现在办工业的人去多了，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影响，抢季节要差一点”。
六、林文卿
林文卿，48岁，五级，有贫血病。家有六口人。妻子刘金桃47岁，二级。儿子中德18岁，四级，有黄肿病和疝气。女儿凤彩9岁，因为积极劳动，也评为一级。另外还有两个小孩。1957年总收入372.72元。1958年总收入503.55元（比1957年增加35.2%），其中工分报酬132.27元，伙食264元，工资106.28元。
文卿喜欢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来啦，吃几多有几多，我越想越高兴。我家是人多劳少，我还有病，毛主席兴个吃饭不要钱就够啦，还月月发工资，我家上月得了十一元钱，不愁吃饭还有钱化多好哇。”今年分配决算结果，他家是个超支户。但是，他说：“决算分不到钱我心里也高兴，明年春天就不着急春荒啦。去年冬天我分了八十五元，存银行七十元，准备今年春天买粮吃，结果买到粮时钱早用完了，还是得着急”。他妻子插嘴说：“去年拿几个钱，也不胜今年吃不愁。”他儿子也说：“伙食供给制是共同富裕的好办法。
他关心公社，以社为家，他说：“公社比我的家还好，无论如何要把公社办好，我担心人心不齐，公社办不好。你看在食堂吃饭，有的小孩吃不了一钵饭，大人也给满满一钵子，吃不完强吃，叫吃饱也不能浪费呀！我的三个小孩，我总是先叫他们分两钵饭吃，不够时再从我的碗里分一点。”又说：“我看见公社的东西浪费就觉得心痛，稻谷满场子没有人管，棉花遍地没人拣。我内心过不去就给队长提意见，下午抓了八个人收回来一些，夜里就下雨啦。抛撒了多可惜呀？”又说：“往日小队积肥是作分子，天不明就有人到街上去拣粪，现在不作分子，拣粪的人少了，种地没有粪怎么行啊？今年麦子下种多，挖的深，播幅又宽，肥少了不行，年前（古历）要锄两遍，追一次肥，长起蔸子来，明年丰收才有把握。”又说：“在背后，我们常扯公社的事，有人说，政府叫吃七百斤，叫吃饱，恐怕是假话。有人说，看样子不像是假话，食堂吃几多有几多。有人说叫这样吃就得把庄稼种好，‘官出于民，民出于土’。”在和他谈到公社最近在生产上采取的一些措施后，它又说：“我最担心就是怕公社搞不好，现在听说又要记分子，搞三包四到田，送肥锄麦了，真的这样做，麦子有把握了。我也不发愁了”。
他的阶级警惕性也很高。我们找富农林炳灵谈话时，他看见了，就主动找我们说：“炳灵是个放鞭子（注：放高利贷）的富农，他说的话你们要注意点呀！”
文卿对一九五八年的生产管理有意见。他说：“今年苦战战胜了三大灾害（虫、旱、水），要不是苦战，比一九五四年的灾情还要重。今年庄稼长的很好，就是没管好收好。棉花种的那样密，长的不透风，不早打顶，树长的高，桃子少。麦子没有成熟，就叫割，叫两天两夜完成任务。我有病，夜里怕露水，不去也不行，没办法戴着草帽去割麦，靑的麦子不好打，费了人力又减了产。一亩至少减两三斗麦子。”又说：“棉花拔的太早了，有的桃子没长老，棉花掉一地，没有拣就翻地下了，一亩至少损失几十斤。掇秧几十亩，一斤也没有收，你看这可惜不可惜？要不是有这些浪费，我们的收入会多一些”还说：“乡政府下来人，不给人商量，叫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忙着收庄稼的时候，抽人去炼铁，去修水利，去武钢，把到手的东西都掉了，我真舍不得。”
文卿对人民公社的事像对他家里的事一样关心，深怕公社办不好，他说的都是内心话。但他本人也有些保守思想。
七、林世怡
林世怡，三十一岁，六级，比较落后。他一九五零年入团，据他自己说，因为“工作没有方向，家庭困难，没有争取入党。”家有四口人，妻子彭祯荣二十八岁，四级，表现积极，任副分队长。子其伦，四岁。
在成立公社前，他们和兄嫂没有分家，那时全家九口人，比现在多五人：母亲，七十二岁，没有劳动力。大嫂董瑞莲，三级，有一儿一女，都在读书。二哥世锦，六级。
按未分家的情况计算：一九五七年总收入654.04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705.27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7.8%），其中工分报酬223.13元，伙食352元，工资130.14元。
林世怡说：“1958年苦战，热天没有乘过凉。1958年旱灾比1952年狠，水灾、虫灾也狠，要不抓紧，庄稼就完了。今年棉花还可以收440斤。”
但是，他对推广新技术的某些做法有意见。他说：“插秧1x1寸太密了，满天星只打一半谷，1x2寸又好一点，顶好事4x6和6x6寸。栽满天星，二条龙，社员说工夫费了，罪也受了，不出东西。没有办法，就把田边栽密，中间栽稀些。二季晚掇秧也失败了。这些事，只能做少量的试验，今年掇秧丢了70亩稻谷（注：他所在原“五一”二社，因掇秧无收的稻田68.8亩），社员在推广新技术上有意见不敢说，怕干部说你破坏！生保对周同志说‘掇秧不行’，被弄到社里‘坐’了一中时。”
问题今年是怎样苦战的？他说：“除了落雨起风，天天夜里出工，从栽秧起直到前几天，总在加班，十点钟回来是最早的。有时做到夜里一、二点，除虫时，党团员做到天亮才回屋，眯一下（意即躺一会），吃了早饭，又出工。”问他这样干法，社员有什么反映？他说：“这样干好，不这样干，事情做不完。”我对他简单地解释了中央和省委提出的要注意苦战和休整相结合的精神以后，他又改口说：“毛主席的指示好，老是日夜干，不是这个病了就是那个病了。作多了，人是个软的，就爱坐一下，‘舂’（打瞌睡的意思）一下，吃点烟。一天做八小时，把产量包下来，定额搞好，大家做得带劲，喜欢，活也做了，人也休息了。”
他对社里恢复评工记分，很赞成，他说：“记工分好。原来大家光‘攀’级高的，级高的多得几角钱，不知多出几多工？等外级的只几角钱，可是拣棉花也和别人一样，他就有些丧气。评工记分，大家习惯，都肯发言。前一段天天评上、中、下游票（即以红、绿、白票分上、中、下游，比评工记分麻烦），好多人不说话。有人十几天没出工，也得工资。这两天记分，干的有劲多了。顶好再实行包工，勇时勇一下，坐时坐一下，做也做了，歇也歇了。窝着做，疲疲塌塌，累的很，功效差。”
我们又和他妻子彭祯荣谈了一次话。
彭祯荣说：“公社办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有人烧火、引小孩，妇女生产无顾虑了，出工时一喊就来了。”问她妇女还有什么事还需要公社解决的？她说：“还有三件事：做鞋，做衣服，洗衣服。要搞缝纫组，做鞋组和洗衣组。”他们分队的洗衣组因为参加抢收棉花，散了，各家自己洗衣服。问她洗衣组洗衣和各家自己洗衣，那种方法节省劳动力？她说：“没有细算过，个人洗衣服用休息时间。”
接着谈到苦战和休息，她说：“这十多天，晚上没有加班了。”又说：“休息好了，好攒劲干，栽油菜时，二十多人窝着干，五天栽了两亩。后来一分，每人一天栽一升地的任务，栽了一升五算放卫星，栽七、八分地的要记过。大家听说攒劲干完了去休息，到半下午就完成任务了，工效提高四、五倍。”她很赞成搞定额，分片包干。
对于今年棉花的收成，她说：“我们小队（注：她是四小队妇女队长）防虫搞得早，单产500斤，别的小队没有这多。叶家坟头五亩减了产。老傅（注：县团委宣传部长傅慧和）叫搞密植，行距不到一尺，株距不到五寸，哪个栽稀了一点，他见了就喊：‘这像个么样子？减了产要找你’。老年人有早打顶的经验，今年打了顶犯法。董瑞莲打了升把地，队长世齐见到了说：‘今年减了产特别要找你’。结果树长一人高，七月还追肥田粉，叶子大，把桃闭烂了。”又问她今年虫多，是什么原因？她先问我们：“我说迷信话犯不犯法？”我们说不犯法。她才讲：“老人说‘五一’一社信了迷信，虫少些，我们也信了迷信才少了的。”我们说，不是打了药吗？她说：“打药起了一部分作用。”
谈到过年时，她说：“最好分散四、五天，厨房的人也要休息。平日食堂也要多配个把人，让他们隔一天起一个五更。”
八、林中汉
林中汉，五十岁，五级。政治上较落后，生产上有些保守。家有三口人。妻子王荣桂四十四岁，二级。女儿五香十七岁，二级。一九五七年总收入344.92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312.68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9.3%），其中工分报酬104.36元，伙食132.00元，工资76.32元。
林中汉介绍他自己是个“直性子，摃脾气的人，半老不小的（注：他辈分高），爱说话，人家不喜”。
他在农业技术改革上，保守思想较严重。他家劳动力多，人口少，生活过得较好，对统购统销政策，有过抵触。一九五七年曾开群众会“辩论”过他的思想。想起这件事，他很有意见说：“辩就辩，毛主席许我说话。我的思想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好的他们不录下来，说错了就录下来辩。”
对人民公社，他思想有混乱。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开口就说：“我没抵触。我早就知道，共产党是要共产的。这是大路，我愿意走。”问他什么是共产主义？他说：“公人公户，百事归公，吃的是公，做的也是公。”他说他同意每月发工资，表示1958年工分不算数了“也没意见”。他说：“去年一次就得七十、得一百，拿到就浪费了（注：干部们说他用钱随便）。发工资月月有钱用，这是好事。”这里社员的房子都打价了，我们问他，你的房子打了多少钱？他说：“打多少我不问，这是公的。”他还说：“我原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完了后，才共产，谁知来的这样快！”接着又说：“越快越好。”我告诉他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按劳分配等以后，他才有点恍然大悟似的说：“这么说，我讲的都是糊涂话了。”
第二次再去找他谈的时候，他说：“上次你们来，晚上我多吃一钵饭，明白了。”
他又问：“房子打了价，到底给钱不给？我昨天说不知打了多少钱是实话，当时我想，一打价就是归了公了，还问它做什么。”
谈到新技术措施时，他连着说几个“不爱”：掇秧不爱，晚施肥不爱，整枝分行不爱，早扯棉杆不爱……。他说他在五八年春天也要求搞试验田，“完全用老经验办”，干部没理睬他，没办成。但他对新技术措施也不是全部否定，他同意深翻土地，棉、稻可以适当栽密些，他还满口赞扬岱字棉和南大2419小麦等良种。
对于农业技术改革中某些简单从事，强迫命令的现象，林中汉直率的表示了不满。他说：“我看到不合理的就要说，说也说不过，只好做。干部满畈查看，看到不和规格就吼：你走，你别做。社员有意见，暗地里说，也有被干部听到了的，就录下来，一到开大会，掏出本子来一查，就辩一顿”。干部强迫命令的时候，群众就哄（轰）干部。林中汉很有点得意的说到这种情形，他说：“我们这个小队种田的人多。第十小队以前多是挑扁担的，不懂种田的事。任务来了，干部一号召，不管对不对，他们都一轰而起。我们看到是好办法，就一轰而起，看着办不通，将来要吃亏，就口里哼哼的拖，把我们老年人推到前边，跟干部说：我们是老脑筋，保守，要慢慢来。这样，任务一来，十队就受表扬，我们挨批评。等到评产的时候，就反过来了，我们得到奖励，他们赔产。”
说过这些之后，他又说：“干部不让说话的事，也就是我说的这么几回。我们说的有些话，干部还是听。有什么事，我还是和德金（原“五一”二社主任）说。干部搞革新还不是为增产？”
我们和林中汉算过他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的收入对比账，因为社里的产量和工分分值没有定下来，算不清。他说：“不用算了，我算过，我不会减少收入。今年虫灾少见，抗过来了，我知道我们小队包的产不会赔。”他相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一九五九年农业上更大的跃进，也很有信心。我们问他原定皮棉千斤、小麦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实现？他摇头说：“不能说虚的。要是籽棉千斤，小麦千斤，还有把握。”他说了一些他的根据。例如对于棉花，他说：“一九五五年，叶家坟八分七的一块地，二尺四的行距、株距，一千六百株，每株五、六十个桃，实收三十多个，就收了四百三十多斤。现在栽密点，多施肥，一亩三千多株，足可以到一千多斤。”他说他还要种试验田，小麦、棉花都种，新办法老经验都用。
林中汉一贯被队干部认为是“落后分子”。其实，尽管他有不少糊涂保守思想，有点摆长辈的味道，不大看得起社队的干部（1957年他说过社队干部是虾兵蟹将，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这也是辩论他的题目之一），但是，他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站在贫农的立场说公道话，关心生产，也拥护人民公社。只要把政策交待清楚了，只要同他商量，他能说出真心话，能反映比较可靠的情况，也能积极认真办事情。他的许多话是冲口而出，颇见真性。例如1957年他对一个下来推广新技术的干部很不满意，他说：“这个人是来害我们的，查查他的成分，一定不是好人，是地主富农！”
九、林中金
林中金，四十岁，四级，单身汉。1957年总收入99.87元。1958年总收入116元（比1957年增加13.9%），其中工分报酬40.5元，伙食四十四元，工资31.5元。
抗战前林中金的父亲在中馆驿开杂货铺，在林家下湾买了十来亩田地和一处房产。日本鬼子打来了，杂货铺生意破产，父母接着死去。林中金自幼养成偷懒爱赌钱的坏习惯。他的老婆姓杨，会纺织会种田，看他不干活，也气得不干活，因此田地都荒了。别人把他家的田地种起来，他也懒于过问，谁种谁收。他自己靠卖地过生活，解放前几年，就把十来亩地卖光了，剩下一间房子，解放后不久也卖了。土改时他分到四亩田地和一间大房子，划为“贫农”。但是还很懒，连孩子也懒得养，把女儿找了个婆家作童养媳，把儿子送给别人。在历来的大生产运动中，他总是累教不改，他的老婆被他气的发神经，两口子都不劳动，有的干部将“懒汉”牌子挂在他胸前，从1950年一直带到1955年。他的老婆杨氏也挂了“懒汉”牌子，并且曾被妇女们把她捆在树上，供人“参观”。1953年，他老婆和他离了婚，从此他就成了单身汉。
转高级社后，他开始有所转变，1957年做了一千一百四十四个工分，1958年做了两千零二十五个工分，但思想上还很落后。
一天中午，我们在食堂门口碰见他，找他谈话时，周围的人都哄笑起来。当时我们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就要到他家里去谈谈。他推辞说：“我家很脏”，勉强引到他屋里。进去一看，地上的草和灰土有几寸厚。问他为什么不扫一下？他说：“没有时间”，他和我都觉得屋子里没有坐处，只好又到外面找了个地方谈话。
问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穷？他说：“你看我穷，可穷的硬，你打听一下，我林中金穷也没有偷过别人的一根草，一丝线”。又说：“我前几年没有搞好，去年做了一千一百多个工分，今年攒劲干了一年，做了两千多工分，又碰到了人民公社，还是分不到钱！”
问他对人民公社有什么意见？他说：“人民公社好的很，单身汉在食堂吃饭，不用做饭啦，一个人在家只能做一个菜，在食堂可以吃几样菜，不愁柴米油盐，有开水喝，从前一个人从田里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去的晚了还要扣分子，现在不担心这个啦”。
经过算账，他知道他的工分报酬，工资，伙食加在一起，并没有减少收入，而是增加了收入。但是，今年预支六十三元九角八分，工分报酬只有四十元零五角，超支二十三元四角五分。算账之后他说：“今年闷着干一年，就是想弄些钱做棉衣和被子，身上冷怎么出去干活？现在先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扣我的工资，我保证好好干。”他又说：“成立公社时说成立洗衣组，做鞋组，管穿衣，我们单身汉，衣服没人洗，鞋没人做，到现在我还没有穿的和盖的，把这些解决了，我百事都解决啦。干起活来有劲，对公家也有利。”
因为产量没有弄清，1958年的分配定不下来，在一次查实产量的小队会议上，开始时低下头一言不发，听到有人说产量不实时，他气愤地站起来说：“怎么，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现在还不能脱头哇！”
下中农 四户
一、林世玉
林世玉，五十三岁，六级，为人正直、积极。家有三口人。长子林德喜，十八岁六级。儿子林德惠，十三岁，在读小学。妻子患病十来年，诊病花了不少钱。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已于1958年二月去世。1957年总收入403元，1958年总收入341.33元（比1957年减少15.37%），其中工分报酬131.71元，伙食132.00元，工资77.62元。
他家总收入减少的一个原因是他妻子死了，少了一个人的伙食费44元。再一个原因可能是评级上有点问题。据他自己讲原先要评他七级，他自己说高了，后改为六级；他儿子德喜在三河炼铁厂评为七级，回来后说是“儿子不能超过父亲”，也改为六级。最近评底分时调整了一下，他们父子二人都评为10分。把这个原因都算上，则1958年的收入比1957年少约十元。
我们先找林世玉谈了一次话，后来又和他父子一起谈了一次话。
林世玉说公社好得很，解决了他的大困难：（1）肚子吃得饱。他父子二人饭量大，往年的口粮吃到正月、二月就不够了，要差三、四个月，现在食堂尽量吃饱。（2）吃饭有人做。过去因为妻子生病和去世，家里没人做饭，要自己弄，现在到食堂坐下就吃。（3）衣服有人洗。他所在的第三分队办理洗衣组，省了他们许多麻烦。（4）看病不要钱（注：中一公社原来打算从1959年起施行免费医疗，医疗证都发了，后来听说打算不实行了）。（5）手头有钱用。11月份发工资，就花了6.20元给德喜买了一条球裤。对于食堂的伙食水平，他说：比大多数人家里吃的好，只个别生活好的富裕中农吃不来。和富农的生活比起来，也差的不远，只是荤菜少一点，最多一年就过去了。他说：现在生活上百事不愁，一心生产。我们庄稼人只要吃饱了，不怕做，只怕病。
他对农业机器的要求很强烈。他说今年打麦机到他们村子来过，大家喜得跳脚；今年村里又建了沼气站，用机器轧花，省了多少牛力，去年轧花还拖死了几头牛；今年冬播时，公社调了一台拖拉机来犁了一天，好得很。他说：“我们总想机器，要是老没有机器，人做死都不行。”他说：“建立人民公社，大家合起来了，机器就不愁，小社难办得到。”我们向他说，要机器就要有人炼钢铁、做机器，要抽出很多劳动力来，农业生产就会紧张，这样行不行？他说：“要钢铁，要机器，情愿在家里的人忙点苦点，机器到手了，就慢慢的松了，就可以享福了。先苦后甜。要是人都在家里，哪里来机器？不做，总是没有；做，就有了。”我们问他明年庄稼怎么做？他说：“明年庄稼好做。”讲了几条：（1）办了公社可以省出劳动力。小队并成分队，干部就减少了。有了食堂和托儿所等，妇女就可以抽出来生产了。（2）麦子去年要薅草，今年宽幅条播，用牛耙。（3）这几天，钢铁上的人回来突击生产，小麦和油菜下好肥，以后的活就好做了。（4）活路紧张时，公社可以组织协作，今年冬播就是这样做的。（5）有一点机器来，庄稼就更好做些。
在生产管理上，他喜欢评工记分和包工包产。他说：“死工资、活记分、多劳多得，要好些。要不，做的做死，不做的一样得。”他说：“包工包产可以包到生产队，队再分到各个专业组去。包了产就好了，一个人都漏不掉。将来要是赔了产，大家就要查一查，看是哪个赔的。包工包产，分队之间就赛起来了。哪个人情愿落后、哪个人不要脸呢？包工包产搞下来，生产就有头绪了，明年跃进稳当得很。”
他的大儿子林德喜今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头工作：修水库二、三个月，民兵集中训练约二个月，炼铁二个多月。他说愿意在外头做，散淡些，比在家里还好。他没有读过书，很愿意学文化，但是在村里和工地上没有办民校。他家几代没有读过书，他弟弟德惠是头一个。德喜有时抱怨他父亲没叫他读书，其实，是因为家里困难，要靠他帮助父亲来支撑。他说村子里至少有二、三十个像他这样的青年，都没有文化，要求学习。德喜生产很积极，很老实，是团的培养对象，但是不爱说话，不爱开会，不想做团员。他说：“不如多做些（即多劳动之意）”。我们找他父子谈话时，他就不想来。还是他父亲劝来的。
这家原有两套被子，世玉的妻子死时用了一套，家里只剩一套。德喜到三河，德惠到学校，都是和人家共用一床被子。他说：“德惠在学校住，好练字，老师可以日夜‘盘’，如回来我教不到。他晓得自己家里苦，肯动手，和人家合得来，个个爱他，我不担心”。
德喜、德惠不仅没有棉被，而且只有旧的小棉袄，没有棉裤。他们急需自用花，打算先做棉衣，棉被还做不了。
二、林世彬
林世彬，二十岁，六级。一九五八年结婚，是团分支部书记。家有三口人，妻子黄x华，三级。母亲在托儿所工作。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69.50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22.31%），其中工分报酬75.70元，伙食132元，工资61.80元。
他家是劳多人少户，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多了他妻子的一个劳动力，她没有参加一九五八年的生产，净得伙食费60元，若出去这一部分，则他家比去年收入略有减少。
林世彬年青，热气高，政治上积极。他在三河炼铁时，曾领导几个年青人，不要老师傅的帮助，自己建了一座“八一”炉。脚背烫伤，仍然坚持工作。
他和我们说话时说：“入公社，我什么都通。我母亲对拆房有抵触，我就说服她。”他分析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1）可以统一调配劳动力。比如今年种麦，就靠公社调来一批劳力，抢住了季节。我母亲年老，不能多劳动，公社就叫她去引小伢。（2）可以办工业。一转公社，就办起了铁工厂、制肥厂、粮棉加工厂等。（3）食堂吃饭不要钱，不愁柴米油盐，不愁没人做饭，出工时也整齐些。（4）办了马列学院，青年人有学习机会。（5）办理幼儿园和托儿所，使大家腾出手来安心生产，小孩也养的好、教的好、不闯祸害人，也不会发生危险。（6）办了敬老院，老年人有着落，可以多活几年，还可以适当地搞一些生产。年青人用不着操老年人的心，生产也更安心了。（7）实行伙食供给制和工资制以后，不愁吃了，不愁小伢上不起学了，没有超支户了，也不吵工分了（注：这两条，他说的还是不计工分的情况）。发工资，月月有钱用，比年终一次结算付款好。（8）实行免费医疗，穷人不愁没钱看病了（注：后来又听说公社不打算实行了）。
总之，他认为公社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他反映了一些群众的思想情况：
（1）办公社，群众对有些事情不大习惯。例如拆房子，普遍有意见，都舍不得自己的老房子。林生才说：“要把我的房子拆了，我宁愿原地搭个草棚子住，也不去住新村。”
（2）对大办钢铁，不少人担心劳力调不过来。1958年棉秆拔的早，少收一些棉花，麦子又种的迟，有些人就说是办钢铁搞坏的。还有的说，劳力这里调那里调，到底自己种的场子在哪里，也不知道。
（3）对1958年的冬播不放心，主要是面积少了，种子下的多，肥料缺，等等。
（4）对1958年推广新技术的做法，反映较多。掇秧，群众都说搞坏了，他们说：“谷含苞，水淹腰，现在掇在泥面上，怎么不减产？”棉花不打顶或迟打顶，群众抵触也很大，说是成熟迟了，肥料费的多，桃子保不住，杆子冲的高而果枝长不长。“看倒好看，就是半截没穿裤子”。实际上群众偷偷地打了一些顶。一小队有三个老农民，喻丰卿、林文卿、林占仁就躲在地理打顶，干部来了就蹲下，干部走了又起来打。他们说：“我们看不过去，路过也要顺手断两个”。小队长看见群众偷着打顶，就弯过路走，怕干部说他不制止。世彬自己对这两条，也是同意群众的看法的。
对干部试验田，有些群众不服气，主要是试验田里工多肥多，而产量并不见得比一般的田高。如德金、世彬、生厚的五亩棉花试验地，共下土肥300担，水粪100担，化肥100斤，羊粪干400斤，颗粒肥600斤，豆饼400斤，比一般地理多好几倍，而产量不高于一般地。林中汉和林生禄（林世猛的父亲）就说：“如果给我种，保险要比你的产量高”。
世彬参加了原小队试验站的工作，自己生产经验不多，原来是完全拥护新技术，现在听群众的许多反映，自己也拿不到主意。
（5）在三河炼铁时，湾子里有三个青年开小差。其中林承业是团员，他的父亲是党员，第三分队的副分队长，承业一贯积极，是第三分队队长世玉的左膀子。在三河炼铁时，他也积极参加了自建“八一炉”的工作。有一次放卫星苦战了三天三夜，的确累不过，他趁炉子坏了的机会跑去睡了，恰巧那天因为抓住一个开小差的，要开辩论大会，干部要每一个人都参加。叫人时，他咕噜噜两句，来晚了点，干部就问他有什么道理？他说没有什么道理。原乡党支部刘世炎的弟弟就要他跪着（湾子里还有一个青年林德隆也来晚了，就跪下了），他不肯跪，“五一”三中队一分队队长饶道银（党员）就把他捆起来。捆的较重，承业叫唤说手要捆断粮。饶道银说：“就是把你捆死了，也不少你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事后，承业气的哭了一天一夜，四餐没有吃饭，就这样开了小差。后来经社员动员，他又回到三河去了。到工地后，他和另外三个开小差的一起，被罚四个人抽一天风箱（平时九个人三班倒，至少也要六个人）。据说，还是刘书记讲了情，不然还要罚重些。承业回来后不提这件事，别人同情他，也不说这件事。现在据说湾子里有些青年不愿再出去，和这件事也有点关系。
世彬担任团分支书记的工作不过二、三个月，觉得团的工作不好做，超龄团员多，落后团员多。据说19个团员中，不积极的13人，最落后的有6人，不参加团的会议和活动。团费收不起来，今年一年只有4个团员交了团费。他感到很苦恼。
三、林世斌
林世斌，二十七岁，七级，表现积极。家有五口人。母亲阮官香，五十六岁，一级。妻饶毕芬，二十五岁，三级。长子林德高，四岁。次子林德东，二岁。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20.34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12.99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85.45%），其中工分报酬104.99元。伙食220元，工资88元。
林世斌在食堂工作，负责拨发物资和挑水。他家三人一致认为现在食堂伙食比过去在家吃饭强：（1）往日没有像食堂这样餐餐吃热菜；（2）家里煮饭，有时欠一点就算了，现在吃食堂，要吃就添；（3）油水厚些，没人每月九两，差不多提高一倍；（4）家里不煮饭，要省一间草房、一间厨房，屋里不熏烟；（5）解决了单身汉、老年人做饭困难，家里有懒女人的，现在也好过些。
食堂的伙食费用，公社按每人每月4元计算。林世斌说，恐怕不只4元，和他算了一个细账如下：
一天1斤1两8钱4分米，一月33斤5两7钱7，每斤0.08分，合2.67元。一天三斤柴，一月90斤，每担0.7元，合0.63元。一天一斤半菜，一月50斤，每担3元，合1.50元。一天3钱油，一月9两，每斤0.44元，合0.25元。一天8钱盐，一月1斤半，每斤0.16元，合0.24元。每40人一个炊事员，每个炊事员平均开支8.50元，每人平均0.21元。以上六项合计，每人每月伙食费用约5.5元。
问他办了食堂以后，家里的小灶还有些什么用？他说：“一防人情往来，二防三病两痛，平日可以烧水煮茶，冬天夹火（放在火炉中取暖）。”
对于1959年的生产他认为能跃进，他说：“今年小麦是深耕密植，再加足肥料，亩产千斤靠得住。年内一耙，土松就暖和，搞得好，2000斤也产得到。水稻不怕密植，1x1寸也可以，但缺肥就不行，劳力跟不上也不行，太密了不好栽。棉花推广林世猛的经验，搞得好，一千、两千斤不为多。”
问他对公社办工业的看法时，他说：“发工资从哪里来钱呢？要办工业。铁矿放在地理没有用，拿出来就是钱。炼铁不要粪，只要劳力。”
问他想不想共产主义？世斌说：“你看中一街上做的新农村多好。一间间的都是青砖到顶。”饶毕芬说：“只有房屋没有堂屋，来了客不方便，总要歇有歇场，坐有坐场。”我问他们，一个大队集中住，出工时要跑好几里路吧？世斌说：“有这多人办钢铁，办工业，做汽车嘛。我看下地生产坐汽车，一、二年可做到。有了机器，不要这多人种地，送粪也用车子。”他母亲说：“水粪总要挑。”世斌说：“共产主义我们看不透。送水粪也可以用船，一船万把担。”饶毕芬说：“穿衣不要钱，59年怕做不到。”世斌说：“不一定，那要看生产。”他母亲说：“老年人的衣服还是要自己做的穿才好。”三人估计了一下，一人一年有20斤棉花就够穿了。
他家的房子是1957年冬天做的，花了900元钱，公社化价150元。问他们说拆了是不是有点可惜？世斌说：“一看，差了几百元。但用社会主义的眼光看，往前看，什么是公？什么是私？现在百事我不承认是我的，但我还是爱护。”他母亲说：“政府给我们吃喝百事顾倒，以前没吃的谁管你？没那个有政府大量。”世斌又说：“新屋比这旧屋好，拆了我没意见。”当时没有谈出真心话。过了两天，我又去和他的母亲闲谈，谈到房子时，她说：“为这房子，准备了三年，去年十五斤自用棉一斤也没有用，织成布买了三、四十元，做屋时好多人帮忙，还借了200元债。早晓得这样，我不得做这个屋。这个屋夏天很凉快。”她又说：“本来，做屋要做给没屋的人，现在住得很宽敞的人就不要急着做。”
四、林生裕
林生裕，五十八岁，有黄肿病，一级。家有三口人。妻子张青荣，从小就在他家做童养媳，二级。他两有个女儿，叫品英，十四岁，读小学六年级。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92.01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321.21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10%），其中工分报酬150.65元，伙食132.00元，工资38.56元。
下面是我们访问时的对话。
问：你们两老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出工吗？
答：我丈夫全身发肿，又咳嗽，晚上不能安睡，病了五年了，还经常出工哩。我也常出工，就是不能挑担子。同志，你一年到头在这里，我才好说，你只住几天，我么好说。
问：不要紧，有话只管说。
答：现在百事不愁，有现的吃，自己不必种菜弄饭了。只是他有病，能打回家来吃才好。食堂规定病人经过批准可以打回家来吃，但是我怕向干部提起这件事。你替我们说才好。他有病不出工不行，如今靠分子过活嘛！天黑下雨我看不见，一不到会，干部就批评我。有一次白天车了一天水，晚上还要我割谷去。我说不看见走，世齐（分队长）就骂了我一顿。（她一边说，一边走到我身边来，低声说下去，并流了眼泪）我丈夫有病，世齐硬把他拖去挑塘泥，从那时起，就把他的病搞得更重了。同志，你不记，我怕说的。
问：好，我不记，你只管说，没有关系。还有么意见？
答：生裕有病，怕冷，不能做重活。但是，干部硬要他一清早在露水中锄草，全身都打湿了。我们门牙掉了，眼睛看不清，世齐叫我晚上去读书，同志，我没有说错吧？
问：没有。有意见只管提。你们在家里还搞么副业吗？
答：我家有个木头织布机，正在织点土布自己穿。还养了一头猪，有百把斤了，还喂了一只鸡（原来好几只，发鸡瘟死了）。
问：生裕，你对生产有么意见？
答：老年人说话无效了。我看，今年棉花、水稻都种密了。再者，往日打分子还强些。
问：你们这里搞过辩论会吗？
答：搞过。不辩，好些事行不通。
问：辩论会不是斗争会吧？
答：看不出来，怕是一路活吧。
上中农四户
一、林世俭
林世俭，五十八岁，五级，有粗颈病。妻子是个“火眼”，没有参加生产。长子德伦，今年十月支援武钢去了。次子德贤，在读中学，长媳在家生产，四级。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孙子。一九五七年总收入508.45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43.69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11.4%），其中工分报酬154.29元，伙食224元，工资65.4元。
一九五八年减少收入的原因，是他大儿子到武钢去了，少了一个人的工资和伙食，约87.4元。加上这一部分，则他家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1.5%。
林世俭在解放前有一石多地和一大排房屋，据他说：土地不是上人留下来的，是他自己省吃苦做出来的。他的房子现在腾出了一大半做食堂，可容三百人吃饭。公社要建新村时，把他的房子作了价，值九百一十元。我们问他吃亏不吃亏？他说：“大家一样嘛！公平合理，没有抵触。”其实，他是不愿意房屋打价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我民国八年做的屋，花了一千多块现洋，光是材料都要值几百块，现在算卖了。”
人民公社化以后，林世俭1958年的收入比1957年虽然略有减少，但是据他说他却能够得到过去得不到的好处，这就是：（1）现在不愁口粮了，去年他家口粮定量是五百二十斤，常常不够吃，要到亲戚家去借粮票，耽误工夫。（2）现在食堂的伙食比自己家里生活过得好，往日一日三餐，有两餐是稀的，有时中午也是汤饭。吃菜也不如食堂花样多。所以，他说：“人身在世，吃穿二字，现在吃的不愁了，穿的只要三斤净花发下了一纺就有了。”他对我们算了一个账：往日过生活，一个人一年最少要五十八元（柴米油盐），现在是他伙食比往日好，划得来，不算收入减少，要减也不吓人。
他对今年大跃进的看法：人跃进了，产量没有跃进，他说：“稻谷增了一点，棉花减了产，为什么减产，这不能找社员，应该找领导。”在一次检查今年产量漏洞的群众会上，他埋怨说：“社员只晓得吃了饭做事，你们（指干部）叫他打一个转他不敢打半个转，棉花种那样密，社员不做，一定要他们那样做，还说，减了产不找你们，现在又找社员查漏洞。”
实行工资制，林世俭并不赞成，他说：“每月发工资，办不了大事。”的确，像他这样的大家，过去用钱是比较宽绰的。例如他家六口人今年夏秋两季就预支了336.63元钱，决算要超支182.34元。今年十二月份工资还没有发下来的时候，他说：“政府也办得要得，免得把钱一次分了，叫人没得用的。”在一次群众会上，他极力要求恢复评工记分，他说：“不打分子，大肚子也吃那样多，小肚子也吃那样多，攒不起劲来，只要打分子就好办了。”
林世俭认为公社新村的房子做得不好，太“敞”了。点灯不亮，没有堂屋，来了客没有地方坐，隔食堂远，洗脸水没处打。特别是对于离生产场子远这一点，他带讽刺地说：“坐车去生产又没有汽车，坐飞机又太快了。”
因为办食堂，把朱婆婆（世俭的嫂）的房子占了，朱婆婆很不满，他却一本正经对朱讲，你活了几十年，死了不算了？活一年是一年，还讲么事？
朱氏听了他的话，更是伤心，说：“听你这话，眼泪就来了，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屋里”。
他要求过春节时，初一、二、三在家里吃饭，初四食堂再开伙，这样过年方便些。
从谈话中来看来，林世俭对转人民公社是随大流。转公社以后，他总感到“自由”太少了。和我们谈话时很少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饶学荣
饶学荣，五十二岁，五级，在食堂种菜。分家后只有二人，他妻子在麻城县女儿家引孩子。他的两个儿子早已分家，女儿是个小学教员，已出嫁。一九五七年总收入206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177.19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14.3%），其中工分报酬54.18元，伙食88元，工资35元。
饶雪荣整天很少说话，劳动还好。过去，他有一亩菜园子，离集镇很近，买菜有钱用，生活较好。他看不到公社的好处，也看不到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他说：“现在做庄稼和往常不同，新的东西多了。做活不商量，高头叫么样做就么样做，做好的少，做坏的多。像掇秧几十亩，当时说掇一亩可以打谷一万多斤，结果一斤也没有收。说腾出来赶季节吧，现在田还空着，什么也没有种。麦子不熟就叫割，棉花九月就拔下来，减少了产量”。又说：“林家下湾都姓林，我一人一姓，有意见也不敢提”。
对今年的分配，顾虑很多，他说：“现在我是百事不想，混一天算一天。去年我做了3270多分，百事一除，我还分了七、八十元（注：实际是做了两千三百八十九分，除去预支得五十七元），今年做了两千七百分，百事一除，不知分几多。分点就分点，分不到就算了。”又说：“九月开了两次会，第一次说今年每个工只二角钱，户户要找钱，没有过十天又开会说，今年增了产，户户能得钱。这样说来说去把人说糊涂了，分钱不分钱，总得算个账。”
问到公社化以后有什么好处，他说“看不出来”。一般人都认为食堂好处说不完，他说“没有在家吃饭随便”。
据反映，他对打价拆房子不满意，就是自己不愿意说。
三、林瑞栋
林瑞栋，六十一岁，在食堂菜园种菜，三级。分家后有四口人。妻子金士荣，五十九岁了，等外级。小儿子世麟在读书。长子世进已分了家，在县文化馆搞楚剧团。次子世麒在武钢。女儿桂莲是党员，嫁给彭畈乡的一个复员军人了。一九五七年总收入409.31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325.25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21.25%），其中工分报酬74.02元，伙食176元，工资74.41元。
林瑞栋早年在汉口做生意，读过几年旧书。队长说，此人在运动中随大流，两面性，口是心非。我们访问时，也感到他很圆滑，不讲真心话。我们一走进他的屋里，他就敬烟拿茶，不吸他的烟，他就说：“同志不抽烟，么样讲团结。”坐下来，他就说，从搞互助组到办公社，从来没有发生抵触。儿子（指世进）和女儿（指桂莲）都是干部。吹嘘自己打农药、种菜，都是和年青人一样干。吹了一通之后，还是无法掩饰他的不满。他说，我和别人一样干，但我只评得三级，我老婆还是等外级。队长的工资比我们高得多，还有许多奖金。又说，九月间，还在棉地里追肥，真是笑得肚痛。掇秧搞了二十多亩（实际上，他所在的原第七小队只掇秧五亩不到），颗粒无收。又说，今年没有一天休息，一点精神也没有了。虽然队长带头干，但是他们常开会，开会就可以休息，我们社员就不行。又说，每亩场子种三千棵棉花就比较密了，种五千棵以上，还能收什么棉花。
我们问他，食堂的伙食和过去在家里吃的伙食怎么样？开始，他说，差不多，后来他又说，在家吃，油“泡”（即多的意思）些，总是三、四个菜，一个月可以吃五、六次鱼，一两次腊肉和其他肉类（牛肉、羊肉等）。去年喂两头肥猪，每头卖了三十多元，还留了七斤肉、三斤油。今年上半年也喂了一头猪，三月间卖了，除留肉留油以外，还得了二十多元。现在食堂的菜种类少，油水少，味道不好，人多没好汤。
接着又谈到他的屋划了价的事情，他说，“我们也要过渡呀”。但是他又暗示，他的屋子是在清朝时花一百零八串洋钱买的，青砖和木料也要值不少钱。他的老婆听说屋子划价二百元，差不多就吓死了。他还说“让人家争收入，我就懒说的。”
四、林中立
林中立，三十七岁，五级。家有五口人。妻子三十六岁，四级。女儿林巧莲，十四岁，二级。儿子林运生四岁，女儿林金莲一岁。
他父亲过去开过花行，很赚了一些钱，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在村里盖了一座很好的砖瓦房子，据他自己讲，当时花了约一万元。他是“祖上传下来的”富裕中农，原先在中一街上住，解放前一、二年回到到村里来种田。一九五七年总收入335.35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09.81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22.31%），其中工分报酬104.18元，伙食220.00元，工资85.63元。
对林中立，我们只到他家里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他还说了许多应付的话，没有讲出多少事情来。
问他生产情况时，他显得不大了解，也不大关心。他说他原来在街上住，回来生产只十年多点，生产上是个外行，队里有要紧的活，也不叫他做。（据队里干部介绍，他这个壮年男子，又没有什么病痛，做活还赶不到妇女，评级也只评了个五级）。他说他刚才从三河回来，对生产情况不清楚，听人家说的，今年棉花要减产几万斤，稻谷里头，掇秧有些损失。问他对1959年的生产有些什么想法？他说了个要干部计划好，要和群众商量。再问具体意见，就没有了。
谈到三河炼铁的苦战情况时，问他做不做得过来，他说：“没有什么抵触，大家都一样做，要完成任务嘛！”
他在三河炼铁中间，社里曾叫他回来一次，打算先拆他的房子，打了400元的价。他把东西搬出来了，后来又没有拆。他算了一个账：他这个房子估计可以住一百年，到现在只住了三十年；盖房子花了一万元，现在打价只四百元。我们问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抵触，大家的房子都打了价，都要拆。”我们说像你一家这样一座房子，现在要是拆了，划不划得来？他又说，“没有什么抵触，人家湾子里比我家好的房子，也拆掉了。”
富农二户
一、林世宽
林世宽，三十岁，四级，有一只手幼年时摔坏了。家有七口人。妻子金凤容三十三岁，三级，地主出身。有五个小孩，大女林凤伢，等外级，每月做点零活，可挣几毛钱，其余四个小孩只有四、五岁，两、三岁不等，最小的一个刚出生。
林世宽解放前读过几年书，当时他父亲当家；有三石多地。解放后，土改分出二十六亩，剩下九亩多地，分家时，他分得四亩二分七。分家后，他才回家种地。一九五七年总收入306.75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50.19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46.8%），其中，工分报酬97.81元，伙食297元，工资55.38元。
林世宽在一九五四年就和林德善一起搞互助组，后来因为互助组不吸收富农参加，他才退出单干。一九五六年他申请入社（高级社），被批准为候补社员。由于他平时表现还好，社员让他当了地主、富农小组的组长，会计不在家时也让他记个账，保管不在家时也让他去搞保管，在地主、富农、伪职人员中，林世宽被评为一类户。林世宽在谈话时，首先对此表示拥护，他说：“我虽然是个富农阶级，可是大家没有把我当富农看待，政府的政策好，富农地主也分个类型，要不，好坏就混在一起了。”他表示，一定要好好生产，争取自己的前途，早日摘掉富农的帽子。但是，他的思想看来还不大稳定，还想找个更好的工作机会，他说：“将来农业机械化多了，国家建设需要人材，只要我每段工作努力，还是有出路的。”又说：“我想把文化锻炼一下，现在各部门富农、地主也能工作，难道我们光在农村么？”
转公社以后，他要比去年增加收入143.44元，所以他说：办公社是“人人为我。”又说：“我在高级社时，根本不想得钱，只想奔个口粮到手，现在口粮不愁，同时还要得几个钱，我有么事不喜欢！”
他说，食堂的生活比他家分家后的生活过得好，比他分家以前的生活不如。我们访问了一些干部，都说这种说法比较实际。因为像林世宽这样的人家，解放后才学着生产，地里活不会做，收入不多，一九五三年还领过救济，过去到年底决算时，往往连吃烟的钱都落不到手。
他在食堂工作过一段，表现较好，例如：有些桌上饭吃不了，他就负责保存起来，晚上加点水一热，送到原桌子上，让他们吃掉。他对我们说：“政府号召放开肚子吃饭，可是吃太多了也要得胃病，小孩一人吃一钵，肯定要生病。”他建议各家的家长吃饭时先给小孩拨出来，以免浪费。谈到明年生产时，他说：“我往日光记得抢分子，算家庭账去了，现在不算这个账了，到一九五九年，我除了搞好生产外，还要养一口小猪。”
二、林世金
林世金，五十四岁，五级。解放前夫妻二人买了轧面机和磨子，自己做挂面卖，另外一年养十几头猪，又没有小孩，这样积下钱来买石把田地，农忙时总要请些短工，解放后土改时没有动他的田，一九五六年初，入高级社。他家有五口人。妻子吴春花，五十五岁，等外级。儿子林德新（过继的），十九岁，六级，媳妇唐青青，二十岁，四级。女儿林爱香（过继的），十七岁，二级。一九五七年总收入430.21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91.7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13%），其中工分报酬162，23元，伙食209元，工资120.43元。
我们找林世金个别谈了一次话，找他儿子德新谈了一次话，另外又向原“五一”二社主任林德金、老贫农林生保和团支部支书林世彬了解了一下他家的情况。
我们问办公社、吃食堂好不好时，林世金说：“现在吃食堂，不愁卖余粮了。”你看，他一开口就和贫农的看法不同。他接着说：“1955年和1956年买余粮，卖得一颗都没有，春上吃大亏，差个把多月的口粮。今年春上好一点，还要差一些。现在吃现的，百事不过问，还有什么顾虑？”又说：“现在不当家，不操心，干部叫做么事，就做么事。”我们说，大家都不操心，干部这个家就不好当了。他说：“干部也不一定不好做，有上面撑腰嘛。有为难的事，可以找上面。”我们说，还是要靠群众撑腰。他说：“群众嘛，叫做么事就做么事。”
成了公社时，他正在三河钢铁。我们问他，当时听到办公社，有什么想法？他说：“有么想法？尽他们去搞，搞成么样就是么样，那个敢抵触？对公社有好多事情猜不透，前途么样找不到。看到山里办公社，是拆小湾的房子，往大湾子靠。我们这里是小湾子也拆一点，不知道是个么路子。”又说：“我有一个风鼓和擂子（去粗糠的砻），没有打价，也没有说借用，就是社里在用。有人叫我卖给木匠店，可以卖20多元，我不卖。我打这二件东西，吃了许多辛苦。要用尽他用，我一年挣点米就算了。”我们说，你对这些事情猜不透，没有去问问干部？他说：“没有。去问他做什么事？说这些无益的话，也没个耳朵听。不言不语还好些，有些事知道只当不知道。”又说：“我对这些事没有什么顾虑。房子是要拆了，总要把地方住。现在私人也没有么事要用的。”我们把六中全会决议上关于个人生活资料仍归私人所有这一段给他谈了以后，问他这样做好不好？他说：“那怕不好些。到三河去以前，听到说猪、鸡、羊等都要登记，把喂的一头90多斤的猪卖了，肉票、油票都没有得到（注：规定要喂到一百多斤，卖猪才给优待肉票和油票）。”
谈话中，他当面扯了二个谎。（1）他说今年他在堤上防洪时，衣服湿了，他回家换衣服，和小队长讲下雨、涨水他就再去，要不，就不去了。队长叫他还是来，没有事就在庙里睡。后来没有下雨涨水，他就没有去，领导上把他捆起来跪着斗了一场，家里哭的一团糟。后来我们向原社主任林德金了解，当时正是水涨有溃口危险，要拼命的时候，他阴着回来，队长并没有同意。他又骗林德国说，小队长叫他回来拿东西，林德国以为是堤上要紧要器材，打着灯送他回家，结果他回去睡大觉。因此，开大会辩论。会上把他捆起来罚跪了。（2）他说1956年他和一些人给粮店加工做挂面，领导上说他投机，把他罚钱、罚跪。据林德金谈，他当时和他侄子林德广（富裕中农）一起做挂面，表面上是给粮店加工，实际上把粮店的面压下来，私自给社员加工做挂面，从中落点麦子或面粉，另外还直接卖一点挂面给社员。因此，罚了他们（林德广没有罚跪）。
他谈到1958年的生产时说，今年庄稼比去年好，但是产量不多。对新技术他也谈了一些意见，他说掇秧没有收到，棉花太密了，稻子太密了，肥料下的太多了等等。问他当时提了意见没有？他说：“好多人都怕说得。混一天是一天。”12月28日晚上群众分小队讨论公社扩大干部会的精神时，贫农林德元的爱人梅青红发牢骚说：“春节没走亲戚，夏天夜里没歇凉，到头来倒减了产，赔产！”分队干部对他讲，棉花结大桃多，减不了产。梅青红觉着有道理，没再说什么。这时林世金在一边说：“桃多有什么用，不是让虫吃了吗？”挑得梅青红又发起牢骚来。为了打击群众情绪，林世金还说：“就我们这里有虫”。别人证明不只他们社的棉花生虫，他硬不承认。我们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毫不在乎。当队里干部向梅青红讲今年是大灾大丰收的道理时，林世金说：“照你这样说，我们今年倒算是幸福了？”我们问他：“你讲讲，照你的道理，今年怎么不幸福？”他嬉皮笑脸的不回答，直到一再追问他，他才说：“我说也幸福。”
我们后来问老贫农林生保对林世金的看法时，他说：“林世金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他心里不满，嘴上说好的。他说他只有服从，不敢主动，讲得可怜，实际是钻空子的话。我们又问他，这个人的思想再改造改造怎样？他想了一想说：“死了就改过来了，不死就改不过来。”
他的儿子林德新原来是贫农的我儿子，十岁左右过继到他家，一般反映都说他生产积极，人也比较老实，怯生，不大爱说话，愿意和团员接近。林生保说他贫农出身，底子好，但是这两年也学了点他父亲的坏脾气，看人说话。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他到武汉东西湖做过二、三个月的民工。1958年秋天又到三河炼铁二个月左右。问他愿不愿意在外头做活？他说，“到外头好，许多青年都不想回来。到外头，散淡些。可以多跑些地方，炼铁还学到了技术。”问他想不想入团，当个团员好不好，要多开会，要带头干，要吃苦。他说：“怎么不好？开会可以学政策，带头干是应该的，青年人不怕吃苦。”（团支部书记说他还没有申请入团，团里因为他是富农的儿子，也没有把它作为培养发展的对象）。他没有读过什么书，认字很少，很愿意学文化，就是村子里没有办学校，到外头做活时，工地上也没有机会学文化。
地主一户
林玉先
林玉先，五十八岁，没有评级。家有六口人。妻子唐敬言，四十八岁，一级。儿子林世维，二十七岁，五级。媳妇罗淑芳，二十八岁，二级。孙儿林德实，四岁，孙女林丽珠，一岁。
他们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参加农业社的。林世维、罗淑芳为社员，林玉先、唐敬言为候补社员。一九五七年总收入329.99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419.96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27.2%）；其中工分报酬99.46元，伙食264元，工资56.5元。
我们去找林玉先时，唐敬言说他到村里供销社买烟去了，就先和她谈一下。她说：“现在家里的生产，生活待遇，完全和农民一样。”又谈到在中一镇看了新建房屋后的感想：“新房子做得好，就是一间间房都是向外开门的，房与房之间不通，父母不好照顾住在隔壁房里的小孩。窗子大了，不容易搞干净，冬天又冷。”问她小孩为什么不送幼儿园？他说：“幼儿园讲阶级，我的阶级高，没有送。”
过了一个多钟头，林玉先双手捂着烘笼，踱着方步回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说：“人民公社很好。做得，得钱；做不得，有饭吃。”问他是几级。他说：“没有级。”唐敬言在一旁说：“他能做时是肯做的，闲不住，哪个人不想劳动呢？单干时，我们和世维分开过，他天天生产。去年他做了400多分，是身体不健，今年又差些，做了百把分。”问他成立公社后出了几天工？他说：“出了三、四天工，以后不行了，发气病，心痛。”问他不出工在家看些什么书报？他说：“眼不好，没看什么。”问他听些会吧？他说：“耳不好，没有听会。”他又进房去找了一张医生处方来，上写“香砂六君丸二两”，是12月11日开的，他一直没有去买这分药。看样子，这位地主先生又想过地主不劳而食的生活了。
第二天，找林世维、罗淑芳谈话。林世维说自己在土改时只十七岁，不算地主，入社后，就当会计，现在还帮分队会计计算账、画表。问他是不是享受农民的待遇？他说：“不晓得。”问他有哪些事与农民不同？他说：“上面规定，地富不能得奖励工资，如果生产搞得好，可以报给乡政府记个功。”问他这一条对他适不适用？问过干部没有？他说：“不知适不适用，也没有去问。”这时，罗淑芳说：“我们家里人身体弱，生产赶不上人家，得不到奖。”另外他又说：“地富的孩子不准进幼儿园，为这事心里不舒服。”我告诉他们现在中队宣布了，地富的孩子可以送去。又问他们。小的一个送托儿所了吗？罗淑芳说：“公社一成立就送了，不把他送去我生产上要少做些活，中队准我送了。”
问他们对58年的生产技术措施的意见时，他们说：“叫我们么样做就么样做，没想这些事。”后来，林世维很简单地说了一点：突击连搞冬播，不分班，一窝做，有些窝工；棉花开花了还追肥，叶子不落，闭着了，桃落得多等等。
林世维是小学毕业的，问他参加扫盲工作没有？他说：“年年参加。这里扫盲年年没搞好，生产一忙就丢了。”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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