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

日期：1959-10-27 作者：[待确定]

此件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可登党刊。

中央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附：

浙江省委的报告

中央、上海局：

九月中旬，全省三级干部会结束以后，各县、市都开了县、公社、生产大队和工矿企业支部的三级干部，到会人数共计一万三千多人，在十月十日前后都已先后结束。各县三级干部会议的要求和内容大体上和省三级干部会议相同，但是更突出地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当前农村中主要表现为有一部分干部代表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大家通过学习八中全会决议公报和江华同志在省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联系实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普遍反映收获很大：认识到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种革命的斗争，提高了辨别风向的能力，提高了自我改造的自觉性，进一步鼓足了干劲。许多同志反映：“一定要争一口气，用大跃进的实际行动来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在会议期间，由于干部觉悟的提高，就迅速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生产，在思想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

各县三级干部会中，都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联系实际，检查当地所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严重右倾思想，并且抓住代表人物，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据初步统计，各县的重点批判对象共有县委书记十六人，县委委员四十二人，占全省县委委员总数（一千二百九十一人）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还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五十六人，县级部门负责人二十五人，厂矿负责人二十八人。从揭露的问题来看，这些人的错误性质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站在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的立场上，反对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属于右倾机会主义性质，另一种是基本上拥护总路线，但是有不同程度的动摇，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各县会议上都首先揭发和批判了少数人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并且不相信今年能够继续大跃进。他们攻击去年大跃进是“大紧张”（指粮食、市场），“大跃进是大浪费”（指大炼钢铁）。嘉兴新丰公社党委书记张承贤（原县委副书记）说：“去年搞了一年大跃进，浮夸不少，先进是上面假造出来的，浮夸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桐乡县委农工部长杨德文说：“大办钢铁造成三光：树木砍光，劳力抽光，锅子敲光。”这些人还对今年的继续大跃进散布悲观情绪，说今年的工农业继续大跃进，都是“吹牛皮”，“放空炮”。

会议上还揭发了目前在农村中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有了滋长，党内有些干部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富裕农民的代言人。

在粮食问题上，他们散布“先进吃亏”、“粮食紧张”的论调。黄岩县委有部分县和公社干部认为：“增产越多，增购越多，越是先进，越是吃亏。”吴兴县有些公社干部说：“先进吃粥、落后吃饭。”他们往往以“群众”代表自居，叫喊“粮食紧张，农民生活很苦”。说什么：“形势进一步，粮食紧一步，人民公社化以来，粮食更紧张。”嵊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腾鹏说：“农民生产粮食，不给农民吃饱饭，不合乎人情。”因此他们对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要求供应越多越好，统购越少越好，说：“宁愿领导批评，不愿群众批评”。

在农产品收购问题上，他们埋怨价格低、任务重，不积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杭州市郊区笕桥公社党委书记布置生产队卖蔬菜，说：第一要卖给黑市，第二卖给初级市场，第三才是卖给国家。全省上半年茶叶收购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七，毛竹只完成收购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生猪只完成收购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很多地方都是有东西不肯卖给国家，经过反右倾鼓干劲以后，都超额完成了第三季度农产品收购任务。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他们强调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否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对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他们主张“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温岭、临海、衢县、安吉、嘉兴、乐清、诸暨、东阳、义乌等县都有少数公社和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户，还有个别社、队实行包产到户。温岭县委书记处书记高怀举、临海县委农工部副部长蒋洪云都总结了“包工到户”的好处，说什么“集体生产保命干，分散生产拼命干”。嘉兴县新丰公社党委书记推广“包产到户、分户核算”的经验，诸暨湄池公社党委副书记把旱地全部包产到户，安吉县永太公社党委副书记推广包产到户，超产奖励百分之四十，等等。按照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取消集体经营，恢复个体分散经营的老办法。

在公共食堂、粮食供给制问题上，他们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长兴县委党委、虹溪公社党委书记王家和到处宣传解散公共食堂的“好处”，在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全社三百多个食堂只剩下了六个。肖山县进化公社党委副书记石善同说：“粮食供给制，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诸暨、富阳等县在八月份有百分之八十的公共食堂散掉了（最近已经恢复了大部分），本来有条件实行粮食供给制或半供给制的基本核算单位，也不坚持实行供给制。宁波地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取消了粮食供给制。

各县三级干部会上，针对以上问题，采取摆事实、请道理的整风方法，开展了大辩论。许多同志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先进吃亏”、“粮食紧张”、“包产到户”等等论调，指出这些论调都是富裕农民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黄岩县三级干部会上归纳了富裕农民思想主要表现为“四大自由”（生产计划自由安排、技术措施自由确定、粮食和其他产品自由买卖、劳力自由支配）、“六个不要”（生产不要领导、不要公共食堂、不要粮食供给制、不要先进技术措施、不要劳力协作、不要市场管理）。这种代表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滋长，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倾向。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当我们纠正公社初办时期由于缺乏经验而带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缺点的时候，这种富裕农民的思想活动就乘机抬头起来，并且影响到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经过分析批判，许多同志提高了阶级嗅觉，分清了是非界限。许多干部检讨说：原来以为自己是全心全意为农民的，这次才知道代表了富裕农民的要求，帮了富裕农民的忙，表示今后坚决克服这种错误倾向。

二、在批判少数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有些同志还检查和批判了安居中游的思想。今年上半年，省委提出“争取百分之十左右的早稻面积实现双千斤”的口号，以后又提出开展“晚稻超早稻”运动，他们都缺乏信心和干劲。他们的思想，一种是不想当先进，也不甘当落后，安居中游，稳稳当当。这种人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接受去年的教训，害怕浮夸，就不敢提敢想、敢说、敢做，把计划落实，当作“宁低勿高”；把实事求是，当作“实报实销”。另一种是条件论，认为条件好，可以跃进，条件差，就不能跃进。这些人看不到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只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性，而丢掉主观能动性。还有一种是自认为很有经验、心中有数，只能跃进百分之几，不能跃进到百分之十以上。这些人主要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会大大冲破自己预订的指标。

各县在三级干部会议上，都采取大摆先进，进行对比的方法，火烧中游思想。诸暨县委在这次三级干部会上，把本县的各项生产成绩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情况，一一列表与同他们挂钩竞赛的绍兴、桐乡以及全省几个先进县对比：春花总产量诸暨今年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在全省被列为第四十八位，单位产量被列为第十六位，与最高的舟山县比较，每亩要少一百三十五斤；早稻总产量增长幅度，被列为第四十七位，单位产量被列为十七位；春粮征购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三，被列为第五十一位；早稻片购入进度被列为第二十六位。许多原来认为自己还不错的同志，经过这样一比，纷纷检讨自己落后而不自觉。县委第一书记孙子甫带头作了检讨，并且发动到会干部找原因，挖根子。大家认为，主要是举、学、抓、整四个方面不够，即总路线的红旗举得不高、学先进不够（下缺）

来源：

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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