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22 作者：[待确定]
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转发各地，希望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去年馆陶县粮食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但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耕地受到水灾，完全失收的即占百分之十六，加上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的错误作法，造成了目前比一九五七年更严重的现象。
一九五八年全国受到水旱灾害耕地面积是四亿亩，成灾面积是一亿亩，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旱灾。经过几年来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变化，老规律的旱灾是成 片，易于发现，新规律的旱灾是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 题，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 象，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据湖南攸县黄土岭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谈，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每人粮食由四百斤增加到近一千二百斤，一九五八年是平安过去了，一九五九年如果不认真做工作，粮食这样多的地方也可能发生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此可以说明，粮食虽然大增产了，如果抓不紧，处理不当，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这个问题，中央在电话会议中，已经一再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检查、解决，并且发过指示。 但有的地方，似乎至今还麻痹大意，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希望各地党委认真抓这个问题，在春节前把受灾地区，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地区，和虚报较大地区， 进行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中 央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省委接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及电话指示关于检查原馆陶县(现已合并于冠县)有些村庄食堂停伙、群众逃荒的指示后，即派正在济南开会的聊城地委第一书记李吉平及冠县县委第一书记韩哲同志回去处理，十号又派省委常委、副省长邓辰西同志率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建修同志、政法委副部长王润斋同志、粮食厅副厅长李仲铭同志等十余人前往检查处理，地委派了两个书记和一个部长前往协助工作，国务院秘书厅及内务部、公安部的同志也同时到达。经过几天的了解，人民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食堂停伙、半停伙(一天吃一顿或只有萝卜吃的)的情况正在发展。截至十日为止，虽然还未来得及全面调查，尚难统计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遍及全县(按原馆陶说)，全县七个公社，已有六个公社发现有停伙或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僧寨三个社较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还未发生问题，但现在粮食(包括瓜干、萝卜)只能吃一个多月。据各公社党委自报，全县一千一百九十五个食堂，停伙者已有八十二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者更多。很多地方的食堂从中秋节以后就没见粮食，吃地瓜和萝卜已有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四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吃地瓜，十一月后全吃萝卜，十二月二十九日停伙，至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一月九、十两日先后开伙。食堂停伙或半停伙后，社员四出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拣拾冻地瓜和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的婚姻继续发生，如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人，不登记就结婚等，甚至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因病加饿而死者已有二、三十人。有些村庄整半劳动力全部逃光。停伙或半停伙已久的村庄，生产全部停顿。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整半劳力二千二百八十一人，除去早出晚归，今出明归者外，到邯郸等地者六百三十三人，全家外出者二十二户。其中党员三十人，占党员总数百分之十四点五。团员三十五人，占团员总数百分之四十，小队以上干部三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七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作工或投亲访友及逃荒者，到一月八日止已有一万三千多人，由馆陶魏僧寨、柴卜、潘庄三个公社到河北曲周梁儿庄、平谷店、马头、侯村四个公社的约计五千五百余人(其中讨饭吃的达三千多人)。检查组访问了五个公社的二十几个村庄，除少数村庄，由于还有点地瓜、萝卜或者已发给粮食者外，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其情凄惨。
馆陶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县委的麻痹自满，盲目乐观。该县今年生产不错，粮食确比往年增产，但增产并不像县委估计的那样大，仍有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亩地受水灾(占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绝产地即有十六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亩)，再加上该县自五三年以来连年受灾，元气未复。可是县委不接受社员和连排干部的意见，以假当真，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量安排征购和社员生活，结果安排给社员的口粮名有实无，或名多实少。干部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也十分严重。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群众自筹、挖潜力，有的说“愿拾愿偷自己办”，有的开大会，干部问“没粮吃怨谁”，叫群众答复“怨自己没干劲，生产没跟上”。群众十分愤怒。有些村庄已经无粮，而干部不相信群众，不但不立即设法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又发动群众反隐瞒、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按家按户翻粮食，搞的群众十分恐慌。当然隐瞒私分还是有的，不但曾经发现过，而且从全县粮食产销情况看，也是证明这一点。一九五七年全县征购公粮三千一百七十万斤，统销二千一百万斤，粮食并不紧张。群众普遍反映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现在才征购公粮三千一百万斤，而按公社现存粮食统计，把三千一百万斤公粮全部退回，还吃不到麦收，虽然粮食秋收粗糙，早秋后，吃用有些浪费；但也不致相差如此之大。所以瞒产私分，肯定不少。尽管如此，当县委已经知道有的地方食堂停火，群众挨饿以后，还不立即停止查粮是不恰当的。县委也注意了灾区的问题，曾从非灾区给灾区调剂粮食，但调剂的办法是错误的，没有在安排好非灾村生活的基础上调剂，而是那里有现粮，就从那里调，结果有粮者也不敢说有粮，粮多者也叫喊粮少，有些本来还有粮食的也光吃地瓜或萝卜。现在有粮没粮真假难分，有粮没粮全面紧张。
群众有五大不满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五个方面严重脱离群众。第一，群众对干部虚报产量很不满意，群众说，“干部假报高产，争奖励，可是坑了俺社员，上级按干部报的产量要粮食，名义上给俺留够了口粮，可是俺吃的是个空儿。”干部弄虚作假是严重的。就在这次检查组检查时，几乎公社都在事先开了干部会和群众会，不叫群众向检查组反映真实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吃得饱，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有的公社或大队领导干部甚至威胁群众说：“谁乱反映，就是反革命”，“乱反映的不给饭吃，饿死你。”这虽然不能说是大多数干部都愿意这样作，但这种普遍性是惊人的。第二，对社干不关心群众生活十分不满。群众说，“俺一年苦干，一天四晌劳动为啥不叫俺吃饭。”检查组曾看到很多吃奶小孩身上一线不挂，母亲整天揣在怀里，有百十岁的老太太没棉裤，有很多病人没钱看病，病人也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已知最近自杀的人当中就有三、四个是孤寡年老有病没人管的人。馆陶各公社都已发了工资，有的已发三次，大人小孩平均起来每人每次约八角。但小孩多的和有病的就不够用。第三，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十分不满，有不少干部打人，有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干部也打人骂人。干部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的也有好些村庄。有的对犯有错误的社员不给饭吃，甚至小学生不好好念书也不给饭吃。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也不少，这次邓辰西同志和地委书记周海舟同志到问题最严重的南孙店访问之后，由于群众哭诉了实情，当天晚上该大队副支书王希海即开会斗争连队干部，追查反映问题的人。但是，由于群众觉悟高，饿的受不了，上述情况还是被揭发出来。当然发生强迫命令的原因和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将来处理时，还必须加以分析，不过问题确是严重的。第四，对劳动力安排不当，任务要求超过实际可能的现象也很不满。例如秋收种麦时，县里规定麦田必须深翻三尺，结果使秋收粗糙，损失粮食，群众很不满意。有些说，“秋粮烂在地里不收，却把劳动力集中起来去翻地三尺种小麦，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第五，对分配不满意，馆陶分配时，对丰收队没有奖励或奖励太少，有的公社把社员挖河工资及奖金一律归社，都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对该县工作作了如下的安排：
第一，立即组织粮食调运工作组，调拨粮食，各公社同时进行，一个食堂一个食堂的安排粮食。立即停止核实产量、反瞒产、私分的工作，就各社实际库存，按每人每天一斤计，先给每个食堂调够三个月的粮食，公社库存不足三个月者，由国库拨给。同时发放两三万元的救济款，派出医疗队，解决困难户的衣着、治病问题。并派人赴邯郸、曲周等地慰问和领回逃荒群众。对外逃干部和群众，一律不加责备，对于偷人粮食者，不以偷窃处分，一定定人民生活，稳定群众情绪。现在停伙食堂已开伙，都有了粮食，外逃群众已陆续返家。
第二，生活安排以后，立即组织冬季生产，特别是副业生产，以增加吃用品和收入。现在生产已部分开始。
第三，生产进入正常，群众安定之后，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一段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和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教育干部。目前还须定干部，鼓励信心，防止干部思想动荡、悲观失望，引起工作混乱。除了对于少数阻碍目前工作和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十分不满的干部立即处理外，对一般犯有错误的干部，都采取保护安定的方针。对于到国务院反映情况的荣誉军人王书国同志，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向群众公布，给以表扬，并有县报销其赴京开支，以此作克服浮夸作假，提倡实事求是作风的动力，教育干部。
从馆陶发生的问题中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首先是，我们被全省大丰收迷惑，有些盲目乐观，对于地区的不平衡虽有注意，但检查不够深入，措施不够具体有力。早在秋收时候，我们对全省各县的生产、生活情况排了一次队，当时发现有金乡、微山、峄县、齐东等八个县，平产减产粮食不够，有百分之五十社有各种不同问题，因而具体做了安排，同时也要求各地委、县委保证不死人、不逃荒和不发生事情，但是对于丰收的聊城地区认为不会有大问题，没有去深入地了解摸底，而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其次，对于干部的弄虚作假，窃取荣誉的不良作风，遂再有发现，也作过批评纠正，但估计不足，纠正不力。因而没有早早改正过来。同时由于领导干部开会过多，下不去，从干部汇报中了解情况多，从群众中了情况少，因而碰上弄虚作假的干部就上了当。直到十二月中旬，四级干部会议核实产量时，馆陶县委报告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六百斤。据这次了解，群众根本不承认。事实也证明，即便亩产三百斤，也不应该发生现在就发生问题，而我们相信了县委的报告，根本没想到群众会没饭吃。直到中央、国务院转来人民来信，督促调查处理，才引起我们注意。如果不是人民来信及中央的督促检查，问题将会发生更大。第三，有些领导同志只愿听“喜”，不愿听“忧”，对于提出与自己不同的反面意见的人，不加调查分析，即扣上右倾或白旗这些帽子吓唬人，因而堵塞了言路。据这次了解，馆陶房寨、柴卜及魏僧寨公社的一些村庄没有饭吃的情况，有些县里的干部早就了解，而且有在这些地方工作的干部，因为食堂停伙，和群众一道到河北曲周等地买饭吃，也不敢向县委、地委反映。另外，我们很感谢河北党，由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给河北增加了很大麻烦，河北同志对馆陶去的人，以“只要河北人有饭吃，山东人就要有饭吃”的精神，作了妥善安排，对偷窃者不捆不绑，不以偷窃处理，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接受这些教训，十五日晚开了在省开会的地委第一书记会议，听取邓辰西同志汇报，估计了全省的情况，作了全面安排，今晚又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各地、各县干部参加，以此教育全省干部，具体安排了工作。另外，我们已决定将原准备在春节后下方整社的干部（全省拟抽调两、三万人）提前立即下放；并推广博兴县各级干部轮流到公社当社员的经验，以便更有效更迅速地解决公社现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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