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9-12-8 作者：[待确定]
现在将《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揭发出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的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这个报告中所说的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一面以党员资格获取党内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路线的道路，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种人不但在高等学校中有，在其他部门也有。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因为具有党员的称号，所以比那些党外的旧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这几年来，在我们党员中已经培养了一支具有专业知识的队伍，这是一件大好事情；今后，还会有大批党员成长为专家。但是我们绝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而放松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只要放松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完全可能把其中一些不坚定分子俘虏过去。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也会有若干老专家继续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这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些同志身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残余，有些可能更加浓厚、严重，因此，要坚决同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同以党内专家自居，对抗党的领导的思想做斗争。要告诉他们，不管有多大本领，第一应该是党员，第二才是专家；使他们严格过组织生活，加强党性，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使他们真正“红透专深”。对这些反对党委领导的“党员专家”，抓紧进行批判和教育，并以他们的例子教育知识分子党员，这是目前组织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件事做得越早越彻底，就越能更多地挽救那些犯有这种错误的人。
1960年1月6日
在这次反右倾整风运动中，高等学校中揭发出一批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方向，向党争夺领导权，反对党的领导。
解放以来，为了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大力培养新知识分子的方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几年以来，我们还陆续选送了一批政治历史清楚、表现比较好的党团员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学习。大批新生力量现在担负着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有些人已经成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骨干；在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6年以来，我们吸收了一批老专家入党，其中多数人的表现也是好的。但是在党员专家中也有一小部分同志没有改造，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坚持走白色专家的道路。例如北京大学参加这次整风运动的128个党员教师骨干中，据现在了解，又红又专的61人，占48%。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忽视政治的40人，占31%。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对党的领导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27人，占21%，其中情节严重，经过批判仍然悔改很差的5人，占4%。北京大学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党员教师骨干中的重点批判对象比较多，其他学校则比较少。清华大学174个党员教师骨干中，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只有17人，约占9.7%。
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有不少是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他们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刘介梅”。以北京大学27个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党员专家为例，其中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即有21人。此外，也有少数解放后入党的老专家和解放前入党在解放区工作过的老专家。如北京大学27人中，解放后入党的旧专家2人，解放前入党、在解放区工作过的4人。他们都是以业务知识为资本，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夺领导权，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都是和党对立的。
第一，在学校的领导权问题上，他们主张“专家治校”，反对“党委领导”。他们同资产阶级教授一样地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右派斗争以前，他们崇拜资产阶级教授。反右派斗争以后，资产阶级教授臭了，不敢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他们就出来代表资产阶级向党争夺领导权，要求实行“党员专家治校”。北京大学原子能系放射化学分析教研室主任孙亦梁曾经明目张胆地说过：“经过反右派斗争，像傅鹰那样的专家当然不能领导了，党委和总支不懂业务，也不能领导，应该让我们这种懂业务的党员专家来领导。”他们从来没有把学校党委、总支和支部放在眼里，把自己负责的工作当做个人的事业，不容许党过问和监督。他们自命为“特殊党员”，超乎组织之上，处处要党尊重和依从他们。孙亦梁说：“我是带了业务来的，应该被党重视，对我一般地批评还可以，真抓住痛处严厉地批评，我就抵触。”
第二，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们反对“政治挂帅”，经常散布“专难红易”、“政治为业务服务”、“业务即政治”种种谬论，甚至干脆提出所谓“政治工作无用论”。北京大学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张世龙污蔑“政治工作是务虚，不解决实际问题，政治挂帅也造不出电子计算机来”，污蔑政治工作干部是“拿不出东西来的空头政治家”，说：“要紧的是拿出东西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看一看。”他们，特别是其中入党较早的，自我吹嘘已经“红透”了，现在主要是“专深”的问题；强调自己业务上有才能、有兴趣，只适合于分工搞业务，政治工作应当由没有什么本事的党员去做；他们严重脱离政治，生怕政治活动、组织生活耽误了他们研究业务的时间，认为做党的工作是“自我牺牲，为旁人铺路填坑，消磨青春”，有的人甚至拒绝担任党分配的工作。
第三，在教育工作上，他们最反对的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认识参加体力劳动会降低教学质量。例如钢铁学校机械系党员副系主任刘景云反对学校办钢铁厂。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党员讲师、支部书记毕成反对总支把美术系学生下放工厂劳动的决定，到处散布“下厂下糟了”，鼓动学生写意见书申请回校。今年上半年，各样整顿教学秩序、合理安排教学、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攻击说：“1958年教育大跃进搞错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人从1952年以来就反对教学改革，“小改小反对，大改大反对，彻底改激烈反对”。
第四、在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上，他们主张“专家路线”，反对“群众路线”。他们认为科学研究只能由少数专家垄断，群众水平低，搞不出什么名堂，只能给专家打下手。对群众性的科学跃进运动十分反感，认为“学校一搞群众运动就乱哄哄的，不像学校的样子”。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田余庆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请青年敢想也敢说敢干，是助长他们的浮夸作风，既害了青年，也害了学术。”他们害怕群众迅速掌握科学以后，自己就会失去在科学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不顾事实，力图贬低群众做出的成绩，说什么：“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只有实际，没有理论”；“集体提高了，个人没有提高”；对群众运动中的个别缺点则津津乐道，向群众泼冷水，讽刺群众“像溃兵一样”。少数人甚至粗暴地压制和打击群众，例如北京大学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教研室主任张世龙，不让学生参加试制电子计算机，有一次学生们苦战几昼夜赶制成一个设备，由于事先交代不清有一些缺点，张就大怒，骂了学生半小时，充分表现出资产阶段对待群众的老爷态度。
这些人所以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和党对立，是因为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未得到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剥削阶级，长期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有的人在民主革命时间，就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入党的，那时对革命就不坚决；有的人是解放以后看到革命胜利而投机入党，企图把党作为他猎取名利的工具；较多的人曾经一度表现好，但是并不是真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一旦掌握了一点业务知识，有了一点本钱，便狂妄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党离不开他们，认为为个人事业奋斗的时候到了，便向党争夺领导权。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做一个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对一切事物的态度都以是否有利于个人为出发点，把自己和党的关系看成是互相利用的关系，甚至用资产阶级争权夺利的眼光看党内同志。北京大学经济系党员教授樊弘（1950年入党）在运动中主动交代他将自己和党的关系比作“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认为现在党还需要利用他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将来如果有人代替他做这些工作，他就会被排斥了。他还把党内上、下级关系比作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说“看《资治通鉴》体会到任何皇帝都有几个股肱之臣，还是靠拢总支吧！否则就要被孤立的”。又如北京大学数学系总支副书记林建祥就说：“我工作的最高纲领是‘公私兼顾’或‘公私合营’，党员教员每年只要为党完成一定的任务，剩余的时间就可以为自己钻研业务”；他还认为“个人主义完全批判掉了，人们就会失去积极性，对发展科学不利。”
对于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过去各校党组织也曾经进行过批评斗争，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还曾经发动群众批判他们，但是当时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党外的资产阶级教授，对他们的问题只是作为一般的思想意识问题来进行批判，没有提到两条道路的原则高度来开展斗争，因此没有彻底解决。这些人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有一些资本，有些人还担任了总支和支部或者系和教研室的领导责任，在党外摆“党员”架子，在党内摆专家架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对青年腐蚀作用很大，有些青年教师还把他们当做“榜样”。因此，在现时，他们比资产阶级教授危害性更大。我们决心在这次反右倾整风运动中，彻底揭发和批判这班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全市高等学校的党员特别是党员教员中肃清他们的影响，并且尽可能挽救这一批干部。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都对这些人展开了批判，绝大多数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了揭发和批判工作。那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党员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多数人承认自己有错误，表示愿意检查。有的人说：“想不到自己的问题这样严重，再发展下去，就不得了，这次是党在挽救我。”北大田余庆在会上痛哭说：“党给了我知识，我却拿知识来反党，真是忘了本！”但有少数人还表现不好，我们认为，通过这一次揭发和批判，再一次说明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不能丝毫放松。
特此报告。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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