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6 作者：[待确定]
张义生产队共五百一十二户，二千六百二十八人，有耕地九千三百八十四亩，牲畜三百八十七头，原来一个高级农业社，公社化后划为一个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下分十二个生产小队（承包单位）。该队位于渭南城西北二十化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已基本水利化，主产小麦、棉花，社员收入较高，生活比较富裕。
这个队现在共有地主三十八户，占百分之七点五，富农八户，占百分之一点五，富裕中农七十一户，占百分之十三点八，中农一百六十户，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三，贫农二百三十五户，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九。全队共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九十六人，其中管制监督改造的有八人，由于五类分子较多，富裕中农所占的比例较大，因此，敌我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斗争比较复杂尖锐，在土改、镇反、整风等各项重大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经过一九五七年农村整风，阶级斗争有了缓和，但在公社化后，特别是在今春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又有了抬头，两条道路的斗争又表现的很激烈，在这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教育和整社运动中又是县、社的重点之一。
从这个队的调查来看：目前农村形势是良好的。经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之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已在农村占了绝对优势，党在农村的力量是强大的，基层政权和人民公社是巩固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增产节约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继续向前发展，农村中呈现着一个生产跃进、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这是主流方面。但是，也正由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公社日益巩固，大跃进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引起了农村敌对分子和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的极端仇视和坚决反抗，他们恶毒的诬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他们企图在农村中开倒车，为资本主义复辟。在这场斗争中公开出来和我们较量的主要是农村中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而五类分子除了少数公开进行破坏外，一般都是在暗中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
据张义生产队七十一户富裕中农的调查，经过解放后十年来的各项社会改革的群众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他们的政治态度从当前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二十三户，上路本阶层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四。属于这一类人主要是：（1）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都是劳动者，以往虽有剥削，但剥削量不大；（2）解放后思想进步较快，现在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生产队和小队干部的有十人（户）；（3）多数在入社后收入较单干时有所增加或者基本上没有减少，只有个别户比过去减少了收入。目前这一类人的表现是：思想一般稳定，劳动积极，工作较好，在各项运动中能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执行政策，遵守法令。他们从思想上已抛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打算，已认识到党的正确领导，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例如李登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报名参加，入社后任过生产组长、小队委员，现在是生产队的老农参谋部部长，在开展爱国储蓄运动中，一九五七年存款五百元，一九五八年存款九百元，一九五九年筹集地方工业资金时又投资三百元，关心队的生产，经常向干部提合理化建设；又如杨志云（团员）在认购公款、统购粮食、参加食堂中都能带头，一九五九年地方工业投资二百多元，在担任生产秘书职务中也表现积极热情，再如杨左春，年已六十余岁，在一九五七年开展丰产竞赛运动中，带领第三小队社员搞的玉米丰产试验田亩产一千二百多斤，受到渭南县委的奖励表扬，这个小队的棉花在杨左春的技术指导下年年超产丰收。这一类目前虽是少数，但他们的行动对争取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富裕中农有很大的影响，这一部分人今天所走的道路也是今后所有富裕中农必然要走的道路，因此，今后应继续加强这一部分人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的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劳动积极性。 （二）基本上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时又表现动摇，在一些具体上有不满情绪。属于这一类的三十四户，占本阶层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这一类的情况是：（1）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都是劳动者，主要成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反动职务的有十户；（2）生产资料较多，一般都有一定的剥削，初级社时还表现积极，高级合作化后在劳动生产上表现不够积极；（3）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社员，只有六户有人担任生产组长和小队会计职务；（4）多数入社后收入稍有减少。目前这部分人一般还能参加生产，遵守劳动时间，但有“等棍棍”、“看别人”的思想，别人做他就做，别人不做他就不做，别人做的好他就做的好，别人做的差他就做的差，人不到齐，他不上工，经常怕自己吃亏。对社务不闻不问，事先不提意见，事后有时不满，对党的政策方针，有一些还有抵触情绪。他们主要认为：公购粮太多，口粮太少；过去吃小麦多，现在吃小麦少，在食堂吃饭不如在家吃的好，过去能自由倒贩，现在对他们有限制，过去车牛换人工，做活不出大力，现在怕实干苦战。如杨景春说：“今年多亏政府领导群众打井抗旱，要不然那里来的秋委大丰收，但丰收了给群众口粮分的少，拿我来说下年如果这样，我就不干了”，杨秀春说：“共产党是胡弄哩！我看社会上这一层人不管你是老汉、小伙子正反要把你做的挣死”，杨居丰说：“你也知道牲口劳动时加料哩，但人跃进哩，为啥给人不加粮哩”。这一类人在富裕中农这个阶层中占将近一半；做好一部分人的工作对坚定第一类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改选第三类人都有很大关系。
（三）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企图单干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属于这一类的有十四户，占本阶层农户的百分之十九点七。这一类中：（1）有百分之五十的户家庭主要成员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担任过反动职务；（2）占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并经常利用雇长工、放债、商业等手段进行剥削，剥削量也较大；（3）入社后限制了他们的剥削，收入一般都有所减少。这部分人都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才加入农业社的，人虽入了社，但心还在社外，至今还留恋过去单干，投机买卖，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没有完全下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在他们看来公有制不如私有制，集体劳动不如个体劳动，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集体化程度越高，抵触情绪越大，因而他们经常明里暗里散布各种不满情绪和反动言论，恶毒的攻击党的领导和基层干部，攻击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例如杨秉吉，在一九五五年全作化运动中质问干部说：“如果是自愿我就不参加，如果是强迫，没办法了那只好参加”，一九五六年统购时把一石大麦转移到亲戚家里，一九五七年，农村整风时，怕受辩论，又用二斗麦子给生产队长行贿，一九五八年队干部到他家催退超分粮食时，他骂着说：“你看狗日的贼眉溜眼的，像刁人一样”，一九五九年夏委做活时说：“我不相信毛泽东的江山真个能坐一辈子”；又如杨金瑜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今年七月竟在脱产干部中公开念反动诗，诬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说：“故乡是监狱，家庭是坟墓，妻子是锁链，自己是囚犯”；杨西元骂干部说：“毛主席养活这伙骺，光给人寻事，看他骺能活几天”；杨克俊公开地在基层干部面前说：“你这伙挨球的光想坐官，叫人家把你整的顺顺的，叫你尿一滴，你不敢尿二滴，叫你坐下，你不敢站起，群众生活这么苦，你都不敢向上反映，你当的咧干部日他妈呀”；杨振杰仇恨的说：“这伙挨球的比土匪还厉害，咀上说的甜蜜，做起事来真土匪”；杨振功初级社时没加入，高级社时比地主富农还入社迟，入社后一年多不参加劳动，在西安闲住，干部给他派活不接受，经常搞投机生意，贩卖牛犊、兔子、卷烟、自行车等，一年内谋取暴利在一千元以上；杨克俊诬蔑人民公神是“层次越多，铁绳给你脖子套的越紧”，小队长杨金才（公社代表大会上被批判过）认为现在人民公社生产搞的不好，“倒不如把地分给人家一户一户的去做”；杨克仁说：“再跃进，再建设，到共产主义粮食还是那么多，买粮食没处买，扯布没布证，灌油没油票，跃进的咧干啥。”
根据这个队的调查，当前农村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最恶毒最猖獗的主要是第三类人，在以往各项工作中除了五类分子以外，这些人就是主要阻碍者。基层干部对这些人感到很棘手。富裕中农其所以敢于明目张胆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除了主要是没有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欲望和在阶级本质上具有劳动者和剥削者的两重性外，还由于他们思想上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不是敌对阶级，党对他们一贯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在政治上不进行打击斗争，因此敢于公开进行反抗。加之以往基层干部对他们的反动言行及时揭发斗争不够，这些人错误地认为基层干部对他们没办法，所以越来越猖狂。这部分人在农村虽是少数，但因为他们也参加劳动，在一少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有市场，影响极坏，他们的言行已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愤怒，要求“像一九五七年一样，再来一次整风，把这些人的邪气坚决打下去”。
赵登科 梁巨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农村整社运动开始时，富裕中农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约占本阶层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下面是一些典型调查：福建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五个富裕中农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六千五百九十二人，占百分之十八点四二；甘肃省八个县三十个人民公社八万一千一百三十个十六岁以上的富裕中农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七千零二十五人，占百分之八点六（各地比例不一，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三十六，最低的不到百分之三）；河北省张北县小海子公社四百八十个富裕中农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六，北京市怀柔县桥梓公社茶坞管理区三百二十九个富裕中农中，反对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十五点五。
整社运动中，经过广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对重点对象的批判斗争，富裕中农中仍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约占本阶层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河南省十九个重点社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个富裕中农，经过教育和批判，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二万九千零一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动摇的有七千七百五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一，仍然反对社会主义的有一千七百八十九人，占百分之四点七（占社员总数四十万零七千六百四十八人的百分之零点四四）。福建省对三万五千七百七十五个富裕中农的典型调查，经过教育和批判，拥护社会主义的从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六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点三五，动摇的从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一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一三，反对社会主义的从百分之十八点四二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五二。广东潮安县三千三百七十六个富裕中农，经过教育和批判，口服心服拥护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七十点三，基本拥护但思想问题未彻底解决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仍然怀疑抵触、持反对态度的占百分之一点三。
中央公安部据河南、广东、湖南、贵州、江苏等省的典型调查分析，富裕中农中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处于中间状态，但经过教育后基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般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有破坏言行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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