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6-8 作者：[待确定]
甘肃省根据1959年经济企业部门敌人破坏的情况，今年春天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次对破坏事故的查漏工作，查出了一大批破坏事故，挖掘出一大批破坏分子，从而打击了敌人，教育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警惕性，保卫了生产。
甘肃省的查漏工作再一次证明：破坏与反破坏是经济企业部门敌我斗争的基本形式，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以来，少数地区破坏事故较前增多。对此，各地一般的都引起了重视，及时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有效地保卫了“双革”运动的顺利发展。但是，还有少数地区和企业单位的保卫干部，对这一斗争形式认识不足，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对于情节可疑的事故没有认真追查。漏掉了一些破坏事故。因此，各地经济保卫部门必须结合生产和“双革”运动的保卫工作，有重点地进行一次对破坏事故的查漏工作，主要是查情节可疑的事故和重大事故，以防漏掉敌人的破坏。今后对发生的情节可疑的事故和重大事故，都应当认真追查清楚，并作出结论。
1960年6月 8日
甘肃省是我国新的工业基地，因此也就成了敌人破坏重点之一。1959年全省经济企业系统中发生的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占全省政治案件总数的76.4％，这些破坏事故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这说明，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是经济企业部门敌我斗争的基本形式。问题是，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认识清楚了的。特别是由于有些干部思想右倾麻痹，对敌人的破坏缺乏应有的警惕，漏掉了一批破坏事故。甘肃省的经济企业部门在1959年发生的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中，被漏掉的占77％。
为了加强经济企业部门的对敌斗争，今年春季，甘肃省各经济企业部门在省委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对破坏事故的查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到3月底的统计，全省对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的查破率为95.5％，挖掘出一批破坏分子。其中有的长期隐藏在我内部，屡次制造破坏事故，有些由于掌握着技术职权，进行技术破坏，对我危害极大。在挖出的破坏分子中，工程技术人员占五分之一，但他们制造的破坏事故的损失，却占全部破坏事故损失的一半以上。这些人被挖掘出来，大大消除了生产隐患，正如职工群众说的：“这号人不整出来，生产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过去所以漏掉这些破坏事故，除某些客观原因外，主要是：一、有些干部思想右倾。缺乏敌情观念，事故发生后，往往多从责任上去着想。在查出的破坏事故中，原错定为责任事故的占26.6％。二、有些保卫干部工作不深入，对发生的事故情况很少掌握，这样漏掉的占48.6％。三、在工作上没有正确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的只搞反动标语和刑事案件，认为这是“硬任务”，面对破坏事故则认为是“软任务”，不积极去追查；有的在同事故灾害作斗争的同时，放松了对政治敌人的斗争。
通过这次查漏工作，不仅使职工受到一次实际的阶级教育，加强了革命警惕性教育，而且也改进和加强了保卫工作，保卫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有了很大改进，更加密切了与职工群众的联系。职工反映：过去保卫干部是有事才到车间来，现在是那里有生产那里就有保卫干部。
首先，各经济企业系统由党委亲自领导，在广大干部中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通过摆敌情、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和研究漏掉破坏事故的原因，检查了工作、思想，批判了各种“无敌论”“条件论”“难免论”等形形色色的右倾麻痹思想。有些部门干部对破坏分子的处理上往往迁就姑息，优柔寡断，不是根据事故真相判定性质，而是说：成份好不算，年纪轻不算，损失小不算，破坏未遂的不算等等错误论调；甚至把敌人的明显的破坏，也看成是“敌人没那么傻，不会明目张胆破坏”。前永登水泥厂保卫科长门聚发，就是个典型例子，在他的包庇掩护下漏掉的破坏事故有13起。有一个车间，工人当场捉住一名破坏分子，扭送到保卫科处理，也被他放掉了。对这些，都作了严肃的揭发批判，个别严重的还开展了斗争辩论。广大干部通过思想见面和真人真事的教育，不仅反掉了右倾，鼓足了干劲，提高了革命警惕性，而且揭发出了某些组织不纯的情况，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纯洁了内部，为反破坏事故斗争打下了有力的思想基础。
为了彻底地把破坏事故全部挖掘出来。各单位首先把1959年的大小事故普遍进行了摸底、排队。办法：一是翻事故老账，查安全记录，把保卫、安全、技术等部门和各车间掌握的事故材料全部翻出来，进行排队，摸清事故底数，再采取沙中澄金的办法，逐个过滤，从中找出情节可疑的事故。二是普遍号召职工群众公开或秘密地检举揭发，并结合召开各种人员座谈会，广泛地回忆和揭发事故材料。三是通过对人员政治思想情况的调查摸底去发现可疑事故。摸的重点是五类分子、各种思想敌对不满分子等。这样就摸出了一些破坏分子，其中有的是多次制造破坏而屡被漏掉的。第三工程局企业公司镟工董其钧，自1959年10月到今年1月先后制造破坏事故■起，这次通过政治思想排队，不仅发现董历史上当过伪警察，有罪恶，而且查出他是个屡次进行破坏活动的破坏分子。
大批材料被挖出来后，由保卫干部、车间支部和治保人员组成审查小组，对可疑事故，逐个逐事全面进行排队。对于排出来的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逐件整理出单行材料，分别由车间、小组组织群众进行座谈和鸣放、辩论，判定事故性质。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因为群众最了解破坏分子的情况，知底知心，破坏分子在群众面前不敢否认事实；群众也最熟悉生产，懂得技术，破坏分子不敢在技术上耍花招、推脱责任；群众威力大，破坏分子不敢进行狡辩。对那些技术性较高，情节比较复杂、破坏分子狡猾抵赖的事故，则召开有技术人员参加的追查辩论会，彻底揭露驳倒破坏分子的诡辩，并结合技术鉴定，从科学上肯定事故性质；对于那些高级技术人员所制造的重大破坏事故，一般由上级负责同志主持追查；对破坏性质比较明显，但犯罪分子有顾虑而不敢承认时，则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个别座谈，交代政策，打消顾虑。在追查事故中，各单位还普遍注意了对事故责任者还进行查政治历史、查思想表现、查社会关系、查家庭出身的“四查”工作。对最后判定事故性质，分析破坏动机，起了很大作用。
对查出来的破坏事故，由事故追查小组或领导小组整理材料，提出意见，报请党委审查定案。这样把群众追查和领导审查结合起来，定案比较准确。
对破坏分子的处理，各单位都根据事故大小、损失轻重和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分别在车间、小组或工段公开处理，教育群众；对重大破坏分子，则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结合处理，各单位还组织座谈，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警惕性。并结合修订了社会主义爱国公约，把反破坏事故斗争转入经常化。
来源：《人民公安》1960年14期。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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