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7-11 作者：[待确定]
全国范围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从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进行了持续四年的紧张斗争，现在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是一次大张旗鼓的群众肃反运动，无论就其广泛和深刻的程度，也无论就其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来说，在我党肃反斗争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先领导机关，后基层单位，分批分期，层层发动的。全国所有的机关、企业、团体、学校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规定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方针，毫无例外地都开展了同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各级党委在斗争中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和路线，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胜利地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肃反任务。
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集中起来说，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
一、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三十五名，运动期间社会镇反从内部还逮捕了反、坏分子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合计查出反、坏分子六十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一名，占全国参加运动的五千一百零三万人的百分之一点二三。其中，党政民系统查出的六十二万六千零五十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一；军队系统查出的三千五百七十一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一一。卫生医疗系统，敌情比较严重，查出的反、坏分子占这个系统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五。比例最高的是民主党派，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六。
肃反运动从我们内部查出了有血债和其他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七万六千七百五十八名。这些都是双手染满了人民的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刽子手。胜利之后，这些反革命分子摇身一变，混进了革命队伍，充当了革命的工作人员，用各种伪装把他们的滔天罪行隐藏起来。如长春汽车制造厂的“杂工”毕音祥，是蒋匪的自卫团长。他曾经杀害过革命干部和群众二十人。这个残暴的反革命分子，亲手杀了土改积极分子李永胜全家三口，连三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我们的青年妇女小队长刘淑兰，被他残无人性地用钳子把手指夹烂，把乳头夹碎，然后活埋。黑龙江省龙江县小学“教员”张占熬，在日伪统治期间，当了河北灤县警察所警务股书记，是一九四三年日寇制造的灤县潘家代庄“千人坑”大惨案的凶手之一，这个惨案被难群众达一千二百八十名。张犯并亲手杀害群众七名。当时有一位妇女拉着孩子跪在张犯面前求饶，毫无人性的张占鳌竟一棒子把这个妇女打到坑里，并提起孩子的小腿向坑里扔去。混入内蒙卓资县当了“医生”的赵德音，一九四四年在日伪山东省新华院当科长时，与日寇共同策划用刀刺、剥皮、枪杀、砍头、抽血和细菌试验等各种残暴手段，虐杀群众三万五千多人。甘肃查出的马寅远，是一九三八年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苏、豫、皖四十四个县，五万四千平方里土地，淹死八十万人的重要凶手之一。这次肃反运动，还把杀害李大钊、邓中夏、陈潭秋、毛泽民、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李兆麟等烈士的刽子手，也查了出来，受到人民的惩罚，使人民的血海深仇，得到了伸雪。
在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潜伏下来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五名。这批特务分子，伪装巧妙，活动鬼秘。例如，蒋匪保密局南京站的上尉通讯员、代理站长王鹏，一九五O年在日本“中美联合工作总部万能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练以后，领得特务经费一千三百四十美元，潜回大陆。他拿着右派分子章伯钧亲笔写的“愿负一切责任”的保证书，骗得了户口，混入武汉市劳动局当了“会计”，准备在武汉地区建立电台，并多次以密写方法向特务机关递送情报。一九三八年就参加英国“远东情报部”的老间谍张树阳，解放后，伪装积极，混入陕西省花纱布公司，骗取了信任，曾经两次获得模范奖和工作优胜奖。他曾三次向英国特务机关密写报告我西北部队番号、装备及厂矿情报。湖南医学院“学生”何守诚， 一九五三年由蒋匪国防部二厅派为驻长沙谍报员，曾经九次向香港特务机关密写报告我山西、广州、海南岛等地的军事情报。
运动中查出了各种反革命集团五千二百八十八个，包括成员三万四千五百五十七名。有不少反革命集团，有关防印信，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行动计划，进行现行破坏活动。象这样的集团，湖南就查出八十七个，江西查出六十五个。江西吉水县小学教员邓学笃，纠合一伙地、富分子和有杀父之仇的分子十五人，成立“青年反共救国军”，召开数次秘密会议，策划扩大组织，搜集军事情报，图谋夺取民兵枪支，进行暴乱。贵阳市机械化施工站查出的“反共救国军”，还有“军长”、“副军长”、“参谋长”等职衔，预谋发展组织，与台湾、香港取得联系后， 企图在贵阳市纵火，炸毁二戈寨军火库，乘机夺取枪支，进行颠覆活动。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查出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一万六千四百四十八名，不少已经窃取了领导职务。其中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名单以内的有十四名，属于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名单以内的有六百二十一名。例如中央内务部户政司司长周维斌，是一个有血债的日伪警察分局长。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于民一，是蒋匪中统山东省青、胶特务室的骨干分子。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赵少敏，是一个两次自首叛变，破坏我北京、太原等地党的地下组织的大叛徒。广东韶关专署副专员沈秉强，福建省建阳地委委员、工业部长陈金楚，山西临汾县委第一书记石毅，都是有严重罪恶的反革命分子。此外，在共青团查出的反、坏分子也有九千四百二十九名。
肃反斗争中，各地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反动证件。计有：电台九十五部，机枪六十八挺，长短枪九千五百三十支，炮一百一十九门，子弹、手榴弹五十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二发（个）；反动证件十八万二千五百三十九份。还缴获了不少的炸药、报话机、密写药、毒药、凶器，以及反革命活动经费等。
二、查出了普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十万零一千三百六十名。由于揭露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批判了各种反革命言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打扫了机关内部的某些阴暗角落，这就从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为内部安全制造了良好的条件。
肃反运动中，还查出了一批政治骗子，这些家伙，专门寻找某些单位人事制度不严、政治警惕性不高的空子，用各种手法骗得革命军官、人民功臣、革命老人、领导干部的身分，到处招谣 撞骗，为非作歹。甚至象李万铭一样的大骗子，也查出了好几个。如四川查出的国民党俘虏黄世贵，伪造革命历史，混进党内，骗取了“特级反坦克英雄”的称号，大肆吹嘘，捏造参加过大小战役一百多次，负过重伤，被中央送到苏联治疗，并出席了世界青年理事会，到过十四个国家参观等。在弄假成真，骗取信任后，一些机关、学校邀请他作过一百多次的“英雄事迹”报告。有的学校还把优秀班改名为“黄世贵班”。一九五四年竟出席了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慰问大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这个骗子手得计以后，衣锦还乡，受到当地县城悬挂国旗和群众的一夹道欢迎，地方政府还替他修了两间新瓦房，送了“人民功臣匾”一块，以表彰他的“功迹”。这个可恶的大骗子，直到肃反运动中才被揪出来。
三、查清了六百二十五万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通过运动，使这些长期背着包袱的人，坦白交代或弄清了问题，卸下了包袱，靠拢了组织。他们对党表示万分的感激，心情舒畅愉快，许多人都说“等于政治上洗了一次干净的澡”。由于提高了这些人的政治觉悟，同反革命划清了界线，他们都积极参加了肃反斗争，从而更加孤立和暴露了反革命分子。同时，由于弄清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使党组织对干部情况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审查干部的工作，从而加速了审干工作的进行。
四、广大群众在热火朝天的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政治觉悟大为提高。这样，不仅对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也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许多原来政治上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当他们在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亲眼看到两面手法伪装起来的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时，眼睛亮堂了，敌我界限分明了，因而积极起来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运动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一万八千多人检举了反革命分子。群众积极参加肃反斗争，声势浩大，气壮山河，敌人慑于运动的威力，迅速分化瓦解，陷于孤立，纷纷坦白交代问题。运动中反革命坦白交代问题的一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就是那些伪装巧妙、活动隐蔽的暗藏敌人，也因为失去了藏身之所，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湖南一个中统特务组长张裕林，混入内部以后，伪装积极，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开展肃反运动时，为了逃避群众的眼睛，他把脸上的肉瘤开刀割掉，改变了相貌，并且总是带上口罩出门。尽管他想方设法遮遮掩掩，也没有逃出群众的眼睛。河北还有一个活埋过我二十五人的杀人犯王安民，日本投降后，在开万人大会上，被群众打个半死。以后，又改名参加了还乡队。他的家属为了掩盖群众耳目，装模作样地埋了一口空棺材，每逢节日还上墓烧纸。在群众运动的震动下，最后，还是现了原形。这样的生动事例，各地都是很多的。
五、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全国的肃反专职干部有一百多万人。这些干部，不论对发动教育群众，领导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也不论对革命分子的调查、询问和甄别，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群众运动的骨干，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也是党的肃反方针、政策的具体贯彻执行者。这些干部都经过了斗争烈火的考验，学会了识别反革命的本领，积累了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一定经验，比较熟悉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这是肃反运动一个不可估价的宝贵收获。这批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肃反干部，分布在各个战线上，在今后的经常斗争中，将会继续发挥他们在对敌斗争的作用。这是专门机关可以依靠的一支强大力量。
肃反斗争的辉煌成就，充分地证明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样一次群众的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这场伟大的肃反斗争，不论从国内或者从国际阶级斗争经验来看，都是巩固革命成果不可缺少的一场斗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步骤。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从一九五五年发动运动的情况来看，也是十分清楚的。全国解放以后，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大一部分反革命分子被肃清了，但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查。随着国家建设的迅速发展，又不断吸收了大批新人员，许多部门在接收人员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给敌人敞开了方便之门。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前夜，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紧张的时候，隐蔽在内部的这些牛鬼蛇神就蠢动起来了。他们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相呼应，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些地方简直闹得乌烟瘴气。特别是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内部还有大量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使许多人从麻痹状态中惊醒起来，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坚决彻底地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这种情况说明，这场肃反斗争，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对于纯洁革命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政治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深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估计的：“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肃反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肃反方针、政策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工作方法是先进的。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很小的。肃反斗争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党肃反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对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这次肃反运动是我党肃反历史上发动群众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运动，肃反斗争大走群众路线有了极大的发展。我们在整个运动中，从始至终采取了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相结合；充分发动先进群众和深入发动中间、落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广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向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发动了内部参加运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员，同暗藏的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形成了群众揭发、检举和斗争反革命分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给肃反工作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多快好省的道路。
充分宣传党的肃反方针和政策，是肃反工作大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法。运动的全部过程，既是发动、教育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过程，又是对反革命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我们在宣传工作上广泛地运用了首长做报告、大字报、黑板报、标语、漫画、民歌、快板、相声、电影、广播、戏剧、展览会和各种调查访问会等形式，经过反复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党的方针和政策深入人心，为群众所掌握，把肃反斗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对已经掌握了一定罪证而又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开展小组斗争，是提高群众觉悟和清查反革命分子的有效方法。认真的选拔与培养积极分子，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斗争积极性，是深入发动群众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深入发动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部分人，常常是反革命分子活动和利用的对象。他们比较了解敌人的底细，当他们觉悟起来，同反革命分子划清了界限，并且站起来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暗藏反革命分子就会失去依靠而被彻底地暴露和孤立起来。发动中间和落后群众，同时又是保护好人的一项重要措施。把那些从政治上看来介乎好人和坏人之间的中间分子，特别是落后分子，作为我们教育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这就不仅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大大丰富了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材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发生误伤好人的危险。是否把处于中国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运动搞得深透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发动群众肃反，好处极大，既可以比较彻底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发生严重的偏差和错误。少数人肃反，不仅难于彻底揭露反革命分子，而且容易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和不安心理，容易犯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的严重错误。发动群众肃反，还可以使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和锻炼，获得识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并使反革命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有力地促进他们的分化和瓦解，迫使多数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从而可以大大缩短肃反斗争的进程。当然，发动群众肃反，不是就不会漏掉反革命分子，或者一点错误缺点也不会发生了。但比较起来总要彻底得多，漏的可能性要小的多。象这样复杂和尖锐的肃反斗争，某些个别的暂时的缺点错误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但只要发动群众肃反，即使发生了缺点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比较容易纠正。一九五五年第一批运动高潮期间，某些地方和单位，曾经一度发生过斗争面偏宽和某些打人逼供的现象，但都及时发现和很快就纠正了，没有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而且，有了第一批的经验，运动就走上了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肃反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就搞不出来，但是，群众运动如同撒网打鱼，难免带上一点泥沙，出现一点粗糙现象，因此，必须同专门工作相结合，才能准确地打击敌人和保护好人，才能把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细致。这次肃反运动从始至终贯穿了群众运动与专门工作相结合的方法。肃反运动的专门工作，主要是依靠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肃反专职队伍进行的。肃反专职队伍，负责准备材料、发动运动、审查案件、调查研究等专门工作。公安、检察、法院专政机关是这支专门队伍的骨干，负责对他们进行肃反的业务指导，并承担重要案件的侦察、起诉、审判等工作。专职队伍、专政机关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强大威力，形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肃反大军。
肃反运动必须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必须密切结合生产，这是发动群众肃反的重要经验，也是四年的肃反运动能够善始善终坚持到底的重要原因。
一九五五年开展的第一批运动，是作为全党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工作进行的。一九五六年以后，党的新的中心任务接踵而来，是把肃反运动停止下来以至半途而废呢，还是适应形势，采取新的方法，把运动坚持到底呢，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党中央及时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央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的指示，明确地规定了肃反、业务两不误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正确地安排工作，妥善地组织力量，保证在预定的期限以内，完满地完成肃反斗争的任务。由于各级党委正确的执行了这一指示，因此，在生产高潮中，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以及在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始终没有因为党的中心工作的广大群众运动而挤掉了肃反的群众运动。因此肃反运动为中心工作扫清了道路，保证了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心工作的群众运动也就带动了肃反运动，使肃反运动能够又好、又快、又省地完成了任务。
肃反运动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行业，不同生产季节，采取相适应的做法。在人员比较集中的机关团体、学校和厂矿，一般都是划出一定的时间开展运动。在人员比较分散的单位，如乡干部、小学教员、手工业合作社、勘探队等，则利用生产空闲或假期开展运动。对于工作时间、地点不固定的行业，则采取人到那里，运动就在那里开展，大空大搞，小空小搞，边生产边肃反，“见缝插针”的工作方法。这样，就做到了生产、肃反双跃进。
肃反工作要同党的其他政治运动相结合。经常地注意观察形势，在保证完成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中心工作的有利形势，积极地主动地安排肃反工作，摆好位置，使肃反运动不仅不影响中心工作，相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一九五七年，为了保证党的整风、反右派斗争的顺利进行，不致于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和解决敌我矛盾的肃反运动互相混淆，我们有意识地把肃反工作放在整风后期去进行，待整风告一段时再转入肃反。但是，在整风期间又积极地为肃反工作准备材料，从而对反右派斗争起了有力的支援和配合使用。在反右派斗争中，有的地方还根据当前的情况，采取了合署办公的办法，即一套人马，两个任务，一定时期集中肃反力量去参加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就集中力量搞肃反。这样，穿插进行，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互相结合的结果，不仅保证了中心工作的进行，而且由于安排得当，使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肃反运动，都得到了全面的丰收。
内部肃反还要同社会镇反、审查干部工作相结合。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任务同一，目的一致，都是为了解决敌我矛盾，彼此必须紧密结合、互相支援。四年来肃反斗争，为社会镇反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敌情线索；而社会镇反不仅在敌伪档案材料上给了肃反工作很大的支援，而且在大搞破案、打击流窜犯、扫残等运动中都给肃反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肃反同审查干部虽然是解决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也有密切的联系。内部肃反查清了六百多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为审查干部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少地方直接起了审查干部的作用。同样，审查干部工作也为肃反提供了不少材料。许多单位把审查干部、肃反工作统一安排，在外出调查工作上互相配合，互通情报，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很多人力和财力，并且使审查干部和肃反工作都达到了多快好省。
事实证明，凡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坚决贯彻执行了肃反、业务两不误的方针，肃反工作紧密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密切结合生产的地方，那里就又好又快又省地完成了肃反任务，并且保证了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大跃进，相反，认为生产任务大忙，中心工作太多，而不积极采取措施，企图等待中心工作过去，腾出手来再去搞肃反的地方，那里就拖长了肃反运动的时间，对中心工作也发生了不利的影响。
广泛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这次肃反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我们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基本方法，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肃反方针、政策的有力保障。肃反运动从准备工作、小组斗争、专案审查，一直到甄别定案、复查验收，整个过程都贯穿了调查研究的精神。调查研究工作是动员和依靠广大群众来进行的。运动中创造了许多很好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如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号召有问题的坦白交心，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讨论分析发生的事故，召开各种调查会，派出专人外出调查，清查人事档案和敌伪档案，依法搜查和有领导地询问嫌疑分子，等等。通过这些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材料，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进展。例如，仅外出调查一项，就取得上千万份的有价值的材料。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走遍天涯海角，不避艰难困苦，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了寻找证据的任务。又如全国集中上万人清理敌伪档案，把大批的死材料变成了活材料。仅山西一省，就从敌伪档案材料中发现和证实了反革命分子七千三百多名。
在调查研究工作上，最重要的方法是反复进行人员的排队摸底。对于摸出的嫌疑对象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根据材料，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确定是否作为肃反清查对象，做到领导中心有数。此外，对于从各方面取得的调查材料，必须严肃负责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认真地核对，鉴别可靠程度，去伪存真，正确地估计敌情，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做到不枉不纵。
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党在肃反工作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是党的肃反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审干时，提出的著名的九条方针中，有一条就是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研究，对于内部肃反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骗取了合法身分，隐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化形伪装，使人们一时好坏难分，稍一不慎，就容易漏掉敌人，或是伤了好人。我们要想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了解敌情动态，全面认识敌我斗争的形势，不为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只有通过周密的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办到。在肃反斗争中，强调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整个运动中，我们始终注意了对肃反干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提倡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地反对了刑讯逼供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法，从而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我们党的肃反政策，是团结动员群众，孤立、分化反革命的锐利武器，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坚持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这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政策的具体化。这个政策对于教育、动员和团结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孤立少数坚决反革命分子，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正确贯彻党的肃反政策，必须分散敌我，严格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运动中，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界限，例如，区分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等等。对于反革命嫌疑问题，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这样，就坚决保护了绝大多数好人，使得肃反的打击锋芒，只针对着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正确贯彻党的肃反政策，还必须分清问题轻重，区别对待。对于一切真诚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从宽处理，该判死刑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判处长期徒刑，该判长期徒刑的，可以判为短期徒刑或判处管制，该判管制的，可以免予处分，交与群众监督劳动；对于有立功表现的，将功折罪，立大功的，给予奖励；对于罪恶轻微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要真诚坦白交代，不予刑事处分或免予刑事处分，交与群众监督改造。凡是抗拒坦白交代的，均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普通反革命和重要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一般分子和骨干分子，都实行了区别处理。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在定案后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处理方法。全国已经处理反、坏分子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二名。其中判处死刑的一千四百五十九名，判死缓的八百七十四名，判徒刑的十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二名，判管制的十四万七千一百三十二名，捕送当地处理的一万零三十六名，开除、劳教的十二万九千七百四十四名，动员退职的五千四百零三名，安置监督生产的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五名，下放监督劳动的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名，内部留用的六万七千五百九十名。通过这样的处理，充分地体现了政策，教育了群众，进一步促进了敌人的分化瓦解。
为了坚决地贯彻党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坚持了毛主席指示的在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运动中，除了对行凶破坏、逃跑投敌等现行犯和其他非捕不可的危险分子外，一般地很少捕人，也没有杀人。凡是应该和应该杀的，都是经过甄别定案和复查工作，选择适当时机或运动后期依法处理的。这样，就使我们捕人、杀人准确，基本上避免了错捕现象，完全避免了错杀好人的错误。即使运动中错捕了个别好人，在运动后期，经过甄别、复查，也得到了平反，不致因为杀了头而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必须从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具体掌握政策，灵活地运用策略。当一九五五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前夕，阶级斗争尖锐紧张，我们在政策上强调了从严的方面，在策略上强调了紧的方面。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根本的变化，经过第一批内部肃反和第二次社会镇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因而敌人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瓦解的趋势。这时，我们利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形势，广泛运用了政治攻势的策略，并有意识地在政策上放宽一些，对于坦白交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作了进一步宽大处理。在历次镇反、清理工作中已经作过交代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又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也不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某些情节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在认定性质上也放宽了一些。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地向党进攻，隐藏在内部的和部分曾经得到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又乘机兴风作浪，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斗争又紧张起来。因此，我们在策略上又强调了紧的方面，对反革命的阴谋破坏给了有力的打击。并遵照中央的指示，对原来宽大留用后表现不好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反、坏分子，从内部清理出去，劳动生产，监督改造。一九五八年，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对敌斗争形势空前有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群众觉悟大提高，政权空前巩固的形势下，对于基层厂矿企业中清查出来的一般历史反革命分子，除了应该逮捕判刑的，应该劳动教养的，非开除不可的外，一般都采取了判处管制、免予刑事处分或留用监督的办法。由于我们紧密地从每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在贯彻执行政策中有宽有严，在运用策略上，有紧有松，这就大大减少了肃反运动的阻力，并有效地挖掘出不少隐蔽很深深的反革命分子。
肃反运动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的密切领导下，动员全党，动员广大群众进行的。肃反斗争，由于它的特殊情况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因为只有党才能全面地正确地分析形势，熟练地掌握阶级斗争和肃反斗争的规律，在复杂的斗争中明辨风向；只有党才能在斗争中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只有党才能组织、动员和领导群众，组织最有成效的斗争。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路线和策略，各级党委强有力的政治思想领导，给广大干部和全体人员以坚定的信心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是肃反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在肃反斗争中，每当形势转换的关头，都抓紧了对肃反战线的政治思想领导，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了“宁右勿左”的思想，也反对了“宁左勿右”的思想。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初期，党中央“七一”指示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厂矿、学校中，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好人。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有错误和缺点的，但他们还是属于好人一样的。如果忘记了大多数是好人这一点，我们就会犯错误，但是同时，这些人员中，也有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也一定会犯错误”。党中央这个科学的分析，给了我们大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清查反革命分子的信心和力量，又从根本上防止了发生夸大化的危险。当一九五五年夏天开始发动运动的时候，不少单位曾经认为他们那里没有反革命，或者认为反革命的破坏并不严重。党中央的“七一”指示和“八·二五”指示中，对于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肃反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号召全党行动起来，为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在中央的正确指示得到贯彻之后，肃反运动就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范围普遍展开。同年八、九月间，运动走上了高潮，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被揭露出来了。这时有些人的脑子开始有点发热，小组斗争中不讲策略的简单粗糙现象开始露头。中央及时地颁发了“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运动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的指示”，各级党委迅速贯彻了中央的指示，执行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巩固了运动的成绩，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党对肃反斗争的组织领导，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保证。运动中，各级党委始终坚持了书记挂帅、定期讨论的制度，有关肃反的重大问题，例如批准肃反计划、肃反清查对象、捕人、定案、判刑等，党委都实行了严格的组织控制。为了加强党委对肃反工作的具体领导，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肃反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并依据任务的大小，建立了肃反专职队伍。各级党委的肃反领导小组在党委密切领导下，在掌握文革、政策、统一领导、运用斗争策略、总结经验、培养干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领导作用。
肃反运动是有计划地分批地进行的。根据各单位的不同特点，运动大体上分为四批逐步开展。第一批主要是中央、省市（区）和专区三级党政机关、高等学校、大型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第二、三批主要是县、区、乡和国营工矿企业、文教卫生系统；第四批主要是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社和其他经济、文化教育基层单位以及新建、扩建的单位。根据运动的发展，党及时地总结出第一批以至每一个单位的运动必经的准备工作、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甄别定案和复查验收五个阶段。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准备，材料准备和思想准备。每一批以至每一个单位的运动，在开展斗争之前，强调做好准备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小组斗争是发动群众清查反革命的主要形式，确定斗争对象的多少和斗争方法的运用，必须适应当时的形势，符合斗争策略的要求。小组斗争应该力求做到不攻则已，一攻即克。要避免僵持不下，发生“顶牛”。通过小组斗争，使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迫使反革命缴械投降。专案审查，就是对于运动揭露出来的反革命和反革命嫌疑分子，进行调查研究，区别是非轻重。甄别定案和复查验收，是保证不错不漏和正确处理的最后两道关口。这些都是保证运动健康地发展不可缺少的工作过程。当然，五个阶段是互相衔接、互相穿插，不是截然分开的。这样有计划地分批地有步骤地进行的结果，就使广大干部方向明确，干劲很足，逐步丰富了斗争经验，又逐步锻炼了干部，使运动一批比一批做得更好、更健康，这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肃反斗争中的具体体现。
经过肃反斗争，革命组织的纯洁制度，群众的革命警惕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反革命破坏的空隙也大大减少了。但是，内部肃反的任务是否就此结束，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不能。我们的肃反运动，虽然相当彻底地肃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还有少数隐蔽很深的漏网分子，需要继续清理挖掘。还留用了六万多反革命和坏分子，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需要进行长期的监督改造工作。在阶级斗争中还会生长出新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新建、扩建单位一个接着一个的增加，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也还会乘机钻了进来。而且，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美帝国主义、残余蒋匪帮还盘踞台湾。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在千方百计地派遣特务到我们内部来，寻机破坏我们的各项建设事业。基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绝没有理由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绝不能高枕无忧，放松警惕，绝不应“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肃反斗争作为一个持续四年之久的全国性的运动是结束了，但肃反工作并没有完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内部新的人员不断增加，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又混进来了。因此，今后的清理工作，可以用经常政治审查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可以请示党委批准，采取运动的方法进行肃反。各地在肃反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逐步撤销以后，内部肃反的遗留问题及其以后的工作，应当分别移交政法公安机关完全接管起来。对于肃反期间，从内部清理出去，进行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应当负责移交给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切实地管起来，组织群众监督改造，并对他们实行定期考察、评审的办法。对于监督生产已满三年，仍由原单位发工资的，应当根据他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分别进行适当处理。原则上，对这部分人，应该一律停发原来的工资。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重新规定适当的报酬。各级政法部门应当继承和发展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继续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做好经常的保卫和保密工作，尤其是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保卫、保密工作，严密人事制度，防止反革命分子的混入和进行破坏。肃反运动已经结束的基层单位的党的支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保卫、保密委员，负责组织党内外经常的保卫、保密工作。只要全党保持高度的警惕，只要群众保持高度的警惕，只要我们的专政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加紧工作，加强专政，反革命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必将组织继续遭到彻底的失败。
来源：中央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文件汇编》，1991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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