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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

日期:1960-10-12 作者:[待确定]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批转的两个文件极好。中央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的党委,要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

从1958年冬天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因为这种“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和农业生产力。但是,从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例子看来,这个问题在不少地方至今没有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如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的事实所证明的,一经整顿之后,群众的生产情绪不仅马上扭转,并且出现了生产的高潮。

中央和毛主席几年以来也三令五申,不论什么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力求精简机构,节约人力,合理安排劳动力,反对铺张浪费。但是,福建闽侯县城门公社的材料反映,两年来社办企业、事业的摊子铺得过多、过大,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动力的浪费非常严重,使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由7700多人减少为5100多人,并且增加了公社不应有的开支。凡是有这种情况的地方,同样地也绝对不能听任自流,而必须及时地加以清理。闽侯县城门公社一经整顿,就从各方面挤出了2000多个劳动力(占整顿前农业生产全部劳动力的45%),使他们回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被农民群众称为一件大喜事。

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解决了这类生产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就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须知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国还不能立即全面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只能够首先在一些局部的地方逐步实现这种机械化,因此,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头等要素。

现在中央发给你们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这个基本方针,就会使这个方针变为空谈。反之,如果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并且将同时有利于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继续跃进。

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地解决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看来不能够只依靠各级的干部会议,还必须由省、地,县和公社党委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并且明确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下达到公社的生产队和各经济部门的基层单位,使党的各种政策和方针直接同群众见面,用领导和群众的“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够如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那样,收到切实的效果。

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最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使自己取得具体的经验,然后继续按照不同公社的不同情况,对上述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全面的彻底的解决。各省的工作部署如何,请尽速报告中央。

附:

中共湖北省委批转的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

任重、体学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为了贯彻省委的“十条政策”,我们同沔阳县委一道,在通海口公社搞试点。现将情况和做法报告如下:

去年以来,县委曾经将通海口公社,作为贯彻政策的重点,两次大战“共产风”。有些人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次暴露的情况看,各方面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刮“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问题、自留地问题等最为严重。

这个公社的“共产风”,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处理,可是边处理边刮,一直刮到工作队进村的时候——9月4日,这一天有的生产队还在没收社员的自留地。

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笔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包括分配未兑现的)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万件,耕牛84头,木料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万件。

县、公社的各企业、各部门,和公社所在地的通海口镇,借着搞副食品自给、协作挂钩、发展社有企业等名义,大揩生产队之油,“侵占”生产队的土地、劳力和机械。星红生产队仅土地就被占去550亩,远在武汉的河运学院占了他们30亩菜地,通海口镇占了250亩菜地,公社红专队科所占了130亩棉花地。粮食、商业,税收部门,也乘“共产风”之机,大敲竹杠子。连学校也要学生带鸡入学。

公社红专队除了“侵占”星红生产队130亩地以外,还调了他们一大堆东西:大米2700斤,柴草10万斤,各式车辆278部,小型农具438件,楼板60套,家具310件,房屋6栋。群众称他们为“蝗虫队”。

七红生产队有名的莲花池,1958年被收归社有,群众看到“金饭碗”被夺走,就渐渐消极了,650个劳动力,经常出工的不到一半。去年全队粮食减产25%,总收入减少23%。今年,队里的320亩藕田,又被管理区“充公”了,小队见势头不对,把耕牛卖了,农具、家具也烧了不少,74支船丢失了48支,剩下的26支有22支是破烂的。群众看到生产队倾家荡产的情景,伤心得流泪,许多人想外逃自谋生路。

城关管理区在“有粮大家吃、有种大家种、有钱大家用、有屋大家住”的口号下,去年实行了土地一拉平,全管理区3万亩地,每人平均2.7亩,多抽少补,全区调出生产队的土地达9000亩。去年冬天,又搞粮食、资金一拉平,被调出生产队的粮食20万斤,现金1万多元。

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献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得拉社员的猪仔;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的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公社化以来,城关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刮了15次。

许多生产队粗略地计算一下,“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损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

碾盘生产队的损失账是:耕牛死亡18头,拆毁房子70栋,丢失与损坏船37支、水车54部、手推运输车300部、牛车12部、家具1.087万件,共损失8.145万元,平均每人损失49元。

全公社刮“共产风”中农具损失的情况是:船损失32%,犁23%,耙24%,耖子16%,卜磙18%,水车7%。

各地普遍实行的,每年三包中的“土劳平衡”,乱调土地,也是一种“共产风”,这样搞法,小队就不开荒了。

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电气化”,就是靠电话。

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事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

在同一块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这就是全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有时公社一天得开几次电话会。晚上,见天欲下雨,电话会上布置明天插秧。清早起来,天却晴了,紧急的电话会又布置打麦子,社员丢下秧苗,来到场上,就又接到第三次调动的命令:“土晒干了,应该除草灭茬。”对此,群众称之为“孙猴子”的领导方法。

活干完了,新的命令没有下来,社员催干部,干部说:“别慌,待我去打电话问问。”有时候,电话失灵,一等半天。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

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28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有,今年也有的事实。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需要口粮60万斤,种子5万斤,本来应当供应6万斤,反而卖了18.5万斤,结果国家又供应了23.9万斤。今年也是如此,把种子都卖光了,秋种的麦种一粒也没有。

卖过头粮的结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由于供应不及时,给生产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提起自留地,真叫社员生气。有的生产队一连几次缩减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种得好好的,一声命令,连地带菜都没收了。不是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每户三分到五分的规定,而是“一刀切”,一律不超过两分或三分,纵然是三分半,也要把半分地切出来,归小队,可是小队又不种,情愿荒着,这怎么不气人!

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那有心思搞生产?那有心思爱护公物?那有心思提高工效?那有心思细收细打?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的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和1957年或1958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有些富队变成了穷队,特别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的更大,损失也更大。

全公社的粮食单产,1958年是352斤,去年是311斤,今年预计只有297斤;棉花单产,1958年是皮棉74斤,去年是60斤,今年预计只有40斤;油料总产量,1958年是11万担,去年是7.8万担,今年预计只有6.9万担。

碾盘生产队,1957年总收入是23万元,每人平均156元,今年预计总收入只有14万元,每人平均只有94元。连续3年,还没有赶上1957年。

洲岭生产队,1958年总收入是16.5万元,每人平均117元,去年总收入是10.4万元,每人平均73元,今年预计总收入只有9.9万元,每人平均只有70元。

王河生产队社员的平均收入,1957年是112元,去年是97元,今年预计只有44元。

象这样的生产队,还有很多。

今年,这里的河旁路边,房前屋后,到处种的是洋姜。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沔阳人挺喜欢吃洋姜吧!其实,这是“秘密”,是社员对付“共产风”的办法。过去这些地方种的大多是小杂粮,也有洋姜,但刮“共产风”中,小杂粮往往被没收了,洋姜则可以零敲碎打,挖一点,吃掉一点。

政策越不贯彻,群众越没有积极性,生产越搞不好,生活越发困难,生活越困难,就越刮“共产风”,相互影响,火上加油,越来越旺。

所以,只有抓住贯彻政策,彻底地处理“一平二调”,彻底地纠正生产上的瞎指挥,以及认真地解决粮食问题等等,才有可能真正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会有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公社的巩固。

这次试点,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一)关键是领导的决心

县委组织了一支400多人的队伍,书记、委员、部长、各部门的负责人和骨干都出动了,面上各公社也派个副书记参加。

人多声势大。管理区有工作队,生产队有工作组,每个小队一个人,这下子可轰动了群众,他们说,真象当年土改队。

工作队一和群众见面,就大讲政策,表达领导决心,把政策交给群众,抓住群众要求,依靠群众执行政策;边宣传政策,边揭发问题,边算清账目,边组织兑现;抓住群众要求,从上面到下面,先抓大后抓小,层层深入,关关攻破,一战到底。经过十来天的工作,比较彻底地处理了“一平二调”,解决了其它政策的突出问题,和初步地处理了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从而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掀起了生产高潮。

回过头来,我们想了想,为什么过去16个月(从去年全省六级干部会到现在)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不到10天就解决了呢?

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解决这样大的问题,靠一两个人,靠公社本身,用小手小脚的办法,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过去处理“一平二调”,为什么小手小脚?原因就是对政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一平二调”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这是群众不积极、生产搞不好的根源,反而怕抓政策、搞兑现会影响生产,一直下不了决心,想把问题拖过去就算了,结果呢?事实告诉我们,政策问题,马虎不得,越马虎就会越被动,越不抓政策,生产就越走下坡路。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下决心,而决心的大小又取决于对问题的认识程度。所以,必须通过算账对比,看几年来的生产变化,来教育干部,提高认识。

首先是省、地、县三级下决心,这三级对公社以下的“一平二调”要首先兑现,彻底兑现。下面看上面,上面可以刮,下面当然也可以刮,上面坚决处理,下面当然也不敢拖。沔阳县委这次的决心是:该退物就退物,该拿钱就拿钱,一刀切断,不留尾巴。县级机关的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战,在运动中整风,在现场解决问题,带头兑现。

公社这一级,决心比较难下。原因是怕“脱裤子”。他们调的最多,如果彻底兑现,就得拿钱拿东西,实在有点舍不得。在算账兑现中,有的公社干部设法说服生产队,强调照顾大集体的利益。有的干部则干脆“顶回去”,企图赖账。对于公社干部,必须做好工作,要随时整风,要让他们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受教育。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把调生产队的几支船、几辆车退回去,公社暂时少办些企业,所换来的,是整个生产队的积极性,是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是生产的大发展,是人民公社的大巩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不断地克服动摇的情绪,下定决心。

公社这一级决心下了,生产队得到了兑现,他们自己也就顶不住了,非向小队和社员兑现不可。

(二)“两头挤”的办法

工作队进村以后,就大张旗鼓讲政策。但是,群众中带有普遍性的反映是:“贯政策,讲兑现,讲过千万遍,就是不兑现。”

群众的忧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去年各县的万人大会起,就大讲政策,讲过千万遍,为什么总是兑现不了?通海口公社虽然大战过两次“共产风”也只是打了许多“白纸条”。

给过去下个结论,就是说的多,做的少。而且,过去我们对“做”的认识也是不足的。现在,体会更深了:用上推下的办法,靠公社的同志去解决,由刮“共产风”者自己去处理“共产风”,是难上加难。教育说服,是个办法,但光靠这个办法不行,还必须给予一定的压力,这就是必须运用毛主席所说的:“两头挤”的办法。具体说,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领导者带着群众去要账。

为此,工作队进村后,抓住了各个生产队突出的、最使群众伤心的、在群众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一两件事,立即处理兑现,以兑现作宣传,以兑现表达领导的决心,从而把群众调动起来。星红生产队展开工作的第二天,县委书记和工作组,就带着队干部、贫农代表,将被各单位“侵占”的550亩地要回来,将被供销社调去的船要回来,将被没收的自留地归回原主。这两个兑现的行动,极其有效地调动了群众,也教育了刮“共产风”的单位。贫农代表回去大力宣传:“这回可是真兑现了。”刮“共产风”的单位看到领导这么坚决,也就不再讨价还价,不敢留下一手。

首先搬大的,搬上面的,最有利于调动群众,群众越发动,越有声势,问题也就越暴露彻底,越解决得快。

(三)把兑现抓到底

问题全面暴露以后,就采取集中处理、集中兑现的办法。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均成立兑现办公室或小组,负责核账和兑现。公社向生产队兑现时,以管理区为单位召开兑现大会,生产队和小队都派代表参加,公社干部在会上作检讨,保证今后不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

生产队调社员的,主要是房屋、家禽家畜、小农具、家具、小杂粮、木料等。这部分数量虽大,每户都有几件,但多是些小东西,偿款有限,坚决兑现,人心大快,对群众也是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处理这个问题,采取自报和评议相结合,去假留真(有很大一部分假象),该兑现的张榜公布,召开社员代表会议,宣布兑现,宣布处理结束[果],干部和群众共同做出决议,今后不许翻案,不许重犯。

这次兑现的原则,一是分清时间。今年5月1日以前(即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以前)的“一平二调”,一律按省委规定的二十条处理;5月1日以后的,不问情由,不许拖延,调什么就退还什么。二是生产队的兑现不能影响当前生产投资和社员分配,有困难时,要多抓副业,保证分配兑现。

由于兑现抓的紧,全公社在10天中,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该调的劳动力,已经全部退回;被占去的8000多亩土地,除少数用作基建按价付款外,已全部归队;占用、拆毁的房屋,退还了大部分,尚缺的一部分待秋种后修建;调整和分配遗留解决了84%;粮食、农具、耕牛、家具、材料等,物在者全部清退,原物不在者共折价49万元,已兑现71%。

尾巴怎么办?例如,有个别的悬案,一部分房屋需要秋种以后才修建,有些款还未还清等,这些问题,必须采取记账,查账,要账的办法,上级和当事双方,都要记账,经常查账、要账,直到全部清账,一笔不漏。

粮食问题,主要是抓两头落实,通过放手发动群众,以生产队为单位核实今年的产量,把征购任务落实,三留留实。很大的问题是分配任务不合理,这次县委已经作了必要的调整。

三包和小队权力下放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必须同时解决。三包上的问题很大,过去有许多错误的做法,必须依靠群众,大破大立。(这个问题,县委有专门的报告)

自留地固定了下来。基本上是按过去高级社的数量,把没收的退回去,今后再不允许动。

劳逸结合也按照省委的规定执行了,9月15日开始第一个假日,群众高兴极了。

这次运动,很自然地和农村的新“三反”扭在一起,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等等大大暴露,也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除“一平二调”外,其它问题多还没有深入解决,必须结合当前生产,进一步发动群众,乘胜前进,彻底解决。下一步,准备大抓分配,办好食堂,把抓好秋种和抓好生活结合起来。

(四)明确地划界限

有些公社的同志怀疑彻底算账兑现是不是右倾?是不是促退?是不是只顾小集体不顾大集体?也有不少的同志反映说,过去明知问题严重,非解决不可,但是不敢正视,原因是怕犯错误,怕被反右倾。如何正确地划界限,这确是个重要的问题,“共产风”一刮再刮,错误一再重复,其根源也正是没有划清政策、是非界限,迷迷糊糊地干工作。

这次试点,自始至终抓了划界限的问题,在处理国家与集体、大集体与小集体、集体与个人等各种经济关系中,在处理生产队、小队分权的问题中,都严格地划界限,一点也不马虎。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正确认识错误、彻底纠正错误和防止今后再犯错误的根本办法。

有些生产队,看到公社认真兑现,也自动将过去欠公社的积累还清了。有一个社员,这次兑现得到五块钱,感动极了,当场拿出三块钱来,交给小队长,干什么呢?听他说的:“过去我损坏了公家的农具,没有讲,现在你们讲政策,我分清公私,你们讲兑现,我也讲兑现,三块钱赔了。”这次防汛,有些干部又想无代价调用群众的东西,结果都被群众顶回去,换之以互利的办法。界限清楚,就不乱了。

这次,干部深深认识到,干什么事,搞一个什么运动,都要抓政策,没有政策就非乱不可。

(五)和生产扭在一起

贯彻政策的目的,在于真正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不能静止地讲政策,静止地处理问题,而是应当从生产出发,一切为了把群众的情绪扭到生产上来。

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很明显,在政策兑现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无数的生产小高潮,有如:

出勤高潮。许许多多的生产(队),出勤率由原来的60—70%,上升到100%。小队长过去用以催人下地的喇叭筒,现在可以甩掉了。

工效高潮。过去需要两3天干完的活,现在1天就干完了。

开荒高潮。这10天中,主要劳动力上堤防汛,家里的妇女和半劳动力就开垦了3800亩小块荒地。

种菜高潮。自留地的荒草不见了,很快种上了菜,不少的还围上篱笆。

公物还家高潮。丢失的农具都找回来了。埠弯管理区找回来了8000多件农具,有一个生产队,从水底捞回来15支船(全是社员自己藏起来的)。

修理高潮。过去损坏的农具、家具、房屋,都积极在修理。

只有小高潮还不够,还要组织大高潮。在全面算账兑现的基础上,发动群众算损失账,算今年收入分配账,提出“一年捞回来”的战斗口号,每个生产队、生产小队都制订出“赶本”计划。这时候,必须抓紧解决小队权力下放,搞好三包落实,和加强生产的责任制。通过这些工作,迅速把当前的生产抓上去,掀起全面的生产高潮。

有了政策作动力,生产就可以比较顺利地抓起来。过去是群众担心生产搞不好,现在是群众反过来撑干部的腰:“同志,放心吧!明年生产搞不好,由我们赔!”干部看到政策兑现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思想也通了,长期以来糊涂着的,现在开窍了。

群众将这次政策兑现,比若土改,他们说:“解放以来真正贯彻政策的只有两次。”工作队走的时候,群众骄傲地说:“这回看我们的了,明年请来看吧!”

上述,就是试点的主要经验。

目前,试点上运动的声势,已经波及全县附近的外县各地,有些地方,群众自动要求领导搞政策兑现。县委抓住了这个大好形势,于9月16日召开全县干部大会,总结推广试点的经验。

这次总结的时候,荆州地委书记处的书记,和附近各县的县委书记也参加了。地、县委和公社的同志从这个试点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有没有决心大战一场,全面地贯彻省委的“十条政策”,是当前生产能不能抓上去,明年能不能翻身的关键所在,非靠政策吃饭不可。

因此,沔阳县委决定大战到底。把试点的400骨干抽出来,再铺开3个公社,下余的6个公社作为第三批,争取在10月初解决问题。

荆州地委决定全区照沔阳那样干,每县毫不例外地集中300人到500人的工作大队,搞个试点公社,训练骨干,吸取经验,分批展开。

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贯彻政策中应当抓住不同的重点。由于秋种即到,点上的工作,在突出地抓处理“一平二调”的同时,要尽快地抓好小队权力下放和三包。面上的工作,当前主要抓好两条:一是全面贯彻粮食政策,切实安排生活;二是小队权力下放,搞好三包落实。

以上报告,有什么问题,请指示。

王延春①1960年9月18日于仙桃

注:①王廷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附件二:

中共福建省委批转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同志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

各地、市、县委,并报中央、上海局:

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同志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特转发各地参考仿行。

城门公社的情况和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所指出的:“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是十分正确的、及时的。城门公社几年来取得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各项事业的持续跃进,但在大好形势下,较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安排使用上的分散和浪费现象,大量地削弱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两年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由七千七百四十九人减少为五千一百三十人,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多,对农业的持续跃进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大量地减少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不但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也将影响到工业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跃进。城门公社认真地贯彻执行了中央指示:“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领导狠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各方面挤出劳动力二千零七十九人,占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力的百分之四十五,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为今年秋季和明年的农业持续大跃进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个成绩是十分显著的,广大社员群众对此莫不拍手称庆,欢欣鼓舞,到处赞颂为“大喜事”。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不但没有削弱社、队工业及其它各项企、事业,并且使社、队工业及各项企、事业的安排更加合理,大量地节约了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生产,降低成本,职工觉悟更加提高,干劲更大了。常登榜同志报告中提出的经验说明:集中劳动力加强生产第一线的过程,就是切实贯彻执行“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的过程;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深入人民的过程;也是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其结果,必然出现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新的跃进高潮。全党必须看清:抓紧解决劳动力问题这一中心关键,必将获得改变农业生产的面貌,取得工作主动的全面性的巨大胜利。

做好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关键,在于领导狠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深入思想教育,充分发动生产队长和广大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彻底揭发矛盾,揭发问题,以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一切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应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如社员大会或代表会议、基层干部会议,工农联席会议等等,充分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那种关起门来,限于少数干部排队定方案,或简单行政命令的做法,必然出现冷冷清清、不深不透、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局面。这种做法各地必须严加防止。所有党员、干部必须在运动中以身作则,自觉起带动、示范作用,凡是党员、干部家属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应进行说服教育改变这种落后现象;干部徇私舞弊、引用私人的,应认真检查制止,对少数情节恶劣,抱有抗拒态度的应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

省委基本同意城门公社对各项劳动力的处理办法,可供各地参考。各地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1.对社、队办的工厂、企业,应根据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加以调整,整顿,该留则留,该停则停,该缓则绥、该减则减,该换则换(以弱代强,以女代男);可以结合农时季节的,农忙犒农,农闲犒工。要保证做到减人又增产。

2.社、队工厂、企业职业的口粮、工资标准,一般应相当于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社员水平;炉前工和井下工的口粮标准应予照顾,技术工的标准不能高于县办工厂、企业的同等职业待遇。

3.农业战线各种专业队过多的现象应加改变,既不能事事搞农业,也不能一概否定专业队的形式。如社、队畜牧、伐木、采松脂、造土纸以及林产化工、盐卤化工等,应因地、因事、因劳动力制宜保留必要的专业经营。各地可以不同的生产任务确定不同的经营形式,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原则必须坚持。

4.基层商业、服务行业应进行合理调整,对多余的从业人员,只要做到具体安排,各得其所,可以分派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或其他力所能任的劳动生产。

5.十六岁以上的小学超龄学生应回到农业生产,但对应届毕业生应予照顾。

6.在城市、机关、工矿、学校、商店压缩人员中,凡属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应行“归队”,使之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其余劳动力可用于城市、工矿、企业之间的劳力调整,或组织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基地。省属工矿压缩的劳动力,除了保证钢、铁重点建设,需要进行调整者外,其余来自农村的劳力仍应回到农村。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应认真分析情况,一切政策原则问题必须经过反复研究,务求切合实情,但应该做到边议论、边行动,说到做到,调整、集中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行动要迅速,思想工作、政策规定要细致,凡是没有把握的问题要反复讨论,请示报告以后再行处理。必须贯彻始终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调整、集中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后,仍应认真做好劳力安排使用和思想教育等巩固工作,发现新的问题,随时加以解决。整个运动必须紧密结合生产,不能孤立地去抽人、调人的工作。

目前,全省各地进行试点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各地均应认真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议,和闽侯县一样,迅速在全县推广,省委要求在十月份内,即在秋收大忙到来以前,所有县、社都能把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搞好。每个县平均以压缩一万个劳动力计,全省至少可压缩五、六十万个劳动力,加上城市压缩人口,则全省每以压缩八十万个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县级以上机关要速即进行精简整编工作。动员家属回乡生产,下放干部加强基层领导;要求县以上机关抽出相当于县委书记干部三百三十人,下放担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省直机关要首先行动,做出成绩。这几条如果都能在十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则搞好今年秋冬季生产和明年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就有了充分可靠的保证。

以上各点,望各地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中共福建省委一九六O年九月三十日

附:

常登榜同志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

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在城门公社大张旗鼓的采取了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深入地贯彻执行了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进行了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工作,经过五天时间,运动第一步已经结束。目前正转向进一步作好思想巩固工作,改进领导方法,加强劳动组织,组织生产高潮阶段。现将第一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城门公社几年来,坚决贯彻执行了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农业生产不断跃进;社、队工业蓬勃发展,各项事业都突飞猛进,这是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但从城门公社看,在大好形势下,也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逐年减少,使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全社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的总劳力为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七人,一九五九年下降为八千六百八十五人,一九六O年下降为八千一百八十五人,而留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变化更大,一九五八年为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五九年为五千六百三十人,一九六O年为五千一百三十人,实际搞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只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仅占总劳力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一八。劳动力和既少又弱,小队干部也有很大削弱,这是在为:

第一,社、队工业战线太长,各项企、事业发展后,占用劳力的比重过大,社办工业和社、队合营企事业,共上调劳力一千零一十三人,队办工业占用劳力七百三十三人,共一千七百四十六人,占劳力总数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三,因为劳力安排不当,浪费劳力的现象很多,如社办工业的十个工厂,一般只需要四百四十五个劳力就够用了,却安排了七百二十五个。农具厂的翻砂车间,五个人就干得了,却安排了十一人,结果人多挤不下,就轮流休息;造船厂的锻工车间,只需十一人干的活,也安排了二十四人,形成了一天只干半天活,工资照样发;特别是造纸厂,由于燃料缺乏,一个月只有三天生产时间,也安排了四十九个工人,队办的粮食加工厂,历史上都是半工半农,但挂起了厂牌子后,就成了固定工人,红山大队粮食加工厂,有三个工人,每月只有七天生产时间,也配备了一个厂长和会计,群众反映说:“忙死农业生产,闲死粮食加工”。各项事业如财贸、文教也占用了不少劳力。小学十六周岁以上超龄学生有一百五十一人;公社专业文工团有五十余人,其中也有劳动力五人;商业工作有布点过多和机构臃肿的现象,只须要二百一十二人可办的事,却安排了二百七十九人。敖峰大队村村之间只有咫尺之隔,就设了国营门市部和代销店各一个,供销处水产门市部一月只有五、六天营业时间,本来由食堂代办就可以了,也安排了二十余人。

第二,农业内部分工不合理,专业队伍过多。全社共组织了果树、畜牧、蔬菜、运输、搬运等八十二个专业队,共有劳力一千三百三十四人,占农业劳力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全社三千八百五十五只生猪,用了三百四十二个劳力管理,每人平均养十一头猪。梁暦大队十一人管理五十一头猪,每人平均管四头猪。另外 ,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事业,占用一千一百零二个劳力占农业劳力总数百分之二十。

第三,为了适应各项事业发展,工作分工和应付上级开会过多的需要,大队干部也成倍的增加,一九五七年只一百五十人,一九六O年增加到四百一十七人,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红山、敖峰、城门三个大队,仅大队级干部有九十六人,占劳力总数百分之八点三。这样就造成:第一,大大削弱了小队领导骨干,形成头重脚轻。城门大队十二个小队,十个小队长是能力弱、生产经验少的新队长。而干部加多了并没有加强了实际工作,敖峰队干部反映说:干部多了,没有向下跑而是向上跑”。第二,干部增多后,行政管理费用也随之增加,影响到社员收入,全社算了一笔帐,仅多余干部一年要多开支三万六千元,占大队一级积累总数(十五万元)百分之二十。第一线劳力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弱,上调工业的劳力百分之八十五是男全劳力,而留在粮食战线上的劳力百分之六十是半劳力和妇女。城门大队林知金生产队原来二十八个劳力,公社、大队抽走了十五个,占百分之五十五,留下的十三个人,平均年龄达到四十五岁,三十五岁以下的只有二人,最年青的一个是二十四岁,是一个地主的儿子。这种生产劳力弱和人少田多的情况,使留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力对搞好生产失去信心,城门社员林友培说:“几个人下田不用说干活,吓也吓坏了”。城门外流劳力林依乐曾三次想回队,就是怕人少田多受不了,还是走了,他说:什么时候劳力问题解决了,叫他回来他马上就回来。

中央、省委对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是非常英明正确和及时的措施。城门公社,经过这次运动,从各方面压缩劳力二千零七十九人,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占原粮食生产劳力总数百分之四十五。其中:

1. 社、队工业,从原来一千七百四十六人压缩到六百三十二人,计压出多余劳力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其中社办工业压二百八十人,社队合营压一百零一人,队办工业压七百三十三人):

2.商业,从原来二百七十九人压缩到二百一十二人,(还是多了)计压出多余劳力六十三人。

3. 达到劳动年龄的、十六岁的超龄小学生,动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百五十一人,文工团解散之后下放劳力五人,其余二十三人是超龄的小学生,仍回原校读书。

4. 大队一级的行政管理干部根据既要精简机构,又要照顾事业发展需要的原则,基本核算单位其配备干部一百九十六人,下放二百二十一人。

5. 取消不必要的专业队,压缩后勤多余人员计五百二十一人。

这样集中劳力以后,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粮食战线劳动力从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增加到六千五百六十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这不仅给农业生产战线上增加了生力军,而且对广大社员鼓舞极大,立即掀起了秋季生产新高潮。潘墩大队下洲小队,原来劳力少,田地多,生产工作进度一向缓慢,平常有百分之二十社员不出工,就是出工的社员工作效率也不高,这次经过下放七个强劳力之后社员干劲倍增,都说:“毛主席真英明,下放劳力,增强信心,生产一定是兴隆”。原来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林品英等现在也安心了。她说:“工人都来当农民,农业一定有前途,不走了。”这二天出勤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城门大队这次下放社、队劳力一百二十二人,社员把欢迎会变成秋季生产誓师会,立即掀起了后期田间管理和秋季积肥新高潮。城中队三天积肥二千八百多担,城南队不但大搞地瓜后期追肥、松土,而且大制代人粪为冬种准备基肥,全公社在变“农闲为农忙,确保秋季大丰收”的口号鼓舞下,三天时间把二、三类苗五千八百多亩,又追上第三次肥,耕了第四次草,拾种蔬菜二百五十五亩;增积各种冬种肥料二十六万担,二千二百五十四亩的地瓜普遍进行松土翻蔓,并追上一次裂缝肥。冬种计划由去年的七千八百余亩,增加到一万二千三百亩,扩大百分之六十五,冬种所需的肥料、种子和秋收工具的准备也进一步落实了。

干部下放之后,加强了生产小队的领导。全社下放了八十一个干部到小队当小队长。一些落后队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敖峰大队的青年生产队原是先进队,队长被抽走之后,由于领导弱,一度变为落后队,这次队长一回来面貌已经大变,扩种蔬菜任务超额完成了,大队干部精简以后,大队干部并没有感到干部少,工作多不好作,敖峰大队干部反映说:“基础(指小队)加强了,我们就轻松了”。保留的社办队工厂,经过放鸣辩论之后,虽然减少了劳力,留厂职工的生产情绪仍很饱满。

(二)

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的事。从城门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在半个月前,公社党委曾根据中央指示清理过一次劳动力。但问题是:“雷声大,雨点小”,有计划,没行动;或者虽有行动,也是放弱不放强,放老不放壮,甚至名放实转移。红山大队社员听说公社要下放,四十个劳力,无不欢喜,都忙着准备开欢迎会,结果只回来八个人,并且有的有肺病、有的跋脚,有的是老人、小孩,群众都说:“一场欢喜落了空”;欢迎会不欢而散。公社下放给城门大队十四个劳务,没二天又抽回去六个给桔柑厂,其余有思想不通跑了的,有老弱残废的。小队长林俤官说:“我盼了望、望了盼,唾诞三尺,原来只是一场好梦”。为什么该下的劳力不下来,农业生产劳力该上又上不去呢?首要的关键在于社、队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公社干部热衷于发展社有经济(这是对的),但不懂得如何在保证粮食不断增产的前提下,在发展队有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社有经济,因而,舍不得“下马”对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口头拥护,行动犹豫。也有的厂、场领导,存在大少爷作风,他们感到领导百人以下的工厂不过瘾,想多留人,不愿下。大队干部主要怕劳力集中粮食战线,多种经营搞不好,现金收入减少,不好当家,如红山支部书记林金栋说:“黄金变红山,就靠刀石山,叫我弃副光务农,办不到”基层脱产干部过多,夫贵妻荣,自己不劳动,家属也脱离农业,上洋大队九个支委除一个女的外,有七个家属先后从农业抽调到工厂、托儿所等单位工作。商业办事处副主任林德余的老婆是农业生产能手,林当了副主任后,就把老婆拉来当营业员。这些干部由于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也就无力领导集中劳力的工作。财贸部门领导干部,害怕干部、营业员下放了,业务任务完不成,采取冷眼旁观态度。

运动开始,有些社、队干部威胁小队长说:“队不办厂,又不搞副业,没现金发工资谁负责”?有的企图转移目标,如说:“大队内部自己人好办,强劳力都给国家调走了,要算账,就得向上面算,才有油水”。也有的说:“问题不在队办厂,搞副业分散了劳力,过去搞副业用劳力比现在还多,农业也搞得不坏,问题是农业内部分工太细、过死,管理不严,工效不高,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行了,不必花大劲,压劳力”。也有的厂、场负责人,装苦叫难,说厂、场劳力都是老、弱、残、病,就是下放了你们也不要。有些干部舍不得让老婆去搞农业,如 骏雷五金厂长陈依旺,宣布名单时,把自己老婆也下放回去,但临走时,变了卦,不下放了,群众很不满意。但是,直接领导和参加农业生产的小队长和广大社员,吃过分散和浪费劳力的苦头,深知不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热烈拥护中央和省委关于集中劳力的指示,他们说:“下放劳力是关系国家建设,公社巩固和社员生活改善的天大事情,要彻底、迅速、全面地解决”。事实很明显,大队以上干部和小队干部及群众之间,在要不要下放劳力、放多少,放强还是放弱等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使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在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上有共同的语言。关键在于,各级党委领导狠下决心,发动和依靠小队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揭发批判一切违反中央指示的言行和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大少爷作风。只有通过严肃的斗争,才能提高觉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为此:首要关键是通过公社扩干会,从分析大好形势,肯定成绩着手,集中力量发动小队干部,依靠他们摆事实,查浪费,算细账,提办法,有破有立。龙江大队竹楼村小队干部说:“一年来被大队调去劳力二十七人,其中十七个人管蚬埕,平常又太多,收成时又太少,他们雨下都管不了,结果蚬埕荒了,这些人乐得大搞‘小自由’,卖黑市。十个人搞搬运,一个月没有几天可搬运,闲的无事,还要发牢骚,这样不整顿,对谁有利呢”。红山大队干部算了一笔帐:全队半脱产(实际全脱产)干部三十四人,占全队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一年补贴工分十万分,约五千元,占总工分的百分之十四点七,如果都去劳动,既节约了补贴工分,至少还可以创造产值五千元,一去一来,共一万元,全队平均一个劳力一年增收三十元。边揭发、边算账,既算浪费账,也算增产节约账,问题越揭发越深透,越算账心里越明亮,于是清理劳力的决心就越大。许多社、队干部说:“清理劳力确是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方针的关键,要坚决执行,保证做好”。在干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还要研究确定清理劳力的原则、步骤和方法,这样,有了方向,有了办法,就能迅速把运动推开。

广大群众对于下放劳力的决定,无不拍手称庆,奔走相告,说是大喜事。老农潘水波笑着说:“毛主席多英明呀!我心里的疙瘩,算给他老人家解开了”。他们敞开思想,大鸣大放,充分揭发矛盾,一片诚心,以事实教育干部,克服动摇性、坚定信心。只有依靠群众的监督,下放劳力工作才能搞深、搞透、搞全面、搞彻底。但是,有少数群众,他们一方面要求劳力下放,但又有顾虑,有的怕只是刮一阵风,雨过天晴还是原样;有的说:“农忙不下放,农闲凑热闹,这不是下来等分红,是什么?”“现在口粮已经够紧了,人口多了,就吃得更少”。有的怕“妇女娃娃下来,增加麻烦不顶事”。少数下放工人怕减少收入,减少口粮;留厂工作信心不足,怕完不成计划。经过宣传动员,算账对比,同时,边规划,边行动,结合解决具体问题,就会消除他们顾虑,投入劳动。值得注意的是:少数富裕中农企图趁火打劫,有的散布流言蜚语,离间干群关系;有的要求副业权、劳力权、生产权统统下放,其实质是取消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对此,要在党、团员和干部当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指明性质,说明真相。事实证明:广大党员、团员和干部是有觉悟的,他们没有上当受骗。因此,领导上绝不能因噎废食,怕乱而打退堂鼓。

实验证明,下放劳力工作,牵涉面广,问题复杂,斗争尖锐。它既震动了干部,又震动了群众,既震动了社办队办厂工人,也震动各部门职工,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这个轰轰烈烈,雷厉风行的群众运动。经验证明,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钢的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群众社会主义觉悟迅速提高的过程,也是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改善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其结果更加调动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推动秋季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必须全党、全民都动手,坚决搞好。

(三)

清理劳力,合理布局,包含着很复杂的关系。有农业和社、队工业的关系,和财贸、文教事业的关系,有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关系,有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后勤”工作的关系。也有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劳力的布局,如何体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一门科学。必须发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就怎样清理劳力合理布局问题,组织鸣放辩论,摸清规律。根据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有利于增强农业战线,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坚持“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的根本原则,研究确定了各行各业清理和安排劳力的办法。避免发生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现象。

一、 对队办工厂、企业:为农业服务,有得促进农业发展的厂、场要保留,

进行调整和整顿,否则或撤销或合并,并进行厂、场之间必要的合理调整劳力,或以弱代强,以女代男,切实加强农业第一线;技术工人和手工业出身者,一般不下放,以发挥其作用;一些弱劳力下放后,应一视同仁,妥善安排在其力所能及的“后勤”单位,抽换强劳力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方法上采取:从下到上提名,自上而下协商,一个一个的核对,一个一个的定案,细致地把工作做到对每个人的具体安排。

二、农业内部劳力的安排:要整顿专业队,既不强调事事专业,也不能一味否定。整顿的原则是:对季节性强,没有忙闲差别,或者具有特殊技术,组织专业队生产,既节约劳力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者,应组织专业经营,如苗圃畜牧场等;对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忙闲悬殊很大,农活便于穿插进行者,就不必组织专业队而实行综合经营,如果、菜、副、等。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本着精简精神,大力压缩大队脱产、半脱产行政管理干部,下放充实加强小队;畜牧、“后勤”人员实行“定员定额”,并以弱代强,以女代男,把强劳力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发动组织未参加农业生产劳力积极参加农业生产。

三、商业部门精简原则:根据促进生产,便利群众,有利开展购销业务的原则,对商业街的布局和对私改人员的改造和使用要做到国合机构统一调整,统一安排,统一处理。全社原有各种经理部、门市部、公私合营商店,代销店等六十七个单位,现调整为四十九个单位。除在八个户数多、人口集中和交通要道的大队设二十三个门市部外,并在五十四个食堂,设二十个服务部(平均一村多堂的设一个服务部)。对商业人员安排原则:

1.在继续留用的商业从业人员中,应配备一定的政治条件好的国营商业人员为骨干,以进一步加强对私改人员的继续改造,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

2.具有劳动能力者,下放农业战线;

3.对一贯从事商业活动的从业人员,而不适于参加农业生产的,如果山区需要拟动员支援山区,或从事畜牧业生产;

4.对老弱残废,但家中有人赡养,本人愿意,可动员回农村参加轻微劳动;家中无人赡养的,仍由商业部门统一安排;

5.商业上的辅助劳力,一般下放农村生产或安排后勤工作。

四、文教战线可以压缩的劳力,主要是达到劳动年龄的,十六岁以上的小学生和文工团。凡年龄十六岁的超龄小学生应回乡生产,但虽满十六周岁,是应届毕业生者应予照顾;公社文工团无条件解散,有劳力的回农村,年幼艺徒随原校就学。加强农村业余教育领导,,使回乡学生仍然有书可读,农业中学原系半耘半读,但实际上却成为全日制,现在改为名符其实的半耘半读,决定把社办农业试验场从农业上调出的劳力全部送回各队,农场所需的劳力由农中负担。

政策确定之后,必须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放手发动群众,然后组织自报公议,上下结合,民主确定下放人数,确定谁放谁不放,依靠群众做好下放人员的思想工作,加强团结,安定情绪,鼓励生产,由于大批劳力增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大批干部下放小队,迅速改变着落后队的面貌,干群一心,狠抓措施,抓关键,把秋季生产搞得更加扎实,社员说:“有干部带头干,生产保证好”。社办工厂边欢送,边整顿了劳动组织,加强政治教育,发动职工献策献计,大 闹增产竞赛,大闹技术革命,“减人又增产的口号,已经形成实际行动;商业职工结合整顿商业网和精减人员,进行了提高服务质量的教育,改善经营作风,群众满意,几天工作,农村舆论大变,人人论增产,个个埋头干;一片崭新气象,令人鼓舞,这就证明了上述劳动力调整使用的原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

(四)

劳力增强到农业第一线以后,出现了新问题,新矛盾,必须抓住关键,继续做好一系列工作,才能达到“增人大增产,减人也增产,减人不减事’的目的,首先,下放的劳力必须安置得当,发挥作用,据检查下放劳力绝大部分已纳入小队,纷纷出工生产,主要经验是做到”四好“:

1.思想教育好,“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意义深入人心,提高了参加农业生产的光荣感和自觉性;

2.安排好。根据劳动力的体力和技术水平,因人、因事合理安排,主要用于农业第一线,但有少数不适于农业劳动的人,应给予适当安排;

3.具体问题解决好。有工具、住宿、自留地等问题,都要具体帮助解决。

4.贯彻同工同酬好。目前还有少数人不安心于农业,其原因主要是怕收入少,吃粮少。因此,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必须迅速调整社办厂的工资和口粮标准,除少数社员等重体力劳动予以照顾外,其他大体相当于农民的标准,技术工的工资也不得超过县办厂技术工的标准。城门公社工人口粮已普遍压缩到农村一般劳力水平,工资普遍压低百分之七--十五,基本接近农业一般劳力的收入,这样有利于全面做好巩固工作。

其次,我们从生产出发,并紧密结合生产,做好了劳力下放工作,因而为秋季生产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因此,必须抓住和发扬这些有利条件,充分发动群众乘东风,鼓干劲,开展劳动竞赛,切实做好秋田管理和“三秋”准备工作,保证秋季大丰收,力争明年全面主动。劳力集中粮食战线以后,多种经营必须加强领导,及时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全面跃进,不可顾此失彼。

第三,总结和发扬已有的经验,全面做好劳动管理工作,以充分发挥每个劳力的作用,真正做到“一顶儿”。总结各队经验:

1. 根据劳务强弱,技术难易,田地远近和农活轻重缓急等不同情况,因人、因时、因地、因活制宜,合理使用劳力,把钢用在刀刃上,就可以事半功倍;

2. 落实三包,实行劳力、土地、农具、耕牛“四固定”,以利保管和土地加工;

3. 劳力多的小队要划分作业小组,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零活包到人,坚持定农活、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四定”小队包工责任制;

4. 执行劳动定额,做好评工记分;

5. 组织好田间生产对手赛,定期检查评比,逐歩逐项鉴定验收。

第四,大队干部精简以后,县、社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必须相应改善。干部大量减少的结果,把原来条条对口的挂钩制度破坏了,下面一根针,上面还有千条线,这对基层压力很大,因此,县、社机构也要精简,提倡分口综合办公,下放大批干部到基层去;过去会议多,干部也多,还有招架之力,今后如果仍然会议成灾,文件表报如山,那将引起混乱,所以坚决克服“五多”,在今天情况下,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根据城门公社干部群众鸣放意见,要搞好生产节约劳力,县、社领导必须克服领导生产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给予生产队以安排生产的机动权,以利因地、因时制宜,把功夫用在“火口”上。一切生产措施,必须和群众共同商量、共同研究、共同执行、共同负责。要从实际出发,切忌“整齐划一”的主观主义做法:做到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讲究实效。

第五,社、队工厂、企业、文教、财贸部门,必须迅速整顿,加强教育,立即掀起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高潮,做好工作,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农业的持续跃进。

(五)

在城门公社取得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全县各公社均通过总结几年来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深入宣传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放大鸣大辩论,统一思想认识,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挖劳动力潜力。全县初步排除计划可压缩劳力二万八千二百八十六人,目前,已压缩劳力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一人,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

全县压缩劳力的群众运动,总的说,是健康的,正常的,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不同,对下放劳力的意义、方针、政策认识深浅不同,因而,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得到了不同的效果。

绝大多数的公社领导认识明确,决心大,敢于放手发动干部、群众,开展大放大鸣大辩论,政策宣传得既深又透,在下放劳力的具体做法上,采取从下而上提名,自上而下协商,一个一个地核对定案,既始终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又细致地做好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真正做到“去者满意,留者安心”,干部和群众斗志昂扬,不仅农业战线,而且社办工业、财贸、文教等战线都出现了新的跃进高潮。

少数社、队干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大搞群众运动,只在干部中打圈子,计划、方案都由干部包办,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于下放劳力的意义、目的、方针、政策认识不清楚,因而行动迟缓或简单命令行事,造成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如南线公社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只在社办工厂职工和超龄学生中作了简单的动员,就草率地调动劳动力,其结果干部仍抱着应付的态度,说:“这个运动也是一阵风,躲过一时就没事了”,因而,放弱不放强,放女不放男,群众说:“婆婆娃娃一大堆,这是给农业背包袱,还算什么加强第一线”。被抽劳动力也思想不通,顾虑重重,社办林场调了十三个人,没到家就跑了三个,留厂工人认为,有第一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什么时候“倒霉”也不知道,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生产情绪低落。下放劳力工作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结果是要调出来的不走,退回去的群众又不要,造成上下埋怨,思想混乱。

根据以上情况,县委于本月二十三日又召开了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进一步总结交流了经验,强调领导决心,大搞群众运动,做好细致工作,紧密结合生产防止简单做法,现在运动正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集中劳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同时,根据省、地委精简机构、加强基层领导的精神。县直机关也采取发动群众,大放大鸣的办法,揭露矛盾,暴露问题,一致认为,随着事业的发展,相应地增设机构、增加人员,是必要的,但是当前有些部门确实机构臃肿、重迭,人浮于事,浪费人力。更严重的是,几年来由于从基层抽调干部过多,削弱了基层领导的力量,因此,对于中央和省委关于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充实基层的指示,表示热烈拥护,纷纷提出合理化建议,表示决心,要求下放农业第一线,经过几天酝酿,制定出初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方案。

1. 业务性质相同的科、局和一九五八年整编后,新增的机构或并、或撤;全县科、局以上的机构四十七个,计划减少为三十三个科局机构。

2. 根据既精简人员又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对县直各单位干部进行精简和压缩。原有干部(包括企事业)一千三百四十九人,减少到一千零九十一人,精简百分之十九点二。

3. 为了减少公文旅行及时的解决问题,多采用合署办公的办法设立综合性办公室。从精简后县直行政干部三百三十六人中再抽调出一百五十五人加强基层领导,其中县委书记三人,科局长以上干部五十五人,及各公社精简下的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九十六人,这样基本做到社社有县委委员。薄弱社和重点产粮社都配备了县委书记和部长担任公社第一书记;并有百分之六十的大队支部书记,由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书记或社长担任;再从大队干部中下放政治上坚强,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队主干一千多人,担任小队长。所有这些下放干部长期落户,包干负责,保证完成粮食过关的历史任务。目前正在进行具体安排,不日即可奔赴工作岗位。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一九六O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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