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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4,6-7期)

日期:1960-11-9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4期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1960年11月9日

张 掖 小 组

八日中午结合文件精神,通过摆思想,谈认识,针对本地区情况,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一平二调“共产风”制止不了的原因:

第一,对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认识比较模糊。

敦煌县委书记马骥英同志说:“对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思想上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是社共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越快,快了比慢了好。总想从生产队平调,发展社有经济。对社有经济如何发展?根据什么发展?采取什么办法发展?认识不明确。这是“共产风”一直未停的原因之一。我们对三级所有制也有过动摇,去年县上研究把一些队进行合并,虽然时间很短就作了纠正,但影响很大。”山丹县委第一书记刘逢皓说:“关于三级所有制问题,两头小中间大是明确的,但对社有经济占的比例这样小有些着急。城北公社发展社办工业的条件比较有利,适宜办工业,因此社有经济发展比较快。其他社看了后心就热了,他们提出要学、赶、超城北公社。不是因地制宜,按不同的社,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发展社有经济。我们对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问题有个算盘:一九六一年以城北公社为试点,进行试办,其他公社积极进行准备,一九六二年大搞一年,一九六三年全县达到基本社有制。就没有考虑到其他公社的社有经济比城北公社薄弱,对其他公社现有经济情况缺乏分析。提出以上规划主要有这样看法:认为社办工业逐渐增长,社有经济有三条来源,社办工业收入,公共积累提成、社办农牧场收入。这样社有经济发展快;社办农场生产的粮食可以解决社办场子的需复;全县四万四千多户,有百分之六十的户,家里有拿工资的人,收入比较高。

第二,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贯彻执行不够严肃认真。

薛剑英同志说:对政策研究不够,领会不深,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很好的理解,就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怎么贯彻?政策贯彻不下去,必然是工作忙乱,工作越忙乱,越坐不下来学习政策,越不学习,越忙乱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以往由于安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张掖地区政策的贯彻,影响很大。我们对安振的错误没有及时的批判,除个人主义外,同我们的理论水平低,没有很好学习政策,有很大关系,说不出道理,就说服不了人,盲目服从,这是一条教训。

酒泉市委书记常崐同志说:我们对政策是能认识多少,就贯彻多少,认识不了,就贯彻不下去。如在所有制问题上,自己思想上对共产主义因素增加快一些考虑的多,如国家给人民公社的投资一百一十二万元,用于社办工业三十五万元,社办农场三十四万五千元,其余用于兴修水利。原说给生产队给一点,实际上未给。供给与工资的比例问题上,中央规定三七开,而我们是对半开,四六开,思想上总是不大愿意把工资部分提为百分之七十,认为百分之六十五也就行了,有的公社积累提成太高,总寨公社的积累提成是对半开,清水公社提成百分之六十。

第三,刘逢皓说:“去年平调问题处理不干净,在思想上也留下了继续发生平调的尾巴”。

定 西 小 组

八号下午,继续讨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问题。

十五种平调手段

根据张明、牛金铭等同志发言,从一九五九年大算账以后刮起的“共产风”,在形式上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变相平调手段:

第一,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畜力。社社队队,无所不调,仅陇西北寨公社办农场平调土地二千七百亩,劳力二百九十个,牲畜一百三十二头,羊二千多只,猪一百五十口。

第二,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借口生产队土地种不上,加上干部的徇私舞弊,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好土地。临洮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四百二十六亩水地,一年多被机关学校平调去三百一十一亩,占全部水地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四。

第三,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等一律平调集中,造成严重的死亡。陇西县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四,借互相桂钩为名,先拉关系后平调。临洮师范以包扫盲关系,占去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土地四十五亩。

第五,借基建征收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九个单位,借基建占去城关土地九十二点五亩,价款分文未付,群众说:“这是没收,不是征收”。

第六,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畜力,工分不清理。

第七,以借用为名,打条子不兑现,损坏不赔偿,占民房不付租金。

第八,借“等价交换”为名,实行“低价收买”,进行变相平调。

第九,借试办公社所有制为名,抢先过渡,大平大调。

第十,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无偿平调土地。

第十一,借“帮工”、“送粪土”为名,机关、学校平调土地、牲畜。

第十二,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平调劳动力。

第十三,借口公社搞储备粮,平调生产队的粮食。

第十四,借“献礼”为名,平调牛羊办农牧场。

第十五,干部徇私舞弊,拿土地送情。临洮城关生产队的干部,为了看戏不买票、坐头座和“走后门”方便,给剧团和引洮商店送土地六十四亩,房子十七间。

四个恶果,两个破坏

做活磨洋工,不愿争上游。临洮城关公社瑞新生产小队,今年播种冬麦原来进度很快,当快要种完的头一天接生产队通知“那个小队先种完,就要抽调劳畜力,去帮助进度慢的队”。结果拖了五、六天才种完,影响了适时下种。

土地荒芜,产量下降。临洮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由于几年来大量平调土地、劳动力,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有粮食四百八十斤,一九五九年每人四百一十四斤,一九六○年每人三百八十六斤。

窑洞养猪,不让人见。城关赵家庄生产队社员屈有昌,因为怕平调,把一口猪一直圈在古窑洞里不让人知道。和平队有个社员把一口猪在窑里喂了一年没准人见,有一天被队干部看见了,他害怕平调,当夜就宰杀吃了。

大量宰杀,见物就藏。靖远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今年春天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四十多个骆驼提前杀吃了。东关生产队听公社调猪办猪场,又把四十多口大小生猪一齐杀吃了。

以上恶果的形成,破坏了生产,破坏了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为啥刮起新的“共产风”?

第一,有抢先过渡思想。张明同志说:原来总认为过渡的越快越好,今年春天县上打算搞两个公社作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试点,地委没批准,我们又搞了两个生产队作为社队合办农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旧的平调解决不彻底,新的平调又发生了。

第二,对党的政策不严肃对待。有的同志从个人得失出发,唯恐犯“右倾”错误。

第三,有些基层干部有个人打算,通过平调想从中混水摸鱼。

第四,不少同志在进行具体工作中,对政策界限划不清,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张兴同志说:新的平调大都在发展社有经济,大搞基本建设,大办生活福利,机关、厂矿办农场等方面发生的。在进行这些工作中,多数都按政策办了事,但也程度不同的违犯了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影响了生产,出现了平调。

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6期)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1960.11.09

天水小组

八日下午和九日上午,继续进行小组讨论。

“共产风”两起两落

汪中璞同志说:“共产风”在灰成县是两起两落。即一九五八年冬,刮起一场大风;一九五九年算账后,六至九月停止了;同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六干会议期间,又刮起一场“共产风”;四月六干会议上,根据省委指示检查纠正后,基本上制止了。两次大小不同的“共产风”,刮的东西很多。第一次刮的是现金、树木、家禽、房屋、家俱、灶俱和劳动力,主要的是现金。去年算账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的队彻底清理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队绝大部分也兑现了,百分之二十的队遗留问题多,留下大尾巴。遗留问题主要有两项,一是拆掉的房子没修起来,二是深翻地的协作工没结算清。第二次刮的是牲畜、土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最主要的是土地和耕畜。这次“共产风”,在四月六干会后基本停止,但是还没完全停止,表现在:机关、学校占用了些生产队的土地;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猪和牲畜;有些队收回了部分自留地;有些队把社员的零星果树收益收回了。所以,风只是“落”了,并没有停止。

“共产风”的严重后果

张效杰、王全定、汪中璞等同志,发言中列举了许多具体材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里刮“共产风”那里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那里不刮“共产风”那里的生产搞得好;那里对“共产风”纠正得快、彻底,那里的工作也就容易搞上去。如泰安陇城公社赵湾生产队,去年算账后再度发生“平调”,今年粮食平均亩产一百二十斤,完成三万六千斤公购任务后,生活还安排得很好;生产也搞得好,秋耕地已完成百分之四十。相反,该社范吕生产队,在去年算账后,公社把一个小队搞成社营商品基地,三百五十亩地、十三口猪、耕畜、劳力“一把揣”(即全部平调),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今年生产很不好。灰成县的南康公社,去年算账后,牲畜一直没有“平调”过,喂得好、繁殖快,耕畜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三,猪也增长百分之八多,已达到每户一点七头猪。但是,县上去年办牧场时,给文池牧场“平调”了一百二十八头耕畜,已经把六十多头死了;高桥公社给三个牧场“平调”的一百九十二头耕畜,今年生了五头只活一头,共计死了一百五十五头,现在只剩三十八头,严重的破坏了生产。

“共产风”刮了些什么?

云尚秀同志说,根据武山的情况,去年冬季到今天春季的“共产风”,在这十个方面很突出。

1、拆房子。因修马路、搞卫生、园田化,拆的房子不少,尤以洛门、四门、文家寺、甘谷、六峰等地更为严重。

2、平调牲口。县、社办农(牧)场而“平调”的耕畜,去年算账时未彻底清理,随后又发生新的“平调”。

3、搞“突出”平调生猪。盐井公社高峰生产队的猪,就是从各生产队“平调”的;金山公社也有这种作法。

4、搞园田化“平调”劳力。只甘谷公社,就“平调”两万多人。

5、搞专业队“平调”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破坏小队四固定。

6、搞协作既不还工又不付钱。盘安公社的有些队,被协作的队还向协作的单位,提出要“倒算”。

7、调剂种籽。队与队互相调剂的种籽,有些没有给钱。

8、收回自留地。全县共收回四千多亩。

9、“平衡”耕畜。队与队或大队与大队之间,“平衡”调整的有些耕畜,到现在还没清理付价。

10、乱调“储备粮”。有些公社把生产队的“储备粮”,调去给别的队解决了口粮,现在也未付价。

“共产风”为什么纠正不了?

有些同志认为,“共产风”纠正不了的原因,主要是对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弄不清楚,对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的办法弄不清楚,对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弄不清楚,对党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规定学习不透、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由于对这些根本问题弄不清楚,工作中爱“抢先”、“好大”、“喜欢露一手”、急于搞“突出”,所以总想多搞些大集体的东西。怎么搞呢?留积票“把上线”(即最高的比例)多留,调富队的东西支援穷队,调生产队、小队的东西为社有,调社员个人的东西为公有。甚至还组织“民兵连”、“百花战斗团”(即一百个女社员)等,打乱了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基础。灰成县还在永宁公社搞“双万亩丰产方”,把几个大队的地搞到一块,并认为“这是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是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一种形式”。执行结果,生产上发生很多问题,后来便又纠正了。有些同志还认为,去年算账时没有很好学习政策,算的不细,退的不狠,有些人的“平调思想没死”,一面批评“平调”,一面又推广“平调”,这也是“共产风”纠正不了的原因之一。如灰成县去冬搞商品基地时,地委批转西礼的做法,县上一方面指示下边不能用“平调”办法,一方面又表扬“平调”土地而搞“基地”的典型,今晚布置,明早就要行动,实际上就是要下边采用“平调”办法。这样,“共产风”当然是纠正不了的。

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泰安县的同志,讨论中提出几个问题:

1、“紧急指示”确定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是三七开。根据泰安有些社的情况,还可在个别社搞二八开。

2、自留地过去变的多,这次中央规定:自留地连同食堂菜地加在一起计算,一般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可否只自留地就划够百分之五,食堂菜地用地角、地畔等零星地解决。

3、经过这两年的变化,生产小队的劳、畜力有悬殊,而且有些队悬殊很大。这次实行“四固定”前,是否可以进行调整呢?

张 掖 小 组

九日上午着重从思想认识上和政策观点上讨论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问题。

急 于 过 渡

敦煌县黄仕福同志检查说:敦煌一县一社,想快一些过渡,二、三年变三级所有制为公社所有制。认为公社经济小了显示不了优越性;认为小队部分所有制会搞分散主义;社员自留地多一些要搞资本主义。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想把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实行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百分之三十,大队调百分之二十,生产队留百分之五十。牛、马、驴也调的不少。一九五九年夏季退了回去,但又感到公社经济只剩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没有了,因此,秋季又来“平调”,决定按百分之二十调羊只,计一万六千只,实调八千只。在这种影响下,大队办牧场也进行“平调”。山危大队大泉生产队共有羊二百多只,调的只剩五十多只了。平调来的牲畜,由于管理不善,死亡很大,公社调来的八千只羊,加上净增,现在只有六千多只,社办河西米面加工厂,调的二十二头驴,死了七头,杨家桥园艺场调来马六匹,死了两匹,牛七头,死了三头。

随意加积累 社队争分成

为了在今明两年全县实现机械化,因而在扣留比例上,积累赶百分之十八的上线。公社提取公共积累的比例更高,公社提百分之三十,大队提百分之二十,生产队留百分之五十。原计划提四百一十万元,实提了六十万元,由于积累过高,加上收入不实,造成大量的分空户和超支户,据山危、南湖、党河、河西四个大队的了解,超支户三千一百二十三户,金额四十一万四千元,分空户三千三百七十九户,金额三十九万三千多元,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执行党的政策不认真不严肃的突出表现是什么?

刘长亮同志结合玉门市的情况归纳了八条:

一、不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不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认为:“现在是三级所有,两级核算”,“小队不能有核算,否则就是破坏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二、用“平调”的办法发展社有经济。玉门镇公社三个社办农场,“平调”了生产队的一千二百亩熟地,一百多头大牲畜,近百名劳动力,以及大车、农具、家畜家禽等等。

三、搞水利建设、社办工业等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修水库都是动员一、两千名劳动力。清泉农场曾办十四个工业厂子,占用劳动力三百余人。因此,直接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为减少,赤金公社新民生产队今年夏天实际在田间参加劳动的,仅占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

四、举办各种集体福利事业,过多地占用社员的财物。玉门镇公社中泉、下东号等生产队修食堂,办托儿所,拆了社员六十五间房子。

五、厂矿、企业、机关、部队、学校发展副食品生产,眼睛向下,总想从农村多抓一把。玉门镇公社靖东、城郊两个管理区的几个生产队被民警三支队、玉门二中、玉门石油管理局运输处等单位平调了二千多亩熟地和半熟地。

六、公共食堂的制度长期不能得到全面贯彻,不以人定量,不凭票吃饭,不节约归己,干部怕社员节约了粮食,打粮回家吃饭。

七、“三包一奖”工作两年来搞得不好。今年全市“三包一奖”工作搞得比较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多是指标偏高,产量不实。昌马公社三十八个生产小队除西河六小队包产指标接近实际,其余普遍偏高。玉门镇公社南门生产队今年的包产指标变了八次,群众反映三包是:“会计算,会计念,群众听,干部看,讨论起来没人言”。

八、两年来收益分配工作存在虚假情况。花海公社南渠生产队,一九五八年社员名义上分配的、工资部分三万五千元,实际分配一万八千元,一九五九年名义上分配五万八千元,实际分配一万元,其余的都是硬凑“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一笔空账。

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刘长亮同志说原因有四:

一、不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对党的政策马马虎虎,没有把党的政策看作是党的生命线,经常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是以感想代替政策,囫囵吞枣。

二、一九五九年的全民算账运动没有完全弄清“一平二调”的危害性,算了经济账,但思想上的三个误认仍然存在,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三、不能量体裁衣,充分考虑现有人力、物力等条件,然后再确定任务,要求偏高偏大,结果反而影响了建设速度。

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钻进了事务圈子,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抓不住新苗头,抓不住问题的关键。

归根结底,不坚决贯彻党的政策,是党性问题,是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表现。

贯彻政策 立竿见影

玉门市委最近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的精神,提高了各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回去以后,立即行动。赤金公社三天内就向各生产队兑现了平调的财物三万多元。生产队、生产小队干部打消了观望态度,积极交售征购粮,六日一天入库七万多斤,完成了全部征购任务。三个生产队一天之内报出了瞒产的粮食一万五千斤,洋芋一万七千斤,红萝卜三千斤,其中,新光生产队报出的粮食每人平均十斤,新民生产队每人平均八斤。

武威、肃南初步揭发了省级单位的“一平二调”

1.交通厅武威汽修厂,用厕所粪便换用金塔公社南园生产队青壮年劳动力六人,常年给该厂烧开水、打杂,不付报酬。这次县委检查后,指出该厂应将六个劳动力退回,并付给合理工资,但该厂就拒绝该队在他们厂里垫厕所积肥。

2.武威三坝公社广场生产队连人带地划给甘肃省农业大学附属农场后,不但没有积极帮助该队发展生产,该校反将该队一些猪羊等物调到他们学校食用。

3.甘肃省第五监狱,用厕所粪便换回双城公社达桐、南河、金羊公社窑沟等生产队土地给自己种菜,不付报酬。

4.省畜牧厅一九五七年成立第一羊场(现并为国营宝瓶河牧场)时,肃南自治县垫付羊价款一万五千六百元,至今未付价,甚至还不承认这笔款。

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7期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 1960年11月9日

临 夏 小 组

八日下午和九日上午,继续进行小组讨论,发言同志从思想认识上分析了“平调”的原因,列举了很多事实,说明了刮“共产风”的危害性。

上行下效 层层都刮“共产风”

和政县罗有元同志说:买家巷公社红锦生产队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共产风”刮的最厉害,一九五九年全民算账中,“平调”问题未得到彻底处理。一九五八年州钢铁厂调去生产队的马车两辆,劳力二个,十五天拉矿石十万斤,应付报酬六十元,迄今仍未兑现。一九五九年州办南阳坡绿园,调走生产队车两辆,劳力二十三人,做工一月多,最后每个劳动工日付报酬七厘八,每劳每月得工资二元三角。县农业局在一九五九年与生产队订立合同,拖拉机耕地,收去订金五百元,结果地也未耕,款也未退。一九五九年社员自留地收入的七千一百二十斤粮食,全部收归生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乱调劳力搞协作,不等价交换。由于州、县、社的“平调”没有得到处理,生产队就乱调小队和社员的东西,干部违法乱纪,拆房屋,造成的损失很大。其主要原因:

第一,对一平二调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共产风”严重的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第二,公社领导组织不纯,使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买家巷公社原党委书记祁守谦(已撤职)、副书记徐林(已法办)、常委马光林(已法办),他们对党的政策采取歪曲的办法,使党的政策不能和群众见面。主席去年给小队的一封信,而祁守谦写上自己的名字,发给社员。有些社员对主席的一封信,还不知道。

第三,有些基层组织不纯。以刮“共产风”之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敲榨勒索群众,翻箱倒柜,从中偷盗、贪污。

第四,舍不得,强调困难。自己处理自己的一平二调,是下不了决心的,因此,该退的也未退。

第五,有些同志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政策界线不清,想多搞一点全民所有制的东西,心是好心,把事办坏了。

第六,去年全民算账运动,有前紧后松的现象,因而运动后期,对已发现的没有得到彻底处理。

临夏市罗兴唐同志说:为啥“共产风”不能制止呢?

第一,我们自己对政策学习不够,马马虎虎,有些政策自己没弄通,咋能贯彻下去呢?因此,执行政策中,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

第二,全民算账中决心不大,处理不彻底,尾巴拖的很长,下面继续进行“平调”。

第三,对三级核算、队为基础,认识不明确,所以把生产小队的权力和所有制被剥夺了。

第四,不听党的话,不按政策办事。这是对待党的政策的态度问题,也是党性问题。

“共产风”对生产破坏很大

发言同志一致认为,过去对“平调”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经过这次学习文件和讨论,平调的危害性是相当大的,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严重的。临夏市尹集公社尹集生产队第十九小队,共有耕畜七头(牛五头,骡子两头),今年四月生产队调去骡子两头,搞运输达五个月之久,剩余的五头牛要负担耕地四百零九亩,每头耕畜要负担耕地八十二亩,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第十一小队共有五十七头役畜,经过平调,只剩六头,每头要负担耕地五十一亩。还有二十口猪也平调走了。这样,不仅役畜大大减少,土地翻不过,而且肥料大大减少,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十一小队一九五八的粮食亩产四百零三斤,一九五九年下降到二百二十五斤,今年预计亩产二百四十五斤。社员批评我们说:“毛线上砍了一斧头,头乱了”。和政县买家巷公社红锦生产队,原来有羊三百多只,把二百多只由商店收去了,去年全民算账中,把羊转给公社办了牧场,生产队现有六十多只羊。原来有猪一百八十多口,由商店全部收去办了猪场,由于饲养管理不好,现在只剩下十二口,才退给生产队。这样,这个生产队的主要肥源就没有了,土地肥料少,有的只好白种,结果产量一年比一年低。一九五八年全队粮食亩产二百八十七斤,一九五九年下降到二百四十六斤,今年预计只有二百二十斤,损失很大。买家集公社牙塘生产队的一个猪场,有母猪二十五口,又肥又胖,去年十二月公社把生产队猪场的牌子取掉,挂上了公社猪场的牌子,收归社有,由生产队的劳力去饲养。因此社员认为把他们的猪收走了,不满意,饲养不好,七口大母猪死去了。大家认为,所有制解决不好,对生产破坏很大。

从上到下 件件兑现

有的同志提出,刘家峡、盐锅峡、洮河林场等单位,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盐锅峡水库区,今年淹没土地三千二百多亩,其中有青苗地一千一百三十亩,应给补偿。

(二)水库蓄水后,有三十部无车停转,使五千八百多亩水地变成了旱地。

(三)刘家峡水库区,在今年五月间召开拆迁工作会议,决定一九六一年在1,735公尺以下的土地停种,因此这些土地上大量种了回槎作物,到八月间省计委指示,明年仍可耕种,因而土地翻不过,影响明年增产。

(四)盐锅峡工程局,派人到新寺公社罗家山生产队,商议给生产一部柴油机磨面,种了生产队的土地二百余亩,结果,柴油机没有给。

(五)一九五八年原永靖县委决定,调三百五十名青年支援盐锅峡工程,订立了合同,于一九六○年八月期满,至今还不让回来。另外,全市临时支援民工三百余名,还未回到农村。

(六)洮河林场一九五八年冬季,与东乡县订立合同,调去民工八百多人,至去年冬季期满。现在东乡很多社队,因叛乱后劳力十分缺乏,应该将民工送回生产队,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定 西 小 组

九日上午,着重通过联系具体事例,从思想认识上检查了“共产风”的根源。

思想上的模糊

杨树人同志在检查为啥不能制止“共产风”时,认为最主要的是自己思想上有几个模糊:

第一,对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思想上曾有过矛盾,有过动摇。原来总认为大队作用不大,大队取销以后,就认为在会宁成了两级核算,从思想上否定了三级所有。

第二,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在大算账中讲的多,算账后再不多讲了,思想认为很快要过渡。据检查不少干部对三级所有制弄不清楚,最近县上开扩大会测验了一下,参加会议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答不上。

第三,去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了四级核算,自己思想上不敢去承认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今年春天县委向地委报告了柴门生产队的“三包”试办,地委批评了我们提的“四固定”是倾向于四级核算的,思想上有惧怕。

第四,今年农村开展“三反”运动中,县委提出要把小队会计也列入“三反”对象,地委电话答复说,小队会计是记工员作用,他不是一级核算,思想压力更大。

刮“共产风”上面也有一定责任

耿佐同志说:过去我们总要求过渡的越快越好,社有经济发展的越多越好。这上面也有一定责任,只要那里社办农场搞的多,就表扬那里,再不问是怎样发展来的。

杨树人同志说:去年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上提出三年要过渡,要求公社经济发展一半以上,助长了下面大办社有经济。加上自留地的前后变动,对下面也有影响。当然瞒上怨下,政策常变是不对的,县委应负更多的责任。

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界限不清

杨树人同志认为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划不清界限,引起了刮“共产风”。

第一、社办九厂、二队,发展社有经济引起平调。

第二、修北川渠、大战华家岭平调的劳力多。

第三、以生产队为单位搞专业丰产队,大搞丰产方,几乎队队都有。

第四、搞万头猪场,调上来,放下去,损失很大。

第五、搞县办运输车辆,从生产队收买二百多头骡子。

第六、办公共福利事业占用很多民房。

第七、机关办农场更引起平调。

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后的反映

牛金铭同志说:我们初步向群众宣传了中央紧急指示信后,有以下几种反映:

1、社员群众热烈拥护,普遍反映:“过去是乡里人往城里流,现在是城里人往乡里走,吃饭就不发愁。”“自留地不再耽心了”。

2、小队长对“四固定”很感兴趣,但生产队干部有抵触。有些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这里有实际情况,牲口不平衡,那怕今年不要调整,明年总要调整一下。

3、对今冬整社的态度:脱产干部要求先要整不脱产干部的作风,不脱产干部要求先整社员的偷盗。

4、脱产干部对遭灾欠收地区,今冬实行半日劳动思想有抵触,他们说:越是遭灾地区越要往前赶,实行半日休息,永远也赶不上去。

5、队干部不敢给群众讲男社员每月放两天假、女社员每月放四天假。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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