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1-15 作者：[待确定]
我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于11月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省级厅、局、部、委和各直属党委的负责同志，地、市、州委和县(市)委书记，共293人。6日，阅读文件。7日，仲良现场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在肯定我省大跃进以来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检查了省委在执行中央有关农村人民公社方针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对共产主义因素强调的不适当，对发展社有经济要求过急，安排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任务过大等。启发大家认真研究中央紧急指示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揭露矛盾，大胆争辩，提高认识，把会议开好。从7日起进入小组讨论，白天开会，晚上阅读文件。
从会议头几天揭发的材料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我省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省、地、县、社各级，工农商学兵各部门，都向公社和生产队伸手拿东西，都有“平调”。全省560个公社，“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占29％，不太严重的占41％，轻微的占29％，没有刮的占1％。另外，据13521个生产队的了解，“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占18％，不太严重的占41％，轻微的占28％，没有刮起来的占13％。酒泉市各单位，平调社、队的物资总值达165万余元，平均每一农业人口负担7元2角4分。榆中县“共产风”一刮再刮，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有十怕：一怕调劳力，劳动不积极；二怕调土地，耕作粗放；三怕调农具，坏了不修理；四怕调牲畜，宁肯瘦弱不保膘；五怕调口粮，吃光不节约；六怕“大协作”，劳动不起劲；七怕调洋芋，宁吃不留种；八怕调生猪，繁殖饲养不积极；九怕没收自留地，吃青不等黄；二怕没收闲散地，宁荒不种植。“共产风”刮的最厉害的地方，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耕畜、劳力大量减少，耕作粗糙，播种面积逐年缩小，产量下降，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例如，岷县南川公社，自然条件很好，自公社成立以来，“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停止。全社初步计算，共平调土地1441亩，劳力9806人次，牲畜416头，粮食144503斤，现金44304元，其他各种物资175836件，折价总值160851亩。大大损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粮食逐年减少，该社8个生产队统计：1958年播种面积18092亩，单产227斤，总产401万斤；1959年播种面积17548亩，单产215斤，总产378万多斤；1960年播种面积18327亩，单产155斤，总产258万多斤。而“共产风”真正停止了的地方，情况就不大相同。例如，白银市武川公社兴安生产队，是个干旱地区，自1959年算账以来，再没有发生平调，干群团结，社员情绪高，生产搞的好，达到了“耕三余一”。1958年粮食总产970800多斤，单产160斤，由缺粮队变成余粮队；1959年有灾，农业仍然丰收，粮食总产86300多斤，单产166斤；今年遭灾严重，粮食总产仍然达到518000多斤，单产102斤，3年共计粮食总产235万多斤，除完成征购任务，留足当年口粮、种子、饲料以外，尚有储备粮327000多斤，可供全队672人吃一年半。这样两种鲜明对比的事例，几乎各县都有。大量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深刻地认识了“共产风”的严重危害。
去年算账运动以后，新发生的“共产风”和公社化初期的情况是不同的。1958年冬季的“共产风”，最大面宽的是“割私有尾巴”，“吃饭不要钱”，“平调”了社员的生活资料；另外，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也平调了社、队的一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去年以来的“共产风”，则主要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这可以从以下几笔大账来看一看：
(一)公社一级“平调”最多。社办企业和农牧场，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土地、劳力、猪羊、牲畜及其他物资。去年和今年新办的社营企业，多半是靠“平调”起家的。酒泉市17个公社，就“平调”了生产队土地5400多亩，劳力1500多人，劳动工日39000多个，牲畜290多头，农具560件，猪羊1600多只。陇西县北寨公社办了23个农场，从生产队“平调”土地2700多亩，劳力259个，大家畜132头，农具257件，猪羊1349头。前进张家堡两个生产队被公社“平调”去了23％的劳力，18．5％的土地。据环县和平凉市的统计，各单位新“平调”的物资总值共586000多元，其中公社一级调用的占62％。
(二)征税队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大搞丰产方、青年专业队、高产试验田，大量“平调”小队的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破坏了小队的生产责任制，“四定不稳，三包落空”这是相当普遍的。
(三)大搞水利和农田基建工程中，也普遍发生“平调”现象。省、专、县举办的水利工程，一般都是规模大、工期长、动用劳动力多；社办水利又是量大面广。全省去冬以来投入水利和水土保持建设的劳动工日25600万个，占全省农村劳力今年总劳动工日的20％左右。其中，由国家付给工资报酬的只占10％左右。水库、渠道占用耕地8万多亩。“平调”的牲畜、车辆、工具很多。损坏的也不少。
(四)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团体在大办农场、大搞付食品生产中，也“平调”了社、队的很多东西。据平凉、白银、通渭、陇西4个县市统计，县市机关百分之八、九十的单位都有“平调”社、队土地、劳力、农具、耕畜等财物的现象。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亩水池，被机关、学校调走了311亩，占73％，肃南县河弯生产队共有耕地1300多亩，就被县级机关来调去800多亩，占61％。
这几笔大账，都是平调了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平调社员生活资料的大账，也有一宗。就是大办食堂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也很多。认清这个特点，再联系到这次“共产风”刮的时间比1958年要长得多，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危害性是极为严重的。
为什么去年算账以后又刮起“共产风”？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也禁止不住，是什么道理？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由于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这就影响地、县、社各级干部，对中央的方针政策钻研不透，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在讨论中，大家检查出突出的有四种思想：
(一)急于过渡，很多同志检查过去的认识：“反正迟早要过渡，早过迟不过，赶前不赶后，早过渡总比迟过渡好。”“发展社有经济方向对头，就是平调些生产队的东西也没有关系，反正将来是要发展大集体，生产队的东西迟早要归公社所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中央的指示就“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光记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二、三年就可以完成。”抓住这两句话。大作文章，千方百计地扩大社有经济。不少地方制定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规划，先定了时间，61年试办，62年大办，1963年渡完。然后凑有利条件，向各方面伸手抓东西，搞社有经济。兰州市同志检查说：“我们把有利的条件估计的过高了”。今年计划生产100台拖拉机，现在只装配了1台。原想化肥不成问题，有个兰州化工厂，只要打扫一下就够用了，各区还有一些土化肥厂，化肥化也能很快实现。引水上山后水利化，电气化就来了。现在看来，这些估计，都不切合实际。现在认真学习了中央指示，明确了“至少七年不变”。“将来是共社的产，不是社共队的产”。共同的意见是，吃下这颗定心丸，扎扎实实地做工作。
(二)不能正确理解政策与任务的关系。当政策与任务发生矛盾时，不是在坚决贯彻政策的前提下努力完成任务，而是只顾任务，丢开政策。有的同志反映说：“任务是硬的，政策是软的，只要能完成任务，违犯政策也没有关系”，还有些同志认为，只要能完成任务，就是好干部，就能受表扬，完不成任务就要受批评。当然，产生这种现象，主要责任在省委的领导。省级机关下达任务时，不充分考虑实际可能性，提出的指标高，任务大，要求急，又没有交代清楚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就势必出现这种现象。例如，去年12月省委召开公社工业会议，提出每个公社建立九厂一队(建筑工程队)，1960年产值达到50万元，但没有规定完成任务的政策和具体办法。省上派下去的工作组，到临夏市北塬公社工作，批评他们公社工业太少，是“头轻脚重”。公社党委立即召开会议，一个上午就“平调”了5个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9个工厂。
(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有的同志说：“‘左’了是思想问题，检讨问题，右了就是立场问题，是受处分的问题”。有的同志说：“不信你看看，现在犯错误受处分的人，那个不是因为犯了右倾错误，连一个犯了‘左’倾错误受处分的人都没有”。在讨论中，有些同志对上述认识进行了分析，指出：“左比右好”是政策界限不清，是非不明，但“宁左勿右”，是明知故犯，有个人主义成分，错误更加严重。有的同志说，我们县上，全县性的平调很严重，有不少县委领导同志为了出风头，搞个人名利，明知不对，也要“宁左”一下，硬要那样干。
(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盲目执行。武都县委接到省上布置搞商品生产基地的文件，研究了几次，弄不清楚土地从何来。所有制问题怎么解决，没有马上行动。后来地委通报了文县搞商品基地的材料，要求各县迅速行动。就打电话和文县县委联系，问他们所有制问题怎么解决，想从那里取点“经”。文县同志回答：“那些问题我们也没有研究，先胡里麻搭(即马马虎虎)搞起来再说”，也就乱平乱调胡里麻搭搞起来了。甘南自治州的临潭县洮北公社干部，看到甘肃日报表扬他们办千头猪场行动快的消息，连夜又从各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调猪300多口。其中有240口是大种猪，适合较热的气候，要人喂，不能放牧。他们把猪调来后，放在气候很冷的足字大队和小种猪混在一起放牧，结果绝大部分都死了。我省地区辽阔，差别性大，不仅是刮“共产风”不对，就是在经济工作中生搬硬套也是非常危险的。
看来，执行政策中的盲目性是个严重问题，必须认真克服这种盲目性。关键是教育全党，深刻钻研，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今后领导机关布置工作，各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必须实行政策挂帅，把业务工作提高到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水平。下边同志也要提倡独立思考，有怀疑，就写个信、打个电话问一问，有意见就提出来，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这样，两方面共同努力，盲目性就可以逐渐地克服。当然，这是对大多数同志而言的。对于少数严重思想不纯，有意歪曲政策，标新立异，以求达到某些个人目的的人，则必须进行严肃批评，以至作必要的组织处理，才能挽救本人，教育同志。
在讨论中，关于“共产风”错误性质问题，展开争论，有三种看法：有些同志认为“共产风”是方向对头，方法错误。因为主观上总是想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要是把事情办好的。有些同志则认为“共产风”不仅方法错误，方向上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刮“共产风”破坏了生活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另外有些同志认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共产风”一部分是方向性的错误，一部分是方法上的错误。经过争辩有了一致的认识，判断一种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刮“共产风”的那些做法，都是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是方法上、作风上的错误，在方向上也是一种严重偏差。当然，这种方向上的偏差，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方向错误，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不要三面红旗了，不再革命了，实质上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而刮“共产风”的同志，还是要三面红旗的，还是坚决革命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执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方法，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严肃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是要做很多很多的艰苦工作的。
这两天，小组会议讨论内容，已经转移到逐条研究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具体办法，讨论情况，另作报告。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甘肃省委1960年11月15日(甘肃省档案馆91—4—704卷)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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