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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转发汪锋、王甫同志的报告

日期:1960-12-17 作者:[待确定]

各工作组、省委委员,并发各地、市、州委第一书记:

现在将汪锋同志、王甫同志给省委和西北局的报告发给大家阅读。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们深深感到,中央和西北局的同志,给了我们很亲切的帮助。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省委的一些同志,对于中央和西北局的精神仍然体会不深,觉悟不高;个别的人甚至抱着错误态度。我们应该从这个报告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中央和西北局现场坚决贯彻西北局会议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群众观点,学习他们对挽救人民生命的高度责任心,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万良才同志,我们已决定调回省委,进行检查。毛振民同志胆敢对中央检查组采取抗拒态度,目无中央,狂妄已极。请秉详同志和地委商量,立即进行检查,严肃处理。

甘肃省委1960年12月17日(甘肃省档案馆91—4—645卷)

附:

汪锋同志、王甫同志给省委并西北局的报告

(题目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拟加的。)

甘肃省委并西北局澜涛、德生同志:

我们十一日离开兰州,当天下午到武威找了些同志了解了会议的情况和仲良、耀华同志交换了一些意见。十二日下午抵张掖,参加了这里的片会。从这几天所了解的情况中,感到张掖的问题,比在兰州开会时还要严重,如果这次片会开不好,这个地区的严重局面是很难扭转的。现在把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简报如下:

(一)关于张掖的片会。张掖片会是十号开始的,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开了两天半,片会就要在当天下午结束。会上,王秉祥同志照印好的记录传达了澜涛、德生同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仲良现场的检讨提纲。经我们了解,这个会议是没有开好的:到会的同志(包括地、专部局长以上干部和张掖、山丹、高台三县市的一些书记)没有认识当前情况的严重性;两天半中只有四个人发言,而且平平淡淡,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缺乏感情;山丹第一书记(刘逢皓)甚至还在会上夸耀成绩。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会议绝不能这样马马虎虎地结束,当时即决定会议再继续开下去。当天下午,我们两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王秉详同志代表省委重新作了检查,以后他又在会上作了发言。我们根据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在发言中,一方面指出张掖地区的严重情况,全区二百八十万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大量死亡;一方面揭开错误的盖子,说明省委的领导负有主要的责任,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抢救人命。王秉祥同志的二次检查和发言,态度中肯,打动人心,当他说到:甘肃人民成千上万的死亡,自己看到那种悲惨的景象,真是痛心万分!当他说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认识到这不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甘肃人民的时候,泣不成声。到会的同志也大部分落了泪。会议的气氛顿时严肃起来。接着,地委书记处的同志也作了比较中肯而认真的检讨。这时候,到会同志的情绪马上不同了,许多人争先讲话,在讲话中,绝大多数都是检讨了自己(表示过去有个人主义,党性不纯,违犯了党的政策,现在才又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揭发了问题(对地委、省委均有揭发,其中对何承华同志在这里讲过的“不管群众吃多少也要完成粮食的征购任务”的话,意见最多,认为这是今年死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了措施(许多同志表示坚决腾出机关的办公室让群众住,拿出机关的窗帘、桌布和锦旗,制成衣服被褥给群众用;动员机关的一切车辆牲畜,帮群众运粮、运煤;等等)。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抢救人命的会议。一致表示:“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西北局”,说:“如果问题再拖一年,张掖地区的面貌就不可想象了。”许多同志说:当前是非常时期,再多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讲,现在是救命要紧。因而提出要求,结束会议,立即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便于十三日下午结束了。会议结束以后,地、县同志都是连夜赶回传达布置。十四日,张掖、山丹、高台均有报告,山丹、高台还在开会揭发问题,张掖派下去的干部则已经下到基层行动起来。地委也在十四日下午召开了党内的干部动员大会,大会的气氛是好的,干部的情绪十分激昂。

在同志们揭发中,对以下两事表示特别不满,并要求组织加以审查处理。一件是毛振民(地委书记处书记兼高台县第一书记)对中央检查组所采取的极端恶劣的态度问题,人民群众对中央检查团是热诚欢迎的,称中央检查团是“毛主席派来的救命团”。而毛振民则采取厌恶的态度,竟认为检查团的负责同志不能住在县委机关,对于王昭同志呼吁县委“抢救人命”的说法,极不满意,说王昭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公然提出要审查王昭同志的出身和成份。再一件是对万良才这次来这里的传达问题,认为万的传达作用很坏。万在这里传达了三个问题:

第一,中央检查组对河西的结论式的看法,即,河西的问题非常严重;河西的干部没有不说假话的;河西的干部没有群众观点(对于检查组提出的全面情况和措施则根本没有传达)。

第二,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上的一些指示。

第三,代表省委检查了工作中的一些错误,说省委的错误是由于成绩特别突出,骄傲自满而造成的。接着讲了七项成绩:五五年以后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展迅速;反对落后论,取得了胜利,给甘肃带来新局面,对其他省也有好影响;党内斗争是突出的,取得很大成绩;引水上山,在全国是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的思想上的命,这是个理论问题;新工业区,底子虽差,发展极快。五个缺点:骄傲自满;群众观点薄弱;主观主义和浮夸作风;党内斗争不开展;整风反右有副作用。(万的传达记录稿另送)有的同志说听了万的传达,说思想越糊涂了,有的同志则怀疑万的传达是否是善意的。

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地委将另有报告送省委和西北局。我们认为,张掖片会是开得成功的。开好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一条是领导思想必须明朗,领导态度必须坚定,主要负责干部必须认真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如此就不能消除干部的疑虑,就不能使干部心情舒畅,向党交心。再一条是必须抓住当前的关键问题,在张掖地区,干部最痛心的是死人问题,同志们说:“无论如何,死这样多的人,我们总是有罪的”,因而提出“抢救人命”的口号就最响亮,如果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足以服人,而只会更加脱离群众;在张掖地区,干部最害怕的是“右倾”帽子,因而必须反复地说明,只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踏踏实实地工作、诚诚恳恳讲老实话的人,才是党的好干部,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工作作风,而绝不是什么右倾,这是一条深刻和教训,每个同志都应当牢牢地把这个教训记在心里。另一条是当同志们的思想认识取得一致之后,就要立即研究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教给具体的工作方法。全议根据西北局的一个队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解决问题的指示,从吃饭、穿衣、住房、取暖、治病等五方面提出了许多条具体的规定,这对迅速摸清情况,开展工作,将有很大的作用。

(二)关于每人每天吃六两粮食的问题。西北局关于每人每天吃六两粮的决定,对于安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说:“我们每天如果真的吃上六两粮食,我们就得救了。”但是,目前群众还普遍的没有吃到六两粮食,原因是:

第一,六两原粮,除砂去渣后,实际不足六两;

第二,有些地方对保证供应六两粮还不放心,不敢吃;

第三,前方吃后方粮的情况仍然存在(一些运粮、运煤、浇地的重劳动力吃得多一些);

第四,有些地方还有层层克扣现象。我们已告诉各县、市的同志,要坚决向群众宣布,每人平均六两是最低的标准,国家一定保证供应,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六两粮食全部吃到群众嘴里。对于一些运粮、运煤、浇地的重劳动力和病人,都应当给以适当的照顾。经我们同地委同志研究,运粮、运煤和浇地的重劳动力,每人每天吃一斤,病人每人每天吃八到十两。这些人多吃的粮食,由国家另外拨给,不要再在群众的六两粮中挤吃。

(三)病人和死亡现象仍在发展。根据地委不完全的统计,全区现有病人八万五千多。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人数字越来越大。如高台县从十月到十二月上旬,共死一千八百八十人,其中十二月份的头四天即死了四百二十四人,目前还有重病号六千三百一十六人。而在病人和死人中,思想好、劳动好的强劳动力,因他们的劳动强度大,消耗体力多,所以占有的比例也较大,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农场劳改犯人的病、死情况更为严重。全区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四名劳改犯,今年已死六千一百五十五名,现有病号九千四百三十七人。永昌土佛寺劳改农场,今年元月份有犯人一千一百一十八名,到十二月上旬共死了一百八十二名,自十一月初口粮降为五两(原来八到十两)以后,发病和死亡率显著增加,十一月十四日一天即死了三十二人。据地委同志反映,河西的劳改农场多半是盐碱地而且又是在下游地带,浇不上水,几年来就没有生产什么粮食,完全靠国家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包袱;目前由于劳改犯人的衣服、居住和取暖等条件比一般群众还要恶劣,因而估计还会有更多的死亡。我们意见,可以考虑把这里的劳改犯人全部迁往新疆。这样,可以制止犯人的大量死亡,可以增加新疆的农业劳动力,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利,还可以减轻这里的粮食负担。如果组织好随去新疆运粮车辆运往南疆,在运输方面也不致增加很大困难。这个意见,地委的同志也均表示同意。

以上情况和给重劳动力、病人增加粮食以及调农场劳改犯去新疆的问题,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另,王甫同志于十三日下午去酒泉。酒泉会议情况将另行报告。

汪锋王甫1960年12月14日

来源: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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