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23 作者：[待确定]
西北局同意十二月二十日王甫、王秉祥两同志关于酒泉片会所提出的建议，请省委讨论决定。
中央西北局1960年12月23日
(甘肃省档案馆91—4—645卷)
酒泉片会，十四日开始，十六日结束，开了三天。到会的有酒泉、玉门、安西、敦煌、肃北、阿克塞等六个县市的书记、县长、酒钢科处长以上干部和酒泉驻军团以上干部，酒泉市的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农场书记、场长等共二四二人。
一、会上传达了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问题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工作上错误的检讨。会上的许多发言、情绪是激动的、会议气氛是严肃的、悲愤的、沉痛的。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会是“诉苦会”、是“救命会”，诉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民不聊生之苦、诉违背良心欺骗党、危害人民之苦。许多同志在发言中都表示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拯救了甘肃人民。中央检查组、西北局会议替我们揭开了盖子，找到了病根，是“救命组”、“救命会”。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表示愿以抢救人命的实际行动、纠正自己的过错、挽回党的影响。
二、根据会上反映的情况，这里的问题是严重的。粮食供应普遍紧张，这几个县市需要调进一亿五千万斤粮食(包括城镇用粮)，农村90％的人才能维持原粮六两(十六两秤)的供应标准。酒泉市的粮食库存，只能维持几天，缺粮无柴停伙断炊的现象，时有所闻。病情在发展，死亡在继续，广大农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有的同志说，目前这种悲惨景象，比今春更加可怕。人心极不稳定，群众有几怕：怕六两保不住、怕政策不兑现、怕斗争、怕死亡等等。有的人坐以待毙，失去了生存的信心和希望；有的人挺而走险，偷盗抢劫以至凶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目前这种严重形势，有的人习以为常，无动无衷；有的人丧失信心，悲观失望；有的人还在粉饰太平，掩盖真象；有的人甚至继续为非作歹，如六两口粮经过层层克扣，较普遍的不能吃足，群众已经病弱不堪。还在强迫劳动，有的还在扣饭或停饭，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在会上谈到这些悲惨情况时，很多同志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对这种严重局势有了认识，感到再不采取紧急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会上发言的同志。揭发了省委领导上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最使人痛心的是：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年年都搞“反瞒产”。生产指标一年比一年高，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大，而产量一年比一年少，因此，“反瞒产”运动就一年比一年搞得凶。手段一年比一年惨(由斗争、批判、欧打、逮捕法办一直到枪毙)。群众最痛恨的是按户分摊“瞒产”任务，结果群众吃的是“瞒产粮”，欠下了“瞒产账”。
几年来死人比一年比一年多。从一九五七年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一九五八年徽成会议对饿死人的问题，不仅没有引起注意，反而认为浮肿、死人与粮食无关。以后谁也不敢再反映真实情况，明明饿死人，也不敢说是饿死的。更不敢要粮食。会上有人气愤地揭露，一九五八年，武威人口已经大量外流和死亡，还写了“农村一瞥”转发全省，这“一瞥”不知又死了多少人。群众特别痛恨的是，当时河西有些县供应面已达90％，而安振却向省委报告，将供应面压到20％，仲良同志批转了这个“为党分忧解愁”的报告。各地就出现了所谓“粮食问题上要当当代的秦始皇”“要把供应指标血淋淋的砍下来”，结果造成群众大量死亡。当农村发生极其悲惨的事件时，仲良同志还说：“虎不伤子”，提出要追查政治原因。有的人说，这样就使人活不下去了。
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河西地区年年减产，固然与“天灾”有关，但主要是“人祸”造成的。几年来，盲目扩大棉田，酒泉市一九五五年，棉花只有2600亩，到今年发展到12万亩(有收成的只有八万亩)，挤了粮田，荒了棉田，粮食产量减少，棉花产量也逐年下降(亩产五八年27斤，五九年16斤，今年最多不过10斤)。几年来无限制的扩大耕地面积，开荒任务一加再加，结果是“开了荒地，荒了熟地”，熟地减产，荒地赔了种籽。群众最不满的是强迫种“任务田”，收麦子的时候，还硬叫种麦子，这种作法不是领导生产，而是严重地破坏生产。
产量低，征购任务大，有的地方征购任务超过了实际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根本不管群众死活。今年十一月何承华现场来河西提出了“一个标准(吃三、四、五两)，三个保证(保征购、保生产、保跃进)”。当有人提出完成征购生活无法安排时，他却说：“就是按一两安排，也要完成征购任务”。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就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用“大扫荡”的办法，搜查粮食，致使群众口粮一压再压，有的地方还吃不上一两，因而在十一月份农村疾病死亡现象剧增。
会上有的同志沉痛地说，河西人民的灾难是安振一手造成的，安振这样一个坏人，一直为省委所重用。他在反右倾以前，采取一切手法，破坏了人民公社、破坏了党的政策，以后却嫁祸于人，大整干部、大整群众，用大轰、大斗、大逮捕的办法，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有的同志说，他这一系列罪恶活动，是得到了省委的纵容和支持的，这样就更加深了河西人民的灾难。
会上许多同志在揭发错误的同时，还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求得人民谅解。
四、通过这次会议，绝大多数同志对当前的严重形势有了认识，明确了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救灾、抢救人命。现在各县、市正在分头传达贯彻西北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广大干部有了觉悟，并且积极行动起来，局势开始有所好转。但要切实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据初步了解，目前干部思想情况大体有三类：认识明确，态度坚定的只是一部份；有相当多的人认识不够清楚，思想还不坚定，处在摇摆状态；有少部份人，思想抵触，还在坚持错误。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根深蒂固，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思想一时还不容易扭转过来；由于错误路线的影响，弄得很多干部迷失了方向，不能辩别是非；思想顾虑一时还没有解除，怕反右，怕追查责任。在组织上也有很多问题：几年来有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老老实实工作的干部被整了，有的至今抬不起头来，有的被打下去了；还有一些本来是好干部也被带坏了，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错误的东西，做了一些坏事，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有些地方则被一些不纯分子、投机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干部中这种思想情况和组织情况，说明要切实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还要做很多艰巨的工作。
从酒泉市十七个公社传达的情况看：真正传达得好，立即行动起来，贯彻到群众中去的还是少数；多数地方传达得不够好，干部腰杆不硬，没有把问题讲清楚，行动不力；有的领导干部本身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会议的精神传达不下去。从现在看，要全面贯彻这次会议精神，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领导干部态度必须坚决，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毫不含糊，这样才能扶持正气，压制邪气，揭开盖子，发动群众。
(二)迅速地使这次会议精神同群众见面。广泛地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稳定人心，动员群众起来生产自救(现在群众无力自救，也无权自救)。
(三)安排好生活、抢救人命必须和向错误作斗争结合起来。安排生活的过程，就是向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不彻底揭露错误，改正错误，就不可能把生活安排好。
(四)要有适当的组织措施，把群众所拥护的好干部扶持起来；对那些坚持错误，继续为非作歹的干部，要采取坚决态度，发动群众，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五、这个地区还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粮食供应情况实在紧张。新疆一亿斤粮食能否按时运来是个大问题。酒泉市目前是运进一点吃一点，每月需要供应八、九百万斤(部队三百多万斤，城市三百多万斤，农村二百多万斤)。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到明年第一季度的一、二月，粮食底子已空，又正是天冷、缺菜的时候，如粮食不能及时运到，就会发生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请省委和西北局尽一切努力，加强粮食调运工作。
(二)在这次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这个地区的国营农场(包括劳改农场)会议，农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生产和生活都不能继续下去，不仅今年如此，明年也无法维持，因此，我们建议省委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停办一些，合并一些，迅速调出一部分人到外地移地就食、移地生产。
(三)关于农业生产的问题。目前应明确为吃饭而生产，农村应当以运粮、打柴、搞代食品为主要生产活动，其他不必要的生产应当停止。明年的生产计划，必须按照灾区的情况来安排，一切以吃饭为目的，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我们建议，开荒应一律停止，棉田必须大大压缩。
(四)一切工作都必须按照灾区的情况办事，某些政策和一切规章制度都必须适应灾区情况。凡是不利于灾区的工作和规章制度，请上级各部门注意改变(如户口管理、粮食手续、医疗制度、统计表报等)。必须保证没有钱也能吃上饭，没有钱也能治病。
(五)酒泉市的领导核心太弱。市的领导干部除了赵北克同志外，两个书记，一个腰杆直不起来，一个软弱无能；两个市长中，付市长安骏是安振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可能是个“小安振”)，据反映，市的领导为安骏和市委秘书长张树山所操纵。本来这个地区的驻军和国营厂矿派了许多干部帮助他们做农村工作，但受到了抵制和封锁，不能起到应有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市、社两级的领导核心，必须从组织上来加强，建议吸收中央所属大厂和驻军负责干部，参加市委的领导。并建议中央各部从所在地的驻军和厂矿中(特别是酒钢，明年停建)抽出一批干部，支援酒泉市、加强各级领导。
王甫王秉祥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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