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4-6 作者：[待确定]
中央监委向中央的两件报告很好，反映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城市中一部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正在勾结混入国家机关、厂矿企业内部的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多方面地进行投机破坏活动，大放五毒。从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少数党员干部的严重贪污、浪费、强迫命令以及有些县、社、企业党的组织极不纯洁等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些都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是尖锐的。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明显的深刻的。
报告中所指出的坏人坏事，虽然是少数，但是如果不加警惕，听任其发展，必然使我们的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必然毁坏更多的干部，必然给敌人以更多的可乘之机，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都应当进一步注意了解和研究这一方面的情况，并且在适当时期结合“三反”整风运动和正在全国展开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检查坏人坏事，认真加以处理。
对一部分县级领导核心，人民公社、厂矿企业党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一经发现，就应当迅速查明情况，当机立断，集中力量，限期加以解决。上海、吉林、甘肃等地这样做的结果都很好。但是也还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由于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对于少数披着革命外衣、利用合法地位为非作恶的坏分子，优柔寡断，姑息养奸，以致造成严重恶果，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至于好人办了蠢事，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那主要应当采取批评教育的办法，用同志式的态度，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使他们既改正了错误，又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有时下边工作中的某些错误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有关，这就应当认真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好好地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不能一推了事，这一点县级领导同志尤应注意。原报告两件附后。
中 央一九六O年四月十六日
为了加强城市工矿、财贸、人民公社党的监察工作，我们从三月十五日起召开了全国城市监察工作会议。会议上，各地同志一致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极为良好。工农业生产正在继续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日益巩固，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在开展，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日益高涨。但是，各地同志也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将会议上反映的一些突出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许多城市发现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旅馆和地下商业投机集团。广州市在整顿市场和供销组织的运动中揭发出地下工厂、地下商业投机集团一千零九十五个，参加者六千六百多人。上海市发现地下旅馆一百五十多处，新包工头一千四百一十人。沈阳市有“黑装卸队”九十一个，一万二千多人。成都市东城区初步调查，有地下工厂四百五十五处，共六百零五人。这些地下组织的头目，绝大多数是中小资本家、五类分子和社会渣滓。沈阳“黑装卸队”的队长、小队长等脱产人员共有七百一十二人，其中五类分子、把头、流氓、反动封建会道门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他们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剥削工人，盗窃国家资财、偷漏国家税收，贿赂腐蚀党员干部，作恶多端，发展资本主义，严重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事业。
二、少数资本家、五类分子和社会渣滓窃取了社办工业的领导权，利用社办工业进行种种投机破坏活动。例如，长春市宽城区整顿民办工业中查出的资本家、五类分子、刑满释放分子，约占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其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约占上述各类分子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天津市红桥区春德街七个生产服务社共有社务委员九十四人，其中资本家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有二十一人，有五人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他们钻入民办工业之后，以懂技术、有管理经验、能写会算为资本，骗得领导职位，并且同少数钻入国家机关企业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分子和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各种违法犯罪、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
三、少数厂矿企业和机关不顾党的政策，私招滥雇工人，滥派采购人员。今年一月份天津市从各工厂、企业中查出私招滥雇的工人共一万五千人。私招滥雇工人，不但违反劳动政策，吸引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造成职工队伍不纯。有些厂矿企业和财贸单位，对采购人员缺乏严格的审查和经常的监督教育。采购人员中混进不少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五类分子，因此，在采购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最多也最严重。有不少采购人员在采购工作中抬高物价，抢购物资，勾结黑市经纪，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大肆挥霍。有的还贪污盗窃，违法乱纪。广东省委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以来，对广东各地驻广州市的采购组织进行了检查和整顿，在各地派驻广州的采购人员三千二百六十一人中，揭发出贪污盗窃五百零二宗，贪污金额一百九十四万元，其中贪污一万元以上的就有十九宗。浙江省嘉兴县一个公社采购员是刑满释放分子，他以每吨二十元的价格向上海六康化工厂购买含有砒霜毒质的磷酸三纳母液水，冒充液碱以每吨一百二十元高价卖给食品工厂，牟取暴利三万元，幸亏发现得早，才未造成人命事故。
四、财贸、企业单位少数职工贪污现象比较突出、比较严重。湖北省财贸系统，参加第一批整风的干部共有十五万四千人，其中有贪污行为的有三万五千多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共计贪污约五百万元。鞍山市财贸系统在反贪污反盗窃斗争中，集训了九千多名职工，揭发出有贪污盗窃行为的四千五百二十一人，占参加受训职工的百分之四十九，占全体职工的百分之十。广州市财贸人员参加首批整风运动的共两万多人，揭发出贪污盗窃案件一千一百二十七宗，款额达三百二十九万元。在揭发的贪污案件中有不少贪污集团。陕西省咸阳市发现了以市商业局废品收购组组长×××（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和以手工业联社经理×××（阶级异已分子）为首的两个贪污盗窃集团，共涉及一百零一人，其中有资本家、五类分子七十八人，国家干部二十三人（党员十人，共青团员六人），这两个集团共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八万元。在已经揭露的贪污案件中，大贪污犯贪污的款数有达数万元的，如四川省电子安装公司采购员×××贪污四万七千元。吉林省开山屯造纸工资计算员×××贪污三万七千元。
五、有些厂矿企业职业队伍不纯。这些厂矿常常发生破坏事故，生产跃进任务难以完成，泄密失密现象相当严重。辽宁、河北两省工矿企业中的落后单位，一般的占百分之十左右，这些单位职工队伍不纯的问题，比较严重。旅大市最近在十七个国营厂矿中，查出反坏分子和有罪恶的敌伪人员一千三百八十六名，其中混入党内的就有三百一十人，有的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云南省昆明市搬运公司中有五类分子六百四十二人，占职工总数二千六百人的百分之二十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防工业和要害部门职工队伍严重不纯，西安市国防工业、电讯等一千五百六十八个要害部门中，发现了五类分子、伪军政警宪分子、政治嫌疑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家属、同海外有关系的和其他不纯分子，共有一千八百三十七人，占上述单位要害部门人员总数三万零八百六十四人的百分之六。
六、不少地区发现外贸单位严重不纯，椐广东省委监委反映，在汕头市二千三百三十三名外贸干部中，有资本家、反动党团分子、伪军政警完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家属、与海外有政治关系的共六百八十六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其中有些人对党极为仇视，经常幻想变天复仇。有些外贸干部还勾结香港的资本家出卖经济情报，如汕头市抽纱公司第一经理部，从主任到一般干部就有十五人与国外资本家有勾结，给他们通风报信。有一次，香港一个资本家送来五百匹坏布加工抽纱，经理部副主任×××竟给他们换成我们的好布进行加工。这些人实际上已成为国外资本家的“坐探”。还有少数外贸干部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商人接触中严重丧失立场。上海外贸局海轮服务公司副经理×××，当法国商人骂我职员是“猪猡”的时候，他竟然奴颜婢膝的报以笑脸。这个公司成立三年以来，不挂毛主席的象，不贴赶上英国的标语，在会客室的布置上百般的迎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外贸局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支委）甚至还提出外贸工作要为外国消费者服务的错误主张。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省、市委的注意。我们认为，这些情况是大好形势中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免的现象。但是，它的危害性很大，需要加以警惕、认真解决。上述问题，既有敌我问题，又有人民内部问题。在城市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我们认为发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城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城市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分子并没有完全缴械，某些方面民主革命还不很彻底。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渣滓，勾结混入机关企业的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手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向我们进攻，力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多方组织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商业投机集团，或者篡夺社办工业的领导权，进行非法活动，谋取暴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斗争，有些地区是尖锐的。（二）有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的负责干部政治思想麻痹，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缺乏警惕；招收和使用人员不问政治，不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经济组织存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职工队伍和五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三）城中街道中党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党团员很少，党的领导力量不强，是城市工作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这种情况使资产阶级和社会渣滓便于进行破坏活动。为了保证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促进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考虑：（一）有上述问题的地方，应当选择适当时机，结合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群众，彻底查检和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社会渣滓和违法乱纪分子搞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商业投机集团的破坏活动。同时内外结合，采取整风运动的方式，反对财贸企业单位的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并且清除混入我们内部的敌对分子。广东省委正在这样做，并且开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采购组织的人员较多的大、中城市，应当考虑对采购组织和人员进行必要的整顿。今后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应当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作采购工作，建立必要的制度，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三）私招滥雇的现象应当立即制止。重要的工矿企业，要害部门和职工成份严重不纯的单位，有必要进行一次细致的审查清理工作。（四）城市人民公社的生产和服务性单位必须加强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选派政治上强、有能力的党员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注意吸收那些成份好、觉悟高、干劲大的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领导力量。对于五类分子，要向群众公开宣布他们的政治面貌，由群众监督，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一般地不能管人，不能管钱，不能当干部。现在，会议正在研究党的监察组织如何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去了解并且及时向党委反映当前城市中党员违反纪律的情况，如何同有关部门密切结合，检查处理这方面的案件等问题。
1960年3月25日
(上缺）检查了工作，研究了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中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王从吾同志传达中央书记处对党的监察工作的指示以后，大家反映，思想亮堂了，很开脑筋，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更有办法了。大家一致认为，书记处的指示，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一种鞭策。
一、少数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浪费、浮夸、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很严重。据湖北省黄冈地委对十三万多基层干部的调查，其中有贪污多占行为的三万七千多人，占百分之二十九。这些人中间包括小队长、食堂管理员、保管员、会计、支部书记、大队长等。贪污款数，少的几十元，最多有几千元的。山东省冠县玉丰人民公社前马庄村支部书记彭建林贪污款数竟达八千多元，副支部书记、会（上缺）计和大队长等党员干部贪污少者三百元，多者五千元，由于这些干部大量贪污，几年来，群众没有分过钱。有的贪污行为极为恶劣，贪污救济粮款，克扣敬老院、幼儿园的口粮，以致造成死亡事件。
比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湖南岳阳县麻塘人民公社的五个生产大队，修了五个各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一百多间办公室和干部宿舍。河北省曲周县广平人民公社，为了迎接卫生工作检查团，花了两千多元搭了三个牌楼。有的巧立名目，如庆贺大队办公室“搬家”，庆贺新屋落成，庆贺并队以及送往迎来，等等，借机大吃大喝。广东省雷北县河唇人民公社，去年一年用于开会、参观、招待的款项就有三万五千元。有一次开现场会，大摆酒席，每席上了三十多个菜。河沅县义合人民公社米厦大队队长张裕纯，为了庆贺他三十一岁“大寿”，摆了十二桌宴席，动员了一百多人为他筹款、送礼、庆寿。
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参加食堂，不参加劳动，严重脱离群众。广东省潮阳县金石人民公社仁里大队，有五十二个小队长以上干部，很少参加或根本不参加劳动的就有五十人。少数干部不参加公共食堂，自立小灶，甚至克扣群众的口粮副食品和慰问病号的食品，供自己享受。广东省罗定县有二百二十六个大队设有干部小灶，占大队总数的一半以上。湖北省孝感县不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蔡服民，设有小灶，每天四餐，每月用粮四十七斤，油四斤，吃肉二十多斤。就在这个公社，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因为浮肿病等死了一千七百多人。
强迫命令、滥斗、捆绑吊打群众。湖北省黄冈地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的共九千八百多人，约占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山西省寿阳县去年冬季，强迫命令之风一度吹遍全县，在安排群众生活的集资运动中，县委第一书记王之一带头蛮干，挨门逐户搜查群众粮食，大量集中群众的生活资料，全县基层干部被斗争的占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群众被斗争的户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因为干部违法乱纪致死的有一百七十六人。这个案件山西省委已经作了检查处理。湖南省湘潭县石鼓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去年在一次整党整社的党员大会上，主持打了三十五人。以后，上行下效，这个人民公社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事件，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打死、冻死的十九人，自杀的三十一人。有个大队总支书记打过一百多人，有的公开叫喊：“不打不成人，棒子底下出好人”。值得注意的是，湘潭县委会曾三次要求地委提拔这个公社的党委第一书记为县委委员，这一案件湖南省委正在检查中。
二、有些人民公社党委领导核心和党的基层组织严重不纯。
据各地报告，农村人民公社中，落后生产队，落后支部一般占百分之十左右，河北省占百分之十一点二，内蒙古占百分之六点八，辽宁省大约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各地落后地区和落后草单位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分子玩弄两面手法，混入党内，窃据要职，篡夺了领导权，兴风作浪，胡作非为。群众把这些地方叫作“小台湾”。第二种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富裕中农当道，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权。第三种是领导干部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闹不团结，作风恶劣。这些地区往往两类矛盾并存，互相交错，五类分子嚣张，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压抑，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各项工作长期落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常刮闹粮冷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遇有灾荒，疾病流行，人口外流，甚至发生大量死亡现象。山东省单县去年春天曾经发生严重的疾病、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今年元月以来，又有七千多人外流，一万多人患水肿病，非正常死亡、弃婴、剥树皮、吃麦苗的现象很严重。据了解，发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党的组织不纯。全县二百一十五名人民公社党委委员以上的干部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三；在七十名正副社长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大队、小队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些地方，往往有混入党内、披着革命外衣的五类分子进行种种惨无人道、残害人民、令人发指的阶级报复活动。种种为非作歹、大量贪污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也往往发生在这些地方。
三、少数县委领导核心严重不纯。
自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以来，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有五十六个县委领导核心曾经烂掉或半烂掉，占全国现在县委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五。这次会上初步摸底，还有三十五个县委存有严重问题，正在检查处理或需要检查处理，占全国现有县委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
在县委领导核心曾经烂掉或半烂掉的五十六个县中，可以分为四类：县委领导权被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篡夺的，有十四个县；县委主要领导成员进行右派反党集团活动的，有六个县；县委领导权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掌握的，有三十个县；县委领导上严重违法乱纪的，有六个县。
在县委领导核心曾经烂掉或半烂掉的五十六个县中，甘肃省有秦安、通渭、镇原、陇西等十一个县，约占全省现有三十七个县的百分之三十。宁夏有中宁、宁朔等三个县，约占全省十六个县的百分之十九。吉林省有长岭、乾安、九台等五个县，约占全省三十六个县的百分之十四。据长岭、乾安、九台等八个县的统计，在一百三十名县委委员中，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属于党外性质问题的十八名，占原县委委员总的百分之十四。在七百三十名副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中，揭露出五类分子和属于党外性质问题的九十六名，占这级党员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甘肃省秦安县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揭发出一个以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有县委书记处书记、副县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县委部长、县人委科长和公社党委书记等十四人。他们从机关内网罗敌对分子和反党分子二十多人，从社会上勾结敌对分子六十人，大肆进行罪恶活动，公开破坏人民公社，包庇五类分子（下缺）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