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12-9 作者：[待确定]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好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有料到，八月才做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犯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慌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京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哪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哩！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变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翻，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是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做点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做历史分析、形势分析。这些人好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会议的重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议论，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建设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委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来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已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就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只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括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产生疑问。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到两千万吨。是否可能越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到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有余力再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那末搞。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越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两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人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上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做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做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啦；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死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它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得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五百亿斤，即翻一翻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的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则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人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面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说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是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是不愿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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